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抗戰時期內(nei) 遷高校的成就想到的

作者：龔妮麗(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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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五月二十七日己醜(chou)

           耶穌2015年7月12日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zheng) 勝利70周年，也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zheng) 勝利70周年，在這個(ge) 有著特殊意義(yi) 的紀念日中，我們(men) 重溫抗戰曆史，不僅(jin) 是要讓子孫後代更好地牢記曆史、珍愛和平，還應該記住那些在危難中為(wei) 中華民族做出過卓絕貢獻的中華兒(er) 女，學習(xi) 他們(men) 的愛國精神和優(you) 秀品質。

在抗日戰爭(zheng) 中，中國知識分子曾做出過積極的貢獻，他們(men) 不僅(jin) 以自己的學識、才能、文化特長服務於(yu) 抗日宣傳(chuan) ，為(wei) 民眾(zhong) 提供精神食糧，還用生命保護著中國的文化命脈，為(wei) 中國的科學教育文化事業(ye) ，為(wei) 實現中國民主富強的夢想奉獻自己的才智。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中國進入全麵抗戰。不久，中國許多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武漢等相繼淪陷，國民政府為(wei) 保護中國的文化、科學、教育和人才，將大批學校遷往內(nei) 地，形成了中國曆史上空前大規模的高校西遷運動。大部分學校遷入四川、雲(yun) 南、貴州等西南幾省，如中央大學、中山大學、交通大學、複旦大學、遷到重慶；武漢大學遷往四川；浙江大學遷到貴州；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遷至雲(yun) 南組成西南聯合大學。還有一部分大學遷往西北幾省，一部分大學由城市遷往省內(nei) 比較偏遠的縣鎮。抗戰時期內(nei) 遷的大學，辦學條件十分艱苦，師生們(men) 的生活也異常艱難，但無論環境怎樣艱難，他們(men) 依然懷抱著強烈的使命感和民族責任感，學生發奮讀書(shu) ，教授認真教書(shu) 、積極科研，在危難時期不僅(jin) 為(wei) 中國培養(yang) 了眾(zhong) 多的人才，科學研究也取得豐(feng) 碩的成果。

遷往貴州湄潭的浙江大學，抗戰前後這艱苦的十年（1936-1946），反而是它最重要的發展時期，在校長竺可楨的領導下，由一所後起的地方性大學發展為(wei) 有一定影響的全國性名牌大學。湄潭的浙大師生，以破廟為(wei) 校舍，在桐油青燈下讀書(shu) ，粗茶淡飯聊以果腹，卻取得了豐(feng) 碩的科研成果。在物理學領域，王淦昌教授關(guan) 於(yu) 探測中微子的研究，在當時直至今天對國際學術界都有著重要的影響；著名函數專(zhuan) 家陳建功教授與(yu) 微分幾何專(zhuan) 家蘇步青教授主持的理科研究所數學部，在數學研究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國際上形成了“浙大學派”（也稱“陳蘇學派），與(yu) 當時的美國、意大利兩(liang) 大學派三足鼎立；著名實驗生物學家貝時璋關(guan) 於(yu) 細胞重建的研究，在國際生物學界引起強烈反應；植物生理學家羅宗洛在微量元素、生長素和植物早期生長的關(guan) 係方麵的研究，遺傳(chuan) 學家談家楨對”亞(ya) 洲瓢蟲色斑嵌鑲顯性遺傳(chuan) ”的研究均受到國內(nei) 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此外，農(nong) 業(ye) 化學係的朱祖祥、周後複、土木工程研究領域的錢令希、化工係主任李壽恒等教授都取得讓世界矚目的成就。英國近代生物化學家和科學技術史專(zhuan) 家李約瑟到貴州，看到這貧窮的山區居然有這麽(me) 好的大學，非常驚訝，稱讚浙大是“東(dong) 方的劍橋”。他到湄潭參加1944年中國科學社30周年年會(hui) 後，在英國《自然》周刊上這樣寫(xie) 道：“遵義(yi) 之東(dong) 75公裏的湄潭，是浙江大學科學活動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研活動的一片繁忙景象。在那裏，不僅(jin) 有世界第一流的氣象學家和地理學家竺可楨教授，有世界第一流的數學家陳建功、蘇步青教授，還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學家盧鶴紱、王淦昌教授。他們(men) 是中國科學事業(ye) 的希望。”據不完全統計，在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兩(liang) 院院士中，有近50名浙大師生抗戰期間曾在遵義(yi) 、湄潭工作和生活過。美籍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先生就是在湄潭浙大讀完一年級後轉西南聯大的。

