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曉光：孜孜探求社會公正的“政治良心化身”
作者：章曉明




　　康曉光，男，1963年出生。1986年畢業於大連理工大學應用數學係，獲數學學士學位；1993年畢業於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獲生態學碩士學位。1998年，受聘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現為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兼職教授；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常務理事；中國扶貧基金會理事。1996～1997年連續兩年獲得“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一等獎”。



　　如果一個國家在人才爭奪戰上一步落後，就可能在科技進步、社會發展等方麵步步落後。
　　——康曉光


　　現狀：“劫貧濟富”情況嚴重


　　1995年秋天的某一個黃昏，遠離北京的中國科學院青年學者康曉光，在廣西馬山縣的一條山路上彳亍前行，夕陽把他單薄的身影投在紅水河的波光裏。在大山無言的環抱中，他步履維艱，但目光堅定。他的每個動作都讓人想起西方作品中的西西弗斯。


　　而此時，在廣西自治區的首府南寧市，著名出版家張武正對一本散發著油墨清香的圖書樣本——《中國貧困與反貧困的理論》作最後的檢查。


　　幾個月前就是張武把這本極具研究價值和反思意義的書稿約到手的，現在終於付梓印行。他料定這本別樣的書將引起世界對中國貧困問題的關注。他的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然後他一次又一次拔打電話，要把圖書出版的喜訊告訴它的作者——康曉光。


　　把康曉光比成西西弗斯是恰如其分的。這位出生於沈陽的東北漢子1981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國防科技大學係統工程與數學係，一年後又考入大連理工大學應用數學係，1986年畢業後在沈陽農業大學農學係任教。1990年他考入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獲生態學碩士學位。1994年1月他進入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工作，8個月後被派往廣西掛職扶貧，先後任馬山縣副縣長和自治區山區開發中心副主任，開始了他漫長的中國反貧困之路。


　　馬山縣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中部的大明山北麓和紅水河中段南岸，東與忻城縣、上林縣接壤，西靠平果縣、南臨武鳴縣，北與都安瑤族自治縣隔紅水河相望。全縣設15個鄉鎮，共171個村，總人口49．25萬人，是一個多民族的縣份，也是全自治區有名的山區縣之一。境內，除流經縣北的紅水河外，僅有些細小的河流，每逢下雨，雨水便從地下流走，旱澇災害頻繁，屬於中國最貧困縣之一。


　　自1978年中國實現改革開放後，社會經濟逐漸走上快車道。但由於曆史、自然環境等方麵的原因，中國存在著大量的貧困人口。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的絕對貧困人口農村就占8000萬，而國家統計局利用1993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調查資料進行的測算表明，我國城鎮約有370萬戶、1200萬人處於相對貧困狀態。


　　如何減少甚至消除龐大的貧困人口，如何縮短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是政府麵臨的一大難題。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把消除貧困人口作為一個重要的課題進行攻關。年富力強的康曉光成了反貧困戰略中衝在最前麵的人。


　　康曉光一來到馬山便馬不停蹄地下鄉走訪調查，了解民情，掌握豐富的第一手資料。1995年初，他寫成《90年代我國的貧困與反貧困問題分析》，發表在《戰略與管理》1995年第4期上，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這可算是康曉光反貧困戰略的第一炮。


　　在康曉光看來，反貧困行動其實是對人的一種投資。貧困人口之所以貧困，根源於不利的生存背景，根源於缺乏教育和訓練，根源於營養不良和缺醫少藥。從這個意義上說，貧困的根源正是貧困的條件。通過解剖今天的低素質、低競爭能力和低收入的惡性循環，將提高貧困人口的生產技能和人力資本存量，從而提高他們明天的工作效率。他認為，像所有的投資一樣，人力投資也要求犧牲眼前的資源利益以增加未來的生產能力。那種認為為社會貧困人口提供社會服務是對社會生產資源的單純消費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他在調查中發現，由於我國反貧困資金的主要供給者是中央政府，個人和民間組織在反貧困行動中發揮的作用極小，中央政府提供的貼息貸款和財政撥款是反貧困資金的主要組成部分。但康曉光發現，由於財政支出格局是各個社會階層、各個地區的政治、經濟實力衝突、較量的結果，絕對貧困階層恰恰是談判能力最弱的社會階層，因此，他們所得到的份額，即反貧困資金在財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往往很低。


　　他掌握到這樣的一組數字：1986～1993年，全國每年投入貧困地區的扶貧資金，包括貼息貸款、財政撥款、中央各職能部門的扶貧資金估計約100億元。其中中央政府每年提供45.5億元扶貧資金，78％為貼息貸款，22％為財政撥款。也就是說，1986－19938年間，中央財政每年直接的扶貧支出僅有10億元。1992年，我國財政支出4390億元，其中企業虧損補貼455億元，價格補貼322億元，共計767億元。可以說，2億多城市人口是這767億元財政支出的受益者，廣大農村人口特別是貧困地區的貧困人口是無緣受用的。


　　這樣就造成一種“不公正”：不僅收入高的人享受政府的工資補貼多，不僅吃得好的人享受的政府的食品補貼多，而且有錢看病的人看病少花錢，沒有錢看病的人看病卻多花錢；有儲蓄能力的人政府提供養老金，沒有儲蓄能力的人卻要自己養老；有錢讀書的人免費上學，沒錢讀書的人自費上學……他強調，這種狀況如不能得到盡快改善，“反貧困”無疑將成為一種最大的社會諷刺！


