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手段救人心

——儒家政治特色之一

作者：餘(yu) 東(dong) 海

來源原載於(yu)  《南華早報中文網》

時間：甲午年十月二十

           西曆2014年12月11日

儒家重不重視法律，能不能夠殺人，本不是問題。禮製是禮樂(le) 刑政的統一，刑即刑法、法律。德治涵蓋法治，仁政不礙征伐，德教不礙刑殺，這是儒家常識。可不少人誤會(hui) ，講道德就是不講法律，施仁政就不應該殺戮，一說到嚴(yan) 刑重法，就屬之於(yu) 霸道或法家，以致有封疆大吏說出“對恐怖分子不能施仁政”的傻話。

這個(ge) 誤會(hui) 還相當古老，至少可以追溯到漢宣帝。漢宣帝教訓“柔仁好儒”的太子即後來的漢元帝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shu) -元帝紀》）這段話將德教與(yu) 刑法割裂開來了，以為(wei) 周政是純任德教的。殊不知周政漢政都是儒政禮製，即任德教，也重刑罰，教而不誅謂之虐，教而不改誅之宜。

周政漢政，具體(ti) 製度法律形式不同，但本質完全一致，都是儒家政治。漢朝自劉邦起就從(cong) 思想上摒棄了法家，儒道並尊，到武帝完成獨尊儒術工作，此後道統政統學統合一，三統皆儒。漢製屬於(yu) 家天下小康式王道，遠高於(yu) 霸道。霸道尊王攘夷，不錯，但不能克己複禮建設禮製。宣帝視漢製為(wei) “以霸王道雜之”，是自我貶低。後人將霸道等同於(yu) 商韓法家，遂有陽儒陰法說，更是誤解。

漢宣帝是尊儒的好皇帝，但思想理論糊塗。其子漢元帝好儒而“柔仁”，同樣糊塗。仁道剛柔相濟，豈能唯柔？

儒政禮法並重，德主刑輔，重德慎刑，並非不要或不重視刑法。曆代王朝都非常重視法律建設，曆代史書(shu) 中多辟有《刑法誌》。《尚書(shu) 》中的《盤庚》、《微子》、《金滕》、《康誥》,《梓材》、《多方》、《立政》諸篇都有關(guan) 於(yu) 古代刑法的記述，《呂刑》篇專(zhuan) 門論述刑法，是我國曆史上最早的係統的刑法文獻，是周政的重要內(nei) 容。

周穆王在各地遊曆之時，見到某些諸侯任意施刑，遂命呂侯以“明德慎罰”為(wei) 指導原則，“作修刑辟”，對周初刑法改革修正，重新製定了一部法典。因為(wei) 是呂侯主持修訂，故稱為(wei) 《呂刑》。

慎刑慎罰並非一味輕刑輕罰。《呂刑》說“刑罰世輕世重”，意謂刑罰隨世輕重，刑罰的輕重要根據當時社會(hui) 的實際情況而定。《周禮-秋官-大司寇》說：“刑新國用輕典，刑亂(luan) 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這成了曆代儒家王朝的刑罰原則。

鄭玄雲(yun) ：“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wei) 其民未習(xi) 於(yu) 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luan) 國，篡弑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伐滅就是殺伐和消滅。

亂(luan) 國人性敗壞，如果刑法寬緩，犯罪成本低小，就會(hui) 導致罪惡行為(wei) 上升而難以控製的局麵。宋李覲說：“篡殺叛逆之國，紀綱大壞，風俗大惡，強弱相勝，眾(zhong) 寡相暴，從(cong) 而緩之，則羊狠狼貪，難以製矣。”（《周禮致太平論五十一篇•刑禁第一》）

《呂刑》中周穆王介紹了“上帝”對苗民的嚴(yan) 厲懲罰。“民興(xing) 胥漸，泯泯棼棼，罔中於(yu) 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於(yu) 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大意是說，苗民互相欺詐，紛紛亂(luan) 亂(luan) ，沒有中正誠信，以致背叛誓約。受了虐刑和被侮辱的人，都向上帝申告無罪，上帝考察苗民，沒有芬芳的德政，刑法所發散的隻有腥氣。顓頊皇帝哀憐眾(zhong) 多民眾(zhong) 無辜被害，於(yu) 是報“為(wei) 虐者”以威，將“苗民”滅絕，滅其人，絕其後，使他們(men) 沒有後嗣留在世間。

這就是猛藥去屙，重典治亂(luan) 。文中的上帝和皇帝，或說指黃帝，或說指顓頊，或說是帝堯。因接著有“乃命重黎，絕地天通”事，應以顓頊為(wei) 是，因為(wei) 絕地天通是顓頊時事。重黎都是顓頊時人名，重主管天神，黎主管臣民。

寬仁二字常常連用。其實政治一味寬鬆，反而不義(yi) ，有傷(shang) 於(yu) 仁。如賦低稅輕法律鬆弛，就是元政一大弊端。例如，自忽必烈建元至順帝初年七八十年間，天下死囚審讞已定,卻不執行死刑，皆老死於(yu) 囹圄。這麽(me) 做，寬容有餘(yu) ，但傷(shang) 害了法律的嚴(yan) 肅性，導致民不畏法，不可取也。政治寬縱成了元朝滅亡的原因之一。朱元璋有鑒於(yu) 此，變寬為(wei) 嚴(yan) ，又過於(yu) 嚴(yan) 苛了。要遵循政治中道，不容易也。

