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自覺和文化主體(ti)

——《吹沙集》讀後

作者：陳來

來源：《讀書(shu) 》

時間：西元2008年5月

（巴蜀書(shu) 社，2007年7月出版）

郭齊勇教授寄給我一套《吹沙集》，並希望我寫(xie) 一點讀後感，對此我頗感踟躇。因為(wei) ，《吹沙集》作者門下有很多學生，他們(men) 不僅(jin) 與(yu) 作者相知很深，而且對《吹沙集》也都有深入的研究。比起他們(men) 來說，對此書(shu) 表示一些看法，我應當是沒有什麽(me) 資格的。那麽(me) ，我又為(wei) 什麽(me) 同意寫(xie) 這篇“書(shu) 評”呢？這是因為(wei) ，在我看來，《吹沙集》的作者是中國哲學史研究領域的一位著名前輩學者，他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具有相當的代表性，而我作為(wei) 這一領域的中年學者，理應在對前輩學者表示敬意的同時，重新學習(xi) 他們(men) 的學術經驗，尤其在方法論的反思方麵，以求作進一步的思考。不過，由於(yu) 我的了解可能比較粗淺，甚至主觀性較強，因此，以下所說，與(yu) 其說是評論，更不如說是一種個(ge) 人的讀後感才恰當。

01

《吹沙集》共三冊(ce) ，是著名學者武漢大學教授蕭萐父先生專(zhuan) 著之外的論文集，其中《吹沙集》收入的主要是作者80年代的文字，以關(guan) 注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曆史接合點問題為(wei) 中心；《吹沙二集》收入的主要是作者90年代的文字，以世界多極化發展、東(dong) 西文化學術交流融合為(wei) 背景；《吹沙三集》收入的則主要是作者新世紀以來的文字，以闡發文化的多元發生、多極並立、多維互動為(wei) 基調。可以說，《吹沙》各集的重點變化，鮮明地顯示出作者的哲學思考與(yu) 時代思潮密切結合的特色。

在全部三冊(ce) 《吹沙集》中，廣泛地包含了作者從(cong) 先秦到現代，有關(guan) 儒、釋、道各家哲學思想的具體(ti) 研究，顯示了作者很高的研究水平。但在我看來，蕭先生的學術研究與(yu) 思考中，有關(guan) 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大問題的用心思考尤值得讀者關(guan) 注。事實上，三十年來，蕭先生用力最為(wei) 突出的是兩(liang) 點，一個(ge) 是對“中國早期啟蒙思潮”的闡發，一個(ge) 是對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的研究。他晚年在《明清啟蒙學術流變》跋語中自己說，自50-60年代在從(cong) 哲學到哲學史的專(zhuan) 業(ye) 轉向以來，其研究的主要注意力是在“關(guan) 於(yu) 曆史和邏輯相統一的分析方法，以及曆史的發展隻有到特定階段才能進行自我批判和總結性反思”這兩(liang) 方麵。他對“中國早期啟蒙思潮”的研究的影響，不僅(jin) 在於(yu) 幾十年來堅持以此種觀點進行王船山哲學的個(ge) 案研究，更主要在於(yu) 對這一大曆史問題的宏觀把握。因此，不管我們(men) 是否完全讚同作者在這兩(liang) 大問題上的主張，對作者在這兩(liang) 大方麵的工作給予再思考，才是對作者的最大尊重。因限於(yu) 篇幅，本文則隻側(ce) 重於(yu) 前者。

在八十年代的文化討論中，曾出現各種不同的文化論主張，如“徹底重建”、“西體(ti) 中用”、“儒學複興(xing) ”等等。蕭先生的主張被歸納為(wei) “哲學啟蒙”。在蕭先生看來，僅(jin) 僅(jin) 用“哲學啟蒙”來概括他的思想，似乎不知所雲(yun) ，對此，他自己的最簡略的表述是“從(cong) 中國17世紀以來曲折發展的啟蒙思潮中去探尋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化的曆史接合點”。（57）所謂17世紀啟蒙思潮，蕭先生所指的是明末清初以顧、黃、王等代表的人文主義(yi) 思潮，並認為(wei) 這一思潮是以反道學為(wei) 其特征。對於(yu) 此種觀點，學術界並沒有一致的意見，如80年代後期以來有不少學者以“實學思潮”來概括對這一思潮的理解。所以，我讀蕭先生此書(shu) ，關(guan) 注點不在乎是不是，或有沒有這樣一個(ge) 啟蒙思潮，而更關(guan) 心的是蕭先生提出這一看法背後的問題意識。我覺得這一點在以往談《吹沙集》的時候，似注意不夠，而從(cong) 這裏進入，則可能使我們(men) 多一個(ge) 理解作者的角度。