　　康曉光認為國家不應該無視城市絕對貧困人口的存在。如果政府決心在20世紀末消除我國的絕對貧困問題，那麽就應該給予上千萬的城市絕對貧困人口以極大的關注。他了解到，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90年代，隨著我國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的深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城市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程度在加大，加上城市生活指數不斷上升，我國的城市貧困人口在不斷增加，城市貧困問題日益突出。他總結現在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的城市貧困人口主要由7個社會群體組成：


　　一是城市經濟體製轉軌時期沉澱於社會的職工，主要是倒閉的城市集體所有製企業自謀職業的職工，國有破產或瀕臨破產企業的無再就業能力的職工，以及上述兩類人員的家屬；二是競爭能力較差，在勞動力市場上被淘汰的人，主要是被開除、辭退、解聘或辭職，以及難以被錄用的待業青年等；三是市場競爭中的失敗者，由富裕階層淪為貧困者，如經營破產的個體戶；四是勞教、勞改後回城人員，犯罪人員的親屬，以及因賭博、吸毒而致使家庭衣食無著的人；五是偶發因素所造成的貧困者，如車禍、地震災害以及疾病等導致殘疾從而失去勞動能力和收入來源的人；六是對物價上漲缺乏抗禦能力的低收入者，他們長期以來收入低、負擔重、無積蓄，物價上漲極易使這些原本處於貧困邊緣的職工，因難以承受通貨膨脹的重壓而淪入貧困狀態；七是流入城市打工、當保姆，但又務工不著或被辭退失去收入來源，生活極端困難的農民，他們是目前和將來最大的城市貧困人群，但至今未被納入保障網絡之中，也未成為任何一項反貧困計劃的對象。


　　在他看來，如果忽視城市貧困人口的龐大隊伍，那麽反貧困計劃肯定是不徹底的。


　　麵對反貧困行動出現的種種問題，他提出實行反貧困製度創新。要做到製度創新必須在以下兩個方麵入手。


　　第一個方麵是貧困地區的社會經濟體製改革，因為貧困地區往往在社會經濟體製改革方麵也遠遠落後於發達地區，而且這種差距並不比經濟發展方麵的差距來得小。因此，加大改革力度也是貧困地區脫貧致富的主要戰略之一。社會經濟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完善聯產承包責任製，發展農業的社會化服務體係，發展農民合作的組織；大力發展非國有加工業企業，如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股份合作製經濟；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行政活動程序，削減冗員，改變政府部門作為地區“就業機器”的狀況。


　　第二個方麵就是反貧困行動的組織機構和管理製度的改革。因為我國的反貧困行動或扶貧工作最大問題是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低，扶貧效益不大，不僅需要擴大和改革現有的扶貧組織機構，還要對現有扶貧工作的管理製度做大量的改進和設計工作，同時要提高各級扶貧機構工作人員素質。


　　康曉光在馬山縣幾乎跑遍了所有的鄉村，走訪了幾萬戶貧困家庭，所獲資料十分珍貴。他把他的調查和思考凝聚成一部20多萬字的著作《中國貧困與反貧困的理論》，後來成為中國反貧困工作的指導用書。該著作還獲得1995年“桂花工程獎”和桂版優秀圖書一等獎。他在反貧困第一線的工作也得到了國家的認可，1996年，他獲得“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一等獎”。


　　1995年底，康曉光離開了廣西馬山回到中科院，但他的反貧困工作還在繼續。人們看到他後來的每一項研究都是涉入中國最現實的問題，都與中國改革進程息息相關。有人說他是在“啃中國最難啃的骨頭”。是的，他就像西西弗斯一樣，盡管困難重重，仍以堅韌不拔的毅力和勇氣，不停地把巨石搬上山。加繆《西西弗斯神話》最後部分這樣寫道：


　　我把西西弗斯留在山腳下！我們總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負。而西西弗斯告訴我們，最高的虔誠是否認諸神並且搬掉石頭。他認為自己是幸福的。


　　“希望工程”的奠基者


　　顯然，康曉光比西西弗斯幸運多了，他每一次努力都看到了希望，他每前進一步都是對成功的一次接近。


　　1998年，康曉光在《瞭望》雜誌上公布了一個令人鼓舞的消息，我國的反貧困行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數量從1978年的2.5億減少到1998年的4200萬，20年間減少了2億多人。同一時期，世界上發展中國家的絕對貧困人口數量卻有增無減，處於市場化轉型之中的前社會主義國家的貧困發生率也在大幅度增加。他說這一成就主要歸功於市場化改革及其帶來的全麵經濟增長。


　　我國反貧困工作中，政府起到了主導性的作用，但各類民間組織以不同的方式在扶貧工作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例如，成立於1985年的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國際民間組織處，專門負責利用國外民間組織的資金開展扶貧工作，有56家組織和機構提供了 2.4億人民幣的資金，用於扶貧開發和救災援助。成立於1989年的中國扶貧基金會，已累計為貧困地區、貧困家庭提供資金和物資6億多元人民幣，有50多萬貧困人口直接受益；而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於1989年開始實施“希望工程”，為資助失學兒童，提高貧困人口素質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尤為引人注目。


　　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是團中央、中華少年先鋒隊全國工作委員會共同創辦的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全國性非營利性社會團體。康曉光被聘為基金會的常務理事兼非營利組織研究委員會主任，為促進“希望工程”的健康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


　　1996年康曉光花了兩年時間，撰寫了《創造希望》和《“希望工程”調查》兩部宏篇巨作，於1998年公開出版。他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從募捐、資助、項目開發、組織發育、社會參與以及社會影響等方麵，全麵揭示了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發展曆程，並借鑒新製度經濟學、功能主義社會學以及生物進化論的新成果，提出了解釋青基會發展的“需求—響應”模式，最後將青基會的發展放到中國現代化的大背景中進行分析，探討了青基會的發展對於我國未來“第三部門”成長的啟示。


