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國最緊迫的任務是重建價(jia) 值

作者;方朝暉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4年1月15日

應當承認，價(jia) 值危機是當下中國最嚴(yan) 重的危機之一。

一

首先要指出，導致今天道德淪喪(sang) 、信仰失落、人心浮躁的價(jia) 值危機的首要原因，還是“文革”的負資產(chan) 在繼續發酵。“文革”中鼓勵說謊、重用小人，導致良心麻木；強迫服從(cong) ，打壓正氣，摧毀獨立人格；撕裂親(qin) 情，摧毀傳(chuan) 統，導致人性扭曲；假話遍地，偽(wei) 善盛行，導致人心敗壞。

此外，我們(men) 必須認識到，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hui) ，當權貴與(yu) 民爭(zheng) 利、特權橫行霸道，人心就失去正義(yi) 感；當公平正義(yi) 得不到實施，法律就喪(sang) 失了尊嚴(yan) ，被當成富人的遮羞布；當政府公信力下降、不再能整合人心，人們(men) 就容易坑蒙拐騙、敲詐勒索。在這些情況下，社會(hui) 道德不可能不淪喪(sang) 。

因此，走出價(jia) 值混亂(luan) 的危機，需要通過實施公平正義(yi) 、樹立政府公信力，來重塑人心、扭轉風氣。此其一。

二

另一個(ge) 導致今日價(jia) 值危機的重要原因是行業(ye) 價(jia) 值的丟(diu) 失。一個(ge) 理想的社會(hui) ，是每個(ge) 行業(ye) 皆有自己行業(ye) 的價(jia) 值，按照自身的行業(ye) 邏輯運轉，形成行業(ye) 的自治、自立和理性化發展。行業(ye) 自身的邏輯和價(jia) 值，是由行業(ye) 的本性決(jue) 定的、合乎人性需要的東(dong) 西。

比如科學，其本質邏輯是滿足人性求知的欲望。一個(ge) 國家從(cong) 富國強兵這一角度來發展科學固然無可厚非，但是當他們(men) 把本國曆史上的科學家都打扮成愛國的典範，把愛國等實用目的當所有青年學科學的至上目標來灌輸時，就違背了科學自身的邏輯要求。由於(yu) 愛國不是科學這門學科內(nei) 在具有的必然要求，所以當愛國長期被強行納入科學探索的首要動機中去後，多少會(hui) 消耗人們(men) 從(cong) 事科學探索的熱情，也難以出現真正的、有世界意義(yi) 的科學家。現代世界上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把國家榮耀當作本國科學家最大的榮耀來對待，固然有其現實曆史多重因素的綜合作用，但對科學的誤解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又比如，藝術創作這個(ge) 行業(ye) 的自身價(jia) 值是發現美，其邏輯要求是追求美。如果我們(men) 改變這一邏輯，認為(wei) 藝術的主要價(jia) 值就是為(wei) 政治或為(wei) 人民服務,這表麵上聽起來似有道理，但在實踐中，由於(yu) 違背了藝術自身的規律，把藝術之外的其他目標人為(wei) 地強加給藝術創作過程，就不利於(yu) 培養(yang) 孩子們(men) 愛美的興(xing) 趣，不利於(yu) 藝術創作靈感的湧現，不利於(yu) 藝術大師的誕生。

當然，偉(wei) 大的藝術作品一定是能夠有益於(yu) 政治、社會(hui) 和人民的（不僅(jin) 服務，更有引領），但這裏有本末、源流的關(guan) 係。就單一的藝術創作實踐而言，藝術自身的邏輯和價(jia) 值是本、源，社會(hui) 和人民的需要是末、流。藝術作品之所以有這樣的社會(hui) 效益，前提是要有遵循藝術創作的規律，否則就不可能有偉(wei) 大的藝術出現，也談不上為(wei) 後者服務了。

又如，道德教育這個(ge) 行業(ye) 的主要目標是培養(yang) 健全人格，邏輯要求是把每個(ge) 人都當成目的而不是手段。然而，多年來，我們(men) 雖然也承認健康人格的重要性，但在實際推行時卻又一味地把政治價(jia) 值強加於(yu) 教育過程，把愛國主義(yi) 、集體(ti) 主義(yi) 等價(jia) 值觀當作不容置疑的內(nei) 容灌輸給人民。由於(yu) 我們(men) 的道德教育沒有以人性自身的價(jia) 值和尊嚴(yan) 為(wei) 首要目標，而是出於(yu) 政治目標或其他外在需要，特別是不能自由地討論和質疑，導致大量的偽(wei) 善、麻木，和對道德的唾棄與(yu) 厭惡。

