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不是由勝利者寫(xie) 的

作者：餘(yu) 東(dong) 海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南華早報新聞網》2014年9月29日

時間：甲午年九月初六

           西曆2014年9月29日

“曆史是由勝利者寫(xie) 的”，這是一個(ge) 頗為(wei) 流行而非常錯誤的觀點，昧於(yu) 曆史常識，充滿了權力狂妄和詐力迷信，以為(wei) 掌握了槍杆子和筆杆子，就可以為(wei) 所欲為(wei) 地篡改虛構偽(wei) 造曆史和強奸曆史了。一些馬家學者嚴(yan) 厲批判曆史虛無主義(yi) ，可謂賊喊捉賊。

古今中外無數亂(luan) 臣賊子暴君邪教，都曾經勝利一時並以勝利者自居，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可沒有任何惡人惡勢力獲得過寫(xie) 史資格。秦始皇到斯大林，統統不行，統統被釘死在曆史的恥辱柱上。曆史對正義(yi) 和真相的執著有著萬(wan) 古不易的絕對性。

殷鑒不遠，馬家幫都喜歡自修其史，無非莊嚴(yan) 的笑料、堂皇的醜(chou) 劇而已，真相照樣明明白白。且看前蘇聯的《聯共（布）黨(dang) 史》，被稱為(wei) “共產(chan) 主義(yi) 的聖經”和“馬克思列寧主義(yi) 基本知識的百科全書(shu) ”，從(cong) 1938年9月到1953年的15年裏共出版了67種文本，再版3百餘(yu) 次，總印數達4281.6萬(wan) 冊(ce) ，是蘇聯圖書(shu) 出版史上發行量最大的書(shu) 籍之一影響夠巨大、廣泛深遠的。

然而，偽(wei) 史是沒有生命力的，《聯共（布）黨(dang) 史》影響和“權威”是建立在邪說、暴力和謊言的基礎上的，經不起真相、真理和正義(yi) 的追問，很快就成了政治笑柄和文字垃圾，在曆史的長河中轉瞬間消失了蹤影。有一句名言說：“一個(ge) 人可以在一段時間欺騙所有人,也能在任何時間欺騙某一個(ge) 人，卻不可能在所有時間欺騙所有人。”最“偉(wei) 大”的暴君也不可能。曆史更是無法欺騙的。

詐力有用也有限，任何詐力的、邪惡的勝利都是暫時性和泡沫性的，而且必將付出沉重的代價(jia) 。自古以來，不尊重曆史的政權，也得不到曆史的尊重，登不了曆史的大雅之堂。邪不勝正，假不勝真，這是曆史規律也是曆史事實。良知不滅，天行有常，暴力征服不了人心，邪說改變不了常道。盜賊即使大到秦始皇希特勒斯大林們(men) 的程度，在曆史的眼裏，仍然微不足道；其勝利即使“輝煌”一時，也是白駒過隙，最後無不以失敗告終。

如果一定要說“曆史是勝利者書(shu) 寫(xie) 的”，那麽(me) ，這個(ge) 勝利者不包括惡勢力。在曆史的雄偉(wei) 壯麗(li) 的畫卷中，任何暴君惡勢力都不過是侏儒、小醜(chou) 和笑料而已。任何惡勢力，無論曾經多麽(me) 猖獗和取得多大勝利，都不過曇花一現而已，都將成為(wei) 可恥的失敗者。別說惡人惡勢力之類，就是諸子百家中各種良性學派，也從(cong) 來沒有獲得過修史的資格。

劉少奇說，好在曆史是人民寫(xie) 的。如果人民指一般國民和民眾(zhong) ，就嫌空泛，並有民粹傾(qing) 向。何況在政治框架中，人民是個(ge) 有特定內(nei) 涵的概念，指的是所謂的“革命人民”和“無產(chan) 階級”。

孟子說：“民無恒產(chan) 則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wei) 己。”無產(chan) 者經過馬主義(yi) 、唯物主義(yi) 洗腦之後，更將變本加厲地放辟邪侈。權力落入這些人手裏，就像把大刀放在孩童手中，結果難免傷(shang) 人自傷(shang) 。我說過，無產(chan) 階級專(zhuan) 政沒有贏家，既是資產(chan) 階級的災禍，也是無產(chan) 階級的劫難。大家鬥來鬥去，同歸於(yu) 窮，同歸於(yu) 苦；鬥到最後，惡性大發，你死我活，同歸於(yu) 盡。

