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慶“政治儒學”之思想史意義(yi)
作者：姚中秋（北航人文與(yu) 社會(hui) 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2013年02月05日



　　在眾(zhong) 人皆說憲政的大時代，儒門提出“儒教憲政”說或“儒家憲政”說，強勢進入當代中國政治思考和辯論之舞台中央。這兩(liang) 種說法在學界、在公眾(zhong) 輿論界引起激烈而廣泛的爭(zheng) 議。而爭(zheng) 議就意味著，儒學完整複興(xing) 之大門已經打開。就此而言，蔣慶先生儒教憲政說具有重要的思想史和政治史意義(yi) 。

　　儒學政治性之凸顯

　　十九世紀末甲午至戊戌期間，敏感的儒家士大夫已做出建立現代國家之政治決(jue) 斷。其中之關(guan) 鍵正在於(yu) 建立憲政製度。筆者的研究表明，儒家士大夫之此種政治決(jue) 斷，絕非西方“衝(chong) 擊”之結果。華夏治理之道就是憲政的，至少自董仲舒以來儒家士人也部分地構建了這樣的治理架構。也正因此價(jia) 值和曆史之基礎，晚清士大夫遭遇西方憲政技術，立刻就能接受，而清末新政、立憲時期在社會(hui) 各個(ge) 層麵建立憲政各項製度之進展，也是極為(wei) 迅速的。也就是說，清末立憲實乃中國既有政製之“新生轉進”。

　　不過，民國初年憲政鞏固之不利，引發新興(xing) 的，並且始終處於(yu) 文化與(yu) 社會(hui) 結構之邊緣的現代知識分子的焦慮和憤懣，他們(men) 掀起全盤性反傳(chuan) 統主義(yi) ，其中一個(ge) 名義(yi) 是“民主”。他們(men) 把傳(chuan) 統中國之政治製度和儒家之政治理念，以“專(zhuan) 製”一詞籠統概括。這樣，在主流的現代政治思考中，儒家與(yu) 憲政對立，中國與(yu) 民主對立。直到今天，即便在同情儒家的知識分子中，蔣慶先生所概括的下麵看法，也極為(wei) 流行：

　　他們(men) 隻承認孔子是“心性的孔子”或“道德的孔子”，而不承認孔子是“政治的孔子”或“創製的孔子”；他們(men) 認為(wei) 在當今中國隻能有“孔子的道德”，而不能有“孔子的政治”；隻能有“民間的孔子”，而不能有“憲政的孔子”……他們(men) 否定了“政治的孔子”與(yu) “孔子的政治”，即意味著否定了“政治儒學”的“王官學”性質，但一個(ge) 穩定良好的政治社會(hui) 秩序又必須具有“王官學”才有可能實現，人類的政治史表明從(cong) 古至今都沒有無“王官學”的國家或政治，於(yu) 是他們(men) 把另一個(ge) “王官學”即西方自由民主的“王官學”搬到了中國，作為(wei) 中國公共領域的國家政治憲政原則。因此，他們(men) 不是不要“王官學”，而是不要中國孔子的或儒家的“王官學”，要的是西方自由民主的“王官學”。

　　此為(wei) 現代知識分子之一般認知。即便新儒家之心性儒學，也是默認西方的民主，為(wei) 中國現代政治之唯一出路，他們(men) 所思考之全部問題則在於(yu) ，如何從(cong) 心性轉出新外王，牟宗三先生為(wei) 此而提出“良知砍陷說”。

　　總之，現代中國精英群體(ti) 之主流立場是，或許在道德心性上，中國人還可以繼續保留儒家。但是，在政治與(yu) 社會(hui) 治理製度上，中國傳(chuan) 統一無是處，中國政治之唯一出路就是全盤西化，一心移植西方之製度。二十世紀以來，在政治實踐與(yu) 思想思考兩(liang) 個(ge) 領域中，中國精英也確實是這樣做的。

　　蔣慶先生對此予以當頭棒喝。“政治儒學”之提出，截斷現代中國精英以西方王官學作為(wei) 中國王官學之迷信，呼籲中國優(you) 良政治秩序之構建事業(ye) 當回到中國自身，回到儒家智慧。可以說，這是百年來，中國政治思想的一次根本轉向。

　　蔣慶先生之所以提出此一理念，首先是因為(wei) ，曆史地看，從(cong) 孔子開始，儒學首先是政治之學。退出政治，局促於(yu) 心性領域，儒學就不成其為(wei) 儒學。放棄創製立法之使命，儒家也就放棄了行道於(yu) 天下的最重要手段，而必然在文化、社會(hui) 與(yu) 國家生活等各個(ge) 場域中全麵地邊緣化。儒家必須進入創製立法之過程，並主導之。這就是政治儒學的使命。蔣慶先生斷然指出：“中國今後具有中國文化特色之政治禮法製度當由"政治儒學"重構，而非由"心性儒學"開出。”

