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複興(xing) 應有的七點共識

作者：毛朝暉

來源：作者惠賜

時間：2014年6月22日

緒言

上世紀80年代，港台新儒家回流大陸，遂掀起研究現代新儒學之熱潮。文化順乎人心，浪潮潛滋暗長，於(yu) 是醞釀出八十年代的“文化熱”。然當時所謂“文化熱”，主要不外兩(liang) 股潮流：一是批判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如《河殤》；二是崇拜西方文化，如“走向未來叢(cong) 書(shu) ”、“現代西方學術文庫”等叢(cong) 書(shu) 。這時期開風氣的學者大多與(yu) 傳(chuan) 統長期隔膜，崇尚西方文化，對社會(hui) 主義(yi) 持漠視或批判態度，鼓吹西方自由民主，甚至皈依基督教，至“六四”事件而達到極點。經曆蘇聯解體(ti) 、亞(ya) 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台海局勢緊張、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美國炸毀直至“911”恐怖襲擊，九十年代的思想界多次受到衝(chong) 擊，漸呈多元態勢，新左派、自由主義(yi) 筆戰不斷，而文化民族主義(yi) 伴隨民族主義(yi) 的複蘇，獲得長足的發展（儒學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有同有異。單就民族立場而言，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與(yu) 文化民族主義(yi) 者是一致的），90年代“國學熱”遂乘勢而起，學術思想界紛紛把向西外求的目光收回來，開始回望民國，從(cong) 民國的學術思想資源中尋求啟示，“民國叢(cong) 書(shu) ”、“學術集林”、“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叢(cong) 書(shu) ”、“蓬萊閣叢(cong) 書(shu) ”等等，開始對國人重新進行傳(chuan) 統文化的啟蒙，這些努力造成“國學”口號響亮一時。可是，“國學”畢竟隻是一個(ge) 寬泛的口號，它沒有宗旨，沒有立場，僅(jin) 能恢複國人對於(yu) 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而不能有效地就現代各種社會(hui) 、政治、宗教、學術等議題站在中國人自己的立場上進行回應。步入21世紀以後，一方麵“國學熱”仍持續升溫，一方麵“儒學”漸呈複興(xing) 趨勢。自然，中國未來將不可能依靠清靜無為(wei) 的道家、出世修行的佛教來應對現代社會(hui) 各種複雜、棘手的議題，更不可能乞靈於(yu) 基督教信仰來解決(jue) 問題。可供選擇的文化資源有三種：儒學、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現代西方文化（主要是要消化西方的科學、民主和自由文化，“五四”以來早已有此認識，但他們(men) 拋棄傳(chuan) 統、自失立場，如何可能真正使西方文化中國化？故終歸失敗。唯有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yi) ”能在儒學立場吸收西方民主文化，惜未能徹底，也未能貫徹。），最佳選擇莫如綜合三者以重建一嶄新的中國現代儒學，整合各種資源，以有效解決(jue) 中國問題。因此，從(cong) “國學熱”進而至於(yu) “儒學複興(xing) ”，這是中國文化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有鑒於(yu) 此，茲(zi) 謹書(shu) 數條共識，就正於(yu) 有誌於(yu) 複興(xing) 儒學之同道。

