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就是我們的“聖經”
 ——《四書》教學之我見
作者：劉強（同濟大學）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西曆2012年11月13日
 
 

一
  
    在今天的語境裏，“聖經”一詞已經被狹義化了，一提起“聖經”，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基督教的《聖經》，也就是《新約》和《舊約》全書。其實，這個概念還是來自我國固有之文化傳統。求諸古代文獻可知，“聖經”之說古已有之，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漢代。如成書於漢代的《太平經》就有“拘校上古、中古、下古聖人之辭，以為聖經也”的說法。可見，在古人心目中，“聖經”即“聖人之辭”。這裏的聖人，也無外乎兩類，即：治世之聖人與得道之聖人。晉人葛洪在《抱樸子·內篇·辯問》中說：“俗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人，非得道之聖人。得道之聖人，則黃老是也；治世之聖人，則周孔是也。”葛洪的意思很明白，即古之所謂“聖人”，實乃指儒家係統的周孔，而非道家係統的黃老。順此理路，則古之所謂“聖經”，當然主要是指儒家經典了。

    說到儒家經典，首先想到的是《詩》、《書》、《禮》、《樂》、《易》、《春秋》，所謂“六經”；其次是《樂》經亡佚後的“五經”；再次是由漢至宋漸次形成的“十三經”；最後，則是南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後的“四書五經”。（後來的五經是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宋以後“四書”又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是讀書人的必讀書。如果說漢唐是“五經”時代，那麽南宋以後則可謂“四書”時代。

    問題是，儒家經典是否皆可謂之“聖經”？我以為，根據“聖經”乃“聖人之辭”這一界定，儒家經典中可以被納入“聖經”係統的大概隻有“四書”了。

    眾所周知，“四書”是指《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四部儒家經典，一般認為，它們分別出於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被稱為“四子書”，簡稱“四書”。四子皆有“聖”名，孔子乃“至聖”，曾子為“宗聖”，子思為“述聖”，孟子為“亞聖”，且師承明晰，線索宛然，四書實為儒家“道統”之始基，“學統”之圭臬。就“聖人之辭”角度言，“四書”當然堪稱“聖經”。

    按照四書所述之先後順序，《論語》當為四書之首。《論語》是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語錄體著作，成書於戰國初年，傳為孔子的弟子及其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漢書·藝文誌》）之書，“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文心雕龍·征聖》）是研究孔子及早期儒家最為重要的經典，孔子的一係列道德倫理主張，如仁、義、禮、知、信、孝、悌、忠、恕之道，以及為學、為政、為仁、為教等的基本理念，無不自《論語》出，故此書堪稱“聖門之教”的淵藪。司馬遷嚐謂：“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史記·孔子世家》）而自古而今，學者言孔子者，亦必從《論語》取資。

    其次是《大學》。《大學》乃孔子講授“初學入德之門”的要籍，一般認為是經孔子的高足弟子曾參整理成文。《大學》“三綱八目”之說，以修身為本，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末，接櫫內聖外王之道，實為初學者規定畛域，設定目標，一生努力，先後始終，無不由此開出。質言之，大學者，乃學大之謂也；學大者，乃學大人、成全人、齊聖人之謂也。朱熹以為：“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庶幾乎其不差矣。”良有以也。

    其次是《中庸》。子程子釋中庸雲：“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根據朱熹的說法，《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子書，以授孟子”的“實學”之書。（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此書開篇即道：“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將儒家形上之學最高明處一語道破。其後所言戒慎恐懼、慎獨中和、至誠盡性之道，至於五達道、三達德之辨，知行合一之旨，以及天道下貫、性命雙修之理，無不幽微深邃，既是最高深之哲學，亦涵道德宗教之意味。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而就目前學校教育言，《中庸》一書亦被拋棄無視久矣，實在愧對往聖先賢。

