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儒學關(guan) 係論

作者：黃開國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載《湖南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 2024年第2期

[摘 要] 由於(yu) 四部分類法與(yu) 經學始於(yu) 漢武帝獨尊儒術說的影響，在經學與(yu) 儒學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儒學為(wei) 子學，非經學的認識。孔子開創的儒學是闡發五經常道的君子儒的儒學，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不過是先秦漢初儒學發展的結果，經學與(yu) 儒學的本質完全相同，四部分類法的以儒學歸於(yu) 子部不能成立，說明儒學與(yu) 經學都是闡發五經元典常道的學說，二者不存在經子之分。

[關(guan) 鍵詞] 經學；儒學；本質

經學與(yu) 儒學的關(guan) 係問題，是一個(ge) 至今依然值得探討的問題。傳(chuan) 統的四部分類法以經學、儒學分屬經部與(yu) 子部，現代有關(guan) 經學史的論著都以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為(wei) 經學的開端，以孔子開創的儒學為(wei) 諸子百家之一，而在經學研究中流行儒學為(wei) 子學，經學高於(yu) 儒學的觀念。其實，孔子開創的儒學與(yu) 五經博士之學都是傳(chuan) 承詮釋五經元典的學說，不能因儒學與(yu) 五經博士之學出現時間的先後，更不能據四部分類法，將五經博士之學與(yu) 儒學分屬兩(liang) 個(ge) 不同層次的部類。

一、孔子開創的儒學

要正確說明儒學與(yu) 經學的關(guan) 係，就得追根溯源，對孔子開創的儒學有準確的認識。孔子開創儒學是一個(ge) 無法否認的曆史事實，但以儒學稱呼孔子開創的學派是否準確？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孔子開創的儒學？卻是一個(ge) 至今需要認真反思的問題。

自孔子開創儒學，對儒學作出說明的是西漢的劉安、司馬談與(yu) 東(dong) 漢的班固。《淮南子·要略》說：“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1]709劉安是從(cong) 孔子的開創來講儒學，所以，著重從(cong) 孔子對周公禮樂(le) 文化的繼承來講儒學的形成。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是這樣評說儒學的：“夫儒者以六藝為(wei) 法，六藝經傳(chuan) 以千萬(wan) 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通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2]3289西漢言六藝，並不是指周秦的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六藝之學，而是指經學典籍的五經。無論是《淮南子》的所謂“修其篇籍”，還是《論六家要旨》的以“六藝為(wei) 法”，都特別重視儒學對五經的依存關(guan) 係。

對儒學的最經典說明，出自班固的《漢書(shu) ·藝文誌》:“儒家者流，蓋出於(yu) 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yu) 六經之中，留意於(yu) 仁義(yi) 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3]1728雖然儒學並不一定出於(yu) 司徒，但關(guan) 於(yu) 遊文六經、宗師仲尼雲(yun) 雲(yun) ，無疑是對儒學精神實質、學派特點的最為(wei) 全麵而準確的說明。

其中五經的經典文本是儒學成立的根本，是整個(ge) 儒學發展依賴的根據；五經的精神是以仁義(yi) 為(wei) 核心的聖人之道，而堯、舜、文、武是五經精神的人化，孔子則是儒學開創者。離開五經的經典，所謂留意仁義(yi)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皆無蹤可尋。

儒學的成立有賴於(yu) 五經，五經是儒學開宗立派的根本，而五經的最終確立是孔子刪定五經。五經同時也是經學建立的根本，因為(wei) 經學是闡發五經元典的學說。肯定孔子刪定五經，儒學以詮釋五經為(wei) 宗，經學是詮釋五經的學說，就得承認五經的確立，儒學的開創，經學的開端，三者是同一的。

皮錫瑞在《經學曆史》中指出，孔子著六經，才有經學的開辟，這雖然帶有迷信孔子的成分，但確實道出五經的確立、經學的開辟、儒學的創立同一這一基本事實。細品司馬談與(yu) 班固論儒學的話，也可以證明這一點。司馬談卒於(yu) 公元前110年，是立五經博士之後的24年，看到了西漢五經博士之學的興(xing) 旺，“六藝經傳(chuan) 以千萬(wan) 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通其禮”，絕不是先秦漢初的儒學，而隻能是立五經博士、獨尊儒術之後才可能出現的現象。班固遊文六經、留意仁義(yi)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的論述，不也完全適用於(yu) 評說五經博士的經學嗎？完全可以說司馬談、班固對儒學的論說，實際上講的是西漢經學。