仁政，禮法並重，仁義(yi) 並重，義(yi) 是正義(yi) 、適宜義(yi) ，義(yi) 德體(ti) 現於(yu) 政治，包括義(yi) 刑義(yi) 殺義(yi) 戰。義(yi) 刑即正義(yi) 合宜的刑法。《康誥》說：“用其義(yi) 刑義(yi) 殺。”曾運乾說：“義(yi) ，宜也。刑罪相報，謂之義(yi) 刑義(yi) 殺。”義(yi) 刑也就是《呂刑》中說的祥刑。刑罪相報，就是有罪必罰，罰必當罪。

義(yi) 戰，正義(yi) 之戰，包括剿殺內(nei) 匪和抵抗外敵，包括自上而下的征伐和自下而上的革命，是王道仁政的內(nei) 容。儒家慎殺，殺一無辜而得天下不為(wei) 也，但不能不阻止和懲罰罪惡。對罪惡的縱容，無異於(yu) 對善良的犯罪。便是大赦也須謹慎。有人批評諸葛亮惜赦，諸葛亮回答說：“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wei) 赦。”

《尚書(shu) 》中多數篇章都涉及刑法、誅罰、征伐和殺戮，《湯誓》、《太誓》、《牧誓》、《武成》等更是革命的檄文。即使聖王在位，有時候也不得不訴諸於(yu) 武力，堯舜不能不誅四凶，周公不能不平叛和東(dong) 征，都是為(wei) 了盡他們(men) 敬天保民的責任，都是在其位謀其政的表現。易經謙卦五六爻亦講征伐，謙德有助征伐。

懲惡就是揚善，罰罪就是保民，革命就是順命，順天應人，替天行道。到了條件成熟、應該革命的時候，如果不起而革命，就是違天逆命，不負責任，就有罪。《太誓》中周武王說：“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意謂商紂的罪惡，象穿物的串子已經穿滿了，上天命我討伐他；我若不順從(cong) 上天，我的罪就與(yu) 商紂相等。

若有菩薩心腸，必有霹靂手段；若是赤子情懷，必須除惡衛道。曾國藩麾下大將彭玉麟有一副名聯：“烈士肝腸名士膽,殺人手段救人心。”彭玉麟確實是這樣的人。他書(shu) 生從(cong) 戎，膽氣過於(yu) 宿將，兩(liang) 軍(jun) 對敵勇於(yu) 殺戮，對貪官惡少也毫不容情，李鴻章的侄子就死在他手裏。殺人手段救人心，以殺止殺，以殺人為(wei) 救人手段，是儒將風範，也是儒政的一大特色。

但彭玉麟堅決(jue) 反對濫殺無辜，對曾國荃誘殺降兵和屠城暴行很是不齒，數次要求曾國藩大義(yi) 滅親(qin) 。不僅(jin) 不許濫殺無辜，對罪犯也強調罰當其罪，不許輕罪重判，這是儒家不言而喻的共識，是儒家與(yu) 法家、仁政與(yu) 暴政的重大區別。

順便破除兩(liang) 個(ge) 相關(guan) 的誤會(hui) 。第一個(ge) 誤會(hui) 是：儒生鬥不過流氓，儒生要戰勝流氓，首先要變成流氓。大謬不然，儒生鬥不過流氓，或是因為(wei) 儒化程度太低，無智無勇，或為(wei) 特殊現象，非常態也。流氓鬥不過儒生才是社會(hui) 常態和曆史常態。儒士從(cong) 商則為(wei) 儒商，從(cong) 戎則為(wei) 儒將。像彭玉麟那樣的儒將，古來俯拾皆是，曾國藩集團中就不少。

儒生從(cong) 政則為(wei) 儒官，為(wei) 君則為(wei) 明君，仁者無敵。儒家主導了數千年中國曆史，從(cong) 堯舜到明清，所有較為(wei) 持久和興(xing) 盛的王朝都是儒家締造的，儒門中智勇雙全的聖賢君子英雄豪傑層出不窮，堯舜禹集團（可三）、湯伊集團、文武集團、劉秀集團、王陽明集團、曾國藩集團等等就是儒家政治群體(ti) 中的佼佼者。試問天下什麽(me) 流氓集團惡勢力配做他們(men) 的對手？

第二個(ge) 誤會(hui) 是：打江山要反儒。對於(yu) 政治勢力，“革命就要反儒”這種謬見是致命的。除了洪楊，古來從(cong) 無公開反儒的人物和勢力而能成功“打江山”的，可謂“反儒成功自古無”。古代最大的政治反儒派秦始皇，也是坐穩江山後才公開反儒的，其相父呂不韋的門客和朝廷博士群體(ti) 多是儒生。即使焚書(shu) 坑儒之後，朝廷仍然保留了一隊儒生。洪楊成不了大氣候，反孔反儒是要因。

明白了儒家以殺止殺的征伐和革命精神，知道了仁者自可無敵、仁政最善除暴的道理，上述兩(liang) 個(ge) 誤會(hui) 自然就消除了。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