    再次是《孟子》。孟子自稱“私淑諸人”，其學實亦從曾子、子思處發端，更與孔子仁學之旨遙相呼應，故司馬遷謂《孟子》七篇乃“述仲尼之意”（《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孟子》一書，思慮精湛，雄辯滔滔，曆來被視為《論語》之輔翼。程子說：“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書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又說：“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孟子》不僅伸發仁政、民本、性善、養氣、求放心、法先王諸說，亦且將孔子“罕言”之“性與天道”，反複追尋，遂在《學》《庸》基礎上，開出氣脈貫通、萬物皆備於我的儒家心性之學。將孔子踐仁體道之工夫進一步發明弘揚，終使儒學自成一天人合一、明心見性、性命與天道遙契之大格局，大係統。夫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孟子嚐言：“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孟子其人，得無弘道之人乎？

    可以說，儒學中最具哲學深度、最近宗教品格的道德生命之學問，幾乎都蘊涵於“四書”的字裏行間，《四書》的確堪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之聖門要籍。所以，今天說“四書”是我們的“聖經”，不過追本溯源，實至名歸，誠非故鑄偉辭，聳人聽聞也已。

 
二
  

    《四書》之於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性無可替代，對於世道人心的影響無與倫比，本屬大信不疑，無須論證之事。然自1912年廢除小學讀經科至今的整整一百年來，《四書》及其它傳統文化經典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擊，尊孔讀經長期以來被嚴重“汙名化”。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的一係列革命性運動的一個嚴重後果是，傳統文化命脈被人為斬斷，儒家思想中最具合理性的核心價值亦遭到摧折，民族文化自信逐漸喪失，民族文化慧命奄奄一息。幾代人下來，國人仍然可作為生物學意義上之中國人而存在，但在文化精神和民族心靈層麵，我們已經無法找到自我確認的文化標識和精神信靠。撫今追昔，能不悵然！

    縱觀近百年來的曆史變遷，無論是革命主義至上，階級鬥爭為綱，還是工具理性至上，科技主義掛帥，無非使“萬物皆備於我”的“人”，降格為主體性嚴重缺失、因而也逐漸喪失創造力和幸福感的“物”。這就是片麵強調“唯物主義”而無視人之所以為人的“道德心靈”給世道人心所帶來的嚴重後果。以近六十年為例，前三十年，塑造的是“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而“其樂無窮”的“政治動物”；後三十年，塑造的則是“一切向錢看”、“唯利是圖”的“經濟動物”。因為“唯物”，故不再像宅心仁厚的夫子那樣凡事問一句：“傷人乎？”到頭來，所謂“現代性轉換”在精神層麵遙遙不至，而價值危機和信任危機卻紛至遝來。此種亂象，到今天仍未止步，甚至愈演愈烈。黑磚窯、毒奶粉、毒饅頭、瘦肉精、強拆遷、殺童案、彭宇案、以及新近發生的小悅悅事件，……諸如此類，林林總總，無不昭示著整個社會的道德滑坡，人心淪喪。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當下國人的精神生態，已經像我們所處的自然生態一樣，麵臨被抽空，被破壞，被鹽堿化、甚至“厚黑化”的巨大危機，整個民族真已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有誌、有識之士，在不斷追問“為什麽”，以致對整個上層建築施以口誅筆伐之餘，更應思考、也必須思考的一個問題是：“怎麽辦？”

    我以為，在造成這一切惡果的製度層麵的問題無法快速有效解決的前提下，最直接、也最有效的辦法無他，還是“化成天下”的教育，“修德之謂教”的教育。而在教育中，最重要的無疑是以人為本的生命教育，養成人格的道德教育，淨化心靈的宗教教育，變化氣質的人文教育，以及捍衛權利、護持尊嚴的公民教育。

    正是在這一認識基礎上，中斷近百年的《四書》教育理當被提上日程，成為大學、中學乃至小學的通識人文課程。我們固然不能說《四書》教育能包治百病，但相信讀過與沒讀過，大不相同。程子雲：“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又雲：“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隻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論語》的潛移默化之功，於此可見一斑。就我個人而言，深感如果甫就小學便開始閱讀《論語》等經典，讓前賢往聖的文化慧命盡早灌注於心靈，則人生中很多錯誤可以少犯甚至不犯，很多彎路可以少走甚至不走。