再如，無論是工業(ye) 還是商業(ye) ，都不能僅(jin) 僅(jin) 從(cong) 賺錢、發展生產(chan) 力、提高生活水平、國家社會(hui) 需要等實用功利的角落來理解。應該引導人們(men) 認識到：這些行業(ye) 都是人們(men) 發掘自身潛能、實現自身價(jia) 值的方式。它們(men) 是人性的價(jia) 值與(yu) 尊嚴(yan) 得以展現的場所，它存在的首要邏輯依據也在於(yu) 此。

至於(yu) 對國家、對社會(hui) 、對民族的貢獻，雖然也是各行各業(ye) 賴以存在的價(jia) 值依據，但不能把它們(men) 當作首要價(jia) 值；換言之，這些外在的價(jia) 值目標是以前者——即行業(ye) 本身對於(yu) 人性的普遍價(jia) 值——為(wei) 基礎的。如果兩(liang) 者的關(guan) 係顛倒了，在追逐國家社會(hui) 需要等實用功利價(jia) 值的過程中，忘記或歪曲了行業(ye) 對於(yu) 人性尊嚴(yan) 和價(jia) 值的意義(yi) ，就成了舍本逐末，直至摧毀行業(ye) 本身的意義(yi) 。

嚴(yan) 格說來，各行各業(ye) 賴以存在的價(jia) 值都在於(yu) 人性，或者說，是人們(men) 實現自身價(jia) 值的領域。但各行各業(ye) 的具體(ti) 價(jia) 值目標和邏輯要求並不相同，所以不能要求所有行業(ye) 追求共同的目標，無論是政治目標還是社會(hui) 目標。

如果說一個(ge) 民族有一個(ge) 所有行業(ye) 共同追求的目標的話，那也是暫時的，比如外敵入侵時。但即使是有時有階段性的共同目標存在，也要以各行業(ye) 自身的價(jia) 值目標和邏輯規則為(wei) 基礎，不能用國家目標、政治目標或外在需要來破壞後者，要求後者服從(cong) 於(yu) 前者。

如果把國家目標淩駕於(yu) 各行業(ye) 自身的目標之上，就可能用社會(hui) 需要或政治需要的邏輯來破壞各行業(ye) 自身的邏輯，最終將摧殘社會(hui) 繁榮的基礎。

20世紀中國政治的最大悲劇之一就是用政治的邏輯摧毀了行業(ye) 的邏輯，這是中國社會(hui) 今天失去價(jia) 值的另一重要根源。它忽略了社會(hui) 自身的邏輯，忘記了不同行業(ye) 、不同部門嚴(yan) 格說來並沒有什麽(me) 共同的目標，如果有的話也隻有一個(ge) ，那就是人性的價(jia) 值與(yu) 尊嚴(yan) 。

因此，今天中國社會(hui) 價(jia) 值的重建，需要通過行業(ye) 自治來構建社會(hui) 道德的蓄水池，包括各行各業(ye) 自身價(jia) 值傳(chuan) 統的樹立，公共教育係統的自治和理性化，民間教育傳(chuan) 統的複興(xing) （包括宗教及書(shu) 院的複興(xing) ）等。

三

另一個(ge) 最值得重視的現象就是：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在社會(hui) 價(jia) 值導向上的特點可概括為(wei) “利字當頭”。一味追求利益、相信物質、狠抓經濟，這種過分功利化、利益化的價(jia) 值導向，或盲目地依賴利益驅動和競爭(zheng) 機製，不能為(wei) 新生的各行各業(ye) 確立應有的價(jia) 值導向，導致實利和腐敗盛行，人心和價(jia) 值混亂(luan) 。“義(yi) 利關(guan) 係”不明，不僅(jin) 會(hui) 造成全社會(hui) 一切向錢看，而且會(hui) 引起信仰和道德崩潰。總之，黨(dang) 和國家在該發揮引導作用的地方沒有發揮，過分相信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不僅(jin) 導致全社會(hui) 的信仰失落，也導致了黨(dang) 自身的信仰失落。