儒之名，兩(liang) 見於(yu) 《周禮》。關(guan) 於(yu) 儒的本義(yi) ，前輩大師們(men) 多有考辨。先有章太炎的《原儒》，隨後出現胡適的《說儒》，馮(feng) 友蘭(lan) 著《原儒墨》，錢穆作《駁胡適之〈說儒〉》，郭沫若撰《駁〈說儒〉》，大師們(men) 以深邃博厚的學識，對儒的本義(yi) 、源起和儒學的內(nei) 容等作出了各自的精湛解說。《原道》第二輯發表陳來的《說說儒——古今原儒說及其研究反省》，後來居上，不僅(jin) 對曆代原儒、說儒的得失進行了有充分理據的公允評析，還通過翔實的考辨，得出“前孔子時代的儒可能是對六藝有專(zhuan) 門知識者”的結論。這一結論是有說服力的。

但以儒稱呼孔子開創的儒學，並不能反映儒學的本質特點。《論語·雍也第六》載，孔子曾告誡子夏：“女為(wei) 君子儒，無為(wei) 小人儒”，說明春秋不僅(jin) 有儒，而且有君子小人的分野。小人儒是指以六藝討生活之儒，君子儒指以闡發五經常道為(wei) 己任之儒。孔子最有時代意義(yi) 與(yu) 對中國文化最大的貢獻，並不在早年以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的六藝為(wei) 教，而是在晚年刪定五經，及其用以教育弟子。

孔門評價(jia) 弟子的賢與(yu) 不賢的主要標準，就是看是否知曉、踐行五經的精神，孔子開創的儒學對後世最重要深遠的曆史影響正在於(yu) 此。正是因為(wei) 孔子的刪定五經，確立了經學的元典五經，經學才得以開端形成，儒家學派才能夠建立。一些重大曆史事件的意義(yi) ，往往要在許多年之後才會(hui) 被認識，孔子審定五經、以五經為(wei) 教的意義(yi) ，並沒有被當時的人們(men) 充分認識，當時人們(men) 更多地注意到孔子創立的學派與(yu) 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六藝的曆史聯係，而將“儒”的名稱冠於(yu) 孔子開創的學派。

若從(cong) 孔子的最重要文化貢獻在審定五經，以五經為(wei) 教而論，用儒這個(ge) 名稱來稱謂孔子開創的學派顯然是名不副實，沒有抓住孔子開創儒學的本質所在。盡管用儒的名稱稱呼孔子開創的學派是不準確的，但由於(yu) 當時還沒有發明能夠準確描述孔子所開創的學派的名詞，就隻能接受這一約定俗成的稱呼。可是，孔子本人對這一稱呼是不滿意的，於(yu) 是才提出“君子儒”與(yu) “小人儒”之辯，以標明自己所創立的學派與(yu) 先前之儒的區別。

對何為(wei) 君子儒，何為(wei) 小人儒，《論語注疏》是從(cong) 明道與(yu) 矜名來分解的，君子儒追求的是聖人之道，而小人儒則以名利為(wei) 追求；朱熹的《四書(shu) 章句集注》是從(cong) 天理人欲之辯來分解的：“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yi) 與(yu) 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4]88代表漢學的《注疏》與(yu) 代表宋學的《集注》的解說，表現了漢學、宋學各自的理論特色，都在一定程度上合於(yu) 孔子的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的名言，有一定的根據。

但孔子以義(yi) 利分君子小人，隻是對君子小人的原則說明。具體(ti) 到“儒”，僅(jin) 僅(jin) 拘泥於(yu) 原則性的說明，是遠遠不夠的。這兩(liang) 種解釋並沒有準確說明君子儒與(yu) 小人儒的本義(yi) ，但君子儒相關(guan) 的義(yi) 、天理，皆為(wei) 經學常道的內(nei) 容，所以，漢學、宋學的解釋又都暗合於(yu) 孔子的君子儒、小人儒之義(yi) 。