    吾生也晚，吾學也遲。好好地打開《論語》，通讀一過，已經25歲了，作為教師去教《論語》，更在35歲之後。每念及此，心中便莫名傷感。流淌兩千多年的精神母乳，民族文化中最具營養價值的人文精華，竟然在一個學子最寶貴的求知年華中，被斬斷，被疏離，被屏蔽。這，究竟是誰之過？誰，又能負其責？

    不幸之中的萬幸，在我尚未老朽之年，因緣際會，總算得以貼近《論語》等儒家經典。其間大體經過三個階段：最初，是個人閱讀生活漸行漸遠的發現；那種發現盡管還不夠明晰，卻自有一份驚喜與恨晚在焉。接著，是踏上學術道路之後研究課題本身不斷向縱深發展的必然；對魏晉文學，特別是《世說新語》的研究，使我很自然地向先秦的語錄體經典回溯。後來，則是在大學擔任教職，教學工作安排的需要；連續數年，我承擔了先秦到魏晉南北朝文學課程的本科教學，這固然與敝校師資學科結構不平衡有關，於我而言卻未嚐不是一種幸運，是精神生命中一份遲來的饋贈和喜悅。

    古語雲：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經典學習使我深感自己學養不足，越學越覺得自己淺薄無根；而經典教學則讓我體會到教學相長、水漲船高的快樂。對夫子的許多“法語之言”，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為之不厭，誨人不倦。”“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等等，有了更深刻切己的感知和體悟。同時，在困中學，學中思，思中教，教中做，做中覺，覺中悟，也使我對於儒學的生命境界、哲學品格乃至宗教內涵，開始撥雲見日，有了切膚之感。

夫子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既然有益於己，自然也想讓比自己更年輕的學生獲益。說到底，《四書》教學之最初出發點，並不在於多麽宏大高遠的目標，而就在於這份“立人”之心，“達人”之誌。

 
三
  

    我從事《四書》教學的大致履曆如下：

    2006年夏，與友人鮑鵬山、王世朝、陶言等人在上海創辦學悅青少年傳統文化俱樂部，並請業師、著名文學史家、複旦大學駱玉明先生擔任總顧問。我們的教育對象是中小學生及其家長，主要采用親子教學的方式，麵對麵地教授傳統文化經典，旨在利用大學師資（我們的教師都是大學教師或在讀博士候選人），補充中小學人文教育之不足。開設課程主要有《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經》、《楚辭》、《老子》、《莊子》、《左傳》、《史記》、《世說新語》、《古文觀止》等。其中，《論語》是所有學員的必修課程。我主要負責《論語》《詩經》、《楚辭》及《世說新語》等課程的教學工作，並擔任學悅教育的教學總督導。《論語》課學製一年，共100課時或80課時不等，授課方法分：教師講解、學生朗讀、課後背誦默寫、課前背誦分享等多個層次，讓學生在緊張而又愉快的氛圍中品讀經典，提升文化修養。因為對師資嚴格遴選，對教材精心編撰，對教學詳加研討，對學生認真負責，對管理力求人性化、專業化。六年下來，學悅教育贏得了社會的廣泛認可，現已成為上海知名民辦教育品牌，在傳統文化及語文教學方麵獨樹一幟，每年有大量學生入學，已有數千名學生接受過經典文化熏陶，今年暑假有一千餘人次入學，幾乎可謂一票難求。對中小學生的《論語》教學，使我深感經典教育越早越好，為此曾於2008年寫過《也說“四書進中學課堂”》一文，以回應《光明日報·國學》版發起的相關討論（見附錄一）。

