富強、土豪與(yu) 文雅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新產(chan) 經》2014年第5期

時間：甲午年臘月十六

           西曆2015年2月4日

富國強兵是近代以來幾代政治文化精英的奮鬥夢想。這一夢想經曆了慘烈的革命、運動與(yu) 改革，終於(yu) 在隱約呈現的“G2”結構中獲得某種實現。尤其以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中的中國表現為(wei) 依據和分水嶺，盡管經濟領域仍需要深化改革，但政治與(yu) 文化精英的聚焦點已經轉向了文明論層次，文化保守主義(yi) 開始以其強勢的文明論姿態擠入中國公共思想領域。這裏的文化保守主義(yi) 大體(ti) 區分為(wei) 兩(liang) 大脈絡：一是以西方古典性為(wei) 基礎的西式文化保守主義(yi) ，二是以中國古典性為(wei) 基礎的中式文化保守主義(yi) 。路數雖有不同，但卻分享著保守主義(yi) 的共同特征：第一，強調政治經濟體(ti) 係的文明屬性與(yu) 文明基礎，超越簡單現代性；第二，強調經典通識教育，通過經典研習(xi) 培養(yang) 文明人格；第三，對富強遺產(chan) 和土豪風氣予以道德上的節製，尋求社會(hui) 的文雅風格與(yu) 氣派。保守主義(yi) 必然是飽含傳(chuan) 統意識和道德尋根熱情的，因而與(yu) 簡單現代性基礎上的經濟自由主義(yi) 拉開了一定的規範性距離。

就西式文化保守主義(yi) 及其中國運用而言，甘陽是繞不開的人物。2009年，甘陽先生曾以“富強與(yu) 文雅”為(wei) 題在鳳凰世紀大講堂開講，隨後更是以“文明國家”、“通識教育”、“守法倫(lun) 理”等文化保守主義(yi) 取向重新樹立其文化代言人形象。甘陽先生的期許在於(yu) ，如此龐大厚重的政治經濟體(ti) 如何獲得文明基礎和價(jia) 值支撐。甘陽式的文化保守主義(yi) 仍然受到其在1980年代接引的西方人性論思潮影響，盡管其不斷進行反思並試圖借助施特勞斯進入西方古典世界。因此，盡管都在講“文明”和保守主義(yi) ，但他並未直接標舉(ju) 儒家，更未將現代中國的文明基礎單純奠基於(yu) 中國古典性。他主張更深刻地學習(xi) 西方，尤其是懸隔現代性的淺表結構深入西方的古典層，去了解和理解完整而真實的西方文明，以此作為(wei) 中國現代性的可靠基礎。  
    就中式文化保守主義(yi) 及其當代運用而言，秋風一樣繞不開。2012年底，北航首屆知行思想年會(hui) 的主題被定為(wei) “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最初構思者就是秋風。《華夏治理秩序史》天下/封建卷洋洋180萬(wan) 言，《國史綱目》更是賡續錢穆之學術理想與(yu) 遺風。更可貴者，他還到處宣講儒家經義(yi) ，推動書(shu) 院實踐，尤其是將儒家智慧與(yu) 時代問題相結合，對儒學公共化有不小的助力。他有一個(ge) 習(xi) 慣，每逢輾轉講學，必遍訪當地名儒故居。尋“往聖”必為(wei) 繼“絕學”。這其實並非個(ge) 人特性，而是當代大陸新儒家的普遍取向，這一取向與(yu) 國家意識形態層麵對儒家的有限接引關(guan) 係極大。習(xi) 近平在孔子研究院的一席話被大陸新儒家視為(wei) “文明複歸”的標誌。這裏的文明絕非施特勞斯的西方古典性，而是嚴(yan) 格的中國古典文明，是被近現代革命與(yu) 現代性隔斷的道統再續。

中西之爭(zheng) 已不再是古今之爭(zheng) ，而是共同麵對現代中國和現代性，齊聚“文明”高端，闡釋不同的“文雅”理想與(yu) 進取路徑。然而，與(yu) 人文知識分子“高大上”的文明理想形成鮮明反差的是，改革帶來的經濟成就烘托出來的不是一個(ge) “文雅中國”，而是一個(ge) “土豪中國”。在甘陽所謂的“富強”和“文雅”之間橫亙(gen) 著一種純粹物質主義(yi) 的“土豪中國”。這種土豪風氣在諸多方麵展現出來：國際奢侈品拍賣會(hui) 、反腐敗揭發出的官員奢豪、土豪嫁女、土豪葬禮、高比例的情婦占有率、賭博與(yu) 吸毒、中國公民旅遊行為(wei) 失範等等。在中國的發展援助層麵，也大體(ti) 是利益至上，揮金如土，但缺乏連貫有效的國際戰略和文化哲學，缺乏真正的軟實力輸出，以至於(yu) 其國際化成果難以穿透所在國官僚層而達於(yu) 社會(hui) ，難以使得中國文明形象在世界各地普遍確立。軟實力輸出的困難在於(yu) 我們(men) 的經濟成就奠立的基礎是政治威權、人口紅利、環境紅利、高級模仿和極度的東(dong) 方式勤勞，但我們(men) 似乎還沒有能力係統地表達我們(men) 的文明主張，也沒有成熟的社會(hui) 科學來完成中國經驗的自我理解。於(yu) 是我們(men) 遇到了1980年代日本式的困境，即經濟空前崛起，但不知道如何在文明層麵表達自己，甚至還需要外國學者來研究和解釋本土現象。

