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儒學的新開展
作者：郭齊勇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年3月19日


    
    內容提要：近十多年以來，中國大陸各地自發形成了草根民間社會與民間儒學的再生運動。民間儒學是儒學靈根自植、重返社會人間的文化思想形態，使仁義禮智信、忠孝、廉恥等核心價值進入尋常百姓之家，成為老百姓的生活指南與安身立命之道，安立世道人心。民間儒學，也可以理解為在民間、在日常生活世界裏的儒學，或民間辦儒學，即民間組織推動的儒學。現代儒學既包括鄉村儒學的重振，又包括城市儒學的建設，即是使中國文化的基本做人做事之正道，即儒家仁義之道，透過廣大城鄉的家庭、學校、社區、企業、機關等現代公民社會的組織形式，通過冠婚喪祭之家禮等宗教性的儀式，在每個國民的心中紮根。民間儒學是多樣的，它與各宗教的活動，包括外來宗教的傳教活動形成健康的互動，保持文化的主體性與生態平衡。儒家學者要眼中有民，努力到民間去，弘揚儒學，把會議儒學、書本儒學轉化為民間儒學、生命儒學。
    
     
    
    關鍵詞：儒學 民間儒學  城市儒學  仁義  現代意義
    
     
    
    我國現代化事業的發展太快了，整個社會需要調節，尤其是在世道人心的安立方麵。由於五四以來，特別是文革以來，我國的文化精神傳統在其本土遭遇到滅頂之災，幾代人對傳統文化相對隔膜，而30多年以來的金錢權力掛帥，國民的精神歸宿感與對做人做事之正道的信念日漸淡薄。近10多年來，民間老百姓對自己的文化精神資源有了自發的需求，國學與儒學出現了複興之勢。
    
     
    
    一、何謂民間儒學及儒學的學術研究與民間儒學的關係
    
    民間儒學是儒學靈根自植、重返社會人間的文化思想形態。自漢代至民國，儒學本來就是活在民間社會，起著指導、凝聚人心作用的精神價值。曆史上儒學的形態既有上層社會的經典注疏傳統等研究性的層麵，又有把經典中的精神與經驗轉化為治國平天下的外王製度與管理方略的層麵，更有將其中的精神信念與價值體係通過各種方式教化民眾，轉化成“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行為方式的層麵。民間儒學是活生生地在老百姓的生活中起作用的儒學的精神價值。
    
    杜維明先生說：“在儒家的底層，像一般的農民、工人，他們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這種影響有時候是不自覺的、潛移默化的，用西方的說法就是‘心靈的積習’。正因為這個原因，很多人認為盡管五四以來儒家被摧殘得很厲害，但是儒家心靈的積習、潛存的影響非常大，隻要是中國人就會受到影響----人的自我了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天道的關係，都和儒家有關……民間所蘊含的儒家的基本價值，遠遠比一般知識分子更為深厚。”[1]也就是說，中國人一般都自覺不自覺地受到儒家文化觀念的影響，越是社會底層的老百姓，越是擁有儒家的基本價值。這是民間儒學的基礎。
    
    仁義禮智信等我國的傳統美德，至今仍是活著的，有生命力的價值理念。普通平凡的老百姓，例如蹬三輪捐錢給貧困生的白芳禮老人、奮不顧身救學生的最美女教師張麗莉、道德模範吳天祥、防治艾滋病的專家桂希恩、信義兄弟孫水林、孫東林，以及一些青年誌願者朋友，仍然繼承並實踐著中華文明的精華，以一顆仁愛之心，誠樸信實，時時處處為他人著想，愛利他人，服務社會。
    
