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對西方的曆史影響

作者：餘(yu) 東(dong) 海

來源：首發《南華早報中文網-觀點欄》

時間：甲午年閏九月十六

           西曆2014年11月08日

曆史上的中國，不僅(jin) 是周邊國家的宗主國，也是不少西人心目中的理想國，至少充滿理想色彩。儒家對西方文藝複興(xing) 運動起到過相當的啟迪和推動作用，而文藝複興(xing) 正是西方現代文明的背景，故可以說，儒家對西方文明有過重大影響。換言之，西方現代文明含藏著儒家文化和中華文明的元素。

元明為(wei) 中華偏統政權，處於(yu) 儒家文明的衰退期，但對同時期的西方來說，依然頗有新鮮感和超前性。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說：“早在公元2世紀，關(guan) 於(yu) 儒家的一些傳(chuan) 說似乎已傳(chuan) 入歐洲。”我認為(wei) ，儒家對西方產(chan) 生重大政治社會(hui) 影響和對文藝複興(xing) 運動的推動，應自13世紀意大利人馬可波羅肇端。

《馬可波羅行記》相當詳實地記載了元朝政事、戰爭(zheng) 、宮廷、節日、遊獵和大都的經濟文化風情風俗等等情況，盛讚元朝的文明強大和昌盛富庶，讓西人有機會(hui) 一窺如畫似夢的東(dong) 方文明盛景。

接著，門多薩神父編寫(xie) 、1583年出版的《大中華帝國史》，對中國的人倫(lun) 道德、政治製度、思想文化、地理風物、軍(jun) 事武裝等進行了全方位的描述，係統地塑造了中華帝國神話般的形象，有溢美也有中肯的認知，讓西人意識到，龐大的中華帝國在文明的許多方麵都優(you) 於(yu) 歐洲，並可能成為(wei) 歐洲努力的方向。

《大中華帝國誌》描述了中國人的外貌與(yu) 秉性，中國人都身體(ti) 健康、心靈手巧、聰明開化。“他們(men) 都是偉(wei) 大的發明家，勤勞而工巧”。“中國人是心智最高的人種。他們(men) 有一套自己關(guan) 於(yu) 天地起源，人類誕生的看法。”“他們(men) 是個(ge) 喜歡宴樂(le) 的民族，什麽(me) 時候都避免悲傷(shang) 。”中國人不喜歡戰爭(zheng) ，等等等等。

門多薩說廣東(dong) 人象柏柏爾人皮膚較黑，內(nei) 陸的中國人象日耳曼人。在中國居住的還有摩爾人蒙古人緬甸人與(yu) 老撾人，偶爾也能見到歐洲人。所有臣民在天子統治下生活在和平的帝國秩序中，擁有一種可想而知的幸福。他認為(wei) 中國最令人仰慕的是政治製度，中國皇帝是世界上最令人好奇的人物。

明朝時，耶穌會(hui) 傳(chuan) 教士利瑪竇為(wei) 西方提供了更為(wei) 真實的中華文明的信息。他說：“中國政府的治國的能力超出其他所有的國家。他們(men) 竭盡所能，以極度的智慧治理百姓。若是天主在這本性的智慧上，再從(cong) 我門天主教的信仰而加上神的智慧的話，我看希臘的哲學家柏拉圖，在政治理論方麵也不如中國人。”

《利瑪竇中國劄記》站在神本主義(yi) 立場上對明朝讚歎不已，所描述的中華帝國儼(yan) 然一個(ge) 由哲人王治理的“現實烏(wu) 托邦”：

“標誌著與(yu) 西方一大差別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實是，他們(men) 全國都是由知識階層，即一般叫做哲學家的人來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個(ge) 國家的責任完全交付給他們(men) 來掌握。軍(jun) 隊的官兵都對他們(men) 十分尊敬並極為(wei) 恭順和服從(cong) ，他們(men) 常常對軍(jun) 隊進行約束，就像老師懲罰小學生那樣。…更加令外國人驚異的是，在事關(guan) 對皇上和國家的忠誠時，這些哲學家一聽到召喚，其品格崇高與(yu) 不顧危險和視死如歸，甚至要超過那些負有保衛祖國專(zhuan) 職的人。也許這種情操來自於(yu) ：人們(men) 有了學問，心靈也就高尚了。”