　　“第三部門”是西方學者發明的一個學術名詞，指獨立於政府的非政府、非營利組織。在西方社會，“第三部門”的發展甚為迅速，如在美國的各部門中，大概20％的勞動力和15％的經濟總量存在於“第三部門”，而且越來越大，形成一個潛力非常巨大的新潮流。康曉光認為，我國“第三部門”的發育十分緩慢，與市場經濟很不協調。他在《創造希望》中說：“市場經濟、自治社會和民主政治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製度要素，其中市場經濟是自治社會和民主政治的基礎。目前，中國的市場經濟發育極為迅速，而且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自治社會的發育還剛剛起步，這表現在民間非政府組織不但數量少，缺乏獨立性，而且所發揮的作用微不足道，與社會需求相去甚遠。更為重要的是，自治社會恰恰又是中國最為缺少的。”


　　在康曉光眼中，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無疑是中國“第三部門”中引人注目的一個，它致力於保障中國最貧困階層的最基本需求，推出了“希望工程”這一目前中國效率最高的社會再分配項目，為建立新的社會保障體製進行了成功的嚐試。最重要的是，中國青基會為現代社會“第三部門”的起步和發展提供了傑出的先導和示範。


　　作為中國國情研究專家，康曉光在研究中國青基會和“希望工程”的時候，首次提出了把“製度創新”作為研究重點。因為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是一個整體發展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承受著發達世界巨大的示範壓力，現代化任務極為沉重；與一般的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是一個正在進行全麵深刻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製度創新的任務格外沉重；與一般的社會主義國家相比，中國還是一個曆史悠久的東方國家，傳統要素源遠流長、根深蒂固，與現代文明接軌難度極大。這樣，中國的製度創新不僅任重道遠，而且必須是一個別具特色的過程，相應地，研究中國的製度創新問題也就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2001年2月，康曉光等主編的“中國第三部門研究年鑒”——《處於十字路口的中國社團》公開發行，他的《關於官辦社團自治化的個案研究》以大量案例剖析社團自治化的必要性問題。作者特別強調了個案研究的意義。他說：“個案研究有著獨特的價值。一個 好的個案，可以使研究者透過它了解一個時代的精神和社會結構的特征，透過它的演變洞察時代的曆史趨勢和社會的發展脈絡。”


　　《處於十字路口的中國社團》還匯集其他知名學者對中國“第三部門”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清華大學秦暉教授的《從傳統民間公益組織到現代“第三部門”》、青基會會長徐永光的《中國“第三部門”的現實處境及我們的任務》、高丙中的《社會團體的興起及其合法性問題》等通過豐富的論述及大量的案例，使人清楚地看到了當今中國社會內部非政府組織所進行的大量創新活動。這些創新活動都是社團組織擔負起原先國家和政府不能擔負和沒有擔負的職責，例如慈善等事情。


　　康曉光曾多次說過：“如果一個國家在人才爭奪戰上一步落後，就可能在科技進步、社會發展等方麵步步落後。用全球的視角來審視，我國最需要的是人才，最缺乏的也是人才。”


　　基於這樣的思考，康曉光對中國青少年基金會的“希望工程”尤為投入。因為“希望工程”從更現實意義上說就是人才戰略。


　　中國青基會自1989年3月成立的幾年內，已經使貧困地區200多萬已經失學、瀕臨失學或從未上過學的兒童得以就學；為貧困地區修建、改建、新建了近6000所希望小學；為貧困地區送去了1萬套《希望書庫》；表彰和培訓了數千名貧困地區的鄉村教師，其中絕大多數是民辦教師。


　　1998年是中國青基會既定的“希望工程”衝刺攻堅計劃的最後一年。青基會推出 ’98“希望工程”誌願者勸募行動，招募20餘萬名誌願者，深入社區，貼近公眾，以一種全新的社會化籌款方式，再次掀起了捐資助學的熱潮。而1997年洪水肆虐期間，災區大批農村小學被毀，學童無校可上的危難關頭，青基會與全國200多家新聞媒體合作的 ’98“希望工程”救災勸募行動，贏得捐助上億元，救助3.9萬名災區兒童回到了校園，向災區緊急提供2000多頂“帳篷希望小學”，資助災區建設希望小學500多所，為災毀學校迅速複課做出了突出貢獻。1998年，全國“希望工程”實現籌資3．54億元，其中中國青基會近2億元，創下了10年來的最高記錄。“希望工程”實施10年來，已經累計資助了200餘萬名貧困地區失學兒童重返校園。由於政府扶貧、普九力度的加強以及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失學兒童的絕對數和失學兒童的比例都在逐年下降，貧困地區適齡兒童對社會的資助需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1998年後，“希望工程”的戰略重心開始轉移：“希望工程”由救助失學兒童轉向對優秀受助生的跟蹤培養；希望小學由硬件建設為主轉向並以教師培訓、現代化教學設施配置等軟件建設為主。


　　然而“希望工程”的建設過程也非一帆風順，2002年3月《南方周末》用四個版麵刊登該報駐京記者方進玉的調查報告《違規投資玷汙“希望工程”·青基會負責人難辭其咎》，質疑基金會負責人徐永光在“希望工程”中的違規操作。“希望工程”遭遇信任危機。