02

“曆史接合點”的問題是怎樣提出來的呢？我以為(wei) 這是和蕭先生在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問題上的思考分不開的。蕭先生的名作《中國哲學啟蒙的坎坷道路》是蕭先生論述這一問題的代表作，此文寫(xie) 於(yu) 80年代初，其中還沒有涉及“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問題。在這篇論文中他指出，確定意義(yi) 的“啟蒙哲學”，應僅(jin) 就其與(yu) 資本主義(yi) 萌芽發展相適應，作為(wei) 封建舊製度崩解的預兆和新思想興(xing) 起的先驅這一特定含義(yi) 來確定它的使用範圍，其實質是一個(ge) 社會(hui) 未達到崩潰但矛盾又已充分暴露條件下進行的自我批判。（《吹沙集》頁14，以下隻注頁碼）蕭先生要問的問題是：“中國思想是否有過這樣的哲學啟蒙或文藝複興(xing) ？如果有，它的曆史起點在哪裏，經曆了什麽(me) 樣的特殊道路？”（11）對此，蕭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並明確指出這一中國的哲學啟蒙始於(yu) 明清之際的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

那麽(me) ，除了對王夫之等思想家在思想史事實的認知之外（我們(men) 知道以王夫之思想為(wei) 啟蒙思想說最早由侯外廬在40年代初已加提倡），這種確認中國有啟蒙思潮，而尋求“曆史起點”的問題意識背後，又有什麽(me) 樣的深層意識呢？我們(men) 在這篇《道路》中可以看到一些跡象，那是通過對馬克思主義(yi) 經典作家曆史分析的解讀，特別是通過對列寧關(guan) 於(yu) “民族自豪感”論述的解讀而表現出來的：“列寧在1914年回顧俄羅斯民族的傳(chuan) 統時，曾指出：‘我們(men) 看到沙皇劊子手、貴族和資本家蹂躪、壓迫和侮辱我們(men) 美麗(li) 的祖國而感到無限痛心’，但應‘滿懷民族自豪感’，因為(wei) 在大俄羅斯人民中間，‘產(chan) 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黨(dang) 人、七十年代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產(chan) 生了工人階級政黨(dang) 並‘證明了它能給人類做出為(wei) 自由和社會(hui) 主義(yi) 而鬥爭(zheng) 的偉(wei) 大榜樣’。至於(yu) 列寧對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托爾斯泰的曆史評價(jia) 和對他們(men) 世界觀矛盾的辯證分析，更達到了很高的科學水平。從(cong) 經典作家這些示範性的論述中，理應得到啟示，應當以什麽(me) 樣的曆史感和科學方法來總結自己民族的曆史傳(chuan) 統。“（18-19）其實，我們(men) 知道，列寧的《大俄羅斯人的民族自豪感》文中所強調的是自由、平等和革命精神，而在蕭先生的解讀中顯然是從(cong) “民族自豪感”這個(ge) 概念的一般意義(yi) 上來理解的，因此，這裏所說的“曆史感”，也是關(guan) 聯著民族自豪感的一種對自己民族曆史傳(chuan) 統的重視。（他在另一處論及這一點時，甚至認為(wei) 這反映了列寧的“曆史感情”，見頁408）換言之，蕭先生對“滿懷民族自豪感”的敏感，使他在轉述列寧的論述時強調了自己的理解和呼應，這應當是中國學者在學習(xi) 、領會(hui) 馬克思主義(yi) 時的一種主動的選擇。因此，蕭先生在此文的結論中提出：“以科學態度進行中西哲學的對比，認真地分析曆史形成的國情，應當珍視自己民族遺產(chan) 中固有的真正的優(you) 秀思想傳(chuan) 統，……這對於(yu) 我們(men) 弄清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在我國的生根發展的思想土壤和曆史形成的邏輯起點，都會(hui) 有一定的意義(yi) 。”（33）無疑，“曆史起點”也好，“曆史形成的邏輯起點”也好，正是蕭先生後來講的“曆史接合點”的思考原型。他在本文的最後指出，馬克思主義(yi) 哲學需要紮根在一定的思想土壤中，才能得到健康的發育成長，為(wei) 了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繁榮發展，應當依據各民族固有的文化傳(chuan) 統特點自覺地培育這樣的思想土壤。（36）可見，曆史接合點的提出，在開始的時候是基於(yu) 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思考，那就是，馬克思主義(yi) 要在中國發展，必須使馬克思主義(yi) 在民族思想的土壤中能夠生根，要尋找這樣的思想土壤、培育這樣的思想土壤。這樣一來，民族思想的土壤不僅(jin) 是作為(wei) 外來思想的馬克思主義(yi) 的生根之處，也使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yi) 在中國傳(chuan) 統的思想土壤中找到了曆史起點，成為(wei) 中國思想的自我生長。而在他看來，適合馬克思主義(yi) 生根的民族思想土壤隻能是早期啟蒙哲學。

