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重建是文化複興的必由之路
    作者：方朝暉（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發表
    時間：西曆2012年1月9日
    
    
    
    
    《孟子·梁惠王上》記載：一次齊宣王問孟子，如何才能像曆史上的齊桓公、晉文公那樣，掃平六合，統禦天下？孟子告訴他，統禦天下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用武力，即“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但這樣做終究不能讓人 “中心悅而誠服”。還有第二種方法，就是實行仁政。孟子說，如果你能實行仁政，把你們國家建設到這樣的境地：天下當官的都願意到你們國家來當，耕地的都想到你們國家來耕，做生意的都想到你們國家來做，出行者都想到你們國家行走，冤君者都想來向你申訴，請問那時候還有哪個國家比你們更強大？
    
    
    孟子的仁政思想又被稱為王道思想。王道思想的精神實質是，一個國家的真正實力並不寄托在軍事、政治乃至經濟實力上，而寄托在其社會文明、進步的程度上。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曆史，可以發現，這一思想是經得起曆史檢驗的。
    
    
    比如我們常說，中華民族是四大文明古國中惟一一個文化不曾中斷的民族。為什麽會這樣？曆史學家們提出了多種解釋，有人說由於地理環境（東臨大海、西靠高山、北麵荒漠），有人說由於人口眾多（相傳北宋時中國人口就相當於世界人口的三至四分之一）。這些解釋誠然各有道理，但是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理由，那就是我們的文化確曾在數千年間領先於周邊民族和國家，甚至也可以說領先於世界。
    
    
    首先，從文字上看。今天的考古學家已經發現在距今三千年之久的商代末年，漢字的數量已有5000個左右，證明漢語當時已成為一種成熟的書麵語言。其發明的時間也許可以往前推進一、兩千年（考古學家則認為更早）。而中國周邊民族書麵文字的發明時間最早的大約也要到公元7世紀。下麵是中國周邊民族文字發明的大致時間：
     
    
    書麵語言 發明時間
     
    
    突厥文 7世紀
     藏文 7世紀
     古日文 8世紀
     契丹文 960年
     西夏文 1036年
     女真文 1119/1138年
     蒙古文 1204年
     朝鮮文 1424年
     滿文 1599/1632年
     越南文 1651年
      
    
    從上表可以推斷，漢語文字的發明時間比中國周邊民族中最早發明文字的時間也早了3000年左右！我們也都知道，在曆史上，漢語作為一種書麵語言曾經長期被東亞地區共同使用，包括契丹人、西夏人、金人、新羅人、高句麗人、百濟人、蒙古人、女真人等等都曾長期使用漢字，甚至作為其官方語言。在日本、朝鮮、琉球、越南等國，漢語一直到19世紀末還是他們的官方語言，甚至直到二戰之前還曾是他們讀書人的主要語言；雖然他們也曾發明了自己的本土文字，但並未在讀書人中流行通用。
    
    
    其次，與文字發明相對應的，是偉大經典的誕生。沒有書麵文字，就不可能有博大精深的思想體係，也不可能形成偉大的經典。文化經典的形成是文明成型最重要的標誌之一，因為它蘊含著一個民族全部的智慧，承載著一個民族的精神價值，因此也可以說承載著一個民族的生命。在中國，《尚書》、《易經》和《詩經》是最早形成的經典，部分成書年代可上溯到商周時期甚至更早；而從春秋末年到戰國的數百年家，諸子百家的興起更標誌著一係列偉大思想體係的形成，為此後中華文明奠定了數千年發展之框架。這些都深深地影響了周邊許多民族的發展，成為他們久用不息的精神財富。
    