　　“希望工程”信任危機引發的全社會對中國“第三部門”的信譽危機，使康曉光感到從未有過的壓力。因為中國需要“第三部門”，無論是市場的進一步完善，還是社會主義民主建設都需要市民社會的支撐。中國的NGO（非政府組織）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所以，這場危機將給整個中國社會造成深遠的負麵影響。2002年4月康曉光以《危機的根源與後果》一文對此次危機作出回應。他坦率地說，我對事件本身的“真相”和“背景”沒有多大興趣，我真正關心的是比它們更為深刻的東西，這就是此次危機的“根源”與“後果”。他說，“希望工程”從某種意義上說已經成為中國的形象工程，它所取得的成就是其他機構望塵莫及的。“喪鍾為誰而鳴？”不僅僅是為一個中國青基會而鳴，而且是為每一個NGO而鳴，為每一個中國人而鳴！


　　康曉光在擔任中國青基會常務理事兼非營利組織研究委員會主任的同時，還被中國扶貧基金會聘為常務副秘書長。這是他反貧困路上的又一個領域。


　　中國扶貧基金會的業務主管部門是農業部，接受民政部業務指導和監督管理。2002年中國扶貧基金會發起了“新長城——特困大學生資助項目”的教育扶貧的倡議。


　　康曉光有著在農村基層工作的經曆，又有著在“希望工程”中積累的豐富經驗。他意識到，隨著高校收費製度的改革和高校的擴招，一方麵越來越多的應屆高中畢業生獲得了進入高校深造的機 會；另一方麵，日益增高的學費也給部分貧困家庭帶來巨大壓力，大學生貧困問題已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於是他和扶貧基金會的負責人研究，決定搞一項旨在幫助特困大學生完成學業的又一個“希望工程”即“新長城——特困大學生資助項目”。該項目是一項理念先進、設計科學、管理規範的社會公益項目，不僅注重對特困大學生的經濟資助，而且通過學生自治組織——自強社的活動，關注學生的心理健康和社會公益道德文化建設，是江澤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扶貧與教育領域的具體實踐，對深化高等教育體製改革將產生積極的影響。


　　中國扶貧基金會的倡議得到了教育部、國務院扶貧辦的大力支持。2002年9月1日，“新長城——特困大學生資助項目”啟動儀式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扶貧基金會名譽會長、新長城工作委員會名譽主任楊汝岱，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新長城工作委員會主任王鬱昭為該項目揭幕。康曉光以基金會常務副秘書長的身份在啟動儀式上介紹了項目情況。


　　“新長城——特困大學生資助項目”的啟動得到社會各界的大力響應。截至2002年9月1日，已確認捐款人民幣近300萬元，已確定資助特困大學生300餘人。今後中國扶貧基金會將根據工作的深入開展情況由北京周邊地區向全國輻射，特別關注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和農業、林業、師範類學校。


　　康曉光認為，“新長城——特困大學生資助項目”是一項理念先進、設計科學、管理規範的社會公益項目，不僅注重對特困大學生的經濟資助，而且通過學生自治組織——自強社的活動，關注學生的心理健康和社會公益道德文化建設，這是最大特色。


　　另外按康曉光的設計，項目在後期管理上，將在受助學生中建立自治社團組織——自強社，通過自強社，學生自己管理資助款，並且有組織地開展自助、助他的社會實踐和公益活動，盡自己的力量回饋社會。在貢獻社會的過程中，他們將建立起責任感和使命感，樹立起自尊與自信，心理上得到健康的發展。因為在康曉光看來，貧困不是一個人的罪惡，每個人沒有權力選擇自己出生的家庭和環境，能在極度艱苦的條件下考入大學深造，本身就是值得大家尊敬的英雄。因此康曉光主張在工作過程中要把現代公益活動的理念，貫徹在所有的細節裏，真正體現對人性本身的關懷。


　　國情研究隊伍中的又一匹“黑馬”


　　2000年1月9日，中國科學院和清華大學宣布正式合作成立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由著名國情研究專家胡鞍鋼教授擔任中心主任。


　　胡鞍鋼開始涉入中國國情研究是1985年，當時他還是中國科學院的博士研究生。攻讀博士學位的第二年，他參加了由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周立三領導的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當時這個小組被稱為專為政府高層提供國情研究報告的高級智囊組織。胡鞍鋼為了完成課題，自己到基層進行調查，寫出《人口與發展——中國人口—經濟係統分析及人口係統控製對策研究》的著名論文，第一次運用包括人口學、經濟學及現代對策論的係統工程等多學科理論和方法，就人口與就業、人口與消費、人口與城市化、人口與環境資源等問題，對中國現代化人口轉變特點和預測中國人口數量增長進行研究，提出了如何嚴格控製人口數量增長、開發人力資源、提高人口文化素質的建議，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被稱為中國國情研究隊伍中的一匹“黑馬”。1988年，由他主筆的中國第一號國情報告《生存與發展》再次為他贏得聲譽，奠定了在中國國情研究隊伍中的地位。


　　康曉光與胡鞍鋼的合作肇始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最明顯的標誌是1996年康曉光與胡鞍鋼、王紹光一起完成了中國社會現實的分析報告——《中國地區差距報告》。這實際上是康曉光反貧困行動的一部分。一年前，康曉光的《貧困與反貧困理論》的問世已使知識界意識到又一個知識精英的崛起。而當1998年康曉光的《地球村時代的糧食供給策略——中國的糧食國際貿易與糧食安全》的出版，則證實人們一度流行的猜測：在中國國情研究隊伍中，康曉光是繼胡鞍鋼之後的又一匹“黑馬”。


　　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要從事中國國情、經濟、科技、教育、環境保護和經濟安全的發展戰略和公共政策研究，為國家宏觀決策提供科學研究背景和谘詢建議，努力建設成為國家高層決策科學思想庫。


