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wei) 新文化運動右翼的梁漱溟先生

作者：劉百淞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洙泗——梁漱溟與(yu) 孔學重光》（山東(dong) 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

【作者按語】承蒙宋逸民先生提攜，有幸參加首屆洙泗論壇暨“追隨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與(yu) 孔學重光”學術研討會(hui) ，見證洙泗書(shu) 院盛事，聆聽師友教誨，受益匪淺。該文收錄於(yu) 《洙泗——梁漱溟與(yu) 孔學重光》（山東(dong) 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123—135頁。逸老是主編，苦心孤詣，百折不撓。我經常跟師友說:“逸老終究會(hui) 被寫(xie) 進曆史。”從(cong) 年齡講，逸老是學長；從(cong) 學識講，逸老是夫子；從(cong) 擔當講，逸老是義(yi) 士。一個(ge) 為(wei) 孔子說話的義(yi) 士。

馮(feng) 友蘭(lan) 先生在《中國現代哲學史》中對新文化運動內(nei) 部的派別進行了評析，認為(wei) 胡適、梁漱溟等人構成右翼，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構成左翼，其理論依據在於(yu) 中國現代革命時期分為(wei) 舊民主主義(yi) 革命和新民主主義(yi) 革命兩(liang) 個(ge) 曆史階段，這兩(liang) 個(ge) 曆史階段有所交叉，兩(liang) 股革命力量既鬥爭(zheng) 又聯合，在政治上表現為(wei) 第一次國共合作，在文化上表現為(wei) 新文化運動。什麽(me) 是判別新文化運動左右兩(liang) 翼的標準？其實不難，那就是“承認或不承認帝國主義(yi) 的侵略是中國貧窮落後的一個(ge) 主要原因，接受或不接受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政治上和學術上的指導思想”[1]。這不僅(jin) 是分判學者旨趣的客觀標準，而且牽涉到“如何認識舊中國”、“如何建設新中國”等實際問題。與(yu) 社會(hui) 革命的主張相反，梁漱溟先生遵循的是溫和漸進的改良道路，試圖改變舊中國的落後麵貌，迎來中國文化的新生。

一

新文化運動內(nei) 部的左右兩(liang) 派麵臨(lin) 的社會(hui) 問題是一致的，隻不過解決(jue) 方案有所不同。如果說舊中國是一座陳舊老宅，風雨飄搖，究竟拆了重建，還是修修補補？儒學和孔子就像這座老宅裏的瑰寶，身上附著了許多陳年汙垢，亟須清除。重建房屋，不能丟(diu) 掉瑰寶，拋棄文化傳(chuan) 統；修修補補，不能愛屋及烏(wu) ，舍不得清除汙垢。如何把握分寸？這需要大智慧。

曆史無法按照人們(men) 的美好願景演進。一切都在曲折中變化。儒學與(yu) 孔子蒙受了一個(ge) 多世紀的屈辱。有些屈辱是知識分子的蓄意製造的，個(ge) 中緣由，大家心知肚明。

一旦羞辱儒學、挖苦孔子成為(wei) 風尚，且能為(wei) 某些人博得進步的好名聲，於(yu) 是大家趨之若鶩，極盡中傷(shang) 之能事，使其萬(wan) 劫難複。麵對洶湧濁流，誰敢力挽狂瀾？

