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才”為(wei) “學”，妄矣
    作者：張晚林（湖南科技大學副教授）
    來源：作者賜稿
    時間：西曆2012年4月23日 

     
    《孟子·盡心下》有如下一段文字：
    
     
    
    盆成括仕於(yu) 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wei) 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括之被殺，是孟子所能預見的，何也？乃因為(wei) 盆成括小有才氣，但不明大道，因而至此。孟子這裏告訴我們(men) ：一個(ge) 小有才氣的人，不知大道卻恃才傲物，必將沒有好的結果。在弘毅會(hui) 講中，諸先進皆以為(wei) 這是社會(hui) 太黑暗了，因為(wei) 小有才氣而不見道，無論如何不至於(yu) 要落到被殺的下場。如此理解，似乎頗人道，實則不能得孟子之意。原夫孟子之言，他並未對盆成括之被殺表現出多少惋惜之情。但這並不是孟子沒有寬仁憐憫之心，實則孟子希望說明一個(ge) 更為(wei) 深刻的問題，那就是：如果一個(ge) 人以“才”為(wei) “學”，必將誤己；如果一個(ge) 時代以“才”為(wei) “學”，必將誤世。可見，孟子在這裏批判的是：以“才”為(wei) “學”而不見大道之病。徒言社會(hui) 黑暗，而不知社會(hui) 黑暗乃生於(yu) 以“才”為(wei) “學”之病，皮相之見也。一言以蔽之，以“才”為(wei) “學”，於(yu) 人於(yu) 國，必生大禍。
    
    吾人常以“才學”並用，以為(wei) “才”即是“學”，實則大謬。“才”與(yu) “學”迥乎不同，此則不可以不知也。何謂“才”？許慎《說文解字》謂：“才，艸木之初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謂：“引申為(wei) 凡始之稱。……艸木之初而枝葉畢寓焉，生人之初而萬(wan) 善畢具焉。故人之能曰才。言人之所藴也。”可見，“才”乃一生物體(ti) 之初質，就植物而言，這初質預示著其後的枝葉根莖花果之姿彩與(yu) 形狀；就動物或人而言，預示著其後的特長能力。段玉裁所說的“萬(wan) 善畢具”乃切就人之特長能力優(you) 於(yu) 別的個(ge) 體(ti) 而言，非道德意義(yi) 上之“萬(wan) 善畢具”也。質言之，“才”即是一存在者稟氣後由其既定之生物結構之性所流射出的姿彩與(yu) 業(ye) 力。這是一般的共識。故朱子在解釋“思無期，思馬斯才”（《詩經•魯頌•駉》）一句詩中“才”時說：“才，材力也。”在這裏，“才”取“材質”義(yi) ，即“材質之業(ye) 力”。“材質之業(ye) 力”乃先天天定的成份多而後天學習(xi) 改造的成份少。是以荀子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荀子·性惡》）這裏的“性”即是指“材質”，乃先天所造就；“不可學，不可事”表示這種材質由後天的塑造而改變很少。也就是說，任何一個(ge) 體(ti) ，其材質都殊別於(yu) 另一個(ge) 體(ti) ，其材質之業(ye) 力具有穩定性與(yu) 膠固性，不易改變，是以人人都是一“天才”——天所造就之“材”。這裏的“天才”是指每一個(ge) 體(ti) 之材質的殊別與(yu) 特異而言。但吾人一般言“天才”，不但指一個(ge) 體(ti) 材質之殊別與(yu) 特異，更指此材質所流射之業(ye) 力之秀出與(yu) 過人。既然材質乃稟氣而天就，則此材質固有秀出與(yu) 過人處，亦有虧(kui) 欠與(yu) 偏至處。然無論如何，這秀出過人處也好，那虧(kui) 欠偏至處也罷，皆是偶然的，似不可解，故又是命定的。故天才依其固有之秀出而過人之材質固有所成，然亦因其虧(kui) 欠與(yu) 偏至必有所失。劉劭《人物誌》於(yu) 此有充分的體(ti) 悟與(yu) 論說：
    
     
    
