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呂氏春秋》是戰國末年秦國丞相呂不韋組織門客們集體編撰的著作，又名《呂覽》。此書共分為十二紀、八覽、六論，一百六十篇，二十餘萬字。
    
     
    
    當時，魏國有信陵君，楚國有春申君，趙國有平原君，齊國有孟嚐君，他們都禮賢下士，結交賓客。呂不韋“羞不如”，要在這方麵爭個高低，也招來了大量文人學士，給他們優厚的待遇，門下食客多達三千人。不同的是，呂不韋招攬門客，特重文才，令門下凡能撰文者，都把自己所聞所見和感想寫出來。呂不韋對這些文章進行篩選、歸類、刪定，綜合在一起成書，取名叫《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的十二紀是全書的大旨所在，是全書的重要部分，分為《春紀》、《夏紀》、《秋紀》、《冬紀》。每紀都是15篇，共60篇。《春紀》主要討論養生之道，《夏紀》論述教學道理及音樂理論，《秋紀》主要討論軍事問題，《冬紀》主要討論人的品質問題。在相當於全書總序的《序意篇》中說：
    
     
    
    “凡十二世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
    
     
    
    八覽，現在63篇，顯然脫去一篇。內容從開天辟地說起，一直說到做人務本之道、治國之道以及如何認識、分辨事物、如何用民、為君等。六論，共36篇，雜論各家學說。 　　
    
     
    
    《呂氏春秋》的編著目的是總結曆史經驗教訓，為以後的秦國統治提供長久的治國方略。此書試圖兼容並包，融匯百家。《不二》篇中說：“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倪良貴後。”又說：“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兼，關尹貴清，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責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十入者，皆天下之豪士也。”
    
     
    
    對先秦各家都予以相當的肯定和讚許，同時進行總結性批判和批判性吸收。例如對墨家思想，《呂氏春秋》讚同墨子“節葬”觀念，又批駁了墨子的“非攻”主張：“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之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是務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振亂》）
    
     
    
    《呂氏春秋》主張興“義兵”，“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著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眾，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懷寵》）《呂氏春秋》認為，“攻無道而伐不義” 除暴安良的正義戰爭，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這就很儒家。
    
     
    
    《呂氏春秋》理論並沒有機會付諸實踐。秦始皇執政後，就將呂不韋逼死了，秦始皇欣賞和采納的是韓非李斯的法家學說。
    
     
    
    二
    
    
    
    或以為《呂氏春秋》“堅持了法家學派的基本理論”。非也。
    
     
    
    法家的基本理論是性惡論和君本位，法術勢是為君主服務的，儒家同樣有自己的法術勢思想（刑法、權道、地位權勢和時代大勢）。關鍵在於以何為本、用啥掛帥。儒家道德上仁本位，政治上民本位，其它一切都必須圍繞著仁字大旗而轉。
    
     
    
    《呂氏春秋》處處強調仁義道德的重要性和原則性，對法家嚴刑峻法多所批評。《上德》篇說：“嚴刑峻法，此衰世之政也。”本篇口頭即指出：
    
     
    
    “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之高，會稽之險，不能障矣；闔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
    
     
    
    可見，學界以《上德》篇為兵家之言，是錯誤的。“為天下及國”政治工作，隻要“以德以義”， 闔廬的政教，孫武吳起的軍隊都不能抵擋。這就是仁者無敵的道理。兵家雲乎哉。由於是闔閭和孫武的密切關係，《呂氏春秋》把他與孫武、吳起聯係在一起。
    
     
    
    《上德》篇還介紹了舜德服三苗的真實曆史故事：
    
     
    
    “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 
    
    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舜其猶此乎！其臧武通於周矣。”
    
     
    
    舜德服三苗事見於《尚書-大禹謨》；這裏引的孔子之言“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孟子·公孫醜上》中作“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意謂德政最得人心，最易通行，推行起來，比驛站轉送命令還要迅速。
    
     
    
    其次，《呂氏春秋》對士的態度和法家截然不同。商鞅認為遊學之士引誘農民脫離生產幹擾國家政策的貫徹，應予取締。《呂氏春秋》則對賢士表示出高度的推崇，對賢士的重要性和治國安邦的作用有大量論述。
    
     
    
    如《期賢》說：“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謹聽》說：“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本味》說：“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非賢，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賢。”《求人》說：“身安、國安、天下治必賢人”。《 讚能》說：“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得地千裏，不若得一聖人。”等等。
    