一、在心靈安頓和信仰建設方麵

儒學被拋棄、被批判、被打壓已經一個(ge) 世紀了，一方麵固然是因為(wei) 西方文化強有力之衝(chong) 擊，另一方麵也是因為(wei) 我們(men) 對於(yu) 民族文化的妄自菲薄（“五四”諸公始作厲階，反右、文革，更為(wei) 慘酷，堪比始皇焚書(shu) ，古今同慨）。中國文化在狂風暴雨、內(nei) 外夾攻中枯寂了，而中國人的心靈遂因此喪(sang) 失安頓的根據，淪為(wei) 功利主義(yi) 和各種正、邪宗教競相瓜分的勢力範圍；與(yu) 此同時，中國政治因為(wei) 與(yu) 人文教化分離，而墮入權力腐敗的怪圈。二千年來，中國固然不乏求仙煉藥之士、參禪念佛之人，但中國人的心靈，無疑主要是通過儒學來獲得安頓。我們(men) 不看重神的救贖和佛的接引，而重視個(ge) 人道德與(yu) 能力的修養(yang) ，福不以其道則不求，禍不以其道則不去，《詩》雲(yun)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對宗教持寬容、學習(xi) 態度，不承認也不否認神道上帝，擇其善者而從(cong) 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其不善不惡者則包容之，我們(men) 以開放的心態去學習(xi) 、修養(yang) 自己，所謂“毋意，毋固，毋必，毋我”，宗旨在於(yu) 人倫(lun) 日用之間，求良心的安頓，常格致誠正，專(zhuan) 心做好此生的一言一行，把人生意義(yi) 安立在家庭和社會(hui) 中（在儒家而言，仁愛、智慧、勇氣的實踐都是針對真實的人來說的，盡在夫婦、父子、兄弟等人倫(lun) 關(guan) 係中，而不在一個(ge) 理想的概念如“共產(chan) 主義(yi) ”或一個(ge) 假設的存在如“上帝”。不仁不義(yi) 固有流弊，說得太高太虛也有流弊。近年來之所以冒出這麽(me) 多的邪教，有些未必是當初刻意為(wei) 之，主要是太高太虛的後來蛻變）。如來生誠有，則我們(men) 照舊存事歿寧，再過一生；如來生誠無，則我們(men) 已然存事歿寧，過好一生；如上帝無眼，使我生於(yu) 地獄，則我自當效地藏菩薩之所為(wei) ，度盡地獄眾(zhong) 生；如上帝有道，使我於(yu) 天堂，則我輩自當效諸大菩薩之所為(wei) ，乘願再來。儒學是心性的學問、生命的學問、安頓心靈的學問，能使我輩入世而出世，入教而出教，破除世俗之名韁利鎖與(yu) 宗教之教條神秘，這是我們(men) 複興(xing) 儒學應有的第一點共識。

二、在政治改革和社會(hui) 建設方麵

過去一個(ge) 世紀項背相望的革命和改革，有過狂熱與(yu) 殘酷，有過激情與(yu) 傷(shang) 痛，有過笑與(yu) 哭、血與(yu) 淚，這些經驗告誡我們(men) ，中國不能變成一個(ge) 共產(chan) 主義(yi) 的理想國，而應該是符合國情、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這個(ge) 特色就是中國文化，其主體(ti) 則是儒學；不能物欲橫流乃至淪為(wei) 自由主義(yi) 的鬥獸(shou) 場（鼓吹自由主義(yi) 和市場經濟，在某種程度上符合強者和資本家的利益，在自由和市場的名義(yi) 下對弱者和無產(chan) 階級進行壓製和剝削，即所謂“競爭(zheng) ”。可惜人的素質太低，也不能安於(yu) 政府的保護和計劃經濟，其結果隻能是貪汙腐敗和侵吞國有財產(chan) 。市場化是對付低素質人群不得已的辦法，而並非最人性辦法，不要盲目迷信），而應該是促進社會(hui) 福利與(yu) 正麵文化的自由主義(yi) 。即政統即道統，即政治即文化，即社會(hui) 主義(yi) 即及自由主義(yi) ，這便是儒家的“王道”和“中庸之道”。反對激進，反對不人性，反對不道德，反對人欲橫流與(yu) 權力腐敗，這都是“王道”和“中庸之道”的應有之義(yi) 。“王道”的關(guan) 鍵在於(yu) 能否成就正麵的社會(hui) 文化與(yu) 人的素質；否則，如果文化敗壞、人的素質低下，那麽(me) 無論何種製度、何種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抑或自由主義(yi) ），最終都必將淪為(wei) 壓抑人性的教條、假大空的官腔套話、被權力綁架的意識形態。儒學是政治的學問、製度的學問、修齊治平的學問，它不是一偏的“主義(yi) ”，而是中國數千年政治資源的積累，能用來接引各種主義(yi) 、各種西方政治資源，這是我們(men) 複興(xing) 儒學應有的第二點共識。