    夫拘抗違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訐。柔順安恕，美在寛容，失在少決(jue) 。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強楷堅勁，用在楨幹，失在專(zhuan) 固。論辨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流宕。普博周給，弘在覆裕，失在混濁。清介亷潔，節在儉(jian) 固，失在拘局。休動磊落，業(ye) 在攀躋，失在疏越。沈靜機密，精在玄微，失在遲緩。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失在不微。多智韜情，權在譎略，失在依違。（《體(ti) 別篇》）
    
     
    
    此是就各材質而論其各自相宜的表現與(yu) 局限。同時，各材質因其各自之天才而可在客觀方麵能盡不同的“理”。劉劭於(yu) 《材理篇》中複有申說：
    
     
    
    夫建事立義(yi) ，莫不須理而定。及其論難，鮮能定之。夫何故哉？蓋理多品而人異也。夫理多品則難通，人材異則情詭；情詭難通，則理失而事違也。夫理有四部，明有四家，情有九偏，流有七似，說有三失，難有六構，通有八能。若夫天地氣化盈虛損益，道之理也；法製正事，事之理也；禮教宜適，義(yi) 之理也；人情樞機，情之理也。四理不同，其於(yu) 才也，須明而章。明待質而行，是故質於(yu) 理合，合而有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是故質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質性警徹，權略機捷，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質性和平，能論禮教，辯其得失，義(yi) 禮之家也；質性機解，推情原意，能適其變，情理之家也。
    
     
    
    依劉劭所言，每一材質因其殊別之性易與(yu) 一理合。平淡者易通道理，警徹者易通事理，和平者易通義(yi) 禮，機解者易通情理。這道理、事理、義(yi) 禮、情理乃相應之材質者之建樹與(yu) 創造，且個(ge) 個(ge) 不同，不可強求其一致性。這就是“才”。可見，“才”——若依柏拉圖的講法——隻可謂是“意見”，尚不是真正的知識。但吾人一般亦稱之為(wei) “學”，實非其然也。隻可謂之“才”而不可謂之“學”，因“學”不是來自材質之性的業(ye) 力流射。
    
    何謂“學”？《中庸》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雖言“教”，亦可謂其言“學”，其秩序是：天→性→道→學。可見，“學”一定是“盡性”而“知天”，合而言之，即是“修道”。這樣，“學”決(jue) 不是依材質之業(ye) 力而盡客觀方麵之理，乃依天命之性而盡天道。故“學”須要見道，在這之前，皆是修道的過程，此可謂之“學”。天命之性人人所固有，且純一而定然，無有差異。是以天道人人可盡亦人人必定，此即謂“學”以盡道乃人之天職，此處則必須強求。夫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yi) 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夫子之憂，足見“學”不可不講，因乃由“學”而盡道也。“學”乃“盡”天道，而所謂“盡”非隻是“知”，必蘊涵實踐，故“學”更是踐行天道。“學”既在踐行天道，則“學”必落實於(yu) 人倫(lun) 日用間，即《中庸》所謂“道不遠人。人之為(wei) 道而遠人，不可以為(wei) 道”之意也。“學”既在日用人倫(lun) 中盡天道，則夫婦之愚，可以與(yu) 知焉，可以能行焉，因“學”不過日用人倫(lun) 故也；及其至也，則聖人亦有所不能知焉，不能行焉，因“學”乃踐行天道，天道豈易至哉？以此而言，“學”沒有完成之日，因其非對一具體(ti) 之知識問題之解決(jue) 。是以夫子自言曰：“發憤忘食，樂(le) 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論語·述而》）又自問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yu) 我哉？”（《論語·述而》）“學”乃依天命之性於(yu) 日用人倫(lun) 間盡天道之廣博與(yu) 深遠，故圓融而無偏至，亦任重而道遠。“才”則依個(ge) 體(ti) 之材質之性麵對某一具體(ti) 問題，而此一問題似亦可得一時興(xing) 會(hui) 之解決(jue) ，故陷溺而偏至。由此可知，“學”決(jue) 不可與(yu) “才”相混漫而一之，非惟不能一之，“學”與(yu) “才”可謂根本無關(guan)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此夫子之言“學”也。若不能鑒定而區以別，以“才”為(wei) “學”，世道必大壞。一般而言，“學”與(yu) “才”不分，乃至以“才”為(wei) “學”，則政治不能上軌道，世風則日偷，人倫(lun) 必大喪(sang) ；若能不以“才”為(wei) “學”，從(cong) 而欽定“學”的崇高與(yu) 尊嚴(yan) ，則政治上軌道，世風淳樸，人倫(lun) 大昌。前者以魏晉之世為(wei) 代表，後者以趙宋一朝為(wei) 絜矩。
    