《利瑪竇中國劄記》第六章是《中國的政府機構》。他寫(xie) 道：“雖然我們(men) 已經說過中國的政府形式是君主製，但從(cong) 前麵所述應該已經很明顯，而且下麵還要說的更清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貴族政體(ti) ，…如果沒有與(yu) 大臣磋商或考慮他們(men) 的意見，皇帝本人對國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後的決(jue) 定。”

利瑪竇還相當深入地介紹了科舉(ju) 製，內(nei) 容涉及考期考場考官科考內(nei) 容規則錄取方式授職儀(yi) 式等事項。他說：“標誌著與(yu) 西方一大差別而值得注意的一大事實是，他們(men) 全國都是由知識階層的人來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個(ge) 國家的責任完全交給他們(men) 來管理”。

利瑪竇讚美孔子：“中國哲學家中最有名的是孔子。這位博學的偉(wei) 大人物，誕生於(yu) 基督紀元前551年，享年70餘(yu) 歲。他既以著作和授徒，又以自己的身教來激勵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製力和有節製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斷言他遠比世界各國過去所有被認為(wei) 是德高望重的人更為(wei) 神聖”雲(yun) 。

盡管在利瑪竇看來儒學並不符合基督教義(yi) ，卻是異教中最完美的。他認為(wei) ，四書(shu) 五經“著眼於(yu) 個(ge) 人、家庭、及整個(ge) 國家的道德行為(wei) ，而在人類理性的光芒下對正當的道德活動加以指導”，是“為(wei) 著國家未來的美好和發展而集道德教誡之大成”。他與(yu) 人合作用拉丁文注釋四書(shu) ，以幫助在華教士學習(xi) 和了解儒學。

繼利瑪竇之後又一位西方傳(chuan) 教士曾德昭，為(wei) 東(dong) 學西漸作出了卓越貢獻。他於(yu) 1613年（明末）來到中國傳(chuan) 教並同時學習(xi) 中文，在中國一共待了22年之久，著有《中華大帝國史》，介紹了明朝政治製度法律、政府結構、生活方式、語言文字、物產(chan) 、民俗等等，對科舉(ju) 製描述尤為(wei) 詳細。

曾德昭特別強調了科舉(ju) 製“自由報考、公平競爭(zheng) ”的原則。他寫(xie) 道：“普通老百姓不分職業(ye) ，均可投考”，但“軍(jun) 士、保鏢、法警、惡棍、劊子手及稱做忘八的妓女監護人”被摒棄在外。

他與(yu) 利瑪竇一樣也把科舉(ju) 的三種學位即秀才舉(ju) 人進士比作西方社會(hui) 的學士、碩士和博士。他說：“那些僅(jin) 僅(jin) 是學生，沒有取得任何學位的人，本身沒有任何特權，隻被人尊稱為(wei) 紳士。大家把他們(men) 敬為(wei) 國家之燈，中國人知道應如何尊重確實值得尊重的人。”

利瑪竇及其繼承者們(men) 認為(wei) ，中國實現了柏拉圖“作為(wei) 真正牧民者的哲人占統治地位”的理想。從(cong) 《利瑪竇中國劄記》之後一個(ge) 半世紀間，西方不少文本對中華文明同樣作了高度肯定和讚美。

腓內(nei) 斯在《巴黎至中國旅行記》中讚揚“中國為(wei) 哲人政治”，拉莫特·勒瓦耶在《論異教徒的德行》中將孔子與(yu) 蘇格拉底並列。拉莫特·勒瓦耶說：“孔子的崇高美德甚至使君王決(jue) 不發出與(yu) 他（孔子）的戒律不符的命令，皇帝的文武百官都勢必是孔子的信徒，因此可以說，隻是哲學家們(men) 在統治這樣一個(ge) 大帝國。”

中國啟蒙派所反對的儒家和孔子，卻為(wei) 西方啟蒙派所敬仰。文藝複興(xing) 以來啟蒙哲學家們(men) 心醉神馳的美好東(dong) 方，建立在兩(liang) 個(ge) 基本觀念之上：一是性善論，二是道德理想通過政治實踐達成社會(hui) 公正與(yu) 幸福。他們(men) 認為(wei) 這是中國形象的核心意義(yi) ，也是他們(men) 心目中新型政治倫(lun) 理社會(hui) 理想的最高尺度。

