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經濟學傳(chuan) 播視域下的易學“消息”之義(yi)  

——以梁啟超對演繹分析的認知為(wei) 中心

作者：王玲強

來源：《周易研究》2025年第2期

摘要：在晚清西學東(dong) 漸的曆程中，易學話語一度被應用於(yu) 社會(hui) 科學方法論的譯介之中，梁啟超等維新派知識分子以“消息”一詞解讀經濟學演繹方法就是社會(hui) 科學借用易學範疇的典型案例。一方麵，“消息”之義(yi) 與(yu) 從(cong) 不證自明的公理出發運用演繹推理構建經濟學理論體(ti) 係關(guan) 聯起來，用以保證理論體(ti) 係的邏輯可靠性；另一方麵，“消息”之義(yi) 自然麵向與(yu) 易學麵向的貫通又使其具備了與(yu) 演繹分析略顯差異，卻與(yu) 絜矩之道這一中國傳(chuan) 統思維方式相契合的意蘊，以此保證理論體(ti) 係的實踐有效性。對西方經濟學傳(chuan) 播視域下的易學“消息”之義(yi) 的考察，有助於(yu) 跳出易學以回望易學，獲得對易學範疇和邏輯方法的新認識，同時也為(wei) 今日中國自主知識體(ti) 係的構建提供了方法論鏡鑒。中國經濟學的構建必須實現經驗基礎與(yu) 先驗方法之間的平衡，這就是易學“消息”之義(yi) 帶來的方法論啟示。

關(guan) 鍵詞：經濟學；消息；梁啟超；演繹分析；比例；絜矩；中國自主知識體(ti) 係

近代以來，在“格義(yi) ”與(yu) 反向“格義(yi) ”語境下，對《周易》邏輯方法的探討構成了易學研究的重要內(nei) 容。在西學翻譯實踐中，嚴(yan) 複較為(wei) 係統地向國人介紹了西方邏輯學的歸納和演繹（嚴(yan) 譯“內(nei) 籀”與(yu) “外籀”）方法，他援引司馬遷“《易》本隱而之顯，《春秋》推見至隱”之語，最先將演繹分析方法與(yu) 《周易》關(guan) 聯起來。對於(yu) 易學何以為(wei) 演繹之學，嚴(yan) 氏卻未能進行深入的剖析，隻是在《穆勒名學》中立足易學，以“即數推品”的思維方式進行了簡單解釋。所謂“數”即《周易》八卦、六爻的象數符號，“品”則指“時”“德”“位”等象數符號的內(nei) 涵，“即數推品”的思維方式雖有一定的推演色彩，但與(yu) 從(cong) 普遍公理出發運用邏輯規則導出特定結論的演繹分析仍存在一定距離，偏離了嚴(yan) 複“援公理以斷眾(zhong) 事”的界定。其後的研究同樣立足易學本身，不斷申說《周易》與(yu) 演繹分析的關(guan) 聯，但是易學在什麽(me) 意義(yi) 以及什麽(me) 程度上能夠構成演繹之學，特別是易學中的哪些範疇或思維方式與(yu) 演繹分析存在相關(guan) 性，始終存在著廣泛的分歧。其實，在嚴(yan) 複的時代，易學話語一度被應用於(yu) 社會(hui) 科學方法論的譯介之中，梁啟超等維新派知識分子以“消息”一詞解讀經濟學演繹方法就是社會(hui) 科學借用易學範疇的典型案例，這為(wei) 重新考察易學與(yu) 演繹分析的關(guan) 係提供了一個(ge) 新的視角。因此，本文不再立足易學考察《周易》的邏輯方法，而是通過對西方經濟學傳(chuan) 播視域下的易學“消息”之義(yi) 的考察，跳出易學以回望易學，以期獲得對易學範疇和邏輯方法新的認識，在此基礎上為(wei) 今日中國自主知識體(ti) 係特別是經濟學自主知識體(ti) 係的構建提供方法論鏡鑒。

一 “富國學”意義(yi) 下的“消息”一詞及其易學來源

在晚清西學東(dong) 漸的曆程中，以傳(chuan) 教士為(wei) 代表的在華西人發揮了極其關(guan) 鍵的作用。正是這一群體(ti) 最先將西方經濟學說輸入中國，其著述活動構成了19世紀西方經濟學說在華傳(chuan) 播的主要途徑。為(wei) 便於(yu) 西方經濟學傳(chuan) 播，在華西人在譯介時采用了《富國策》《富國養(yang) 民策》之類的名稱，有意將西方經濟學說塑造為(wei) 富國之學，不過未能喚起國人的興(xing) 趣。甲午之戰失敗使中國麵臨(lin) 瓜分豆剖之禍，在此情境下，以梁啟超為(wei) 代表的知識分子一改以往對西方經濟學說的輕視態度，轉而從(cong) 經濟學領域探尋西方富強之源，由此西方經濟學說富國之學的形象得以強化。

