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千年書(shu) 院嶽麓書(shu) 院的“骨”與(yu) “魂”

作者：朱漢民

來源：光明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九月初九日辛未

          耶穌2025年10月29日

朱漢民

1954年出生，湖南邵陽人。

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國學院院長

嶽麓學者傑出教授

兼任國際儒學聯合會(hui) 副理事長

中華孔子學會(hui) 副會(hui) 長

擔任嶽麓書(shu) 院院長二十多年

參與(yu) 和主持嶽麓書(shu) 院文物古跡修複全過程

推動嶽麓書(shu) 院的現代複興(xing)

出版著作二十多種

參與(yu) 發起“致敬國學——全球華人國學大典”等係列學術文化活動

1982年1月，朱漢民拿著派遣單前往嶽麓書(shu) 院報到，成為(wei) 第一個(ge) 正式分配到嶽麓書(shu) 院研究室工作的研究人員，負責配合嶽麓書(shu) 院古建修複、文物布展相關(guan) 的文史研究工作。

這一幹就是四十餘(yu) 年，現如今，朱漢民已成為(wei) 湖南大學傑出教授、嶽麓書(shu) 院國學院院長。

在朱漢民的回憶中，當時嶽麓書(shu) 院還處於(yu) 拆遷、報建、施工的階段，“院落十分破舊、雜亂(luan) ”，七八個(ge) 人擁擠在一間即將拆遷的房間辦公，讓他“興(xing) 奮又忐忑”。

四十多年過去，嶽麓書(shu) 院從(cong) 百廢待興(xing) 走向生機煥發，成為(wei) 如今學術研究與(yu) 文化傳(chuan) 播的重要平台，朱漢民也在這裏從(cong) 一位基層研究員，成長為(wei) 書(shu) 院複興(xing) 的中堅力量。

朱漢民從(cong) 1994年底開始擔任院長（當時稱嶽麓書(shu) 院文化研究所所長），全麵主持嶽麓書(shu) 院的行政工作。

直到2015年卸任的21年間，他幾乎把全部心力都傾(qing) 注在這座書(shu) 院之中。“重啟”這座千年學府，朱漢民首先著眼於(yu) 形製的修複。

任職期間，他主持重建了明倫(lun) 堂、文昌閣、崇聖祠、屈子祠等建築，恢複了文廟、祠堂的祭祀原狀陳列，並主動向國務院、教育部、文物局申請建設中國書(shu) 院博物館

——這是國內(nei) 第一家書(shu) 院文化專(zhuan) 題博物館，有力推動了儒家文化遺產(chan) 的保護和研究。

如果說院牆磚瓦支撐起了嶽麓書(shu) 院的“骨”，那麽(me) 學術與(yu) 教育，則滋養(yang) 了書(shu) 院的“魂”。

朱漢民很快又將目光轉向了書(shu) 院發展的核心使命：教學與(yu) 學術的複興(xing) 。

“嶽麓書(shu) 院要恢複教學功能，學科建設是其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條件。”

基於(yu) 此，朱漢民牽頭申報嶽麓書(shu) 院的曆史學、哲學兩(liang) 個(ge) 學科的本、碩、博三級學位的一級學科學位授予權及其博士後流動站，完成了嶽麓書(shu) 院的現代學科體(ti) 係建設。

中斷百年之後，嶽麓書(shu) 院自2013年起重啟祭孔活動——釋奠禮。該儀(yi) 式原為(wei) 古代書(shu) 院的祭祀典禮，是孔廟祭禮中規格最高的一種，分為(wei) 迎神、三獻禮、飲福受胙、撤饌、送神和望瘞等環節。圖為(wei) 2015年朱漢民教授擔任主祭（初獻官）。

嶽麓書(shu) 院恢複教育功能後，朱漢民是任教最久的師長。

在講台上，他任教已有40多個(ge) 年頭，在他的帶領下，嶽麓書(shu) 院形成了經學、理學、湘學、書(shu) 院文化等特色研究方向，並率先收藏、整理和研究簡帛文獻《嶽麓書(shu) 院藏秦簡》。

由此，嶽麓書(shu) 院的學術教育傳(chuan) 統得以繼續發揚，千年書(shu) 院的薪火，重新照亮了一代學者的前行道路。

“嶽麓書(shu) 院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價(jia) 值理想的典範和代表。”朱漢民認為(wei) ，南宋學者張栻主教嶽麓書(shu) 院時，在《潭州重建嶽麓書(shu) 院記》中所申明的教育宗旨“成就人才，以傳(chuan) 道濟民”，可以很好地概括書(shu) 院的精神內(nei) 核。

而這種“經世致用”的思想，對現代大學有重要借鑒意義(yi) 。

在現代大學教育體(ti) 係中，既可以包括以傳(chuan) 授知識技能為(wei) 目標的院係，又應該有以培養(yang) 修身成人為(wei) 目標的書(shu) 院。

朱漢民表示：“中華文明是一個(ge) 有著幾千年高等教育傳(chuan) 統的文明，如何將引進的現代大學與(yu) 中華優(you) 秀教育傳(chuan) 統結合起來，仍是一個(ge) 值得關(guan) 注的問題。”

“作為(wei) 中國古典書(shu) 院的典範，嶽麓書(shu) 院必須承擔近代百年大變局後中國思想文化傳(chuan) 承發展的曆史重任，成為(wei) 中國學術教育重鎮。”

如今，朱漢民雖已年過七十，不再擔任管理職責，但仍在繼續從(cong) 事讀書(shu) 、教書(shu) 、寫(xie) 書(shu) 的工作。

他說，現代書(shu) 院的創建、演變、發展是不斷探索的過程。而他的身影，也早已融入千千萬(wan) 萬(wan) 書(shu) 院複興(xing) 的實踐者、推動者，與(yu) 一座座古老書(shu) 院的血脈緊密相連。

在一代又一代文化工作者的接續奮鬥之下，書(shu) 院見證著文明的傳(chuan) 承與(yu) 複興(xing) ，讓琅琅書(shu) 聲穿越千年，讓思想的光芒在時代的長河中繼續閃耀。

