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篇署名“閑人·維傑”的文章在網上流行，尤其是一些關心公共事務的精英人士中，題目是《貴族精神的消亡，流氓意識的興起》。該文在禮讚貴族及貴族精神的高貴之後，痛惜中國在二十世紀消滅了貴族精神，並呼喚恢複貴族精神。
    
    近年來，貴族或者貴族精神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初步富裕起來的人士希望自己的孩子有貴族風度，不惜重金送其到外國私立學校接受貴族式教育。這樣的父母是有頭腦的，比那些把孩子送到商學院的父母要明智得多，更不要說讓孩子在國外獨自生活、隨便花錢的父母。
    
    不過，通常，當人們談論貴族或貴族精神時，總不忘加上一句：中國沒有貴族，至少從秦漢以來沒有貴族，隻有官僚、流氓、暴民。這樣的看法很不正確，也妨礙當代中國形成具有貴族精神的群體。
    
    其實，中國一直存在貴族，及具有貴族精神的人，那就是君子。君子的形態又可以劃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是三代，尤其是周代，君子是等級製意義上的，與歐洲的貴族相當。其實，周代與歐洲十到十五世紀之間的治理模式是相同的，即封建。分散的、大大小小的共同體的首領是貴族，也即君子。周代君子的作派與歐洲貴族沒有兩樣。比如，他們都是武士，都崇尚榮譽，《左傳》、《國語》生動地記載了周代君子的生活形態。
    
    孔子時代，封建製解體，社會趨向平民化，原來的君子群體也敗壞了，社會陷入混亂之中。孔子的工作就是在平民化社會中重建君子群體。孔門弟子絕大多數是平民，孔子希望通過學，將其養成為君子。《論語》就是君子養成教本，而孔子創立的儒學，從根本上說就是君子養成之學。
    
    孔子所締造的這個新興君子群體不再是等級製意義上的，而是德行意義上的。原來的君子出身高貴，現在的君子則是平民中的卓越者。這就是孔子以後兩千年君子之基本形態。宋明以來，這種君子精神繼續下移，形成明清時代基層社會的“紳士”。晚清，君子精神伴隨著現代工商業發展，又生發出“紳商”。
    
    在西方，十六七世紀以來同樣經曆了貴族精神下移的過程：隨著封建製解體，等級製意義上的貴族群體逐漸消失，貴族的一些優越品質被平民習得，英國“紳士”就是這類具有貴族精神的平民，也即平民中之卓越者。在美國，社會治理的主體也是紳士。
    
    略加觀察就可以發現，中國的君子與英國貴族的精神沒有兩樣。比如，那篇文章引用儲安平《英國采風錄》中對英國貴族和貴族社會的觀察：“凡是一個真正的貴族紳士，他們都看不起金錢……英國人以為一個真正的貴族紳士是一個真正高貴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難、甚至能為了他人而犧牲自己，他不僅僅是一個有榮譽的、而且是一個有良知的人。”此處的看不起金錢，不就是孔子所說“君子喻於義”？正直、不偏私、不畏難等等，孔子也多有論述，孔子也反複強調君子當見“義”勇為。
    
    這位作者又說：真正的貴族精神應有三根支柱：一是文化的教養，抵禦物欲主義的誘惑；二是社會的擔當，扶助弱勢群體，擔當起社區與國家的責任；三是自由的靈魂，有獨立的意誌，在權力與金錢麵前敢於說不，而且具有知性與道德的自主性，能夠超越時尚與潮流，不為政治強權與多數人的意見所奴役。凡此種種，孔子再三教悔於其弟子。第一點不用說，第二點也就是《大學》所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第三點正是孟子所說的“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孔子以後，君子層出不窮。這位作者批評中國人缺乏貴族精神，可他所舉的例子有明顯漏洞。他首先提及屈原、陶淵明、曾國藩，然後借《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等所謂四大名著討論中國人的貴族精神。除曾國藩外，這樣的討論完全不得要領。作者忽略了秦漢以來社會治理之主體與文明之支柱：儒家養成之士君子群體。這個群體十分龐大，每代都有傑出者，如《史記·儒林列傳》所記秦漢之際漢反抗專製的儒生，漢晉時代持家極嚴、麵對皇權也保持尊嚴的士族；宋代社會之自由氣氛，也是由儒家士人創造和維係的。到現代，儒家精神同樣養成一批批仁人誌士，前赴後繼從事於民主、憲政事業，並推動中國社會之現代轉型。
    
    也就是說，中國有一個源遠流長的君子傳統。隻是到了二十世紀中期，這個群體被摧毀。但八十年代以來，隨著權力對社會的控製弱化，君子傳統又開始複蘇。九十年代以來，君子群體重建之過程加快。這些新興君子包括關心公共事務的企業家、公共知識分子、社會活動人士等。正是這個群體創造和維持了市場秩序、社會之自我治理與民間文化空間的繁榮。如果人們期望中國社會進一步轉型，那麽君子群體的重建，就是前提。沒有一個分布在社會各層麵、各角落的君子群體，就沒有社會自我治理，不可能有平穩的製度轉型，也不可能形成理性的政治。
    
     
    
    原載《南方都市報》201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