    
    其三， 製度方麵。從三代的封建到秦漢的郡縣製，中國比西方國家提前1600年左右廢除了以世襲為主要特征的封建製度；而此後建立在辟舉、科舉等基礎上的文官製度，是世界上同時期最成熟發達的文官製度，對歐洲現代文官製度的形成產生過相當的影響。英國一直到1870年才在在中國影響下率先在西方實行文官製度，而德國和法國則一直到二戰結束才正式實行文官製度。而在中國，專業化的文官製度早在西周時期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即已在一定範圍內存在；秦統一（公元前221年）後實行的郡縣製，為西漢（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比較正式地實施職業官僚製度鋪平了道路；宋代（公元960年-1279年）比較徹底地打破門閥世族製度實行科舉，將中國古代的文官製度推向頂峰。可以說，中國的文官製度比西方早了2000年左右。
    
    
    其四，宗教方麵。宗教特別是偉大宗教的興起是一個民族走向成熟和文明的別一重要標誌。四大文明古國都曾有自己的偉大精神傳統。中國人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形成了後來稱為“儒教”和“道教”的最重要典籍，漢代以後逐漸發展、成熟和壯大。佛教雖非中國人自創，但唐宋以來中國人把它改造、發展並創造性地運用，形成自己的諸多門派，成為東亞各國學習的樣板。象中國這樣同時擁有好幾個世界性大宗教的民族，在全世界是不多見的。
    
    
    由此可以說明：中華民族之所以會成為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幾個文化不曾中斷的民族之一，主要原因還在於其文化確曾在相當長時間內居於領先地位。我們必須清楚，沒有一個民族可以永遠保持國力最強大，也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可以保證自己永遠不被其他民族侵略或征服。但如果一個民族的文化確實非常發達，即使在被征服以後，仍然可能保持其頑強的生命力，甚至把侵略者同化。這樣的例子在曆史上發生過無數次。我們都知道曆史上契丹人、蒙古人和女真人征服漢族或漢族地區後、卻接受了漢族文化，同樣地希臘人在軍事上被羅馬所征服、卻在文化上征服了羅馬人。因為如果一個民族的文化確實非常先進、發達，優於侵略它的民族，那麽它的吸引力就不會因為軍事上的弱小而被喪失，即使是侵略它的人也會欣賞並使用它。相反，世界上有些民族，他們強大時不可一世，但由於沒有自身發達的文化，結果當他們在軍事上、政治上被打敗後，就一潰千裏，再也不能翻身。曆史上的羅馬帝國、蒙古帝國、清帝國、前蘇聯都是如此。
    
    
    不妨以藏族、蒙古族和滿族這三個民族為例作一比較。在這三個民族中，也許藏族是自身文化最獨特也最發達的，藏族不僅在宗教上遠比另外兩個民族發達，而且在語言文字和社會製度等方麵也比蒙族和滿族更成熟。自從辛亥革命特別是1949年以來，這三個民族同樣受到了漢化和現代化的強大衝擊（其中“文革”和市場經濟影響最大），但是今天看來也許藏族是三族中自身文化保存得最好的一個。然而最有趣的是，任何一個研究過藏族曆史的人都可以發現，藏族是一個非常和平的民族，很少走極端，更少對外族、哪怕是欺壓他們的外族進行無休止的戰爭或複仇。所以藏人在曆史上從未像蒙古人或滿人那樣四處征戰、建立大帝國，相反他們長期臣服於漢人、蒙古人、清人之下，但是這些都並不妨礙他們將自己的文化一直延續下來，顯示出比蒙古和滿族文化更獨特的個性和更頑強的生命力。由此可見，決定一個民族的生命力的因素，決不是軍事力量或各種硬實力；像今天很多中國人把中華民族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軍事上、政治上或經濟上，是不明智的短視行為。
    