    經過兩年的教學實踐，我深感我所在的本科大學生相比學悅的中小學生而言，在經典教育方麵至少有十年的落差。在文學史課上，教授《論語·先進》篇“侍坐”一章時，第一句“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差不多要花一節課時間交代孔子及四位弟子，而我的那些中小學生，早已耳熟能詳，莫逆於心。這讓我感到，學如不及，時不我待。於是，2008年秋，我正式在同濟大學開設《儒學經典導讀》課程，為避免浮光掠影之弊，我將此課程鎖定在《論語》，課程副標題為《論語導讀》。我的教學對象是來自全校的本科生，文理醫工，無所不包，大一至大四，願者上鉤；可謂“有教無類”。此課開設至今已屆四年，先後有十來個班級，數百人選修。不少學生，已讀到博士生，仍與我保持聯係。

    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經典教育如汪洋大海，讓人領略到什麽是“學海無涯”，什麽叫“水漲船高”。在教學中，我真正體會到孟子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快樂。孟子說：“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誌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孟子·盡心上》）此雖言君子之道，但於教學而言，亦若合符節。教師惟有先將自己的學問窪地填滿（所謂“盈科”），知識結構完善（所謂“成章”），然後方能真正履行“傳道授業解惑”之天職，學生也才能真正從中受益。此之謂“教學相長”。公選課的收獲，又使我對專業課的教學產生不滿。非文科專業的學生都已能背誦《論語》，文科專業的學生反倒懵懵懂懂，情何以堪？於是，2009年至今，我開始在同濟大學人文學院的平台課《中國文學史》課程中，貫徹《論語》之《學而篇》的學習背誦。後又將《大學》首章、《中庸》首章作為背誦內容。

    2011年秋季，在2010級漢語言文學本科專業選修課《先秦散文經典導讀》上，我又進行課程調整，將《四書》作為諸子散文學習的重點，安排十周的課程，老、莊、荀、韓及《呂氏春秋》僅各有一周，以此凸顯《四書》在先秦散文中的地位。即使在為研究生開設的《中國文學專題》課程中，我亦將《學》《庸》首章、《論語·學而篇》、《孟子·梁惠王上》首章作為學生背誦作業，以期盡快讓學生補上這一課，培養起碼的文化正信。

 
四
 

    我教《論語》，方法很簡單，也很有效，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逐條講解，讀背結合。

    教無定法。就《論語》而言，可以采用專題介紹的形式安排教學，也可以采用逐篇、逐章、逐句、逐字講解記誦的方法。我以為，對於當前的大學生的知識結構而言，前一種方法固然可以讓他們短時間內了解孔子和儒學的方方麵麵，但聽過之後，還是難以有切身感受。所以，我采用的是後者，即講解、誦讀、自背、分享、討論相結合的講授方式。如此進行，方法不免保守，每學期大概隻能講完半部《論語》，對諸生而言，壓力陡增，但好處是沒有割裂《論語》，呈現的是原汁原味的經典，有助於學生更加深入、鮮活、直觀地進入《論語》的文本世界。“書讀百遍，其義自見。”每次起始課，我總是率先垂範，將《學而篇》從頭到尾字正腔圓背誦一遍，然後告訴大家：“背下來的，才是自己的。下個星期，你們也能正背如流。”學生一旦享受背誦的成就感，無不歡欣鼓舞，從內心深處體驗到“學而時習之”的快樂。

    在講解中，我比較重視情景設計與情感會通。程子嚐言：“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複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此真是教學的至理名言。《論語》的特點就是深入淺出，直指人心，許多格言關乎人生的方方麵麵，猶如橄欖，越嚼越有味。在教學中，我比較注意確立正向的學習心態，既是民族文化的“聖經”，豈可等閑視之？故第一節課便將“孔子其人”與“論語其書”作為中心，將孔子作為偉大哲人的人格形成與一生行跡，以及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加以介紹，將《論語》作為經典的崇高價值予以接櫫，結合彼時之時代背景和當下“國學熱”的各種現象，給學生做一全麵交代。此後的學習，則常采用“情景還原”的方式，將春秋之時代大勢，師生問答的背景、人物的身份及關係進一步交代，甚至還要描摹人物心理和語言背後的潛台詞，這樣循序漸進，讓學生如同觀劇，漸入佳境，從而幫助學生理解文意，想象場景，揣摩道理，證悟人生。