從(cong) 詞源上講，“土豪”本來源於(yu) 革命話語體(ti) 係，是“富強”的對立麵，因為(wei) 革命的目標就是求富強，而在手段上采取的正是“打土豪、分田地”。革命話語裏的“土豪”代表的是一種人身依附性質的封建土地生產(chan) 關(guan) 係，土豪與(yu) 佃農(nong) 構成了“鄉(xiang) 土中國”的基本社會(hui) 結構，這一結構一度被視為(wei) 中國革命和現代化的敵人。不過，在革命話語中被汙名化的“土豪”，在真實的曆史情境中卻可能有著良善的儒家道德，是地方性“紳權”的支柱，是保護地方與(yu) 基層免遭國家權力專(zhuan) 製的重要屏障，是地方祠堂和宗族事務的主持人。在當代大陸新儒家看來，這些人飽受儒家傳(chuan) 統教育，是地方自治的根基。今日的“土豪”與(yu) “鄉(xiang) 土中國”已沒有太多關(guan) 係，他們(men) 主要來自“士農(nong) 工商”的“商”階層。他們(men) 在國家經濟改革的大潮中，通過自身努力以及結合各種官方特權、經濟原罪而積累起巨量化財富，在道德意識上既沒有韋伯所謂的“新教倫(lun) 理”，也沒有儒家所謂的“家族倫(lun) 理”，有的隻是赤裸裸的“經濟理性”。

由於(yu) 中國特殊的政治經濟邏輯，土豪階層彌漫於(yu) 當代中國的權勢網絡之中。按照18世紀重農(nong) 學派的理論原則，有產(chan) 者是對國家最有責任感的人，是納稅和選舉(ju) 權的唯一真實主體(ti) ，因為(wei) 存在著“不動產(chan) ”作為(wei) 最可靠的利益聯係。重農(nong) 學派沒有預見到兩(liang) 點：第一，以財產(chan) 為(wei) 基礎的“有產(chan) 公民”理論最終在民主平等運動中破產(chan) ；第二，經濟全球化和新財富觀大大降低了“不動產(chan) ”的政治責任保障功能。在資本與(yu) 人員自由流動的全球化背景下，你看哪個(ge) 真正的中國土豪沒有海外存款和移民安排？哪個(ge) 真正思考過個(ge) 人財富成長的鄉(xiang) 土因素並在道德上產(chan) 生持續的回報意識？當然，這並不排除土豪依據依稀存在的儒家“家族倫(lun) 理”回鄉(xiang) 修個(ge) 路，建個(ge) 小學，或者資助幾名本村大學生，然而這樣的回報安排在其個(ge) 人資產(chan) 中能占多少，可持續性又如何。

富強不必然帶來文雅。貧窮或可涵養(yang) 鄉(xiang) 土道德，但“鄉(xiang) 土中國”的鄉(xiang) 愁早已被國家的快速城市化和工業(ye) 化隔斷，“田園牧歌”式的簡單農(nong) 業(ye) 社會(hui) 道德共同體(ti) 早已不複存在。當“富強”取代“貧弱”時，“城市”必然取代“農(nong) 村”而成為(wei) 權力、道德與(yu) 財富的中心。盧梭在《科西嘉製憲擬議》中已睿智察覺出資本主義(yi) 發展對鄉(xiang) 土道德的毀滅性後果，從(cong) 而留戀一種自食其力的、樸素平等的田園農(nong) 業(ye) 共同體(ti) ，這樣才能平等、自足而文雅。然而，田園牧歌早已成為(wei) 空穀絕響。這裏存在集體(ti) 行動的困境。當西方驅動全世界瘋狂地按照資本原則重構生活方式時，非西方文明體(ti) 對鄉(xiang) 土性的過度鄉(xiang) 愁絕對是一種生存性災難，唯有模仿西方”富國強兵”並將本國文明傳(chuan) 統削弱至一定程度之後，在完成西方式“富強”從(cong) 而基本解決(jue) 國族生存危機之後，才有資格回過頭來講求“文雅”。

