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堯算起到清結束，君主製有多種形式。
     
    
    根據權力交接的方式，可分為公天下時代的禪讓製和家天下時代的繼承製---包括兄終弟及和父死子繼；根據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可分為秦漢以前的封建製和秦漢以後的郡縣製。
     
    
    夏商周的封建製也有別。西周之前各國與中央政府關係比較鬆散，可稱為中國式邦聯製（古代）；西周則可稱為中國式聯邦製。
     
    
    封建君主製優於郡縣君主製，封建君主製中，禪讓製又優於繼承製。禪讓製和選舉製是密切結合的。即各個部落共同表決，多數決定而產生部落聯盟首領（帝王）
     
    
    堯為聯盟領袖時，四嶽推舉舜為接班人，堯對舜進行三年考核後，使讓他攝政。堯去世後，舜繼位，用同樣方式，經治水考驗，以禹為接班人。禹繼位後，舉皋陶為接班人，皋陶早死，又舉伯益為接班人，最後各族擁戴禹之子啟為王。這種方式的權力交接，史稱“禪讓”，其實也可以稱為原始民主，或者民主製的雛形。
     
    
    禪讓製到禹之子啟終止，他建立夏朝，開始了家天下模式。這種封建製家天下，雖然遜於禪讓製公天下，但又遠優於郡縣製家天下。
     
    
    就政治文明而言，從公天下到家天下是一次重大倒退，從封建製到郡縣製又是一次重大倒退。郡縣製特別有利於中央集權和君主特權的強化，民本原則越來越被架空和虛化，成為“君本”實質的裝飾。秦漢以後的政治實質是：君為重社稷次之民為輕。
     
    
    二
    
    
    變封建製為郡縣製，其實是一種曆史性的政治反動。因此東海曾經提出“秦始皇統一中國有罪”的觀點。古代中國有三種統一模式：王道式、霸道式和極權暴政式。最壞的統一模式是秦式。
     
    
    夏商周是王道統一。這種統一，主要是文化、文明、禮樂規範的統一。天子隻抓大政方針，各諸侯國在各方麵擁有相當大的自由度。如說不足，倒是自由過度了。中央政府略為“強有力”一點會更好。例如，僅僅“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還不夠，軍隊也應該歸中央政府所有和統帥，各諸侯國不能擁有軍隊。
     
    
    以齊桓公為代表的霸道，屬於準統一，比邦聯製更加鬆散，不好，但不是最壞的。王道和霸道的統一，在製度上都比較容易與時俱進地優化，一旦曆史條件成熟，開出“選賢與能天下為公”的儒家民主製是順理成章的。
     
    
    統一不一定都是進步的，不一定有助於消弭戰亂、和諧社會，甚至不一定比分裂好。蓋統一有良性惡性之分。建立在嚴刑峻法高壓暴政基礎上的秦式統一，就是惡性而落後的統一，穩定是暫時性表麵性的，一亂更不可收拾。從曆史上看，它反而增加了社會的矛盾、衝突、動亂和內部戰爭，對和諧造成了製度性、根本性的破壞。站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文化的立場看，這種統一，比分裂更壞。
     
    
    秦國建國以來就是最缺文化、最不文明的西陲之國，秦孝公變法以後，更是惡法掛帥，軍事掛帥，滅絕人性，蠻夷不堪。秦始皇的統一憑的是嚴刑惡法暴力權術，在統一過程中消耗了無數生命，在統一之後製造了無數人禍，最為不仁不義最不符合國民和國家利益。秦朝及法家統一中國，是野蠻、落後、醜陋、邪惡的勝利。
    
    
    中國統一於法家和秦朝，是最不好和不幸的。而這種模式的“大一統”被漢王朝繼承並兩千多年延續下來，更是我中華民族的大不幸。“一君獨大” 的君主製，即使已儒化，很開明，也會有意無意地“化儒”----對儒家造成一定程度的壓製和汙染。
     