程樹德的《論語集釋》，所載曆代學者關(guan) 於(yu) 君子儒、小人儒的解釋，多數都肯定君子儒是與(yu) 道德精神相關(guan) 的人格。如劉逢祿《論語述何》，以“賢則識其大者”釋君子儒；《集解》以“明道”釋君子儒[5]450-451。這些對君子儒的詮釋，雖然沒有點明君子儒以傳(chuan) 授五經為(wei) 務，但這些說法都與(yu) 五經有關(guan) ，因為(wei) 儒學的明道之道隻能是仁義(yi) 之道，為(wei) 己之學即成人之學，識之大者也隻能是仁義(yi) 之道的為(wei) 己之學，而這些說法都是五經精神的體(ti) 現。曆代多數學者的詮釋都旨在說明，孔子所說君子儒的本質在重道德，而道德就是五經的仁義(yi) 精神，君子儒自然應該指傳(chuan) 授五經、講求仁義(yi) 之道的儒者，而不是依憑六藝討生活的小人儒。

孔子以君子儒、小人儒之別告誡子夏，就是希望他不要做以六藝討生活的小人儒，而要做以五經的傳(chuan) 授為(wei) 己任的君子儒。子夏以文學著稱，故孔子將這一希望寄托在子夏身上，子夏的確也沒有辜負孔子的厚望，相傳(chuan) 子夏著有《子夏易傳(chuan) 》等傳(chuan) 經的著作，並在弟子中重視五經的傳(chuan) 授，是七十子中對經學的傳(chuan) 承貢獻最大的弟子，因而經學史上有子夏傳(chuan) 經之說。子夏在孔門四科中以文學著稱，這裏所說的文學不是現代意義(yi) 的文獻，而是與(yu) 經學相關(guan) 的文學，漢人以文學為(wei) 經學的別稱，就是對孔子四科之一的文學與(yu) 經學關(guan) 係的最權威說明。以傳(chuan) 承五經為(wei) 務，是孔子所說君子儒的真諦。後世真儒、大儒、鴻儒與(yu) 假儒、陋儒、腐儒之辨，都應該從(cong) 孔子所說的君子儒、小人儒之別來解釋。

承認君子儒以傳(chuan) 授五經為(wei) 業(ye) ，就得承認儒學是傳(chuan) 授詮釋五經的經學。固然先秦諸子百家的學術“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yu) 流裔”[3]1746，但隻有儒家才是唯一“遊文於(yu) 六經之中”[3]1728的學術。從(cong) 學派意義(yi) 說，儒家雖然可以稱為(wei) 諸子百家之學，但從(cong) 學術的實質而論，儒學又與(yu) 諸子百家其他學派有重大區別，儒家與(yu) 經學的學術本質是完全相同的，都是以闡發五經常道為(wei) 宗。

隻有認識到這一點，才能夠解釋為(wei) 什麽(me) 漢武帝實行的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不是以其他學說為(wei) 官方法定之學，而且儒術獨尊能夠延續二千餘(yu) 年；也才可以說明為(wei) 什麽(me) 先秦到漢初儒學家的著作，如《論語》《孟子》《孝經》《禮記》，及其先秦漢初儒學家詮釋五經的《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左傳(chuan) 》《毛詩》，後來都被列入十三經，《禮記》中的《大學》《中庸》也成為(wei) 四書(shu) 學的經典；孔子弟子及其後學詮釋五經的著作，如《子夏易傳(chuan) 》《尚書(shu) 大傳(chuan) 》《韓詩外傳(chuan) 》等，都在四部分類中被列為(wei) 經部，成為(wei) 經學的重要文獻。

後來即使是所謂漢學代表人物董仲舒與(yu) 宋學的代表人物朱熹，他們(men) 都沒有被列入十三經或四書(shu) 序列的經典著作，《四書(shu) 章句集注》被官方列為(wei) 學官，也隻是對四書(shu) 的集注，而非四書(shu) 本身。事實說明，先秦漢初儒學為(wei) 經學發展做出的貢獻，是後來任何一個(ge) 經學時期都無法相比的，這個(ge) 時期是經學史上最為(wei) 光輝的階段。

二、五經博士之學

自孔子開創儒學，從(cong) 先秦到西漢初年都無經學的概念，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之後才有經學概念的出現。《史記》一書(shu) ，無經學一詞。經學一詞最早出現在《漢書(shu) 》中，共有12次。（1)《兒(er) 寬傳(chuan) 》載：“及（張）湯為(wei) 禦史大夫，以寬為(wei) 掾，舉(ju) 侍禦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cong) 問《尚書(shu) 》一篇。”[3]3332這是經學一詞的最早出現。自此以後，西漢言經學皆指五經博士之學，如長安令楊興(xing) 推薦匡衡時，稱讚他“經學絕倫(lun) ”[3]3592等。《後漢書(shu) 》中經學一詞出現25處，都用於(yu) 指稱研習(xi) 五經的經學家或相關(guan) 學說，無一異義(yi) 。這表明出現在漢代的經學一詞，是用來稱呼五經博士之學的專(zhuan) 有名詞。