    魏晉時代乃一人才輩出，而社會(hui) 極其黑暗之時代。諸多名士如何晏、阮籍、嵇康等均見殺，甚為(wei) 可怖，亦甚為(wei) 可惜。然一般人多隻是同情這些名士，尚不能見其自取其咎之實，亦不思之過也。何謂自取其咎？以“才”為(wei) “學”故也。若隻一二才子以“才”為(wei) “學”，尚不至於(yu) 影響世風，然整個(ge) 時代以“才”為(wei) “學”而至於(yu) 學絕道喪(sang) ，則政治、世風、人倫(lun) 俱壞，是此則人人難自保，乃至屢遭殺戮，豈可怪哉？何以說魏晉時代乃以“才”為(wei) “學”？此則須縷析分疏。魏晉時代之中心問題乃是“聖人是否可學”，然魏晉人之探討此一問題，不是要盡天道，而是向往名士，學名士之生活與(yu) 灑脫。質言之，他們(men) 乃是以材質之性去契接聖人那“應物而無累於(yu) 物”的完美境界，既而援道家“有”、“無”等哲學概念外在地觀賞地去解悟聖人之“跡”。從(cong) 這裏可以看出他們(men) 的日用之實，亦可以知曉其學問之見。因隻見其“跡”,故聖人在他們(men) 那裏隻是“尋極幽微”的智慧與(yu) “無累於(yu) 物”的灑脫，而不知尚有“任重而道遠”的“弘毅”工夫、道德承擔。聖人固智慧灑脫,但必由工夫承擔而來,若無上層的工夫與(yu) 承擔,則下層的智慧與(yu) 灑脫隻是虛靈的光景,則不是於(yu) 日用人倫(lun) 中盡天道。而魏晉時代的名士恰恰在此出了問題,他們(men) 觀賞到了聖人的智慧與(yu) 灑脫,而沒有承接上聖人的工夫與(yu) 承擔,而妄以這下層的智慧與(yu) 灑脫為(wei) “自然”。殊不知,若不見天道挺立而來之工夫與(yu) 承擔,這“自然”常滑落為(wei) 文人浪漫生命之泛濫，這裏雖然表露出了生命的軟化之美趣（柔媚、優(you) 美）,但終究是一無掛搭的飄蕩與(yu) 流散。可見，這一切皆為(wei) “才”而不是“學”，故名士俱為(wei) 才子，乃至天才，然無論如何，與(yu) “學”決(jue) 不相幹。但時人卻以為(wei) 此即為(wei) “學”，世風豈能不壞，人倫(lun) 豈能不喪(sang) 。裴頠於(yu) 《崇有論》中論其時代問題時說：
    
     
    
    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遊之業(ye) ，卑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yu) 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眾(zhong) 也。是以立言藉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qin) 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yu) 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為(wei) 弘，士行又虧(kui) 矣。（《晉書(shu) ·裴頠傳(chuan) 》）
    
     
    
    世風倫(lun) 理至於(yu) 此，人若飄萍，則見殺不見殺，豈有定論。夫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論語·雍也》）非虛言也。王弼、何晏，竹林七賢等諸名士，其才足以名世，其學亦風動一時，然不過以“才”為(wei) “學”，而未得“學”之實，最後竟落得個(ge) 身死人手，乃至生靈塗炭，可謂誤己亦誤世也。然細思之，究孰之過也歟？郭象曰：“學者非為(wei) 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yu) 學。”（《莊子注》）實則“學”並不能生幻怪，以“才”為(wei) “學”方始為(wei) 幻怪。
    
