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在現代學術中的艱難定位——唐文治與(yu) 無錫國專(zhuan) 的課程改革

作者：毛朝暉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孔子學刊》第10輯（2019年11月）

一、引言

在中國古代學術傳(chuan) 統中，經學長期居於(yu) “四部之學”的首要地位，但晚清以降遭到西來“七科之學”[1]的衝(chong) 擊，經學的學術定位受到強烈挑戰。對於(yu) 晚清民國之際的中國學者而言，經學的現代價(jia) 值與(yu) 學術定位成爲一個(ge) 重要的學術問題。盡管民國以後，教育部廢除大學經學科[2]，但這一問題並未因爲教育行政的幹預而一勞永逸地解決(jue) 。事實上，現代教育是否還需要保留經學課程？經學課程適用於(yu) 大學、中學抑或小學？經學在現代學校課程中如何定位？這些問題都在民國“讀經問題”的討論中引發廣汎爭(zheng) 議。[3]唐文治在民國“讀經問題”的討論中是力主讀經的一位代表人物。自然，經學的現代學術定位也是唐文治必須麵對和回應的問題。

然而，經學的現代學術定位不隻是一個(ge) 學理問題，更是一個(ge) 實踐問題。相較於(yu) 晚清經學的殿軍(jun) 人物康有爲、章太炎，嚐試恢複傳(chuan) 統書(shu) 院教學的馬一浮，或加盟現代大學的王國維、熊十力等，唐文治在經學教育的體(ti) 製改革方麵進行了更多的實踐探索。唐文治曾擔任郵傳(chuan) 部上海高等實業(ye) 學堂監督，並參與(yu) 創辦無錫國專(zhuan) 和無錫中學等。尤其是無錫國專(zhuan) ，曾是民國國學教育的一座重鎮。[4]盡管他的經學實踐並不限於(yu) 教育，而是貫穿在他早年的政治生涯中，但他自覺提出“讀經救國”論，倡導經學，卻是從(cong) 教以後的事。他的教育實踐始於(yu) 晚清學堂。1907年，唐文治出任郵傳(chuan) 部上海高等實業(ye) 學堂監督，並在其中推行國學教育，經學課程也包括在內(nei) 。與(yu) 其他晚清學堂一樣，郵傳(chuan) 部上海高等實業(ye) 學堂秉持的教育理念也是“中體(ti) 西用”。上任伊始，唐文治在給郵傳(chuan) 部商定教育宗旨的公函中申明這一點：

大要在造就專(zhuan) 門人才，尤以學成致用振興(xing) 全國實業(ye) 爲主，並極意注重中文以保國粹。自小學以至中院，自中院以至上院專(zhuan) 門，所有中西文課本皆定預算，務使循序漸進，先後聯絡一氣，無躐等、無重複，俾成完全教育。各職員規條務以本身作則爲宗旨，各學生規條專(zhuan) 以敦崇品行爲宗旨，務本而勿庸逐末，治表而益以近裏，爲此實行數年，庶幾體(ti) 用並備之士出乎其中。[5]

該文一麵強調西方的實業(ye) 教育，一麵強調“注重中文以保國粹”，顯然是以中西對舉(ju) 。他認爲這樣才是“完全教育”、“體(ti) 用並備”。無疑，他是以“中文”爲“體(ti) ”，而以“實業(ye) ”爲“用”。另外，他強調“以敦崇品行爲宗旨”，這是他作爲理學家的一貫立場。“敦崇品行”的學術基礎無疑是中文國粹的熏陶，而不是實業(ye) 教育，這與(yu) 他提出的“以理學爲體(ti) ，以洋務爲用”的說法可謂同條共貫。總之，他認爲“中文”或“國粹”在教育政策上應居於(yu) 根本原理（原則）的地位，而實業(ye) 教育則是在此前提下的具體(ti) 應用，這顯然是“中體(ti) 西用”論的觀點。[6]

在課程設置上，唐文治也力圖結合“四部之學”與(yu) “七科之學”。郵傳(chuan) 部上海高等實業(ye) 學堂重視專(zhuan) 門工科教育，在唐文治長校之前唯鐵路專(zhuan) 科略已成型，唐文治上任後增設電機、郵政、航海三科。[7]課程設置以理、工科的專(zhuan) 業(ye) 課程爲主。[8]顯然，該校采用的是“七科之學”的框架，隻是限於(yu) 工科大學的定位，專(zhuan) 重理、工二科罷了。1908年，爲加強國文教學，唐文治增設國文科，而且要求各專(zhuan) 科學生必修國文。[9]所謂“國文”，講授的內(nei) 容其實包括古文、經學和諸子。[10]唐文治的意圖很明顯，他是試圖在“七科之學”的基礎上，補足並加強“四部之學”課程。

無錫國專(zhuan) 創辦於(yu) 1920年，明揭“國學”徽幟，尤爲引人注目。現有的三本有關(guan) 唐文治教育研究的專(zhuan) 著中就有兩(liang) 本專(zhuan) 門研究無錫國專(zhuan) ，隻此一點，已可窺豹一斑。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學界的主流看法如陳平原、吳湉南、唐屹軒的研究都是從(cong) “傳(chuan) 統書(shu) 院的現代轉型”的視野來看待無錫國專(zhuan) 的教育實踐。[11]筆者認爲，這種看法值得商榷。這不僅(jin) 是因爲唐文治國學教育的實踐是始於(yu) 晚清學堂的事實，更是因爲無錫國專(zhuan) 的教育理念、課程設置等都帶有鮮明的晚清學堂的烙印。餘(yu) 子俠(xia) 就注意到，郵傳(chuan) 部上海高等實業(ye) 學堂與(yu) 無錫國專(zhuan) 在國學教育實踐上具有連續性。[12]

這種“連續性”正是本文探討的重點。餘(yu) 先生的上述關(guan) 注隻是將其視爲唐文治由工科教育轉入國學教育的一個(ge) 背景，說明他的轉型並不突兀，而不在剖析晚清學堂對於(yu) 無錫國專(zhuan) 教育理念與(yu) 實踐的影響。然而，就本文旨在探討的經學定位而言，此影響的深入剖析實具有重要意義(yi) ，因爲這涉及到唐文治在傳(chuan) 統經學的現代轉型中究竟選擇了何種模式，是完全順應民國以後的“七科之學”模式，牢固堅守傳(chuan) 統書(shu) 院的“四部之學”模式，還是像晚清學堂那樣試圖調和“四部之學”與(yu) “七科之學”的模式？抑有進者，現代學校中經學課程的設置實質上關(guan) 涉到經學在現代學術中的定位問題。有鑒於(yu) 此，本文嚐試以經學課程爲切入點探討上述問題，著重分析無錫國專(zhuan) 的課程改革，特別是經學在現代學校課程中定位的嬗變。

二、無錫國學專(zhuan) 修館時期的國學課程

無錫國專(zhuan) 在創辦之初定名爲“無錫國學專(zhuan) 修館”。就現有資料來看，專(zhuan) 修館最初並無嚴(yan) 格的課程設置。據1920年《國學專(zhuan) 修館招考師範生簡章》：“畢業(ye) 年限：三年畢業(ye) ，專(zhuan) 課本國經學、文學、理學，至第三年習(xi) 公牘文字。”[13]簡章強調專(zhuan) 課經學、文學、理學，但沒有提供具體(ti) 的課程設置和課時安排。專(zhuan) 修館最初的教員隻有唐文治和同門朱文熊二人，“唐文治親(qin) 自爲學生授課，每日一節，講授《論語》、《孝經》、《孟子》等。請朱文熊爲教習(xi) ，講授子學、文選及小學，並請陸景周爲助教。”[14]唐文治講授的重點是經學，教材是《論語》、《孝經》、《孟子》等，至於(yu) “每日一節”時間是否固定、課時幾何，則不得而知。朱文熊講授的內(nei) 容主要是理學、文學，據錢仲聯回憶，“朱叔子先生教理學是講張履祥、陸隴其的專(zhuan) 集，講古文用《古文辭類纂》，講詩用《唐宋詩醇》，講諸子自編《莊子新義(yi) 》。”[15]由此看來，唐文治和朱文熊開設的課程主要是經學、理學和文學，這貫徹了《無錫國學專(zhuan) 修館學規》的主張[16]，隻是沒有嚴(yan) 格的課程規定而已。