    第二，參校同異，疑義與析。

    程子說：“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講授《論語》前，我向學生推薦的參考教材是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同時，也將錢穆、楊樹達、李澤厚、南懷瑾、李零等人的《論語》解讀作為參考文獻。遇到諸家解釋不同的地方，便將諸說一一交代，然後說明自己的觀點，請學生擇善而從。如《為政》篇“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一章，曆來分歧甚大。楊伯峻先生譯作：“批判那些不正確的議論，禍害就可以消滅了。”其中對“攻”、“異端”以及“也已”三個關鍵詞的解釋都有問題，似乎孔子是個黨同伐異的剛愎之人，與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叩其兩端而竭焉”的寬容和審慎態度顯然矛盾。整句話的理解完全不符合孔子原意。李澤厚先生譯作：“攻擊不同於你的異端學說，那反而是有危險的。”意思稍近，但“攻”的解釋仍然有問題。“攻”有“攻擊”義，也有“專治”義，這裏“攻”“乎”連用，隻能采用“專治”義。又《四書章句集注》引範氏雲：“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故“攻乎異端”可以理解為，專治於某一極端、有悖於中庸之道的學問。至於“也已”，在《論語》中出現凡十次，均作句尾語氣詞，從無作“停止”“消滅”講者。錢穆先生譯為：“專向反對的一方用力，那就有害了。”庶幾近之。似此，其例甚多，茲不贅舉。

    第三，直麵現實，古今會通。

    《論語》言近旨遠，人間萬象，無所不包，故學《論語》，亦是在修身養氣，正心誠意。相比人格境界的提升，文化知識的掌握，反而倒在其次。儒學是關注社會現實、成就理想人格之學問，也是做人處世、安身立命之學問，其許多價值和觀念至今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可以為當世指針。比如《子路》篇孔子適衛，與冉有的一段對話，也即“庶富教”思想，其實直接與1949以來的國家大事遙相呼應。我就此章闡發說：孔子的“庶富教”思想影響深遠，其主旨乃是：國家的基礎是人民，民庶、民富才能國強；但人口眾多、經濟發展良好仍不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前提，還要在此基礎上發展教育，使人民享受受教育的權利，真正成為有文化修養的國民。反觀近六十餘年的曆史，“庶”正好對應毛澤東時代（人多力量大，“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富”則對應鄧小平時代（計劃生育，先富起來，共同富裕）、“教”又對應江澤民時代（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教興國”）的三種發展觀。這不恰好說明孔子思想的深刻性和生命力嗎？如果當政者重視孔子的這一“科學發展觀”，不知可以少走多少彎路，少交多少“學費”？此意幾乎無人論及，故放在這裏立此存照。

    再比如，講到孔子談治國三要素——足食，足兵，民信——時，我說：“這三要素乃指國家的財力、武力、公信力。孔子認為三者之中，最次要的是‘兵’，其次是‘食’，最重要的是‘信’。‘民信之’，並非有的人所講的‘老百姓要信仰國家’，而是國家要取信於民。人要有信，政府亦要有信，失信於民，比綜合國力落後還要可怕百倍。”這說明，《論語》中的很多思想，完全可以古為今用。

    當然，《論語》中有些話也不能盲從。比如，講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時，我一方麵肯定孔子這句話的現實合理性，另一方麵也指出，這一觀點有其時代局限性。俗話說：“位卑未敢忘憂國。”對於現代公民社會來說，即使“不在其位”，也可以“謀其政”，參其政，議其政，督其政。否則，一切都讓“肉食者謀之”，說明我們的政治生態，仍然沒能“走出中世紀”，還是“前現代”社會的思維方式。

    之所以這樣“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其目的乃在激發學生的懷疑精神和批判精神，不至於食古不化，人雲亦雲，從而喪失了自己的價值判斷能力。換言之，“聖經”雲者，並非僵化的教條，而是開放活潑的道場，本可為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原動力。這也即是孔子說“當仁不讓於師”、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的深層道理。一句話：正信不是迷信。正信必須確立不移，但迷信和盲從則不可取。