【附錄】

我的近思之學

朱漢民

每一個(ge) 學者均有自己的學問路徑，而我的學問道路並不始於(yu) 對天下大事、宇宙人生的思考，而是切近於(yu) 我在嶽麓書(shu) 院所能夠接近之事的思考，似乎就是所謂“近思之學”。

《論語·子張》有所謂“博學而篤誌，切問而近思”之說，何晏解釋說：“近思者，近思己所能及之事”。中國古代學者就近思考自己所能接近之事的學術是“近思之學”，朱熹還編有中國思想史名著《近思錄》。

我在嶽麓書(shu) 院工作期間形成的學術領域是書(shu) 院學、湖湘文化、宋明理學，進而涉及思想史、哲學史、經學史、文化史、教育史等學科，其實進一步細究，這些學術領域都是切近於(yu) 我在嶽麓書(shu) 院期間所接近之事（或“史”）的思考，我統統將它們(men) 稱之為(wei) 廣義(yi) 的“近思之學”。

當然，我能夠獲得“近思”的機會(hui) ，是因為(wei) 我能夠長期在這個(ge) 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嶽麓書(shu) 院工作機緣有關(guan) 。為(wei) 了說明這一點，我還是從(cong) 我與(yu) 嶽麓書(shu) 院的這一段特殊的人生機緣講起。

尋夢和圓夢的雙重追求

我是1954年出生於(yu) 湖南省邵陽市，我在那個(ge) 城市經曆了童蒙、基礎教育、工廠工作的幾個(ge) 階段。

我的青少年歲月大部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度過，那時我渴望繼續讀書(shu) 而沒有機會(hui) ，一直到1977年恢複高考後，我才能夠進入湖南大學政治師資班學習(xi) 。

這是一個(ge) 為(wei) 本校或相關(guan) 院校培養(yang) 政治課老師的師資班，但我後來卻沒有成為(wei) 湖南大學的政治課老師，因我讀書(shu) 期間偏愛中國哲學、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畢業(ye) 論文也是寫(xie) 戰國諸子之學，恰好畢業(ye) 前湖南大學收到湖南省委批示開始修複嶽麓書(shu) 院，需要一些相關(guan) 的專(zhuan) 業(ye) 研究人員，於(yu) 是我獲得機會(hui) 到嶽麓書(shu) 院工作。

1982年元月我拿著工作派遣單去嶽麓書(shu) 院報到，被安排在研究室工作，主要任務是配合嶽麓書(shu) 院古建修複、文物布展而開展相關(guan) 的文史研究工作。

從(cong) 那一年起我開始為(wei) 嶽麓書(shu) 院工作，後來一直延續下來直到今天，時間一晃竟然有42個(ge) 年頭了。回頭思考自己的學問道路與(yu) 研究方向，竟然都與(yu) 嶽麓書(shu) 院息息相關(guan) 。

創建於(yu) 北宋開寶九年的嶽麓書(shu) 院在中國教育史、學術史、文化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是中國傳(chuan) 統學術和人文精神的典型代表，在文化傳(chuan) 承、人才培養(yang) 、學術研究等方麵創造了輝煌的成就。

自二十世紀初，嶽麓書(shu) 院先後改製為(wei) 湖南高等學堂、湖南大學。“文化大革命”之後，嶽麓書(shu) 院完全成為(wei) 破敗的古書(shu) 院舊址。

記得1978年2月我剛剛進入湖南大學學習(xi) 時，我與(yu) 其他同班新生在學校老師的引領下參觀湖南大學校園，我得以第一次看到嶽麓書(shu) 院舊址。

依稀記得當時的院落十分破舊、雜亂(luan) ，完全成為(wei) 教職工的宿舍，還搭建有一些臨(lin) 時廚房、雜屋。

但是那一天我內(nei) 心十分興(xing) 奮，我就讀的湖南大學前身竟然是延續一千多年的古代書(shu) 院，朱熹等許多著名學者、教育家在此講學。

那時我當然不會(hui) 想到，未來的我將為(wei) 他一輩子工作，致力於(yu) 這一所古老學府的現代複興(xing) 。

後來許多人都說我很幸運，能夠在一個(ge) 自然、人文環境這麽(me) 優(you) 美、文化底蘊這麽(me) 深厚的地方工作，認為(wei) 我實現了一個(ge) 讀書(shu) 人的夢想。

但是如果回到我剛到嶽麓書(shu) 院工作時的境況，以及我在嶽麓書(shu) 院艱難創業(ye) 的過程，就不會(hui) 以僅(jin) 僅(jin) “幸運”來理解這個(ge) 特別的機緣。

我最初報到嶽麓書(shu) 院的時候，所有十幾個(ge) 工作人員，幾乎都是圍繞古建築修複管理的工作人員，大家全部擁擠在一間即將拆遷的房間辦公，而且很長一段時間內(nei) ，學校也並沒有將我們(men) 列為(wei) 教學科研編製。

當初我們(men) 的主要工作包括拆遷、籌錢、施工、布展，同時到校外的圖書(shu) 館查閱與(yu) 嶽麓書(shu) 院有關(guan) 的曆史文獻資料。

我記得同班留校的那些同學都是在從(cong) 事與(yu) 專(zhuan) 業(ye) 有關(guan) 的教學科研，而我最初幾年基本上是做一些隨喊隨到的打雜事情。

一直到幾年後正式成立嶽麓書(shu) 院文化研究所，特別是有關(guan) 拆遷、修複、布展已經取得一些進展之後，我才能夠逐漸將主要工作精力放在與(yu) 嶽麓書(shu) 院有關(guan) 的學術研究方麵。

大概在書(shu) 院工作3年多以後，我有機會(hui) 承擔了《嶽麓書(shu) 院史略》的約稿項目寫(xie) 作，我後來又主動向教育科學出版社申報了《湖湘學派與(yu) 嶽麓書(shu) 院》選題。

於(yu) 是我利用前期的資料準備工作，開始從(cong) 事與(yu) 嶽麓書(shu) 院、湖湘文化相關(guan) 的研究，陸續發表了一係列相關(guan) 的學術論文，也出版了幾部專(zhuan) 著。