　　更重要的是，儒家退出政治，放棄創製立法，也必然導致中國文明喪(sang) 失自性，而走向政治的失序乃至文明的毀滅。儒家傳(chuan) 承、守護者華夏-中國治理之道，當代中國欲建立穩定的治理秩序，更進一步說，欲建立健全、優(you) 良的治理秩序，就不可能離棄儒家。曆史上，不管是異族征服，還是底層叛亂(luan) “打天下”，最終均需儒家一次又一次出來收拾舊山河，創製立法，恢複政製之中國性。我把這樣的一個(ge) 曆史過程稱為(wei) “第二次立憲”。二十世紀的曆史則從(cong) 反麵證明，拒絕儒家，拒絕及時進行第二次立憲，則治理秩序就必然是不穩定的，遑論優(you) 良。

　　因此，政治儒學不僅(jin) 是儒家的生路，也是中國的生路。由此，蔣慶先生

　　提出了建立中國式政治製度之命題：“中國當代政治麵臨(lin) 的最大問題是建立合理的政治秩序，而要建立合理的政治秩序，就必須建立起中國式的政治製度。”據此，蔣慶先生不能不自別於(yu) 主流的政治理念：

　　在我看來，未來中國政治發展之問題是“福山問題”，即未來中國的政治發展能否突破福山所說的“人類離開自由民主政治沒有另外的路，未來人類所有的政治問題都是自由民主政治自身的完善問題”。如果我們(men) 認同這一“福山問題”，那麽(me) ，未來中國的政治發展就很簡單很容易：在中國照搬西方的憲政製度。如果我們(men) 不認同這一“福山問題”，那麽(me) ，未來中國的政治發展就很複雜很艱巨：我們(men) 要在中國建立獨特的中國式憲政製度。

　　蔣慶先生對民主製度的批評，當從(cong) 這個(ge) 角度理解。在政治思考之立場轉換後，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福山站在西方政治演進的立場上主張“曆史終結論”，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也多認同這一立場，西方的民主製度在中國被視為(wei) 一種曆史的必然性，曆史發展的普遍的鐵律，中國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蔣慶先生站在中國大地上思考中國政治，於(yu) 是，西方的民主製度僅(jin) 是一種可能性。中國人麵臨(lin) 的問題是，立基於(yu) 中國文明建立合理並可行的現代政治製度。西方的民主製度完全可能被納入其中，但是，它不是主體(ti) ，它不是價(jia) 值。在中國政治製度框架中，它隻是一項製度，隻是一種技術。既然如此，它就不再是神話，而是有待於(yu) 驗證的，也是可批評的備選方案之一。

　　那麽(me) ，中國式政治製度是什麽(me) ？在《公羊學引論》中，蔣慶先生聚焦於(yu) 儒家中創製立法意識最為(wei) 強烈的公羊學，對其義(yi) 理予以總結，形成一套用現代話語表述的儒家政治理念體(ti) 係。在《政治儒學》中，蔣慶先生依據這一儒家政治理念體(ti) 係，在寬廣的視野中探究儒家之政治理念與(yu) 製度智慧，並初步探究了其應對現實問題之可能進路。在進行了這兩(liang) 步知識上的準備後，蔣慶先生進入理論上的創製立法階段：首先是“王道政治”之義(yi) 理構建，其核心是天、地、人三重合法性說：天的合法性是指超越神聖的合法性；地的合法性是指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王道政治之曆史形態則是“儒教憲政”，它以儒家士大夫群體(ti) 享有廣泛權威為(wei) 製度之核心，其根本特質則是“以學議政”的“學治主義(yi) ”傳(chuan) 統，具體(ti) 製度則為(wei) “太學監國製”。至於(yu) “儒教憲政”之具體(ti) 製度安排，則是引起廣泛爭(zheng) 議的“議會(hui) 三院製”和“虛君共和製”。至此，一套比較完整的中國式政治製度藍圖基本形成。

　　中國的政治哲學之浮出

　　蔣慶先生強調政治思考之中國主體(ti) 性，本為(wei) 撥亂(luan) 反正之論，為(wei) 照抄西方為(wei) 業(ye) 的主流国际1946伟德界所不喜，其具體(ti) 構想自然被視為(wei) 非常異議可怪之論，遭遇強烈反對乃至嘲笑。然而，細加尋繹即可發現，對蔣慶先生之批評，實緣於(yu) 對西方憲政之無知。