     
    
    在《士容》、《下賢》、《知分》、《離俗》、《諭大》等篇中，以儒家特點為主、道家色彩為輔，描繪了理想中的賢士形象和特征。
    
     
    
    盧文弨《書呂氏春秋後》謂：“《呂氏春秋》一書，大約宗墨氏之學，而緣以儒術”；近人杜國庠認為，“在呂不韋的主觀上，比較是有意畸重於道家”；熊鐵基認為《呂氏春秋》是秦漢“新道家”的代表作（《秦漢新道家論稿》）。也都不對。
    
     
    
    《漢書·藝文誌》把《呂氏春秋》著錄於“雜家”類，並說：“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長也。”《隋書·經籍誌》、《新唐書·藝文誌》並仍《漢誌》所注，列為“雜家”。此說也不夠準確。
    
     
    
    三
    
    
    
    《呂氏春秋》旨在對諸子百家兼收並蓄，“兼儒墨，合名法”，收百家之長，成一家之言。應該說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把各門各派各種不同的思想統一到了道德上。它吸取法家“耕戰”觀點又反對嚴刑峻法。“宗墨氏之學”又批評墨家“非攻”、“救守”之說，對諸家皆有取有舍。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對各家各派進行了改良優化。
    
     
    
    司馬遷在《史記》裏將《呂氏春秋》與《周易》《春秋》《離騷》等並列，表示了他對《呂氏春秋》的重視。東漢的高誘為《呂氏春秋》作注並序之，序中寫道：
    
     
    
    “莊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為秦始皇帝，尊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不韋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為《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為《呂氏春秋》，暴之鹹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為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以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錄略。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繹案省，大出諸子之右。”（《呂氏春秋》漢河東高誘序）
    
     
    
    “乃集儒書”的“儒書”是“儒士”之誤。（梁玉繩曰：《意林》注作儒士。）可見當時呂不韋的門客以儒生為主，該書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幹是理所當然的。那些儒生水平不高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是《呂氏春秋》似儒非儒，作者中沒有大儒可知；二來大儒也不屑於給呂不韋這種人做門客。
    
     
    
    高誘明確指出“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以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裏”的特點。高誘認為此書“大出諸子之右”。讓它超過了諸子成就的主要原因，正是其一定程度的道德精神。元大儒陳澔認為該書是“當時儒生學士有誌者所為”。他說：
    
     
    
    “呂不韋相秦十餘年，此時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大集群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欲為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間亦多有未見之禮經合者。其後徙死，始皇並天下，李斯作相，盡廢先王之製，而《呂氏春秋》亦無用矣。然其書也，亦當時儒生學士有誌者所為，猶能仿佛古製，故記禮者有取焉。”（《禮記集說》）
    
     
    
    明方孝孺對該書也持相當肯定的態度。他說：
    
     
    
    “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此文應在《上德》篇），《達鬱》、《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為之哉？”
    
     
    
    又說：“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為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為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方孝孺《遜誌齋集-讀呂氏春秋》）
    
     
    
    方孝孺指出，“書皆詆訾時君為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其中關於“君人之道”的闡說“切中始皇之病”。可見《呂氏春秋》與秦始皇的道德立場及政治態度大不同。當時呂不韋能夠“廣致賓客以著書”，隻是因為秦始皇羽毛未豐而已。
    
     
    
    清人汪中指出：
    
     
    
    “《呂氏春秋》出，則諸子之說兼有之。故《勸學》、《尊師》、《誣徒》、《善學》四篇，皆教學之方，與《學記》表裏；《大樂》、《侈樂》、《適音》、《古樂》、《音律》、《製樂》，皆論樂，凡此諸篇，則六藝之遺文也；《十二紀》發明明堂禮，則明堂陰陽之學也；《貴生》、《情欲》、《盡數》、《審分》、《君守》五篇，尚清靜養生之術，則道家流也；《蕩兵》、《振亂》、《禁塞》、《懷寵》、《論威》、《簡述》、《決勝》、《愛士》八篇。皆論兵，則兵權謀，形勢二家也；《上農》、《任地》、《辨土》三篇，皆農桑樹藝之事，則農家者流也；其有抵牾者：《振亂》、《禁塞》、《大樂》各三篇，以墨子《非攻》、《救守》及《非樂》為過。而《當染篇》全取墨子，《應言篇》司馬喜事，則深重墨氏之學。”（汪中《述學呂氏春秋附考》）
    