    近七、八年間在我國大江南北的民間，有關王善人的故事廣泛流傳，不脛而走。王善人即王鳳儀老善人（1864～1937年）是位東北農村的長工，因篤行忠、孝，自誠而明。王善人講道，語似俚俗，而意境深遠，均由自性中所流露，不拘經教，權宜說法，活潑自然，要旨在教人盡忠孝之道而化性立命。他沒有念過書，卻成了一位有影響的教育家，辦了大量的女子學堂。原香港鳳凰衛視的主持人梁冬在介紹王鳳儀時，稱他為“儒家的慧能”。王善人悟道頗有點傳奇色彩，而由民間團體，特別是帶有神秘性的、與健身、養生、治療疾病聯係在一起的民間宗教團體自發推動了學習王善人的運動，他們四處贈送有關王善人的書、護身符（正麵是王善人的像，背麵是王善人講“三界”語錄）與光盤，還有現代人講王善人的書與光盤，辦了有關王善人的網站。我以為這是我國善事、善書傳統的現代版，頗值得我們儒家學者重視。此即我所說的民間儒學。[2]
    
    近二十年推動民間儒學的特點是海峽兩岸三地互動，佛道教團體與民間團體互動，例如台灣知名學者南懷瑾先生來大陸講國學，王財貴來大陸推動兒童讀經運動，淨空法師在香港與安徽推動《弟子規》的學習運動等。現在《弟子規》已成為流傳最廣的蒙學讀物，乃至成為企業管理的寶典。
    
    與釋道教合流互補而以民間宗教形式發展的民間儒學，古時即有，如太穀學派即是。它產生於清代嘉慶、道光年間，至抗日戰爭爆發時止，長達一個多世紀。太穀學派創始人為周太穀（1764年～1832年），該學派廣泛傳布於江蘇儀征、揚州、泰州、蘇州一帶，百餘年間，盛行於江湖，全盛時徒眾達萬餘人。這一學派仍以儒家學說為主，但又吸收了道、佛兩家的一些思想，是傳統儒學與現代儒學的中間環節。
    
    2010年6月29日我在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成立大會上的致辭中指出：有關儒學研究，我想至少有六個向度。第一是儒學經典的研究。五經、十三經是中國曆史上的政治、教育之本，有很多寶貴的治理社會的經驗教訓的總結，又是社會習俗、社會生活方式的記錄。儒家經典當然不僅隻在經部，還在子部、史部、集部中，要花力氣整理與研究。第二是儒家人物的研究，包括儒林傳、道學傳與地方誌上的人物。現在中國哲學史方麵的博士論文、學術研究，多在孔孟老莊程朱陸王上紮堆，而曆史上各地域很多很有影響的人物卻沒有人去研究，例如明代經學史上的陳士元、郝敬，明清哲學史上的胡承諾等。有許多人物的資料尚待搜集、整理。儒學不專屬於中國，還有韓國、日本與越南的儒學及其經典、人物。第三是儒學曆史的研究。我說的不僅僅是儒學精英的思想史，還包括社會史、製度史。由於我們的傳統社會是儒家型社會，民間社會空間很大，民間自治組織很多，儒學與傳統製度文明中的有益成份有密切的關係，如文官製度、教育製度、救荒濟賑製度、監察製度等，可以總結並予以創造性轉化。禮學中有關於衣食住行、視聽言動、生死祭祀的規範規矩，家禮、家訓中有不乏轉化為現代公民社會的規範、規矩的內容。除了製度與規範及儒家美政美俗的功能之外，還有作為其中內核的以“仁愛”為中心的價值係統，更需轉化。第四是儒學理論的研究，包括對現代性（化）與啟蒙理性的反思，與自由主義、唯科學主義、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印度教、伊斯蘭教的對話，乃至整個文明對話，還有全球倫理、生態環境倫理的新建構等。當前，特別要糾正五四以來國內外學界對中國文化的諸多偏見，有很多看法相沿成習，積重難返，需要拔亂反正。第五是儒學全麵參與現代中國社會文化的建設，如中國文化精神的重新凝聚，中華民族的自我身份的認同，倫理共識與真正具有內在約束力的信仰係統的的重建等，成為促進中國現代化的健康發展的正麵的積極的因素。我特別重視草根的民間社會的重建，例如湖北黃陂“信義兄弟”事跡的重釋等。第六是儒學的教育與傳承，培養後代。儒學從來都是與教育有著密切關聯的。今天，從蒙學、幼學教育，到儒商的教育與幹部、公務員的教育與培訓，從家庭、學校到社會教育，儒學都有很大的空間。要重視對管理者、官員與公務員等加強君子人格的培養與心性的修養、陶冶。
    