    自2009年以來，我不斷接到各大學及黨校的授課邀請，上課對象往往是來自全國各地的科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我講授的課程為《論語中的政治智慧與為官之道》，以《論語》為基礎，結合當今吏治腐敗的現實，針砭時弊，對症下藥。每次上課，我都抱定即使被轟下來也要說的宗旨，力求講真話，說實話。我把孔子的政治思想厘為五個方麵：一是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二是節用愛人的民本思想；三是名正言順的名實思想；四是取信於民的誠信思想；五是勤政廉政的官員自處之道。現擇錄幾則講義如下：

    1、關於“節用愛人”：孔子主張治國應該節製財用，而不要鋪張浪費，因為每一分財富都是取之於民，也當用之於民。這是孔子的經濟思想的一部分，其出發點是源於“仁政”“德治”的思想，“節用”本身即體現了“愛人”（愛民）。對於今天廉政、親民、節能、高效的現代政府建設是具有啟發意義的。

    2、關於“名正言順”：孔子名正言順的名實思想包括兩個層麵：一是政策安排層麵，要名正言順，名實相副，如果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徇私舞弊，名實分離，說一套做一套，那麽國家便會陷入混亂。二是用人層麵。應該選賢任能，即“舉直錯諸枉”，而不是任人唯親，“舉枉錯諸直”。那樣隻會導致“雖令不從”、“雖禁不止”的亂局。

    3、關於孔子的德治思想中的官員表率作用：孔子的德治並不是片麵強調老百姓的道德水準，而是有一個重要前提，就是統治者必須先要有美好的德行，然後才能以身作則，形成“榜樣的力量”。否則，照妖鏡隻照百姓不照自己，那便會導致對外的單方麵的“治人”或“他律”，而缺乏對內的“慎獨”和“自律”。

    4、關於“勤政廉政”：在其位，謀其政。謀其政就要勤其政。勤其政而不享其利，是為廉政。官員不能不作為，但也不能為所欲為。要有敬畏心。須知“頭上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

    《禮記·中庸》雲：“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經典，要懷誠敬之心；教經典，要懷仁勇之心。無論麵對學生還是官員，都要相信“德不孤，必有鄰”，要在自信力之外，產生一種堅強的“他信力”。夫子之道所以能激勵後來者數千年，正賴夫子有此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無邊願力。直麵現實，會通古今，才能使經典真正煥發出光彩與活力。

    第四，觸類旁通，左右逢源。

    我講《論語》，並不一味糾纏於名相義理的辨析，而專注於人生及生命之體悟。故常常借助儒家之外的思想資源，以便調動學生的知識儲備和人生閱曆，從而對經典產生切身體會。比如講到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時，我用耶穌“凡欲人施諸己者，亦如是施於人”之語加以印證。同時又引用佛教慈濟基金會證嚴法師的“普天三無”說：“普天之下，沒有我不愛的人；普天之下，沒有我不信任的人；普天之下，沒有我不原諒的人。”三種思想，表述或異而殊途同歸。再如講到“孔顏樂處”時，我又引用證嚴法師的話：“快樂，不是因為你擁有的多，而是因為你計較的少。”講到“當仁不讓於師”，自然要拿亞裏士多德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互參。講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的教育方法時，順便談談柏拉圖的“催生婆”理論。凡此種種，等於是把人類最偉大的心靈導師請到一起，讓他們切磋對話，辯難解紛，這樣的信息匯總，自然會對學生的判斷力產生有益影響。

    我還常常借題發揮，借古人甚至外國人之酒杯，澆自己胸中之塊壘，以便啟發良知，激發良能。比如，講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時，我一方麵肯定孔子明哲保身思想的現實意義，另一方麵，也試圖批判一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自了漢”心理。我先從鄭板橋的“難得糊塗”說起，然後說到美國波士頓猶太人屠殺紀念碑上德國新教牧師馬丁·尼莫拉的懺悔詩：