當時嶽麓書(shu) 院專(zhuan) 業(ye) 科研人員很少，我逐漸成為(wei) 其中的科研教學骨幹。

隨著自己學術成果的積累，我逐漸感受到能夠在嶽麓書(shu) 院工作的機會(hui) 難得。一個(ge) 讀書(shu) 人的人生夢想，都是希望自己能夠找到一個(ge) 能夠安頓身心的讀書(shu) 處，而嶽麓書(shu) 院這座幽靜、古樸的院落，正是讀書(shu) 人最理想的讀書(shu) 處。

我曾經為(wei) 2010年10月5日《光明日報》的“中華文化地標”欄目開篇寫(xie) 了一篇有關(guan) 嶽麓書(shu) 院的散文，就提到嶽麓書(shu) 院為(wei) 什麽(me) 會(hui) 一直是中國讀書(shu) 人的夢境，離不開許多為(wei) 建設嶽麓書(shu) 院作出貢獻者，他們(men) “不僅(jin) 自己是尋夢人，更是他人的圓夢者”。

沒有一代代人為(wei) 嶽麓書(shu) 院的建設、延續、發展的文化貢獻，就不可能有千年學府的曆史延續。

我在經曆艱苦創業(ye) 之後對此感受很深，特別是我後來成為(wei) 嶽麓書(shu) 院負責人之後，一直希望自己能夠成為(wei) 其他讀書(shu) 人的圓夢人。

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全麵複興(xing) 嶽麓書(shu) 院的教育、學術功能，以接納更多的讀書(shu) 人來此讀書(shu) 和成長。

▲邀請星雲(yun) 大師演講，並獲得星雲(yun) 大師對中國書(shu) 院博物館的讚助

我於(yu) 1992年被湖南大學正式任命為(wei) 嶽麓書(shu) 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長，1994年底我開始擔任研究所所長（到2004年恢複院長建製，我正式擔任院長），開始全麵主持嶽麓書(shu) 院的學科建設、教學科研、文物旅遊、行政管理。

作為(wei) 現代大學的院長，其實就是所謂“雙肩挑”，一方麵承擔教學科研職責，一方麵承擔行政職責。

但是嶽麓書(shu) 院院長與(yu) 一般學院院長不同的是，除了承擔嶽麓書(shu) 院教學、科研、學科建設的管理外，還要承擔嶽麓書(shu) 院的文物保護、古建修複、對外開放等一係列行政管理職責，後來還包括中國書(shu) 院博物館的基礎建設工作。

我將自己擔任嶽麓書(shu) 院院長的管理工作，無論是學科建設還是文物建設，均理解為(wei) “圓夢人”的角色。

我希望嶽麓書(shu) 院成為(wei) 更多讀書(shu) 人實現自己讀書(shu) 夢想的地方，並努力做了如下的事情。

▲恢複嶽麓書(shu) 院釋奠禮

其一，全麵完成嶽麓書(shu) 院文物古跡的修複重建和中國書(shu) 院博物館的建設。

在我擔任負責人之前，嶽麓書(shu) 院文物古跡已經在前任所長特別是楊慎初教授的負責下開始大麵積修複。我前期雖然也參與(yu) 其中，但是直到1994年底我開始全麵主持院務工作，我才開始主要負責嶽麓書(shu) 院的文物修複、旅遊管理的工作。

全部文物古跡修複從(cong) 1981年開始，一直到2006年才全部完成，一直修了26年之久。

我在1994年底全麵主持書(shu) 院工作時，麵臨(lin) 嚴(yan) 重缺乏經費，我不得不用大量的精力和時間發展旅遊，通過發展旅遊籌集文物修複經費，利用旅遊收入修複文物古跡。

我一方麵進一步開展文廟、專(zhuan) 祠、陳列室等開放部分的展覽布展工作，豐(feng) 富了麵對參觀遊客的嶽麓書(shu) 院展覽內(nei) 容；

另一方麵重新修複了曆史上原來就有的文昌閣、明倫(lun) 堂、崇聖祠、屈子祠等重要古建築，將其作為(wei) 書(shu) 院教學科研的師生活動區域。

這樣才初步解決(jue) 書(shu) 院既要開放旅遊、又要教學科研的雙重需要，也完整恢複了嶽麓書(shu) 院作為(wei) 曆史悠久、規模宏大的古代書(shu) 院規模。

為(wei) 了全麵展示中國書(shu) 院文化，在校領導的支持下，我積極向國務院、教育部、文物局申報中國書(shu) 院博物館的建設。

當時同樣麵臨(lin) 資金、文物等種種嚴(yan) 重困難，為(wei) 了籌措資金，一方麵努力向社會(hui) 請求支持，如我們(men) 得到星雲(yun) 大師的首筆建設經費的資助；另一方麵繼續發展旅遊產(chan) 業(ye) ，通過文化產(chan) 業(ye) 的途徑而獲得收入。

所以，我們(men) 靠自己籌措經費，完成了中國書(shu) 院博物館的館舍和曆史陳列的建設工程。

中國書(shu) 院博物館是湖南省第一家國家級專(zhuan) 業(ye) 博物館，也是國內(nei) 第一家書(shu) 院文化專(zhuan) 題博物館；另外博物館內(nei) 增設學術報告廳、會(hui) 議室，實際上也增加了嶽麓書(shu) 院的教學科研設施，滿足了文物展覽與(yu) 教學科研的雙重發展需要。

其二，全麵恢複嶽麓書(shu) 院的人才培養(yang) 功能，深入推動嶽麓書(shu) 院的學科建設。

嶽麓書(shu) 院要實現現代複興(xing) ，需要將這一古老學府納入現代高等教育體(ti) 係之中，故而需要加強與(yu) 書(shu) 院相關(guan) 的學科建設。

1991年在陳穀嘉教授的主持下，嶽麓書(shu) 院獲得專(zhuan) 門史碩士學位授權，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為(wei) 了提升嶽麓書(shu) 院的辦學層次，增加嶽麓書(shu) 院的辦學規模，嶽麓書(shu) 院必須在學科建設方麵取得重大突破和發展。