毋庸置疑，梁漱溟先生處在新文化運動的風口浪尖，一度成為(wei) 富有爭(zheng) 議的傳(chuan) 奇人物。從(cong) 學術誌趣來看，他既不讚同陳煥章等人的“孔教論”，又拒斥陳獨秀、魯迅等人徹底否定儒家倫(lun) 理的做法。清末民初，儒家麵臨(lin) 的危機是政治革命和社會(hui) 革命帶來的劇痛。陳煥章等人的舉(ju) 措可謂是逆潮流而動，發掘“禮”的源頭——祭祀的社會(hui) 功用，模仿一神論宗教的宣教方式、組織架構和運行機製，試圖利用憲政的框架，將重建的孔教上升為(wei) 國教，藉以參與(yu) 國際競爭(zheng) 。這種危險的嚐試招來新派人物的竭力反對。於(yu) 是乎，“反對孔教會(hui) ——打倒孔家店——否定孔子及儒家思想”的軌跡越來越明顯，大家的言行越來越偏激，判斷力越來越差，恨不能把中國變成一個(ge) 實驗室，為(wei) 西方社會(hui) 思潮提供用武之地。於(yu) 是乎，從(cong) “老大帝國”到走向共和，從(cong) 總統製與(yu) 內(nei) 閣製的糾葛到推動省憲，從(cong) 中央集權到聯省自治……各種救治方案攪合在一起，致使國無寧日、民無安居、士無恒誌，民國初年的亂(luan) 想給許多人帶來困惑。

怎麽(me) 辦？大家隻能激烈爭(zheng) 論，甚至兵戎相見。

無論創建孔教會(hui) ，憑借憲法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將孔教上升為(wei) 國教，還是反對孔教會(hui) ，汲汲於(yu) “隻手打倒孔家店”，都是西方文化入侵之後的產(chan) 物，都是萬(wan) 般無奈之下的痛苦抉擇。二者最終都以失敗告終。

儒學傳(chuan) 統具有開放圓融的優(you) 秀品質，從(cong) 不排斥“外來的主義(yi) ”。問題在於(yu) “外來的主義(yi) ”如何在中國發揮改造社會(hui) 的積極作用？是對儒學傳(chuan) 統賴以生存的社會(hui) 環境進行徹底破壞，還是植根於(yu)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深厚土壤，贏得中國人的情感認同，進而激發普羅大眾(zhong) 的主觀能動性？這始終是一個(ge) 困擾在大家心頭的難題。

就當時流行的形形色色的“外來的主義(yi) ”而言，“破家”與(yu) “非君”是許多思想流派的共同特征。大致說來，所謂“破家”是指解放個(ge) 性，釋放人欲，將束縛個(ge) 人的“封建禮教”徹底打碎；所謂“非君”是指拆毀“階級訊被製度”的腳手架，拋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約束機製，將個(ge) 人自由置於(yu) 整個(ge) 社會(hui) 之上。當然，這不過是少數精英的抉擇。普通民眾(zhong) 飽受天災人禍之苦，早已處於(yu) “非人”的境地。一些會(hui) 道門組織打著佛道儒的旗號，拉人入夥(huo) ，肆意蔓延，加劇了社會(hui) 矛盾。梁漱溟對此深惡痛絕，指出：“我又看見中國人蹈襲西方的淺薄， 或亂(luan) 七八糟， 弄那不對的佛學， 粗惡的同善社， 以及到處流行種種怪秘的東(dong) 西， 東(dong) 覓西求， 都可見其人生無著落， 我不應當導他們(men) 於(yu) 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來嗎? ”[2]無論是當時出現的全盤西化的社會(hui) 實驗，還是民間盛行的“大通家”的廣大神通，都無法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中國社會(hui) 的深層次矛盾。

有人仍舊堅持全盤西化的取向，頑固地歪曲、否定甚至拋棄中華民族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依然有人襲取同善社、聖賢道、萬(wan) 國道德會(hui) 等會(hui) 道門的組織架構，不遺餘(yu) 力地用心性修養(yang) 的外衣包裝鬼力亂(luan) 神的歪理邪說，扶鸞請仙，焚香斥鬼，藉以吸引信眾(zhong) ，壯大隊伍。這兩(liang) 股力量的前身，正是梁漱溟先生堅決(jue) 反對的。見微知著，防微杜漸。放任全盤西化，隻會(hui) 走上死路一條；寄希望於(yu) 會(hui) 道門，無異於(yu) 飲鴆止渴。儒者不能片麵追求權變而喪(sang) 失自身的根基。雖然有些學者竭力為(wei) 會(hui) 道門的代表人物進行脫敏處理，甚至為(wei) 這些人披上儒服，戴上儒冠，發掘所謂勸善化民的社會(hui) 價(jia) 值，但這隻是後人的層層累積和精心裝扮，並不能消除會(hui) 道門與(yu) 儒家之間的鴻溝，

