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中國人具有“構建現代國家”的意誌 。這其中最為(wei) 重要的工作之一，乃是重新安頓作為(wei) 中國主流價(jia) 值、並且塑造了各個(ge) 領域最為(wei) 重要之製度的儒家。迄今為(wei) 止，在中國大陸，此一工作尚未完成。近來，也正是圍繞著這一任務，中國大陸發生了兩(liang) 起非常引人注目的思想與(yu) 政治事件：

　　2010年底，媒體(ti) 報導，曲阜官方批準官方基督教會(hui) 在曲阜興(xing) 建具有強烈視覺衝(chong) 擊力的哥特式教堂。官方的儒學團體(ti) 讚美說，這是跨文明對話的管道。真正具有儒家信仰的民間儒者對此做出強烈反應，蔣慶等十人發出〈尊重中華文化聖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聲明，各地眾(zhong) 多民間儒者表示支持。該教堂似乎也因此而被迫停建。

　　此一風波尚未平息，十幾天後，人們(men) 突然發現，國家曆史博物館麵向長安街、天安門的北門樹立了一尊高大的孔子雕像。孔子雕像的位置似乎是經過精心選擇的：人們(men) 可以將其與(yu) 天安門廣場聯係起來，但確實不在天安門廣場上。盡管如此，孔子雕像又麵向中國有高度政治意味的大街：長安街。每天，無數人穿行在這條道路上，隻要一轉臉，就可以看到孔子。孔子的可見率要遠遠高於(yu) 那躺在天安門廣場中心的幹屍。更加令人吃驚的是，孔子雕像的高度是九點五米。在中國傳(chuan) 統數理之術中，這是至尊之數 。這樣的規製清楚地宣告，孔子是聖人。

　　這尊孔子雕像引發了更為(wei) 巨大而廣泛的爭(zheng) 議。但其結局卻出人意料：百日之後，孔子雕像在月黑之夜被悄然移走。當然，這一舉(ju) 動同樣在海內(nei) 外引發廣泛的關(guan) 注和猜測，有儒者也對此公開提出抗議 。

　　這是兩(liang) 起具有重大思想和政治史意義(yi) 的事件，它們(men) 觸及了困擾中國百年、在當下更趨複雜的中國人精神秩序重建的重大難題，而這乃是中國完成現代國家構建的最核心問題。本文擬圍繞著這兩(liang) 個(ge) 事件，尤其是孔子雕像的立、廢兩(liang) 難，簡單剖析當代中國大陸幾種主要的思想與(yu) 觀念流派，是如何看待儒家在正在形成中的中國現代國家架構中的地位的。本文將特別討論自由主義(yi) 在這個(ge) 問題上的尷尬，並尋找走出這一困境的出路。

　　一、意識型態的終結與(yu) 儒家的複興(xing)

　　從(cong) 20世紀初開始，迫於(yu) 救亡圖存的壓力，最早一批現代知識分子開始從(cong) 事惟理主義(yi) 的偽(wei) 神學構造事業(ye) ：構築現代意識型態。自那個(ge) 時代一直到今天，知識分子的基本心理狀態是“羨憎交織”：因為(wei) 西方強大，所以他們(men) 羨慕西方文明。這一羨慕心理讓他們(men) 對中國的一切生出無限怨恨 。這也正是18世紀法國啟蒙知識分子的基本心理。在這種心理支配下，中國激進知識分子發起了摧毀傳(chuan) 統的思想與(yu) 文化內(nei) 戰，此即林毓生所說的“全盤性反傳(chuan) 統主義(yi) ”心智。知識分子所反對、摧毀的對象，主要是儒家的價(jia) 值，及其所支撐的社會(hui) 結構。

　　在這樣的思想、觀念、文化內(nei) 戰中，知識分子一頭衝(chong) 向西方現代意識型態的牢籠。從(cong) 當時的知識環境看，這一抉擇不難理解。中國知識分子決(jue) 定敞開心扉全盤接受西方的時候，西方已進入其曆史上最為(wei) 黑暗的時代：意識型態時代。民族主義(yi) 、無政府主義(yi) 、馬克思主義(yi) 、法西斯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以及現代自由主義(yi) 等等現代意識型態，已經支配了整個(ge) 西方世界。這些現代意識型態的興(xing) 起在一定程度上是惟理主義(yi) 摧毀傳(chuan) 統信仰的結果。中國也不例外。胡適、陳獨秀、吳虞等人主導的反傳(chuan) 統的文化內(nei) 戰掏空了中國青年學生的心靈，青年人迅速接受了西方傳(chuan) 來的形形色色的意識型態。從(cong) 時間上看，激進反傳(chuan) 統的新文化運動時代，正是意識型態在中國大爆炸的時代。

　　這其中，馬克思主義(yi) 和自由主義(yi) 是兩(liang) 個(ge) 最為(wei) 重要的現代意識型態。國民黨(dang) 與(yu) 共產(chan) 黨(dang) 最初都以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其信仰，隻不過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很多比較溫和的知識分子則信奉現代自由主義(yi) 。

　　雖然同為(wei) 觀念體(ti) 係，但現代意識型態絕然不同於(yu) 傳(chuan) 統宗教。作為(wei) 意識型態的馬克思主義(yi) 和自由主義(yi) 都體(ti) 現了美國思想史家沃格林所揭示的現代意識型態的基本特征：它們(men) 承諾，通過徹底的毀滅性革命——不論是革命黨(dang) 人主張的激進的經濟、政治革命，還是自由主義(yi) 者主張的激進的價(jia) 值、文化、社會(hui) 革命，人將獲得最終的解放。人可以通過全盤毀滅現有秩序，在現世建立一個(ge) 全新的、永恒幸福的天堂 。這樣的承諾對年輕人具有巨大吸引力。

　　新文化運動完成了意識型態的構造之後，從(cong) 1925年開始，中國進入意識型態主導的極端主義(yi) 激進革命時代，或者如當時人所說，進入“大革命”時代。以儒家為(wei) 本的傳(chuan) 統的價(jia) 值、信仰，士紳主導的社會(hui) 結構，以及產(chan) 權、經濟體(ti) 係，統統遭到這些革命的刻意破壞。經過上述一係列革命，1949年，終於(yu) 出現了一個(ge) “美麗(li) 新世界”。支持這個(ge) 世界的是一套現代意識型態體(ti) 係，包括馬克思主義(yi) 、列寧主義(yi) 、斯大林主義(yi) 、毛澤東(dong) 思想。在這場革命中，文化上同樣激進、但政治立場不同的現代自由主義(yi) 被消滅了。

　　不幸的是，現代意識型態雖可驅動“大革命”，卻不可能建立起穩定的、可持續的治理秩序。傳(chuan) 統宗教強調人、神懸隔，現代意識型態則通常以人是神或者上帝為(wei) 預設。不幸的是，人永遠不能是神或者上帝，人無法克服其軟弱、缺陷。因而，現代意識型態所承諾的美麗(li) 新世界，從(cong) 建立的那一刻起就趨向敗壞。而現實統治秩序的敗壞必然拖累意識型態，令其信徒產(chan) 生幻滅感。幻滅感累積到一定程度，則是意識型態體(ti) 係的全麵失信和潰散。在中國，這種幻滅感產(chan) 生的時間大約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或許可以林彪事件作為(wei) 標誌。

　　此後也不斷有試圖修複官方的意識型態的努力。1980年代，有些具有自我反思意識的官方理論家，比如王若水，試圖回到沒有受到權力汙染的相對純潔馬克思主義(yi) ，比如“人道主義(yi) ”。但這些努力被這個(ge) 意識型態體(ti) 係中的正統派視為(wei) 異端而予以壓製。

　　1990年代後，官方陸續提出了一係列新理論。首先是“鄧小平理論”，隨後是“三個(ge) 代表理論”和“科學發展觀”。但是，這些理論不再是整全的普遍性意識型態，而不過是權宜的政策綱要而已。它們(men) 不過對經濟增長戰略提出了多變而模糊的設想，缺乏宏大的曆史哲學和倫(lun) 理學支持，因而不具有意識型態的魅惑。事實上，這些理論都過分關(guan) 注物質的增長，實際上就是在取消自身的意識型態性質。它們(men) 不能夠解決(jue) 終極價(jia) 值問題，不能提供一個(ge) 關(guan) 於(yu) 秩序的完整想象，因而對民眾(zhong) 缺乏吸引力，不可能重建官方意識型態。

