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典中國向現代中國提問
    ——在華東師範大學國際漢語教師研修基地的演講，2013年元月14日
    作者：胡曉明（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教授）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年2月21日
    
    
    
    作者簡介：胡曉明，師從王元化教授，現任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博士生導師，終身教授。從事中國文學思想研究及近代詩學、江南文學和學術史的研究。
    
    
    
    內容提要：“古典中國”區別於“傳統中國”、“封建中國”或“文化中國”，是有關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一種新論述。古典中國有若幹方麵值得現代中國借鑒，包括：文明領航於世界；生態相對良好；禮儀之邦；生命的修行；文化的尊嚴；自由的表達；詩意的崇尚；教育的深刻。古典中國的概念，宜於國人尤其是青年人對國史保持一種敬意與溫情，是文明複興的信心與前提。而古典中國的內涵，恰是現代中國生生不息的正能量所在。
    
     
    
    一、何謂“古典中國”？
    
    　　在十八大報告中，首次提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如何實現這一目標，首先與國人對國史的信心與了解息息相關。因為，並不是所有的國人都對民族曆史上曾經有過的偉大與光榮，有客觀的了解與真實的信心。尤其是過去的一百年，在中國文化遭遇空前危機的時代，民族曆史有許多扭曲與遮蔽，許多人其實是對國史沒有多少信心的。一代代沒有信心的國人，不可能擔負起民族偉大複興的使命。
    
    　　所謂“古典中國”，指中國幾千年文明中好的一麵，是過去中國曆史曾經有過的光榮與偉大。而現代中國，指辛亥革命及五四新文化以來，中國二十世紀的曆史，以及現在正在進行巨大轉型的中國社會。
    
    　　“古典中國”與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有著密切的關係：首先，中國共產黨將民族主體精神作為正能量；其次，中華民族的複興之魂，即古老的中華文明重新興盛，與華夏文化主體的複蘇；另外，所謂複興不止是指GDP，而且是文明品質全麵的複興。
    
    二、為何要提出“古典中國”？
    
    　　之所以叫“古典中國”，是為了與傳統中國、封建中國、舊中國、舊社會等中性或負麵的詞語加以區分，並賦予它新的內涵。如將文言文稱為古典中文，民族音樂稱為國樂，傳統文化稱為國學等等。看上去隻是稱呼的不同，但其實表明了在傳統麵前保持溫情與敬意、體認與敬畏的態度。而且，可以更好地團結、利用海外中華文明圈的力量。
    
    從外麵世界看中國，轉型期的現代中國，問題多多衝突不斷，社會矛盾突出，讓人看不清從而感到害怕。但古典中國的印象則完全相反，無論是文明的深厚底蘊，文化中國的精神烏托邦，或天人合一的綠色家園，或道禪高人的世界，或溫柔敦厚的儒家君子人，都是一個現實中國不能達到和超越的文明。理解中國在當今世界的位置，有時需要內外兩個視角的交替觀照、互為鏡相。
    
    歐洲文藝復興，也是復興古典西方文明。“古典中國”這個概念，有利於世界了解中國。而且比“中國崛起”這個概念好，更加文明、優雅、大氣。
    
    更為重要的是，古典中國確有值得現代中國學習與借鑒的地方。我們可以通過這一麵鏡子，找到一些支點，去對當今中國的現狀提出問題。
    
    三、古典中國值得現代中國借鑒的八個方麵
    
    　　古典中國有八個方麵優於現代中國，包括：文明領航於世界；生態相對良好；禮儀之邦；生命的修行；文化的尊嚴；自由的表達；詩意的崇尚；教育的深刻。
    
    ● 文明領航於世界
    
    現代中國無疑在許多方麵優於古典中國的。然而，現代中國在許多方麵落後於世界，而先秦百家爭鳴、漢唐盛世、兩宋文明高峰、清代康乾盛世，無疑是古典中國曾經領航於世界的事實。
    
    以盛唐為例。我們舉一個曆史細節的例子，當時長安城的朱雀大街，“寬達150-155米，是今北京天安門前東西長安街寬度的兩倍”（王仁波主編《隋唐文化》）。為什麽會這樣？
    
    僅盛唐數十年間，各國的遣唐使節，東羅馬有七次、阿拉伯（大食）有三十六次；海路有日本、馬來半島；陸路有阿富汗、克什米爾、烏茲別克、印度、波斯（伊朗）、朝鮮、泰國、大秦等，盛唐曾與三百多個國家與地區相互交往。韋述《兩京新記》記，截至唐玄宗開元年間的統計，長安有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觀十、女觀六、波斯寺二、胡天寺四。其他如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有祠或寺。其他城市如泉州、揚州、廣州、成都、太原、洛陽也廣建寺廟。
    