我一方麵努力提升本院學術水平和能力，進一步拓展碩士點，2000年增加了中國古代史、中國哲學兩(liang) 個(ge) 不同門類的碩士學位點；

另一方麵加大人才引進力度，組建博士點的學術團隊。我們(men) 的不懈努力終於(yu) 在2003年取得重要突破，由我領銜申報的專(zhuan) 門史博士學位授予權獲得國務院學位辦批準。

一所千年書(shu) 院恢複教學而獲得博士學位授予權，立即引起各界的廣泛關(guan) 注，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發布新聞，新華社發布全球新聞通稿，一些國外媒體(ti) 也發布新聞。

此後我們(men) 一鼓作氣，繼續加大學科建設的力度，推動曆史學、哲學學科的博士點、博士後流動站的建設。

在後來的一段時期內(nei) ，我繼續領銜申請並獲得曆史學的本科、碩士、博士三級學位的一級學科學位授予權及其博士後流動站。

與(yu) 此同時，我還領銜申報了哲學門類三級學位的一級學科學位授予權及其博士後流動站，從(cong) 而完成了嶽麓書(shu) 院的中國史、哲學兩(liang) 大門類學科體(ti) 係建設。

到現在為(wei) 止，嶽麓書(shu) 院的辦學規模達到了曆史的最盛階段，在讀本科生、研究生、博士與(yu) 博士後共計達到580多人。

其三，發展嶽麓書(shu) 院的學術研究，打造一個(ge) 國內(nei) 有重要地位的公共學術平台。

由於(yu) 學科建設的發展，人才吸引力進一步強化，逐漸形成了嶽麓書(shu) 院自己的研究特色。

我本人的幾個(ge) 研究領域，一直是嶽麓書(shu) 院的重要研究特色，如宋明理學、書(shu) 院文化、湖湘文化等一直是嶽麓書(shu) 院有特色的研究方向，也是嶽麓書(shu) 院從(cong) 事學科建設、人才培養(yang) 的重要研究方向。

另外，嶽麓書(shu) 院在其他許多重要學術領域也逐漸形成優(you) 勢和特點，特別是中國經學史、簡帛學等等，在國內(nei) 學術界均有一定地位。

為(wei) 了進一步將嶽麓書(shu) 院打造為(wei) 麵向國內(nei) 外的國學研究、傳(chuan) 統文化交流的公共平台，進一步推動正在蓬勃發展的國學，我在省委宣傳(chuan) 部的支持下，在嶽麓書(shu) 院成立了國學研究與(yu) 傳(chuan) 播中心（國學研究院）。

國學中心是一個(ge) 開放式的公共學術平台，麵向國內(nei) 外開展國學講座、課題招標、成果評獎等。

我還與(yu) 同仁一道策劃和推動了嶽麓書(shu) 院和鳳凰網聯合舉(ju) 辦“致敬國學——首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的大型學術文化活動。活動迅速吸引海內(nei) 外各界人士的關(guan) 注，學術界、文化界反響之大，參與(yu) 熱情之高，遠超我們(men) 的預期。

嶽麓書(shu) 院複興(xing) 是一個(ge) 關(guan) 係到文化傳(chuan) 繼與(yu) 創新的重大文化工程，受到文化界、教育界及海內(nei) 外媒體(ti) 的廣泛關(guan) 注。嶽麓書(shu) 院的複興(xing) 不僅(jin) 架通了古今教育的橋梁，同時也對現代教育改革和發展有積極啟發、借鑒和推動作用。

我很高興(xing) 自己能夠參與(yu) 到嶽麓書(shu) 院的現代複興(xing) 事業(ye) 中來，推動了嶽麓書(shu) 院與(yu) 現代高等教育的有機融合，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書(shu) 院的現代複興(xing) 樹立了一個(ge) 典範。

這在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之際，更加有著特別重要的曆史意義(yi) 。

與(yu) 此同時，我個(ge) 人學術研究領域的形成，也恰好與(yu) 嶽麓書(shu) 院密切相關(guan) ，是切近於(yu) 我在嶽麓書(shu) 院工作所能接近之事的“近思之學”，下麵分別作一介紹。

近思之學一：書(shu) 院學

我是第一個(ge) 分配至嶽麓書(shu) 院研究室工作的研究人員，最初幾年主要從(cong) 事嶽麓書(shu) 院相關(guan) 的文獻文物資料的整理與(yu) 研究。

當時院裏安排我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搜集、整理與(yu) 嶽麓書(shu) 院有關(guan) 的文獻、文物資料。

因為(wei) 本校文史資料奇缺，我最初除了到本省各大圖書(shu) 館搜集、抄寫(xie) 文獻資料外，還整理嶽麓書(shu) 院現存碑刻文字資料。當時還將這些資料發表在嶽麓書(shu) 院研究室主編的《嶽麓書(shu) 院通訊》（1984—1985年）中。這應該算是我嶽麓書(shu) 院研究的第一步基礎工作。

▲與(yu) 曆史學家許倬雲(yun) 會(hui) 講“千年學府論壇”

1984年原來的嶽麓書(shu) 院研究室升格為(wei) 嶽麓書(shu) 院文化研究所，1985年嶽麓書(shu) 社總編鍾叔河約稿嶽麓書(shu) 院文化研究所，計劃出版一本嶽麓書(shu) 院簡史。所長楊慎初將執筆的任務交給我和同事鄧洪波，初出茅廬的我們(men) 成為(wei) 《嶽麓書(shu) 院史略》的年輕作者。

這本書(shu) 是當時國內(nei) 第一本研究書(shu) 院個(ge) 案的學術著作，記得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教育史權威學者毛禮銳先生為(wei) 本書(shu) 的序言中寫(xie) 道：“曆史上有人曾用‘惟楚有材，於(yu) 斯為(wei) 盛’讚譽過嶽麓書(shu) 院。

今天，我想把這一讚語改為(wei) ‘惟楚有材，於(yu) 今為(wei) 盛’，以表達我的心願和對青年同誌的期望。”

那一本書(shu) 也就成為(wei) 我們(men) 作為(wei) “青年同誌”的學術起點。不久後，該書(shu) 還被評為(wei) 湖南省第一屆社會(hui) 科學優(you) 秀成果獎二等獎，這應該是對我們(men) 作為(wei) 年輕學人的最大鼓勵。