經有法則、法典、經典、常道等義(yi) ，先秦就有天經地義(yi) 的說法。而天是漢代哲學的最高範疇，漢人以經學來稱謂五經博士之學，表現了對五經博士之學的尊崇。用經學一詞指稱五經博士之學，帶有將五經博士之學置於(yu) 天經地義(yi) 高度的哲學意義(yi) ，也帶有以經學典籍為(wei) 法典，以經學為(wei) 聖人之道等含義(yi) 。設立五經博士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次巨變，經學一詞的出現，正是五經博士之學淩駕於(yu) 其他學說之上法定地位的反映。漢代以後，人們(men) 都是以對五經元典的詮釋來言說經學，幾乎無人超出這一經學含義(yi) 。

比較漢武帝以來的五經博士之學與(yu) 先秦漢初的儒學，就會(hui) 發現二者存在時間早晚先後的不同，民間的私學與(yu) 政府的官學等諸多方麵的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是先秦漢初的儒學隻是諸子百家之一，可以與(yu) 其他學派相互討論、批評甚至批判，但五經博士之學為(wei) 法定的官方學說，隻能信奉，不能懷疑，更不能批評；先秦漢初儒學與(yu) 其他學派的論爭(zheng) ，主要是學派之爭(zheng) ，漢武帝以後與(yu) 經學相歧的學說，就會(hui) 被社會(hui) 所排斥，甚至被視為(wei) 非聖誣法的異端邪說。五經博士之學在漢代也成為(wei) 讀書(shu) 人入仕的唯一“敲門磚”，通經入仕，成為(wei) 時尚，這與(yu) 先秦漢初知識分子的入仕，法家、縱橫家、陰陽家出身的人物，往往更容易獲得高官厚祿形成鮮明對照。

如果由此認定先秦漢初的儒學與(yu) 五經博士的經學是不同時代的學說，就不得不承認經學是開始於(yu) 漢武帝，在這之前是無所謂經學的。但是，這隻是對先秦漢初儒學與(yu) 五經博士之學關(guan) 係的片麵認識，隻看到漢武帝的五經博士之學與(yu) 先前儒學的時代差異，而沒有看到二者學術本質的一致性，存在一脈相承的內(nei) 在聯係。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本來就是先秦漢初儒學發展的必然結果，最初成為(wei) 五經博士的學者全部都是漢初的儒學家。

所以，司馬遷、班固追溯五經博士之學來源時，常常聯係先秦漢初的儒學大師為(wei) 說，如《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說：“漢興(xing) ，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shu) 》自濟南伏生；言《詩》，於(yu) 魯則申培公，於(yu) 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yu) 齊則胡毋生，於(yu) 趙則董仲舒。”[3]3593這說明五經博士之學不是儒學之外的另一種學說，而是先秦漢初儒學的繼續。

漢武帝立五經博士是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而製定的重大文化製度，是保證儒學獨尊，為(wei) 經學發展作出製度保證，而不是對儒學本質的改變。孔子開創的儒學以傳(chuan) 承五經常道為(wei) 使命，五經的常道經過先秦漢初儒學日新無已的發展，不僅(jin) 到漢武帝時成為(wei) 時代的顯學，而且已經深深影響到整個(ge) 中華民族，成了中國人的文化精神的共識。漢初政治家、思想家總結秦亡的教訓，形成的馬上得之，不可能馬上治之的共識，更為(wei) 漢武帝的立五經博士做好了直接的理論準備。曆史的風雲(yun) 際會(hui) ，水到渠成，讓漢武帝實現了這一點。

漢武帝立五經博士，被後人歸結為(wei)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含有經學、儒學無本質區分，二者是同一學說的不同稱謂之意。《漢書(shu) ·武帝紀》有“罷黜百家，表章六經”[3]2525之語，《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中則有“推明孔氏，抑黜百家”[3]2524的表述，雖然沒有獨尊儒術一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連稱也出自蔡元培，但這一說法自出現以後就能夠被學者廣泛接受，並長期成為(wei) 評論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的流行觀念，絕不是無道理的。因為(wei)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語，從(cong) 儒學的獨尊與(yu) 百家的被抑黜的對立，說明了建立五經博士這一重大事件的曆史意義(yi) 。