　　中心成立後，康曉光成了中心的專業研究人員，除了繼續研究中國反貧困的理論、分析中國各階層的生存狀態外，還對國家政治和經濟的發展進行深入探討，以給中國高層製定政策提供智囊服務。


　　2002年，康曉光在中國著名的思想陣地《戰略與管理》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未來3—5年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的文章。在這篇中國政治國情解讀文章中，他以敏銳的眼光觀察和解析了中國大陸的社會狀況及其“問題”，提出了關於政治穩定性的“三維分析法”，被專家認為“在理論建構與學術創新方麵做出了貢獻”。


　　早在1999年10月，康曉光就在他的那部具有轟動效應的國情讀物《權力的轉移——轉型時期中國權力格局的變遷》中指出，自1978年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全麵而又深刻的變化。其中最為引人矚目的是，在中國社會內部，正在經曆一場不可逆轉的“權力分裂”過程，逐步發育出一個相對自治的社會空間，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這是中國數千年悠長曆史中未曾有過的現象，其意義遠遠超過了以往的任何一次社會變革。


　　他在《權力的轉移》一書中以其獨特的視角，觀察了經濟轉型與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必然結果：權力如何從政府獨家壟斷向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轉移，因此出現新型的權力格局。康曉光在考察改革以來中國權力格局的變遷後，就社會自治組織的未來目標模式問題提出了合作主義的主張。這一富有啟迪意義的提法引起國情專家及中國高層的極大興趣。


　　康曉光看到，由於中國社會發生的巨變，“自由化”便成了目前中國經濟領域改革的基本特征。在這種情況下，國際因素對國內政治的影響越來越大，使得中國政治穩定性受到威脅。首先冷戰的結束，東歐、蘇聯的共產黨政權已經不複存在，社會主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其次，美國及其西方盟友主導世界事務，美國有恃無恐地幹預台灣事務。台海危機很可能觸發中國大陸與美國的軍事衝突。第三，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的對外依賴度大為提高，加入WTO意味著中國正在更深、更快地融入世界經濟。如果再加上通訊革命帶來的互聯網的發展、市民社會的複興、全球市民社會的迅猛擴張，以及海外NGO對中國大陸的政治事務的滲透，都會嚴重威脅中國大陸的政治穩定。


　　康曉光針對中國大陸的“特殊國情”，開發一種分析和預測政治製度穩定性的簡單而有效的分析框架，從“群體”“問題”“手段”三個維度考察挑戰政治穩定的力量。即“三維分析法”。


　　這種“三維分析法”看起來很複雜和深奧。他所說的“群體”是根據資源占有情況對社會成員進行分類的結果。可以以此通過各個群體與這個製度的利害關係來看其對製度的態度。所謂“問題”，就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問題”，會對某個群體的切身利益造成損害。社會問題引起的“群體”不滿，必將使得他們采取“手段”以推翻製度。因此當某個“群體”感到隻有推翻現行製度才能解決問題，而且他們有機會和足夠的能力這樣做，政治不穩定就發生了。


　　康曉光把“群體”“問題”“手段”與“政治不穩定”聯係起來的邏輯鏈條是這樣的：第一，社會分化，國民分化為不同的社會群體；第二，存在廣泛而嚴重的社會問題；第三，受到這些問題危害的群體感到在現行體製下無法解決問題；第四，他們擁有集體行動的手段，並且采取行動；第五，維護現行製度的力量不能有效地壓製反抗行為；結果，導致政治製度不穩定。


　　康曉光認為，目前流行的“市民社會反抗國家”模型，強調市民社會對民主化的重要意義。這是有道理的。但是，該理論隻強調社會中的集體行動及其功能，而有意無意地忽視社會中的階級分化，以及隨之而來的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衝突。因此他在“市民社會反抗國家模型”中引入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法，強調與國家相對的社會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分化為一係列不同的群體。這些群體各自占有的資源不同，對各種社會問題的反應不同，所擁有的行動手段不同，與國家的利害關係不同，因此在分析它們對政治穩定的影響時必須區別對待。


　　作為國情專家，康曉光在分析中國未來的政治問題時，並非隻是隔靴搔癢般地隻作空洞的研究，沒有對策。相反，他的許多建設性的建議非常中肯，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可。特別是他有關建設民主法治的建議已經得到中央高層的響應。


　　在對中國政治改革的評估上，康曉光與其他“激進”知識分子不同的是，他能從中國20年的政治改革的點點滴滴中感受到社會的變革。他說，盡管政治領域的變革滯後於經濟領域的變革，但是變革確實是發生了，而且變革的廣度和深度都超過了許多人的想像。20年的經驗顯示，中國的政治體製並不是一個“僵化”的體製，而是一個富於“彈性”的體製，它有能力適應不斷變化的內部和外部環境，因勢利導地改變自己的形態。


　　在“人大”與“選舉”製度的改進方麵，他看到，1978年以來，中國政府有意識地著手逐步完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最引人矚目的政治改革成就，是以村民自治為代表的“草根民主”。20世紀80年代初期實行“政社分離”，撤消人民公社，恢複鄉政府，並確立了鄉級人民代表的直接選舉製度。在拓寬政治參與的渠道方麵，他看到知識精英選擇“關鍵時刻”通過大眾傳媒進行的“獻計獻策”活動，預示了盛行於西方國家的“院外活動”的“苗頭”。在法製建設方麵，他看到十五大是中國法治建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標誌著中國從“法製建設”階段進入了“依法治國”階段。中國改革20多年在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取得的這些進步，給康曉光留下了深刻印象。