西方經濟學說何以具有富國之效？在華西人往往訴之於(yu) 西方國家對這一學說的重視，正因為(wei) 推行了西方經濟學說所蘊含的經濟政策，西方國家才實現了富強。這一答案僅(jin) 僅(jin) 從(cong) 實踐層麵上解釋了西方經濟學說的可行性，卻未能從(cong) 理論層麵上闡明這一學說的有效性。梁啟超則深入方法論層麵進行了思考並據此作出了回答。正是在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中，他頻繁使用了“消息”一詞，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幾處文本見於(yu) 《變法通議》和《〈史記·貨殖列傳(chuan) 〉今義(yi) 》：

公理家之言曰：凡一國之人，必當使之人人各有職業(ye) ，各能自養(yang) ，則國大治，其不能如是者，則以無業(ye) 之民之多寡為(wei) 強弱比例差……蓋合一國之人民物產(chan) ，而以決(jue) 疑數術，盈虛消息之，其所得之率，實如此也。

彼中富國學之書(shu) （日本名為(wei) 經濟書(shu) ），皆合地球萬(wan) 國之民情物產(chan) ，而盈虛消息之。至其轉運之法、銷售之法，孜孜討論，精益求精。今中國欲與(yu) 泰西爭(zheng) 利，非盡通其學不可。（《變法通議》，載《梁啟超全集》第一集，第82頁）

西士講富國學，倡論日益盛，持義(yi) 日益精，皆合地球萬(wan) 國土地、人民、物產(chan) ，而以比例公理盈虛消息之，彼族之富強，洵有由哉！（《〈史記·貨殖列傳(chuan) 〉今義(yi) 》，載《梁啟超全集》第一集，第239頁）

如果嚴(yan) 格按照其時所流行的經濟學，可以猜想，所謂“公理”可能是指經濟理論的前提假設，“盈虛消息之”也就是由經濟理論的前提假設構建一套完整的理論體(ti) 係，由此保證經濟理論的普遍性。換言之，必須運用演繹分析才能保證經濟理論的普遍性。不過在嚴(yan) 複譯出《原富》（也即亞(ya) 當·斯密的《國富論》）之前，中國舊式知識分子尚未能準確理解西方經濟學說，梁啟超對西方經濟學方法論自然也多有誤讀，但顯然他認識到經濟理論的有效性必須得到方法論層麵的保證，這才是西方經濟學說能夠實現國家富強的理論緣由。

在深入探究“消息”之義(yi) 的方法論意蘊之前，我們(men) 有必要先考察一下“消息”一詞的字麵含義(yi) 及其來源。在有關(guan) 經濟、金融的言論中，梁啟超大量使用了“消息”一詞，茲(zi) 舉(ju) 三例：

中央銀行見市場利率稍高則增發之，稍低則收緊之。甲地缺乏則運而致之，乙地太多則引而還之，其消息甚微，而關(guan) 係甚巨。（《中國改革財政私案》，載《梁啟超全集》第六集，第610頁）

贏之厚薄，亦常與(yu) 國財盛衰相消息。（《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載《梁啟超全集》第三集，第382頁）

百貨之價(jia) ，恒應於(yu) 其供求消息以為(wei) 漲落，此定理也。（《餘(yu) 之幣製金融政策》，載《梁啟超全集》第九集，第224頁）

在梁啟超這裏，無論是利率的高低，還是利潤的厚薄，乃至物價(jia) 的漲落，都有一定的規律可以遵循，政府或中央銀行也可利用這樣的規律進行調節，梁啟超正是在闡明這一規律的過程中使用了“消息”一詞。在梁氏這裏，“消息”一詞常與(yu) “盛衰”“漲落”等詞匯聯係起來，這就意味著，“消息”在經濟語境下的基本含義(yi) 為(wei) “消長”。其實，如此使用“消息”一詞並非梁啟超的獨創，而是當時的普遍用法。例如，康有為(wei) 常將“消息”作為(wei) 政府進行市場調節的政策工具，他將“消息”一詞與(yu) 《國語》單穆公子母相權的貨幣理論、《管子》輕重之說、漢代平準之術等中國傳(chuan) 統市場調節理論聯係起來，要求政府“統算而消息之”（《大同書(shu) 》，載《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172頁）、“操消息之權”（《金主幣救國議》，載《康有為(wei) 全集》第9集，第65頁）。依據康有為(wei) 所援引的這些理論，“消息”也就是政府充分掌握商品、貨幣供求情況，根據其盈虛消長、有餘(yu) 不足進行市場調節，以實現維持物價(jia) 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的目的。

不過還須追問的是，梁啟超在方法論層麵探討“富國學”時使用的“消息”一詞，其字麵含義(yi) 是否與(yu) 在一般現實經濟問題的討論中使用的“消息”一詞相同呢？梁啟超在《讀西學書(shu) 法》一文中介紹西方譯書(shu) 時的一段話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答案：

同文館所譯《富國策》與(yu) 稅務司所譯《富國養(yang) 民策》，或言本屬一書(shu) 雲(yun) 。譯筆皆劣，而精義(yi) 甚多，其中所言商理、商情，合地球人民土地以幾何公法盈虛消長之，蓋非專(zhuan) 門名家者，不能通其窔奧也。（《西學書(shu) 目表》，載《梁啟超全集》第一集，第173頁）