    
    漢朝以來延續了秦國模式，但經過了一定程度的儒化，算是秦式的變種，有所優化，仍嫌過於集權，弊病多多，遠遜王道。周朝八百年天下，穩定期長達四百年，這是秦漢以後沒有哪個王朝能夠達到的。春秋戰國比較亂，戰爭的激烈程度和民眾的苦難程度不一定比後來的亂世高，社會的文化活力和道德水準則絕對比後世高。到現在春秋戰國還是很多知識分子向往的時代呢。
     
    
    秦始皇所建立的郡縣君主製，是最方便集權、最方便壓迫剝削、最缺乏活力生機、最壓抑國民創造性的體製，是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科學技術各方麵最容易“受傷”的體製，是最難儒化而最易惡化、最易“化儒”的體製。
     
    
    可以說，兩千多年來“中國人民”的無量劫難，與秦始皇遺留下來的統一模式和製度模式脫不了幹係。麵對政治總製度的“既定事實”，儒家隻能在承認它的合法性的前提下，盡量使它道德化文明化。自西漢到明清的曆史，就是專製主義不斷膨脹、儒家群體不斷退讓、儒家學說不斷退縮的曆史。
     
    
    “榜樣的作用”是無窮的，從秦始皇開始，曆史繞了一個兩千多年的大彎，至今未能轉出來。或者說曆史陷入了“其興也勃也，其亡也忽也”的興亡周期律的怪圈。儒家擁有仁義原則的優秀，民本思想的先進，卻一直未能真正把民本落到實處，未能趕在西方之前“開”出儒家特色的民主製度來，根本原因也在這裏。追根溯源，法家和秦始皇乃是罪魁禍首。
    
     
    
    三
    
    
    
    在製度一定的情況下，君主道德如何就顯得至為關鍵，特別重要。君主的文化道德品行之優劣，就幾乎成了決定性因素，決定著社會文明度及國民幸福度高低。夏商周和秦漢以後曆朝曆代，都逃不出這個規律。
     
    
    “舜耕曆山，曆山之人皆讓畔。”（《史記·五帝本紀》）；“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隻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史記周本紀》）這都是德化的影響。
     
    
    在《呂刑》中，周穆王說：“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奸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製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並製，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大意是：
     
    
    “古代有教訓，那時蚩尤開始作亂，波及到平民百姓。人們無不寇掠賊害，喪盡天良，內奸外宄，爭奪竊盜，詐騙強取。三苗之主不守政令，用刑罰製人，製定了五種酷刑為法律。殺害無罪的人，開始濫用劓、刖、椓、黥等刑罰。於是施行殺戮拋棄法製，不區分具體案情。苗民興起欺詐之風，紛紛亂亂，沒有中正誠信，以致違背誓約。”
     
    
    蚩尤作亂，苗主濫刑，民眾就紛紛變壞了。以致“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意謂皇帝哀矜庶民無辜被害，於是報“為虐者”以威，用刑罰處置施行虐刑的人，將“苗民”誅滅，使他們沒有後嗣留在世間。
     
    
    這裏的“苗民”，作何解釋，茲事體大。因為下麵說皇帝報“為虐者”以威嚴，製止、消滅苗民，使他們沒有後嗣留在世間。“苗民”若是苗主，“遏絕苗民”隻是誅除首惡；“苗民”若是苗族民眾，“遏絕苗民”就是消滅整體惡化的苗族。學者或解為苗族之民，或說是三苗國主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據文義，當解為三苗國主。
     
    
    《尚書·微子》中，微子對箕子比幹說：“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厎遂陳於上；我用沈酗於酒，用亂敗厥德於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奸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於今。”
     
    
    比幹的話大意是：“父師、少師！殷商恐怕不能治理好天下了。我們的先祖成湯製定了常法在先，而紂王由於沉醉在酒中，因胡作非為而敗壞成湯的美德在後。殷商的大小臣民，愛好搶奪偷盜犯法作亂，官員們都違反法度。凡是有罪的人，竟無常法懲罰，小百姓一齊起來，同我們結成仇敵。現在殷商恐怕要滅亡了，就好象要渡過大河，幾乎找不到渡口河岸。殷商法度喪亡，竟到了這個地步！”
     