　　康曉光認為任何社會組織都有政治訴求。但如何解決“有組織地”參政問題，他比較了東西方各國的政治民主運作實際，建議政府采取“社團主義政治體製”。這種體製在歐洲和拉美國家采用較多。歐洲國家通過政府行政部門與職能社團的功能性聯係，滿足社會集團的參政要求，拉美國家則通過政黨組織與職能社團的“合二為一”解決集團化參政問題。中國都可借鑒。


　　康曉光堅信，公民的有組織參政是社會發展的必然，任何力量都不能抗拒，因此開放“公開行政領域”隻是一個時間問題。而他認為，就目前來說，“社團主義政治體製”是中國解決有組織的政治參與問題的最有效途徑。


　　“社團主義政治體製”未必會立即在中國實行，但中國的領導層在多個方麵已經表現出對政治改革的理解和對民主民生的關注。2001年3月，朱基在“兩會”上講：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天生民，民生就是天，就是最大的政治。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也體現了中國政府不遺餘力關注民生、發揚民主、實現政治改革的決心。


　　康韓之爭：中國經濟能不能運用“相對優勢”


　　康曉光思想敏銳，著述甚豐。在20世紀末和本世紀初的幾年裏，他的理論研究經曆了兩次較大的交鋒。先是1998年10月，他的《地球時代的糧食供給策略——中國的糧食國際貿易與糧食安全》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後，經濟學家韓德強對他的經濟浪漫主義提出質疑；後是2002年，他在《21世紀》第8期發表《90年代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研究》一文後，引來北京大學哲學係講師吳增定對他中國政治穩定中的“行政吸納政治”之說的爭論。康韓的經濟觀的爭論因代表了中國目前經濟界兩大陣營的思想衝突，而更具普遍意義。


　　韓德強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管理學院副研究員，長期致力於思考和研究一些有關中國與世界的大問題，是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1999年，韓德強在《碰撞：全球化陷阱與中國現實選擇》一書中把康曉光作為“市場浪漫主義的一個應用實例”進行深度解剖。


　　康韓之爭的焦點是中國糧食進口的問題。這個問題裂變成兩個問題：中國要不要進口糧食？如何進口糧食？


　　問題的起源是1994年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萊斯特·布朗在《世界觀察》雜誌發表的題目為《誰來養活中國？》的文章。這篇文章一經發表立即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幾乎所有重要的國際性報刊和新聞機構都在顯要位置上作了轉載和報道。


　　布朗根據中國和國際上某些機構發布的統計數據，分析了中國未來30～40年間的人口、人均消費水平、耕地、複種指數、水資源、生態環境的動態趨勢，以及未來世界上主要糧食出口國和進口國的供給與需求情況。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穀物進口國；中國的經濟繁榮將使世界進入糧食短缺時代；由於中國的大量進口，剝奪欠發達國家和人口的食品權利，加劇世界的貧困問題，繼而引起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崩潰和低收入國家的政治動亂。布朗在這裏向世界散布了一種“中國糧食威脅論”。


　　康曉光在《地球村時代的糧食供給策略》一書中，以強有力的分析顛覆了布朗的觀點，得出了與之相反的結論：中國穀物進口的擴大，隻會給糧食出口國帶來巨大的貿易利益，而不會損害它們的生態環境。中國在進口穀物的同時，不會向其他國家出口生態壓力和環境危機。


　　他還以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原理來說明，除美國等國外，發達國家在工業化的進程中幾乎都是糧食淨進口國。他預測，中國的糧食供給對國外的依賴程度的變化將表現為：2000-2020年之間依賴度 上升，2020年達到峰值，此後開始下降，2040年以後下降為負值。這裏存在著一個倒“U”字型模式，即2000-2050年期間中國的糧食進口規模和對外依賴度經曆了“先擴大，後縮小”的過程，轉折點出現在2020年。


　　毫無疑問，康曉光在與布朗進行理論交鋒時，顯然表達了個人對中國進口糧食的鼓勵，因為在他看來，進口農產品豐富了國內市場，調劑了某些品種的不足，有利於我國利用國際資源提高供給能力，一些優質品種的引進，促進了國內農業生產質量的提高。


　　這樣的推論與韓德強的觀念相反。


　　韓德強認為，康曉光引用“比較優勢論”犯的是邏輯錯誤。康曉光在認同“所謂‘國際貿易’就是國與國之間的商品交換”時卻忽略了國際貿易的競爭本質的靜態說法。韓德強認為，從動態觀點來看，國際貿易實際上是企業間國際競爭的方式。一國貿易力量的強弱，輸出額的大小，實際上是該國企業競爭力強弱的標誌。一國產品輸出得越多，競爭力就越強，技術改進的動力也就越強，占領產品輸入國的市場份額就越大，其競爭對手便越遭到削弱，直至產品輸入國的企業破產或被輸出國企業兼並為止。


　　在康曉光看來，美國之所以成為農產品出口國，是因為其農業利益集團的談判能力很強，而不是因為其農業很強。韓德強認為這是康曉光的一個核心誤解。因為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農業早已不再單純是土地密集型產業，而是集廉價石油、農業機械和電氣、化肥、農藥、生物遺傳工程和規模經濟於一體的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市場密集產業了。在美國農業的強大攻勢麵前，第三世界各國紛紛從糧食自給國成為糧食進口國，連歐洲都難以抵擋美國農業的進攻。


　　韓德強認為，康先生的觀點賴以立足的理論基礎是市場浪漫主義。正是從市場浪漫主義出發，康曉光才主張糧食進口，而且給國人一個進口的倒“U”曲線，以向那些不主張大規模進口糧食的人表明：現在多進口，將來可以少進口。但韓德強又說，康曉光在結論上的根本錯誤不在於主張糧食進口，而在於主張讓市場來配置資源，讓中國的弱質農業接受美國的強勢農業的競爭和淘汰。這才是韓德強與康曉光交鋒的焦點。