唐文治畢業(ye) 於(yu) 南菁書(shu) 院，有人認爲專(zhuan) 修館時期的國專(zhuan) 課程也是承自南菁書(shu) 院。國專(zhuan) 畢業(ye) 生陳振嶽便指出：“課程設置和教學方法，早期大致上是以書(shu) 院作爲模式，這與(yu) 先生曾肄業(ye) 於(yu) 南菁書(shu) 院有關(guan) 。”[17]這個(ge) 說法是否可信呢？要解答這個(ge) 疑問，就必須先了解專(zhuan) 修館的課程設置與(yu) 教學方法以及所謂“書(shu) 院的模式”，然後才能進行判斷。最直接的辦法莫過於(yu) 將國專(zhuan) 課程與(yu) 南菁書(shu) 院的課程進行對比。

南菁書(shu) 院也沒有嚴(yan) 格的課程設置，但規定了課程重點。南菁書(shu) 院由時任江蘇學政的黃體(ti) 芳創建於(yu) 光緒八年（1882），次年，黃邀請張文虎就任院長，但隻到任四個(ge) 月，張即因疾歸裏。1884年，禮聘黃以周繼任院長。1888年，新任學政王先謙增聘繆荃孫爲院長，由黃以周主持經學，繆荃孫主持古學。由此可知，南菁書(shu) 院的課程是以經學、古學爲主。錄取學生亦以此爲準繩，“每年正月，由學政分經、古兩(liang) 場甄別錄取。經學則性理附焉，古學則天文、算學、輿地、史論附焉。”[18]據南菁畢業(ye) 生趙椿年回憶，“書(shu) 院首次甄別......甄別經學，首選忘其爲何人；古學題爲《七洲洋賦》，劉葆真首列，其時尚名毓麟，後改可毅。”[19]可知所謂“古學”，主要就是古文詞章之學。南菁書(shu) 院重視經學與(yu) 古文詞章，而以理學作爲經學的附屬，以天文、算學、輿地、史論作爲古學的附屬。無錫國學專(zhuan) 修館也重視經學與(yu) 文學，而以理學作爲經學的附屬，以《莊子》等作爲文學的附屬，就課程的重點而言，的確是繼承了南菁書(shu) 院的辦學旨趣。

然而，南菁書(shu) 院重視經、古的辦學旨趣未能長期維持下去。1894年，龍湛霖繼溥良出任江蘇學政。他於(yu) 光緒二十三年（1897）奏報書(shu) 院肄業(ye) 生員的奏折中稱：

江陰舊有南菁書(shu) 院，歸學政臣主政，爲通省舉(ju) 貢生監肄業(ye) 之所，其課程尚分經義(yi) 、詞章、算學三門。方今時事艱難，算學尤爲急務。臣到任後，於(yu) 算學之中，分別電、化、光、重、汽機等門，飭在院諸生，即向以經義(yi) 詞章名家者，亦必各兼一藝。[20]

可見，在龍湛霖任上，南菁書(shu) 院已經進行課程改革。改革的重點是使從(cong) 前附屬於(yu) 古學的算學獨立出來，並將其分爲電、化、光、重、汽機等門，而且特別強調“算學尤爲急務”，“即向以經義(yi) 詞章名家者，亦必各兼一藝”。這實際上抬高了西學在課程中的比重和地位，同時改變了南菁書(shu) 院創建時首重經學和古文詞章的旨趣。此外，龍湛霖對南菁書(shu) 院的課程改革也明顯表現出調和“四部之學”與(yu) “七科之學”的努力。

若將其與(yu) 專(zhuan) 修館時期的國專(zhuan) 對比，顯然可見唐文治遵循的是南菁書(shu) 院早期的課程，而不是後期增設西學之後的課程。不但如此，專(zhuan) 修館的古文詞章課程完全排除了天文、算學、輿地等附屬內(nei) 容，而附屬於(yu) 經學的理學課程則得到更多的強調。

這就出現一個(ge) 耐人尋味的問題：唐文治此前積極提倡新式教育並被譽爲中國工科教育的先驅[21]，後來卻致力維護純粹的“國學”教育而且不接受西學的混合。這是爲什麽(me) 呢？

其實，唐文治原本並不反對中西學混合。1899年，他就主張：“今日之勢，與(yu) 其使西學淆亂(luan) 吾中學，而士林被塗炭之災；何若使中學囊括乎西學，斯吾道尚不至於(yu) 有絕滅之懼。”[22]上文提到，唐文治秉持的是晚清學堂“中體(ti) 西用”的辦學理念。該理念即試圖“使中學囊括乎西學”，對於(yu) “中體(ti) ”的強調實際上就是要求一切西學科目都必須以中學爲基礎或前提，從(cong) 這一理念出發，晚清學堂采用的都是中西混合課程。郵傳(chuan) 部上海高等實業(ye) 學堂也是如此，1908年，唐文治在郵傳(chuan) 部上海高等實業(ye) 學堂增設國文科，並要求鐵路、電機、郵政、航海等各專(zhuan) 科學生都必修國文科。前麵說過，唐文治增設的“國文”科實則兼賅“四部之學”。這種課程設置顯然是以“四部之學”爲主導，並試圖兼容“七科之學”，實質就是唐文治所說的“使中學囊括乎西學”。可見，唐文治在容受“七科之學”一點上，起初采取的原是進取的姿態。

民國建立後，教育當局在教育政策上采取了一種越來越激進的反傳(chuan) 統立場。民國元年（1912）廢除大學經學科[23]，並廢除小學讀經科[24]。如此一來，在教育體(ti) 製內(nei) 從(cong) 容調和“四部之學”與(yu) “七科之學”的寬鬆環境已經不複存在。 這就迫使唐文治對於(yu) “七科之學”轉而采取一種保守姿態。在上述反傳(chuan) 統的教育政策下，如果再高唱“使中學囊括乎西學”，顯然已經不切實際；他隻能退而求其次，在最低限度上要求保存“中學”。爲此，他竭力呼籲教育當局愛護本國文化：

自西學東(dong) 漸，恂愗之士，穎異標新，以爲從(cong) 事科學，我國文字即可置之無足重輕之數，用是十餘(yu) 年來各處學校國文一科，大都摭拾陳腐，日就膚淺，苟長此因循，我國固有之國粹行將蕩焉無存，再曆十餘(yu) 年，將求一能文者而不可得。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國既多鄙倍之辭，安得不滋鄙倍之行？科學之進步尚不可知，而先淘汰本國之文化，深可痛也！[25]

又如：

某生 而進言曰：弟子既聞命矣。我校剏設於(yu) 十年以前，樹風號純樸，其於(yu) 國文翹勤以求之，罔敢存菲薄之誌。第今者歐化東(dong) 漸，科學掞張，舉(ju) 凡兵、農(nong) 、法、數、聲、光、化、電之學，靡不肇胚佉盧，有識之士方將特辟徑塗，改從(cong) 象寄。先生獨提而倡之，毋乃左歟？文治曰：籲！子誤矣。夫木之輪囷而夭矯者，本也；水之潏汩而噴薄者，源也。 生民之類，自棄其國學未有不亡者也。子獨不觀夫歐洲諸國乎？其競進於(yu) 文明者，則其國家、其人類強焉存焉；反是，則其國家、其人類弱焉息焉滅焉。[26]