《漢書(shu) 》所說的“表彰六經”與(yu) “推明孔氏”，用的雖然不是“獨尊儒術”一語，但都與(yu) 孔子開創的儒學有關(guan) ，都是指儒學由私學變為(wei) 官學。盡管罷黜百家不是禁絕諸子之學，但官方隻認可儒學，隻有儒學尊奉的五經才是官方認可的經典，通經才是讀書(shu) 人入仕的門徑，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說儒學獨尊是完全合乎曆史事實的。而儒學獨尊的製度表現就是官方設立五經博士之學，既然如此，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不過是將儒學由民間之學升為(wei) 官方之學，隻是儒學地位的改變，而不是儒學學術本質的變化就十分清楚了。

我們(men) 固然可以說五經博士之學是經學，卻不能據此認定經學開端於(yu) 漢武帝。因為(wei) 判定經學、儒學的標準，是學術的本質，而不在於(yu) 是官方法定還是民間之學。從(cong) 經學是闡發五經常道的學說來看，經學的開端應該以五經的確立為(wei) 標準，而五經的確立是由孔子實現的，遠在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之前。若以民間之學與(yu) 官方法定的不同，將同一性質的學說認定一為(wei) 儒學，一為(wei) 經學——兩(liang) 種不同學說，這還有什麽(me) 學理可言。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之後的所謂經學，與(yu) 先秦漢初的所謂儒學，隻存在是否為(wei) 官方認可的區別，而不存在學術本質的差異。若追尋為(wei) 什麽(me) 儒學能夠獨尊，其餘(yu) 諸子之學沒有被官方承認的根源，顯然在於(yu) 儒學的學術是以詮釋五經常道為(wei) 宗，具有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價(jia) 值取向的文化基因，而這正是經學的本質所在。

正因為(wei) 漢武帝以來的經學與(yu) 孔子開創的儒學精神實質、學術趣旨、價(jia) 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史記》《漢書(shu) 》也用經學一詞指稱先秦漢初的儒學，如《史記·儒林列傳(chuan) 》:“及高皇帝誅項籍，舉(ju) 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xi) 禮樂(le) ，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禮樂(le) 之國哉？……故漢興(xing) ，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xi) 大射鄉(xiang) 飲之禮。”[2]3592《儒林傳(chuan) 》是記敘五經傳(chuan) 授的經學師承，這裏所謂經藝明顯是指先秦流傳(chuan) 下來的儒學，《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也有相同的記敘。

《漢書(shu) ·賈鄒枚路傳(chuan) 》鄒陽說：“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3]2353以經學與(yu) 辯知、奇節相對，說明鄒魯與(yu) 齊楚、韓趙不同地域的文化特點，也是指先秦縉紳先生為(wei) 載體(ti) 的齊魯儒學。在《史記》《漢書(shu) 》《後漢書(shu) 》中，五經博士或著名的經學家常常被直接稱為(wei) 儒或名儒、大儒，不絕於(yu) 書(shu) 。董仲舒是公認的公羊學大師，是公羊學博士，但劉歆稱董仲舒“為(wei) 群儒首”[3]2526，班固稱董仲舒“為(wei) 儒者宗”[3]1317，都是用儒之名，而不是經學之名，也就不難理解了。

正是因為(wei) 漢武帝以來的經學與(yu) 孔子開創的儒學是一脈相承，所以，深知這一點的司馬遷在記載漢武帝以來以五經博士之學為(wei) 代表的經學時，用的是《儒林傳(chuan) 》的名稱。《史記·儒林傳(chuan) 》是以五經的經典為(wei) 綱目，來記敘五經經師傳(chuan) 承的變化，也就是說《儒林傳(chuan) 》是經師經典傳(chuan) 授的記敘，是完完全全的經學記錄。