　　關於市場浪漫主義，韓德強在他的《碰撞》序言中說，所謂市場浪漫主義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論”和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論”的合稱，其核心理念是“看不見的手”，即認為每一個人最大限度地追逐個人利益，會自動地實現社會利益的最大化。這一理念推廣到國際範圍，就是李嘉圖的“比較優勢論”，即國際間放任自由的貿易可以自動實現各國利益的最大化。這一理念體現在對一國經濟發展的預期上，即認為每一個市場經濟國家都會經曆由不發達到發達的過程，隻是時間早晚問題，早發達的為先進，尚不發達的為落後。一句話，市場浪漫主義把經濟的發展完全寄托在市場機製上，否定任何國家幹預的合理性。


　　康曉光秉持的一個觀點是，在一個開放的市場，全球一體化到來的時候，進口廉價農產品可以提高中國工業製成品的競爭力。另一方麵，“走向市場、走向世界的中國必定是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在韓德強看來，這隻是康曉光的主觀判斷，因為，正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廉價農產品大量湧進國門之時，中國工業的競爭力在進一步下降。道理非常簡單，無論是中國農業還是工業，在跨國公司的麵前都缺乏競爭力，因此，一旦開放程度加大，工業和農業就會同時落入困境。另外，在市場浪漫主義的光暈下，康曉光不但看不到中國所麵臨的真正危險，反而誤以為中國正在跨國公司的接管中日益強大起來。因此，康曉光才根本誤讀了“中國威脅論”的真正背景和動機。


　　韓德強看到，在西方有一部分人曾希望推進中國的現代化，讓中國走向世界，以消除中國社會主義對他們資本主義的威脅，但是他們同時看到中國的強大對他們國際霸主地位的挑戰，又看到，占人類1/5的中國人也要加入“富人俱樂部”的話，勢必會爭奪地球上有限的資源，在市場上也會發生衝突。於是，西方人才決定借助各方麵的力量來“遏製”或“圍堵”中國，來保證自己作為“先入者”所占據的壟斷利潤。這是西方國家合夥鼓噪“中國威脅論”的真實動機。


　　在中國經濟界，韓德強有“新左派代表人物”之稱，他強調的是現實主義的經濟路線，追求國家利益的優先，更多地關注經濟機遇帶來的負麵效應。韓德強曾說：“作為對市場持現實主義態度的學者，雖然我讚成政府的決策，但卻覺得有必要多討論一些加入WTO的負麵影響，特別是對市場浪漫主義多加以分析，以便人們更加清醒地研究加入WTO的應變對策，使加入WTO真正成為促進我國企業競爭力崛起的契機。”在這一點上他與自由經濟觀點很強的康曉光是一致的。但如何保證中國國家利益不受損害，如何使中國的市場經濟取得更好的發展，康曉光則有更開放的態度，這種思路上的爭議為中國經濟改革造就了一個更加透明的學術爭鳴空間，也為中國高層的經濟決策提供一個多層麵全方位的參考。


　　與朱鎔基所見略同：為“弱勢群體”政治代言


　　自1994年被派往廣西參與扶貧工作開始，近十年的時間，康曉光主持了十多個研究課題，研究領域多為中國轉型時期的公共政策問題。尤其在“收入差距”“資源與環境”“國家與社會關係”一係列理論研究和政策研究方麵成績最為驕人。


　　康曉光的一係列研究差不多都是圍繞著中國貧困與反貧困問題展開，他實際上在為消除社會的“不平等”而做長期的努力。有人這樣說，正是因為康曉光多年來不辭勞累深入基層，反映社會底層的呼聲，正是因為他一如繼往孜孜不倦地分析弱勢群體形成的深刻原因，才引起了全社會對弱勢群體的關注。在2002年召開的九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弱勢群體成為代表委員們關注的熱點話題之一，朱基總理在會上將農民收入增加不快形容為他“最頭痛的問題”，表達了他對弱勢群體的憂慮和加大關注扶助的決心。朱基還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弱勢群體”這個新名詞，強調對弱勢群體給予特殊就業援助。


　　據資料顯示，包括下崗失業人員、農民工、殘疾人、孤寡老人以及早年退休人員的中國弱勢群體約11800萬人，占全國城鎮人口的30%，占全國人口的9.3%。造成弱勢群體存在的主要原因一般來說有這樣幾個方麵：價值規律和市場經濟競爭作用導致人員下崗失業；產業結構不合理，地區發展不協調，城鎮化水平低；實行多種分配方式造成的兩極分化；農村人口過多，農村經濟落後，農民收入增長緩慢。


　　這些年來，康曉光幾乎跑遍了全國各個省，尤其對貧困地區的生活狀況痛心疾首。這就是他為什麽一直堅持不懈地支持中國反貧困行動的重要原因。1999年，康曉光在評論《中國貧困地區教育發展研究報告》時動情地說：我相信每一個去過中國貧困地區的人， 每一個進入過貧困農戶家中的人，每一個看過貧困地區那些破爛不堪的校舍的人，每一個注視過失學兒童的烏黑的眼睛的人，都不能無動於衷地離開那裏，都無法忘記生活中曾經發生過的那一幕。


　　康曉光在研究中發現，中國目前的基尼係數為0.458，已經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進入了分配不公平區間。國家統計局2000年對中國4萬個城鎮居民家庭收入情況的調查顯示，占總調查量20%的高收入者擁有相當於42.5%的財富。近幾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幅遠遠低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在如此之大的國家裏，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基尼係數的上升幅度如此之高，在世界曆史上是非常罕見的。他認為收入分配不均是形成中國弱勢群體最直接的原因，而造成收入分配嚴重不平等狀況的主要原因是異乎尋常的城鄉收入差距和地區收入差距。