03

如果把這一思想再抽象一步，可以說，外來的先進文化必須找到適合自己的一定的民族思想土壤，才能在這個(ge) 民族的文化裏生根，才能在這個(ge) 民族的文化裏發展。因此，數年之後，80年代中期，當以西化大潮為(wei) 主流的“文化熱”到來時，當“現代化”的呼聲成為(wei) 民族的主旋律而與(yu) “傳(chuan) 統”成為(wei) 對待的時候，蕭先生的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曆史起點的意識，便很方便地、邏輯一致地轉而為(wei) 現代化與(yu) 傳(chuan) 統的曆史接合點了。這裏麵有一個(ge) 很重要的提示，即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思考成果可以成為(wei) “現代化與(yu) 傳(chuan) 統”思考的一種基礎。這一點，以前人們(men) 很少注意。大多數人總以為(wei) 有關(guan) 傳(chuan) 統與(yu) 現代思考的思想資源，多從(cong) 海外社會(hui) 學、曆史學的論域引入而來，實際上並非都是如此，蕭先生為(wei) 此提供了一個(ge) 現實的例子。《道路》上麵那段話還顯示出，蕭先生是把他對列寧的這種理解，當作經典作家“回顧民族傳(chuan) 統”、“總結曆史傳(chuan) 統”的範例。這樣一來，雖然一般而言馬克思主義(yi) 經典文獻中沒有論及“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問題，但對蕭先生來說，這些就構成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文獻中處理“傳(chuan) 統”問題的真正資源。可見他對馬克思主義(yi) 的理論資源也是作了選擇的。所以，當以“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為(wei) 中心的文化熱到來時，蕭先生便很迅速地依據這些資源和他對這些資源的理解得心應手地作出了明確的回應。

在文化熱的1987年，在《文化反思答客問》中蕭先生詳細闡明了他對傳(chuan) 統和現代化關(guan) 係的看法：“我之所以強調今日回顧傳(chuan) 統應從(cong) 17世紀說起，是因為(wei) 古代文化長期積累為(wei) 背景的傳(chuan) 統文化向現代化轉化究竟起於(yu) 何時，這種轉化究竟有無內(nei) 在曆史根據，是否必要和可能，是否隻能依賴西方文化的衝(chong) 突而被西化或被現代化，正是今日國內(nei) 外頗有爭(zheng) 議的問題。我認為(wei) ，從(cong) 17世紀以來中國的文化變動中可以找到答案，可以探得古老中國文化向近代轉化的‘源頭活水’。我想海涅和恩格斯對德國民族傳(chuan) 統的回顧、普列漢諾夫和列寧對俄國民族傳(chuan) 統的回顧，對我們(men) 不無啟發。”（58）這裏所說的列寧對俄國民族傳(chuan) 統的回顧就是前麵所說的對拉吉舍夫、十二月黨(dang) 人等的回顧。我覺得，蕭先生多次提到列寧的對傳(chuan) 統的回顧，並不是僅(jin) 僅(jin) 力求在方法上對經典作家的學習(xi) ，而是對“滿懷民族自豪感”之說有會(hui) 於(yu) 心，故屢屢引之以為(wei) 證。由於(yu) 80年代中後期西化思潮相當普遍，故雖然蕭先生的主張與(yu) 西化論和傳(chuan) 統複興(xing) 論都不同，但就其在文化熱的客觀影響和作用而言，應當更多地是減消了西化論的影響。

