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禮樂教化及其當代社會意義
    作者：龔妮麗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年5月13日
     
     
    
    古老的中國曾被譽為禮儀之邦，這是文明走在前列的象征。文明必有理想，儒學最具生命力的根源就是其思想中的兩個理想：一是社會理想，即《禮記·禮運》所言的“大同”、“小康”理想；一是文化理想，即《史記·周本紀》中“興正禮樂”，“民和睦，頌聲興”的理想。前一種理想具有世界普遍性，後一種理想則最具中華民族特色。實現後一種理想的途徑是教化，通過禮樂教化使人與人在情理上相互默契，達到社會和諧，個人行而樂之，樂而行之。以此看來，儒家禮樂教化的文化理想在當代社會仍然有著積極的意義。
     
    
    一、儒家禮樂教化的思想與實踐
    
    
    儒家的禮樂思想發軔於周代，周公於成王年間製禮作樂，“興正禮樂，度製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①]周公建立禮樂製度服務於治國興邦，經先秦以降儒家的繼承發展，形成了一套理想化的禮樂文化傳統。
    
    製禮作樂是政治大事，《周禮》中，“六官”各掌其職：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春官掌邦禮、夏官掌邦政、秋官掌邦禁、冬官掌邦事。雅樂活動參與各官掌管的禮儀活動，禮儀中的雅樂表演並非純粹的審美活動，而是一種極嚴肅的儀式活動，如《周官·小胥》中記載：“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②]王者的樂隊可按東南西北排列；諸侯的樂隊可按三麵排列；卿大夫的樂隊則排成兩麵；士隻能排一麵。舞隊排列也有規定，“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③]禮儀行樂活動的形製雖然有嚴格的等級規範，但歌舞奏樂活動本身則具有“和上下”的功能。 “禮”通過事神致福，教民明人倫秩序；“樂（yuè）”能宣情，弦歌吟唱可轉化為樂（lè），禮樂相濟，為秩序化的社會生活增添情感的潤滑劑，使人們對“禮”的履踐，樂而行之。
    
    雅樂為禮儀活動服務，講求與禮相適，其中包含著深刻的“禮樂”思想。《禮記·樂記》對“禮”與“樂”各自的作用作了精辟的總結，其引文如下：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禮以導其誌，樂以和其聲。（樂論篇）[④]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樂本篇）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論篇）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樂論篇）
    
    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樂化篇）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樂情篇）
    
     “禮”是社會中人的行為規範，是一整套從日常生活到社會活動各種製度禮儀的總稱，“禮”強調的是社會中人的行為規範，注重倫理秩序；“樂”是表現人內心情感的藝術，其作用在於以情感溝通人與人之間的親和關係，以達到社會和諧。儒家的禮樂思想是建構理想社會秩序的文化理念， 
    
    周代的雅樂活動是禮樂思想的具體體現，行樂均尊崇禮樂精神，嚴守禮樂製度，服從禮樂規範。從吉禮的雅樂活動中，我們可看出“樂”對於“禮” 相互配合的情況。《周禮·春官宗伯·大司樂》記載：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鹹》、《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鍾，舞《鹹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⑤]
    
    吉禮之樂不僅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敬畏天地、山川、鬼神，歌舞音律也負載著“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的審美作用，通過音樂溝通人與神、人與天地、人與人的情感。什麽樣的音調、歌唱、舞蹈與什麽樣的祭禮相配，都有一定的程式。祭天神與祭地祇不同，祀四望與祭山川不同，享先妣與享先祖不同，音樂的情感與祭禮的內容必須是一致的，這樣才能“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服務於“治心”又“治躬”的教化。嘉禮雅樂與嚴肅莊重的祭神祭祖的吉禮雅樂不同，據《儀禮》記載，用樂主要有鄉飲酒禮、鄉射禮與燕禮，都是世俗生活之場所用於人與人、國與國交往的禮儀，所謂：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⑥]
    
    這些都是嘉禮的功用。嘉禮之樂在君臣尊卑的秩序中以“風”、“雅”詩樂求取邦國臣民之“和”。以鄉飲酒禮中所歌《小雅·鹿鳴》為例，這是君與臣下及四方賓客燕席間論道修政的樂歌，其詞曰：
    
    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⑦]
    