　　這些批評者不能容忍蔣慶先生對民主製之批評，但他們(men) 經常忽視一點：真實的西方憲政的確遠非民主所能概括。這方麵的經典論述尤其見之於(yu) 《聯邦黨(dang) 人文集》。聯邦論者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們(men) 要避免民主製，建立共和製。所謂共和製就是代議製。而一旦引入代議，就不能不引入複雜的製度設計問題，此即人們(men) 熟悉的權力的分立與(yu) 製衡機製。然而，這種製度設計之用意何在？當然是相互牽製，而且，至少在聯邦論者那裏，主要目的乃是在民意之外，引入德性和理性兩(liang) 個(ge) 要素，用以控製、審查民意：相對於(yu) 較多代表民意的眾(zhong) 議院，參議院更多代表著德性和理性。最高法院的功能更為(wei) 特殊。最高法院享有司法審查權，這一權力在美國也經常引起爭(zheng) 議，批評司法審查權的說辭與(yu) 批評蔣慶先生的說辭十分類似：非經選舉(ju) 產(chan) 生的九個(ge) 老人，何以竟能否決(jue) 人民選舉(ju) 產(chan) 生的幾個(ge) 機構聯合製定的法律？美國憲法學家一直在為(wei) 之尋找理由。一種說法認為(wei) ，這些大法官是在守護美國的永恒的價(jia) 值。

　　可以說，蔣慶先生對於(yu) 西方憲政製度的理解，實際上要比批評者更為(wei) 深入，也更為(wei) 準確。蔣慶先生對於(yu) 民意獨大的批評，也是晚近以來西方政治思考的一個(ge) 熱點問題。比如，哈耶克晚年巨著《法、立法與(yu) 自由》之主旨就是批評民意主導立法，導致法律墮落成為(wei) 不斷變換的多數人的意誌，而損害自由秩序。他主張重造憲製，以控製民意。

　　這實在令人驚訝：蔣慶先生之三院製構想在相當程度上是普適的治理之道，儒家認識到了這一點，蔣慶先生摘發了這一點，並提出了一個(ge) 製度化的建製方案。當然，蔣慶先生之具體(ti) 方案是可以商榷的，但蔣慶先生看起來驚世駭俗的製度方案，既是中國的，也是普適的。

　　中國的現代政治哲學因此而誕生。

　　過去一個(ge) 世紀，中國政治思想領域中的從(cong) 業(ye) 者們(men) ，從(cong) 大學教授到活躍在公共媒體(ti) 上的知識分子，不是在思想，而是在宣傳(chuan) 。他們(men) 相信，外部世界，可能是英國人，也可能是或蘇俄人，或者德國人，美國人，已經發現了政治的終極真理，已經設計和建立了完美的製度。中國人要做的唯一事情，是把外國人寫(xie) 在紙上的製度，在中國變成現實的製度，或者把外國的製度移植到中國。因此，健全的中國政治製度是什麽(me) ，是無需思想的，隻要廣泛地宣傳(chuan) 外來的政治真理，對愚昧者進行啟蒙或者對民眾(zhong) 進行政治動員就足夠了。自由主義(yi) 以及其他激進主義(yi) 思潮，都是宣傳(chuan) 者。甚至於(yu) 新儒家，在哲學上固然是思想者，在政治領域也是宣傳(chuan) 者。

　　也因此，現代中國進行了各種各樣政治試驗，但並沒有誕生政治哲學。蔣慶先生的思考標誌著中國政治哲學之誕生。因為(wei) ，一切外來的現成方案，都有待於(yu) 中國人的反思、思想，才在中國脈絡中具有意義(yi) 。西方現成的理論和製度固然不用說，即便是公羊學，也必須經由現代社會(hui) 脈絡中之製度構想，才可進入現實。蔣慶先生這些年來所做的正是這個(ge) 工作。欲建立健全的中國式政治製度，就不能不思想，自主地思想。自主的思想本身就要求樹立中國之主體(ti) 性，更具體(ti) 地說，是樹立儒家之主體(ti) 性。這種主體(ti) 性思考必然在文明體(ti) 內(nei) 展開，儒學構成預設，構成思考之空氣，當代中國的政治哲學必然是現代的儒家的政治哲學，盡管它在不同人那裏可能表現出大不相同的價(jia) 值取向和製度方案。

　　可以說，這個(ge) 時代的中國政治哲學誕生了。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政治思想界之最大變化，正是政治思考之主體(ti) 性的回歸，而蔣慶先生乃是開風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