這一表述與(yu) 《變法通議》《〈史記·貨殖列傳(chuan) 〉今義(yi) 》中的文字大致相同，但是卻將“消息”二字替換為(wei) “消長”。可見，在梁啟超筆下，“消息”與(yu) “消長”是交替使用的，“消息”一詞的字麵含義(yi) 正是“消長”。

盈虛消長的“消息”之義(yi) 顯然來自易學，在《周易》中就有“君子尚消息盈虛”（《剝·彖傳(chuan)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yu) 時消息”（《豐(feng) ·彖傳(chuan) 》）之語。《周易》對日往月來、四時交替的自然現象進行了比擬，以陰陽二爻符示陰陽二氣，以陰陽二氣的消長表征自然的變化。漢代易學家進一步將《周易》象數符號與(yu) 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的自然變化聯係起來，形成了以陰陽消息為(wei) 核心的卦氣說。在卦氣說中，“消”即陽氣的消退，“息”即陽氣的息長，消息也就是陰陽的此消彼長。作為(wei) 晚清今文經學的代表，康有為(wei) 、梁啟超對《周易》消息之說極為(wei) 了解，在經濟問題的論述中借用易學的“消息”範疇自然順理成章。

梁啟超執教下的時務學堂季課答卷更是為(wei) “消息”之義(yi) 的易學來源提供了直接證據。在1897年下半年，也就是寫(xie) 作《變法通議》上述引文篇章以及《〈史記·貨殖列傳(chuan) 〉今義(yi) 》的同一年，梁啟超應湖南士紳的誠摯邀請，擔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xi) 。他在時務學堂中傳(chuan) 播了他對西方經濟學說研究方法的認知，並在學堂季課中仿照梁啟超《〈史記·貨殖列傳(chuan) 〉今義(yi) 》的命名方式，出了“《大學》‘生之者眾(zhong) ，食之者寡’今義(yi) ”一題，《湘報》在1898年刊載了部分答卷。時務學堂學子曹典球在答卷中對西方經濟學說作了這樣的評論：

富國家之書(shu) 譯本極少，而見引於(yu) 己譯之書(shu) 者不下十數種，究其精義(yi) 之所在，皆以幾何公理說之。其言與(yu) 易學家虞氏消息之義(yi) ，蓋有暗合。

虞氏消息之義(yi) 與(yu) 西方經濟學說的暗合，肯定不是內(nei) 容上的相符，而是方法論層麵的契合，這就證明了梁啟超“富國學”意義(yi) 下的“消息”之義(yi) 正是來源於(yu) 易學。

二、“以幾何公理說之”：“消息”之義(yi) 的西學詮釋

既然“消息”一詞來源於(yu) 易學，那麽(me) 這一易學範疇應用於(yu) 西方經濟學說的譯介之中究竟有何方法論意蘊呢？要回答這個(ge) 問題，此處有必要先對格義(yi) 的客體(ti) ——戊戌變法前所流行的西方經濟學說及其研究方法進行簡要探究。

在19世紀末，來華西人所譯介的多是具有啟蒙性和普及性的暢銷經濟學著作，而不是斯密、李嘉圖等的經濟學經典著作，如丁韙良、汪鳳藻所譯的《富國策》源於(yu) 亨利·福賽特在1874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入門著作，傅蘭(lan) 雅、應祖錫所譯的《佐治芻言》源於(yu) 錢伯斯兄弟為(wei) 初等教育所編撰的政治經濟學教材。從(cong) 內(nei) 容來看，在華西人所傳(chuan) 播的基本上都是古典經濟學，特別是李嘉圖之後的古典經濟學。唯一的例外可能是艾約瑟所譯《富國養(yang) 民策》，該書(shu) 作者為(wei) 新古典經濟學的先驅傑文斯（其時譯為(wei) 哲分斯）。不過從(cong) 研究方法來看，其時所流行的經濟學強調的都是演繹分析。從(cong) 李嘉圖開始，演繹分析就成為(wei) 了經濟學研究的主要方法，其特點在於(yu) 分析問題時從(cong) 一定的前提假設出發，按照嚴(yan) 格的邏輯規則推導出一定的結論。李嘉圖之後，西尼爾對經濟學演繹的前提假設進行了發揮，認為(wei) 經濟學演繹分析的基礎是四個(ge) 不證自明的公理，從(cong) 這些公理出發就可以構建整個(ge) 經濟學理論體(ti) 係的大廈；約翰·穆勒進一步提出“經濟人”的概念，認為(wei)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抽象科學，使用的方法是演繹分析。作為(wei) 邊際革命代表人物的傑文斯更是將演繹分析傳(chuan) 統進一步發揚光大，他以幾何演繹方法來探究經濟學原理，以幾何學思維來研究經濟學問題，《富國養(yang) 民策》正是這一思維方式的產(chan) 物。

從(cong) 梁啟超所接觸的經濟學說來看，他所認知的“富國學”研究方法指的應當就是演繹分析方法，而易學“消息”之義(yi) 與(yu) “公理”“公法”等詞也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被關(guan) 聯起來，並被用於(yu) 經濟學方法論的譯介之中。