可以說，梁漱溟先生對全盤西化派和會(hui) 道門的鄙棄，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啟示，有助於(yu) 今人冷靜頭腦，站穩腳跟，切實推進儒學複興(xing) 。

二

在研究思想家的生平和言行的時候，不能將研究者的偏見強加到研究對象的身上。這是最起碼的學術道德。梁漱溟先生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座高峰。他的身上有許多有待破解的謎團。倘若不懂得蒙古貴族世家的品格，不了解梁漱溟先生青年和中年以後佛學思想的重大變化，不明白泰州學派的價(jia) 值訴求，不懂得顯密圓通、世出世間法，就無法深入梁漱溟先生的精神世界，更不必說研究他思考的問題和提出的解決(jue) 方案。

自古英雄出少年。梁漱溟先生屬於(yu) 早慧型的人物。中學時代就參加革故鼎新的秘密活動。這在當時的滿蒙貴族之中並不鮮見。有時候，革命的土壤來自民間，革命的思路千差萬(wan) 別，革命的隊伍魚龍混雜，但是革命這一推動人類社會(hui) 進步的手段不可或缺。貴族和士人參加革命，可謂清末民初的異彩。革命的預期遠景和實際效果相去甚遠。這為(wei) 革命者今後的抉擇埋下了伏筆。有人堅持繼續革命，有人趨於(yu) 改良，有人日漸頹唐，有人遠離世務。梁漱溟先生重新陷入深思，於(yu) 是精研世出世間法，重新思考家國天下的重大問題。

菩薩不舍眾(zhong) 生。梁漱溟先生乘願再來，示現居士身，在五濁惡世解救眾(zhong) 生。當然，這是從(cong) 信仰者的角度來解讀他的學識與(yu) 實踐。根據梁漱溟先生對《究元決(jue) 疑論》一文寫(xie) 作因緣的回憶，我們(men) 深深地感受到作者的真誠——“我自二十歲後思想折人佛家一路，專(zhuan) 心佛典者四五年，同時複常從(cong) 友人張申府（崧年）假得幾種小本西文哲學書(shu) 讀之，至此篇發表，可以算是四五年來思想上的一個(ge) 小結果。”[3] 這是信解行證的真實寫(xie) 照。梁漱溟先生這一階段的佛學思想依然延續了佛教中國化的傳(chuan) 統，與(yu) 呂澂等人的佛學見解相去甚遠。此後的半個(ge) 多世紀，梁漱溟先生高度認同呂澂的佛教史觀和佛學思想，對自己早年的體(ti) 認進行全麵反思。這是二十世紀中國佛教界的一件大事，不可不察。

戰亂(luan) 頻仍，民生凋敝，這是民國初年的慘淡畫麵。怎一個(ge) “苦”字了得？梁漱溟先生從(cong) “苦”字入手，參詳世出世間法。一般人執著名相，考察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hui) 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五取蘊苦，而忽略眾(zhong) 生的實際處境。梁漱溟先生不是這樣的人。他將所見所聞轉化為(wei) 《吾曹不出如蒼生何》一文，四處分發，引起同仁共鳴。

苦，不僅(jin) 是人生體(ti) 驗，而且四聖諦的入階。從(cong) “苦集滅道”到“常樂(le) 我淨”，不是觀念轉變，而是大乘菩薩度化眾(zhong) 生的跡象。維摩詰菩薩身在家心出家，示現病相。梁漱溟先生早年身心不調，八苦交集，尋求化解之道。從(cong) “苦空無常無我”轉向“本體(ti) 至樂(le) ”，梁漱溟先生的人生道路出現了轉折。