如果說司馬遷著《史記》時用《儒林傳(chuan) 》之名，可能因為(wei) 當時還無經學一詞，而采用權宜之計，那麽(me) 班固生活的東(dong) 漢，經學一詞已經成為(wei) 稱呼五經博士之學的專(zhuan) 門名詞，得以普遍流行，可是班固依然還是用《儒林傳(chuan) 》的名稱，這就隻能說他們(men) 是以儒學經學本質同一的觀念在指導《儒林傳(chuan) 》寫(xie) 作。而且這一現象一直到《清史稿》都因而不改，幾乎全都是用《儒林傳(chuan) 》來記述研治、傳(chuan) 授五經、四書(shu) 的經學家，這不正是對漢武帝以來的曆代經學是先秦漢初儒學的曆史發展的認同嗎？

從(cong) 孔子開創儒學的先秦到近代，除了有班固所說“儒家”者流的經學與(yu) 經學家，哪裏還有什麽(me) 另外的經學、經學家可言？而曆朝曆代史記的《藝文誌》或《經籍誌》及《四庫全書(shu) 》所列的經學著作，無不是出自宗師仲尼的所謂儒學家之手。離開以傳(chuan) 經為(wei) 業(ye) 的儒學家，還能找出什麽(me) 經學家？

隻有元人著《宋史》，才在《儒林傳(chuan) 》外，設立《道學傳(chuan) 》，並置於(yu) 《儒林傳(chuan) 》之前，來表彰周敦頤、程朱所謂道學，以為(wei) 隻有程朱之學才接續孔孟之道，這明顯受到韓愈道統說的影響。清代編著《明史》時，徐乾學、徐元文主張沿襲《宋史》，設立《理學傳(chuan) 》，但遭到黃宗羲的激烈反對。黃宗羲說：“夫十七史以來，隻有《儒林》，以鄒、魯之盛，司馬遷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傳(chuan) 》《孟子列傳(chuan) 》而已，未嚐加以《道學》之名也。《儒林》亦為(wei) 傳(chuan) 經而設，以處夫不及為(wei) 弟子者，猶之傳(chuan) 孔子之弟子也。曆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諸子，道德雖盛，以視孔子，則猶然在弟子之列，正為(wei) 允當。”[6]451黃宗羲明確講到《儒林傳(chuan) 》是“為(wei) 傳(chuan) 經而設”，十七史無異，根本用不著在《儒林傳(chuan) 》之外去另設什麽(me) 《道學傳(chuan) 》《理學傳(chuan) 》。所謂《儒林傳(chuan) 》“為(wei) 傳(chuan) 經而設”，所傳(chuan) 隻能是經學，既然是經學，以“儒林”為(wei) 名，不正是以經學即儒學嗎？

若經學與(yu) 儒學真是兩(liang) 種不同的學說，在已經有了經學之名，特別是四部分類法已經出現，嚴(yan) 格區分經子已經成為(wei) 人們(men) 的常識的情況下，難道曆代的史學家還會(hui) 不顧這一常識，還要以子的“儒”代經，犯下混淆經子的錯誤嗎？尤其是在程朱理學成為(wei) 官方哲學後，黃宗羲還敢以《儒林傳(chuan) 》為(wei) 據，來理直氣壯地反對設置《理學傳(chuan) 》嗎？如果不是這樣，隻能用司馬遷等曆代史學家與(yu) 黃宗羲都深知經學儒學本質不二，漢武帝以來的經學，實際上就是先秦儒學的發展，二者並不存在本質的差別來解釋。可以說，在司馬遷與(yu) 曆代學者那裏都是以經學儒學本質同一，來處理所謂儒學家與(yu) 經學傳(chuan) 承的關(guan) 係，他們(men) 從(cong) 沒有將經學與(yu) 儒學分裂，看成兩(liang) 種不同的學說。

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儒學由先秦的諸子百家之學，上升為(wei) 官方認可的獨尊學說，五經成為(wei) 法定的經典，帶有官方意識形態的色彩。在獨尊儒術的曆史背景下，經學僅(jin) 僅(jin) 成為(wei) “遊文六經”的儒學家的專(zhuan) 業(ye) ，實際上就是儒家一家獨享，而其餘(yu) 諸子學派的人都被剝奪了詮釋經學經典的權利。

對經學研究人員身份的限製，給經學的發展帶來了局限。但經學也因得到統治階層的官方支持，獲得了製度的保障與(yu) 國家資源的扶持；而通經入仕的官方文化政策，使通經入仕成為(wei) 知識分子晉升仕途最重要的手段，加之利祿的引誘，知識分子紛紛投入經學研習(xi) 中，許多人皓首窮經，為(wei) 經學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才支撐，並引發了經學學說的極度繁榮。