　　過去幾年，財大氣粗的官方大規模重建、擴建馬克思主義(yi) 理論研究機構，試圖以此修補已經搖搖欲墜的意識型態大廈。但是，在物質主義(yi) 已經彌漫人間、人們(men) 對馬克思主義(yi) 已經完全沒有信仰的環境中，這樣的理論努力完全無濟於(yu) 事。

　　正是在官方的馬克思主義(yi) 意識型態真空中，曾經被消滅的另外一種現代意識型態——自由主義(yi) ，獲得了複歸、發育的機會(hui) 。這就是胡適等人所代表的反傳(chuan) 統自由主義(yi) 的回歸。不過，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大陸還興(xing) 起了第二支自由主義(yi) ：以經濟學為(wei) 本、影響及於(yu) 法學、政治學的市場自由主義(yi) 。這是此前所沒有的，在現代中國思想史上屬於(yu) 一種新現象。

　　這兩(liang) 支自由主義(yi) 的指向大不相同，前者側(ce) 重於(yu) 文化、社會(hui) 領域的反傳(chuan) 統和個(ge) 性解放，後者側(ce) 重於(yu) 私人產(chan) 權和自由經營權的保障。不過，兩(liang) 者的核心主張是共通的：人的解放。它們(men) 的哲學和倫(lun) 理學出發點是霍布斯的叢(cong) 林狀態，它們(men) 隻承認身體(ti) 欲望和計算理性的真實性，而剝離人的倫(lun) 理規定性。據此，它們(men) 忽視或者反對宗教、文化、社會(hui) ，反對一切既存的建製。

　　最令人驚奇的是，同為(wei) 現代意識型態，這兩(liang) 支自由主義(yi) 與(yu) 壓製它的馬克思主義(yi) 共享著現代性。比如，1990年代以來的市場自由主義(yi) 與(yu) 官方主流理論共享著物質主義(yi) 的倫(lun) 理——其實準確地說是反倫(lun) 理——前提。它宣告，通過肉體(ti) 的物質欲望之滿足，人可以通往天堂。由此可以理解，何以這種市場自由主義(yi) 在十多年的時間中，可以構成中國大陸的主流意識型態。當然，這樣的主流地位主要來自於(yu) 它與(yu) 官方意識型態的重迭。換言之，物質主義(yi) 的官方意識型態部分地借市場自由主義(yi) 之身還魂。市場自由主義(yi) 者以為(wei) 自己在推進市場化，其實他們(men) 是在推動當局控製下的市場化。這樣的市場化自然被權力之手大大地扭曲，而市場自由主義(yi) 不得不對此承擔責任。到2003年，市場自由主義(yi) 聲名掃地。後麵我們(men) 也將討論反傳(chuan) 統的啟蒙自由主義(yi) 的困境。

　　總之，現代中國的兩(liang) 大意識型態，在經曆了幾近一個(ge) 世紀的亢奮、衰敗之後，似乎都走向了自己的終點。而經過它們(men) 的衝(chong) 擊，中國大陸是一片文明的廢墟：心靈的廢墟、社會(hui) 的廢墟、文化的荒漠化、以及共同體(ti) 秩序解體(ti) 的趨勢。隻是，財富的金色耀人眼目，遮蔽了這個(ge) 曾經的美麗(li) 新世界的荒涼。

　　在現代意識型態潰散的背景下，傳(chuan) 統宗教複興(xing) 了，中國大陸出現了一場宏大的宗教複興(xing) 運動。在回顧中國過去三十多年變化的時候，大多數人的眼光總是緊盯著高速的經濟增長。有人的眼光略微寬廣一些，看到了社會(hui) 領域發生的變化。但這仍然是偏狹的。在我看來，宗教複興(xing) 才是過去三十年間中國大陸發生過的最為(wei) 重要的變動。我們(men) 可能正在見證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場宗教複興(xing) 運動。

　　這一宗教複興(xing) 運動從(cong) 1970年代末就已經開始了。作為(wei) 宗教複興(xing) 的一種表征，1980年代各種類型的新興(xing) 宗教層出不窮，這包括“氣功熱”，法輪功的興(xing) 起。偽(wei) 裝成科學、而又裝點了宗教詞匯的各種心靈煉丹術，也似乎始終是出版業(ye) 界的熱點。

　　本文要討論的是傳(chuan) 統宗教，它們(men) 都正在經曆偉(wei) 大的複興(xing) 。佛教信徒人數大規模擴張。形成於(yu) 20世紀上半期、成熟於(yu) 台灣的人間佛教理念，回流大陸，對大陸佛教界產(chan) 生重大影響。這種影響很有可能促成大陸佛教教義(yi) 和組織型態經曆一次大轉型。

　　基督教也在中國大陸複興(xing) 。最初是鄉(xiang) 村教會(hui) 複蘇、擴張。1990年代中期以後，城市的家庭教會(hui) 興(xing) 起，接受過較好教育的城市白領和知識分子進入教會(hui) ，令信徒結構發生變化，進而推動其教義(yi) 發生微妙變化。

　　儒家同樣經曆了一場強勁的複興(xing) 。這一複興(xing) 同樣是從(cong) 1980年代初就開始了，並且走了一條“禮失求諸野”之路：這場儒家複興(xing) 最早是從(cong) 錢塘江以南中國沿海鄉(xiang) 村地區開始複興(xing) 的。由於(yu) 曆史的原因，這些地區的人民保留了最多的儒家傳(chuan) 統，體(ti) 現於(yu) 祖先崇拜、祠堂、家族等製度中。這樣的傳(chuan) 統讓他們(men) 對國民黨(dang) 和共產(chan) 黨(dang) 的黨(dang) 治控製體(ti) 係具有較強抵抗力，因而，其傳(chuan) 統的價(jia) 值和社會(hui) 結構遭受現代意識型態和野蠻權力的破壞最小。當黨(dang) 治體(ti) 係的控製力衰減之後，儒家價(jia) 值和社會(hui) 製度也就迅速複興(xing) 。

　　隨後，儒家開始在知識界複興(xing) 。首先是1990年代初，受到在台灣成熟之新儒家思想、李光耀所謂的亞(ya) 洲價(jia) 值觀等影響，中國大陸出現了“國學熱”。其中主要是儒學熱。隨後儒家大舉(ju) 進入大陸思想界，並發揮越來越重要的影響。蔣慶提出政治儒學概念，進而提出儒教概念，同時提出了其以議會(hui) 三院製為(wei) 核心的儒教憲政方案 。與(yu) 之關(guan) 係密切的康曉光最早提出帶有策論性質的“仁政”方案，隻是在現有體(ti) 製中引入儒家理念。康氏最近提出〈儒家憲政論綱〉 ，對“仁政”方案是一個(ge) 巨大超越。長期致力於(yu) 介紹西學的甘陽提出“儒家社會(hui) 主義(yi) 共和國”方案 ，受此影響的丁耘等人提出“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也即“儒家化”之策論 。具有自由主義(yi) 傾(qing) 向的姚中秋也提出儒家憲政民生主義(yi) 方案 。凡此種種跡象表明，回歸儒家，重建道統，在此基礎上重建現代中國之學統、政統，似乎已經成為(wei) 大陸思想界的一個(ge) 共同取向，不論其政治立場是如何對立、衝(chong) 突。

　　與(yu) 此同時，以儒家為(wei) 主的國學，在民間持續複興(xing) 。比如，於(yu) 丹依靠講《論語》而讓很多人發現了儒家思想作為(wei) 現代人的心靈雞湯的功能。不少企業(ye) 家試圖把儒家理念運用於(yu) 企業(ye) 管理中。還有一些民間儒者試圖複興(xing) 儒家禮儀(yi) 。

　　綜上可見，統治中國近百年的現代意識型態正在終結，中國大陸正在重回常態社會(hui) ，各種宗教正在複興(xing) ，儒家同樣正在複興(xing) 。而由於(yu) 儒家在中國性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因而，儒家的複興(xing) 更為(wei) 普泛。儒家不僅(jin) 在生活層麵上複興(xing) ，也將在思想層麵上複興(xing) ，從(cong) 而將對中國大陸未來的觀念、政治、社會(hui) 、文化等等走勢產(chan) 生重大影響。