由以上兩(liang) 則引文可知，唐文治入民國後越來越注重國學教育。這不是說他轉而排斥“七科之學”，或自改故步，不再提倡工科教育，而是他盱衡時局，覺得在當時激進的反傳(chuan) 統風氣之下，保存國學比提倡科學尤爲根本，也尤爲當務之急。因爲，在他看來，如果國學不存，則如木失其本，水失其源，國家將多鄙倍之辭與(yu) 滋鄙倍之行，引進科學也將無補於(yu) 衰亡。1920年，唐文治辭去上海工業(ye) 專(zhuan) 門學校校長職務，轉而參與(yu) 創辦無錫國學專(zhuan) 修館，致力於(yu) 國學教育，可以如是理解；專(zhuan) 修館的課程設置轉而采取傳(chuan) 統書(shu) 院模式，竭力保守傳(chuan) 統的“四部之學”，也可以如是理解。

三、國學教育的現實困境與(yu) 國專(zhuan) 轉製

在“七科之學”的現代主流教育中維持“四部之學”的書(shu) 院教育，無疑要遭遇巨大的現實困境。由於(yu) 專(zhuan) 修館不采用現代西式學校的課程，也不接受教育部的行政管理，因而起初並未獲得教育部的立案承認。這就產(chan) 生兩(liang) 個(ge) 棘手的問題：第一個(ge) 棘手問題是財務問題。由於(yu) 不受教育部承認，專(zhuan) 修館的辦學經費不能獲得政府財政的支援，而隻能依靠私人讚助。創辦人施肇曾雖然提供了國學館最初幾年的主要費用，其後又接受無錫籍紳商孫鶴卿、楊受楣等的資助，但要長期維持教員薪金、職員薪金、建築、辦公、圖書(shu) 等各方麵的開支，這些資助並不足夠。[27]1928年，孫鶴卿去世後，這一困境更形顯著。據唐屹峰統計，無錫國專(zhuan) 在1928年之前收入均多於(yu) 支出；1928年收入爲15043元，支出爲15030元，收支基本持平；1929年以後，則支出均高於(yu) 收入，學校財政出現赤字。[28]例如，1927年 6月，爲添招新生30名，但“經費不敷，擬募捐以濟之。”[29]由於(yu) 無法支付教員薪金，唐文治甚至親(qin) 自寫(xie) 信給陳中凡，希望陳設法爲國專(zhuan) 教員葉長青謀一兼職，以補不足。[30]

專(zhuan) 修館不但沒有獲得教育部財政支援，反而被民國教育當局一度強行沒收校舍，停止辦學。1927年，北伐軍(jun) 進駐無錫，一些思想激進人士認定專(zhuan) 修館爲傳(chuan) 播封建思想的場所，於(yu) 是遂以無錫縣行政委員會(hui) 教育局的名義(yi) ，勒令國學專(zhuan) 修館關(guan) 門停辦，“驅逐員生，駐紮軍(jun) 隊，事起倉(cang) 促，損失極巨。諸生臨(lin) 別攝影，爲泣別圖，星散而去，停課二月餘(yu) 。”[31]其後經國專(zhuan) 同學王蘧常、蔣庭曜、崔履宸、路式遵等積極奔走，國專(zhuan) 終於(yu) 在六月份複校。不過，“館中因軍(jun) 隊駐紮，房屋牆壁頗有損壞。”[32]這無疑加重了國專(zhuan) 的財務壓力。同時，這一事件也讓唐文治等看到，專(zhuan) 修館要繼續發展，必須獲得民國教育當局的認可，否則類似“依法”取締事件還可能再次上演。於(yu) 是，同年七月，校董事會(hui) 就決(jue) 議呈請江蘇省教育廳備案。[33]

第二個(ge) 棘手的問題是學生就業(ye) 問題。由於(yu) 專(zhuan) 修館文憑沒有獲得教育部承認，最初的幾屆畢業(ye) 生找工作頗爲困難。據王蘧常記述，唐文治創辦專(zhuan) 修館曾獲得他的同年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徐世昌襄助，承諾“館生畢業(ye) 出路，由政府規定：甲，部曹；乙，各省縣知事；丙，大中學教師。”[34]但是，專(zhuan) 修館開辦不到兩(liang) 年，徐世昌就被迫辭去總統職務。於(yu) 是，當1924年專(zhuan) 修館第一屆學生畢業(ye) 時，“爲解決(jue) 無錫國學專(zhuan) 修館學生畢業(ye) 後工作出路問題，唐文治向北洋政府電申徐世昌前議，但終遭否決(jue) 。”[35]結果，專(zhuan) 修館第一屆高材生王蘧常、唐景升、蔣庭曜畢業(ye) 後，也隻能由唐文治推薦到他擔任校長的私立無錫中學任教。[36]

無論是就業(ye) 抑或升學，專(zhuan) 修館學生都要麵臨(lin) 專(zhuan) 業(ye) 轉換的困難。由於(yu) 現代大學采取“七科之學”的課程設置，不設經學科，而專(zhuan) 修館則以經學與(yu) 理學課程爲重點。因此，專(zhuan) 修館畢業(ye) 生如果要去高校任教或繼續升學，就必須改行或作較大的專(zhuan) 業(ye) 轉換，以滿足現代大學的專(zhuan) 業(ye) 要求。以第一屆畢業(ye) 生爲例。該屆正取生24名，附課生8名，共32人。最後畢業(ye) 者爲27人。這些人中間有好幾位後來都成爲知名學者，如王蘧常、蔣庭曜、畢壽頤、唐蘭(lan) 、吳其昌、吳寶淩、侯堮等。他們(men) 受唐文治影響，最初都曾致力研治經學或理學，至畢業(ye) 時好幾位都已經完成經學專(zhuan) 著稿本。王蘧常著有《夏禮可征》；蔣庭曜著有《前後漢書(shu) 引經考》；畢壽頤著有《陳奐毛傳(chuan) 疏補》；唐蘭(lan) 著有《說文唐氏注注》；吳其昌著有二程年譜和《朱子傳(chuan) 經史略》。[37]但是，後來他們(men) 都改變學術方向。王蘧常由《禮》學改攻上古史、先秦諸子，後任複旦大學中文係和哲學係教授。蔣庭曜改教古典文學，曾任上海交通大學中文係、徐州師範學院中文係教授。唐蘭(lan) 由《說文》改攻古文字學，後任東(dong) 北、燕京、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38]。畢壽頤本治《毛詩》，後脫離學界，以書(shu) 畫家知名。吳其昌、吳寶淩、侯堮後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吳其昌師從(cong) 梁啟超、王國維，由理學改治學術史與(yu) 宋史，後爲武漢大學曆史係教授；吳寶淩因用功太猛，致疾身亡；侯堮也師從(cong) 梁啟超，本治《易》、《禮》，後改教古典文學，曾任安徽大學中文係教授。由此可知，這些專(zhuan) 修館高材生後來要麽(me) 退出學界，要麽(me) 改弦易轍，基本上都沒能延續經學研究或撰寫(xie) 經學著作，而是轉換爲中文係、哲學係、曆史係的專(zhuan) 家教授，從(cong) 事相關(guan) 研究與(yu) 教學工作。

在上述雙重壓力下，無錫國專(zhuan) 被迫轉製。1927年7月，無錫國專(zhuan) 向教育部申請立案，並改名爲“無錫國學專(zhuan) 門學院”。這並非簡單的改名而已，而是意味著學校編製、課程等方麵的全麵轉製。國專(zhuan) 畢業(ye) 生陳振嶽便曾指出編製方麵的變化：

既經政府批準立案，當然就得按照法令，將學校的機構和教學的體(ti) 製作調整和改變。專(zhuan) 修館時隻有館長、教習(xi) 、助教和事務人員數人。而國學院則設院長和教務、總務等職員。教員又有教授、副教授、講師等稱謂。[39]

