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複興(xing) 需要代際接力

作者  受訪者 唐文明

          采訪者 澎湃新聞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甲午年臘月初九

           西曆2015年1月28日

【編者按】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近日發布了對台灣“中央研究院”學者李明輝的訪談。作為(wei) 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的弟子，他就台灣社會(hui) 中保留的儒家傳(chuan) 統以及兩(liang) 岸的政治儒學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

訪談一經發表，短時間內(nei) 引發大陸儒家學者乃至其他關(guan) 心儒家人士的廣泛熱議。澎湃新聞此前已發布幹春鬆、白彤東(dong) 、李存山、曾亦、方旭東(dong) 等多位大陸學者對李明輝一文的回應。澎湃新聞並邀請清華大學哲學係教授唐文明，繼續推進思想交鋒。

清華大學哲學係教授唐文明

李明輝在澎湃新聞對他的專(zhuan) 訪中談到的大多數觀點，可以說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中也明顯地流露出某些可能阻礙理性判斷的情緒和意氣。我想，這個(ge) 專(zhuan) 訪之所以引致大陸儒學界的廣泛熱議，可能與(yu) 他的觀點和情緒都有關(guan) 係。

請讓我先對“大陸新儒家”這個(ge) 名號進行一番簡單的係譜學考察。《文藝理論與(yu) 批評》在1996年第3期發表方克立《要注意研究九十年代出現的文化保守主義(yi) 思潮》一文，斷言在當時的大陸學術界已經形成了一個(ge) 服膺儒家傳(chuan) 統的文化保守主義(yi) 思潮。為(wei) 了說明服膺者的自覺意識，方克立特別提到兩(liang) 件事。

一件是1994年出版的《原道》創刊號上李澤厚與(yu) 陳明的對談。陳明明確說到，他所考慮的是在大陸形成一個(ge) “有異於(yu) 港台地區的新儒家群體(ti) ”。這是最明顯不過的“大陸新儒家”的自覺意識。另一件是1992年在四川德陽召開的“儒學及其現代意義(yi) ”國際學術討論會(hui) 上楊子彬提交的《我的現代新儒學觀》一文。在該文中，楊子彬“公開揭舉(ju) 大陸新儒學的旗幟”。這同樣是最明顯不過的“大陸新儒家”的自覺意識。

實際上，具有強烈意識形態批判意識的方克立更為(wei) 注意的，是早在1989年《鵝湖》第15卷第2、3期發表了《中國大陸複興(xing) 儒學的現實意義(yi) 及其麵臨(lin) 的問題》一文的蔣慶。在發表於(yu) 《晉陽學刊》1997年第4期的《評大陸新儒家“複興(xing) 儒學”的綱領》一文中，方克立站在自己的立場上逐節批判了蔣慶的文章。

從(cong) 以上事實至少可以概括出如下三點看法。首先，“大陸新儒家”的名號雖然經過以意識形態批判為(wei) 主旨的方克立的“宣傳(chuan) ”而擴大了影響，但這個(ge) 命名首先來自後文革時代大陸學術界出現的儒學服膺者的自覺意識，也就是說，首先是自我命名。實際上，毋庸贅言，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大陸學術界還有很多學者或前或後服膺儒學，這些自然都屬於(yu) 大陸新儒家的群體(ti) ，雖然他們(men) 可能從(cong) 未在公開場合明確自己的信念。至於(yu) 到當下這個(ge) 時刻，能夠歸在“大陸新儒家”這個(ge) 名號下的，無論從(cong) 規模還是思想的深度、廣度上說，都已經大不同於(yu)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了。

其次，不必多作解釋就可以看到，雖然“大陸新儒家”是一個(ge) 名號，但歸在這個(ge) 名號下的學者的思想卻存在著極大的差異。尤其是到了當下這個(ge) 時刻，大陸儒家服膺者的思想差異可以說呈現為(wei) 一個(ge) 非常多樣、非常複雜的光譜。這一點一方麵與(yu) 儒學傳(chuan) 統本身的複雜性有關(guan) ，另一方麵當然也是儒學有活力的表現，說明儒學在大陸正呈現為(wei) 一個(ge) 方興(xing) 未艾的態勢。

第三，從(cong) 曆史研究的眼光來看，大陸新儒家出現的根本原因，應當從(cong) 後文革時代中國社會(hui) 的現實與(yu) 曆史聯係中去尋找。如果放在更長的時段中，自然要從(cong) 中國的現代性曆程去考察。