我在從(cong) 事《嶽麓書(shu) 院史略》的寫(xie) 作過程中，發現還有許多值得進一步深入的研究課題，特別是嶽麓書(shu) 院與(yu) 湖湘學派以及相關(guan) 的教育傳(chuan) 統、人才群體(ti) 的關(guan) 係，非常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1986年底當我聽說教育科學出版社正擬出版一套“中國教育史叢(cong) 書(shu) ”，馬上向叢(cong) 書(shu) 編委會(hui) 申報了《湖湘學派與(yu) 嶽麓書(shu) 院》的選題，希望將書(shu) 院史、學術史和地域文化史結合起來研究，這一選題馬上得到叢(cong) 書(shu) 編委會(hui) 的肯定。

我充分利用自己搜集整理的嶽麓書(shu) 院文獻資料，開始了新的課題研究，兩(liang) 年多後就完成了《湖湘學派與(yu) 嶽麓書(shu) 院》。

應該說，這一本書(shu) 是我開始從(cong) 事書(shu) 院學研究的學術提升，該書(shu) 突破了過去往往將書(shu) 院僅(jin) 僅(jin) 理解為(wei) 教育史範疇的局限，而是將書(shu) 院教育與(yu) 理學學派、書(shu) 院教育與(yu) 地域文化結合起來，對當時正在興(xing) 起的書(shu) 院學研究產(chan) 生了一定影響。

記得後來華東(dong) 師範大學著名教育史專(zhuan) 家李國均教授主持教育部重點項目《中國書(shu) 院史》的大型著作，就非常重視書(shu) 院史和學派史的研究，全書(shu) 的主要章節均是以書(shu) 院史和學派史關(guan) 係布局的，他約我將自己的成果納入那一本厚實的著作之中。

▲韓文版《湖湘學派與(yu) 嶽麓書(shu) 院》

我在完成了兩(liang) 本嶽麓書(shu) 院的專(zhuan) 著後，開始將書(shu) 院學的研究拓展到中國書(shu) 院史的研究與(yu) 寫(xie) 作。

我不僅(jin) 陸續發表了一些書(shu) 院學的論文，同時我也應一些出版社約稿，繼續出版了幾本書(shu) 院文化的專(zhuan) 著或普及讀物，其中包括《中國的書(shu) 院》（任繼愈主編“中國文化史叢(cong) 書(shu) ”一種，商務印書(shu) 館1991年，台灣商務印書(shu) 館、香港商務印書(shu) 館同時出繁體(ti) 版）《長江流域的書(shu) 院》（合著，季羨林主編的“長江文化文庫”一種，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中國書(shu) 院文化簡史》（中華書(shu) 局2010年）《書(shu) 院精神與(yu) 儒家教育》（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等等。

這些書(shu) 院學論著得到學界的充分肯定，產(chan) 生一定學術影響。如相關(guan) 書(shu) 院學論文中有3篇文章在《新華文摘》全文轉載，《湖湘學派與(yu) 嶽麓書(shu) 院》被韓國列為(wei) 引進外文重要學術著作，被韓國的教授翻譯成韓文，由韓國學古房（首爾）2011年出版韓文版。

《書(shu) 院精神與(yu) 儒家教育》於(yu) 2023年被全國哲學社會(hui) 科學辦公室列為(wei) 向國外推廣的“中華學術外譯”書(shu) 目，正在被中外學人翻譯成英文、日文、韓文，由國外出版機構向國外推廣發行。

為(wei) 了進一步深入、全麵展開對書(shu) 院史的研究，應湖南大學出版社的邀請和約稿，我還申報並獲得批準承擔多卷本《中國書(shu) 院通史》的國家十三五出版規劃、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該書(shu) 最終由我和鄧洪波教授共同主編完成，我在《中國書(shu) 院通史》的總序中說到，我和鄧洪波教授“從(cong) 共同撰寫(xie) 第一部嶽麓書(shu) 院的曆史，再到共同主編第一部中國書(shu) 院的通史，經曆了三十八年的學術歲月。

從(cong) 小冊(ce) 子《嶽麓書(shu) 院史略》到四卷本《中國書(shu) 院通史》的出版，其中的著作規模、學術內(nei) 容、作者隊伍完全不同了。

歲月不饒人，而我們(men) 似乎仍在不知老之已至地從(cong) 事自己喜愛的學術工作。”

可見，從(cong) 學術入門到今天，書(shu) 院學一直是我的“近思之學”。

近思之學二：湖湘文化

我的第二個(ge) 學術研究方向是湖湘文化，同樣是我在嶽麓書(shu) 院形成的近思之學。

嶽麓書(shu) 院本來就是湖湘文化曆史積澱的著名學府，故而成為(wei) 湖南人特別向往的湖湘文化精神聖殿。我在嶽麓書(shu) 院工作後，從(cong) 開始參與(yu) 搜集嶽麓書(shu) 院文獻資料，再到寫(xie) 作《嶽麓書(shu) 院史略》《湖湘學派與(yu) 嶽麓書(shu) 院》，其實都是在思考、研究湖湘學術與(yu) 湖湘教育問題。

這兩(liang) 部書(shu) ，都是我對這一座古老書(shu) 院展開“近思己所能及之事”的研究，集中體(ti) 現為(wei) 湖湘學術與(yu) 湖湘教育等兩(liang) 個(ge) 問題。所以我後來能夠將湖湘學派研究拓展為(wei) 湘學史、湖湘文化的研究，在湖湘文化領域完成了一係列論著，並一直擔任湖南省湖湘文化重點研究基地首席專(zhuan) 家。

▲嶽麓書(shu) 院複興(xing) 口述史

我對湖湘文化的研究開始於(yu) 對宋代湖湘學派的研究。因為(wei) 嶽麓書(shu) 院是湖湘學派的重鎮，我寫(xie) 作《嶽麓書(shu) 院史略》時就將湖湘學派列為(wei) 專(zhuan) 門篇章展開研究。

我接下來開始承擔和完成《湖湘學派與(yu) 嶽麓書(shu) 院》，就是國內(nei) 外學術界第一部關(guan) 於(yu) 湖湘學派的專(zhuan) 著，該書(shu) 首次對湖湘學派的曆史形成、代表人物、演變發展、曆史影響做出了全麵係統的研究。