     
    
    《四庫全書總目》說的最是中肯：
    
     
    
    “不韋固小人，而是書較諸子之言獨為醇正。大抵以儒為主，而參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典與孔子、曾子之言，其他如論音則引《樂記》，論鑄劍則引《考工記》，雖不著篇名，而其文可案。所引莊、列之言，皆不取放誕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縱橫之術、刑名之說，一無及焉，其持論頗為不苟”。
    
     
    
    我認為，《呂氏春秋》全書博采兵、農、法、陰陽各家學說，歸宗於道德，思想主幹頗為儒家，或者說大部分篇幅灌注了相當的儒家精神，在強調德治、孝道、禮樂、民本、正名、重賢等方麵，與儒家一脈相承。在此基礎上融合道、墨、法、兵眾家之長，形成了包括政治、經濟、哲學、道德、軍事各方麵的“呂氏”體係，結構嚴整、體例畫一。隻是可惜，該書沒有明確確立儒文化為主體，對道德的理解把握不夠精確到位，故似是而非地方亦不少。可以稱為“儒門外道”之書，與《荀子》一書並列。
    
     
    
    注意，《呂氏春秋》是呂不韋眾門客的集體創作，《呂氏春秋》並不代表呂不韋文化道德水準。呂不韋這個人，擅於投機、富有權術而劣於德行，一身商賈氣，沒啥儒家味。他獻姬於子楚，救助子楚從趙國脫身，幫助子楚成為太子，都是商業行為，視子楚為奇貨可居。
    
     
    
    安國君（秦昭襄王之子）登基一年而死、子楚繼位三年而死，都很可疑，我懷疑是呂不韋搞鬼，目的是為了讓子楚名義上的兒子、他自己的兒子嬴政（即秦始皇）繼位。嬴政以呂不韋為相國，尊稱仲父，其實是親生父親呢。呂不韋最後被嬴政逼死，堪稱報應。
    
     
    
    把《呂氏春秋》全書謄抄懸掛在鹹陽城門，聲稱誰能改動一字即賞給千金。這不啻為一次絕妙的炒作。呂不韋的頭腦確實好使。時人沒有一個能加以改動的。“誘以為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高誘的這個推測挺有意思。
    
     
    
    四
    
    
    
    從《愛類》開頭一段，就可以看出《呂氏春秋》的一大特點：重視仁德又理解不確，有儒家精神而又不夠儒家。下麵逐句試析這一段。
    
     
    
    “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為務故也。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隳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眾矣，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呂氏春秋·愛類》）
    
     
    
    “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很正確。仁者愛人，連作為同類的人都不愛，哪還有什麽“仁”可言？
    
     
    
    “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為仁。”也沒錯。儒家親親仁民愛物，愛有差等而無局限，“不仁於他物”，境界不高，但能夠“仁於人”，值得肯定，“猶若為仁”，也蠻好，就像孔子讚美管子“如其仁”一樣。
    
     
    
    “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不準確。“仁乎其類”是必須的，這是“民胞”，但儒家還進一步強調“物與”和“天地萬物一體之仁”。
    
     
    
    “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自當如此。隻要方便於、有利於民眾的事，就應該去做，去實踐。
    
     
    
    “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不對了。士農工商，社會分工不同，“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文化人和政治人自有其應盡的文化政治責任，豈能事事親力親為？如果“身親耕，妻親績”，恰恰是不義不仁的。
    
    
    
    《左傳》記載：
    
     
    
    “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左傳文公二年》）
    
     
    
    妾織蒲，杜預注：“家人販席，言其與民爭利。”後即用作為政不仁與民爭利之典故。《南史·範泰傳》：“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政，織蒲謂之不仁。”
    
     
    
    “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為務故也。”對，不夠準確。孔孟“不遠海內之路”周遊列國，曆代大儒“時往來乎王公之朝”，既是“以民為務”，也是為了成就良知光明和生命輝煌。儒家行道，把仁義之道“舉而措之天下之民”，既為了利民又為了利己。古之學者為己。
    
     
    
    “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不錯。但怎樣才能、才是“以民為務”，
    
    卻大有講究，最關鍵的是要指導思想正確高明。法家思想完全錯誤，無論動機如何，都會被指導出“以民為奴”的現實。
    
     
    
    “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隳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注意你的口氣。什麽叫“非必”（ 不一定）？“上世之王者眾矣，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對。
    
    
    2012-5-21東海儒者餘樟法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