    趙宋一朝則異乎魏晉，使“才”與(yu) “學”離，歸“學”於(yu) “學”，嚴(yan) 其“才”“學”之辯，重“學”而輕“才”。故伊川曰：“大賢以上更不論才。”（《二程遺書(shu) 》卷十八）正因為(wei) 趙宋能歸“學”於(yu) “學”，從(cong) 而整肅世風與(yu) 士氣，使得有宋一代能延其國祚三一九年而不墜，強盛之李唐亦不能及。趙宋開國，“以寬大養(yang) 士人之正氣”（王夫之：《宋論》卷一），在此種風氣之下，不但“中外縉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宋史•忠義(yi) 一》），而且還產(chan) 生了“充養(yang) 有道，和粹之氣，盎於(yu) 麵背”（《宋史•道學一》）的二程，“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宋史•道學三》）的朱熹，而有學有養(yang) 的程門和朱門弟子及再傳(chuan) 弟子更是不計其數。《宋史•道學一》中說：
    
     
    
    大抵以格物致知為(wei) 先，明善誠身為(wei) 要，凡《詩》、《書(shu) 》六藝之文，與(yu) 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yu) 秦火，支離於(yu) 漢儒，幽沈於(yu) 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於(yu) 世代之汙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guan) 係也甚大。道學盛於(yu) 宋，宋弗究於(yu) 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複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
    
     
    
    天道人倫(lun) 賴“學”而煥然大明，非以其“才”而日益支離幽沉也。此正理學諸子歸“學”於(yu) “學”，進而闡道翼教、匡扶社稷之功也，可謂世風國運皆因其“學”而得以扶持。何以謂理學諸子能歸“學”於(yu) “學”？乃在理學能見體(ti) 立極也。何謂體(ti) ？心性之體(ti) 也。何謂極？人倫(lun) 天道也。由此而恢複“學”之天道與(yu) 性命相貫通的模型，是此方可謂之“學”。必至於(yu) 此境，“學”方可以昌明天道人倫(lun) ，既而闡道翼教，進而展示其不同於(yu) “才”——隻是個(ge) 人情趣而卷縮於(yu) 學院之中——之特質。故“學”必成為(wei) 世人之宗教，以達成其敦王化、厚人倫(lun) 、美風俗之目標。朱子於(yu) 《大學章句序》雲(yun) ：
    
     
    
    而其所以為(wei) 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yu) ，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彜倫(lun) 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wei) ，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yu) 上，俗美於(yu) 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真正“學”之為(wei) “學”必能紮根民間，化民成俗。自有宋以來，民間書(shu) 院講學之風日盛，培扶根基，光大道統，正“學”之真精神之體(ti) 現。至此，“學”方真成為(wei) “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之宗教。不惟此也，政治上，“學”之為(wei) “學”必成為(wei) 社會(hui) 之良知，讀書(shu) 人類似於(yu) 現代的公共知識分子。錢穆先生嚐在《國史大綱》中說：
    
     
    
    宋、明以下之社會(hui) ，與(yu) 隋、唐以前不同。世族門第消減，社會(hui) 間日趨於(yu) 平等，而散漫無組織。社會(hui) 一切公共事業(ye) ，均須有主持領導之人。若讀書(shu) 人不管社會(hui) 事，專(zhuan) 務應科舉(ju) 、做官、謀身家富貴，則政治社會(hui) 事業(ye) ，勢必日趨腐敗。其所以猶能支撐造成小康之局者，正惟賴此輩講學之人來做一個(ge) 中堅。[①]
    
     
    
    這樣，“學”之所以為(wei) “學”有以下兩(liang) 特質：其一，向下導持風化，成為(wei) 民間之宗教；其二，向上敦勉王化，成為(wei) 政治上的良知。唯如此，闡道翼教、匡扶社稷之功才得以完成。故“學”既是“政”也是“教”。這兩(liang) 點特質，是“才”之所以為(wei) “才”萬(wan) 不可達成的，若吾人以“才”為(wei) “學”，則上述特質盡失，世風王道大壞，不亦宜乎？！無怪乎熊十力先生曰：“政治毀於(yu) 奸雄，學問毀於(yu) 才子。”誠見道之言也。
    
