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家之天命與中國之天命】儒家並未、也不可能“博物館化”，而必將參與中國的現代治理秩序之塑造和再造。以華夏——中國之道灌注於現代國家秩序之中，此乃儒家之天命所在。在開放的世界體係中延續華夏——中國道統，以與其體量成比例之智慧，參與於共同探究人類優良秩序之過程，亦為中國之天命所係。（2012.3.21）
 
 
 2、【文化的消耗】中國人過去一百年都是在消費四千年積累的文化，而沒有進行任何文化再生產。因為有這文化殘餘在支撐，而勉強維持秩序，而有了增長——某些組織、人卻貪天之功。不幸，這文化正在被消耗殆盡，我們已經可以感受到深淵中飄蕩出的陰森之氣了。（2012.3.15）（@吳鉤1975 ： 以我有過的生活體驗而言，80年代尚算民風淳樸，鄰裏之間互助互濟很常見。即使是之前的文革，似乎也未能將小城的人情風俗完全鏟除幹淨。而90年代以後，一個非常明顯的變化就是，人情已涼薄，社會的根子已敗壞。我想，這應「歸功」於官員群體日益無恥無忌的示範，「歸功」於連遮羞布都不要的市場化裸奔。）
 
 
 3、【“天文”與“人文”】 如果人是禽獸，那麽，人就是人。但人異於禽獸：人有天性的一麵：“天命之謂性”。人之為人，就必須認識到這一點，人必須麵向天而生活。這樣，文就有兩層：有“天文”，而後才有“人文”。人之養成，不是空洞的自我養成，而是麵向天的自我養成。（2012.3.12）
 
 
 4、【革命偶像】雷鋒、王進喜等等偶像，乃是毛係統摧毀傳統、重建道統的計劃之組成部分。對於被掏空的心靈，它們確實曾經起到鼓舞高調革命道德的作用。但文革一開始，其作用就瓦解了，此類偶像已成笑料。強製學生學習隻能訓練其虛偽。今日當以孝、悌，以仁、義、禮、智、信教化學生，成一正常人、好人，足矣。（2012.3.1）
 
 
 5、【公共知識分子】我也曾以公共知識分子自豪，後發現，公共知識分子多為真理知識分子：對公共事務發布真理。從此，我敬而遠之。這正是微博上罵聲四起的根源，公知們都認為自己掌握了真理，凡是質疑、反對他的人都是敵人，包括動輒指控他人為五毛黨。公共知識分子恰恰缺乏公共生活的基本倫理：包容與理性論辯。（@周保鬆 ： 我以前不知有個名稱，叫「公知」，最近才知是指公共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前麵加「公共」，本就不必要。將所謂「公知」想像成成一個單一的有共同理念的群體，然後和「網民」對立起來，就更不必要。大家都是網民，都是公民。對事情有不同看法不同判斷，將道理好好說出來討論就好了。）（2012.2.27）
 
 
 6、【“公知”的兩種民主】百年公知始終販賣著兩種奇怪的民主理論：1、要建立民主製度，先得消滅自發社會組織，比如宗族，個體直接麵對國家，姑稱之為國家主義的民主理論。2、隻有利益能驅動人追求民主，道德則是多餘的，姑稱之為利己主義的民主理論。民主理論公知們不會反對這兩個概括吧？（2012.2.19）
 
 
 7、【論性惡】有人說，假定人性惡，才會努力設計限製政府的製度。好吧。可是，假定了人性惡，統治者不是可以反過來說，你也是性惡之人，時刻準備做強盜，隻配我專製。韓非、利維坦就是這樣論證的。憲政之本質是SELF-GOVERNMENT，人性若無善的取向和潛能，自我就無從治理。性惡論者其實是國家主義者。（2011.11.19）
 
 
 8、【儒家緣何得被獨尊】為什麽儒家會被獨尊？儒家實具有雙重身份：其一為傳經之儒，六經為華夏之經，這是超乎諸子百家的。其二，儒家也有自己的學說，也即子學之儒。前者自應被獨尊，那是華夏之為華夏之根本所在。當然，兩者不易分清。因為，子學之儒總是以解經的方式立說。（2011.11.7）
 
 
 9、【中道】極權主義者鼓吹革命的道德——實為道德的倒錯，知識分子用腳指頭思考，唾棄道德本身。這是愚蠢的。中道是：拋棄倒錯的高調道德，恢複、守護和擴展常態道德、倫理。從根本上說，追求自由的事業是一項道德性事業，陳光誠就表明了這一點。沒有道德、倫理，社會都不可能，遑論自由。（2011.10.17）
 
 
 10、【為辛亥革命辯護】李澤厚說，辛亥革命形成了很強的曆史慣性，那就是不斷地革命。然而，辛亥革命，與蘇俄觀念、政治傳入以後的國民革命尤其是與共產革命的性質果真相同麽？如果曆史真有如此強大的慣性，民國憲政製度又該如何解釋？直接反對給你帶來災禍的體製，不要顧左右而反對原因的原因的原因。（2011.9.22）
 
 選編者：侯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