“公理”一詞源於(yu) 幾何學，是指人類理性不證自明的基本事實，在幾何學中是指不需證明的基本命題。不過幾何學傳(chuan) 入中國後，長期以來，相關(guan) 譯語使用的不是“公理”，而是“公設”。受此影響，《富國策》等西方經濟學譯著罕見“公理”這樣的表述。梁啟超使用“公理”一詞很可能受到了其師康有為(wei) 的影響。作為(wei) 最早將“公理”引入士大夫政治語匯的士人之一，康有為(wei) 早在《實理公法全書(shu) 》中就將幾何學方法應用於(yu) 社會(hui) 政治學說，他將不證自明的公理稱為(wei) “實理”或“幾何公理”，由“幾何公理”演繹而出的製度則稱為(wei) “公法”，由此模仿歐幾裏得《幾何原本》的思維方式，以公理化的方式來闡發其社會(hui) 政治學說。梁啟超以“公理”或“幾何公法”之“盈虛消息”來概括“富國學”之“精義(yi) ”，顯然認識到西方經濟學說是由一些不證自明的基本命題出發而以公理化方式構建的理論體(ti) 係。

梁啟超所認識的“富國學”之“公理”是否等同於(yu) 古典經濟學意義(yi) 上的公理呢？從(cong) 前引《變法通議》《〈史記·貨殖列傳(chuan) 〉今義(yi) 》《讀西學書(shu) 法》文段可見，在梁氏有關(guan) “富國學”的評論中，“合一國之人民物產(chan) ”“合地球萬(wan) 國之民情物產(chan) ”“合地球萬(wan) 國土地人民物產(chan) ”“合地球人民土地”等表述頻繁出現。簡單歸並之，則梁啟超所反複申說的不過就是“人民”“土地”“物產(chan) ”三者。古典經濟學中有所謂的“生產(chan) 三要素”，也就是土地、勞動、資本，古典經濟學的一部分重要內(nei) 容就是對三者的考察。那麽(me) ，梁啟超所說的“人民”“土地”“物產(chan) ”指的是生產(chan) 三要素嗎？他所謂的“公理”是否就蘊藏於(yu) 其中呢？梁氏執教下的時務學堂學子曹典球給出了答案：

富國家之書(shu) 譯本極少，而見引於(yu) 己譯之書(shu) 者不下十數種，究其精義(yi) 之所在，皆以幾何公理說之。其言與(yu) 易學家虞氏消息之義(yi) ，蓋有暗合。其大綱有三：曰地利、曰人功、曰資本。

地利之生長無窮，蘊藏無窮，而供人之取攜有限。富國家推其理於(yu) 從(cong) 前之人功，皆成今日之地利……

自機器一興(xing) ，生眾(zhong) 之本也，而俗儒以為(wei) 防小民生計者甚眾(zhong) ，故泰西初行，亦有毀滅新法、多方阻撓者。富國家乃為(wei) 盈虛消長之義(yi) 以達之，其言曰：工所以養(yang) 民，而民之得貲養(yang) 於(yu) 工者，又視乎雇工人之貲本，此以盈餘(yu) 之利養(yang) 盈餘(yu) 之人也；又曰：工價(jia) 漲落在乎雇工人與(yu) 工人多少之比例，此以盈餘(yu) 之人分盈餘(yu) 之利也。此增彼減，此乘彼除，非明幾何學者烏(wu) 足以知之。

資本有暫資本，有常資本……

總此三者盈虛之，消息之，西士論生利分利之別得其旨矣。

根據曹典球所言可以推斷，梁啟超所說的“人民”“土地”“物產(chan) ”就是指生產(chan) 三要素，他所謂的“消息”也似可從(cong) 兩(liang) 個(ge) 層麵來理解：第一，從(cong) 與(yu) 土地、勞動、資本三要素直接相關(guan) 的公理出發進行演繹分析。如對土地而言，“地利無窮而供人取用有限”的表述可能指的是土地邊際報酬隨勞動投入增加而減少，也就是土地報酬遞減規律。又如，對於(yu) 勞動而言，工資的變動由雇主和工人比例的變動決(jue) 定，這表述的是供求規律。由供求規律這一公理出發進行演繹分析（“為(wei) 盈虛消長之義(yi) 以達之”），就可以反駁“機器奪民生計”的謬見。第二，在生產(chan) 三要素理論基礎上進行演繹分析（“總此三者盈虛之，消息之”），如“生利分利”之說。“生利分利”之說來源於(yu) 古典經濟學中的生產(chan) 性勞動理論，不外是將生產(chan) 性勞動界定為(wei) 生產(chan) 商品的勞動，或生產(chan) 資本的勞動。就前者而言，生產(chan) 三要素理論強調土地、勞動、資本三要素創造價(jia) 值，故而生產(chan) 性勞動需要實現三要素的合理使用；後者則將勞動與(yu) 資本關(guan) 聯起來，隻有雇傭(yong) 勞動的資本帶來了收益，這一勞動才是生產(chan) 性的。無論如何理解，這一學說都將生產(chan) 三要素理論作為(wei) 進一步演繹的前提。當然，生產(chan) 三要素理論並非公理，而是基於(yu) 公理運用邏輯法則演繹而出的規則。可能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梁啟超有時又會(hui) 借用康有為(wei) 的“公法”一詞，這一詞匯表達的正是由幾何公理演繹而出的規則。