以後我將自己對湖湘學派的研究，進一步拓展為(wei) 對湘學史、湖湘文化的研究，先後出版了《湖湘學派與(yu) 湖湘文化》《湘學原道錄》、參與(yu) 主編《湖湘文化大觀》、主編了《湖湘文化名著讀本》係列叢(cong) 書(shu) 、擔任《湖湘文庫》編委會(hui) 副主任，在海內(nei) 外發表湘學史、湖湘文化史的學術論文數十篇。

有了這些研究基礎，我希望進一步展開對湖湘文化全麵而係統的研究，故而積極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010年全國哲學社會(hui) 科學辦公室發布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地域文化”公開招標，這是將湖湘文化研究提升到國家社科研究規劃最高層次的一個(ge) 機會(hui) ，我馬上組織省內(nei) 學者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湖湘文化通書(shu) ”並獲得批準。

經過潛心5年的研究，重大項目終於(yu) 順利結題，相關(guan) 成果受到國內(nei) 專(zhuan) 家的高度評價(jia) 。

“湖湘文化通書(shu) ”課題的最終出版成果有三項：

其一，我主編了《湖湘文化通史》5卷3000萬(wan) 字，該書(shu) 列為(wei) 國家“十三五”重點圖書(shu) 、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由嶽麓書(shu) 社出版。這是迄今為(wei) 止對湖湘文化從(cong) 萌芽、形成到發展、壯大的過程最全麵權威的分析總結和評述。

其二，我獨著《湘學通論》30萬(wan) 字，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該書(shu) 以“地域學統”為(wei) 學術目標，將延續一千多年的湘學作了係統的研究，對許多模糊不清的學術問題作出有思想深度的解讀。該書(shu) 出版後即受到學界關(guan) 注，《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湖南日報》記者作了專(zhuan) 門訪談，《光明日報》刊發該書(shu) 緒論。

其三，我獨著《湖湘文化通論》50萬(wan) 字，由中華書(shu) 局出版，該書(shu) 是由“湖湘文化曆史建構論”“湘學學術旨趣論”“湖湘士人精神氣質論”三篇組成，分別從(cong) 不同方麵通論了湖湘文化建構過程及主要特色。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湖湘文化通書(shu) ”的結題成果，受到盲審專(zhuan) 家的高度評價(jia) 。這些研究成果對湖湘文化作了“通”的研究，不僅(jin) 是對湖湘地域文化的漫長曆史作一貫通性的研究，將係統地清理湖湘文化的曆史源流，對上古、中古、近古、近代不同階段的湖湘文化曆史作貫通性的研究，同時打通了湖湘文化的精英文化與(yu) 通俗文化、有形文化與(yu) 無形文化、人文文化與(yu) 科技文化等不同要素和層麵，以完整地研究、展現豐(feng) 富多彩的湖湘文化。

特別值得一說的是，這些研究成果將湖湘文化曆史納入中華文化發展史的大背景下作宏觀的思考，既強調湖湘文化是中華文化體(ti) 係的組成部分，同時還特別強調湖湘文化對中華文化的傑出貢獻。

這些成果不僅(jin) 是省內(nei) 學界對湖湘文化研究的標誌性成果，也成為(wei) 國內(nei) 具有示範性的地域文化研究成果。其中五卷本《湖湘文化通史》獲得湖南省優(you) 秀社會(hui) 科學成果一等獎、湖南省政府出版獎，《湘學通論》獲得教育部優(you) 秀人文社會(hui) 科學二等獎，該書(shu) 還被全國哲學社會(hui) 科學辦公室列為(wei) 中華學術外譯圖書(shu) 目錄。

近思之學三：宋明理學

宋明理學是中國思想發展的高峰，也是中國哲學的典型形態。對我而言，宋明理學其實也是我的近思之學。

在曆史上嶽麓書(shu) 院一直是宋明理學的重鎮，嶽麓書(shu) 院講堂懸掛“學達性天”“道南正脈”的匾額，不斷激發我對宋明理學思想內(nei) 涵的思考。

我最初從(cong) 事《嶽麓書(shu) 院史略》《湖湘學派與(yu) 嶽麓書(shu) 院》的寫(xie) 作，就開始了對宋明理學的思考與(yu) 研究。我在展開對湖湘學派的研究過程之中，進一步強化了對宋明理學的學術興(xing) 趣，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學特別能激發我對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的思考與(yu) 研究的興(xing) 趣，於(yu) 是我將其確立為(wei) 自己的長期研究方向。

▲受邀在世界陽明學大會(hui) 上發言

我的宋明理學研究計劃是逐漸形成的：

一方麵，我將湖湘學派的研究進一步拓展為(wei) 對宋明理學其他學派、人物的研究，並陸續出版了《宋明理學通論》《曠世大儒朱熹》《中國思想學說史》（張豈之總主編，我擔任宋元卷主編）、《宋學·理學·心學》等著作，以全麵展開對宋明理學史的研究。

另一方麵，我認為(wei) 要深化對宋明理學研究，需要從(cong) 一些特別的視角和專(zhuan) 題入手，我通過申請國家社科基金而對這些專(zhuan) 題展開深入研究。

我曾先後向全國哲學社會(hui) 科學辦公室申請了《宋代四書(shu) 學與(yu) 理學》《玄學、理學的學術思想理路研究》《“四書(shu) ”學的思想世界——宋學的經典轉型與(yu) 思想變革》的研究項目，並順利獲得國家社科基金的資助。這幾個(ge) 國家課題的獲得與(yu) 完成，代表了我在宋明理學領域有了自己的學術特色。

宋明理學一直是中國哲學界的研究熱點，如何進一步深化宋明理學的研究，特別是如何準確把握理學作為(wei) 宋代新儒學的思想特點，我發現自己可以進一步從(cong) 經學史角度研究理學。

我先後向全國哲學社會(hui) 科學辦公室申請了《宋代四書(shu) 學與(yu) 理學》《“四書(shu) ”學的思想世界——宋學的經典轉型與(yu) 思想變革》等兩(liang) 項社科基金課題。我與(yu) 肖永明共同完成的《宋代四書(shu) 學與(yu) 理學》，就是希望以《四書(shu) 》學作為(wei) 切入點來研究理學，探討理學思想與(yu) 經學之間的關(guan) 係。