    以“才”與(yu) “學”之別，吾人再來看當代之學術。當代學術之一顯著特點為(wei) ——職業(ye) 化之專(zhuan) 家。所謂職業(ye) 化之專(zhuan) 家，就是限於(yu) 某一行業(ye) 乃至某一問題有獨到之心得與(yu) 研究，這是以其材質之偏對某一事理有興(xing) 趣，既而激發其研究之熱情。可見，這研究成果無論如何地卓越，總是在“才”的領域，而決(jue) 不是“學”。“學”之為(wei) “學”之精神在當代學術中整體(ti) 缺如，這是當代社會(hui) 民風凋敝，政治腐敗的根本原因。但知識分子對此卻全無意識，以為(wei) 現在在思想上較古代為(wei) 自由，故學術較古代為(wei) 發達。殊不知，其發達者盡是“才”而不是“學”也。當代之知識分子沾沾自喜於(yu) 其某一方麵之成功與(yu) 建樹，殊不知，其成功與(yu) 建樹皆是職業(ye) 化的，與(yu) 街頭小商小販無以異。因“學”之精神的喪(sang) 失，致使當代知識分子全無道義(yi) 感，亦無擔當精神。所以，當代學術貌似百花齊放，百家爭(zheng) 鳴，實則是以“才”之平麵的多彩與(yu) 駁雜，湮沒了“學”之立體(ti) 的莊嚴(yan) 與(yu) 純一。《莊子·天下篇》雲(yun) ：
    
     
    
    天下大亂(luan) ，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zhong) 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wan) 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yu) 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nei) 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wei) 其所欲焉以自為(wei) 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ti) 。道術將為(wei) 天下裂。
    
     
    
    “才”之燦爛多彩與(yu) “學”之湮滅缺如，正現代社會(hui) 亂(luan) 象之根源也，莊子所述之禍，在當代猶烈。何也？魏晉時代雖以“才”為(wei) “學”，但其“才”多表現在談玄論虛上，所謂“妙析奇致，大暢玄風”。（《晉書(shu) ·向秀傳(chuan) 》）於(yu) 是，整個(ge) 社會(hui) 呈現出一種軟化的美趣與(yu) 風流，此雖不是剛健的擔當之道，但畢竟有“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後漢書(shu) ·郭太傳(chuan) 》）之拔俗之氣與(yu) 隱逸之民。此拔俗之氣與(yu) 隱逸之民雖不能正麵消除學絕道喪(sang) 之禍，然總是黑暗社會(hui) 之一杯清涼散，政治之惡雖劇，然社會(hui) 上總有一股太陰般之清流，使其流毒不至於(yu) 太甚而至不可收拾。但當代社會(hui) 之以“才”為(wei) “學”則不同，多以科學主義(yi) 與(yu) 物質主義(yi) 為(wei) 根底，呈現出一種重而濁的物質之氣，而不是魏晉時代的輕而清的飄逸之氣，故軟化之美趣與(yu) 風流既缺，拔俗之氣與(yu) 隱逸之民亦無，整個(ge) 社會(hui) 充溢著由物質主義(yi) 、消費主義(yi) 、娛樂(le) 主義(yi) 和觀光主義(yi) 所裝備的庸眾(zhong) 。學問因是“才”而不是“學”，故隻表示一個(ge) 人知識的多少，而不能改變其作為(wei) 庸眾(zhong) 之一員的精神特征，故俗諺有“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獸(shou) ”之說。於(yu) 是，當代社會(hui) 就是一個(ge) 庸俗的、機械化或數量化的群體(ti) 。現代法律製度的完善似乎消除了政治的黑暗與(yu) 流毒，然整個(ge) 社會(hui) 卻又無處不充溢著強製與(yu) 暴力。傳(chuan) 統社會(hui) 固然也有暴力，但傳(chuan) 統社會(hui) 之暴力有確定的對象，而現代社會(hui) 則不然，沒有也不需要確定的對象。於(yu) 是，我們(men) 總能看到衝(chong) 到學校或幼兒(er) 園去亂(luan) 殺無辜的情形。可見，暴力成為(wei) 了大眾(zhong) 普遍的心理特征而不是偶爾為(wei) 之的行為(wei) 方式之一，整個(ge) 社會(hui) 是一個(ge) 幹裂的火藥桶，這裏沒有對話、溝通與(yu) 修繕，人人都在直接行動。故當代以“才”為(wei) “學”之害遠甚於(yu) 魏晉。
    