    儒家學者的工作不應隻停留在撰寫研究論著上，儒生的本性在知行合一，身體力行，有理想有人格，落到做事做人的實處，積極參與社會政治生活，扶掖青年，弘大正氣，鞭撻醜惡。儒學的學術研究與民間儒學並不是絕然對立的，兩者應互為表裏，相互補充。當然，兩者也可以分途，我們鼓勵學者們以現代學術的方式，埋頭做為學術而學術的研究。另一方麵，我們也鼓勵學者們立誌做全麵的人，全麵的儒者，例如梁漱溟先生。梁先生在上世紀20至30年代在山東鄒平、菏澤等地推行鄉村建設運動，即是民間儒學。[3]香港法住學會霍韜晦先生所推動的文化事業基本上也屬民間儒學的範疇。
    
    我們且以朱子為例說明曆史上儒學大家的全麵性及諸方麵的貫通。朱子的經學與理學研究在當時無疑是第一流的，同時，為了明辯理論是非，朱子用了很多精力去論戰，而且他一生在政事治道、教育師道、經史博古、文章子集之學諸方麵都有傑出的貢獻。錢穆先生說：“朱子於政事治道之學，可謂於理學界中最特出。試觀其壬午、庚子、戊申諸封事，議論光明正大，指陳確切著實，體用兼備，理事互盡，厝諸北宋諸儒乃及古今名賢大奏議中，斷當在第一流之列。又其在州郡之行政實績，如在南康軍之救荒，在漳州之正經界，雖其事有成有敗，然其精心果為，與夫強立不反之風，曆代名疆吏施政，其可瓚佩，亦不過如此。又朱子注意史學，於曆代人物賢奸，製度得失，事為利病，治亂關鍵，莫不探討精密，了如指掌。尤其於北宋熙寧變法，新舊黨爭，能平心評判，抉摘幽微，既不蹈道學家之義理空言，亦不陷於當時名士賢大夫之意氣積習。以朱子之學養，果獲大用，則漢唐名相政績，宜非難致。”[4]更重要的是，他潛心撰寫、反複修改《四書章句集注》，此書在朱子身後六、七百年間成為影響整個東亞諸國家地域的朝野上下的最重要的著作，代表了東亞的精神文明。受《四書》與《四書章句集注》的影響，諸多蒙學讀物、家訓、善書、戲文、諺語等，使仁義禮智信、忠孝、廉恥等核心價值進入尋常百姓之家，成為老百姓的生活指南與安身立命之道。
    
    朱子很重視帶有宗教性與社群性的民間禮俗的重建，著力推廣呂大鈞兄弟的《鄉約》與《鄉儀》，將二書合編成一書，修補加工為《增損呂氏鄉約》。朱子又兼采宋代人的家規，在司馬光《書儀》、《家範》與程子祭禮的基礎上，作《家禮》。是書的撰著[5]，更可見朱子對士庶通用，尤其是庶民可實行的日常生活儀禮規範，主要是冠婚喪祭之禮的重視。《鄉約》與《家禮》在我國、朝鮮半島、越南、日本等地流傳甚廣，深入人心。關於《家禮》的普及，日本學者吾妻重二教授說：“《家禮》一書的影響超越了中國的地域範圍，擴展到了韓國、日本等東亞世界。由上述東亞地區有著十分豐富的有關《家禮》的注釋、撰述及其論文便可充分說明這一點。《家禮》在東亞近世時期所具有的影響，此前隻被一部分研究者所瞭解，然而，我們應當重新關注《家禮》所擁有的這種巨大的感化力。”[6]傳統社會中，儒家的終極關懷、精神價值是通過家教，通過執守行為規範的“禮”，特別是鄉約、家禮等，得以在下層民間社會流傳與維係的。
    