　　二、儒家與(yu) 官方意識型態間的糾結

　　在經曆了百年被壓抑、摧毀的命運之後，儒家翻盤複興(xing) ，當然引發了中國思想與(yu) 政治格局的大調整。儒家的複興(xing) 首先對已經處於(yu) 殘存狀態的官方意識型態構成最後的衝(chong) 擊，當局陷入左右為(wei) 難、進退維穀的境地。

　　大陸當局本身是政教合一的，馬克思主義(yi) 、毛澤東(dong) 思想這樣的意識型態是其正當性最為(wei) 重要的源泉。這種意識型態從(cong) 哲學上說是無神論的，基於(yu) 其打破舊世界的雄心，也始終是反傳(chuan) 統的。最為(wei) 重要的是，它是獨斷的。因為(wei) 這一點，在1980年代之前，官方意識型態禁止人們(men) 信奉一切正統宗教。在曆次政治社會(hui) 運動中，儒家價(jia) 值，此一價(jia) 值所支持的社會(hui) 製度，比如祖先崇拜、家族製度，以及儒家最為(wei) 重要的載體(ti) ——紳士群體(ti) ，遭到致命摧毀。

　　在中共黨(dang) 內(nei) ，毛澤東(dong) 當然是這一切思想、社會(hui) 運動的主要策動者。毛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它經濟社會(hui) 革命的宗旨，就是摧毀儒家價(jia) 值及其所支持的社會(hui) 結構。毛臨(lin) 死之前還發動了一次批孔運動。從(cong) 一定程度上說，毛把孔子視為(wei) 自己的最大敵人。最有趣的是，毛似乎預見到他的繼承者可能被迫回向孔子，因而警告說：“我們(men) 共產(chan) 黨(dang) 人，是從(cong) 批孔起家的……如果共產(chan) 黨(dang) 也到了自己沒法統治或者遇到難處了，也要把孔子請回來，說明你也快完了。”

　　在這段話之前，毛引述了曆史上開國君主從(cong) 鄙儒到尊儒的轉變過程，這個(ge) 過程實即漢初賢哲深入討論過的從(cong) 馬上打天下到以仁義(yi) 治天下的轉變 。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這一轉變幾乎是必然的。毛卻是個(ge) 例外，基於(yu) 其不斷革命、建立人間天堂的現代意識型態信念，毛拒絕啟動這樣的轉向。這樣，在毛的時代，官方意識型態及其所支持的統治權是與(yu) 儒家為(wei) 敵的。這也就意味著，權力與(yu) 文明、法律與(yu) 生活處於(yu) 敵對狀態。這樣的國家顯然不是一個(ge) 常態國家，它被置於(yu) 一種最為(wei) 深刻的緊張、衝(chong) 突之中。毛固然可以憑借其世俗化神靈的權威彌封這種矛盾，毛的繼承人卻不具有這種能力。

　　這一內(nei) 在衝(chong) 突乃是理解1970年代末以來中國變化的關(guan) 鍵因素。麵臨(lin) 著這一壓力，毛的繼承人們(men) 采取了諸多響應措施：首先，鄧小平提出，中共的工作重點不再是階級鬥爭(zheng) ，而是經濟建設，在官方史學中，這被視為(wei) 鄧小平最重要的功績。第二，1990年代，黨(dang) 內(nei) 外理論界曾討論過中共從(cong) “革命黨(dang) ”向“執政黨(dang) ”轉變的問題 。第三，胡溫執政之初又提出“和諧社會(hui) ”理論——這意味著，甚至在社會(hui) 領域中，當局也準備放棄鬥爭(zheng) 的觀念。凡此種種，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在按照傳(chuan) 統王朝打天下到治天下的轉換路徑，走出革命黨(dang) 的意識型態牢籠，回歸常態化的治理，包括部分地接受儒家理念。

　　而明白地承認儒家價(jia) 值，與(yu) 儒家和解，應當是完成這一轉變、實現國家常態化的最為(wei) 重要的組成部分，盡管這一點經常被人們(men) 忽視。原因很簡單：大體(ti) 上可以說，曆史上的中國就是儒家的中國，儒家構成中國人最為(wei) 基本的價(jia) 值，也塑造了人們(men) 賴以生活的最為(wei) 重要的製度。甚至於(yu) 其他宗教，比如影響最為(wei) 廣泛的佛教，也深度地儒家化了。因此，任何統治權，惟有在回歸儒家之後，方可獲得足夠的道德和曆史正當性。
 
秋風：儒家複興(xing) 與(yu) 中國思想、政治之走向——一個(ge) 自由主義(yi) 者的立場(2)發布時間:2012-04-23 17:28 作者:秋風 字號：大 中 小 點擊:646次

　　假如大陸當局果真能夠完成這一轉型，那是值得歡迎的。很多秉承反傳(chuan) 統立場的自由主義(yi) 者對於(yu) 官方接近儒家抱持狐疑態度，進而對被接近的儒家產(chan) 生強烈厭惡感。但是，假如站在中國完成現代國家構建的角度思考，就會(hui) 發現，統治當局接受儒家，從(cong) 文化和政治上都是可取的。對此，至少可以提出以下兩(liang) 個(ge) 論辯：

　　第一，當局和全民放棄全盤革命、不斷革命的現代意識型態，乃是一個(ge) 國家有可能完成現代國家構建的前提，中國也不例外。

　　與(yu) 傳(chuan) 統的宗教、與(yu) 儒家不同，現代意識型態的突出特征是“切割”，它會(hui) 通過製造敵人的方式來建造天堂。從(cong) 馬克思主義(yi) 到民族主義(yi) ，乃至啟蒙思想，不論什麽(me) 樣的現代意識型態，都會(hui) 在共同體(ti) 內(nei) 劃分敵、我，並致力於(yu) 消滅敵人。也正是按照這樣的意識型態，大陸當局雖然已經獲得了統治權，卻始終具有強烈的“敵我意識”。

　　這樣的敵我意識讓穩態的現代國家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來。現代國家的基本原則是自由和平等，唯有如此，國家秩序才有可能穩定下來。意識型態的切割則同時取消了這兩(liang) 者，在國家內(nei) 部人為(wei) 製造對立，必然引發不穩定和鬥爭(zheng) 。因而，現代意識型態所支持的政權內(nei) 在地具有“不斷革命”的傾(qing) 向，隻不過它會(hui) 以各種不同型態呈現：毛時代，大陸當局不斷發動階級鬥爭(zheng) ；當下大陸的經濟增長，則是另外一種型態的革命：當局傾(qing) 向於(yu) 使用暴力，清除經濟增長道路上的一切障礙。這樣的經濟增長型態完全不同於(yu) 正常國家。這是這個(ge) 國家經濟快速增長的秘密，但也是其內(nei) 部社會(hui) 衝(chong) 突加劇的根源。

　　可以說，過去一個(ge) 世紀，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國因為(wei) 切割的意識型態，而根本不再是一個(ge) 文化和命運共同體(ti) 。直到今天，受這種意識型態及其殘餘(yu) 的影響，這個(ge) 國家仍然是四分五裂的，人們(men) 的精神處於(yu) 相互糾纏的對立之中，人際關(guan) 係中充斥著不信任、戾氣甚至強烈的敵意。中國人患上嚴(yan) 重的意識型態和後意識型態精神狂躁症。

　　根除意識型態，乃是治療這種意識型態疾病、消除社會(hui) 普遍的不信任、重建“國民共同體(ti) ”的前提。而回歸儒家，哪怕是作為(wei) 替換現有意識型態的權宜之計，也有助於(yu) 終結切割共同體(ti) 的意識型態的支配。在根除官方意識型態之後，革命與(yu) 反革命，積極分子與(yu) 反動派、我與(yu) 敵人的界限有可能趨向於(yu) 消失。而這是人成為(wei) 自然的人，中國成為(wei) 中國，進而成為(wei) 一個(ge) 現代國家、或者說成為(wei) 一個(ge) 真正的共和國的前提。

　　第二，當局承認孔子、儒家的主流價(jia) 值地位，讓中國完成現代國家的構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在歐洲，現代國家的建立伴隨著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和宗教寬容的憲製體(ti) 製之建立。但宗教和憲製這兩(liang) 方麵的變革決(jue) 不是為(wei) 了取消宗教，而隻是重新安頓宗教於(yu) 治理架構中。無法設想，一群人根本沒有任何精神聯結紐帶，竟然可以結合成為(wei) 一個(ge) 共同體(ti) ，並形成優(you) 良治理秩序。