轉製成功與(yu) 否，需要經過一係列的驗收過程。1928年3月，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hui) 就授權中央大學委派汪東(dong) 、王瀣調查無錫國專(zhuan) 辦學狀況。6月，特派俞複至無錫國專(zhuan) ，監考三民主義(yi) 。9月，又特派柳詒征、薛光錡來無錫國專(zhuan) 調查改製情況，確定該校“條例符合，成績優(you) 良”，最終於(yu) 9月20日批準立案。[40]1929年10月，教育部根據大學及專(zhuan) 科學校組織法暨規程，因國專(zhuan) 隻有中文一係，不得稱“學院”，令其改名爲“私立無錫國學專(zhuan) 修學校”。[41]直到1930年，無錫國專(zhuan) 正式改名爲“私立無錫國學專(zhuan) 修學校”，國專(zhuan) 的轉製才宣告完成。

轉製的標準則是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布的教育製度。1929年7月，國民政府暨教育部頒布了《大學組織法》和《專(zhuan) 科學校組織法》，接著於(yu) 8月又公布了《大學規程》和《專(zhuan) 科學校規程》，開始對高等教育進行全麵整頓。高等教育機構分爲國立、省立、市立和私立四種。大學分科改爲學院，具備3個(ge) 學院以上者方得稱爲大學，否則隻能稱爲獨立學院；具備2個(ge) 學係以上者方得稱爲學院，否則隻能稱爲專(zhuan) 科學校；專(zhuan) 門學校改爲專(zhuan) 科學校，分爲甲乙丙丁四大類。[42]根據上述標準，無錫國專(zhuan) 被認定爲專(zhuan) 科學校丁類“其他”項。相應地，學校辦學宗旨、管理體(ti) 製、課程設置、教學內(nei) 容、畢業(ye) 年限、招生人數等都必須遵照相關(guan) 規定。

四、 國專(zhuan) 轉製後的課程設置

在國專(zhuan) 轉製過程中，課程改革是其中的一個(ge) 重點。改革的方針爲“參照國立大學中國文學係各項必修、選修學程，務期本院畢業(ye) 學生程度與(yu) 國立各大學中國文學係畢業(ye) 程度相當。實行學分製，規定三年畢業(ye) 。必修、選修科至少讀滿百二十學分。”[43]可見，國專(zhuan) 的課程改革主要包括設置必修課與(yu) 選修課，規定課程年限，實行學分製等項，而設置的模本則是“國立大學中國文學係”即中文係的課程。

國立大學中文係的課程怎樣設置呢？首先，中文係隻是文學院的一個(ge) 學係，文學院則是“七科之學”現代大學學製中的一個(ge) 學院。在“七科之學”的大學課程框架之下，中國文學是在史學、哲學以及西方文學等其他學係的對比中彰顯的一個(ge) “專(zhuan) 科”。在這種“專(zhuan) 科”的視域中，必須對史學、哲學、西方文學具有基本的了解，才能認識自身的專(zhuan) 業(ye) 定位。其次，整個(ge) “七科之學”的大學課程具有共同的旨趣，即“研究高深學術，養(yang) 成專(zhuan) 門人才”[44]。事實上，蔡元培在創建民國教育部時，即已確立這一教育方針。民國元年頒布的《大學令》第一條便規定：“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yang) 成碩學閎材，應國家需要爲宗旨。”[45]蔡元培特別重視文、理兩(liang) 院在“七科之學”課程中的基礎位置，並強調研究純粹學理的哲學與(yu) 科學是文、理兩(liang) 院課程的基礎：

學與(yu) 術可分爲二個(ge) 名詞，學爲學理，術爲應用。各國大學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醫學，非但研求學理，並且講求適用，都是術。 純粹的科學與(yu) 哲學，就是學。學必借術以應用，術必以學爲基本，兩(liang) 者並進始可。[46]

受現有資料的局限，1929年頒布的《大學規程》並未具體(ti) 開列國立大學中國文學係的課程設置，我們(men) 目前所能詳細稽考的是1913年的《大學規程》。盡管從(cong) 民初到1920年代十餘(yu) 年間大學中文係的課程設置續有變更，各大學中文係的課程設置也並非完全劃一，但民初教育部設立的《大學規程》無疑奠定了民國時期大學中文係課程的設置理念與(yu) 基本框架，因此具有重要的指標意義(yi) 。下麵，我們(men) 就透過1913年《大學規程》對“國文學係”即中文係課程的規定來分析其設置理念。

根據1913年的《大學規程》，“國文學係”規定開設13門課程：1、文學研究法；2、《說文解字》及音韻學；3、《爾雅》學；4 、詞章學；5、中國文學史；6、中國史；7、希臘羅馬文學史；8、近代歐洲文學史；9 、語言學概論；10、哲學概論；11、美學概論；12、論理學概論；13、世界史。[47]我們(men) 看到前述兩(liang) 個(ge) 理念都得以體(ti) 現：第一、突出“中國文學”的專(zhuan) 業(ye) 性。中文係必須廣泛學習(xi) 文學研究法、希臘羅馬文學史、近代歐洲文學史以及史學、哲學課程，通過比較的視野，才能更好地認識與(yu) 研究“中國文學”。第二、重視哲學課程的基礎地位。考慮到美學、論理學（邏輯學）都是哲學的分支，再加上哲學概論，則哲學課程在中文係的13門專(zhuan) 業(ye) 課程中居然占了3門。很明顯，這兩(liang) 個(ge) 課程設置理念主要體(ti) 現就是民初教育部所強調“專(zhuan) 科”和蔡元培所倡導的“高深學術”理念。

下麵，我們(men) 再來看無錫國專(zhuan) 轉製後的課程設置，以下是 1928年製定的三年製課程表：

表 1：無錫國學專(zhuan) 門學院課程 [48]

首先，課程中新增了“黨(dang) 義(yi) ”、“軍(jun) 事訓練”課程。這是因爲根據《大學規程》第二十三條：“各專(zhuan) 修科以黨(dang) 義(yi) 、軍(jun) 事訓練、國文、外國文爲共同必修課目。”[49]“表1”中除了未設“外國文”課程，其餘(yu) 共同必修課程都已開設。“黨(dang) 義(yi) ”由邱有珍、胡念倩負責，根據孫中山遺著闡明黨(dang) 義(yi) 。“軍(jun) 事訓練”分爲學科與(yu) 術科，學科教授軍(jun) 事知識，術科進行軍(jun) 事演習(xi) ，由李雪穀和黃竺初負責。“看護學”則是女同學代替“軍(jun) 事訓練”的課程，並派往醫院實習(xi) ，由秦廣銓負責。[50]

其次，仿效“國立大學中國文學係”課程，無錫國專(zhuan) 也增設了不少新式課程。這些新式課程主要旨在加強以下兩(liang) 個(ge) 方麵：第一、突出“中國文學”的專(zhuan) 業(ye) 性。這類課程包括中國文化史、中國哲學史、文學史、西洋文學史、修辭學、文字學、音韻學、目錄學、版本學等課程。這些課程既凸顯了各種“中國文學”的專(zhuan) 門訓練，同時通過文化史、哲學、西洋文學等不同視野彰顯“中國文學”的專(zhuan) 業(ye) 特性。第二、重視哲學課程的基礎地位。這類課程包括哲學概論、中國哲學史、論理學等課程。如前所述，突出“中國文學”的專(zhuan) 業(ye) 性和強調以哲學作爲文學院各學係的基礎訓練乃是現代大學“七科之學”兩(liang) 個(ge) 重要的課程設置理念

最後，專(zhuan) 修館時期的“四部之學”課程依然得以保存。其中，經學課程有《論語》、《孟子》、《左傳(chuan) 》、《毛詩》、《禮記》、《尚書(shu) 》、《周易》、《爾雅》7門；理學有性理學1門；子部有《老子》、《墨子》、《荀子》、《孫子》、《 韓非子》、《呂氏春秋》6門；史部有《文史通義(yi) 》、《史通》、《史記》、《漢書(shu) 》4門；集部有《楚辭》、《詩品》、《昭明文選》、《韓昌黎文》、《王荊公文》、散文選、韻文選7門。如果把文字學、音韻學等傳(chuan) 統“小學”課程也考慮在內(nei) ，則全部45門課中傳(chuan) 統“四部之學”的課程依然占據大部分。“表1”所示的這份課表由於(yu) 要上報教育部，在設置策略上，唐文治故意將“四部之學”的課程都放在選修課程中，而將新增的新式課程都放在必修課程中，彰顯“七科之學”的課程理念，以符合教育部的規定，但實際上則仍舊強調“四部之學”的教學以及經學、理學課程在“四部之學”中的基礎地位。例如，《論語》、《孟子》、《左傳(chuan) 》、《毛詩》等都連續講解兩(liang) 個(ge) 學期，而多數必修課都隻講解一個(ge) 學期。而且，這些經學與(yu) 理學課程絕大部分都由唐文治親(qin) 自主講。[51]