我們(men) 努力從(cong) 中國經典詮釋學的角度，探討了理學家《四書(shu) 》學的詮釋方法、學術成就與(yu) 思想貢獻。《“四書(shu) ”學的思想世界》是一部以《四書(shu) 》學為(wei) 中心的中國思想史著作，本書(shu) 對宋學的經典轉型與(yu) 思想變革作了曆史學考察。

唐宋變革中士大夫群體(ti) 崛起，創造出這一種崇尚“明體(ti) 達用”“內(nei) 聖外王”“義(yi) 理之學”的“士大夫之學”。但是，自從(cong) 熙寧新政失敗以後，宋學主流明顯開始內(nei) 聖化的演變和轉向。宋儒集中追求“內(nei) 聖之道”，提升了《四書(shu) 》學的地位。

宋代士大夫對內(nei) 聖問題的關(guan) 注，推動了《四書(shu) 》學的發達，使宋代《四書(shu) 》學成為(wei) 士大夫內(nei) 聖之道、身心之學的經典依據。他們(men) 通過對“四書(shu) ”的宋代詮釋，使得這些儒家價(jia) 值觀念由人道上升到天道，重建了中華文明的核心價(jia) 值觀念，由此而推動中國思想傳(chuan) 統的重建。

儒家士大夫將這一重要思想變革的成果，整合為(wei) 包括帝王、士大夫、民眾(zhong) 在內(nei) 的社會(hui) 思想。宋儒通過書(shu) 院教育、經筵講學、蒙學教育、家訓家範等不同形式，以推動《四書(shu) 》思想的整合。本成果不僅(jin) 是中國傳(chuan) 統思想史的研究，對當代中華文明複興(xing) 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意義(yi) 。

魏晉玄學與(yu) 宋明理學是中國国际1946伟德史上的兩(liang) 大思潮，對於(yu) 玄學與(yu) 理學內(nei) 在關(guan) 聯的研究，學術界還較少涉及。

我申報的《玄學、理學的學術思想理路研究》的課題，主要運用內(nei) 在理路、譜係學、比較哲學的方法，從(cong) “人格理想－身心之學－性理之學”的架構，肯定了玄學與(yu) 理學之間的思想理路。

宋明理學家熱衷於(yu) 探討“孔顏樂(le) 處”的精神境界，追求一種自由自在、恬淡自適的聖人氣象，這顯然是受魏晉風度的影響。

宋儒的聖賢氣象是對魏晉風度的繼承和發展。魏晉名士在建構個(ge) 體(ti) 生存哲學時，強調人的身與(yu) 心、形與(yu) 神是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

宋儒的身心之學包括個(ge) 體(ti) 存在與(yu) 道德修身雙重涵義(yi) ，魏晉名士的身心觀念影響了宋儒的身心之學，為(wei) 宋儒解決(jue) 個(ge) 體(ti) 人生哲學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玄學家們(men) 對先秦諸子討論的性、理概念作出了哲學上的提升，初步奠定了“性理之學”的思想框架和思維模式。兩(liang) 宋的儒家學者不僅(jin) 是正式使用了“性理之學”的名稱來概括、表述自己重新建立的學術思想體(ti) 係，而且他們(men) 在思想的深刻性、學術的係統性、理論的完整性方麵完善了性理之學。

與(yu) 此同時，本課題還從(cong) 經典詮釋學的角度，通過玄學與(yu) 理學對《論語》《周易》的詮釋，分析與(yu) 證實玄學與(yu) 理學之間的學術脈絡。我將王弼《周易注》與(yu) 程頤《伊川易傳(chuan) 》作一對比考察，發現這兩(liang) 大家的義(yi) 理《易》學之間學脈相承，故而從(cong) 《周易》義(yi) 理學的建構過程和思想特色的角度，厘清了宋儒的義(yi) 理《易》學與(yu) 玄學的義(yi) 理《易》學之間的傳(chuan) 承、發展關(guan) 係。

《宋代四書(shu) 學與(yu) 理學》結題後，受到評審專(zhuan) 家高度讚揚，被全國社科規劃辦選為(wei) 第一批《國家哲學社會(hui) 科學成果文庫》，後來是我們(men) 自己修訂交稿稍晚而未能趕上出版。

但該成果一直得到學界的高度評價(jia) ，先後獲得湖南省優(you) 秀社會(hui) 科學成果一等獎、教育部人文社會(hui) 科學優(you) 秀成果二等獎。《玄學理學的學術思想理路研究》著作被全國哲學社會(hui) 科學辦公室選入《國家哲學社會(hui) 科學成果文庫》（2011年），這是湖南首部列入這一《成果文庫》的社科著作。本成果還先後獲得湖南省優(you) 秀社會(hui) 科學成果一等獎、教育部人文社會(hui) 科學優(you) 秀成果二等獎。

本書(shu) 還被全國哲學社會(hui) 科學辦公室選入《中華學術外譯》項目圖書(shu) 目錄，已經由中外學者翻譯成日文、韓文、英文分別在韓、日、美等國出版。

同時，美國出版的英文版A&HCI雜誌《中國哲學雜誌》（《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ume 45,March-June 2018 Number1-2）還約我撰寫(xie) 了《Neo-daoism And Neo-Confucianism：Three Common Themes》（《新道家與(yu) 新儒家的三個(ge) 共同主題》），全麵介紹本書(shu) 在中國哲學領域的研究成果。《哲學與(yu) 文化》（A&HCI）2017年第3期也因受到本書(shu) 的影響，專(zhuan) 門以“玄學與(yu) 理學”出版一個(ge) 刊物專(zhuan) 輯。

近思之學四：中國思想史與(yu) 中國哲學史

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有“下學而上達”的傳(chuan) 統，所謂“下學”其實與(yu) “近思”的意思接近，“近思”“下學”之後還必須“上達”，然而“上達”的層次、境界是不同的，上達的最高境界是“天道”，即嶽麓書(shu) 院講堂匾額“學達性天”。