　　儒家雖然不完全是宗教，但其在社會(hui) 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與(yu) 基督教在傳(chuan) 統歐洲社會(hui) 所扮演的角色有某種類似之處。揆之於(yu) 曆史，儒家就是中國文明的核心，儒家就是中國性的根本所在。據此而言，中國在構建現代國家這樣的劇烈變革中，最為(wei) 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安頓儒家。

　　應當說，在中國，重新安頓儒家的事業(ye) 曾經開了一個(ge) 不錯的頭，這就是康有為(wei) 孔教說的深刻意義(yi) 所在。他非常敏銳地意識到，一旦現代化的過程啟動，原來鑲嵌在社會(hui) 治理體(ti) 係中的儒家，就可能被甩出來，而成為(wei) 孤魂遊鬼。可惜，由於(yu) 種種曆史機緣，康有為(wei) 的努力沒有成功，儒家最終確實成為(wei) “遊魂” 。

　　這一不幸事實本身就注定了中國現代建國事業(ye) 不可能完成。因為(wei) ，儒家是“中國性”中最為(wei) 重要的要素。儒家如果不被妥善處理，進入新秩序中，建國事業(ye) 就是漫無目的的衝(chong) 撞——這也正是過去一個(ge) 世紀中國曆史的基本型態。即便通過暴力或者其他手段勉強建立起來的統治秩序，也因為(wei) 缺乏精神和文化的保障，而缺乏內(nei) 在穩定性，這也正是大陸的現狀。當前中國社會(hui) 正陷入空前的失序狀態。這一點反過來也讓現代建國事業(ye) 遲遲不能完成。在驚濤駭浪的大海上，人不可能造出大船。

　　基於(yu) 這些教訓，或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對於(yu) 自由的追求者來說，重要的是意識到，優(you) 良治理秩序是一種秩序。摧毀聯結人們(men) 的精神秩序，社會(hui) 秩序必然難以維係，遑論構建現代國家秩序。自由主義(yi) 者所麵臨(lin) 的工作不隻是追求自由，而是更為(wei) 複雜的事業(ye) ：構造自由的秩序。這樣的秩序很自然地包括精神秩序。製度本身也是需要精神支撐的，而漫長曆史中形成的、已經成為(wei) 國民之自然的價(jia) 值體(ti) 係，就是健全的精神秩序的核心，它們(men) 在現代語境中“新生轉進” ，將生成現代的精神秩序。

　　根據上麵兩(liang) 個(ge) 理由，自由主義(yi) 對於(yu) 當局放棄意識型態，回歸儒家的傾(qing) 向，完全有理由持肯定態度。因為(wei) ，若能如此，“國民（nation）共同體(ti) ”的形成就具有了可能性。這正是自由主義(yi) 所努力的目標。曆史地形成的儒家將塑造最為(wei) 基本的精神與(yu) 社會(hui) 秩序，塑造一種共同的命運感，這些將構成現代“國民國家（nation-state）”的基礎。在此基礎上，自治、法治、民主等各種優(you) 良製度，才是可能正常運轉的。

　　應當說，1970年代後期以來，由於(yu) 意識型態信仰的潰散，當局仇視、消滅儒家的僵硬態度已經有所鬆動。尤其是自1990年代以來，當局對儒家的態度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當局試圖尋找民族主義(yi) 的正當性，因而強調“中華民族”、“炎黃子孫”、“中國文化”等等符號，並賦予其強烈的民族主義(yi) 色彩。當局也意識到，用中國符號表達的文本、藝術，可以成為(wei) 在全球化時代競爭(zheng) 的“軟實力”，2008年北京奧運會(hui) 的開幕式，就竭力加入這種傳(chuan) 統文化元素。

　　但是，與(yu) 傳(chuan) 統中國的打天下者不同，中共的正當性來自於(yu) 其曆史主義(yi) ——實際上是取消曆史、傳(chuan) 統——的意識型態。它幾乎主要就是依賴現代意識型態而獲得政權的。因此，對於(yu) 任何可能替換其意識型態的傾(qing) 向，大陸當局都保持著警惕。為(wei) 此，它曾經消滅了另外一種現代意識型態：自由主義(yi) 。它對儒家、對傳(chuan) 統宗教同樣保持警惕，在當局看來，這是思想戰線上的潛在敵人。

　　因此，過去三十年來，當局雖然在利用一些傳(chuan) 統符號，但對於(yu) 傳(chuan) 統的實體(ti) 性價(jia) 值和製度，比如，儒家的核心價(jia) 值，及與(yu) 儒家相關(guan) 的觀念和製度，始終保持著高度警惕的態度。1980年代以來，當局對於(yu) 具有儒家色彩的民間信仰的複興(xing) ，比如農(nong) 民恢複祖先祭祀、重建祠堂、重修族譜等活動，采取打壓態度，盡管這樣的打壓因為(wei) 喪(sang) 失了意識型態的支持，而不再像毛時代那樣有力。對於(yu) 宗族逐漸擴張自我治理權，當局更是直言不諱地予以壓製。

　　基於(yu) 上述兩(liang) 難困境，當局對儒家采取了一種工具主義(yi) 態度，其具體(ti) 操作策略是，區別對待，取我所用。由此導致剛剛複興(xing) 的廣義(yi) 儒家群體(ti) ，陷入嚴(yan) 重的分裂狀態。過去十幾年來與(yu) 儒家相關(guan) 的群體(ti) ，至少分裂為(wei) 三：第一為(wei) 官方儒家，第二為(wei) 學院儒學研究者，第三為(wei) 儒家信徒。對這三個(ge) 群體(ti) ，當局采取不同態度。

　　當局成立了一些儒學組織，甚至是國際性，通過資金、人員等管道，對其予以控製，並指揮其在海內(nei) 外從(cong) 事各種文化“統戰”活動。這些官方儒家非常活躍地參與(yu) 國內(nei) 外的各種文化交流活動，比如參與(yu) 所謂“文明對話”。支持在曲阜建立教堂的，正是這類儒家。他們(men) 並不信奉儒家的實體(ti) 性價(jia) 值，儒家對他們(men) 而言，隻不過是實現政治目標的一種符號性工具。

　　在各個(ge) 大學和研究機構，活躍著一批學院儒學研究者。他們(men) 通常不具有儒家信仰，而把儒家進行分解，當作純粹學術性的哲學、哲學史、思想史研究的對象。當局對於(yu) 此種研究，通常持積極支持的態度。各地高校紛紛成立“國學院”。當局很清楚，這種研究不會(hui) 產(chan) 生什麽(me) 實質性社會(hui) 價(jia) 值與(yu) 政治後果，反而可以為(wei) 官方儒家的活動提供一些妝點性知識工具。

　　在上述兩(liang) 類人之外，另外有一些人士，在曲阜教堂事件中，他們(men) 自稱“儒者”或“儒教信徒”。他們(men) 大多把儒家之價(jia) 值作為(wei) 信仰，因而具有宗教氣質。對於(yu) 這類儒者，當局通常采取一種隱秘的防範態度，因而他們(men) 通常並不為(wei) 體(ti) 製所容。蔣慶就屬於(yu) 這類儒家，陳明很大程度上也是。蔣慶的著作在大陸的出版麵臨(lin) 困難，因為(wei) 他具有真正的儒家信仰，而任何一個(ge) 真誠的非官方信仰，在當局看來都是危險的，會(hui) 直接衝(chong) 擊官方已經七零八落的意識型態。因此，通常情況下，這些儒者無緣參加官方儒家組織的各種文化統戰性活動。

　　“孔子學院”的建製，最為(wei) 清楚地表現了當局對儒家的實用主義(yi) 心態。政府投入巨資在全球各地建立孔子學院。這當然意味著，當局在某種程度上已悄然改變了對孔子的官方評價(jia) 。毛時代，官方一直在批判孔子。現在，官方不得不承認孔子是中國文化、中國文明和中國的象征，孔子是中國在世界體(ti) 係中主張自己主體(ti) 性的唯一正當符號。在天安門廣場邊緣樹立孔子雕像，意味著當局已經半遮半掩地試圖基於(yu) 孔子，重構其統治的正當性。

　　然而，到頭來，孔子學院隻是一個(ge) 單純的語言教學機構，而並沒有傳(chuan) 播孔子的實體(ti) 性價(jia) 值理念。這並不是當局根據“韜光養(yang) 晦”戰略，而暫時采取文化上的克製措施；看起來，孔子學院根本沒有傳(chuan) 授孔子思想的意圖。因為(wei) ，當局本身並沒有歸宗於(yu) 儒家。在國內(nei) ，當局沒有設立類似的孔子學院，並不準備以孔子、儒家的價(jia) 值教化人民。