    二、民間儒學的態勢及其進一步發展的多種途徑
    
    近十多年來，國學，特別是其中的儒學正在中國大陸的民間複興起來。有人曾問我：社會上出現“國學熱”，比如：穿漢服、行跪拜禮，讓孩子背《三字經》、《千字文》等蒙學讀物與家訓，還有各式各樣的“國學班”、“祭孔大典”等。這些現象說明了什麽？我回答說：這表明國民對國學、儒學有一種需要。由於國民教育中傳統文化的內容太少，而國民又有一種了解我們的文化傳統的迫切需求，這正是“國學熱”的真實背景。我們應當積極引導，使老百姓對國學的學習與理解更加有理性。任何民族、國家的成員對自己的文化或宗教傳統有了解的義務，同時這也是一種權利。反過來我們可以說，任何民族、國家的文化或宗教傳統是自家走向現代化的基礎與土壤。五四以來，特別是文革以來，中國的知識人不加分析地把自己的祖宗文明全部作為負麵的糟粕、批判的對象，認為傳統文化都是現代化的障礙，所以，體製內的教育中不僅傳統文化的內容很少，而且還灌輸了很多片麵的、似是而非地矮化中國文化的看法，使之成為幾代人的“共識”。這很危險，其危險性是使我們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身份的自我認同、社會倫理的基本共識與終極信念與關懷。現在出現“國學熱”，正是一種反撥。
    
        我一直在批評“國學熱”中的“虛熱”、“假熱”。由於我們體製內的教育中，有關國學的基本知識與核心價值的內容實在太少，大家不甚了了，甚至大的媒體、大的導演、名演員與主持人，在普通的稱謂與謙辭使用上，例如關於“家父”、“內人”等，都鬧出不少笑話。而現在社會上一旦有了對國學的需求，不免會出現沙泥俱下的狀況。尤其是在商品生產的時代，很多賺錢的人盯上了這種需求，辦了這樣那樣以贏利為目的的各種國學班，而一些媒體隻要收視率，很多演講、影視劇等對曆史文化實際上是在歪講、邪演、庸俗化，故看起來很“熱”，實際上恰好相反，效果是負麵的。國學教育是有神聖性的，雖然可以用寓教於樂的方式，但是國民需要通過莊嚴的學習，理解自己的文化精神傳統。抗戰勝利後，為了消除日據時代皇民教育的影響，台灣地區在體製內的教育中，加強國語、國學教育，讓所有的中學生都完整地學習了《四書》（課程與教材的名稱是《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一直延續至今。這對文化認同與一代代人的德性養育很重要，乃至陳水扁政府的“去中國化”不能實現，而且台灣的旅遊者在全世界被譽為最有教養的一群華人。
    
    對兒童、少年的教育，蒙學教育是很好的傳統。從三歲到十三歲，是記憶力最好的時期，在家長與老師的引導下，適當背誦一點《弟子規》、《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一點《家訓》、唐詩宋詞與《四書》等，沒有什麽壞處。蒙學主要講的是行為規範，禮貌禮敬，講品行，講愛心，愛父母兄弟，愛鄰人與陌生人。“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孩子們長大了，會慢慢地反芻，慢慢地理解。最近幾年，我與同事、學生編了“正啟蒙”、“國學讀本”等三套書，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們是針對幼兒、小學生與中學生的，有揀擇，著重啟發並幫助孩子們提高分析能力，且圖文並茂。201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推出了類似的國學讀本。國學教育，主要是生命、性情教育，讓孩子們從小在心、性、情、才上接受國學的薰陶，他們一輩子會受用無窮。親子一塊兒學習，效果特別好，對養成健康的心理、人格與家庭、社區的和諧十分有益。
    