也由於(yu) 此，蕭先生對杜維明的“源頭活水”說的方法取向表示讚同，在他看來，源頭活水與(yu) 他所說的內(nei) 在曆史根據、根芽是一致的。他說：“我十分欣賞和讚同杜維明先生關(guan) 於(yu) 要在自己民族優(you) 秀傳(chuan) 統中去找現代化的源頭活水的提法，隻是我和他對民族文化中優(you) 秀傳(chuan) 統的抉擇，對探尋中國現代化的源頭活水的去向，見仁見智，各有取舍。”（67）於(yu) 是，他也更多地表示不讚成全盤否定中國文化傳(chuan) 統的觀點：“全盤否定中國文化有自我更新以實現現代化的可能，則我以為(wei) 不可。……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必須從(cong) 民族文化傳(chuan) 統中找到內(nei) 在的曆史根芽，找到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化的曆史接合點……難道中國隻能命定地被現代化或被西方文化所涵化？”（68）所以，曆史接合點問題的提出，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反對“被西化”“被現代化”，要求把現代化文化變成中國文化的內(nei) 在的、自我的要求：“中國的現代化及其文化複興(xing) ，從(cong) 根本上說乃是中國曆史長期發展的必然結果。中國的現代化決(jue) 不是，也不可能是什麽(me) 全方位的西方化，而隻能是對於(yu) 多元的傳(chuan) 統文化和外來文化，作一番符合時代要求的文化選擇、文化組合和文化重構。因此，就必須正確認識到自己民族傳(chuan) 統文化的發展中必要而且可能現代化的內(nei) 在曆史根據或源頭活水。”（73）

他把這種意識稱之為(wei) “曆史自覺”，他說：“中國近代的深重民族苦難所喚起的一代代思想家，麵對中西新舊文化之爭(zheng) ，雖曾以一種朦朧的曆史自覺，把明清之際崛起的早期啟蒙學者看作是自己的先驅，希圖繼其未竟之業(ye) ”（76），應當說，蕭先生所追求的，就是從(cong) 朦朧的曆史自覺走向明確的曆史自覺。這種自覺在從(cong) 前是為(wei) 了培育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土壤，現在則加上了培育現代化、近代西學的生根土壤：“為(wei) 了馬克思主義(yi) 及人類文化其他一切優(you) 秀成果能夠在中國生根、發育，為(wei) 了中國自己的現代化特別是精神文明的現代化得到正常的發展，我們(men) 應當自覺地培育這種土壤。“（79）

04

這種尋求內(nei) 生因素的曆史觀點在世界學術範圍內(nei) 不乏其人，如美國漢學的“中國中心論”或日本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內(nei) 生近代性”，但蕭先生的主張乃是獨立於(yu) 外部世界的研究，是由繼承侯外廬派而來；而他所致力的重點並不在把啟蒙思潮看作是一自然曆史過程的現象而加以抉發，而是著力於(yu) 為(wei) 新文化培育可以生根的土壤，故其主張的重點不是曆史理論的闡明，而是主動的文化實踐。更重要的是，海外的曆史研究都不會(hui) 立基於(yu) 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意識，而這正是在我的解讀中所特別關(guan) 注、強調的。