至此，我們(men) 可以知曉梁啟超何以要將易學“消息”之義(yi) 與(yu) 演繹分析關(guan) 聯起來。一方麵，與(yu) 自然界之日月交替、寒來暑往的“消息”之義(yi) 類似，無論是土地、勞動、資本三要素本身，還是土地、勞動、資本三要素的相互聯結，都經常呈現出“此增彼減，此乘彼除”的態勢，這一消長之義(yi) 為(wei) “消息”一詞的使用提供了恰當的語境。另一方麵，就易學卦象意義(yi) 上的“消息”之義(yi) 而言，虞翻（或者說虞氏易的後續發展者張惠言等）試圖以十二消息卦為(wei) 原始觀念，衍卦而成六十四卦，無論是十二消息卦借助旁通實現的靜態的相互涵攝和動態的相互流轉，還是消息卦之陰陽兩(liang) 爻一升一降、一往一來而生成其餘(yu) 五十二雜卦，都呈現出一定的邏輯規則。其中雖不乏舛誤，但是這樣一種以少數原始觀念生成整個(ge) 六十四卦體(ti) 係的衍卦過程確實與(yu) 演繹分析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少數原始觀念可對應經濟學公理預設，而六十四卦則對應整個(ge) 公理化的經濟學理論體(ti) 係。也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以幾何公理說之”的西方經濟學說與(yu) 虞翻易學“消息”之義(yi) 暗合。

三、絜矩之道：“消息”之義(yi) 的中學參照

“比例”是理解“消息”之方法論意蘊的另一個(ge) 關(guan) 鍵詞。在梁啟超有關(guan) “富國學”的論述中，“比例”常與(yu) “公理”同時出現，二者雖存在聯係，卻呈現出不同的方法論意義(yi) ，由此“消息”之義(yi) 就具有了與(yu) 演繹分析略顯差異，卻與(yu) 絜矩之道這一中國傳(chuan) 統思維方式相契合的第二重意蘊。

與(yu) “公理”一樣，“比例”同樣源自數學，表示兩(liang) 個(ge) 比值相等的式子，如a、b、c、d四個(ge) 量滿足a：b=c：d的條件，這一等式就構成比例。幾何學中同樣存在“比例”概念，但引入這一概念的意圖在於(yu) 解決(jue) 因發現無理數而產(chan) 生的不可公度性問題，與(yu) 幾何學公理化體(ti) 係的構建並不存在直接的關(guan) 聯。正因為(wei) 如此，西方經濟學說在經濟理論體(ti) 係的構建中雖借鑒了幾何學的演繹分析方式，但是其中極少出現“比例”概念。

梁啟超使用“比例”一詞來表達其對西方經濟學說演繹分析方法的認知，並將其與(yu) 易學“消息”範疇關(guan) 聯起來，可能與(yu) 當時中國知識界研究“比例”的熱潮有關(guan) 。在明末中西算學大交流的過程中，利瑪竇、徐光啟譯成的《幾何原本》前六卷引入了“比例”，此後鍾情算學的中國知識分子表現出對“比例”極其高昂的興(xing) 致，數學界形成了持續不斷的“比例”研究熱潮。受此影響，清代學者焦循將“比例”引入易學研究之中，以係有同辭的若幹別卦通過共同的爻變方式所得結果相同或相錯而結成比例合理地解釋了《易》辭重出問題，使其象數學的增象能力超越漢易。康有為(wei) 則將“比例”之說引入對社會(hui) 政治問題的分析中，他將與(yu) “幾何公理”存在不同程度背離的製度稱為(wei) “比例”。如在“長幼門”中，康氏以“長幼平等”作為(wei) 出於(yu) “幾何公理”之“公法”，以“長尊於(yu) 幼”和“幼尊於(yu) 長”作為(wei) 兩(liang) 種悖於(yu) “幾何公理”之“比例”，“公法”與(yu) 不同的“比例”造就不同程度的長幼尊卑次第。（參見《實理公法全書(shu) 》，載《康有為(wei) 全集》第1集，第153頁）

梁啟超不僅(jin) 在有關(guan) 經濟活動的話語中直接運用了數學上的“比例”概念，而且繼承了中國知識界對“比例”一義(yi) 的延伸與(yu) 擴展，他在《〈史記·貨殖列傳(chuan) 〉今義(yi) 》中從(cong) 宏觀和微觀兩(liang) 個(ge) 維度展現了“比例”一詞在經濟學分析方法中的應用：

則政者天下之事也，非合全地球之地力、人力所產(chan) 所需而消息之，則無以得其比例。故《大學》理財之事，歸於(yu) 平天下也，僅(jin) 治一國者抑末矣。然治國者苟精研此理而酌劑之，則關(guan) 市亦可不乏，而國必極富。（《〈史記·貨殖列傳(chuan) 〉今義(yi) 》，載《梁啟超全集》第一集，第244頁）