    據我所知，武漢市大方學校、第25中學、積玉橋學校等中小學在校內教學中適當補充淺近的國學教育，對青少年的人格養成頗有成效。廣州城市職業學院在全校範圍內開設“國學精粹”必修課，並輔助學生社團推廣書法、古琴、茶藝，營造人文校園，組織學生深入社區開展經典頌讀，為大專學校做出了榜樣。鄭州市天明路建業森林半島（樓盤名）內建了一個“本源社區書院”，其理念是“感恩、尊重、給予”。2012年夏天，台灣學者朱高正先生邀我去考察，朱先生、曾昭旭先生與我還應邀在該書院作了演講。在社區內建書院，正合我意。該書院在社區辦人文學堂、少年國學院、圖書館與義工中心，活動有聲有色，且講實效。有的一家幾代人一塊兒在此接受教育，而且非本社區的居民也可參與。該書院還培養推廣國學的義工，主要對象是在讀的大學生。他們讓國學走進社區的經驗，值得推廣。現各地都在恢複書院，廈門市官民合辦的筼簹書院開展國學講習活動，頗受老百姓歡迎。湖北省與武漢市正擬複建新洲問津書院。各地民間社團組織為民間儒學的發表起著積極的作用，例如河南省儒家文化促進會等都在做一些實際的工作。各國有、私營企業也在不同程度推廣儒學，儒學在企業管理上的作用越來越大。筆者曾在青島參觀過海信集團公司，其企業理念與管理方略上吸納了儒家精神。[7]
    
    有人問我：今天我們對於國學到底應該繼承些什麽？形式上的東西(例如，穿漢服，行跪拜禮，祭孔等)是否重要？我回答說：形式非常重要。雖然我們主要繼承的是中華文化精神，仁、義、禮、智、信等核心價值觀，但儀式也很重要。我們每個人都要有王國維先生所說的敬畏之心、惻隱之心、感恩之心，而這恰恰是在待人接物、禮尚往來、冠婚喪祭的禮文儀節中慢慢養成的。蒙學中的行為規範也是讓孩童從小養成禮貌、禮敬的習慣。陳來先生說：“禮就是文化、文明。古禮包含大量行為細節的規定，禮儀舉止的規定，人在一定場景下的進退揖讓，語詞應答、程式次序、手足舉措皆須按禮儀舉止的規定而行，顯示出發達的行為形式化的特色。這些規定在一個人孩提時起開始學習，養成為一種藝術，而這種行為的藝術在那個時代是一種文明，一種文化上的教養。”[8]現代有現代的禮儀，大陸中國人現今的尷尬不僅是“禮失而求諸野”，而是產生了很多最無行止規矩的粗鄙的人，使“禮義之邦”不斷蒙羞。
    
    曆史上，司馬光、朱熹的家禮對整個東亞的精神文明都起了積極的作用。我提倡每戶人家，在居住地的室內找一個較好的空間，擺上“天地聖親師”的神木牌位及兩口子雙方已故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親的牌位，在一定的節日或忌日穿上民族服裝（如深衣）行跪拜禮或躹躬禮。我們現行的冠婚喪祭之禮很雜亂，不東不西不古不今，應增加一定的民族文化的內涵，製定新的健康的家禮（主要是冠婚喪祭之禮）。上海秋霞圃書院將在嘉定孔廟舉行帶有較多傳統元素的婚禮儀式，我們期盼這一活動日常化。
    
    台北大學賴賢宗教授倡導唱持活動，這很有意義。四書五經、蒙學家訓及道教、佛教經典是可以吟唱的，配以樂譜，組織唱持活動，有利於傳統文化的普及推廣，使之深入人心。
    
    孔子是中國文化的代表，孔子誕辰日應是我們的教師節。幾十年來，我不斷呼籲以孔誕為教師節。2010年孔誕前夕，杜維明先生、陳來先生與我聯合發起簽名運動，希望促成此事成功，如不行就讓孔誕為“尊師日”。我們是文化民族，孔子是至聖先師，祭孔有深意焉。孔子思想對歐洲文化啟蒙，對世界人權宣言與倫理宣言的形成，有積極影響。多年來，我都在孔誕日帶著國學學子在校內孔子像前行禮（2011年、2012年行的是釋菜禮）並背誦《論語》若幹章。武大國學院還多次帶學生到曲阜孔廟去祭祀孔子。
    