　　而孔子雕像立而又廢，更為(wei) 戲劇化地表明了當局對孔子、對儒家的深層態度。當局清楚，要實現國家的常態化，就必須與(yu) 傳(chuan) 統和解，與(yu) 儒家和解。當局最初同意豎立孔子雕像的象征意義(yi) 正在於(yu) ，準備讓孔子替代毛澤東(dong) ，讓儒家思想替代馬克思主義(yi) ，至少是部分地做到這一點，從(cong) 而結束自己的統治權與(yu) 中國文明之間的隔膜、衝(chong) 突，給自己的統治權增添一些曆史的和道德的正當性。

　　但是，“毛左派”毫不留情指出了這種做法與(yu) 官方意識型態的根本衝(chong) 突，他們(men) 發出強烈的抗議，迫使當局作出了悄然移走孔子雕像這一大大失分的決(jue) 策。此一事件證明，毛左派將成為(wei) 當局回向孔子的最大障礙，這個(ge) 毛左派正是中共意識型態的原教旨主義(yi) 者。

　　伴隨著對文革的反思和部分清算，1980年代中期，毛澤東(dong) 本人及其思想變得聲名狼藉。但是，大陸當局基於(yu) 意識型態和政治正當性的考慮，沒有完全清算毛。這樣，毛的神話和思想就潛伏在官方意識型態體(ti) 係的最深層，隻不過在此之上，鄧小平和他的繼承人迭加了一些現代的、開放的理念，比如增長、市場、法治等等。也就是說，大陸當局的意識型態呈現為(wei) 雙麵或者說雙層結構：底層或者框架是毛的，上層或者說細節上是鄧的。這也就意味著，盡管當局部分地告別了毛，但毛隨時可以歸來。呼喚毛的，可能是黨(dang) 內(nei) 原教旨主義(yi) 理論家，也可能是普通民眾(zhong) 。

　　1990年代初，經過短暫潛伏的毛澤東(dong) 崇拜和毛思想就再度複興(xing) 了。當時，大量國有企業(ye) 工人下崗，鄉(xiang) 村也因為(wei) 政府的壓榨而出現治理危機。很多對現實不滿而缺乏替代性信仰和觀念的底層民眾(zhong) ，本能地轉向了他們(men) 最為(wei) 熟悉的毛。在這些底層民眾(zhong) 中，對毛的崇拜演變成為(wei) 一種具有政治訴求的民間宗教，而與(yu) 各種新興(xing) 宗教的性質較為(wei) 接近。

　　這種懷舊情緒在理論界的表達，就是“毛左派”。隻不過，這一次它的理論極其粗糙。但是，它直接關(guan) 聯著當局的意識型態和統治權的正當性，因而它相當理直氣壯，因為(wei) 它確實享有某種政治上的優(you) 勢地位。

　　也正是這種優(you) 勢，在過去兩(liang) 年中催生了“重慶模式”。這一模式的經濟方麵，與(yu) 其他地方毫無二致，其唯一獨特的地方就在於(yu) 毛的治理方式的部分複歸，也即“唱紅打黑”之類高強度的意識型態和政治動員。不過，它追求大資本驅動之經濟增長的策略，與(yu) 這個(ge) 意識型態關(guan) 於(yu) 平等的承諾是內(nei) 在矛盾的，因而注定了是不可能成功的。

　　盡管如此，在當下的意識型態場域中，毛左派依然具有足夠的觀念和政治力量。孔子雕像矗立於(yu) 天安門廣場旁，作為(wei) 毛的意識型態的原教旨主義(yi) 者，毛左派立刻敏感地聯想到毛澤東(dong) 的正統性問題。於(yu) 是，他們(men) 提出了一個(ge) 當局不敢麵對的質疑：樹立孔子雕像，是不是要拋棄毛的意識型態？在毛左派看來，毛是神靈，他的思想和政治地位是絕對的，不容任何人挑戰。僅(jin) 從(cong) 這一點上說，孔子就是毛的敵人。樹立孔子雕像，必然損害毛的絕對性，而沒有絕對性的毛是沒有意義(yi) 的。因此，他們(men) 強烈要求拆除孔子雕像 。毛左派與(yu) 儒家爆發了第一次重大的正麵衝(chong) 突，這種衝(chong) 突的烈度，遠遠超出了自由主義(yi) 與(yu) 儒家的爭(zheng) 論。

　　這一衝(chong) 突再清楚不過了表明了大陸當局與(yu) 儒家關(guan) 係的基本性質。當局目前所關(guan) 心的唯一事情乃是維護統治權。作為(wei) 借助意識型態獲得權力的革命黨(dang) ，它深知，如果沒有堅實的意識型態支持，統治權必然難以穩定。而馬克思主義(yi) 、毛澤東(dong) 思想這樣的官方意識型態已經潰散。因此當局有意借助中國傳(chuan) 統，主要是孔子、儒家，重建官方意識型態。甘陽、丁耘等學者也意識到這一點，因而為(wei) 當局提供實現意識型態轉換的策略。他們(men) 苦心孤詣，試圖溝通毛與(yu) 孔子。

　　但是，大陸當局統治權與(yu) 意識型態的直接關(guan) 聯，又讓當局無法真正地轉向儒家。因此，在樹立孔子雕像過程中，當局就遮遮掩掩，扭捏作態。這就已表明，它對於(yu) 承認儒家，依然是三心二意的。麵對未曾預料到的毛左派的進攻，當局又無從(cong) 辯解，甚至根本不敢辯解。驚懼之下，當局隻能匆忙做出搬走孔子像的決(jue) 策，而全然不顧此一決(jue) 策可能在儒家群體(ti) 中引起的反感。

　　這一事件或許表明，大陸當局要完成從(cong) 打天下到治天下、從(cong) 革命黨(dang) 到執政黨(dang) 、從(cong) 革命政權向常規國家的轉化，將十分艱難。大陸當局始終沒有清算毛的神話，也沒有這樣的打算，而這將構成其實現統治權常態化的一個(ge) 難以克服的意識型態障礙。從(cong) 組織上說，作為(wei) 此一意識型態之殘餘(yu) 的原教旨主義(yi) 者的毛左派，就總是占據著意識型態的主動性，總是可以有效地阻止中共向儒家的靠近。這樣的意識型態掣肘，讓當局始終不能正麵接受傳(chuan) 統中國的核心價(jia) 值，對於(yu) 儒家的態度，始終是若即若離。

　　也就是說，大陸當局恐怕不大可能完成其常態化轉型，幾乎不大可能完成與(yu) 儒家的和解。在當局眼裏，孔子、儒家始終最多隻能是一個(ge) 民族主義(yi) 的文化符號，一個(ge) 進行文化統戰的操作性工具，而無法變成自己真誠信奉的一種價(jia) 值。由此，生活與(yu) 法律、文明與(yu) 權力的衝(chong) 突將難以化解。而現代國家的構造事業(ye) 也就始終不能完成。

　　大陸當局的這一困境，對於(yu) 正在複興(xing) 的儒家，和百年來一直追求優(you) 良治理的自由主義(yi) 的關(guan) 係，將產(chan) 生巨大影響。

　　毛左派與(yu) 儒家的這一場正麵衝(chong) 突，必然對正在經曆複興(xing) 的儒家，產(chan) 生嚴(yan) 重心理衝(chong) 擊，迫使其重新思考儒家與(yu) 既有統治秩序的關(guan) 係。1990年代以來，諸多儒家人物由於(yu) 對儒家義(yi) 理的錯誤理解，以及短視的政治投機心理，似乎表現出一種相當明顯的諂媚當局的傾(qing) 向。某些儒家代表人物，雖然本身遭到打壓，卻一心要用儒家為(wei) 當局的統治提供正當性。毛左派對孔子發動的毫不留情的攻擊，必然促使這些儒家人物對統治秩序、對毛的離心傾(qing) 向加大。
 

　　從(cong) 政治上看，這樣的態勢對自由主義(yi) 是有利的。假如自由主義(yi) 具有構造現代國家的雄心，那儒家的政治傾(qing) 向轉移對於(yu) 完成這一事業(ye) 是非常有利的。盡管如此，能否利用這一契機，取決(jue) 於(yu) 自由主義(yi) 能否重新界定自身與(yu) 儒家的關(guan) 係。