遷往昆明的西南聯大，1939年，新校舍落成時，隻有36棟學生宿舍，都是茅草屋頂、泥土坯牆；辦公室、教室、實驗室56棟，也都是泥土牆、鐵皮蓋頂；食堂2棟、圖書(shu) 館1棟，係磚木結構。因物價(jia) 飛漲，聯大學生食堂不僅(jin) 夥(huo) 食質量極差，而且每天隻能吃兩(liang) 頓飯，上午 l0點和下午4點各吃一餐。聯大教授們(men) 的生活常常陷入困境，據說聞一多先生每天上午在聯大上課，下午到中學兼課，晚上還要刻圖章賣錢，以貼補家用；吳晗先生抗戰結束時打報告向學校借錢，寫(xie) 道：“九年困境，債(zhai) 台高築，旅費、醫藥費及最少五個(ge) 月之生活費，一無著落”。抗戰期間，教育部因教授們(men) 的生活拮據，決(jue) 定擠出有限的經費給一些兼有行政工作的教授發放特別辦公費，令人感動的是，馮(feng) 友蘭(lan) 等25位名教授（包括係主任、教務長、總務長等）聯名致函校領導，拒接接受教育部的補助。他們(men) 在信中寫(xie) 到：“……蓋同人等獻身教育，原以研究學術、啟迪後進為(wei) 天職，予教深之外肩負一部分行政職責，亦視為(wei) 當然之義(yi) 務，並不希冀任何權利。……當局尊師重道，應一視同仁，統籌維持，倘隻瞻顧行政人員，恐失平均之誼，且今受之者無以對同事……。”字裏行間透視出教授們(men) 高尚的道德操守與(yu) 責任擔當。在教學工作中，教授們(men) 不僅(jin) 一絲(si) 不苟，勤勤懇懇，還各有個(ge) 性，各展風采。就是這所抗戰期間臨(lin) 時組建的大學，在短短的八年，培養(yang) 了超過北大、清華、南開30年裏培養(yang) 的人才，取得了可與(yu) 當時的牛津、哈佛、耶魯媲美的輝煌成就。有學者指出：“中華民族經過八年的抗戰，前後差不多有二十多年的戰爭(zheng) ，但期間中國的科學進步恰恰和世界的距離是在拉近的。我們(men) 去看近代以來中國教育的發展，真正在中國本土產(chan) 生的最重要的進步，那就是西南聯大培養(yang) 的學生做出的；這一批學生實際上是1949年之後中國工業(ye) 發展最重要的骨幹力量。”說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跡，一點也不為(wei) 過。八年的戰爭(zheng) 是中國人的不幸，但是在艱難的環境中，錘煉出如此偉(wei) 大的教育奇跡，是中國人的驕傲。

在為(wei) 先輩感到驕傲的同時，我們(men) 今天的高校師生應該感到慚愧。我們(men) 不得不反思，是什麽(me) 使得我們(men) 的教育先輩創造出這樣的教育奇跡。我在想，辦學的硬件固然重要，但支撐起一所好大學的，並非林立嶄新的高樓大廈，也非優(you) 雅美麗(li) 的校園環境，而是一種教育信仰和國家民族的擔當精神，並在此之下展開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以及具體(ti) 的教育實施。抗戰內(nei) 遷大學在教育的實施中，首先是重視教育人才。竺可楨校長這樣說：“一個(ge) 學校實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選，圖書(shu) 儀(yi) 器等設施和校舍建築。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實，最為(wei) 重要。教授是大學的靈魂，一個(ge) 大學學風的優(you) 劣，全視教授人選為(wei) 轉移。假使大學裏有許多教授，以研究學問為(wei) 畢生事業(ye) ，以教育後進為(wei) 無上職責，自然會(hui) 養(yang) 成良好的學風，不斷地培植出來博學敦行的學者。”內(nei) 遷高校能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下，做出這樣的成績，與(yu) 有一批優(you) 秀的教授分不開，他們(men) 在民族危亡的時刻懷抱著民族擔當精神，在後方努力工作，他們(men) 雖然不以親(qin) 身上前線的方式報效祖國，但他們(men) 為(wei) 國家、為(wei) 民族追求知識，保存文化命脈，為(wei) 戰後中國的重建儲(chu) 備實力並發揮積極的作用。內(nei) 遷高校的成就也得益於(yu) 當時教授治校、學術立校、兼容並包與(yu) 學術自由的方針；得益於(yu) 艱苦奮鬥，科學求真的學術精神。浙大在湄潭的發展，與(yu) 竺可楨先生這樣著名的教授兼教育家擔任校長分不開。他重視人才，給予他們(men) 充分的學術自由；他懂得辦校的規律，千方百計保護並建設圖書(shu) 資料和實驗儀(yi) 器設備；他提倡以“求是”為(wei) 宗旨的辦學思想，引導科學研究；他有著教育家的信仰和民族擔當，告誡學生“萬(wan) 勿存心隻要懂一點專(zhuan) 門技術，以為(wei) 日後謀生的地步就算滿足。而是要成為(wei) 拯救中華，作社會(hui) 的砥柱。”

抗戰時期，中國有這樣愛護文化、珍惜教育和人才的政府，有像竺可楨這樣一批有擔當精神的教授兼教育家，是國家民族的幸運。

【參考文獻】

 1，（英）李約瑟：《戰時的中國科學》，重慶開明書(shu) 店，1944年版。

 2， 馬勇：《抗戰中的知識分子》，載《貴州文史叢(cong) 刊》2015年第2季刊。

 3，竺可楨：《大學教育之主要方針》載《國立浙江大學校刊》，1936年5月10日。

責任編輯：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