    
    一個多世紀以來，在列強的侵略和欺辱下，中國人把國家富強當作了全民族最大的追求；然而今天看來，這是不是多少有點急功近利，或者至少應該認識到：僅有富強是遠遠不夠的？須知富有和強大並不能解決一切，文化的發達和進步才能賦予一個民族永久的生命力。回顧曆史，我們不禁要問：中華民族今天還有可能建成世界上最進步的政治製度、經濟製度、法律製度、教育製度等一係列製度嗎？中國人還能像他們的祖先那樣，建成世界上最文明的道德價值、禮儀風範和社會生活嗎？我們還能在唐宋時期一樣，造就出世界上最輝煌燦爛的文學、藝術、宗教乃至於科技嗎？按照孟子的觀點，一個製度最先進的國家，必定能象百川歸海一樣吸引全世界人去追隨；一個文化最發達的民族，必定是永遠打不跨的、世界上最強大的民族。這些正是本文要討論的文明重建問題。
    
    
    我在新近出版的《文明的毀滅與新生：儒學與中國現代性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7月版）中寫道：今日中國正麵臨著民族複興的偉大時刻，值此特殊時期，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中國人今天遭遇的最嚴峻挑戰決不僅僅是如何建立一個政治大國、經濟富國或軍事強國，而是正確理解中華文明在未來人類文明之林的位置。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決定未來中華民族能否永久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並為人類進步作出巨大貢獻的，決不是它是否有強大的綜合國力，而主要取決於中華民族能否建立一種新型的、有獨特價值和意義的文明。
    
    
    我深信，文明的重建是今日中國麵臨的首要任務。在過去兩千多年的歲月裏，中華民族曾經曆過無數次被侵略和蹂躪，無數次分裂和動蕩，它之所以能曆經風雨而不衰，不是我們的先輩擅長打仗，也不是由於中國的國力自古以來一直比別國強大，而是由於我們的文化價值理念。文化綿延的邏輯與政體不同，其中最值得我們拾起的曆史經驗是：早在2500年前甚至更早的時候起，我們的祖先就為我們的民族確立了先進的文明理念，並將此理念置於政治、經濟、科技和軍事需要之上，作為指導後者的根本精神。這些理念體現於儒家的“王道”政治理想中，體現在儒家關於“道統”和禮義的一係列表述中，體現在夷夏之辨、王霸之辨、人禽之辨等一係列學說中。中華文明之所以曆千年風雨而不亡，與儒家為它所奠定的一係列先進的文化理念是分不開的。
    
    
    必須認識到，我們的先輩們曾以包容宇宙、吞吐六合的氣度來鑄造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他們本著“為萬世立法”、“為萬世開太平”的宏偉胸襟，把握中華文明在新世紀的基本框架和理性化發展路徑，一次次開創中華文明的千秋偉業。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交通、通訊手段的極大便利，使得地球上任一角落發生的事情可能在瞬間傳遍全世界。今天的世界格局已與古代不同，而世界上多種不同的文化相互衝突、交融異常激烈。今天的中國人應當需要擺脫狹隘的民族主義，走出“落後挨打”的曆史悲情，再次拿出廣闊的胸襟和恢弘的氣度，在全世界色彩紛呈的文化之林中找到中華文明的正確定位。
    
    
    在經曆了一個多世紀的彷徨、迷茫和徘徊之後，曆史已經回到了這樣的起點：需要理解一個未來意義上的中華文明在文化理想、主流價值、製度架構上所具有的主要特點，它對人類其他文明所可能具有的示範意義和積極作用。我們深深認識到，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決不是僅僅是政治、經濟乃至軍事上的複興，也不是“綜合國力”或“軟實力”這類術語所能比擬的，而是一種新型文明形態的誕生。這個新型文明形態，盡管在工業化、市場經濟、政治和法治等諸多方麵與今日主導世界的西方現代文明多有類似，但終究是一個本質上與西方現代文明不同的文明形態，體現在核心價值、組織模式、生活方式、行為樣式等多個不同方麵。
     
    
    2011年11月24日於清華園
    
    
    （本文發表於2012年元月9月《中國青年報》第2版“思想者”欄目，此處為發表前原文，內容有重要差異）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