班固在《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中曾這樣評說西漢經學在利祿刺激下的興(xing) 盛：“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yu) 元始，百有餘(yu) 年，傳(chuan) 業(ye) 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yu) 萬(wan) 言，大師眾(zhong) 至千餘(yu) 人，蓋祿利之路然也。”[3]2620經學在其後的發展中雖然有盛有衰，但被官方認可的統治地位，卻一直沒有被動搖。兩(liang) 千年來，在利祿的引誘下，經學人才輩出，著作汗牛充棟、不可勝數，是其他任何學術都無法比擬的。

三、四部分類法的經學儒學

無論是從(cong) 孔子開創的儒學，還是漢武帝立的五經博士之學，所依據的經典都是經學元典的五經，就其精神實質而言都是闡發五經常道的學說，這是完全相同的。這本來是十分清楚的曆史事實，也是曆代史學家的共識。但由於(yu) 曆史上長期流行經學始於(yu) 漢武帝獨尊儒術的觀念，甚至在區分中國曆史上的不同時期時，有兩(liang) 漢經學的專(zhuan) 門術語，隻以經學歸屬兩(liang) 漢的學術，以儒學歸於(yu) 先秦漢初的諸子學派，以及由此引起的相關(guan) 誤解；加之人們(men) 將四部分類的圖書(shu) 分類誤認為(wei) 學術分類，使原本清楚的問題變得模糊不清，而有儒學為(wei) 子學非經學觀念的普遍流行。

四部分類在一定意義(yi) 上說，是漢武帝獨尊儒術的產(chan) 物。儒學獨尊的曆史變化，固然為(wei) 經學的發展提供了官方的支持，但也使五經成為(wei) 隻能信仰，而不能懷疑，甚至不能模仿的經典。由此形成了唯經是從(cong) 的尊經意識，使經學走向以注疏為(wei) 主要形式的發展道路，在一定程度上退化為(wei) 注疏之學，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說，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之後的經學主要表現為(wei) 一種注疏之學。即使像朱熹這樣的一代宗師，也是通過“集注”的形式來表現他的四書(shu) 學思想。這也是西漢以後兩(liang) 千多年，經學著述再也沒有出現先秦漢初那樣多經典文本的原因。

注疏之學興(xing) 盛的背後是尊經意識，表現在圖書(shu) 分類上是四部分類法的出現。從(cong) 《隋書(shu) ·經籍誌》開始，四部分類法就成為(wei) 曆代整理圖書(shu) 的不二法則。四部分類法以經史子集四部分列圖書(shu) ，以經部置於(yu) 第一的位置，表現出強烈的尊經意識。四部分類法本是圖書(shu) 目錄學的劃分標準，但也具有劃分標準學術高低的意義(yi) ，人們(men) 常常以四部分類法來分判學術思想的高低。以經學為(wei) 第一層次，史學為(wei) 第二層次，子學為(wei) 第三層次，集部為(wei) 第四層次，由此必然得出經學最高，史學次之，子學又其次，集部為(wei) 最後的結論。

四部分類法在《四庫全書(shu) 》中得到極致的發揮。《四庫全書(shu) 總目·經部總敘》規定經部的標準：“經稟聖裁，垂型萬(wan) 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讚述。所論次者，詁經之說而已。”[7]1詁經即對五經的詮釋，但詁經之作，並不一定合於(yu) 經學常道。而四部分類法的所謂詁經之作，主要是指注疏形式的著述。因此，隻要是對四書(shu) 五經的注疏，都被歸於(yu) 經學，不過這樣的經學並非闡發五經元典常道意義(yi) 的真正經學，而是以注疏形式為(wei) 特點的經學。盡管注疏是經典詮釋的重要形式，也能夠對經學的常道作出一定的闡發，但過分強調注疏，甚至將注疏作為(wei) 判定是否屬於(yu) 經學的標準，那些對經學常道有深刻闡發的著作，因不具備注疏的形式，反而會(hui) 被排斥在經學的範圍之外。

正是以注疏形式為(wei) 經學著作的評定標準，在四部分類法中許多經部的著作，實際上並沒有多少價(jia) 值可言。一個(ge) 不入流的所謂學者，哪怕是毫無創新的著述，隻是因為(wei) 是對經典文本的注疏，就可以取得經的神聖地位，而被理所當然地列入經部，受到尊崇。而一個(ge) 一流經學家不是注疏的著作，就被排除於(yu) 經學之外。這就使經學走向庸俗化，也造成了四部分類法中的許多經學著作，反而沒有史部、子部乃至集部的某些著作更具常道價(jia) 值的現象。