三、在輿論宣傳(chuan) 和心理建設方麵

改革開放以來，“文革”期間被打為(wei) “右派”或“反動學術權威”的儒家學者早已評反，但儒學尚未平反；最近二十年，普通民眾(zhong) 與(yu) 國家領導人紛紛回歸傳(chuan) 統文化，但儒學尚未正名。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le) 不興(xing) ；禮樂(le) 不興(xing) ，則刑罰不正；刑罰不正，則民無所錯手足。”當前複興(xing) 儒學最急迫的工作就是正名的工作。應該看到，為(wei) 儒學正名的工作並非儒家內(nei) 部的“家事”，而是幫助整個(ge) 國家和國民重建文化觀念、文化信仰的國事。名正然後心正，心正然後事正，事正然後政正，政正然後教正，教正然後俗正，“化民成俗”，至此然後文化可告成功。正名之效，豈不大哉！文化也需要平反，文化也需要正名，如今是時候該把過去一百年來對於(yu) 儒學的種種誤解、曲解和失解全麵地糾正過來了。記得民國之初，孫中山先生推動“三民主義(yi) ”，首先看重的也是國民的心理建設（孫中山著《建國方略》一書(shu) ，分《孫文學說》、《實業(ye) 計劃》和《民權初步》三部分，分別闡述孫中山在心理建設、物質建設和社會(hui) 建設方麵的建國方略，而以心理建設居首），時過境遷，中國文化又到了要撥亂(luan) 反正、正本清源的時候，正名的工作實在是刻不容緩，這是複興(xing) 儒學應有的第三點共識。

四、在學理建設方麵

現在的儒學界除了有赫爾岑在《科學中華而不實的作文》一書(shu) 中批評的脫離實際、脫離生活的作風外，還另有一種喜歡自我標榜的壞作風，什麽(me) “心性儒學”、“政治儒學”、“製度儒學”、“宗教儒學”、“生活儒學”，等等，名頭一大堆，概念滿天飛。這是中了西方哲學喜歡標榜各種“主義(yi) ”的毒，結果淪為(wei) 概念遊戲，而琳琅滿目之“主義(yi) ”最終不過是各種“我”的外化，成為(wei) “眾(zhong) 聲喧嘩”而不能回歸大統（當初胡適與(yu) 李大釗關(guan) 於(yu) “問題與(yu) 主義(yi) ”的論爭(zheng) ，實用主義(yi) 一派專(zhuan) 講問題，卻看不到中國人對於(yu) 中國問題與(yu) 前途缺乏一種明確之精神指導；社會(hui) 主義(yi) 一派要搞革命、發動群眾(zhong) ，自然要提倡“主義(yi) ”——即馬克思主義(yi) ，但看不到中國的實際問題。後來毛澤東(dong) 搞農(nong) 村調查、階級調查，可說是把主義(yi) 與(yu) 問題結合了，但他的主義(yi) 是單一的、問題是局限的，隻適合搞抗日和解放戰爭(zheng) ，過時了就變成教條。如果要海納百川，會(hui) 通各種主義(yi) 、各種問題，非儒學莫屬）。

儒學隻是一個(ge) 儒學，它是一個(ge) 整體(ti) ！儒學固然可以做種種片麵之分解，據以成立種種之“儒學”，以便在學院中進行種種之標榜。但是，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儒學本來就包含心性、政治、製度、宗教、生活等各個(ge) 層麵，佛家所謂“十萬(wan) 八千法門”，儒學何莫不然！大體(ti) 上說，心性儒學、製度儒學（儒教可視為(wei) 一種製度儒學，家庭、學校、考試、政治、社會(hui) 生活的各種製度亦均在此列）、學術儒學（包括儒家形而上學、儒家教育學、儒家政治學、現代新儒家哲學等一切舉(ju) 凡沒有內(nei) 化為(wei) 個(ge) 體(ti) 心性或外化為(wei) 製度實踐的學術）構成儒學的“三位一體(ti) ”，也就是古人所說的道統、政統、學統的三位一體(ti) 。這就好比基督教的聖父、聖子、聖靈一樣；所不同的是，我們(men) 信據的是人類天賦的心性而不是信主而成為(wei) “聖子”，我們(men) 的儒學製度立足於(yu) 安頓人倫(lun) 的家庭而不是榮耀“聖父”的教會(hui) ；我們(men) 的儒家學說是良心與(yu) 天理的合一（即“格物致知”和“正心誠意”的合一、天道與(yu) 人性的冥會(hui) ）而不是依靠上帝的啟示和作為(wei) 上帝摹本的“聖靈”。

道、學、政，三者不可偏廢。在現代社會(hui) 中，“道統”應該在信仰或心性層麵與(yu) 基督教進行會(hui) 通，“學統”應該在學術或文化層麵與(yu) 科學進行會(hui) 通，“政統”應該在製度或外王層麵與(yu) 自由民主進行會(hui) 通。此處所謂“會(hui) 通”，不是指晚清以來“中體(ti) 西用”、“中體(ti) 中用”或“全盤西化”，而是指在會(hui) 通的基礎上重建新的“體(ti) ”與(yu) “用”。

