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解構三綱”

作者：李存山

來源：原載於(yu) 作者新浪博客

時間：丙戌年八月廿二

      西曆2006年10月13日

我前些時寫(xie) 了一篇題為(wei) 《重視人倫(lun) ，解構三綱》的短文（載《學術月刊》2006年第9期），稍後又寫(xie) 了一篇《道德的“變”與(yu) “常”》（見我的博客）。後一文也包含著要重視儒家倫(lun) 理之普遍性的“常”道（如“五常”），解構儒家倫(lun) 理之帶有時代特殊性的“三綱”的意思。我在寫(xie) 《儒家的和諧社會(hui) 理念及其曆史局限》時，在其第二部分“儒家構想和諧社會(hui) 的幾個(ge) 層麵”中寫(xie) 了第二個(ge) 層次“家庭和社會(hui) 人際關(guan) 係的和諧”，並在其第三部分“儒家和諧社會(hui) 理念的曆史局限”中寫(xie) 了“君臣之倫(lun) 與(yu) 家庭和社會(hui) 倫(lun) 理”，此兩(liang) 小節也大致表達了前兩(liang) 文的觀點。近日收到《學術月刊》第9期樣刊，見吾友景海峰先生在《儒家倫(lun) 理的形而上追尋》中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說：

李存山講要“重視人倫(lun) ，解構三綱”，代表了大多數人的想法。但我認為(wei) ，現在“三綱”究竟是個(ge) 什麽(me) 狀態？百餘(yu) 年來，解之又解，以至於(yu) 已無解，則還解構什麽(me) ？恐怕現在需要的是解釋，而不是解構。“三綱”與(yu) “五常”能否剝離？此其一。倒了綱常，儒家倫(lun) 理的形而上根基完全坍塌，道德價(jia) 值迷茫，觀念浮遊無根，如此困局，何日是盡頭？此其二。除了哲學理論方麵形而上的意義(yi) 之外，三綱五常學說更包含了信仰的成分，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如果完全棄之，我們(men) 總不能去信西方人或東(dong) 方阿拉伯人、印度人的宗教吧！此其三。這些根本問題的解答需要新的反省和新的思路，而且今日省思正當其時，要不然一無“資源”，二無“特色”，我們(men) 怎麽(me) 去麵對全球化的挑戰？又怎麽(me) 能去思考和處理遠比20世紀複雜得多的那些倫(lun) 理難題？

景海峰提出的這些問題在儒學研究中淵源很深，也很有代表性。可惜，他沒有從(cong) 正麵回答：如果保留了“三綱”，我們(men) 是否就可以“麵對全球化的挑戰”，是否就可以思考和處理21世紀的“那些倫(lun) 理難題”？我對以上提出的三個(ge) “根本問題”試作以下回答。

其一，關(guan) 於(yu) “三綱”與(yu) “五常”能否剝離？我認為(wei) ，如果我們(men) 堅持道德之“變”與(yu) “常”的辯證法，那麽(me) “三綱”與(yu) “五常”是可以剝離的。“五常”（仁義(yi) 禮智信）是我們(men) 現代社會(hui) 道德生活仍然需要的“常”道，“三綱”則須作曆史古今之“變”的分析：“從(cong) 積極方麵說，它適應了秦漢以後的君主集權政治製度，對於(yu) 中國古代社會(hui) 也曾起了穩定和統一的作用……但是從(cong) 消極方麵說，君主集權也給中國古代社會(hui) 造成了相當大的禍害，特別是宋代以後君主集權變本加厲，嚴(yan) 重束縛了中國社會(hui) 、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因此，明清之際的儒家黃宗羲、顧炎武、呂留良、唐甄等人就已提出了解構“三綱”的思想（參見拙文《道德的“變”與(yu) “常”》）。中國近代以來的社會(hui) 發展，從(cong) 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直到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提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hui) 主義(yi) ”，這些都是破除或解構“三綱”的過程。近時，牟鍾鑒先生提出“三綱不能留，五常不能丟(diu) ”，我對此深表讚成。

至於(yu) “百餘(yu) 年來，解之又解，以至於(yu) 已無解，則還解構什麽(me) ？”我對這個(ge) 提問有所不解。起碼，在有些人（如景海峰）的思想中，“三綱”與(yu) “五常”還是不能“剝離”的，這就有了提出“解構”的現實針對性。另外，從(cong) 社會(hui) 現實的發展來說，戊戌變法要實行“君主立憲製”，實即要解構“三綱”，但失敗了，以致張之洞將維新變法理論稱為(wei) “邪說”，提出：“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sang) 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勸學篇·明綱》）辛亥革命雖然以“民國”取代了“帝製”，但是袁世凱等人又要用“綱常”之說來複辟帝製，這就激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綱常”。是否五四運動以後“三綱”就已“無解”了呢？遠不是如此。馮(feng) 契先生指出：