合前後情形以察之，統各地異同以較之，行之以鉤距之法，用之以羅織之術。參伍錯綜，觀之既熟，而得其比例之定率，乃用其中數以權之，以消息之，故所發無不中，而群商皆受製焉，是之謂巧商。商學之精義(yi) ，至是備矣。（《〈史記·貨殖列傳(chuan) 〉今義(yi) 》，載《梁啟超全集》第一集，第248頁）

可見，梁啟超將“比例”與(yu) 易學“消息”之義(yi) 直接關(guan) 聯起來。在梁氏看來，無論是“比例”之獲得，還是“比例”之應用，都是“消息”發用的結果。從(cong) 微觀上來看，通過係統收集物價(jia) 的數據，考察、比較不同物產(chan) 價(jia) 格在時空上的變動，就可以獲得某一時空下物產(chan) 價(jia) 格與(yu) 供求平衡的物價(jia) 水平的“比例”，由此根據物產(chan) 的有餘(yu) 不足進行買(mai) 賣，就可在商業(ye) 經營中獲利。從(cong) 宏觀來看，一國政府係統掌握各國所生產(chan) 商品的供給與(yu) 需求，結合本國商品價(jia) 格、供求的盈虛消長進行調控，就可以實現財政收入充足、國家富強的目標。不難發現，如康有為(wei) 一樣，梁氏這裏說的“比例”是相對“公理”而言的比例，具體(ti) 而言是建基於(yu) 供求規律之上的“比例”，“消息”也就是根據供給與(yu) 需求之間的消長進行反向操作，不足則買(mai) 之，有餘(yu) 則賣之，由此“消息”之義(yi) 就與(yu) 陰陽二氣“消退”“息長”的原始意義(yi) 聯係起來。

梁啟超雖著重分析了“比例”概念在供求規律上的應用，但他無疑是借助“比例”概念賦予了“消息”之義(yi) 異於(yu) 演繹分析的方法論意蘊。演繹分析的一個(ge) 重要特點就在於(yu) 邏輯必然性，也即演繹分析的前提假設與(yu) 結論之間存在必然聯係，但是演繹的結論並不會(hui) 超過前提假設所涵蓋的知識範圍，故而無法為(wei) 經濟學提供經驗的內(nei) 容。經濟學不同於(yu) 哲學之處就在於(yu) 經濟學最終必然要有其現實指向，經濟理論最終需要能夠解釋與(yu) 預測經濟現象。梁啟超顯然認識到“富國學”不僅(jin) 要具有邏輯上的必然性，同時也應該與(yu) 現實關(guan) 聯起來。他試圖利用“比例”在公理的普遍性與(yu) 地方性實踐的特殊性之間建立一座橋梁，由此“消息”之義(yi) 不僅(jin) 具有了理論體(ti) 係構建上的邏輯有效性，同時通過其盈虛消長之義(yi) 為(wei) 公理之踐行提供了實踐上的可行性，經濟理論由是具備了在不同時間、不同國度（地區）的普遍適用性。

也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梁啟超將“富國學”與(yu) 《大學》理財之事關(guan) 聯起來，在他看來，理財之事的意圖不僅(jin) 在於(yu) “治一國”，更應落腳到“平天下”。在梁啟超這裏，“平天下”不隻是公羊三世說“治亂(luan) 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曆史發展階段的極點，更代表一種可普遍性原則——絜矩之道的貫徹與(yu) 落實。所謂“絜矩”，在《大學》中本指推己及人的行為(wei) 方式，強調治國應以人自身的好惡為(wei) 出發點，以一己之情實現對他者的通達與(yu) 體(ti) 諒，由此推而廣之，生成修己治人的普遍性行為(wei) 法則，這一觀念與(yu) 《論語》的“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有相通之處。“絜矩”源於(yu) 《大學》，清儒則將其與(yu) 易學“消息”之義(yi) 關(guan) 聯起來。焦循發揮了兩(liang) 漢易學的旁通說，以旁通之兩(liang) 卦象征處於(yu) 對待關(guan) 係中的“人”與(yu) “己”，以此將“絜矩”與(yu) “仁”“忠恕”“格物”視為(wei) 同義(yi) 的“參伍錯綜”。同時在焦循那裏，“比例”又構成了兩(liang) 組及以上旁通卦的運算規則，“絜矩”與(yu) “比例”之間借助旁通而具有了內(nei) 在聯係。考慮到梁啟超對焦循易學的熟稔，就不難理解梁啟超為(wei) 何以“比例”一詞來解讀“財政”“理財”，同時又將後者歸於(yu) 《大學》“平天下絜矩之道”。

受此影響，梁啟超執教下的湖南時務學堂學子謝功肅明確以《大學》“絜矩之道”解讀“比例之理”：

凡事皆有公理，不容蔽於(yu) 舊說。欲知理財，先察人力，人力之斡旋同於(yu) 天地，忽焉而消，忽焉而長，力之消長無形而財之盈虧(kui) 有象，故可以比例求之。比例之理，即《大學》絜矩，準諸一國而一國如是，準諸他國而他國複如是，夫是之謂公理，多與(yu) 寡比例之較也。