《四庫全書(shu) 》的《子部總敘》關(guan) 於(yu) 子部的標準是：“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shu) 也。”[7]769按此標準，將儒學劃歸子部，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因為(wei) 儒學根本不是“自六經以外立說”的學說，而是唯一“遊文於(yu) 六經”的學派，其學術根本就在於(yu) 經學六經的常道。《四庫全書(shu) 》以儒學歸於(yu) 諸子，根本是完全錯誤的。

四部分類對儒學的錯誤定位，造成了曆史上孟子、荀子、董仲舒、張載、二程、朱熹、王陽明等儒學大師的著作，雖然對經學常道的闡發遠遠高於(yu) 絕大多數注疏著述，但因沒有注疏的形式，都被排除在經部之外，置於(yu) 子部，有的甚至被列在集部，如《王文成公全集》；甚至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四庫全書(shu) 》也認為(wei) 歸屬經部，“非其實”[7]244，但隻作為(wei) 經部的附錄而收入。

當然，《孟子》一書(shu) 後來被從(cong) 子部改列為(wei) 經部，甚至成為(wei) 十三經之一，學術界說是由子升經，其實此說非也，《孟子》被列入經典不過是得到應有的認可，而不是什麽(me) 由子升經，因為(wei) “自六經以外立說”的子，無論如何都是不可能成為(wei) 經典的。早在漢代揚雄的《法言·君子》中，就已經說明了這一點。揚雄以異於(yu) 孔子的學說來判定諸子，明確反對將孟子列入諸子的範圍，其根據就在孟子不異於(yu) 孔子之道，而孔子之道、聖人之道、經學常道都是含義(yi) 相同的同義(yi) 語。

四部分類法以經子分屬第一、三部類，固然根本原因在尊經意識，但也有一定的依據。漢武帝之後，經學作為(wei) 官方的法定學說，具有至高無上的獨尊地位，沒有地位可與(yu) 之匹敵的學術，加之經學著述宏富，故能夠獨立為(wei) 一部。而儒學在先秦漢初都是作為(wei) 諸子百家之一的學派而存在，漢代講經學之名，都是從(cong) 五經博士而言，由此而言，以儒學列在子部，好像也有一定的曆史根據與(yu) 理由。但圖書(shu) 分類不能作為(wei) 學術或學派區分的根據，因為(wei) 學派與(yu) 學術不是分裂的，而是合一的，特別是就儒學與(yu) 經學的關(guan) 係而論，更是如此。

從(cong) 孔子創立儒學以來，特別是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以來，經學的存在與(yu) 發展都是以曆代儒學家為(wei) 載體(ti) 的，沒有曆代儒學家對經典的詮釋發展，就無經學可言。而儒學就其精神實質而論，就是闡發五經元典的常道的學說，這是儒學得以成立的根據，儒學之為(wei) 儒學的根本。沒有五經元典的常道，儒學就無安身立命之地；闡發五經元典常道學說的經學，又隻能依賴於(yu) 儒學學派而存在，離開儒學，經學就無依附的主體(ti) 。隻不過儒學偏重於(yu) 學派之稱，經學偏重於(yu) 學術的本質而言，就其實質而言並無區別。

現代經學研究中，受四部分類法的影響，一些學者強調儒學非經學，以經子分判經學儒學，而忽略二者本質的一致性。如果儒學隻是與(yu) 經學無關(guan) 的子學，就無法說明儒學為(wei) 什麽(me) 能夠成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的主幹，儒術獨尊能夠通行兩(liang) 千餘(yu) 年等經學儒學研究中諸多重大問題。隻有認清儒學經學沒有本質區別，不可割裂為(wei) 二，才能夠對為(wei) 什麽(me) 經學是中國文化的根與(yu) 魂，儒學能夠成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的主體(ti) ，中國文化延續五千年等重大問題，作出合於(yu) 曆史事實與(yu) 理論說明的雙重證明。

[參 考 文 獻]
 
[1]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1997.
 
[2] 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
 
[3] 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83.
 
[4]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6.
 
[5] 程樹德.論語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2013.
 
[6] 黃宗羲.黃梨洲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1959.
 
[7]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M].北京:中華書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