本來，改革需要有正確的價(jia) 值理想和終極目標，這是個(ge) 意識形態問題，也是春秋公羊家所謂的“正始”問題。但是，改革開放以來，黨(dang) 在放棄過去的僵化意識形態教條的同時，並不是真的知道自己該追求什麽(me) 。事實上，黨(dang) 在意識形態領域也是一直在摸石子過河。國家在大政方針上的偏差，給整個(ge) 社會(hui) 帶來的價(jia) 值導向的誤導是無與(yu) 倫(lun) 比的，後果極其嚴(yan) 重。因此，今天要想使社會(hui) 分崩離析的趨勢不至於(yu) 失控，就必須用一根紅線把分出的各部分栓住，使之“合”起來。這根紅線就是重建信仰，或者說重建中國人的價(jia) 值理想，也即重建意識形態。

從(cong) 中國文化的特點看，意識形態合法性涉及人心向背及社會(hui) 風氣問題。我們(men) 說中國與(yu) 西方不同，中國文化是一個(ge) “倫(lun) 理本位”的文化（梁漱溟語），上行下效、社會(hui) 風氣決(jue) 定一切，人心的朝向對整個(ge) 社會(hui) 秩序的作用遠遠大於(yu) 法律和製度。而人心朝向和社會(hui) 風氣，需要通過文化價(jia) 值理想來確立，借助大政方針來推行，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果；在中國文化中，沒有文化價(jia) 值理想，整個(ge) 社會(hui) 將一盤散沙。《春秋》“正始之道”的要義(yi) 恰恰在於(yu) ：以最高價(jia) 值作為(wei) 塑造整個(ge) 社會(hui) 秩序的關(guan) 鍵或樞紐。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問題，今日中國的改革，隻有通過改革意識形態、重建價(jia) 值信仰，才能收“正人心以正天下”之效。

然而，今天中國人的信仰重建不是去信仰儒家價(jia) 值體(ti) 係、共產(chan) 主義(yi) 或自由主義(yi) ，也不是在耶、佛、道等之中選一個(ge) 。在今天這樣一個(ge) 文化高度多元化的時代，我們(men) 不能把任何一種現有的意識形態或宗教當作全民必須共同接受的信仰；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men) 找到全民族共同接受的信仰，我認為(wei) 這就是對於(yu) 生命價(jia) 值與(yu) 尊嚴(yan) 的信仰。我相信，把生命的價(jia) 值與(yu) 尊嚴(yan) 作為(wei) 文化的最高價(jia) 值，是今天任何一個(ge) 黨(dang) 派、學派，也是任何一個(ge) 階層、職業(ye) 的人所共同接受的；也可以作為(wei) 指導我們(men) 一切工作的共同價(jia) 值原理。多年來，我們(men) 所犯的最大錯誤之一，就是不能把各種功利性的目標當作最大的社會(hui) 價(jia) 值，不能引導全民去追求、捍衛相對於(yu) 所有社會(hui) 價(jia) 值而言最基本、最重要的價(jia) 值——人性的尊嚴(yan) 與(yu) 價(jia) 值。

需要注重的是，一個(ge) 社會(hui) 的具體(ti) 建設目標雖然很有價(jia) 值，但不一定可能成為(wei) 這個(ge) 民族的共同信仰。比如，和諧社會(hui) 、小康社會(hui) 、富強國家、現代化、民族複興(xing) 是我們(men) 的奮鬥目標，但相對於(yu) 生命的價(jia) 值與(yu) 尊嚴(yan) 來說，它們(men) 隻是實現它的途徑，而不能成為(wei) 全民的最高信仰本身。一個(ge) 民族的共同信仰應當基於(yu) 個(ge) 體(ti) 的人性，而不是基於(yu) 群體(ti) 的需要；應當使人性在現實生活中走向超越和升華，變得崇高和莊嚴(yan) ，而不是變成物質的奴隸、國家的仆役、政治的工具。

自由主義(yi) 者說，信仰重建的辦法很簡單，就是開放宗教自由。他們(men) 說，今天中國人的信仰危機主要來源於(yu) 宗教的破壞和不開放。重建民族信仰當然包含理性地開放宗教自由這一項。但是我們(men) 也知道，不同宗教的信仰屬於(yu) 個(ge) 人性質，不同教派的信徒之間是無法共享信仰的。宗教信仰雖好，但不能代替一種公共性質的、全民可以共享的信仰，即對人性價(jia) 值與(yu) 尊嚴(yan) 的信仰。開放宗教自由當然可取，但不能代表改革的價(jia) 值目標，不能直接引導社會(hui) 風氣，塑造主流價(jia) 值。所以不是不要宗教自由，而是這個(ge) 做法並未解決(jue) 中國文化的道統問題。