事實上，曆史是由文化精英、道德精英書(shu) 寫(xie) 的，中西都一樣。（西方的文化道德精英，可以方便地成為(wei) 西儒。）自古中國的文化道德精英是儒家群體(ti) ，故曆史是由儒家書(shu) 寫(xie) 的。中國正史的作者都是儒家。正史指二十四史，從(cong) 第一部《史記》到最後一部《明史》，作者或作者團隊都是儒家，沒有例外。

儒家對待曆史的態度最為(wei) 嚴(yan) 肅，孔子和曆代儒家所編輯或傳(chuan) 述的史料，真實性和可信度最高。三代政治無儒家之名，卻有儒家之實，先秦官員包括史官，都是“六藝”教育培養(yang) 出來的信奉中道的儒者。文天祥《正氣歌》中寫(xie) 道：“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齊國太史三兄弟和晉國太史董狐就是不畏權勢、秉筆直書(shu) 的典範，將尊重曆史、堅持真實、忠於(yu) 職守、生死不渝的精神體(ti) 現得淋漓盡致。《春秋左氏傳(chuan) 宣公二年》記載：“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shu) 法不隱。’”可見孔子的思想取向。

為(wei) 了保證史官能直書(shu) 國君功過善惡，禮製規定，皇帝不能看史官所記的關(guan) 於(yu) 他的實錄。這個(ge) 規定唐太宗時還能遵守。《貞觀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記載，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wei) 諫議大夫兼記起居注。唐太宗問他起居注裏記些什麽(me) ，並且提出想看看內(nei) 容。褚遂良回答說，現在的起居注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shu) ，庶幾人主不為(wei) 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

自漢以後，“為(wei) 尊者諱，為(wei) 親(qin) 者諱，為(wei) 賢者諱。”被普遍視為(wei) 孔子編纂刪定《春秋》時的原則態度，進而被視為(wei) 曆代避諱的總原則。這是五四以來儒家受到批判最多而儒家最難反駁的一條罪行，是對儒家和孔子最嚴(yan) 重、最悠久的誤會(hui) 之一。

根據儒家義(yi) 理，孔子不可能認同“三諱”為(wei) 修史原則和政治原則。《論語衛靈公篇》載：“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孔子盛讚衛國大夫史魚言行正直剛直像射出去的箭一樣，可見孔子是以“直”為(wei) 史官美德的。

其實“三諱”是公羊家對《春秋》的過度解讀，僅(jin) 是“托史寄義(yi) 、托事明義(yi) ”的《春秋經》的特征，非孔子說、非聖人說，有它特定的適用範圍，不能將它擴展為(wei) 修史原則甚至延伸為(wei) 政治原則。關(guan) 此，我在《儒家文化實踐史》一書(shu) 中有過詳細解釋。

中國正史也不存在“三諱”問題，因為(wei) 是“易代修史”，前一王朝史由後一個(ge) 王朝修定，“國亡史成”，後人沒有為(wei) 前朝“諱”的動機。當然，也不至於(yu) 故意貶抑，因為(wei) 曆代統治者重視前朝史，旨在以史為(wei) 鑒，尋找治亂(luan) 興(xing) 衰的樞機，並借以為(wei) 新王朝繼統提供合法性。

五四後疑古風起，侮辱傳(chuan) 統文化、懷疑儒經及正史成了時髦。其實，論義(yi) 理的正確性和真理性，儒家經典至高無上無與(yu) 倫(lun) 比，君無戲言，經更無戲言。論所涉及史料文獻的可靠性和準確性，“十三經”也是各派中最高的。

良知不滅，儒家就不會(hui) 滅，無論遭受多麽(me) 嚴(yan) 重的摧殘，都將一陽來複。嬴政焚坑之後，儒家創造的是兩(liang) 千多年的輝煌；經過更為(wei) 深重的毛家之劫，寫(xie) 下的必將是更加輝煌的篇章。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