司馬遷追求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其實就是上達“天道”的最高境界，這當然是我心向往的最高境界或最終目標。

但是就現實可能而言我隻能退而求其次，就是在書(shu) 院學、湖湘文化、宋明理學的研究基礎之上，進一步有學術與(yu) 學科的上達。

譬如我從(cong) 事書(shu) 院學研究，不僅(jin) 僅(jin) 是探討作為(wei) 中國教育史的書(shu) 院，同時也是通過書(shu) 院教育的特殊視角考察中華文明的形態和曆史。

我由思考書(shu) 院教育開始，進而關(guan) 注傳(chuan) 統書(shu) 院在中華文化史的重要地位和特殊形態，深入到書(shu) 院教育蘊含的中華文明精神內(nei) 核，並由此進一步思考與(yu) 此相關(guan) 的一係列問題：

中國書(shu) 院製度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政教文明、中國書(shu) 院精神與(yu) 士大夫精神傳(chuan) 統、中國書(shu) 院教育傳(chuan) 統與(yu) 中國學術傳(chuan) 統的互動關(guan) 係等等。

通過中國書(shu) 院曆史的深度考察，進而能夠了解書(shu) 院與(yu) 中國思想史、中國社會(hui) 史、中國文化史的演變發展。

▲主持第九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

我的宋明理學研究也是如此。我並不僅(jin) 僅(jin) 是將宋明理學看作是中國哲學的斷代形態，而是從(cong) 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史的演變發展來考察其形成、演變和發展。我的《玄學理學的學術思想理路研究》，不僅(jin) 從(cong) 義(yi) 理係統、經典詮釋等方麵考察出了玄學與(yu) 理學的內(nei) 在理路，同時進一步思考中國思想史的連續性問題。

思考和追溯宋代理學形成的思想原因，會(hui) 發現玄學與(yu) 理學具有學術思想的淵源關(guan) 係，能夠體(ti) 現出中國思想史的階段性與(yu) 連續性的統一。通過對玄學與(yu) 理學的內(nei) 在理路的研究，最終指向對中華文化如何得以形成一個(ge) 沒有中斷、源遠流長的獨特係統的理解和解釋。

在此基礎上，我進一步申報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宋學源流》。

我一方麵希望繼續探討宋學作為(wei) 儒家義(yi) 理之學的深刻哲學意蘊，充分運用經典詮釋、比較哲學的哲學研究方法，以進一步探討宋學“究天人之際”的深刻義(yi) 理，展示其解決(jue) 宇宙與(yu) 人生的中國哲學特點，由此進一步探討現代中國哲學學科建設的理論問題。

另一方麵，我也運用史學學科視域和研究方法，以厘清宋學的學術傳(chuan) 承與(yu) 曆史脈絡。在考察宋學的相關(guan) 文獻和曆史進程的基礎上，運用文獻詮解、曆史分析、內(nei) 在理路、知識譜係的方法，既可以對宋學作一溯源式的曆史考察，探討先秦儒家及諸子、兩(liang) 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等各種學術形態對宋學的影響，以論證宋學為(wei) 什麽(me) 是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發展高峰。

《宋學源流》還關(guan) 注宋學的分化、傳(chuan) 衍的曆史進程，探討宋學與(yu) 元明清時期及民國時期不同學術思潮的學術脈絡與(yu) 思想傳(chuan) 承。這些研究，也是希望探討中華文化如何得以形成一個(ge) 沒有中斷的獨特係統的理解和解釋。

可見，在我四十年的學術生涯中，我的近思之學其實也是在不斷“上達”。如近二十年內(nei) 國家啟動了兩(liang) 項曆史類重大學術文化工程，我有幸都能夠參與(yu) 其中。

一項是《國家清史》工程項目，我主編了其中的十卷本《湘軍(jun) 史料叢(cong) 刊》，我與(yu) 丁平一教授主持的學術團隊共同努力，該書(shu) 曆經八年完成，出版後受到學界高度評價(jia) ，被評為(wei) 當年“全國古籍整理優(you) 秀圖書(shu) 一等獎”。

另外一項是黨(dang) 中央決(jue) 定啟動的國家級重大學術文化工程《（新編）中國通史》，已列入國家“十四五”重大文化工程項目。該工程由中國社會(hui) 科學研究院中國曆史研究院負責牽頭組織實施，實行分卷主編負責製。經中央批準，由我擔任《（新編）中國通史》中國思想史卷主編。

我認為(wei) ，中國思想史作為(wei) 一套新的學術體(ti) 係與(yu) 價(jia) 值體(ti) 係，是20世紀中國特殊政治處境下的一百年內(nei) 產(chan) 生出來的。如今，一百年已經過去，我們(men) 應該站在長遠的人類曆史的宏大和悠遠的視角，再對自我文明作深度反思。作為(wei) 文明自覺的中國思想史研究，應該對中國思想的客觀性與(yu) 主體(ti) 性、特殊性與(yu) 普遍性、多元性與(yu) 一體(ti) 性、階段性與(yu) 連續性等問題，重新作出既有時代特點、又有恒長曆史價(jia) 值的學術回應。

我今年雖然已經年屆七十，早就不再承擔行政管理的職責了，但是我仍然在從(cong) 事我喜愛的讀書(shu) 、教書(shu) 、寫(xie) 書(shu) 生活，還在指導十幾個(ge) 博士生。

就最近的學術研究而言，我一方麵正在承擔兩(liang) 項國家社科重大項目，即《（新編）中國通史》（中國思想史卷）與(yu) 《宋學源流》（3卷）的研究和寫(xie) 作；

另一方麵，我近年主編的兩(liang) 個(ge)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王闓運全集》（37卷）、《中國書(shu) 院通史》（4卷）正在進入出版程序之中。同時，我原來主編的《湖湘文化通史》（5卷）、《湖湘文化名著讀本》（5卷）以及《湘學學統與(yu) 中華道脈》等湖湘文化方麵的著作也正在重新修訂出版。

盡管我的工作越來越繁忙，但是我並沒有感到特別辛苦，相反，這一種與(yu) 書(shu) 結緣的生活，能夠使我感到生命的充實、快樂(le) 和意義(yi) 。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