謝功肅將這樣一種可普遍性的思維方式應用於(yu) 經濟領域，認為(wei) “比例”之理就是《大學》“絜矩”，在一國付諸實踐效果如此，在他國付諸實踐效果亦如此，由此出發，“公理”不僅(jin) 具有幾何學意義(yi) 上不證自明的特性，更具備了實踐上的普遍必然性。結合梁啟超在晚年對“絜矩”的詮釋，可以猜想，“絜矩之道”還為(wei) 方法論意義(yi) 上的實踐普遍必然性增添了兩(liang) 層含義(yi) ：第一，“所謂絜矩者，純以平等對待的關(guan) 係而始成立”，經濟理論的實踐必須本著平等的態度，不能強加於(yu) 人；第二，“所謂絜矩者，須人人共絜此矩，各絜此矩”，經濟理論的實踐必須由本國、本地“操消息之權”，即掌握自主權。

由上可知，梁啟超以“比例”之義(yi) 解讀西方經濟學說研究方法，實現了經濟理論從(cong) 邏輯的可靠性到實踐的有效性的跳躍，以“絜矩之道”為(wei) 經濟學研究方法增添了全新的內(nei) 涵，這固然偏離了演繹分析，卻可從(cong) 易學“消息”之義(yi) 中發現端倪。在易學中，“消息”之義(yi) 從(cong) 來都不隻是六十四卦符號係統內(nei) 部的靜態涵攝和動態流變，它自始至終都與(yu) 宇宙陰陽消息的大圖景相關(guan) 聯。就卦氣說而言，八卦卦氣說、十二消息說、四正卦說和六日七分說將六十四卦與(yu) 四時、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相配，易學符號係統表征並符示著節氣物候之變化。卦氣說應用於(yu) 占驗也同樣基於(yu) “卦體(ti) ”對天地間陰陽變化之符示，卦氣說的體(ti) 係化服務於(yu) 滿足占驗之法的需要。因此，易學“消息”之義(yi) 的方法論意蘊就不僅(jin) 在於(yu) 實現六十四卦卦象係統內(nei) 部的體(ti) 係化構建，同時更與(yu) 天象變化關(guan) 聯起來，應用於(yu) 對經驗現實的解釋與(yu) 預測，這可能才是梁啟超以“消息”之義(yi) 理解西方經濟學說研究方法的根本緣由。

餘(yu) 論：“消息”之義(yi) 的當代價(jia) 值

作為(wei) 跨文化交流的普遍現象，“格義(yi) ”實現了一種文化傳(chuan) 統對另一文化傳(chuan) 統的詮釋，構成了異質文化在接觸之初的常態。在西方社會(hui) 科學傳(chuan) 播的大勢中，晚清知識分子以“格義(yi) ”方法解讀西方社會(hui) 科學研究方法，在中國傳(chuan) 統觀念與(yu) 歸納、演繹等社會(hui) 科學方法之間建立了一座橋梁，不僅(jin) 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觀念帶來了全新的方法論意蘊，也為(wei) 反思西方社會(hui) 科學研究方法提供了中國智慧。就此而言，梁啟超以易學“消息”之義(yi) 反觀西方經濟學的演繹分析方法，對我們(men) 重新認識易學範疇、邏輯方法及其當代價(jia) 值不無啟示。

從(cong) 梁啟超有關(guan) “富國學”的論述來看，“公理”“比例”等關(guan) 鍵詞匯皆來源於(yu) 幾何學，這些明末清初第一次西學東(dong) 漸的知識產(chan) 物卻被用於(yu) 清末第二次西學東(dong) 漸所傳(chuan) 播的社會(hui) 科學的方法論譯介之中，表明梁啟超未能準確理解西方經濟學說的研究方法。通過“格義(yi) ”方法，梁啟超固然將易學“消息”與(yu) 演繹分析聯係起來，但他其實未能掌握在公理性前提假設基礎上的諸如三段論推理、假言推理等演繹分析的邏輯規則。從(cong) 體(ti) 係構建來看，易學家試圖由少數原始觀念推衍而成六十四卦，實現卦象係統的內(nei) 部自洽，經濟學家則試圖基於(yu) 少數公理性前提運用演繹分析構建經濟學理論體(ti) 係，二者的理論前提與(yu) 結果確實存在某種相似性。但考察由前提到結果間的分析過程，易學家使用的旁通、時行、相錯等規則源於(yu) 對陰陽二氣盈虛消長規律的比擬，經濟學家則運用的是三段論推理、假言推理等形式邏輯規則，二者的實質性差異遠大於(yu) 形式性相似。因而，以易學“消息”解讀演繹分析方法不乏附會(hui) 之弊，這正是“格義(yi) ”方法固有的缺陷。

“格義(yi) ”畢竟隻是跨文化交流之初的方便法門，“格義(yi) ”之後必然要通過“正名”從(cong) 各自文化本身來認識其概念術語的真正意義(yi) 。在厘清演繹概念之後，我們(men) 就可以由這一概念重新審視易學邏輯方法。如“經濟人”概念逐漸成為(wei) 西方經濟學說演繹分析的邏輯起點，特別是新古典經濟學由這一概念出發，認為(wei) 消費者追求其效用最大化，生產(chan) 者追求其利潤最大化，由此構建了整個(ge) 經濟學理論體(ti) 係。那麽(me) ，在易學思想體(ti) 係中處於(yu) 核心地位而又不能由其他觀念推衍而出的原始概念究竟是什麽(me) 呢？以虞翻易學為(wei) 例，這樣的原始觀念究竟是太極、乾坤，還是十二消息卦？這就成為(wei) 了易學研究的重要內(nei) 容。