    各地應逐步恢複書院與文廟。民國以前，各地書院與文廟林立，在社會上起著良性的作用。現在佛寺、道觀的複興很好，但相形之下，在文化生態上，書院與文廟還太過凋零。一些地方的民間組織正在恢複祠堂、書院與民間慈善會，這是民間儒學的題中應有之義。為了便於在現代社會生存與發展，儒家團體不妨如道教、佛教團體一樣，申請成為教團組織，在民政部門登記，如同湯恩佳先生的香港孔教學會那樣，成為合法的宗教團體。
    
    傳統儒學是鄉村儒學，目前我國農村比較衰敗，近年來興起了保護古村落運動。據說我國現有約60萬個村莊，其中古村落大約有5000個，占全部村落數量不足1%。這1%村落的保護工作還很艱難。我以為，保護工作應不僅僅隻限於生態與建築，更重要的是文化傳統與價值觀。當然，我國農村有少數地區，特別是有文化傳統的地區，例如廣東梅州客家文化聚落區，民間還保留著尊文重教的傳統。今天，重振鄉村儒學的任務十分沉重，可以嚐試與古村落保護運動同步進行，然後慢慢推開，努力複興。
    
    現代儒學除了鄉村儒學的重振，更為主要的則是城市儒學的建設。鄉村儒學與城市儒學也不是截然分開的，例如20多年來，廣大農村重修家譜的民間活動已進入到廣大城市。如前所述，我們所說的城市儒學的建設，是努力使中國文化的基本做人做事之正道，即儒家的仁義之道，透過家庭、學校、社區、企業、機關等現代公民社會的組織形式，運用網絡等技術手段，亦可以嚐試通過冠婚喪祭之家禮等宗教性的儀式，在每個國民的心中紮根，促進公民道德的重建。[9]
    
    總之，國學、儒學可以通過民間組織的各種各樣的途徑，如重建書院與文廟，恢複祠堂與民間慈善會，組織兒童讀經與唱持活動，複興並改革冠婚喪祭家禮，恢複以孔子誕辰為教師節並舉行相應禮儀，乃至組成合法的儒教團體參與社會活動，以各種形式讓儒學更加深入地走進我國廣大城鄉的家庭、社區、學校、企業、機關，走進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通過耳濡目染，使儒家精神價值慢慢地內在化，重新成為中國人的內在的心靈。這當然是自覺的而不是強製的，當然需要引導。
    
    三、民間儒學的現代意義及儒家在當代中國文化建設中的作用
    
    應該怎樣做才能保持傳統文化綿延不絕？根本上還是要將國學，特別是儒學教育引入基礎教育體係。國學是國本，當然是基礎教育的主要內容，應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在體製內的國民基礎教育中加大國學、傳統文化的份量。用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隻能是失敗的。國學教育是生命教育、性情教育，是管總的。國學、中國文化中的很多珍寶還未被我們認識，我們應以健康的心態，以同情理解的方式，學一點經典，慢慢培養我們的興趣，慢慢理解我們的傳統，並創造性地加以轉化，使我們的現代化得到健康的發展。
    
        如上所述，民間儒學指的是儒學的核心價值、主要精神深入到家庭、學校、社會、企業、機關，變成國民的信仰、信念與日用常行之道的精神形態。
    
    民間儒學，也可以理解為在民間、在日常生活世界裏的儒學，或民間辦儒學，即民間組織推動的儒學。王陽明說：“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別諸生》）這說明儒家的道有終極性，同時又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本來儒學就不是書齋之學，而是生活之學，但由於西方化的影響，儒學有變成書齋、會議之學的危險，所以我們尤其要提倡民間儒學，並鼓勵青年學子立誌到民間去弘大儒學，再植靈根。
    