　　三、自由主義(yi) 與(yu) 儒家的糾結

　　如所周知，長期以來，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yi) 基於(yu) 其唯理主義(yi) 的啟蒙信條，反對各種宗教。比如，1920年代，自由主義(yi) 曾經參與(yu) 、推動發了帶有強烈民族主義(yi) 色彩的“非基運動”。這場運動把啟蒙反宗教的傾(qing) 向與(yu) 反帝的政治意識捆綁在一起，從(cong) 而為(wei) 未來中國從(cong) 國家精神上走向徹底的無神論打開了通路。

　　不過，十分引人注目的是，1990年代以來，大陸自由主義(yi) 者對基督教的態度發生了極大變化：基於(yu) 對自由主義(yi) 命運和中國現代曆史進程的反思，自由主義(yi) 者幾乎很少再反對基督教；相反，很多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yi) 者變成了基督徒。

　　這種群體(ti) 性皈依現象，固然基於(yu) 個(ge) 體(ti) 對生命意義(yi) 之追尋，但也有很多人是理性的皈依者。他們(men) 發現，現代自由憲政製度形成於(yu) 歐美，歐美的主流宗教信仰是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基於(yu) 這樣的曆史考察，他們(men) 從(cong) 知識上相信，現代自由憲政製度與(yu) 基督教之間一定存在著直接關(guan) 係。據此，他們(men) 得出一個(ge) 轉型的政策結論：中國要成為(wei) 一個(ge) 憲政國家，就必須經曆一個(ge) 基督教化過程。已故楊小凱教授曾經公開提出過這樣的理論 ，他是知識分子皈依基督教的典範。過去十年間活躍的維權人士，以及公共知識分子，比如餘(yu) 傑、範亞(ya) 峰、王怡等人，紛紛皈依基督教。

　　還有一些自稱自由主義(yi) 者的人士，盡管沒有信仰基督教，但是基於(yu) 對西方製度的羨慕，相比於(yu) 儒家，他們(men) 對基督教有更多肯定。在一般的知識性論辯過程中，他們(men) 自覺不自覺地把基督教當成宗教的真理、宗教的最高型態。他們(men) 也相信，如果一定要選擇宗教，那基督教就是最好的。如果憲政一定需要宗教基礎，那就隻能是基督教。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他們(men) 都是基督教的候補皈依者。

　　與(yu) 此一態度轉變形成鮮明對比，自由主義(yi) 對儒家的態度幾乎沒有多大變化。經過新文化運動思想傳(chuan) 統的訓練，抨擊儒家已經成為(wei) 現代中國自由主義(yi) 者的文化與(yu) 知識本能。他們(men) 把中國未能實現現代轉型的責任歸咎於(yu) 儒家，對於(yu) 任何儒家活動給予不假思索的抨擊。

　　因此，1990年代“國學熱”興(xing) 起之時，自由主義(yi) 者就保持警惕。他們(men) 始終認為(wei) ，“國學熱”就是當局為(wei) 了尋找統治的正當性而人為(wei) 促成的 。對蔣慶等人提出的“儒教”說尤其是“儒教國教說”，他們(men) 尤其反感。當局在國家曆史博物館前豎立孔子雕像，似乎驗證了他們(men) 的這一擔憂：這似乎就是儒家成為(wei) 國教、當局建立文化壟斷權的第一步。

　　自由主義(yi) 持續了一百年的這種激進反儒態度，激起了新興(xing) 的儒者的強烈反彈。新一輪政治儒學和儒教思潮具有較為(wei) 強烈的信仰成分，因而反彈也就更為(wei) 強烈，他們(men) 對自由主義(yi) 者所主張的自由、民主等理念，明確地表示了懷疑，甚至提出直率的批評——不過，這種批評經常並不意味著否定、拒絕。自由主義(yi) 者紛紛皈依基督徒，並依據基督教教義(yi) 來抨擊儒家，也強化了儒者對自由主義(yi) 的不滿。

　　儒家對自由民主的批評，讓頭腦簡單的自由主義(yi) 者更加確信自己對儒家的警惕性先見之明。他們(men) 抨擊儒家的態度更為(wei) 堅定。於(yu) 是，在當下的中國，形成了自由主義(yi) 聯合基督教為(wei) 一方，而儒家——尤其是那些具有較為(wei) 真誠之儒家信念的草根儒者——孤獨地作為(wei) 另一方，展開了思想與(yu) 宗教對抗態勢。

　　當然，過去若幹年來，也有若幹自由主義(yi) 者經過蛻變，放棄了現代自由主義(yi) 的反傳(chuan) 統教條，親(qin) 近或者接受儒家。筆者就是其中一員。不過，與(yu) 自由主義(yi) 者皈依基督教陣營的宏大氣勢相比，自由主義(yi) 之儒家化，顯然不成氣候。基督教自由主義(yi) 者在自由主義(yi) 圈子中可能得到尊敬，儒家化的自由主義(yi) 者卻經常被指控為(wei) 背叛者。

　　然而，這一次孔子雕像事件中所發生的一件奇異現象，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自由主義(yi) 反儒家之傳(chuan) 統立場的荒謬性。有一些自由主義(yi) 者明確反對在天安門廣場樹立孔子雕像 。自由主義(yi) 表達這樣的態度，人們(men) 似乎已經習(xi) 以為(wei) 常。令人驚訝的是，這一次，眾(zhong) 多毛左派也高調反對在天安門廣場樹立孔子雕像。

　　這一景象實屬詭異。本來，在中國大陸的各種意識型態中，再也沒有比自由主義(yi) 與(yu) 毛左派之間的對立更為(wei) 直接的了。自由主義(yi) 知識分子一直在強烈抨擊烏(wu) 有之鄉(xiang) ，也在嚴(yan) 詞抨擊重慶的“唱紅打黑”活動。但現在，圍繞著孔子雕像，雙方卻唱著同一首歌。而且，在這個(ge) 大合唱中，毛左派的立場比自由主義(yi) 者更為(wei) 堅定，他們(men) 的聲音更為(wei) 高昂。筆者無法想象，麵對這樣的景象，那些沉浸於(yu) 反孔、排儒情緒的自由主義(yi) 者，該作何感想？

　　也許，這一事件表明，繼馬克思主義(yi) 的意識型態潰散之後，另外一種重要的意識型態，現代自由主義(yi) 反傳(chuan) 統的立場，也已經走到了盡頭。自由主義(yi) 與(yu) 這個(ge) 社會(hui) 中最不理性的毛左派竟然進行合唱，說明自由主義(yi) 在這方麵一定出問題了。

　　問題的根源在於(yu) 時空的錯位。新文化運動時代的中國還是傳(chuan) 統的，胡適所反對的妨礙個(ge) 體(ti) 解放的製度，也許與(yu) 儒家有關(guan) 聯，因而或有一定的合理性。殷海光在台灣激烈反對儒家，就已經相當荒唐了，因為(wei) ，海峽對岸的大陸當局正在瘋狂地“破四舊”，摧毀儒家。今天當大陸當局正在羞辱孔子、羞辱儒家的時候，自由主義(yi) 抨擊孔子、儒家無異於(yu) 落井下石，顯示了理智上的混亂(luan) 與(yu) 政治上的不成熟。

　　自由主義(yi) 假如要有一個(ge) 未來，就必須在政治上成熟。而政治上成熟的最為(wei) 重要的標誌，就是放棄百年來的反儒家意識型態。經由放棄這種意識型態立場，自由主義(yi) 也許可以重上正軌，在中國曆史演進的關(guan) 鍵時刻，發揮更為(wei) 恰當、也至關(guan) 重要的作用：完成現代國家秩序之構建。

　　人們(men) 經常引用美國學者賈祖麟基於(yu) 胡適研究而對現代中國自由主義(yi) 作出的經典評論：“自由主義(yi) 之所以失敗，是因為(wei) 中國那時正處在混亂(luan) 之中，而自由主義(yi) 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義(yi) 的失敗是因為(wei) ，自由主義(yi) 所假定應當存在的共同價(jia) 值標準在中國卻不存在，而自由主義(yi) 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產(chan) 生這類價(jia) 值準則的手段。”

　　這樣的論說看似機智，實則錯得離譜。放寬自由主義(yi) 的定義(yi) ，那可以說，在西方國家的現代曆史上，自由主義(yi) 施加給自己的職責，就是構造優(you) 良秩序，而絕不隻是等待著做現成秩序的消費者。這樣的秩序涵攝各個(ge) 方麵，如法治、分權體(ti) 製、民主、產(chan) 權製度等等。