    因而，朱雀大街為什麽這麽寬，就好理解了。當時的長安，不愧是世界上最繁華、最開放、最自由的國際大都市。
    
    再以北宋為例。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隻舉一本書為例，沈括的《夢溪筆談》，既驚人地記載了石油的發現、天氣的預報、星象的軌跡、光的傳播與聲的共振，也生動記錄了什麽樣的紙墨是最好的紙墨，如何訓練小烏龜又疊羅漢，什麽樣的茶最精良，以及受冤枉的啞巴，如何通過“叫子”，表達自己的冤情。內容涉及天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質、地理、氣象、醫藥、農學、工程技術、文學、史事、音樂和美術等，不僅是百科全書領航於世界之作，而且是自然科學與實用技術領航於世界之證。
    
    王國維說：“宋代學術，方麵最多，進步亦最著。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文化之多方麵，前至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陳寅恪更有大判斷：“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曆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蕩及外緣熏習之故，鹹有顯著之變遷。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複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已經提出了文明複興的目標與方向。
    
    這是從時段上說的。如果從空間上看，根據彭慕蘭、李伯重等人的研究，證明：1820年前，江南的GDP領航於西歐英、法、德，創造了至今不被人廣泛知道的世界經濟奇跡。這項研究表明，江南有當時世界上最好的自由經濟的基礎。江南有當時最好的教育與社會條件，江南有最好的人力資源。江南在最近三十年重新創造了世界經濟奇跡，是原先被壓抑的現代性因素，重新解放出來的結果。
    
    ● 環境問題與觀念。
    
        唐詩裏的青山綠水，有賴於自然山水美好生態的滋養。如果是霧霾滿天，如何能看見“孤帆遠影碧空盡”，如何能感受“惟見長江天際流”？人們往往將古代環境好於現代的原因歸於古代的經濟不發達，這是現代人的不思之過。試問：如果是產權明晰，責任清楚，那些村長們敢去濫砍山林而增加自己短期裏的政績麽？分明那古代的地主，因為要將土地資產傳給後代，因而更少短期功利行為，更有環境的責任意識。試問：古人有現代人那樣的更多、更快、更強的發展至上觀念麽？再試問：我們的土地，有必要如此反複施肥，導致農藥在深層土壤中不斷富集，無法自行分解？有必要如此讓土壤土壤的自淨能力喪失，成為一個定時炸彈麽？因而與其說經濟發達與不發達，毋寧說是現代人對科學的盲目崇拜與無止的貪婪更是環境破壞的原因。
    
    ● 古人看重生命的修行
    
    　　古典中國如何與自然相處，也同時是如何與自己相處。所謂生命的修行，不限於宗教，是指有信仰的人生，有精神品質的人生，以利他為快樂的人生。在古典中國，有這樣的精神土壤與生態，並且全社會有如此的正當目標。
    
    　　舉兩個小例子。“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名句。現代中國世俗化的解讀，隻相當於一句“時間過得真快呀”，經典濃度被稀釋，章句的意義世界顯得蒼白、單薄、失去了經典的魅力。
    
    　　正確的解讀應該是，流水，不管是涓涓滴滴，或者是汩汩滔滔，還是浩浩蕩蕩，都是不斷地填滿一個又一個坑窪，然後繼續一往無前，義無反顧，夜以繼日，無所止息，直至大海。其實在暗喻，有本的修行人，他們的生命力、活力、道德的能量，延綿不絕。
    
    　　同樣被誤讀的還有經典的《愚公移山》，“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高中的教參上振振有辭地解釋為：“人力無窮，自然能被征服”。但問題是《愚公移山》的作者是列禦寇，戰國後期道家代表人物之一。道家人物怎會有這種“征服自然”之論？其實它的本意是，反對沒有遠大理想，隻著眼於眼前看得到的收獲的庸人小誌，而要將眼光放遠，不計功利，甚至忘掉個人生命的渺小，才能真正做出一點有益於人類的事情。
    
    　　● 文化的尊嚴
    
    　　社會中有金錢、權力和文化尊嚴三種權勢，成三足鼎立之勢。在古典中國，文化尊嚴就是全社會給予文化人人格身份的尊重，而文化人反過來對於文明與文化基本價值認真守護，在長期的文化傳統與生命實踐中形成的道義高貴感。
    
    　　古人對文化堅守的例子數不勝數。譬如，《正氣歌》中所說的“在齊太史簡”，就是最早的學術與權勢衝突之一。太史是齊國的史官。崔杼殺了齊莊公，太史為了史家實錄的原則，記下了這件事，崔杼因此而殺了太史，太史的兩個弟弟再記下崔杼弑其君，又被殺；第三個弟弟再寫，崔杼終不忍殺。齊國的另一史官南史氏，聽說太史全都被殺，即手持竹簡，準備死在朝上，也要繼續完成此事的實錄。
    
    孟子也曾說過，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寇仇何服之有？這表明，君臣關係是相對性的，不是絕對服從的。在高聳的權力之上，有更高的道義原則。
    
    由於孔子所說的“士誌於道”遭遇現代的解構顛覆，所以有“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依附理論，有“把屁股挪過來”的改造理論，於是也有經濟學家為企業家打工的市儈行為，有二十幾個學校授予王立軍名譽教授的投機現象。文化的尊嚴與士的風骨同時掃地。
    