翻閱《明儒學案》，不經意之間了解泰州學派的學術旨趣，“於(yu) 《東(dong) 崖語錄》 中忽然看到‘百慮交錮， 血氣靡寧’八個(ge) 字，驀地心驚。這不是恰在對我說的話嗎？這不是恰在指斥現時的我嗎？頓時頭皮冒汗默然自省，遂由此決(jue) 然放棄出家之念。”[4]如何安頓身心？梁漱溟先生的處理方式是“思想上傾(qing) 向佛家，生活上走儒家的路”。這種合內(nei) 外之道在當時深受許多學者的認同。按照嵇文甫先生的說法，“泰州學派是王學的極左派。王學的自由解放精神，王學的狂者精神，到泰州學派才發揮盡致，這個(ge) 學派由王心齋發其端，中經徐波石、顏山農(nong) 、何心隱、周海門、陶石簣等等，發皇光大，一代勝似一代。”[5]我們(men) 不難產(chan) 生這樣的疑問——“王學左派”為(wei) 何能夠激起梁漱溟先生的興(xing) 趣？一言以蔽之，樂(le) 也。梁漱溟先生對此深有體(ti) 會(hui) ，指出：“全部《論語》 通體(ti) 不見一苦字。相反地，劈頭就出現了悅樂(le) 字樣。其後，樂(le) 之一字隨在而見，語氣自然，神情和易，樂(le) 字難計其數，不能不引起我的思尋研究。卒之，糾正了過去對於(yu) 人生某些錯誤看法，而逐漸有其正確認識。”[6]

泰州學派的“樂(le) 學”，既有安頓人生的方便法門，又有關(guan) 注平民的具體(ti) 途徑。泰州學派將農(nong) 民、樵夫、瓦匠、陶工等社會(hui) 下層納入實踐主體(ti) ，開啟了平民儒學的新局麵。如何延續平民儒學的內(nei) 在理論和實踐方式，或者說如何在帝國主義(yi) 、封建主義(yi) 和官僚資本主義(yi) 困擾的社會(hui) 環境中尋求自新之道？這是梁漱溟先生必須麵對的實際問題。對此，他提出了兩(liang) 個(ge) 問題：一是人生問題，即人為(wei) 什麽(me) 活著；二是中國問題，即中國向何處去。在他看來，解決(jue) 二者的關(guan) 鍵在於(yu) 鄉(xiang) 村建設。

三

要想徹底改造舊中國，推進鄉(xiang) 村建設運動，就必須對農(nong) 民進行全麵而深刻的改造；要想對農(nong) 民進行一番全麵而深刻的改造，就必須對這個(ge) 受苦受難的社會(hui) 群體(ti) 進行深入研究。毛澤東(dong) 同誌一針見血地指出：“農(nong) 民的性格有兩(liang) 方麵。一是黑暗的，如自私自利、愚蠢守舊等，魯迅的《阿Q正傳(chuan) 》，就是專(zhuan) 寫(xie) 那黑暗麵的作品。一是光明的，如急公好義(yi) 、勇敢犧牲等。他們(men) 一身就具備了這兩(liang) 種矛盾的性格。政治的作用，便在發動他們(men) 這光明的積極性，逐漸克服他們(men) 的黑暗麵，實現民主的政治。”[7]梁漱溟先生看到了這一點，也在積極尋求救治方案。