        民間儒學的現代意義：第一、弘揚以“修身”為中心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精神，克服現代病症，治療頑疾，促使自然與社會的和諧，特別使人的心靈得到安頓，使社會生活與現代化良性發展。第二、在廣泛吸取東西方各民族文化的優長的基礎上，在肯定文化的時代性的同時，確保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堅持並發展中國文化之為中國文化、中國人之為中國人的基本精神與核心價值。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主張“中體西用”或“中體外用”。第三、與佛教、道教與其它民間宗教與文化一道成長，與已經在民間有了較大發展的基督教（含天主教、新教等）交往對話，保持良好的宗教文化的生態平衡，根本上是使人的精神生活有所寄托與安立。在這裏，儒家中人要向基督教徒、教士學習，動心忍性，深入草根民間，博施濟眾，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推廣儒家詩教、禮教、樂教，讓我們這個社會多一些君子，多一些有教養的、溫良恭儉讓的國民。
    
    關於儒家在當代中國文化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前賢與時賢多有論說，我也曾在拙著《中國儒學之精神》一書中作了闡發。[10]景海峰先生說：“未來的儒學定位必須要打破‘向後看’的慣習，努力走出曆史主義的陰影，用前瞻性的視野，追尋儒學的現代性聯想，重新發現它的當代意義。傳統的線性曆史觀是一維單向的，按此理解，儒學隻能屬於過去，無法超越時間的格限，不可能與現代性發生聯係。而我們認為，‘什麽是儒學’的追問並不是簡單的曆史學問題，尤其不是線性曆史的命題；它本身就含蘊著現代性的意義，既是曆史的也是超越曆史的。”[11]幹春鬆先生說：“現代中國學者對於儒家的研究並不是出於一種‘考古’的興趣，因為每一個中國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儒家對於我們的生活、製度、價值所投射的影響……在20世紀末的改革開放中，儒家和現代化的關係又一次成為關注的熱點……”[12]
    
    就社會理想而言，儒學的理想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古人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戶外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禮運》）“是故明君製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孟子·梁惠王上》）這是從古至今，從上層精英到普通老百姓的社會理想。與此相應的表達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地盡其利，貨暢其流”等。就今天的社會而言，人們普遍期待的社會狀況是：失業率不高，犯罪率很低，公序良俗得到護持，有全社會的征信係統，貧富差距不大，公民的基本人權、政治經濟權與尊嚴得到尊重與保護，全民享受住宅、教育、醫療保險，生態環境良好，食品安全得到保障，人口預期壽命增加，生活品質提升。這就包含著人人平等、申張每個公民的民主權利、社會基本的公平正義的訴求。
    
    在社會層麵的文明上，儒家的理論與實踐是大社會小政府，主要是地方與村社自治，有很多自治組織與較大的發展空間，有社與會，有鄉約、義莊等，士紳階層的用很大。
    
    在製度層麵的文明上，儒家的製度架構，行政、司法製度，土地、賦稅等經濟製度，征辟詮選製度（薦舉、科舉考試），文官製度，教育製度，開放教育，平民子弟通過接受教育參與政治甚至最高政治，荒政、賑災的製度，優待老人與弱勢群體的製度，君相製、三省六部製、諫議製、封駁製與監察製等，這些製度文明中有不少實質公正的內涵與製度設計的智慧，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極大，都可以在現時代作創造轉化。 
    
    就核心價值與個體道德而言，儒家倡導的以“仁愛”為中心的五常、四維八德是源遠流長的優秀傳統文化中之最重要的核心的道德價值，這屬於“內聖修己”的層麵，但人們有了這種價值理念，往住就能敬業樂群，有益於“外王事功”的開拓。儒家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仍是我國社會生活中最需要的道德價值。應當看到，當下仍有很多不健康的現象，如小悅悅事件，老人倒地無人敢扶現象，毒奶粉、地溝油、商業欺詐、製假售假，假文憑與學術不端，金錢與權力拜物教盛行、錢權色的交易等，腐蝕著社會，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價值失序與道德信念的危機。我們要喚醒人的愛心，這是人之所以為人最重要的東西，是人性人情之根；麵對社會誠信出現“斷裂帶”，我們要努力建設管乎人心的、具有內在約束力的信用係統。健康的市場經濟，健康的官德吏治，非常需要“仁愛”“誠信”價值理念的支撐，這有著現實針對性，有助於美政美俗，整飭秩序，是人們現實生活的需要，對今天的社會規範、法律體係起指導與輔助的作用，有助於社會規範、法律體係的健康地建構、實施與完善。
    