試一覽今日之儒學界，霍韜晦先生提倡性情學，曾昭旭先生提倡心理輔導與(yu) 愛情學，牟鍾鑒先生提倡新仁學，林安梧先生提倡意義(yi) 治療，餘(yu) 樟法先生提倡新良知學，這些都是心性儒學在現代的新開展；蔣慶先生提倡公羊學、政治儒學，幹春鬆先生提倡製度儒學，蔣慶、陳明、康曉光、姚中秋諸先生提倡儒教、憲政，這些都是製度儒學在現代的新嚐試；龐樸先生闡述儒學辯證法，王財貴先生倡導兒(er) 童讀經，黃玉順先生提倡生活儒學，陳來、郭齊勇等先生的現代新儒學研究，這些都是學術儒學在現代的新成果。透過這些，我們(men) 看到儒學正在當代中國複興(xing) 。

在學理建設方麵，我們(men) 應秉持開放的心態和會(hui) 通的精神，切忌持論褊狹而淪為(wei) 激進主義(yi) 或極端主義(yi) ，持論太玄而成為(wei) 神秘宗教，持論太卑而淪為(wei) 世俗學問。這是複興(xing) 儒學應有的第四點共識。

五、在複興(xing) 儒學的方法與(yu) 實踐方麵

儒學複興(xing) ，本質是要切實解決(jue) 民生和文化的現實問題，在心性層麵、製度層麵、學術層麵同時謀求解決(jue) 之道。當務之急是要團結親(qin) 身體(ti) 知民生和文化問題的國人，無論是學者、商人或政治家等，隻要他真正感到中國當下的民生和文化問題並欲努力謀求解決(jue) 之道。這樣一批有參與(yu) 精神、承擔精神的國人在古代就叫做“士大夫”群體(ti) 。隻有建立一個(ge) 真正有參與(yu) 精神、承擔精神的儒學群體(ti) ，像早期的共產(chan) 黨(dang) 、基督門徒或孔門弟子團體(ti) 那樣，才不會(hui) 在現實困境中模糊文化理想，從(cong) 而對現實問題產(chan) 生共識和合力。西漢的五經博士及弟子員，東(dong) 漢的太學生團體(ti) ，隋唐的新興(xing) 進士群體(ti) ，北宋的新黨(dang) 、洛黨(dang) 、蜀黨(dang) ，明代的王門弟子與(yu) 東(dong) 林黨(dang) ，這些士大夫群體(ti) ，組織或緊密或鬆散，但藉由群體(ti) 力量，都曾對當時社會(hui) 產(chan) 生巨大影響。

海外的漢學家和儒家學者如餘(yu) 英時、杜維明、成中英等，固然在學問方麵各有專(zhuan) 長，但由於(yu) 他們(men) 與(yu) 中國社會(hui) 長期隔絕，對於(yu) 民生、文化問題之體(ti) 察未必真切，雖可引為(wei) 外援，但不宜推崇太過，使人有崇洋媚外之感。新加坡八十年代的儒學運動，便是由一個(ge) 並非真正了解、熱愛儒學的政府，依賴一群並非真正了解新加坡民生與(yu) 文化問題的外來儒家學者（未必就是儒者，更談不上士大夫群體(ti) 的建立），來推動一場儒學複興(xing) 運動，最終自然以失敗告終。相比之下，台灣六十年代推動的“中華文化複興(xing) 運動”，因為(wei) 有孫中山、蔣介石一貫的尊重傳(chuan) 統文化的政策，再加上有孫科、王雲(yun) 五、陳立夫、陳啟天、孔德成等1500人為(wei) 代表的士大夫群體(ti) 的聯名推動，至今50年，台灣地區的風俗教化仍受其賜。殷鑒不遠，近在半個(ge) 世紀之間。儒學複興(xing) 必須立足國內(nei) ，廣開師友講習(xi) 、砥礪學行之門，重建真正的士大夫群體(ti) ，而不能依賴二三體(ti) 製內(nei) 的儒家學者，更不能寄希望於(yu) 海外專(zhuan) 家，這是複興(xing) 儒學應有的第五點共識。