    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最後再加申說：“孔子嚐言：‘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這些話有無現代價值？當然有。這些格言揭示的正是亂世士人保全自己的權宜之計，說明孔子對於生命價值無比重視，處處予以嗬護和保全，故這些言論都是可用於生命教育的鮮活教材。然而，那畢竟是兩千五百年前說的話，斯世而有斯言，我們可報以了解之同情。對於現代公民社會而言，每個公民理應從容大膽地批評一切不合理製度和現象，理應葆有‘有一人不自由則全體不自由’之念，‘我為人人，人人才能為我’之心，以及‘救人亦是自救’之理。反過來說，一個人如不能危言危行，不敢為同類被欺辱、被掠奪而仗義執言，不僅自己下墜為見義不為的無勇之人，同時也反麵證成其所處的乃是一無道之邦，無義之國。如此類推，你要真愛此國，必敢批評此國；真愛此天下，必懷澄清此天下之誌。否則，難免自欺欺人之譏。所以，大智若愚作為一種人格境界值得肯定，但時時處處裝糊塗，‘人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則是放棄了人生應盡的本分和責任。”

     這已不是講《論語》本身，而變成了與《論語》的古今對話。盡管不一定全中肯綮，但相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真正的經典是“澄之不清，擾之不濁”的無量寶藏，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五、明辨是非，守死善道。


    我以為，一個現代大學生必須具備四種能力：第一是學習的能力，第二是審美的能力，第三是判斷的能力，第四是愛的能力。其中判斷力關乎一個人的常識和良知，尤為重要。課堂不是封閉的空間，而是開放的空間。理應把握時代脈搏，運用經典理論，對當下社會現象予以解釋和評判。當今社會，亂象甚多，即就傳統文化言，也可謂言人人殊，眾說紛紜。對此，我思考的結果是：詆毀傳統文化一派，其源頭可溯自近百年來的所謂“革故鼎新”的激進革命傳統。然這一革命思維，並非建立在實事求是之基礎上，而是帶有“矯枉必過其正”的功利訴求。“五四”一輩學人尚且熟讀經典，在他們大張旗鼓反孔斥經之後，後麵的幾代學人則對傳統和經典采取先入為主的鄙棄態度，以為貽害無窮，臭不可聞，其發言遣論，遊詞無根而又大義凜然。在我看來，這些學者，可能學富五車，卻實無文化正信之可言。中國傳統讀書人，尚且相信人間有聖人，凡人通過學聖亦可抵達聖人之境，今日之學者則幾乎喪失此一文化信仰，以科學與理性自居，隻能為學而不能體道，隻可期之以器，不可期之以仁。仔細想想，豈不可悲可歎？無諸己不必求諸人，學者尚且如此，怎可要求平民百姓安貧樂道，見義勇為？今年，正值孔子誕辰2562周年，為此我特寫了一篇長詩《致孔子》（見附錄二）表達紀念之意，並在課堂朗誦，諸生聽後，無不為之動容。

    夫子說：“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我上《論語》，雖然到期末隻能講“半部論語”，但對學生要求很高，除了聽讀、記誦，還要辯論。每到學期末，一定安排一次主題辯論。題目來自《論語·子路篇》“葉公語孔子曰”一章，由此提煉出正、反兩個辯題，即“大義滅親”與“親親相隱”。此一辯題，也是近年學術界最大的爭鳴之一，我曾寫過文章參與論戰。（題為《親親互隱的迷局》，收入郭齊勇先生主編《<儒家倫理新批判>之批判》一書，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而在課堂上，我不做任何暗示，任學生各執己見，各闡其理。每學期的這堂辯論課，無不論者踴躍，各逞其能，各展其才，場麵十分激烈而精彩。（詳情參見《一場不必休止的辯論》亦收入前書，見附錄三。）真理越辯越明。相信這樣的辯論對於學生心性及良知的培養是不無裨益的。