    胡治洪先生指出：“綜合吸收古今中西優秀文化的‘文化中國’必將是精神資源厚而不薄、價值領域多而不少的意義世界。隻有在這一意義世界中，現實中國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各層麵的功能實體才可能獲得整合了適應內容的認同的基礎。也正是通過這種認同，‘文化中國’以儒學為核心的多元多樣的文化資源才可能發揚光大。”[13]
    
    總之，我們認為，儒家或儒學或儒教，特別是民間的儒家或儒學或儒教在文化身份的認同、維係世道人心，乃至社會製度層麵的改革等方麵，在今天的中國文化的建設中，大有用武之地。我們儒家學者不僅要努力與官、學、商界打交道，以儒家正道指引官、學、商界，還要眼中有民，努力到民間去，弘揚儒學，把會議儒學、書本儒學轉化為民間儒學、生命儒學。同時，如前所述，民間儒學是多樣的，它與各宗教的活動，包括外來宗教的傳教活動形成健康的互動，保持文化的主體性與生態平衡。
    
    注釋
    
    [1] 杜維明：《體知儒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9頁。
    
    [2] 有關王善人的正式出版物，見中國華僑出版社2009年至2011年出版之《王鳳儀講人生》、《王鳳儀誠明錄》、《王鳳儀言行錄》、《王鳳儀嘉言錄》、《王鳳儀篤行錄》、《王鳳儀性理講病錄》、《王鳳儀論理思想全集》（套裝全10冊）等。
    
    [3] 詳見郭齊勇、龔建平：《梁漱溟哲學思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6--53頁。
    
    [4] 錢穆：《朱子學提綱》，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年，第27頁。
    
    [5] 有關《家禮》的作者，自王懋竑以降，眾說紛紜。近人上山春平、陳來、束景南、楊誌剛、吾妻重二等專家證實《家禮》確為朱子自著。詳見［日］吾妻重二著；吳震編；吳震等譯：《朱熹〈家禮〉實證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4—15頁。
    
    [6] ［日］吾妻重二著；吳震編；吳震等譯：《朱熹〈家禮〉實證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頁。
    
    [7] 2013年1月在深圳大學舉行的“儒家思想與當代中國文化建設”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中山大學黎紅雷教授在會上介紹了各地教育係統在中小學推廣《弟子規》與黎教授的家鄉----海南省瓊海市大園古村設立青少年教育基地推廣蒙學，以及海南各地民間堅持祭祀之禮的情況；深圳大學問永寧副教授在會上介紹了深圳市孔聖堂、梧桐山私塾聯合會、信德圖書館等民間儒學的情況。此外，筆者在會上報告本論文後，浙江大學李明友教授對筆者講述了杭州、天台一帶民間社團推廣民間儒學的情況。這都說明民間儒學正在發展中並對社會起作良性的作用。
    
    [8] 陳來：《北京••國學•大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7頁。
    
    [9] 參見郭齊勇：《儒家文明的教養的意義》，《哲學分析》第1卷第1期，2010年6月；郭齊勇：《儒家修身成德之教與當代社會的公德建設》，《光明日報》2011年7月26日理論版。
    
    [10] 參見郭齊勇：《中國儒學之精神》，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
    
    [11] 景海峰：《新儒學與二十世紀中國思想》，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頁。
    
    [12] 幹春鬆：《製度化儒家及其解體》，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60頁。
    
    [13] 胡治洪：《全球語境中的儒家論說：杜維明新儒學思想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第219頁。
    
    （作者郭齊勇，1947年生，哲學博士，武漢大學國學院暨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學院院長。此文發表於2013年元月18至20日在深圳大學舉辦的“儒家思想與當代中國文化建設”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正式刊發於《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