儒學複興(xing) 從(cong) 表麵看是學術的複古與(yu) 複興(xing) ，實質則是中國文化主體(ti) 意識的覺醒與(yu) 回歸，正本清源、返本開新曆來是文化複興(xing) 的不二法門。在中國，漢代的“罷黜百家，表彰六經”（《漢書(shu) ·武帝紀》語。並無今人津津樂(le) 道之“獨尊儒術”一語）。便是要回歸先秦的道統，回到周、孔。唐代韓愈、柳宗元發起的“古文運動”，便是要回歸儒家經典與(yu) 先秦兩(liang) 漢的古文傳(chuan) 統；有了“古文運動”作為(wei) 基礎，宋代新儒學運動的發生才成為(wei) 可能，他們(men) 提出的口號是要回歸孔孟儒學的真精神，這是“返本”，而對孔孟真精神的重新詮釋則是“開新”。西方的情況也是如此，歐洲14-17世紀的文藝複興(xing) 運動，其主要途徑便是回歸古希臘的人文精神；有了文藝複興(xing) 運動“返本”的工作，18世紀啟蒙運動“開新”的工作才能得以成功。湯一介先生認為(wei) ：“新的現代儒學必是‘反本開新’的儒學，‘反本’才能‘開新’，‘反本’更重要的是為(wei) 了開新。”（《論儒學複興(xing) ——在紀念孔子誕辰2560周年學術研討會(hui) 的主題發言》）此言甚是，儒學應該回歸孔子，回到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所說的“軸心突破”，必須由複古而複興(xing) ，這是複興(xing) 儒學應有的第六點共識。

抑有進者，儒學複興(xing) 的方向應該是由民間向政府滲透，由講學而參政（不隻是政府部門，還應包括參與(yu) 各行各業(ye) 的建設性活動，都是廣義(yi) 上的“參政”），由討論問題而解決(jue) 問題。“得民心者得天下”，儒學能否複興(xing) 的關(guan) 鍵在於(yu) 是否能夠獲得廣泛的民意支持。要獲得民意支持，我們(men) 別無依傍，唯有切實做好學問，切實做好心性修養(yang) 工夫。三千年豐(feng) 富的曆史文獻，曆代聖賢的道德文章，這些都是儒學得天獨厚的文化資本，站在曆史文獻和曆代聖賢的基礎上，切實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廣泛參與(yu) 民生和文化問題的討論和建設。在立德、立功、立言的過程中，感召更多國人重新認識儒學；與(yu) 此同時，儒學精英依靠自身的道德和學問進入政、商、學各界，感召各界人士共同參與(yu) 中國文化的偉(wei) 大複興(xing) ，逐步壯大士大夫群體(ti) 。

最為(wei) 緊要者，儒者一定要有真學問、真人格，才能“謏聞動眾(zhong) ”、“化民成俗”，而不能如商家一樣光做宣傳(chuan) 而已。考漢代儒學複興(xing) ，先是民間老儒四處傳(chuan) 經，然後叔孫通、賈誼、公孫弘、董仲舒等紛紛進入高層，最終釀成大勢。宋代亦然，兵燹之餘(yu) ，民間儒者四處興(xing) 辦書(shu) 院，在亂(luan) 世中培植儒學元氣，到趙普、範仲淹、孫複、石介、胡瑗、歐陽修等相繼步入政界、軍(jun) 界、學界、教育界，以“連茹匯征”之勢，登高一呼，上下呼應，儒學遂成燎原而興(xing) 。由此可知，當代儒學必須立足民間，與(yu) 人民同呼吸共民運，紮劄實實做好學問（格物致知）、心性（正心誠意修身）和製度（齊家治國平天下）工夫，依靠個(ge) 人道德和學問的修養(yang) ，挺立人格，贏得民望，由贏得民望而引領民意，由引領民意而取信政府，由取信政府而治國安民。切實做好修己治人、內(nei) 聖外王工夫，這是複興(xing) 儒學應有的第七點共識。

總結

如上所述，凡五個(ge) 方麵，七點共識。前兩(liang) 個(ge) 方麵，論述儒學對人心與(yu) 社會(hui) 的作用，由此提出儒學對於(yu) 解決(jue) 中國現實問題之價(jia) 值。後三個(ge) 方麵，論述儒學複興(xing) 的方法問題，正名居首，學理次之，實踐最後而最要，故言之較詳。有共識乃可有共慧命，有共慧命乃可成就複興(xing) 儒學之共業(ye) 。所見未必盡是，更未必周全，而不揣譾陋，謹書(shu) 數義(yi) ，以為(wei) 複興(xing) 儒學之嚆矢鼓吹，兼求教於(yu) 四海同道師友。

（按：此文之作，係由任重兄敦促而成，謹此致謝！ 6月​22日，毛朝暉）

責任編輯：李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