    爲了突出主題，這裏把“才”與(yu) “學”之主要區別總結如下：
    
    第一，“才”為(wei) 形而下，無價(jia) 值之可言；“學”為(wei) 形而上，有價(jia) 值之相較。“才”依歸於(yu) 材質之性。材質之性為(wei) 形下之體(ti) ，此形下之體(ti) 之偏好與(yu) 興(xing) 趣即是“才”。在這裏，隻有“才”之殊別與(yu) 差異，並無價(jia) 值大小之相較。如：一個(ge) 人在詩歌上有建樹，另一個(ge) 人在數學上有貢獻，吾人不能相較其價(jia) 值之大小。這就如一個(ge) 人喜歡足球，另一個(ge) 人興(xing) 趣籃球，吾人不能說誰更可取。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講，“才”都有一種審美情趣鼓舞其後。而吾人知道，審美無爭(zheng) 辯。此即是說，由審美所成就的東(dong) 西，並無價(jia) 值上的高低曲直。但“學”與(yu) 此不同。“學”之依歸，外在地講，是“天命”，內(nei) 在地講，是人之“性”，但非材質之性而是天地之性。總之，“學”依歸於(yu) 超越的形上之體(ti) “天”或“性”。這是必然而定然的，不可討論，亦無別異。任何“學”，隻要稱之為(wei) “學”，必須要紹述此“天”與(yu) “性”。盡管其紹述之方式可以有不同，但其旨歸必須在此。所以，從(cong) 其旨歸而言，“學”有價(jia) 值大小之相較。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qin) 民，在止於(yu) 至善”。（《大學》）不能至此，皆不足以為(wei) “大的學問”或“大人之學”，隻可謂之“小學”而入於(yu) “才”的領域。這個(ge) 意思在康德那裏有很好的表示。康德說：
    
     
    
    終極目的無非是人類全部使命，而有關(guan) 這種使命的哲學就是道德學。爲了道德哲學對於(yu) 一切其他理性追求的優(you) 越地位之故，我們(men) 自古以來也一直都把哲學家這個(ge) 名稱同時理解為(wei) 、並且首先理解為(wei) 道德學家。[②]
    
     
    
    依康德，討論人之終極目的之哲學家稱之為(wei) 道德學家，其價(jia) 值優(you) 於(yu) 一般別的哲學家。康德稱道德哲學為(wei) 哲學的“世界性概念”，而一般的哲學則稱之為(wei) 哲學的“學院性的概念”——隻追求知識的邏輯圓滿。這樣看來，哲學的“世界性概念”屬於(yu) “學”的範疇，而哲學的“學院性的概念”屬於(yu) “才”的領域，前者顯然高於(yu) 後者。
    
    第二，“才”是點狀的鬆散平麵，“學”是線狀的承續傳(chuan) 統。“才”是材質之性流射出的業(ye) 力與(yu) 姿彩，但這業(ye) 力與(yu) 姿彩流射到哪裏，至何種程度，都是沒有一定的。其停駐在哪裏，即在哪裏呈業(ye) 力、發姿彩。既然“才”之停駐沒有一定，則整個(ge) 來講，各才子之“才”組成了一個(ge) 點狀的鬆散平麵，顯得混亂(luan) 而沒有統緒。因為(wei) “才”之停駐之點不同，別開生麵，故給人以“新”。是以“才”可雲(yun) 創新，但所謂創新，隻不過是材質之性之呈業(ye) 力、發姿彩。“學”則不同，因其歸依於(yu) “天道”或“心性”，這裏並無“新”可創，每人隻以不同的方式來紹述“天道”或“心性”，故即便言“新”至多是表達方式的“新”而不是根本精神的“新”。這樣，因根本精神的一致性，各學人遂組成了一個(ge) 前後相續的統緒。因此，孔子自言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又雲(yun) ：“溫故而知新，可以為(wei) 師矣。”（《論語·為(wei) 政》）是以《中庸》論述孔子的貢獻即在：“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孟子也說：“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公孫醜(chou) 上》）爾後之儒者，都未以創新為(wei) 其目標，而以承接堯舜禹、文王、孔子之“業(ye) ”與(yu) “學”為(wei) 究竟。至韓昌黎，則明確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線下來而為(wei) 道統，至宋明則加上程、朱、陸、王等，儒家之道統最終完成。這一道統，是真正的“學”之為(wei) “學”。故道統須不斷地待後人延續，若不得延續而止，則是“學”絕，亦意味“道”喪(sang) 。果爾，則“率獸(shou) 食人，人將相食”，（《孟子·滕文公下》）人類社會(hui) 不過一禽獸(shou) 之世界。盡管有“才”之裝點與(yu) 粉飾，亦無濟於(yu) 事。若吾人承認人類不隻是一動物世界，則“學”之統緒萬(wan) 不可斷。
    