    
    商朝成湯、太甲、盤庚、武丁在位的時候，一切就蒸蒸日上。但同樣的商，由於紂王酗酒喪德，政治就無道，先王所遺的民本原則、德政法度就被架空或破壞，一切都不可收拾，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上上下下全都被敗壞。小民在“相為敵讎”的同時，亦“好草竊奸宄”。官民的道德水平和國民的幸福度都嚴重降低。
     
    
    《觀》九五象辭：“觀我生，君子無咎。”程子說“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係乎己而已。觀己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己之所為政化並也，乃無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己之所為政治未善，不能免於咎也。”
     
    
    孔氏穎達注：“九五居尊，為《觀》之主。四海之內，由我而化。我教化善，則天下有君子之風；教化不善，則天下著小人之俗。故觀民以察我道，有君子之風者，則無咎也。”《朱子語類》雲：“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媺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見自家所施之善惡。”說的都是風俗善惡、社會好壞與君主道德的密切關係。孟子說：
     
    
    “霸者之民，歡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孟子盡心篇》）
     
    
    意思是說，霸道下的民眾，愉快歡樂；王道下的百姓，悠然自得。犯罪被殺而不會怨恨，得了好處不用報答，因為法律公正。人民一天天趨向於善而不知道是誰使他們這樣。聖賢君子經過哪裏，哪裏就被感化，住在哪裏哪裏就有神奇變化，上下與天地造化協調運轉，難道說是小小的補益嗎？
     
    
    四
    
    
    曆史充分證明了孔子“草上之風必偃”觀點的正確性。惡像特殊病毒像瘟疫，很容易傳染，又特別容易自上而下地傳染，因為民易從眾，民眾易從權威。領導人大惡，政治惡化，民眾保持善良就很難。
     
    
    西哲也有類似認知。200多年前，法國路易斯-博洛爾就曾指出：“在一個國家裏，為政者的品質總是影響並成為該民族性格品質的模型。惡劣的政治道德可以像瘟疫一樣傳染給人民，於是，人民也慢慢地習慣於冷漠、殘忍和不講正義了。”
     
    
    當然，善也一樣有傳染性。領導人大善，政治文明，民眾也不容易變壞，社會道德必然大幅度上升。在君主製下，君主的文化道德品行之優劣，幾乎有決定性作用。君優固好，萬一君主惡劣，民眾和社會就倒黴了。
     
    
    可見，君主製（不論封建製還是郡縣製），一方麵有其曆史的合理性和民意、傳統、文化的合法性，一方麵又存在著某種重大缺陷和曆史局限。（儒家文化對這種曆史局限不能不有所遷就和一定尊重----君主製文化的合法性，正來源於儒家對這種局限一定程度的尊重。）
     
    
    君主製最嚴重的問題是，君主權力過大。以之為善，固然很好，以之為惡，問題就大了，就很容易對民本原則造成製度性傷害，甚至讓“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演變成“君為貴社稷次之民為輕”。因此，君主製搞得最好，終究是小康王道，搞得不好就成霸道，“假仁假義”，若指導思想錯誤更不得了，如被法家搞成違仁悖義的極權暴政。
     
    
    儒家基本原則不必變也不能變，但製度形式則應該因時製宜與時俱進。與君主製相比，現代民主製與民本思想和德政精神更容易相通，可以有效彌補君主製的製度缺陷，跳出古代王朝興衰滅亡的周期性規律。儒家可以高度優化君主製，但儒家君主製仍然不足以跳出這個曆史周期性。
     
    
    較理想、完善的製度模式與統一類型應該是：以儒家為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的儒家民主製加郡縣製，可以充分汲取西方民主製、聯邦製的優點而有效消除其各種弊端。
    
    
    西曆2012-4-19東海儒者餘樟法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