堅決(jue) 反對法國和歐洲君主專(zhuan) 製的百科全書(shu) 派領袖霍爾巴赫，高度推崇儒家君主製，認為(wei) ：“在中國，理性對於(yu) 君主的權力發生了不可思議的效果，建立於(yu) 真理之永久基礎上的聖人孔子的道德，卻能使中國的征服者亦為(wei) 其所征服”，孔子學說“使野蠻征服者對此亦須保持尊敬，而以之為(wei) 政府施政的目標”。

伏爾泰在《哲學辭典》中列舉(ju) 了孔子七句聖言，讚美道：“東(dong) 方找到一位智者……他在公元前六百餘(yu) 年便教導人們(men) 如何幸福地生活。”他歎息：“我們(men) 不能像中國人一樣，這真是大不幸。”　　

羅伯斯庇爾在他起草的1793年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中寫(xie) 道：“自由是屬於(yu) 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損害他人權利之事的權利：其原則為(wei) 自然，其規則為(wei) 正義(yi) ，其保障為(wei) 法律；其道德界線則在下述格言中：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正是孔子聖言，表達了恕道原則。

德國萊布尼茨認為(wei) 儒文化對西方作出了重大貢獻。他研究發現《易經》陰陽爻二進製與(yu) 他的二元算術完全一致，據此深信中國哲學具有充足的科學根據。他還宣稱，在道德和政治方麵中國人也優(you) 於(yu) 歐洲人。日本學者五來欣造說：“儒教不僅(jin) 使萊布尼茨蒙受了影響，也使德意誌蒙受了影響。”

萊布尼茨批判某些夜郎自大的歐洲學者：“我們(men) 這些後來者，剛剛脫離了野蠻狀態就想譴責一種古老的學說，理由隻是因為(wei) 這種學說似乎首先和我們(men) 普通的經院哲學的概念不相符，這真是狂妄至極！”這種批判放在中國特色啟蒙派和馬家身上都很合適，隻不過馬家不是“脫離”而是倒退深入“野蠻狀態”。

1670年前後，英國政治家坦普爾爵士斷言：“"由最好的人管理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哲人是最好的人，哲人政治是最好的政治”，“偉(wei) 大古老的中華帝國”就是榜樣。

1672年，閔明我神父從(cong) 中國回到歐洲，寫(xie) 了100萬(wan) 字有關(guan) 中國的著作。在閔明我看來，中國在所有方麵都是優(you) 秀的。他建議歐洲所有君主仿效中國皇帝，國王必須有修養(yang) ，請哲學家輔佐政務，聽從(cong) 他們(men) 的建議；歐洲應該模仿中國的政治與(yu) 經濟製度，尊重農(nong) 民，將農(nong) 業(ye) 當作立國之本。

1721年，萊布尼茨的學生、德國著名哲學家沃爾夫在哈雷大學做了“關(guan) 於(yu) 中國人道德哲學的演講”，他說：“中國古代的帝王是真正具有哲學家天賦的人。我曾經提到伏羲和他的繼承者。伏羲創立了各門科學和中華帝國，由於(yu) 這些哲人王的智慧與(yu) 努力，中國的政體(ti) 成為(wei) 世界上最優(you) 秀的政體(ti) 。在統治藝術上，從(cong) 古到今，中國超越了所有其他的國家。”

李約瑟稱孔子為(wei) “全中國的無冕皇帝”。他認為(wei) 孔學並不限於(yu) 人文科學領域，在自然科學領域也有重要成就：“在曆法領域中，數學在社會(hui) 上屬於(yu) 正統的儒家知識的範疇。”、“在曆史上，不定分析被稱為(wei) ‘大衍術’，這是從(cong) 《易經》中一個(ge) 難解的陳述句‘大衍之數五十’得來的。”

或說儒家政治為(wei) “孔教烏(wu) 托邦”，這是對中華的無知，無知於(yu) 中華文化真理、曆史真相和文明輝煌。向西方介紹中華的各種文本或有溢美，卻非空想和虛構。烏(wu) 托邦是空想主義(yi) ，儒家文明則是實實在在的曆史存在。

作為(wei) 中華偏統政權，元明清已經很不中正，但元明和清朝前期依然能令同時期的西人驚豔，可見儒家的厲害。西方從(cong) 中汲取精華和營養(yang) ，啟開神本主義(yi) 的蒙昧，走上人本主義(yi) 道路；中國特色啟蒙派卻自暴自棄地捧著金飯碗討飯，甚至以討取西方思想殘羹為(wei) 榮。嗚呼哀哉！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