在梁漱溟先生那裏，“鄉(xiang) 村建設”是對“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研究工作的進一步發展，“中國文化的根”可以從(cong) “有形的”和“無形的”兩(liang) 個(ge) 層麵加以理解，前者是指鄉(xiang) 村，後者是指中國人講的老道理。麵對內(nei) 憂外患，中國文化必須有一個(ge) 大的轉變，才能獲得生機。隻有從(cong) 舊的文化中開出新的文化，中國問題才能得到解決(jue) 。梁漱溟的努力就在於(yu) “要從(cong) 舊文化裏轉變出一個(ge) 新文化來。‘轉變’二字，便說明了將來的新文化：一麵表示新的東(dong) 西；一麵又表示是從(cong) 舊東(dong) 西裏轉變出來的。換句話說，他既不是原來的舊東(dong) 西，也不是純粹另一個(ge) 新東(dong) 西，他是從(cong) 舊東(dong) 西裏麵轉變出來的新東(dong) 西。”[8]就是說，必須將中國舊有的文化轉變為(wei) 新文化，才能實現拯救鄉(xiang) 村的目的。

由此，我們(men) 可以基本斷定，梁漱溟先生推崇的是新文化是老樹開新花，老枝發新芽，而不是簡單地移植嫁接，更不是盲目推進全盤西化。舊中國、中國文化必須經曆一場“革命”，才能實現脫胎換骨。

梁漱溟先生對“革命”二字情有獨鍾。在他看來，鄉(xiang) 村建設是一場特殊的革命，革命對象不是一定的人群，而是舊有的禮俗。舊禮俗被革除，新禮俗才能挺立。新禮俗不等於(yu) 民主，但它吸取了民主的合理成分。梁漱溟稱之為(wei) “革命”。與(yu) 一般政治家論述的“革命”有所不同，梁漱溟認為(wei) “新禮俗”的革命性並不表現將一部分社會(hui) 成員視為(wei) 革命對象，而是將舊有的政治秩序看成革命對象，也就是說，“從(cong) 舊秩序——君主專(zhuan) 製政治，個(ge) 人本位的經濟，根本改造成一全新秩序——民主政治，社會(hui) 本位的經濟，不說他是革命更是什麽(me) ？”[9]這樣的革命依然屬於(yu) 舊民主主義(yi) 的範疇，需要更進一步，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中國社會(hui) 的問題。

必須指出的是，梁漱溟先生的鄉(xiang) 村建設理論是排斥階級鬥爭(zheng) 學說的。正因為(wei) 這樣，它才無法贏得實踐的勝利。毛澤東(dong) 同誌指出，“經濟落後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對象是鄉(xiang) 村宗法封建階級（地主階級）。經濟落後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國主義(yi) ，內(nei) 而統治階級。對於(yu) 其地壓迫榨取的對象主要是農(nong) 民，求所以實現其壓迫與(yu) 榨取，則完全依靠那封建地主階級給他們(men) 以死力的擁護，否則無法行其壓榨。”[10]舊中國的痼疾就是農(nong) 民問題。無產(chan) 階級力量非常薄弱，缺乏係統地革命教育，與(yu) 農(nong) 民有著割舍不斷的關(guan) 係。倫(lun) 理本位和職業(ye) 分途並不能掩蓋當時存在的尖銳的階級鬥爭(zheng) 。

可以說，有沒有階級鬥爭(zheng) ，承認不承認有階級鬥爭(zheng) ，這是兩(liang) 個(ge) 不容混淆的根本問題。1938年1月，毛澤東(dong) 同誌多次會(hui) 晤梁漱溟先生，商討鄉(xiang) 村建設的相關(guan) 問題，“毛澤東(dong) 指出，梁漱溟在《鄉(xiang) 村建設理論》一書(shu) 中提出的解決(jue) 中國問題的政治主張，是走改良主義(yi) 的道路，不是革命的道路。改良主義(yi) 解決(jue) 不了中國的問題，中國的社會(hui) 需要徹底的革命。梁漱溟認為(wei) 中國社會(hui) 階級分化和階級對立不明顯、不強烈、不固定，不同意搞階級鬥爭(zheng) 。毛澤東(dong) 同他就解決(jue) 和階級鬥爭(zheng) 問題發生了相持不下的爭(zheng) 論。”[11]這樣的爭(zheng) 論非常有價(jia) 值。為(wei) 什麽(me) 呢？因為(wei) 它向中國人民指出了建立新中國的必由之路。