    ●自由的表達
    
    自由的表達指言論與書寫的自由。曆代皆有文字而獲罪的情況，然而現代中國為甚。
    
    清康熙親政前的“莊廷鑨明史案”，為傳統中國株連最廣，處置最重——涉案人及親友入獄囚徒達二千多人，其中處死七十二人，包括淩遲十八人，另充軍流放邊疆七百餘人。號稱盛世的乾隆時代，文字獄最為頻繁，從乾隆即位到去世六十四年間達一百三十多案。
    
    然而，僅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秦始皇算什麽？他隻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
    
    根據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的數字：定性為右派分子317.8萬人;定性為右派集團22071個;定性為反黨集團4127個。粉碎四人幫後，中共中央根據1978年55號文件對右派進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錯劃率為99.998%。全國317萬右派知識分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國55萬人摘掉右派帽子。這意味著，在“反右運動”過程中，全國有262萬人神秘消失。
    
    官方公布的1957-1959年三年所劃“右派分子”就達五十五萬人，比起曆史上文字獄最頻繁的乾隆時代六十四年一百三十多案高過千百倍。如果再以文革為例，統計數字會更加驚人。
    
    　　●詩意的古典中國
    
    　　中國先秦而兩漢、南北朝的曆史線索，貫穿著一大生命力，即士人地位的提高。先秦鳴百家、西漢尚經術、東漢重清議，以及魏晉重門第，皆是讀書人地位的提高。而科舉，更是大幅度提高了士人的地位，讀書文教成為一種權力、一種文明的力量，從此在曆史上製度化了。
    
    　　與此同時，詩歌在文化係統中的地位也在不斷上升。
    
    　　自建安三曹時期開始，詩歌創作極受重視，形成重要詩人群體。尤其以曹丕《典論·論文》中明確提出“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為標誌。
    
    　　範曄修《後漢書》，專辟《文苑傳》。標誌著文人的活動，與君王、武人和貴族一樣，參與曆史，在曆史上開始占有一個顯著的地位。
    
    唐武則天時代以來“以詩賦取士”製度之確立，為又一個標誌。改變了原先通經致用的文化權力手段。士人長期發憤，一旦寫得一手好詩，便可以博取功名，所謂“十年人詠好詩章，今日成名出舉場”(張籍《送李餘及第後歸蜀》)。
    
    詩意的崇尚是古典中國的一項世界特色。蓮葉何田田、鱸魚蓴菜羹、山寺月中尋桂子、山色空濛雨亦奇、多少樓台煙雨中，整個兒的杏花春雨江南，其實都是詩意造成的。而清代江南女性近四千種詩集的持續寫作，也創造了同期曆史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不曾有的女性詩人記錄。
    
    為什麽詩意很重要？因為詩意的核心是自由生命的發舒。我們看莊子筆下的溫伯雪子說的話：“中國之人，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孔子見溫伯雪子，無言，所謂神完氣足，目擊而道成。溫伯雪子的美，直上直下，抖落種種概念道理規則禮法，通乎天地神明。莊子筆下的任公子釣魚，五十犗以為餌，投竿於東海，釣起來的大魚，半個中國的人都吃不完。相比較那些每天到小河溝去找小毛魚小蝦米，生命格局就太可憐了。熊十力說莊子所寫的是有道之士的氣象，有道之士即任公子這樣的人，即最富於詩意的人。莊子說的鵷雛，高蹈人間，非梧桐不止，非練食不食，非醴泉不飲，而地下的鴟以為鵷雛要來搶他的腐鼠，竟然緊抱腐鼠凶凶地“嚇”她。莊子的這三個著名寓言故事，一個是對於功利人生的解脫，一個是對於規訓人生的解脫，一個是對於權力人生的解脫，勘破三個套套，即是自由生命的舒展，即是對於現代人生中毒的解毒劑。
    
    　　● 教育更深刻
    
    　　帝國晚期的中國教育無可挽救地墮落為科場功名與八股專製。然而早期的古典中國，學校不如現代中國多，但質量卻更高，理念更全麵，注重人性和靈魂的教育。不僅如此，還有作為士的教育，即擔負天下使命的大人的教育，如東漢時代的太學生，臧否人物，指斥豪強，甚至可以幹預政府的用人政策。先秦時的孔子無愧為偉大的教育家：有教無類的平等，士誌於道的高貴，學思並重的方法，知行合一的實踐，以及“古之學為己”的深刻，都比現代中國教育注重階級與權力鬥爭而不關心人的教育要好，也比“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單麵人要好，更比現代一切都為了考試指揮棒轉的一條龍教育要好很多。
    
    總之，複興中華文化曾經有過的興盛、繁榮與偉大，不是另起爐灶，而是重新激活、重新煥發生命力。不是複古，而是在現代化的進程中複興生命力。一定是經過現代化的新機遇、新挑戰，才完成的複興之路。“古典中國”給我們一個支點，我們可以用它來向現代中國提出問題。
    
    （原載《文匯報》思想人文版2013年2月18日，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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