     “鼓瑟鼓琴，和樂且湛”，賓主之情，歡悅融洽，君與臣下及四方賓客和諧共處，則又禮數分明，君臣上下，裏外有別，彬彬有禮。雅樂正是以“和”為行樂的依據和目標，體現出先秦儒家“禮宜樂和”的文化理想。如果說“禮樂相濟”體現出周代雅樂為禮儀服務的審美意識，那麽“禮宜樂和”則是禮樂互補的文化訴求。孔子繼承並深化了禮樂思想。他以“仁”為核心，強調通過禮樂教化使人與人在情理上相互默契，既有分疏又有融和，使社會達到有秩序的和諧。禮樂的作用雖然相輔相成共同作用於社會人群，但都必須以“仁”為前提，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⑧]，所以孔子在“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中奔走呼號恢複禮樂教化。禮樂教化思想遂成為中國儒家的文化向往，恰如新民先生所言：“‘樂’與‘禮’以和諧的方式融入社會生活的整體，代表了中國人最向往的文明形態，也是人類生存及交往活動最基本的兩個實踐維度。透過‘樂’，我們可以更好地表達人與生活世界不可須臾分離的情感；憑借‘禮’我們才能更合理地建構或維係與人的交往方式有關的存在論秩序。” [⑨]
     
    
    二、禮樂教化的社會功能
    
    
    禮樂教化是實現儒家文化理想的重要途徑，周公“製禮作樂”同時並進，就是要從裏到外對人進行理性與情感的教化，以風化道德、穩定人心，達到治國安邦的目的。周代以來的儒家禮樂教化具有道德化、倫理化、政治化的突出特征。《周禮·春官宗伯》記載：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袛、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鹹》、《大誂》、《大廈》、《大濩》、《大武》[⑩]。
    
    樂德之教的內容：“中、和、袛、庸、孝、友。”此為“六德”，鄭玄注：“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袛，敬；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實際上這六個方麵包括了倫理道德的基本內容，樂德之教即是通過音樂教育方式，灌輸受教育者德的內容，通過音樂活動，將“德”的內容化為情感體驗，再上升為理性認同。禮樂教化，一方麵強調等級秩序，“教民明倫理”，一方麵又注重溝通調和，使民樂於接受秩序而各安其位，禮樂同功，正是通過禮宜樂和來實現的。《禮記·樂記》中說：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裏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和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11]
    
    在人倫有別的社會秩序中，同聽同樂溝通了人與人的情感，達到情感的融洽，使社會分而有和，禮之理性秩序，配以樂之情感和悅，禮樂教化貫穿著“中和”精神，“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12]通過禮樂教化，使人行為端正，性情和美。教化即是以“中和”精神對人從內到外的修正，不管是行為“端正”、抑或性情“和美”均是儒家禮樂教化的目標。
    
    “禮樂”教化的意義還在於移風易俗，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人群之和諧。荀子在《樂論》中說：
    
    君子以鍾鼓道誌，以琴瑟樂心。動以幹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故樂行而誌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製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13]
    
    荀子主張性惡，自然特別重視禮的規範作用，因而樂與禮的配合，關注的還是怎樣規範人性。
    
    樂與百姓的日常生活有緊密的聯係，所謂十五國風，都是各地民間的歌詩，它們產生於民間，也影響著各地的民風，《毛詩序》中有“風以動之”的說法，音樂就像春風吹化萬物那樣影響著人心，因而儒家認為教化百姓用音樂，“其感人深”可以“其移風易俗”。漢儒董仲舒出於政治需要，十分重視通過禮樂改變民風，教化百姓，他在其《舉賢良對策》中說：
    
    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弦之聲未衰也。[14]
    
    董仲舒之所以重視禮樂的教化功能，是他明白了“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王道雖微缺，而管弦之聲未衰也”的原因。那就是“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樂不僅通過聽覺器官“接於肌膚”，並進入到內心深處“臧於骨髓”，故而更深深體會到“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
    