對近代人來說，人格獨立，對自己的言行負責，應擺到第一位。這同舊時代的綱常名教確是根本對立的，所以近代思想家都認為(wei) 要進行道德革命。梁啟超……章太炎……魯迅……陳獨秀……雖然激烈的言論甚多，但是其成績現在看來並不很大。……由於(yu) 道德與(yu) 政治關(guan) 係密切，馬克思主義(yi) 者產(chan) 生過分強調階級性的傾(qing) 向，對舊道德作了許多“左”的批判，結果還是搞個(ge) 人崇拜。個(ge) 人崇拜就是變相的家長製，變相的君為(wei) 臣綱。僅(jin) 這點就可以說明社會(hui) 倫(lun) 理觀念和習(xi) 慣勢力的頑強。（馮(feng) 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頁）

馮(feng) 契先生是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和哲學史家，他說“個(ge) 人崇拜就是變相的家長製，變相的君為(wei) 臣綱”，這話說得真是深刻！而且，這話顯然是有現實針對性的。

我在今年9月27日從(cong) 北京乘飛機去杭州的途中，讀了當天的《參考消息》，見其轉載有香港《亞(ya) 洲周刊》10月1日（提前出版）的文章《法拉奇以筆代劍戰鬥一生》。文中記述了9月14日去世的意大利著名女記者奧裏亞(ya) 娜·法拉奇在1980年對鄧小平的采訪：

……法拉奇索性切入要點，問道：“毛主席經常抱怨你不太聽話，不喜歡你，這是真的嗎？”鄧小平回答說：“毛主席說我不聽他的話，是有過。但也不是指我一個(ge) 人，對其他的領導人，也有這樣的情況。這也反映毛主席後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說，有家長製這些封建主義(yi) 的東(dong) 西。他很不容易聽進不同的意見。毛主席批評的事，不能說都是不對的。但有不少正確的意見，不僅(jin) 是我的，其他同誌的在內(nei) ，他不大聽得進了。民主集中製被破壞了，集體(ti) 領導被破壞了，否則就不能理解為(wei) 什麽(me) 會(hui) 爆發文革。”

法拉奇接著問：“但我們(men)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選擇了林彪就像西方的國王選擇繼承人那樣。”鄧小平氣定神閑地回答說：“這就是我剛才說的不正確做法，一個(ge) 領導人，自己選擇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種封建主義(yi) 的做法，剛才我說我們(men) 製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這個(ge) 在內(nei) 。”

以上問答都是我們(men) 在學《鄧選》時學過的（見《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5—307頁），但近些年可能是因為(wei) 宣傳(chuan) 的“導向”，這些話已經很少見諸報端了，以致我們(men) 已經有些感到生疏或淡忘了。鄧小平兩(liang) 次提到毛主席後期“有家長製這些封建主義(yi) 的東(dong) 西”，“沿用了封建主義(yi) 的做法”。他甚至沒有說這是“變相的”家長製或“變相的”封建主義(yi) 。若如馮(feng) 契先生所說，這是“變相的君為(wei) 臣綱”總不為(wei) 過。

由以上可見，“三綱”思想並非“解之又解，以至於(yu) 無解”。而且，我認為(wei) “三綱”思想還有比以前更難“解”的問題。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先進》），“勿欺也，而犯之”（《論語·憲問》）。孟子曰：對於(yu) “貴戚之卿”來說，“君有大過則諫，反複之而不聽，則易位”；對於(yu) “異姓之卿”來說，“君有過則諫，反複之而不聽，則去”（《孟子·萬(wan) 章下》）。“犯之”就是對君主的錯誤進行批評，“止”或“去”就是要在“以道事君，不可”的情況下辭官隱退。孔、孟的這些思想在漢代“三綱”之名確立之後就不被提倡了，但曆史上仍有一些儒家身體(ti) 力行了這種“出處進退之道”，王夫之甚至把君子的“仕與(yu) 隱”看作是“君子之生死”的終極關(guan) 懷（《宋論》卷十四《理宗四》）。然而，在中國現代的“個(ge) 人崇拜”中，由於(yu) 把道德與(yu) 政治完全混同了，所以在“變相的君為(wei) 臣綱”中，當“君有大過”之時，不但難以諫止，而且沒有“出處進退”的餘(yu) 地。如馮(feng) 契先生所說：“主要問題在於(yu) 把道德和政治捆綁在一起，忽視了道德的特殊性……政策老變，思想教育今天這樣講，明天那樣講，結果隻能培養(yang) 隨風倒的人。這對道德倫(lun) 理是破壞。”（《人的自由和真善美》第235頁）如果我們(men) 解構了“三綱”，保留了“五常”，那麽(me) ，是否有利於(yu) 強調道德所區別於(yu) 政治的特殊性呢？