早在二十世紀初，劉師培等人就發現了地主階級是農(nong) 民疾苦的主要製造者之一。他在《論中國田主之罪惡》一文詳細列舉(ju) 了大地主、小地主和農(nong) 民的不同處境，並對未來進行瞻望，指出：“故知異日中國之田，必悉操於(yu) 大地主之手，非實行農(nong) 民革命，廢滅土地私有製，則佃民所罹之苦豈有涯乎！”[12]許多農(nong) 民被舊倫(lun) 理束縛，既不敢對地主階級展開堅決(jue) 徹底的鬥爭(zheng) ，又不願參加鄉(xiang) 村建設運動，隻能逆來順受，得過且過。

梁漱溟先生經常歎息農(nong) 民動不起來。農(nong) 民動不起來，很大程度上應當歸結於(yu) 先覺者的工作不足。要知道，推進社會(hui) 革命，就必須建立一個(ge) 革命的政黨(dang) ；建立革命的政黨(dang) ，就要去做好群眾(zhong) 工作，真正促成民眾(zhong) 的大聯合。如果革命的政黨(dang) 能夠真正相信群眾(zhong) 、依靠群眾(zhong) 、教育群眾(zhong) ，就能創造人間奇跡。正如毛澤東(dong) 同誌在《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中總結的那樣，“教育每一個(ge) 同誌熱愛人民群眾(zhong) ，細心地傾(qing) 聽群眾(zhong) 的呼聲；每到一地，就和那裏的群眾(zhong) 打成一片，不是高踞於(yu) 群眾(zhong) 之上，而是深入於(yu) 群眾(zhong) 之中；根據群眾(zhong) 的覺悟程度，去啟發和提高群眾(zhong) 的覺悟，在群眾(zhong) 出於(yu) 內(nei) 心自願的原則之下，幫助群眾(zhong) 逐步地組織起來，逐步地展開為(wei) 當時當地內(nei) 外環境所許可的一切必要的鬥爭(zheng) 。”[13]實踐證明，這是一條行之有效的革命道路。它有助於(yu) 實現建立“強國家”的夢想。

四

曾經有學者將近一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曆史使命概括為(wei) “啟蒙”與(yu) “革命”，二者之間究竟何者為(wei) 上，至今眾(zhong) 說紛紜。時至今日，我們(men) 尚未告別“古今中西”的爭(zheng) 論。即便倡導“啟蒙”，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判別蒙昧與(yu) 文明的標準是什麽(me) ？啟蒙的最終導向是什麽(me) ？難道中華民族必須要和自己的文化傳(chuan) 統作出最徹底的決(jue) 裂嗎？類似的追問，永無答案。

近代以來，西方列強通過軍(jun) 事打擊、經濟侵略、文化滲透、政治誘導，逐步迫使“老大帝國”讓出生存空間，屈服於(yu) 殖民主義(yi) 的統治秩序。晚晴時代的統治集團，對外無法戰勝歐美世界的軍(jun) 事力量，對內(nei) 卻能壓製各種反抗力量，政府的公信力在急速下降，江山社稷處於(yu) 風雨飄搖的狀態，就這樣搖搖晃晃堅持了很長時間，直到某一天統治集團內(nei) 部矛盾激化到不可調和的地步，改良派與(yu) 革命黨(dang) 聯袂登場，揮舞鐵拳，給這個(ge) “老大帝國”致命一擊，推翻帝製，走向共和，誠如毛澤東(dong) 同誌在《民眾(zhong) 的大聯合》（三）中所言：“辛亥革命，乃革命黨(dang) 和諮議局合演的一出‘痛飲黃龍’。其後革命黨(dang) 化成了國民黨(dang) ，諮議局化成了進步黨(dang) ，是為(wei) 吾中華民族有政黨(dang) 之始。”[14]舊屋坍塌，大家一起憧憬革故鼎新的宏偉(wei) 藍圖。有些所謂精英人士在歐風美雨的侵蝕下喪(sang) 失了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更多的仁人誌士憑借艱苦卓絕的品質，迎難而上，為(wei) 中華民族賡續慧命，為(wei) 新時代積蓄強大的實力。梁漱溟先生屬於(yu) 後者。