    儒家的“禮樂”教化又是與政治緊密聯係的，《禮記·樂記》中言：
    
    故禮以導其誌，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禮”、“樂”、“政”、“刑”具有不同的性質、特征和功能，正好從不同的方麵，相輔相成，相反相成，達到治理國家的目的。“禮樂”的作用是以不同的方式“治心”，“禮”側重於“節民心”——通過以倫理秩序為基礎的行為規範達到“治心”；“樂”側重於“和民聲”通過對情感的影響調和、調適人們的心性，修養完善人格。“禮節民心，樂和民性”，將人民自覺調適自己的心性、行為，完善人格作為治國的前提，之後才是“政以行之，刑以防之”，這實際上是一種以人為本的政治理路，有其深刻的一麵。音樂是人們有感於現實而發出的情感性心聲表達，社會的政治狀況必然會在音樂中有所反映。音樂與政治之間的這種關係受到儒家特別的重視，認為既可以通過音樂觀察政治得失，又可以通過音樂教化百姓，即所謂“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心”[15]。
    
    禮樂教化思想中包含著情理交融的教育理念，即在快樂中接受嚴肅的理性教育，所謂“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儒家禮樂教化思想中就有“耳目之樂”達到“怡心之樂”的教育理念。宋儒程頤仰慕先王之禮樂教化，曰：“古人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有文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威儀以養其四體，歌舞以養其血氣，義理以養其心。今則俱亡矣，惟義理以養其心爾，可不勉哉”[16]。禮樂教化不僅使學子得到心智道德的教化，同時也享受到耳目怡心之樂”《禮記·文王世子》曰：
    
    凡三王教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行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其成也懌”正是寓教於樂的體現，懌，即愉悅，禮樂雙修，使受教者在快樂中獲得恭敬而溫文的氣質，這正是內外兼修的作用，在學樂的快樂中修成正道，這不就是孔子所說的“成於樂”嗎？而這種快樂也就是音樂教育中的美感意識。
    
    禮樂教化具有禮樂互補的文化智慧，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禮樂相濟——理與情的互補，禮宜樂和——序與和的互補。從理與情的互補來看，禮樂活動中的行樂必然有對於人們心理情感的作用，樂舞以頗具感性特征的美感陶冶人情人性，在弦歌曼舞中，其樂融融，又恭敬肅穆，自然接受敬畏天道、尊祖崇德的教化。從序與和的互補來看，禮樂活動必然選擇富有中庸精神的音樂以修正人心，在聲律和諧的鍾磬笙管合樂中，其樂奕奕，久而久之，溫良文雅，自覺遵從君臣尊卑、明人倫秩序。《禮記·樂記》說：“先王之製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因此，行樂活動中所體現出的審美心態一定是與道德教化相一致的，“樂者樂也”的美感意識也就更多地顯示出崇德、致和、尚雅的特點。
     
    
    三、禮樂教化的當代意義
    
    
    當今的社會，在功利欲求與技術競爭的推動下，物質極大豐富，但同時，在欲望與功利的障蔽下，對於終極性的價值目標——信念、信仰、理想等精神上的追求正在淡化。極端的利己主義，使個人利益與社會價值產生衝突，出現人文精神的危機；殘酷的市場競爭，使人與人之間產生激烈的利益衝突，導致道德的危機。人隻要生活在社會中，就要與人和物打交道，人的生命熱情不可能隻來源於物，在冷漠的人群中，精神生命將失去光澤與溫暖，在物的壓抑下，人也隻能是微不足道的存在。中國儒學充滿生命的智慧，是我們解決人類生存危機的文化資源。禮樂教化理想根源於儒家的倫理哲學理念，雖然是宗法製等級社會的產物，但是它所包含的“興正禮樂”，“民和睦，頌聲興”的文化理想則是超越時空的。禮樂教化體現了儒家“生民之道，以教為本”的思想，是實現人與人在情理上相互默契，達到社會和諧，個人行而樂之，樂而行之的途徑，對當代的文化建設仍然有著積極的意義。
    
    1、禮樂教化是構建文明社會的重要途徑
    
    今天的文明社會講究行政法製，但僅僅依靠刑罰來治理社會是不夠的，也是被動的。儒家的禮樂教化是對社會人群的人文教化，是對人的心靈與行為的價值建構，這是文明社會建設的重要途徑。“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17]禮樂教化是將禮的內在精神——仁愛、正義、和諧、節製、忠孝、誠信等，訴諸於人的理性精神，並通過人的行為表現出來。儒家講“不知禮，無以立也”[18]，“知禮”是指思想行為的文化養成，“立”，是指以文化養成的行為融入社會、立身社會。禮樂教化通過“樂由中出，禮自外作”，“致樂以治心”，“治禮以治躬”，使人們從內部得到精神文化的提升，從外部習得與內部精神相應的、合乎禮儀的行為，美好的外在行為與內在的生命精神相統一，達到“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禮樂教化與行政法製相配合，文明社會的建構才是完整的，這就是 “禮以導其誌，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2、禮樂教化是培養主體精神生命的重要途徑
    