那麽(me) ，是否可以將個(ge) 人自由、平等、人權之類當作中國文化的最高價(jia) 值理想呢？回答也是否定的。這是因為(wei) ，這些隻是一些消極的價(jia) 值，文化的價(jia) 值理想要有對社會(hui) 製度建設和社會(hui) 生活有積極的引導作用。我們(men) 需要自由、平等和人權，但自由、平等和人權隻能給我們(men) 提供活動空間，不能給我們(men) 提供精神歸宿。比如在經濟改革中，我們(men) 奉行的正是自由、平等的原則，但是這樣的原則不代表人們(men) 在從(cong) 事經濟活動時就有了自身的精神價(jia) 值和做人的信仰。對經濟活動需要從(cong) 價(jia) 值觀上引導，這是政府不應該放棄的職責。自由、平等、人權等作為(wei) 現代人的價(jia) 值是沒有問題的，而且是必需的，但是不等於(yu) 能作為(wei) 文化的終極理想或最高信仰。相對於(yu) 實現每一個(ge) 人的尊嚴(yan) 和價(jia) 值，它們(men) 仍然是途徑而不是目的本身。

那麽(me) 是否可以將儒家價(jia) 值觀，如“五常”當作各行各業(ye) 改革的最高價(jia) 值理想呢？當然也不行。我們(men) 不能說經濟改革的目的就是實現仁、義(yi) 、禮、智、信。毋寧說，五常是實現每一個(ge) 人價(jia) 值和尊嚴(yan) 的途徑。中國人自古就有對於(yu) 生命價(jia) 值與(yu) 尊嚴(yan) 的崇高信仰，但三綱五常是實現這一信仰的途徑而不是最高信仰本身。所以，無論是自由、平等、人權，還是仁、義(yi) 、禮、智、信，都是好的價(jia) 值，都必不可少，但相對於(yu) 人的價(jia) 值和尊嚴(yan) 來說，它們(men) 還是次一級的，在一定程度上工具性的。

今天中國人失去信仰的主要原因是，國家在大政方針上沒有在社會(hui) 生活中各方麵真正落實、推進人的價(jia) 值和尊嚴(yan) （即人的全麵發展）。改革的方向不明，是導致全社會(hui) 急功近利、浮躁盲動的主要原因。如果國家能夠改變自身急功近利的改革思路，真正落實每一個(ge) 人的價(jia) 值和尊嚴(yan) ，社會(hui) 風氣就將被引導到一個(ge) 健康的方向上去，不會(hui) 出現如此空前的心靈空虛和信仰失落。

比如在經濟領域，實現以私有財產(chan) 為(wei) 基礎的市場經濟改革本來是正確的，因為(wei) 公有製不僅(jin) 不利於(yu) “通貨財之利”，更重要的是不能充分尊重每一個(ge) 人的個(ge) 性，發揮每一個(ge) 人的潛能。所以，市場經濟改革的目標不應當是放任市場自由來促進經濟發展，而應將經濟自由作為(wei) 有利於(yu) 每個(ge) 人人生價(jia) 值實現的途徑，把確立商人個(ge) 人自身尊嚴(yan) 和價(jia) 值在商業(ye) 交易中的實現作為(wei) 重要目標來對待，為(wei) 此自然會(hui) 狠抓商業(ye) 交易規則、誠信和道德，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經濟效益。

市場經濟改革可以致富，但不應當以致富為(wei) 首要目標，不能以GDP增長為(wei) 主軸，而應以促進人的全麵發展為(wei) 首要目標，其中包括人格的獨立、潛能的發揮等。坑蒙拐騙不利於(yu) 人格的獨立、人性的完善和價(jia) 值實現，所以從(cong) 一開始就應該狠抓，把它看得比發展經濟更重要；每發現一起重大的坑蒙拐騙，在處理的同時要發動全民大討論，如此才能真正確立商業(ye) 交易的規則體(ti) 係。我國市場經濟改革受西方市場理論影響太深，盲目地相信製度本身的力量，忽視市場製度建設中的價(jia) 值引導。在其他所有領域也存在同樣的由於(yu) 目標偏差所帶來的混亂(luan) 。

撥亂(luan) 反正的真正目的應該是，將每一個(ge) 人的價(jia) 值和尊嚴(yan) 為(wei) 其最高價(jia) 值目標，以此來看我們(men) 過去的公有製體(ti) 製不適應於(yu) 它的方麵在哪裏，與(yu) 此相應地進行政治製度、經濟製度、法律製度、文化製度、教育製度、學術製度等一係列領域的改革。

（本文發表於(yu) 《東(dong) 方早報》2014年1月15日A23版。發表時有較大刪改，此處為(wei) 完整版）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