其二，“倒了綱常，儒家倫(lun) 理的形而上根基完全坍塌，道德價(jia) 值迷茫，觀念浮遊無根，如此困局，何日是盡頭？”我在《重視人倫(lun) ，解構三綱》一文中已經考辨，先秦儒家有五倫(lun) 或三大倫(lun) 的思想，但“三綱”之說是“漢承秦製”以後繼承了韓非子的“三常道”思想而建立起來的。“如果我們(men) 探討一下儒家所重視的五倫(lun) 或三大倫(lun) 是怎麽(me) 演變為(wei) ‘三綱’的，它在中國曆史上又發生了什麽(me) 變化，那麽(me) 就可以證明‘三綱’之說不是出於(yu) 千古不變的‘天理’，而是中國曆史變化的產(chan) 物，儒家倫(lun) 理可以而且應該隨著中國曆史新的變化而變化。”所謂“儒家倫(lun) 理的形而上根基”是否就是“千古不變的‘天理’”呢？孔、孟沒有“三綱”的思想，那麽(me) ，此“天理”為(wei) 什麽(me) 要待“漢承秦製”以後才被發現呢？孔子、子思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達道”和智、仁、勇“三達德”（《中庸》）的思想，孟子有五倫(lun) 和“仁義(yi) 禮智”四德的思想，可以說他們(men) 有“倫(lun) 常”而無“三綱”，因此，他們(men) 並沒有為(wei) 統一的“綱常”建立“形而上根基”。當我們(men) 解構“三綱”，同時也就解構漢代以來“綱常”的形而上根基時，這正是貼近了孔、孟的思想。孔、孟沒有“三綱”的思想，郭店楚簡的《唐虞之道》篇主張“禪而不傳(chuan) ”，否認傳(chuan) 子製的“家天下”可以“化民”，《禮記·禮運》篇也載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wei) 公”，先秦儒家並沒有因無“三綱”而感到“道德價(jia) 值迷茫，觀念浮遊無根”。為(wei) 什麽(me) 我們(men) 重視了人倫(lun) ，保留了“五常”，解構了“三綱”，就要陷入“道德價(jia) 值迷茫，觀念浮遊無根”的困局呢？

事實上，正是因為(wei) 近代以來張之洞、袁世凱等人把“綱常”捆綁在一起，而“三綱”之說已經嚴(yan) 重阻礙了中國社會(hui) 從(cong) 君主製向民主製的轉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新青年們(men) 在反帝製、反“假共和”時又不加分析地反“綱常”，乃至有“打孔家店”的口號，於(yu) 是把儒家倫(lun) 理中應該“變”的內(nei) 容和應該繼承的“常”的內(nei) 容都與(yu) “科學和民主”對立起來。我認為(wei) ，這才是“道德價(jia) 值迷茫，觀念浮遊無根”的一個(ge) 原因。“三綱”是與(yu) 近現代的“民權之說”和“男女平權之說”等等相對立的，張之洞在這一點上並沒有說錯。我相信，對於(yu) 中國的大多數人來說，寧肯棄“三綱”而不會(hui) 棄“民權”和“男女平權”。隻要儒家倫(lun) 理還把“綱”與(yu) “常”捆綁在一起，儒家倫(lun) 理就不會(hui) 走出近現代的危機。“道德價(jia) 值迷茫，觀念浮遊無根”，這個(ge) “困局”隻有在講明了道德之“變”與(yu) “常”的辯證法，把應該改變的“三綱”與(yu) 普遍性的“倫(lun) 常”剝離之後，才會(hui) 有“盡頭”。