五、經學在轉製前後課程中的定位

唐文治在專(zhuan) 修館時期的教育宗旨就並非培養(yang) 經師。《無錫國學專(zhuan) 修館學規》說：“昔張子講學有《東(dong) 西銘》，朱子有《白鹿洞學規》，高忠憲有《東(dong) 林會(hui) 約》，湯文正有《誌學會(hui) 約》，皆所以檢束身心，砥礪品行。吾館爲振起國學，修道立教而設，緬懷往哲，能無奮興(xing) 。”[52]可知，專(zhuan) 修館的辦學初衷是“振起國學”。既雲(yun) “振起國學”，則當四部兼重，爲什麽(me) 專(zhuan) 修館的課程又特重經學與(yu) 理學呢？這裏要特別注意“振起國學”後麵四個(ge) 字——“修道立教”。唐氏《自訂年譜》1920年條記講學宗旨：“此時爲學，必當以‘正人心，救民命’爲惟一主旨。”[53]這條記錄讓我們(men) 了解到，原來唐氏所謂“修道立教”，主旨就是“正人心，救民命”。這就是說，唐文治提倡國學教育的目的是爲了“正人心，救民命”，而不是爲了培養(yang) 國學專(zhuan) 家，更不是刻意栽培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經師。王蘧常回憶說：

自此唐先生親(qin) 授經學與(yu) 理學，朱、陳二先生授子史及文學。唐先生督教嚴(yan) ，經文必以背誦爲度，常麵試，一差誤，則續續試不已，必無誤乃已。經義(yi) 不拘漢宋，唯其是。理學重朱子，兼及陽明，謂雖相反，亦相成。考核尤重月試，不限於(yu) 經、史、子，亦重文學......唐先生又誘使同學治學，各就性之所近。於(yu) 是畢壽頤治《詩》與(yu) 《文選》，唐蘭(lan) 治《說文解字》，蔣庭曜治前、後《漢書(shu) 》、吳其昌治宋儒五子外諸家年譜（畢業(ye) 後，改治鍾鼎甲骨文），我則治三代史。[54]

王蘧常的回憶說明，唐文治講學雖然以經學、理學爲重點，但並不要求學生都研究經學或理學，而是誘導學生根據性之所近，在“四部之學”中選擇自己的專(zhuan) 業(ye) 。

經學課程之所以特別重要，乃是因爲它是“正人心，救民命”的學術基礎。事實上，“正人心”、“救民命”兩(liang) 個(ge) 概念本身就源自《孟子》。唐文治認爲：“人心之害孰爲之？ 廢經爲之也！廢經而仁義(yi) 塞，廢經而禮法乖，廢經而孝悌廉恥亡，人且無異於(yu) 禽獸(shou) 。”[55]人心之所以不正，乃是由於(yu) “仁義(yi) 塞”、“禮法乖”，而仁義(yi) 、禮法的陵夷正是廢棄經學的熏陶所致。[56]基於(yu) 這種見解，唐文治特別重視經學與(yu) 理學課程。他提出：“經師之所貴兼爲人師，禮學之所推是爲理學。”[57]這意味著，“經學”與(yu) “理學”的關(guan) 係是由“經師”上升到“人師”，由經義(yi) 落實爲行義(yi) 的遞進過程。換言之，經學是理學的學術基礎，理學是經學的升華與(yu) 落實。

那麽(me) ，理學的宗旨是什麽(me) 呢？唐文治說：“吾輩今日惟有以提倡理學，尊崇人範，爲救世之標準。”[58]可知，唐文治提倡理學，主要的用意是提倡道德，即“尊崇人範”。“人範”亦即“人格”。唐文治認爲：“居今世而言教育，唯有先以注重道德爲要點......道德並非空談，唯以人格核之，而後事事乃歸於(yu) 實。”[59]這說得很明白，他認爲當前的教育應以道德教育爲要點，道德教育必須落實爲具體(ti) 的人格或人範，人範的養(yang) 成在於(yu) 提倡理學的熏陶，而理學的學術基礎則是經學。由此可知，專(zhuan) 修館重視經學與(yu) 理學課程的主要出發點是提倡道德教育。

國專(zhuan) 轉製後，學校課程被納入“七科之學”的體(ti) 係，新增了許多新式學校課程。不過，唐文治認爲，這在原則上其實並不必然與(yu) 他保存國學、提倡道德的教育宗旨相悖。在1923年撰寫(xie) 的《學校論》中，唐文治除了強調“欲救天下，先救學校；欲救學校，先救人心”之一根本宗旨外，同時也強調“因其時而提倡之，補救之”。他提出“科學之宜重而專(zhuan) ”，又說“古學校之教，務在爲聖爲賢，爲豪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各就其性之所近。宋胡安定教士子，猶以經義(yi) 、治事分科，蓋惟其誌趣而定，是以所造益精。”[60]這就是說，按照時代的需要分專(zhuan) 門學科進行教學，與(yu) 孔門和胡瑗分科教學的理念並不衝(chong) 突。唐文治認識到，隻要接受保存國學、注重道德的前提，不違背“正人心，救民命”的宗旨，具體(ti) 的教育體(ti) 製與(yu) 課程設置盡可以改革。這成爲唐文治後來接受轉製和課程改革的心理基礎。

實際上，轉製之後，唐文治對“七科之學”接受的尺度越來越大。上文說過，在郵傳(chuan) 部上海高等實業(ye) 學堂時期，唐文治主要是提倡工科教育，他對“七科之學”的接受隻限於(yu) 理、工兩(liang) 科。在人文領域，他則隻注重中學或“四部之學”。張慧琴指出：“在唐文治內(nei) 心世界的規劃中，中學的學術著重在‘精神’部分的體(ti) 現，而西學則與(yu) 學習(xi) ‘器物’等於(yu) 畫上等號。”[61]這用來描寫(xie) 工科教育時期的唐文治大體(ti) 是恰當的，但轉製之後則不如此。如“表1”所示，轉製後的國專(zhuan) 已經接納西方文學、哲學等課程。據40年代擔任國專(zhuan) 學校事務主任的王桐蓀回憶，“國專(zhuan) 四十年代在上海分校設哲學組、史地組、文學組。所設課程較前又有增加，如中外史地、金文甲骨、中外哲學、中外文藝批評、佛典等都曾增設。”[62]另據國專(zhuan) 畢業(ye) 生湯誌鈞回憶，國專(zhuan) 滬校還開設了英語課，任課教師是許國璋。陳祥耀也說，當時開設的還有西洋文學、考古學、心理學等新課程。[63]根據一份製定於(yu) 1941年的國專(zhuan) 學生曆年成績表，國專(zhuan) 當時還曾開設地圖繪製法、小說原理等課。[64]這說明，唐文治後來對於(yu) “七科之學”的接納早已突破理、工兩(liang) 科，而擴大到人文、社科領域。