　　康曉光看到，中國改革有兩個時間段，前十年也就是20世紀80年代，社會成員普遍感受到改革的好處，而到後十年，一個基本特征是，精英群體獲取了經濟增長的大部分收益。中國精英群體包括政治精英、知識精英、經濟精英。中國在20世紀的90年代中後期已經完成了治理策略的調整，政府對新的精英集團采取的策略是允許、鼓勵他們在許可的範圍內獲得其利益，正是因為執政者及時地完成政策調整，才有了90年代持續的政治和社會的穩定。但另一方麵，腐敗、金融風險、社會不公等一係列問題也孕育著破壞穩定的力量。但讓康曉光這些有心人不安的是，2002年中國社會進一步兩極化的現象並不是一個暫時性的現象。


　　有許多人對康曉光的這種焦慮並不以為然，在他們看來，中國現階段麵臨的最緊迫的問題是“如何做大蛋糕”，而不是“怎樣分配蛋糕”。康曉光認為這種非此即彼的觀點是嚴重錯誤的。對於眼下的中國來說，“公平”與“效率”是相輔相成的係統，而不是此消彼長的關係。改善收入分配狀態，不但不損害經濟效率，相反還會促進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而一任不平等繼續惡化則必將摧毀經濟持續增長的前提。


　　康曉光看到，其實在當前製約中國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因素是有效需求不足，而在商品出口受阻、外來投資疲軟的情況下，擴大國內需求是刺激有效需求的最重要的手段。但是國內需求的狀況不令人樂觀，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


　　關於收入分配方式，“二次收入分配理論”認為，市場的“初次分配”和政府“再分配”決定了社會財富的最終分配狀態。但是康曉光指出，在中國必須用“四次收入分配理論”來透視收入分配。


　　康曉光分析的“四次收入分配”的結果令人憂心：


　　市場主持第一次分配，它按照“效率原則”進行分配，社會財富被以工資、利潤和利息的形式分配給生產要素的所有者。與世界各國一樣，中國的第一次分配也導致不平等。


　　第二次分配由政府主持，它應該按照“公平原則”通過稅收和財政支出進行“再分配”，以校正前次分配“失誤”。但是，中國政府實施的再分配具有一個突出的特征，那就是“錦上添花”。也就是說，受到市場優待的人進一步受到政府的優待，從政府再分配中受益最大的群體恰恰是高收入群體。


　　第三次分配是非營利組織通過募集自願捐贈和資助活動實施的。這次分配依據的是“道德原則”。目前，在中國，第三次分配的確發揮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但已是“微不足道”了。


　　第四次分配被稱為“灰色分配”和“黑色分配”，主要是通過各種犯罪活動，如盜竊、搶劫、偷稅漏稅、貪汙和受賄等等獲得的分配。在中國，錢權交易、偷稅漏稅、買官賣官則是第四次分配的主要形式。


　　康曉光指出，在法治並不健全的轉軌社會裏，第四次分配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中國公眾對第四次收入分配的痛恨已經到了咬牙切齒的地步。因此康曉光呼籲，政府必須嚴厲打擊“第四次分配”“反腐敗”也是“硬道理”。


　　要消除貧困，解決分配上的不公平，康曉光認為，近期對策是通過中央的財政轉移支付，增加對農村和欠發達地區的投資，來縮小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打破人口流動壁壘，“解放中國人民的腳”；政府必須盡快停止“錦上添花”式的再分配政策，關心弱勢群體，把扶持貧困人口、貧困地區和農村發展放在第一位，保證“雪中送炭”。這些都是控製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最有效的途徑。


　　同時康曉光看到，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精英群體獲得好處太多，承擔責任卻太少。如果從不平等程度上作比較，中國不一定比發達國家嚴重，但兩者之間最大的差別是，中國精英群體的社會責任感要比發達國家低得多，相比而言，中國的精英們也沒有一個統一的規範、價值和理念。比爾·蓋茨聲言死後隻給每個子女留100萬美元，而絕大部分資產留給社會。中國的精英能不能做到的確是個問號。康曉光認識到，一種良性的文化和價值的形成絕不是10年20年就可以實現，需要長期的過程，需要社會成員之間的不斷磨合、公眾不斷的壓力、精英群體不斷的反思來實現。但他堅信一點，在一個健康的社會裏，精英必須承擔責任，而大眾必須擁有權利。


　　對中國弱勢群體的困境，中國領導人表現出前所未見的關注。除朱基在九屆人大五次會議強調扶助弱勢群體外，江澤民也在2002年9月的全國再就業工作會議上承認失業問題嚴峻，並把擴大就業和促進再就業“定調”為“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也是重大的政治問題”。


　　康曉光看到，盡管目前城鄉兩極化的趨勢有其結構性的原因，目前還不能一下子從根本解決，中國新老兩屆領導人，打擊富人漏稅、關懷窮人生活等手段或姿態，已起到很好的社會效應。他堅信中國新領導層今後會更高調地突出對“弱勢群體”的關懷，使中國社會得到更健康的發展。為此，在中國反貧困行動中默默奮鬥了近十年的康曉光感到無比欣慰和充實。


　　加繆在《西西弗斯神話》中寫道：這塊巨石上的每一顆粒，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顆礦砂惟有對西西弗斯才形成一個世界。他爬上山頂所要進行的鬥爭本身就足以使一個人心裏感到充實……


　　這是對康曉光行動的最好注解。

　　

　  選自《中國高層新智囊》，章曉明著，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