    第三，以“才”為(wei) 營生職業(ye) ，以“學”為(wei) 安身立命。人生在世，總須一份職業(ye) 以營生過活，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且此份職業(ye) 多以其“才”而獲得。但許多人在世，隻知求職業(ye) 以營生，尚不知求安身以立命，故隻有“才”而無“學”。須知，人生在世有二“職”：一曰“職業(ye) ”，二曰“天職”。前者世人皆能知之，而後者則多茫然。職業(ye) 固重要，但這隻是解決(jue) 人之物質生活問題，若人止於(yu) 是，則人與(yu) 動物無以異。人之所以為(wei) 人，即是在職業(ye) 之外，尚完成了其天職，即盡其人之為(wei) 人的責任與(yu) 意義(yi) ，既而安身立命。營生與(yu) 立命之別，可從(cong) 孟子之一段話中進一步加以說明：
    
     
    
    孟子曰：“口之於(yu) 味也，目之於(yu) 色也，耳之於(yu) 聲也，鼻之於(yu) 臭也，四肢之於(yu) 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yu) 父子也，義(yi) 之於(yu) 君臣也，禮之於(yu) 賓主也，知之於(yu) 賢者也，聖人之於(yu) 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盡心下》）
    
     
    
    這裏，“口之於(yu) 味也，目之於(yu) 色也，耳之於(yu) 聲也，鼻之於(yu) 臭也，四肢之於(yu) 安佚也”乃營生之事，即以職業(ye) 滿足其身體(ti) 之欲望；而“仁之於(yu) 父子也，義(yi) 之於(yu) 君臣也，禮之於(yu) 賓主也，知之於(yu) 賢者也，聖人之於(yu) 天道也”乃立命之事，即由天職盡其為(wei) 人之本分。但世人多隻知發揮其“才”以滿足其欲望，而不知承續是“學”以安身而立命。若“才”與(yu) “學”相較，則“學”重於(yu) “才”，何也？一個(ge) 人若無殊異光鮮之“才”，其職業(ye) 可能平淡無奇，其營生過活可能慘淡清寒，但這隻是物質境遇不及別人，其所失為(wei) 小。但若人根本無“學”，則是在盡天職處有虧(kui) 欠，必喪(sang) 失人之為(wei) 人之義(yi) ，則其所失必大。因為(wei) 這是君子小人之辯、乃至人禽之辯之關(guan) 節點。這樣看來，一個(ge) 人可以無殊異光鮮之“才”，但不可無見體(ti) 立極之“學”。當今社會(hui) 隻知“才”而不知“學”，人多為(wei) 物質文明下的快樂(le) 奴隸，由此而致世道艱難，不亦宜乎？！
    
    由“才”與(yu) “學”之別，吾人可知，一個(ge) 人固當盡“才”，更當盡“學”，而盡“學”較之於(yu) 盡“才”更緊切，因惟有在“學”處方能確立人之為(wei) 人之尊嚴(yan) 。當今社會(hui) 分工越來越細，職業(ye) 愈來愈專(zhuan) ，使得世人多以“才”為(wei) “學”而泯其異。吾特為(wei) 文表而詮之，可謂“有心哉，擊磬乎”（《論語·憲問》）者，是或可有補於(yu) 世道人心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wei) 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橫渠先生曰：“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以“才”為(wei) “學”之非與(yu) 妄，有識之士，當有所覺悟也。不然，誠如陽明之所言：“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wei) 也。”（《傳(chuan) 習(xi) 錄》）“學”之至於(yu) 此，豈不悲哉？！
    
    
    注釋
    
    
    [①] 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shu) 館1996年版，第812頁。
    
    [②]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鄧曉芒譯，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34頁。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