回歸正題，讓我們(men) 繼續關(guan) 注經學課程。經學在轉製後的課程中名義(yi) 上畢竟都是選修課，在當時國立大學中國文學係的官定課程中更無地位。1913年《大學規程》對於(yu) 國文學係課程的規定中，除《爾雅》外，再無其他專(zhuan) 經課程，即足以窺見消息。無錫國專(zhuan) 轉製後的課程在唐文治的巧妙變通下，借“選修課”爲掩護而暗度陳倉(cang) ，維持了對經學課程的重視。但是，這畢竟是名不正，言不順，並不是理想的辦法。爲此，1932年，唐文治曾委托錢基博在全國高等教育問題討論會(hui) 上提交《請振興(xing) 國學以維文化案》，建議“凡專(zhuan) 科以上學校及研究院中國文學係除肄習(xi) 國文科外，應特設國粹一科，編作課程標準，分經、史、子、集四門”[65]。該提案的主旨是爲“國學”爭(zheng) 取類似晚清“經學科”的學科地位。因爲當時大學文學院文、史、哲各科都有官定的課程設置，如果要在“七科之學”的學製內(nei) 保存“四部之學”，充其量隻能將“四部之學”拆散到文、史、哲各科，並屈居於(yu) “選修課”的地位，然後暗中予以重視。唐文治的提案在當時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此案提出後“乃大爲到會(hui) 諸大學校長所揶揄，而某甲某乙兩(liang) 君尤作越世高談，幾謂不成話說，不意今日而尚有此等不成問題之提案，戲笑怒罵。”[66]

唐文治並沒有放棄教育政策層麵的爭(zheng) 取。退而求其次，既然經學不得不拆散到文學院各學係，那麽(me) 至少還可以在拆散的情況下盡量維持“專(zhuan) 經”義(yi) 理的完整性。在1935年《教育雜誌》的讀經調查中，唐文治強調大學及研究院應該開展專(zhuan) 經之學的研究。[67]在1937年的《論讀經分類刪節法》中，他提出了更具體(ti) 的建議：

（上略）以上所列各經，分配各級學校。多者每星期四小時，少者兩(liang) 三小時。此係性情道德教育，爲涵養(yang) 國民、陶淑國性之具。未可因科學較繁，遂爾擱置。倘有性所篤好者，或於(yu) 星期日補習(xi) 兩(liang) 三小時尤善。此外，《周易》爲哲理最深之書(shu) ；《尚書(shu) 》爲立政宏模，聱牙難讀；《周禮》體(ti) 國經野；《儀(yi) 禮》窮理盡性；《爾雅》訓詁權輿。皆不宜刪節。 當於(yu) 大學院中分門研究。[68]

這段話透露了唐文治對於(yu) 經學課程的兩(liang) 個(ge) 重要主張：第一、經學是性情道德教育，爲涵養(yang) 國民、陶淑國性之具，各科都要學習(xi) ，不能擱置。用現代的術語來說，經學應該是必修的通識課，不限專(zhuan) 業(ye) 。最好還能在課外提供補習(xi) 班等機會(hui) 讓學生繼續選修。這其實是郵傳(chuan) 部上海高等實業(ye) 學堂時期以來的一貫看法。第二、經學可與(yu) 人文社科各學科會(hui) 通，而且應該按照它們(men) 的本來麵目進行專(zhuan) 經研究。推唐氏之意，《周易》“爲哲理最深之書(shu) ”，宜在哲學係研究；《尚書(shu) 》、《周禮》“爲立政宏模”、“體(ti) 國經野”，宜在政治係研究；《儀(yi) 禮》“窮理盡性”，宜在社會(hui) 學係或哲學係研究；《爾雅》“訓詁權輿”，宜在中文係研究；等等。所謂“專(zhuan) 經”研究，是指基於(yu) 經書(shu) 原典抉發其大義(yi) ，而且“皆不宜刪節”。以唐文治本人爲例，他“嚐欲編《中國政治學》一書(shu) ”[69]而未果。1928年，他出版《尚書(shu) 大義(yi) 》，共收經義(yi) 文章二十篇，專(zhuan) 以《尚書(shu) 》闡發政治學，大體(ti) 落實了根據經義(yi) 建立“中國政治學”的構想，提供了一個(ge) 基於(yu) 政治學科進行“專(zhuan) 經”研究的模板。不難看出，唐文治提倡“專(zhuan) 經”研究旨在基於(yu) 經學來建構中國的人文、社會(hui) 科學，而絕非僅(jin) 將經學作爲各學係的研究材料，用西方的人文、社科來解構經學。

六、結論

綜上所述，唐文治辦學對於(yu) “七科之學”經曆了一個(ge) 兼容、分離與(yu) 重新兼容的過程。早在郵傳(chuan) 部高等實業(ye) 學堂時期，唐文治就一麵注重發展理、工課程，一麵設立國文科，強調“注重中文以保國粹”，力圖結合“四部之學”與(yu) “七科之學”。民國建立後，唐文治鑒於(yu) 日趨激進的反傳(chuan) 統風氣，認爲保存國學比提倡科學尤爲救國之急務，最終於(yu) 1920年辭去上海工業(ye) 專(zhuan) 門學校校長職務，轉而致力國學教育，無錫國學專(zhuan) 修館創辦之初刻意保存“四部之學”，課程設置接近早期南菁書(shu) 院書(shu) 院的模式。1928年，國專(zhuan) 被迫轉製，轉製後的課程再次被納入“七科之學”的大學課程體(ti) 係，課程設置“參照國立大學中國文學係”，增設大量新式課程，一麵突出“中國文學”的專(zhuan) 業(ye) 性，一麵重視哲學課程的基礎地位。

陳平原、吳湉南、唐屹軒等先生認爲無錫國專(zhuan) 是傳(chuan) 統書(shu) 院的現代延續，這其實隻適合於(yu) 專(zhuan) 修館時期的無錫國專(zhuan) 。轉製後的無錫國專(zhuan) 實際上是回歸了郵傳(chuan) 部上海高等學堂時期的學堂模式，而不是單純采納“四部之學”的傳(chuan) 統書(shu) 院模式，也不是單純采納“七科之學”的現代大學模式。這表現在兩(liang) 個(ge) 方麵：第一、在辦學理念上，唐文治在郵傳(chuan) 部高等實業(ye) 學堂時期與(yu) 無錫國專(zhuan) 轉製後都堅持“中體(ti) 西用”論。直到1938年，唐文治依然強調：“道藝兼資，科學自宜特重。惟當以孟學爲體(ti) ，純而益求其純；以科學爲用，精而益致其精。夫如是，乃可以救心，乃可以興(xing) 國。”[70]第二、在課程設置上，由於(yu) 唐文治的巧妙變通，轉製後的無錫國專(zhuan) 照舊保留和重視“四部之學”課程。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轉製後的無錫國專(zhuan) 在課程設置上又回歸到晚清學堂時期調和“四部之學”與(yu) “七科之學”的方針。

在上述兼容、分離、重新兼容的反複過程中，反映了傳(chuan) 統經學與(yu) 現代西方學術之間反反複複的衝(chong) 突與(yu) 融合，也體(ti) 現了唐文治探索經學現代學術定位的艱難努力。[71]然而，在此反複探索的過程間，經學課程的基礎地位從(cong) 未動搖。在郵傳(chuan) 部上海高等學堂時期，唐文治提出“注重中文以保國粹”，強調“以敦崇品行爲宗旨”，這與(yu) 專(zhuan) 修館時期“振起國學，修道立教”的旨趣並無二致。唐文治自始至終認爲中國當時的教育應以道德教育爲要點，道德教育必須落實爲具體(ti) 的人範，人範的養(yang) 成在於(yu) 理學的熏陶，而理學的學術基礎則是經學。爲此，他始終特別強調經學與(yu) 理學課程的重要性，並堅持親(qin) 自主講。這一點即使在轉製後的無錫國專(zhuan) 也沒有改變。他在1937年依然強調經學“係性情道德教育，爲涵養(yang) 國民、陶淑國性之具”，這與(yu) 此前保存國學、提倡道德的教育宗旨可謂始終不渝。