　　現代中國曆史上的自由主義(yi) 者同樣如此。隻不過，由於(yu) 種種曆史的機緣，胡適所代表的自由主義(yi) 走上了反傳(chuan) 統之路。有些人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從(cong) 邊緣化的知識分子，到同樣邊緣化的革命者，支配了現代中國曆史進程。邊緣人從(cong) 事了最為(wei) 大膽的破壞行動，在傳(chuan) 統秩序的廢墟上，建立了一種最極端的統治秩序，它由無神論的意識型態支撐。在這一意識型態潰散之後，大陸當局有意無意地鼓勵物質主義(yi) 。當代中國社會(hui) 之物質主義(yi) ，縱向地看是史無前例的，也許隻有商末、明末可以模擬；橫向地看，也是獨一無二的。這樣的物質主義(yi) 與(yu) 它之前的意識型態一樣，已經讓中國人跌入虛無主義(yi) 的深淵，中國的社會(hui) 秩序因此而處於(yu) 逐漸解體(ti) 過程中。在這樣的精神與(yu) 社會(hui) 基礎上，似乎很難建立起可穩定運轉的自由憲政秩序。這一秩序需以正常的生活秩序為(wei) 前提。那些較為(wei) 順利地建立了現代自由憲政秩序的國家，無不具備這樣的條件。當下中國的情形則十分特殊，經過數十年的猛烈衝(chong) 擊，精神、社會(hui) 秩序本身已經千瘡百孔，接近潰散。

　　於(yu) 是，中國大陸具有構建現代國家秩序之雄心的自由主義(yi) 者，就不能不同時承擔兩(liang) 項任務：重建人的精神與(yu) 社會(hui) ，同時構造憲政製度。而要完成前一項任務，自由主義(yi) 就必須對過去一百年的反傳(chuan) 統的傳(chuan) 統立場進行反思，並與(yu) 傳(chuan) 統和解，當然，主要是與(yu) 儒家和解。

　　也就是說，中國，尤其是自由主義(yi) 者，需要一場“複歸”運動（renaissance），這是另外一個(ge) 意義(yi) 上的啟蒙運動，真正的啟蒙運動。與(yu) 新文化運動的啟蒙運動根本不同之處在於(yu) ，它不再進行精神破壞，而是進行建設，更準確地說，讓傳(chuan) 統複蘇，治療、恢複、調適人們(men) 的精神。全盤性反傳(chuan) 統主義(yi) 運用各種手段摧毀儒家價(jia) 值，摧毀與(yu) 儒家密切相關(guan) 的民間信仰，摧毀其他宗教，導致中國人的精神秩序趨向瓦解。與(yu) 此密切相關(guan) 的激進意識型態造成中國知識分子普遍陷入邁克爾？波蘭(lan) 尼所說的“道德倒錯（moral inversion）”狀態，人們(men) 把搶劫當成正義(yi) ，把撒謊說成忠誠，把粗鄙當成高貴 。隻有經過時間淘洗、因而具有普遍性的傳(chuan) 統的信仰、價(jia) 值，可以治療心靈的這種嚴(yan) 重疾病，進而重建健全的精神和人格。唯有這樣的人，才有意願、有能力重建社會(hui) ，重建自由主義(yi) 者所向往的優(you) 良治理秩序。

　　作為(wei) 中國之主流傳(chuan) 統的儒家的複興(xing) ，對於(yu) 中國人的精神重建，以及社會(hui) 秩序的重建具有決(jue) 定性意義(yi) 。儒家在中國具有深厚的文化與(yu) 曆史根基。儒家就是中國的生活、文明本身，過去三十年中，隨著正統意識型態潰散，儒家經曆了一次自然的複興(xing) 。正是這樣的複興(xing) ，在最基本的程度上維係著這個(ge) 社會(hui) 的生活秩序。

　　自由主義(yi) 需要認識到這一事實。自由主義(yi) 的使命不是改造生活、文明，而是讓文明、生活的邏輯可以更為(wei) 舒展、自由地展開，賦予生活、文明更為(wei) 合理的型態，而且，主要集中於(yu) 公共生活部分 。

　　當然，不少自由主義(yi) 者懷疑，當局隻是在原有意識型態破產(chan) 之後，才轉而利用儒家。這樣理解當局的意圖，並沒有錯。人們(men) 也完全可以推測，當局乃是基於(yu) 對儒家的專(zhuan) 製主義(yi) 理解而尊崇儒家的，這就好像李光耀之利用儒家為(wei) 其威權政體(ti) 辯護一樣。

　　但是，當局這樣對待儒家，絕不意味著儒家就隻能充當這樣的角色。儒家向來具有強烈的倫(lun) 理與(yu) 政治主體(ti) 性意識。簡單地回顧一下儒家與(yu) 權力結合的曆史，就可以證明這一點。儒家與(yu) 皇權專(zhuan) 製具有不同的源頭，雙方的訴求也完全不同。曆史上，儒家與(yu) 權力之間曾經建立起密切的關(guan) 係，這始於(yu) 漢武帝時代。人們(men) 通常據此認定，儒家是支持專(zhuan) 製的。但事實恰恰相反。曆史的真相是，漢承秦製，不過寬和一些。到漢武帝時代，依靠暴力與(yu) 財富統治的體(ti) 製無法維持下去。深陷統治正當性喪(sang) 失殆盡之困境的漢武帝，不得不求助於(yu) 儒家。儒家利用這一機會(hui) 發動了一場憲政主義(yi) 的“複古更化”，從(cong) 根本上改造了漢初所延續的秦製，而建立士大夫與(yu) 皇權共治的體(ti) 製。也就是說，儒家進入皇權政體(ti) ，其實是給這個(ge) 政體(ti) 帶入了憲政主義(yi) 元素。曆史上，這樣的過程在經常重複 。

　　儒家在當代所扮演的角色，也必然類似於(yu) 此。儒家風俗、製度的恢複，其實是在極權主義(yi) 政體(ti) 對社會(hui) 進行大規模破壞之後的廢墟上，重建社會(hui) 自治的一種自發努力。而當代那些致力於(yu) 依據儒家理想建立秩序的儒者，通常都具有強烈的倫(lun) 理與(yu) 政治主體(ti) 意識。他們(men) 絕不滿足於(yu) 為(wei) 現有政體(ti) 提供論辯。相反，他們(men) 通常都是憲政主義(yi) 者，盡管他們(men) 也會(hui) 對自由主義(yi) 、對民主提出批評——其實更多地是提出補充。比如，蔣慶所提出的乃是一個(ge) 三院製的議會(hui) 主義(yi) 憲政方案，而康曉光的儒家憲政方案也並不拒絕三權分立與(yu) 民主製度。

　　因此，當局必然會(hui) 利用正在複興(xing) 的儒家，但是，當局利用儒家的過程也必然是儒家反過來改造當下之治理架構的過程，這必然呈現為(wei) 某種程度的憲政化過程——社會(hui) 自我治理、法律之上存在判斷法律之超越性準則的信念、道統高於(yu) 政統等儒家的傳(chuan) 統觀念和製度，在當代中國脈絡中都是具有憲政意義(yi) 的。更不要說，在當代大陸，也有一批儒者，包括筆者，完全從(cong) 自由憲政的視角理解儒家、重解儒家，而這樣的詮釋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事實上，在當代中國大陸的政治社會(hui) 脈絡中，儒家本身也是公民社會(hui) 的構造主體(ti) 之一。舉(ju) 例來說，那些民間舉(ju) 辦的讀經班甚至私塾，就是對官方教育壟斷的一種衝(chong) 擊。因此，僅(jin) 從(cong) 保障人的尊嚴(yan) 和自由的製度設計的角度考慮，自由主義(yi) 也是可以接受儒家的。

　　大陸當局基於(yu) 其統治的敏感，知道儒家的這種傾(qing) 向，因而始終提防甚至打壓具有真正儒家信仰的儒者。如果自由主義(yi) 者在政治上是成熟的，那就不應當與(yu) 當局為(wei) 伍，而應當對處於(yu) 當局打壓之處境中的儒家予以扶持，至少可以對其複興(xing) 持一種樂(le) 觀其成的態度。