百川東(dong) 到海。梁漱溟先生的鄉(xiang) 村建設理論最終導向了建設新中國這一重大問題。如何使“人民盡舜堯”？如何激發人們(men) 的主觀能動性？如何清除舊社會(hui) 遺留下來的沉渣汙垢？如何創造新文化？一切問題都要在實踐中回答。梁漱溟先生滿懷真誠，向世人講述了這樣的道理：

中國一向人多，在前未經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顯得百事無能，而何以一經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便顯得如此卓越？這“點石成金”的“點金術”豈可不加認識？豈可不學習(xi) ？

事跡之奇，奇在目標峻極遠大而現前所處境地卑陋，太缺乏所以進達其目標的客觀現實有形有利條件，而竟從(cong) 人的主觀能動性創造力，從(cong) 邊戰爭(zheng) ，邊學習(xi) ，邊補充所不足條件和邊建設，邊學習(xi) ，邊補充所不足條件，在不太長時間，第一階段勝利成功，第二階段也取得巨大進展；前途共產(chan) 雖猶待努力，而奇勳已著矣。尋其竅要，一句話，就是：一貫地以人的精神之優(you) 越抵補其物的條件之不足。

人是固有的，問題隻在怎樣使得把人們(men) 的優(you) 越性發揚出來而收其效用於(yu) 當前事功——所謂“點金術”者應即在此。[15]

就事實而言，無論是消滅血吸蟲病、治理淮河，還是開鑿紅旗渠、打通郭亮洞，甚至興(xing) 建人造梯田，創造各種人間奇跡，都離不開農(nong) 民的主觀能動性。以前，農(nong) 民動不起來；現在，農(nong) 民敢於(yu) 戰天鬥地，改變命運。這就是“強國家”給來帶來的精神動力。梁漱溟先生順應曆史潮流，重新思考問題，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有益的參照。

從(cong) 泰州學派的平民儒學到梁漱溟先生的鄉(xiang) 村建設，再到我們(men) 今天構建現代平民儒學，曆史在回環往複中不斷前進。平民儒學的實踐主體(ti) 是誰？是那些處在社會(hui) 底層的普通勞動者。他們(men) 的生活日用和價(jia) 值訴求決(jue) 定了平民儒學的思想、內(nei) 容和品質。隨著資本全球擴張的日益加劇，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的農(nong) 民開始不斷分流，固守田園的人越來越少，融入城市的人越來越多，人們(men) 的想法很簡單，那就是改變命運，改善生活，實現自己的人生價(jia) 值。不是所有背井離鄉(xiang) 的人都能成為(wei) 資本者。從(cong) 農(nong) 民變為(wei) 無產(chan) 者，早已成為(wei) 無法抗拒的曆史魔咒。從(cong) 舊民主主義(yi) 到新民主主義(yi) ，從(cong) 建立“強國家”到繼續革命，中間難免出現波折，難免出現失誤，但是這些不能成為(wei) 停滯不前或開曆史倒車的借口。儒學從(cong) 帝製時代的王官學的位置上跌落下來，不是什麽(me) 壞事，而是一件好事。為(wei) 什麽(me) 呢？因為(wei) 它可以再次回到民間，豐(feng) 富理論體(ti) 係，迎來新生。

近年來，思想界對經濟全球化的曲折發展保持高度警惕。有什麽(me) 樣的經濟形態，就有什麽(me) 樣的思想觀念。在探求真理的路途中，有人盲目躁動，急於(yu) 求成，企圖用非常手段解決(jue) 全局性問題；有人思想包袱沉重，懼怕革新，企圖用舊有的思維方式應對全新的挑戰。即便有人主張用儒家的中庸之道解決(jue) 現代社會(hui) 的痼疾，那也不過停留在理論探索的層麵，至今仍未拿出一套切實可行的實踐方案。這不僅(jin) 是新文化運動知識分子遺留下來的半截子工程，而且還是現代學者麵臨(lin) 的困境。