    不僅如此，對於社會上發生的一些新聞事件，亦當及時予以回應。這些年在《論語》課堂上涉及的社會事件如下：釘子戶、三鹿奶粉、馬加爵案、拆遷自焚案、汶川地震、楊佳案、鄧玉嬌案、殺童案、“我爸是李剛”、釣魚執法案、動車追尾案、彭宇案、小悅悅事件等等……《論語》課不僅是經典學習的窗口，更是師生直麵現實、關心國是的平台。我們用這種活學活用的形式向孔子和《論語》致敬。

    2011年秋季，繼續開設《論語導讀》公選課。並且對學生有了新要求，就是其中寫一篇《論語體悟》（見附錄四）。我發現，通過口頭和筆頭的各種訓練，學生常常有意想不到的收獲，對於個人之教學亦是一大鼓舞和助力。
 

五
  

    最後想說的是，中國文化以儒、釋、道三教為核心，其中儒學又是核心中之核心，其核心價值如仁義禮智信孝悌忠恕之道，與西方文化中曆史地形成的人權、平等、博愛、自由、民主等理念一樣，都可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無視甚至人為截斷這一民族文化的優秀遺產，無異於自斷經脈，作繭自縛。對於中國文化未來之發展方向，牟宗三先生在《論道統、學統、政統》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統”說，即：“一，道統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價值，護住孔孟所開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學統之開出，此即轉出‘知性主體’以融納希臘傳統，開出學術之獨立性。三，政統之繼續，此即由認識政體之發展而肯定民主政治為必然。”（《生命的學問》，廣西師大出版社2005）又在《中國哲學的未來》一文中，指出中國哲學未來的方向：（一）根據傳統儒釋道三教的文化生命與耶教相摩蕩，重新複活“生命的學問”。（二）吸收西方的科學、哲學與民主政治，展開智性的領域。（《中國哲學的特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我以為，牟先生的觀點是非常具有前瞻性和現實意義的。

    2011年10月20日至22日，中國宗教學會與浙江大學全球化文明研究中心，於泰山腳下共同舉辦“泰山綜觀：宗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學術座談會，發表了《泰山共識》。《共識》倡議知識界乃至整個中國社會回歸對宗教和中華傳統文化的中肯理解和理性評價，探求宗教與傳統文化為當代社會輸出富有活力的價值和精神資源的可能途徑，形成當代國人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進而完成國民精神和道德價值的重建。《泰山共識》綱領有三：一，重新審視傳統文化，糾偏對傳統文化的過激反應和處理態度，倡導尊重傳統與理性回歸。二，傳統文化中包含有深刻和普遍的宗教性。三，與中國傳統文化深入協和、共融的各大宗教在當代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中可以起到積極作用。（《社會科學報》2011年11月17日第六版）竊以為，《泰山共識》對於傳統文化宗教精神與社會和諧發展之關係的闡發，是有其學理依據和現實著力點的。

    正是在這一認識基礎上，作為儒學“聖經”的《四書》教學在高校人文通識教育中的地位和價值才能得以凸顯。在台灣，《四書》教學進入中學早已提上議事日程，而在大陸，大學階段普及《四書》教育仍然步履蹣跚，任重道遠。孔子說：“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今天的教育主事者若有此胸襟和氣魄，在高校乃至中小學推展傳統文化經典尤其是《四書》教學，讓兩千多年前的往聖先賢直接參與到我們的教育教學中來，則對於下一代的文化修養、人格養成、氣質熏染、價值擔當諸方麵，都將起到潤物無聲、水到渠成之塑造作用。至於近來學界倡導的民族文化複興之宏圖大業，則屬“卑之無甚高論”的範圍了，不敢妄下雌黃，就此打住，以俟君子之教。

 

（按：此文寫於2011年11月19-22日，23日赴廣州中山大學參加“兩岸三地高校《四書》研教學討會”，將此文提交會議討論。今天是孔子誕辰2563周年的紀念日，再貼此文向朋友們求教。）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