　　更進一步說，如果確實要完成現代國家構建之事業(ye) ，自由主義(yi) 也必須改變對儒家的立場，承認儒家之主流價(jia) 值地位。因為(wei) ，如果不能妥善安頓儒家，讓儒家發揮其作為(wei) 生活、文明中樞的作用，中國就不成其為(wei) 中國，所謂自由的、憲政的中國，也就無從(cong) 談起。

　　至此，也就涉及現代政教分離原則的運用問題。傳(chuan) 統上，儒家並不是一種宗教，儒家並無一個(ge) 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一神教教會(hui) 組織，如基督教會(hui) 。它沒有在一般社會(hui) 治理體(ti) 係之外另行建立一個(ge) 自足的信仰體(ti) 係，它沒有排他性的神。儒家不是要讓人侍奉某個(ge) 神，而是要讓人們(men) 生活在一種健全的狀態中，成為(wei) 君子，成為(wei) 真正的人。儒家關(guan) 注的重點就是塑造君子人格，訓練君子的治理技藝。歸根到底，儒家隻是牟宗三先生所說的“君子教”或者錢穆先生所說的“秀才教”。對於(yu) 神靈信仰，儒家本身並不是特別感興(xing) 趣。

　　這一特質讓儒家天然地具有宗教寬容的氣質。正因為(wei) 此，儒家雖然曾經享受“獨尊”地位，但在中國曆史上，佛教相當流行，對於(yu) 庶民來說，民間宗教也是宗教生活之本。實際上，大量儒生也同時信奉佛教或者民間宗教。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儒家具有宗教寬容的傳(chuan) 統，寬容內(nei) 在於(yu) 儒家的義(yi) 理結構中。對於(yu) 基督教，儒者也大體(ti) 持一種寬容態度。

　　值得注意的是，受基督教快速傳(chuan) 播和自由主義(yi) 反傳(chuan) 統立場的雙重刺激，推動儒家之當代複興(xing) 的若幹人物，似乎表現出製造和強化與(yu) 他者對立的傾(qing) 向，為(wei) 此，這些人士也有意強化其宗教性的元素，“儒教”概念之提出，是與(yu) 此有關(guan) 的。但是，這種觀念未必構成儒家的主流，反對儒教說者在儒家圈子中大有人在 。而且，這種觀念更多地隻是防禦性的，假如儒家在比較寬鬆的製度環境中，可以找到其他教化製度，“儒教”說就會(hui) 自然消匿。儒家將會(hui) 成為(wei) 這個(ge) 文明的一種底色，它影響及於(yu) 人們(men) 生活的方方麵麵，但並不妨礙人們(men) 思想、價(jia) 值以及信仰的多元性。

　　四、結語

　　儒家正在中國大陸複興(xing) 。這種複興(xing) ，乃是中國文明演進之自然趨向所驅動的。它最初始於(yu) 民眾(zhong) 對自己熟悉的信念和生活的自發回歸。1970年代末，當局放鬆權力和意識型態控製後，民眾(zhong) 不假思索地返回到他們(men) 的祖先所熟悉、深入他們(men) 血液、骨髓的傳(chuan) 統的生活型態，而這生活型態，正是由儒家價(jia) 值所塑造、所支撐的。相比較而言，知識分子不過是民眾(zhong) 這種反應的追蹤者，由此而有了“國學熱”，而有了“儒學”之複興(xing) ，最後有了麵向中國問題之當代大陸儒家思想體(ti) 係之構建努力。這是一個(ge) 由野而國、由民而學、由風俗而思想、自下而上的複興(xing) 過程。也可以說，這是中國之“道”，在經曆摧毀之後自我重建的過程。

　　麵對這一趨勢，已經喪(sang) 失了意識型態自信心的當局，無法對抗生活與(yu) 文明的邏輯，而不得不部分地默許儒家的複興(xing) 。在此基礎上，當局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認孔子、儒家的文化地位，引其中一些概念，進入其話語體(ti) 係，以彌縫其意識型態體(ti) 係上的千瘡百孔。有些敏感的知識分子洞悉此中關(guan) 竅，積極地從(cong) 事援馬入儒或者援儒入馬的意識型態修補工作，甚至極具想象力地打通本來相互為(wei) 敵的毛澤東(dong) 與(yu) 孔子。
 
　　自由主義(yi) 者對於(yu) 當局和思想界的這種努力相當警惕，並因此而強化了——其反對儒家的心態。不過，仔細分析就會(hui) 發現，大陸當局所信奉的意識型態是高度剛性的。即便它在整體(ti) 上已經潰散，但其原教旨主義(yi) 的殘餘(yu) ——毛左派，也依然可以憑借著道德和政治上的優(you) 勢，挾持統治當局，阻遏其回歸儒家。

　　這樣的政治態勢意味著，儒家不得不準備以長期在野的身份，在民間從(cong) 事其複興(xing) 事業(ye) 。這樣的生存狀態不可能不對其尚在形成過程中的新義(yi) 理產(chan) 生重大影響。或許可以大膽地預測，當代大陸儒家最終仍將接續牟宗三、唐君毅、徐複觀等先生所形成的“港台新儒家”的基本理路，會(hui) 通儒家與(yu) 憲政，盡管其中一些人現在表麵上對現代民主製度、也對港台新儒家的學術進路頗有微詞。當局的機會(hui) 主義(yi) 策略所製造的曲阜教堂事件和孔子雕像事件，實際上把大陸儒家向著這個(ge) 方向上大大地推了一把。可能發生的儒家的這種變動趨勢，是否能夠促成自由主義(yi) 對當代儒家、進而對整個(ge) 儒家的態度，發生一定變化？

　　也許，從(cong) 當代大陸的文化和政治的基本格局與(yu) 演進邏輯來看，自由主義(yi) 對儒家的態度必須改變。旨在透過自由憲政的政製規劃完成中國之現代國家構建的人士，其中主要是自由主義(yi) 者，需要對其反儒家的傳(chuan) 統立場進行反思，在兩(liang) 者之間建立起更為(wei) 健全的關(guan) 係。

　　至少從(cong) 政治的角度看，儒家不是自由主義(yi) 的敵人，而是朋友。更進一步，從(cong) 思想的角度看，儒家是中國自由主義(yi) 展開內(nei) 生性理論構建的根基所在。百年以來，中國傳(chuan) 統與(yu) 自由處於(yu) 相互敵對狀態，這種狀態固然讓儒家遭受不公正對待，也讓自由主義(yi) 喪(sang) 失了理論構造能力。百年來的自由主義(yi) 始終停留在常識宣傳(chuan) 的層麵上，鮮有概念上的創新能力和理論上的想象力。僅(jin) 有的一些理論構造，也惟歐美之馬首是瞻，在歐洲人、美國人為(wei) 著解決(jue) 自身問題而設定的議題中打轉，而與(yu) 中國的現實基本脫節，也與(yu) 漢語思想傳(chuan) 統脫節。至少在大陸可以清楚地觀察到，這樣的自由主義(yi) 不具有理論創造能力，不足以對尚未完成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作出令人信服的理論回應。

　　如果自由主義(yi) 能夠與(yu) 儒家和解，並進入儒家，詮釋儒家，將可化解自由主義(yi) 與(yu) 中國傳(chuan) 統之對峙，實現自由主義(yi) 理論的內(nei) 在化轉向。這樣的自由主義(yi) 有可能超越常識傳(chuan) 播的淺表層次，在中國曆史與(yu) 現實的脈絡中，構建自由主義(yi) 的中國論說，此一論說當然不必刻意地尋求別樹一幟於(yu) 自由主義(yi) 的歐美論說之外，而依然堅持人的自由和尊嚴(yan) ，堅持普遍主義(yi) 的立場——自由主義(yi) 和儒家其實都具有普遍主義(yi) 訴求。這樣的思想和知識努力，反而有可能豐(feng) 富和深化西人所提出的自由主義(yi) 的一般性命題。反過來，由此，儒家價(jia) 值、思想也將獲得“新生轉進”之生機，有可能融入、支配現代中國人之生命、生活秩序。

　　這就是本文基於(yu) 對中國大陸思想與(yu) 政治格局之分析而得出的結論，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筆者的願望：至少在傳(chuan) 統遭遇嚴(yan) 重破壞的大陸，自由秩序的構造與(yu) 儒家的複興(xing) ，必呈現為(wei) 同一個(ge) 曆史過程。雙方在同情性相互理解、互動的過程中，將同時獲得新生命。

    來源: 《思想》 | 來源日期：2012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