然而，“土豪中國”是對“文雅”追求的直接否定，是經濟優(you) 勢淩駕於(yu) 文化價(jia) 值的典型表現。中國的土豪群體(ti) 盡管可能背負各種“經濟原罪”，也存在產(chan) 權保護的憂慮，但他們(men) 依然可以心安理得，一方麵他們(men) 可以坦然將原罪責任推給體(ti) 製，另一方麵又確信作為(wei) 共同受益者的體(ti) 製力量必然需要繼續依賴他們(men) 創造財富，不可能大規模卸磨殺驢。他們(men) 確信中國政治經濟體(ti) 製的規範化必然是一個(ge) 土豪與(yu) 官員共同“漂白”的過程。中國的土豪群體(ti) 致富之後忽然對於(yu) 財富的運用失去了方向：由於(yu) 普遍缺乏宗教道德信仰，黨(dang) 員身份的倫(lun) 理內(nei) 涵又被極度稀釋，士紳倫(lun) 理也顯得遙不可追，他們(men) 不知道依據什麽(me) 道德原則來安排巨額財富。這是中國土豪的“社會(hui) 責任”難題。於(yu) 是，個(ge) 人的窮奢極欲和家族性的移民安排便成為(wei) 土豪風氣的經典表現。個(ge) 人揮霍與(yu) 家族移民可以是完全合法的個(ge) 人自由，然而這些財富精英與(yu) 社會(hui) 領導者借助這些土豪表現給社會(hui) 樹立的完全是一種負能量形象，誘發的是社會(hui) 性的“仇富心理”。土豪無論是在宗教上還是在法律上都沒有建立起與(yu) 其他公民之間的“同胞感”，因此他們(men) 對自身財富與(yu) 產(chan) 權的安全憂慮不完全針對法治不健全的體(ti) 製權力，也針對作為(wei) “被剝奪者”而持有仇富心理的社會(hui) 公眾(zhong) 。他們(men) 固然害怕專(zhuan) 製，但已漸然適應，他們(men) 更害怕的可能是民主。

於(yu) 是便會(hui) 出現一種悖論：改革開放付出了各種艱辛努力和代價(jia) 造就的這一批土豪紛紛移民海外，改革開放的財富成果最終轉化為(wei) 定居國外的一小部分人的個(ge) 人資產(chan) ，各種具有“原罪”追訴性質的法律行動舉(ju) 步維艱。這是最嚴(yan) 重的國有資產(chan) 流失，從(cong) 人力到金錢。

那麽(me) ，如何建立土豪與(yu) 鄉(xiang) 土、民眾(zhong) 、國家的道德責任紐帶呢？如何破解土豪的“社會(hui) 責任”難題呢？這正是中/西文化保守主義(yi) 在中國正式登場的背景與(yu) 使命。對治“土豪中國”的隻能是一個(ge) “文雅中國”，隻有“文雅”才能超越經濟與(yu) 權力層麵而找回人的羞恥感和仁愛精神，才能建立中國經濟存量與(yu) 文明基礎、道德價(jia) 值之間的真實有效的聯係，才能將“土豪”轉化為(wei) 新時代的“貴族”。所謂“貴族”，在現代語境中不是身份的世襲，不是財富的炫耀，而是一種優(you) 先的文明自覺，一種積極的公民意識，一種勇於(yu) 承擔公共責任並不惜自我犧牲的道德湧現。

當代中國富集著人類幾乎所有的思想與(yu) 製度可能性，無論是經驗層還是理想層，我們(men) 都既無法“排外”，也無法拒絕“傳(chuan) 統”，因為(wei) 不管是否自覺和意願，我們(men) 已經來到了一個(ge) 特定的曆史時刻，這個(ge) 時刻的本質特征是“越是中國的，就越是世界”的，因為(wei) 中國已在世界之中。為(wei) 此，全盤西化論、全盤複古論、左翼激進論概不可取。中國現代文明必須被表述為(wei) 容納中西的普遍主義(yi) 格式，才可能根本保障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正確世界曆史方向。

麵對“土豪中國”的各式粗鄙與(yu) 醜(chou) 態，無論是中式還是西式，文化保守主義(yi) 正確點出了“文雅中國”的主題。對於(yu) 橫亙(gen) 於(yu) “富強”和“文雅”之間的“土豪”鴻溝，當代中國人再次麵臨(lin) 嚴(yan) 峻的文化創造與(yu) 更新的挑戰，而中國的政治體(ti) 係需要自覺地配合承擔起這一“文化闖關(guan) ”的任務。如果中國不能“文雅”，改革的全部成果就會(hui) 被曆史無情地稀釋，中國夢也就隻能在“富強”和“土豪”之間低段位徘徊。

（作者係北航高研院講師，法學博士）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