不容否定的是，“格義(yi) ”方法畢竟為(wei) 易學“消息”範疇提供了新的內(nei) 涵，事實上完成了對易學“消息”範疇的創造性轉化。正如孫正聿所言，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ti) 係，“主要標誌則是實現‘術語的革命’，賦予概念以新的思想內(nei) 涵、時代內(nei) 涵和文明內(nei) 涵，形成一係列原創性、標識性概念”。“消息”作為(wei) 易學中的固有範疇，蘊含著中華文明獨特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堪稱中國哲學的原創性概念。從(cong) 概念演進的視角看，“消息”的概念內(nei) 涵在數千年發展演進中得到了不斷的擴充：就易學內(nei) 部而言，從(cong) 陰陽二氣盈虛消長的原始含義(yi) 到十二消息卦的演變，標誌著“消息”範疇的作用域從(cong) 爻象轉向卦象，代表著“消息”範疇抽象層次的不斷提升；跳出易學內(nei) 部，陰陽二氣的盈虛消長與(yu) 商品、貨幣的有餘(yu) 不足形成了自然的關(guan) 聯，“消息”範疇獲得了與(yu) “輕重”“稱提”等概念相近的內(nei) 涵，成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市場調節理論的重要內(nei) 容。保持概念的文字形式，對固有的意涵進行適度擴展固然是概念延續性的主要表現，但結合新的時代背景和知識形態，賦予原有文字形式新的意涵更應成為(wei) 概念創造性的重要來源。梁啟超賦予“消息”範疇以西方經濟學演繹的內(nei) 涵，看似是異質文化相互理解中的偶然所得，但是在救亡圖存的時代背景和西方社會(hui) 科學知識傳(chuan) 播的曆史大勢中，賦予中國傳(chuan) 統範疇新的意涵與(yu) 直接接受新的西方概念相比，前者更能夠保留中華文化獨特的精神特質，有助於(yu) 形成原創性、標識性概念。梁氏之失在於(yu) 僅(jin) 做到了引申和賦予舊範疇以新含義(yi) ，卻未能合理闡釋、概括和評價(jia) 舊概念，由此導致了“消息”之新舊含義(yi) 的混雜。對“消息”範疇的引申和擴展表明，那個(ge) 時代的知識分子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具備了繼承發展中國傳(chuan) 統概念以形成中國獨立話語權的意識。如今，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ti) 係已經成為(wei) 時代課題，在合理闡釋“消息”等易學傳(chuan) 統範疇的基礎上，結合新的時代課題，實現“消息”等易學範疇由傳(chuan) 統向現代的轉化，形成一係列原創性、標識性概念，理應成為(wei) 中國自主知識體(ti) 係構建的題中之義(yi) 。

此外，易學“消息”之義(yi) 帶來的創造性誤讀還為(wei) 破解演繹方法在經濟學中的固有弊病提供了方法論啟示。由於(yu) 采用演繹方法，李嘉圖之後的古典經濟學家形成了運用高度抽象的演繹模型解決(jue) 實際問題的“惡習(xi) ”，即他們(men) 習(xi) 慣於(yu) 依靠直覺構建經濟理論的前提假設，然後運用邏輯工具在假設的基礎上發展出一套理論體(ti) 係。問題在於(yu) ，現實世界是錯綜複雜的，基於(yu) 若幹假設推導出的抽象理論固然保證了經濟理論的邏輯可靠性，卻無法在經濟理論與(yu) 經驗現實之間建立必然的聯係。尤其是邊際革命後，主流經濟學家逐漸以數學語言取代了自然語言，建立了一套從(cong) 若幹前提假設推演出的公理化經濟學體(ti) 係，經濟學在演繹的道路上越行越遠，其解釋和預測現實經濟問題的能力卻越來越差，以致有“黑板經濟學”之譏。而“消息”之義(yi) 自始至終都存在兩(liang) 個(ge) 麵向，一個(ge) 是自然的麵向，即陰陽二氣的變化消長規律，表現為(wei) 日月的交往、四時的更替等天象變化；另一個(ge) 則是易學的麵向，也即以卦爻符號表征符示自然界之陰陽消息，以“消息”說在六十四卦之間建立邏輯體(ti) 係。易學“消息”之義(yi) 試圖在邏輯係統內(nei) 部的可靠性與(yu) 實踐的有效性之間建立必然的聯係，這對於(yu) 今日中國自主知識體(ti) 係的構建不無啟示意義(yi) 。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ti) 係的構建應避免陷入自說自話的“黑板經濟學”，在係統總結中國經驗的基礎上提煉出具有原創性的概念、範疇，建立既能與(yu) 一般性經濟學理論相呼應，又能夠解釋中國經濟現實的原創性中國經濟學理論體(ti) 係。質言之，中國經濟學的構建必須實現經驗基礎與(yu) 先驗方法之間的平衡，這便是易學“消息”之義(yi) 帶來的方法論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