如何在中西之間搭建對話的橋梁？如何疏通古今之間的淤塞？這是我們(men) 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我們(men) 不能閉目塞聽，拒斥西學的有效成分；我們(men) 不能妄自菲薄，拋棄古人的智慧遺產(chan) 。今天，大凡心智健全、學識廣博、富有擔當精神的學人，無不深思新文化運動的優(you) 點與(yu) 缺憾。在讚揚新文化運動引薦“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曆史功績時，我們(men) 不能忽視它的不足之處。誠如姚中秋先生所言：“新文化運動知識分子卻誇大了中西文化的差異。當時最時髦的學術是中西——有時還加上印度——文化的對比，這種對比多突出中西文化之異，而忽略文化之同。在陳獨秀等人那裏，中國文化與(yu) 西方文化簡直就是相反的、對立的文化。而西方文化既然是先進的，則與(yu) 之相反的中國文化當然就是落後的，應當予以完全放棄、予以破壞、打倒。對西方之新的迷信，導致了對中國之舊的臆斷。”[16]臆斷是自我戕伐，無助於(yu) 文化綜合創新。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之間並不存在冰炭不相容的對立關(guan) 係，而是相互發明、相互滋養(yang) 的創生關(guan) 係。傳(chuan) 統能夠為(wei) 現代提供深厚的根基和深沉的智慧，現代能夠將傳(chuan) 統的生命激活，使其成為(wei) 造福社會(hui) 的強大動力。

結語

新文化運動是中國革命勢力的左右兩(liang) 翼共同發起的。作為(wei) 新文化運動右翼的梁漱溟先生，以佛學作為(wei) 信仰，以儒學作為(wei) 回答人生問題的方便法門，以鄉(xiang) 村建設作為(wei) 解決(jue) 中國問題的有益探索，從(cong) 右到左，左右互濟，而後帶著問題離開這個(ge) 世界。他給我們(men) 的最大啟示就是“提得出問題，然後想要解決(jue) 它”。錢穆先生指出：“孔子以平民儒士，出而批評貴族君大夫之生活，欲加以糾正，則非先例之所許也。”[17]今天我們(men) 的首要任務，不是臧否人物，而是及時推進理論轉型和實踐探索，以現代的平民作為(wei) 立足點，去審視、重構和詮釋儒學，形成一套區別於(yu) 封建士大夫的理論結構，並將它落實在具體(ti) 的實踐活動中，對改造世界發揮積極作用，這也正是探討“儒學的理論轉向：現代平民儒學的建構”這一課題的初衷。

注釋：
[1] 馮友蘭：《中國現代哲學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頁。
 
[2] 梁漱溟: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梁漱溟全集》第1卷， 第543頁-544頁。
 
[3] 梁漱溟：《究元決疑論》，《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20—21頁。
 
[4] 梁漱溟：《我的自學小史》，《梁漱溟全集》第2卷， 第699頁。
 
[5] 嵇文甫：《左派王學》，上海三聯書店1990年版，第44頁。
 
[6] 梁漱溟：《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再變》，《梁漱溟全集》第7卷， 第181頁。
 
[7] 《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頁。
 
[8] 梁漱溟：《鄉村建設大意》，《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19頁。
 
[9]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0頁。
 
[10] 《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頁。
 
[11] 《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頁。
 
[12] 李妙根編選：《國粹與西化：劉師培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292頁。
 
[13]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頁。
 
[1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毛澤東早期文稿（一九一三年六月—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6頁。
 
[15] 梁漱溟：《中國——理性之國》，《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284頁。
 
[16] 姚中秋：《尋找中道》，語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頁。
 
[17] 錢穆：《國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