最後必須指出，唐文治盡管對“七科之學”持越來越開放的心態，但他從(cong) 未放棄對經學主體(ti) 性和整體(ti) 性的維護。這體(ti) 現爲兩(liang) 點：第一、唐文治強調即使按專(zhuan) 業(ye) 進行分科研究和教學，但作爲“涵養(yang) 國民、陶淑國性”的經學則應該成爲所有專(zhuan) 業(ye) 的公共課和必修課，而並非僅(jin) 僅(jin) 局限於(yu) 教育體(ti) 製中的某一個(ge) 部分或某一個(ge) 專(zhuan) 業(ye) 。在唐文治的理想中，《論語》、《孝經》等課程就應該成爲這樣的必修的公共課。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唐文治堅持將經學視爲一種整體(ti) 性的教養(yang) [72]，而不是一門“專(zhuan) 業(ye) ”。第二、唐文治接受在大學或研究院階段，群經可以拆散到各門學科中進行專(zhuan) 門研究和教學。例如，《周易》可以在哲學係開設，《尚書(shu) 》、《周禮》可以在政治係開設，《儀(yi) 禮》可以在社會(hui) 學係或哲學係開設，等等。但是，他強調必須進行“專(zhuan) 經”研究，即基於(yu) 經書(shu) 原典抉發其大義(yi) ，而且“皆不宜刪節”，而不是喪(sang) 失中國學術的主體(ti) 性，任由現代西方學術分科與(yu) 方法的割裂與(yu) 解構。如果能做到這兩(liang) 點，即便分散到各門學科，經學課程作爲道德教育、保存國學的功能依然可以維持；不寧唯是，在“七科之學”體(ti) 製下各別學係的“專(zhuan) 經”研究甚至有可能借鏡現代西方學術，建構具有中國特質的人文、社會(hui) 科學。