其三，“除了哲學理論方麵形而上的意義(yi) 之外，三綱五常學說更包含了信仰的成分，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如果完全棄之，我們(men) 總不能去信西方人或東(dong) 方阿拉伯人、印度人的宗教吧！”的確，董仲舒說“王道之三綱，可求於(yu) 天”（《春秋繁露·基義(yi) 》），程、朱也說“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yu) 天地之間”（《程氏遺書(shu) 》卷五），“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其張之為(wei) 三綱，其紀之為(wei) 五常”（《朱文公文集》卷七十《讀大紀》），這裏不僅(jin) 有“哲學理論方麵形而上的意義(yi) ”，而且“更包含了信仰的成分”。但這是否就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呢？秦漢以前沒有“三綱”之說，是否那時的中國人（包括孔、孟在內(nei) ）就沒有“安身立命的根本”呢？黃宗羲批判君主專(zhuan) 製，說自秦以來“為(wei) 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批判“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yi) 無所逃於(yu) 天地之間”，認為(wei) 後世君主不過是“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明夷待訪錄·原君》），他是否因此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本”呢？實際上，“三綱”之說並不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而是君主集權製度的“安身立命的根本”。

我在《道德的“變”與(yu) “常”》一文中已經指出：

有些儒家道德，實際上也並非中國所獨有的“國粹”。如君臣關(guan) 係與(yu) 父子關(guan) 係同構的思想，在亞(ya) 裏士多德的《政治學》中也有：“父親(qin) 對子女的統治是君主式的……體(ti) 現著某種君主式的權威。……君主在本性上優(you) 越於(yu) 他的臣民……這種關(guan) 係也是長幼關(guan) 係和父子關(guan) 係。”（《政治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頁）再如婦女“三從(cong) ”的思想，“摩奴法說：‘女人童年時從(cong) 父，少年時從(cong) 夫，夫死從(cong) 子。無子則從(cong) 其夫之最近親(qin) 屬，婦人不能自己作主’，希臘與(yu) 羅馬有同樣的說法。”（古朗士《希臘羅馬古代社會(hui) 史》，轉引自陳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三聯書(shu) 店2002年版，第6頁）

“三綱”之說的內(nei) 容並非隻是中國曆史上獨有的，它是世界曆史上男權社會(hui) 和君主集權製度所共有的，隻不過它在中國曆史的秦漢以後更加突出、更加係統罷了。查一查中國曆史上凡信奉佛教的、信奉伊斯蘭(lan) 教的、信奉天主教的，同時也信奉“三綱”的，可能不在少數。而黃宗羲、唐甄等人堅持了儒家一貫的“天下為(wei) 主，君為(wei) 客”的思想，破掉了對“君為(wei) 臣綱”、“夫為(wei) 妻綱”的信仰，他們(men) 並沒有因此而改信“西方人或東(dong) 方阿拉伯人、印度人的宗教”。

我認為(wei) ，儒家最根本的價(jia) 值觀就是“道不遠人，人之為(wei) 道而遠人，不可以為(wei) 道”（《中庸》）的人本主義(yi) ，就是“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尚書(shu) ·皋陶謨》），“民之所欲，天必從(cong) 之”（《尚書(shu) ·泰誓》），“民為(wei) 貴，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孟子·盡心下》）的民本主義(yi) ，就是“正德、利用、厚生”（《左傳(chuan) 》文公七年）的“三事”之說。“聖人所以為(wei) 聖人，中國所以為(wei) 中國”，實並不在於(yu) 有“三綱”，而在於(yu) 是否堅持了這種人本主義(yi) 、民本主義(yi) 和“三事”之說。

黃宗羲說：“天下之治亂(luan) ，不在一姓之興(xing) 亡，而在萬(wan) 民之憂樂(le) 。……為(wei) 臣者輕視斯民之水火，即能輔君而興(xing) ，從(cong) 君而亡，其於(yu) 臣道固未嚐不背也。”（《明夷待訪錄·原臣》）這裏沒有“三綱”之說，但其確為(wei) 儒家之言是可以肯定的。陳獨秀雖然把儒家倫(lun) 理與(yu) 民主對立起來，但他在1915年所作《今日之教育方針》中說：“國家而非民主，則將與(yu) 民為(wei) 邦本之說，背道而馳。”（《陳獨秀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頁）可見在他的思想中仍不自覺地繼承了儒家的“民惟邦本”之說。在近現代，“三綱”思想阻礙了中國社會(hui) 的發展，如果不“棄之”，那就有背於(yu) “民惟邦本”之說，在我看來，那也就並非現代儒家之言。

   我們(men) 現在對儒家倫(lun) 理確實需要有“新的反省和新的思路”。在我看來，“重視人倫(lun) ，解構三綱”就是一種“新的反省和新的思路”。我不相信，保留了“三綱”之說，就可以“麵對全球化的挑戰”，就可以“思考和處理遠比20世紀複雜得多的那些倫(lun) 理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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