在《文化反思答客問》這個(ge) 有關(guan) 文化反思的談話中，蕭先生針對胡適、陳序經的全盤西化主張而提出：“問題就在於(yu) ，在中國近代大多數知識精英深層心理中隱然有一種民族主體(ti) 性意識，需要認真理解和詮釋。”（75）其中“掩藏著某種真情”，“隱示了一個(ge) 重大曆史課題”，“這一重大曆史課題就是：近代西學能否和怎樣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相融合，並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找到它的生根之處，從(cong) 而通過對西學精華的吸收消化而實現中國文化的自我更新”。（76）那麽(me) 反過來說，對近代西學在中國生根問題的執著、重視，實際上至少是部分地來自於(yu) 這種隱然的真情，來自於(yu) 一種隱然的民族主體(ti) 性意識。

蕭先生關(guan) 於(yu) 中國哲學啟蒙的早期發展的觀點和結論已為(wei) 學界所熟知，因此，我不想多去重複這些結論，而希望更進一步地了解導致、引向這些結論的“所以然”。在我看來，謀求把近代西方文化嫁接在中國古代傳(chuan) 統之上，謀求把近代以來西方現代化的價(jia) 值接合在中國自己文化的基礎上，使現代化在中國的發展成為(wei) 有本之木，有源之水，成為(wei) 中國文化的自我更新的發展，這是蕭先生的文化主張。這種力求在中國文化曆史中尋找現代文化生長點、接合點的自覺，即是蕭先生所說的“曆史自覺”，這種自覺既是對中國現代化發展內(nei) 生論的堅執，也是民族自豪感的體(ti) 現，民族文化虛無主義(yi) 的立場是不可能走向這樣的結論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主體(ti) 性的出發點都是國外研究者所不可能有的。

因此，這種“曆史感”、“曆史自覺”，在其發展中，漸漸伸向為(wei) “文化主體(ti) ”的申明，從(cong) 而也表現為(wei) 一種文化的自覺：“曆史接合點問題的核心，還涉及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悠久發展是否已在特定條件下孕育出可以向近代轉化的文化主體(ti) 問題。所謂文化主體(ti) ，即李大釗、魯迅所呼籲的‘青春中國’的民族魂，隻有確定了文化主體(ti) ，喚醒了‘青春中國’的民族魂，才能真正具有對龐雜的傳(chuan) 統文化和外來文化進行選擇、涵化、消化的能動機製。”（101）於(yu) 是，我們(men) 也了解到，啟蒙思潮說對於(yu) 蕭先生，不僅(jin) 是對啟蒙價(jia) 值的直接肯定，也是出於(yu) 對民族的文化主體(ti) 性的深切關(guan) 注。

由是，蕭先生也特別指出：“目前在世界上有並行、對流的兩(liang) 大文化思潮，一是‘全球意識’，一是‘尋根意識’。一方麵現代化是世界思潮，現代文化基本上是國際性的。另一方麵每一民族的獨立發展又必須探尋自己民族文化的根基。這就構成了本世紀文化發展對立兩(liang) 極中必要的張力。”（85）與(yu) 把尋根意識看成“保守”不同，他充分肯定“文化‘尋根’，本身是一種當代意識”。（49）他在《重讀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yi) 〉》指出：“我們(men) 現在看得很清楚了，西方現代文化是歐美各民族文化的現代化，仍然是民族性和個(ge) 性很強的東(dong) 西，盡管其中寓有世界性的要素。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中國文化現代化要走自家的路（但不脫離人類文明的發展大道），並不是錯的，文化的民族主體(ti) 性的問題，確乎是一個(ge) 極其重要的問題。”（537）

與(yu) 葉郎（中間）、湯一介（右二）、郭齊勇（右一）在北京論壇（2004年）

行文至此，我想，我的解讀已經表達出來了，無疑，作為(wei) 前輩中國哲學研究的著名學者，蕭先生對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嫻熟，他的深厚的理論素養(yang) ，他對啟蒙價(jia) 值和新文化的不懈追求，他對中國哲學研究的綜合成就，都給人們(men) 以深刻的印象；而我更留意的是，他在思考和處理複雜的哲學文化問題時的“滿懷民族自豪感”和基於(yu) “文化的民族主體(ti) 性”的“曆史自覺”。隻有理解這一點，才能把他對17世紀顧、黃、王的禮讚，和對道家、佛教思想的表揚，對巴蜀思想家以及熊十力、唐君毅、徐複觀的推崇，貫通聯結一體(ti) ，達到對他的學術思想的更全麵的理解。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