注釋：
[1]   所謂“七科之學”，是指民國成立後教育部確立文、理、法、商、醫、農、工七科的大學學製。其來源主要是日本文、法、醫、格致、農、工“六科分立”的大學學製，張百熙1902年奏定的《欽定學堂章程》分爲政治、文學、格致、農業、工藝、商務、醫術七科，其中政治科包含政治學和法律學，相當於日本大學的法科，他實際上上隻是在日本“六科分立”學製的基礎上增加商務科。張之洞等1904年製定的《奏定學堂章程》采納“八科分學”學製，是在張百熙“七科設學”的基礎上增設經學科。民國成立後，教育部規定大學取消經學科，於是又回到張百熙“七科設學”的學製，隻是將格致科改名爲理科而已。可見，民國改元後確立的“七科之學”主要是承自張百熙的“七科設學”。至於民國“七科設學”與日本大學學製的關係，參見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係統之創建》，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第185頁。中國在甲午戰前曾一度矚意英美學製，而甲午戰後則更重視日本學製，民國“七科設學”以日本“六科分立”的大學學製爲藍本，即起源於此。見Chan-Fai Cheung & Guangxin Fan, "The Chinese Idea of University, 1866-1895", in Ricardo K.S. Mak ed., Transmitting the ideal of enlightenment: Chinese universities since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9), pp.23-34.
[2]    《教育部公布大學令》，《教育雜誌》第4卷第10號（1912年10月），第34-35頁。第二條規定大學分爲文、理、法、商、醫、農、工七科，在1904年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基礎上取消了經學科。
[3]   何炳鬆主編的《教育雜誌》於25期5號（1935年5月10日）刊出“全國專家關於讀經問題的意見”專輯，同年出版《讀經問題》單行本。何氏根據該刊收到的約70餘份全國專家學者的“讀經問題”書麵意見。在編序中，何氏指出“若是把讀經當作一種專家的研究，人人都可讚成”，即普遍讚成在高等教育中保留經學課程；然就中小學應否讀經一點，則存在絕對讚成、相對讚成和絕對反對三種意見。見蔡元培等著：《讀經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2-3頁。
[4]   學者談及民國的國學教育，往往將無錫國專與清華國學院相提並論。例如，陳柱認爲“近來各處多有國學研究院、國學專修館之設，……最足以注意者，莫若無錫之國學館及清華大學之研究院。”見陳柱：《設立國學研究院之我見》，中國學術討論社編著：《中國學術討論第一集》，收入《民國叢書》第3編第81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第161頁。廈門大學謝泳教授近年致力於民國大學的研究，也將兩校相提並論，認爲“這兩個國學教育機構一爲國立、一爲私立，而且都沒有長期維持下來，它們的中斷也預示了國學研究的最後命運。這兩個國學教育機構，前後興起的時間恰好有一段學術上的連續性，正是這種連續性，延續了國學研究的生命。”見謝泳：《從無錫國專到清華國學研究院》，《文匯報》2003年1月27日。
[5]   唐文治：《諮呈重訂章程和宗旨》，劉露茜、王桐蓀編：《唐文治教育文選》，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9頁。
[6]   “中體西用”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省略語，常被認爲是洋務運動的基本理念。見陳旭麓：《論“中體西用”》，《曆史研究》，1982年第5期，第39頁。“中西”對舉，則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遭遇西方文化衝擊的產物。不少學者都注意到“中體西用”並不是一個哲學概念，而是應對西方衝擊的“文化政策”或“接受西用或改革的藍圖”。見譚丕謨：《清代思想史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6頁；薛化元：《晚清“中體西用”思想論(1861-1900)》，台北：弘文館出版社，1987年，第231頁。在“中體西用”論述中，“體用”既不是形體與作用的關係，也不是本體與功能關係，而是指在文化政策或教育政策上根本原理(原則)與具體應用的關係。見葛榮晉:《中國哲學範疇通論》，《葛榮晉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四卷，第312頁。
[7]   1907年，將原鐵路工程班改爲鐵路專科；1908 年，增設電機、郵政二科；1909 年，增設航海專科。見上海交通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編：《上海交通大學紀事1896-2005》，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6年，上卷，第54-61頁。
[8]   1911年擬定的 《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章程》載有該年度鐵路、電機、航海三科詳細課程與課時，除了“國文”課程與外文課程，其餘都是理、工科課程。見《交通大學校史》撰寫組編:《交通大學校史資料選編1896-1927》，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一卷，第202-208頁。
[9]   唐文治：《正課以外擬設國文補習課》，劉露茜、王桐蓀編：《唐文治教育文選》，第33頁。
[10]   唐文治：《<< span="">工業專門學校國文成績錄>序》，《茹經堂文集二編》，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4輯第32種，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卷五，第809頁。
[11]   陳平原：《傳統書院的現代轉型——以無錫國專爲中心》，《現代中國》第 1 輯，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7-213頁；吳湉南：《無錫國專與現代國學教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3-17頁；唐屹軒：《無錫國專與傳統書院的轉型》，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曆史學係，2008年，第60-73頁。
[12]   餘子俠：《工科先驅 國學大師——南洋大學校長唐文治》，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95-213頁。
[13]    《國學專修館招考師範生》，《新無錫》1920年12月2日。
[14]   陸陽：《唐文治年譜》，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第261頁。據唐文治《自訂年譜》，“一節”當爲“二節”之誤，但《自訂年譜》未記載朱文熊所開課程。見唐文治著，唐慶詒補：《茹經先生自訂年譜正續篇》，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9輯第90種，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第81頁。
[15]   錢仲聯：《無錫國專的教學特點》，《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 19 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0-84頁。
[16]   唐文治：《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茹經堂文集一編》，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4輯第31種，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卷二，第195-200頁。案：《學規》特標舉經學、理學、文學和政治學。
[17]   陳振嶽：《淺談無錫國專辦學的特色》，蘇州大學編：《唐文治先生學術思想討論會論文集》，蘇州：蘇州大學校長辦公室，1985年，第50頁。
[18]   陳思修、繆荃孫纂：《江陰縣續誌》，卷六，《中國地方誌集成·江蘇府縣誌輯》第26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第91a頁。
[19]   趙椿年：《覃揅齋師友小記》，《中和月刊》卷2卷第3期（1941年），第7頁。
[20]   張壽鏞編：《清朝掌故匯編·內編》卷四十一《學校四·書院》，《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十三輯，台灣：文海出版社，1986年，第3308頁。
[21]   說本餘子俠《工科先驅 國學大師——南洋大學校長唐文治》書名。
[22]   唐文治：《與友人書》，《茹經堂文集二編》，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4輯第32種，卷四，第719頁。
[23]   《教育部公布大學令》，《教育雜誌》第4卷第10號（1912年10月），第34-35頁。
[24]   《中華民國教育部普通教育暫行辦法通令》，《浙江軍政府公報》1912年第17期，第2-3頁。
[25]   唐文治：《函交通部致送高等國文講義》，劉露茜、王桐蓀編：《唐文治教育文選》，第117-118頁。
[26]   唐文治：《<< span="">工業專門學校國文成績錄>序》 ，《茹經堂文集二編》，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4輯第32種，卷五，第804-805頁。
[27]   吳湉南：《無錫國專與現代國學教育》，第47-50頁。
[28]   唐屹峰：《無錫國專與傳統書院的轉型》，第97頁。
[29]   唐文治著，唐慶詒補：《茹經先生自訂年譜正續編》，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9輯第90種，第111頁。
[30]   吳新雷等編纂：《清暉山館友聲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0-62頁。
[31]   私立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編：《私立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十五周年紀念刊》，無錫：無錫國學專修學校，1936年，“校史概略”，第2頁。
[32]   唐文治著，唐慶詒補：《茹經先生自訂年譜正續編》，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9輯第90種，第95頁。
[33]   劉桂秋：《無錫國專編年事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年，第1頁。
[34]   王蘧常：《自述》，《學術集林》卷三，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第90頁。
[35]   同前注，第292頁。
[36]   劉桂秋：《無錫國專編年事輯》，第49頁。
[37]   王蘧常：《自述》，《學術集林》卷三，第292頁。
[38]   唐蘭後來雖然轉攻古文字學，但在燕京大學期間曾代顧頡剛講授《尚書》，並編有《尚書研究》講義，是該屆畢業生中極少仍繼續從事經學研究的學者。見王若嫻：《唐蘭古文字學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5頁。
[39]   陳振嶽：《無錫國學專修學校述略》 ，《蘇州大學學報》2000年第2期，第108頁。
[40]   劉桂秋：《無錫國專編年事輯》，第71-83頁。
[41]   《私立無錫國學專門學院改名私立無錫國學專修學校》，陳國安、錢萬裏、王國平編：《無錫國專史料選輯》，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8頁。
[42]   詳見《增訂現行教育法令大全》，張研、孫燕京主編：《民國史料叢刊》第1034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249-263頁。
[43]   無錫國專編：《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概況》，無錫：無錫國學專修學校，1933年，第6頁。
[44]   《增訂現行教育法令大全》，張研、孫燕京主編：《民國史料叢刊》第1034冊，第249頁。
[45]   《教育部公布大學令》，《教育雜誌》第4卷第10號（1912年10月），第34頁。
[46]   蔡元培：《愛丁堡中國學生會、學術研究會致詞》，《北京大學日刊》 1921 年 2月 25日。該演講詞收入孫常煒編：《蔡元培先生全集續編》，台北：商務印書館，1991年，第515-518頁。
[47]    《教育部公布大學規程令》，《教育雜誌》第5卷第1號（1913年1月），第2頁。
[48]   私立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編：《私立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十五周年紀念刊》，“章則”，第 13-15頁。
[49]   《增訂現行教育法令大全》，張研、孫燕京主編：《民國史料叢刊》第1034冊，第255頁。
[50]   私立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編：《私立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十五周年紀念刊》，“教員名錄”，第1-2頁 。
[51]   據劉桂秋《無錫國專編年事輯》，朱文熊在轉製之前也曾一度教授理學與《詩經》。1929年，聘光緒二十九年進士單鎮講授《詩經大義》。1933年，聘陳鼎忠講授經學概論。1934年，聘劉樸講授《孟子》。1935，聘顧實講授《爾雅》和音韻學等。1939年，聘周予同講授經學概論，蔣伯潛講授十三經概論。1940年，聘朱大可講授今古文研究、經學概論。1941年，聘任銘善講授《禮記》。此外，徐震曾在國專滬校教授《三禮》研究，具體年份失考。這些人多數隻是臨時代替唐文治講解專經，或隻負責經學概論課程，絕大多數的經學課程與理學課程都是由唐文治親自主講。
[52]   唐文治：《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茹經堂文集一編》，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4輯第31種，卷二，第192頁。
[53]   唐文治著，唐慶詒補：《茹經先生自訂年譜正續編》，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9輯第90種，第79頁。
[54]   王蘧常：《自述》，《學術集林》卷三，第291頁。
[55]   唐文治：《十三經讀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自序”，第6a-6b頁。
[56]   Xiaoqing Diana Liu對於儒家經學教育也有論述，她指出傳統儒家教育強調經典的濡染（gradual immersion in the classics），即重視人格的浸潤熏陶。唐文治強調“廢經而仁義塞，廢經而禮法乖，廢經而孝悌廉恥亡”，正是強調經學陶冶人格的教育功能。參看Xiaoqing Diana Lin, Peking University: Chinese Scholarship and Intellectuals 1898-1937(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p.11. 
[57]   唐文治：《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茹經堂文集一編》，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4輯第31種，卷二，第196頁。
[58]   同前注，第198頁。
[59]   唐文治：《致交通部公函商討教育宗旨》，劉露茜、王桐蓀編：《唐文治教育文選》，第 109頁。
[60]   唐文治：《學校論》，《茹經堂文集三編》，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4輯第33種，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卷二，第1266頁。
[61]   張慧琴：《唐文治的生平與思想》，台北：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第105頁。
[62]   王桐蓀：《馮振心先生和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江蘇文史資料》第 19 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6頁。
[63]   陳祥耀：《對唐茹經先生的教育思想教育精神的幾點體會》，蘇州大學編：《唐文治先生學術思想討論會論文集》，蘇州：蘇州大學校長辦公室，1985年，第36頁。
[64]   《私立無錫國學專修學校補報三十年度第一學期畢業生曆年成績表》，民國檔案，全宗號五，宗卷號6545，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轉引自吳湉南：《無錫國專與現代國學教育》，第141頁。
[65]   《全國高等教育問題討論會報告》，見張研、孫燕京主編：《民國史料叢刊》第 1044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378-379頁。
[66]   蔡元培等：《讀經問題》，第26頁。
[67]   同前注，第5頁。
[68]   唐文治：《論讀經分類刪節法》，《國專月刊》第5 卷第3期，第5-6頁。
[69]   唐文治：《示鬱兒書》，《茹經堂文集二編》，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4輯第32種，卷四，第729頁。
[70]   唐文治：《孟子教育學題辭》，《茹經堂文集四編》，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4輯第33種，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卷四，第1650頁 。
[71]   本文試圖指出，就經學課程的設置而言，唐文治有關經學在現代學校課程中定位的探索樹立了經學現代轉型的一個課程典範。如果範圍放寬一點，晚清以來的儒家學者其實有不少人嚐試融合傳統儒家教育與西方現代教育。例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1940- )對張謇的研究指出，儒家學者對於現代趨勢並非持封閉心態，而是能夠對傳統倫理和重視物質發展的西方現代教育進行結合與創新，見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 Trans. Paul J. Bailey, Educational Reform in Early 20th-Century China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p.90. Xiaoqing Diana Lin 對張之洞的研究也指出張氏便曾嚐試將西方現代教育與中國傳統教育整合爲包含經學、政法、文學、格致、醫、農、工、商的“八科之學”。見Xiaoqing Diana Lin, Peking University: Chinese Scholarship and Intellectuals 1898-1937, pp.10-11.
[72]   這與現代西方大學的通識課程也仍有所分別。西方大學的通識課程爲選修課性質，而唐文治心目中的《論語》、《孝經》等課程是國民的必修課。此其一。通識課程重在“通識”，屬於知識範疇，而唐文治心目中的《論語》、《孝經》等課程主要不是“通識”或知識範疇，而毋寧更重視情意範疇的道德浸潤與熏陶。此其二。傳統經學教育與現代通識教育的比較並非本文主旨，值得另行討論，此處不能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