既然大陸新儒家的自我命名是與(yu) 大陸後文革時代的社會(hui) 處境和新的問題意識密切相關(guan) 的，那麽(me) ，這個(ge) 概念的提出，就沒有任何貶低或排斥民國時期的新儒家的意思，無論是1949年留在大陸的新儒家還是離開大陸赴港台的新儒家。仔細想一下，其實大陸新儒家的自我命名，恰恰表達了一種對1949年赴港台的新儒家的高度重視，因為(wei) 其潛台詞其實是，1949年以後，儒家的學脈被赴港台的新儒家所保留、所延續，在大陸卻中斷了，所以提出大陸新儒家的名號，就是要在儒學已經中斷了的大陸繼續舉(ju) 起儒家的旗幟。以前麵提到的方克立最早所批評的三人為(wei) 例，蔣慶和楊子彬其實都明確提到，在他們(men) 各自所構想的、希望在大陸複興(xing) 的儒學，將是對民國以來的新儒學的繼承與(yu) 發展。至於(yu) 陳明之所以產(chan) 生“有異於(yu) 港台新儒家”的自覺，實際上是因為(wei) 有了新的問題意識。

對大陸新儒家這個(ge) 名號，還有一種的理解，是緊緊關(guan) 聯於(yu) 民國儒家學者在1949年的去留選擇，並將這種選擇從(cong) 政治態度上加以解釋、刻畫。比如丁耘認為(wei) ，1949年留在大陸的新儒家，就是大陸新儒家，這些人對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張——特別是社會(hui) 主義(yi) ——有相契之處，而離開大陸赴港台的新儒家則相反。

這種理解的不妥之處首先在於(yu) ，它是用論者所服膺的政治立場來區分大陸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而不是從(cong) 儒家自身的傳(chuan) 統和義(yi) 理來區分。實際上，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新儒家，不管1949年去留如何，大都在政治上青睞某種社會(hui) 主義(yi) 理想。其次，這種理解對赴港台的新儒家不夠公允，質言之，把牟宗三、唐君毅、徐複觀、錢穆等赴港台的儒家學者稱為(wei) 港台新儒家其實是非常不妥的，作為(wei) 有血有肉的個(ge) 體(ti) ，他們(men) 的生命之根在大陸；作為(wei) 以儒學為(wei) 自己“生命的學問”的學者，他們(men) 向來都是在全人類的高度上思考全中國的問題。

另外，大陸新儒家的興(xing) 起，就公開表達自己的自覺意識這一點而言，正如方克立所看到的，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但要回溯這個(ge) 過程則應當從(cong) 文革結束後開始。一個(ge) 毋庸置疑的事實是，大陸新儒家的興(xing) 起得到海外新儒家的極大助力，而海外新儒家——如杜維明、餘(yu) 英時等——都是1949年赴港台的新儒家的弟子。

因此，我不主張以“大陸新儒家”與(yu) “港台新儒家”這樣的對舉(ju) 方式來刻畫某些思想傾(qing) 向上的差異，而建議用心學、理學、公羊學等儒家自身的學派概念來刻畫差異。從(cong) 曆史的視野看，我們(men) 也可以從(cong) 代際的維度來刻畫不同曆史時期的儒家學者群。這樣或許可以消弭因名號問題而產(chan) 生的某些無謂的爭(zheng) 論。儒學的複興(xing) 是個(ge) 全方位的偉(wei) 大事業(ye) ，就思想的詮釋或重構這個(ge) 問題而言，更需要代際接力。從(cong) 李明輝的專(zhuan) 訪中雖然我讀出些許意氣和情緒，但我覺得他的提示仍有意義(yi) ：作為(wei) 皈依儒門的晚輩學者，我們(men) 應當充分尊重前輩學人所取得的成果。

就我自己而言，我寫(xie) 了一部批評牟宗三的專(zhuan) 著《隱秘的顛覆——牟宗三、康德與(yu) 原始儒家》，但我始終對牟宗三的成就和人格保持著高度的敬意。實際上我認為(wei) ，在新文化運動以來所形成的新儒學的研究範式下，牟宗三取得的成就是最高的。至於(yu) 他的人格，當然也非常令人景仰，特別是相比於(yu) 當下很多或屈膝於(yu) 權力或屈膝於(yu) 資本的學者，距離之大，何止萬(wan) 裏！

至於(yu) 問題意識和思想傾(qing) 向上的差異，此處不及展開，我隻簡單提及。如果說新一代儒家學者與(yu) 前輩們(men) 在問題意識和思想傾(qing) 向上呈現出巨大差異，那麽(me) ，一個(ge) 最重要的原因在於(yu) ，從(cong) “文革”結束到現在，經過30多年的探索，西方現代性的神話已經破滅。我曾將這一點看作是中國思想界30多年來的最大理論成果。新一代的儒家學者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展開自己的思考和探索的，其思路自然與(yu) 前輩不同。不過，我還是要強調，即使我們(men) 在獲得了新的範式的情況下，前代儒家學者所開拓的理論方向和所達到的理論成就仍然有其重要的位置和意義(yi) 。

唐文明所著一部批評牟宗三的專(zhuan) 著《隱秘的顛覆——牟宗三、康德與(yu) 原始儒家》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