    人與動物的區別，是具有理性的自覺與超越的生命境界。禮樂教化是情理的教化“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通過禮的教育，“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19]提高自己的倫理品格，在家庭中懂得孝敬父母，愛護子女；在社會中，懂得尊重他人，誠信待人，遠離非理性的粗野、庸俗、愚昧、貪婪、迷亂，成為有道德修養的人。樂教與禮教相配合，通過審美活動陶冶性情，進入超越的生命境界，獲得與天地同和的精神愉悅，這正是：“故樂行而誌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20] 禮樂教化帶給人的不隻是“禁令”，而是自覺地、愉快地接受從情感到理性的品格修養，自覺地、愉快地獲得主體精神生命的提升。
    
    3、禮樂教化是建構和諧社會的重要途徑
    
    當今社會講民主法治，人與人之間在政治上和人格上是平等的，應該取消等級的尊卑區別。但是人與人之間卻存在著長幼、性別、親疏、才能、特長、職業的區別，每個人在社會中扮演著不同的社會角色，各自發揮著相應的作用。禮教可以使有區別的人以自己的角色身份各安其位，使社會正常地、協調地運轉，這樣的社會才是健康的、有序的、長久的、穩定的。恰如荀子所言：“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公室可得而居也。”[21]禮教使人們恪守維係社會正常運轉的禮數，“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22]。樂教與禮教配合，讓人們分中有和，通過音樂活動使人們在審美快樂情景中溝通情感，達到和諧，這就是“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裏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23]和諧社會的建構需要有分有和，儒家禮樂教化的智慧中包含著人與人和諧相處的辯證道理。
    
    4、禮樂教化是獲得“行而樂之，樂而行之”生活模式的重要途徑
    
    禮樂教化思想中包含著情理交融的教育理念，所謂“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 中國音樂的“樂”與快樂之“樂”同形異音，其意義的關聯有著中國文化的特色，唐君毅先生說：“音樂者，人之所同樂者也。……音樂之樂者，下順凡情之求樂，上希聖境之曰樂，故同其字而異其音，以見其義之相通，此亦唯中國有之，非他土之文字之異音者必異形之所能有者也。”[24] 禮宜樂和的文化傳統內含著充盈的“行而樂之，樂而行之”生活模式。禮樂教化使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與思想交流充滿積極的生命熱情；禮樂雙修，使受教者在快樂中獲得恭敬而溫文的氣質，在快樂中修成正道。禮樂教化——“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25]是中國人快樂人生的基礎；禮樂教化，使仁人君子在“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26]的人生中獲得生命的意義。
    
     
    注釋
    
    
    [①]《史記·周本紀第四》嶽麓書社2001年版標點本。
    
    [②] 《周禮·周官·小胥》，《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
    
    [③] 班固《白虎通·禮樂》，《四部叢刊》本。
    
    [④] 《禮樂·樂記》引文均引自《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
    
    [⑤] 《周禮·春官宗伯·大司樂》。
    
    [⑥] 《周禮·春官宗伯·大宗伯》。
    
    [⑦] 《詩經·小雅·鹿鳴》，《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
    
    [⑧] 《論語·八佾》，《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
    
    [⑨] 張新民：《生命體驗結構與音樂現象學——<樂韻中澄明之境>序》，載《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08年4期。
    
    [⑩] 《周禮·春官宗伯第三》。
    
    [11] 《禮記·樂記》。
    
    [12] 《周禮·地官》。
    
    [13] 《荀子·樂論篇第二十》。
    
    [14] 班固：《漢書·董仲舒傳》中華書局點校本1962年6月版，2499頁。
    
    [15] 《禮記·禮運》。
    
    [16] 《二程遺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頁。
    
    [17] 《論語·子路》。
    
    [18] 《論語·堯曰》。
    
    [19] 《禮記·曲禮》。
    
    [20] 《禮記·樂記》。
    
    [21] 《荀子·王製》
    
    [22] 《孟子·滕文公上》，《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
    
    [23] 《禮記·樂記》。
    
    [24]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版，321頁。
    
    [25] 《論語•泰伯》。
    
    [26] 《論語•述而》。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