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之思：社會(hui) 轉型期思想變化的一個(ge) 案例

作者：王坤鵬

來源：《孔子研究》2022年第1期

摘要： 先秦諸子針對現實問題集中闡發了包括均地、均政與(yu) 均貧富等在內(nei) 的“均”觀念。均地之議主要從(cong) 保民生、盡民力、土地管理及賦稅征收等角度生發，均政之議包含均平爵祿、均用民力、均治天下等不同層麵。相關(guan) 論議的產(chan) 生有其背景：一是戰國時期生產(chan) 水平的大幅提高，使得小家庭從(cong) 宗族中分離出來成為(wei) 獨立經濟單位；二是官—民二元格局形成，需要建立新的社會(hui) 與(yu) 政治倫(lun) 理關(guan) 係；三是華夏文化圈統一趨勢日益明顯，均平天下成為(wei) 主流思潮。諸子“均”之思，不管是均地、均政抑或均貧富，都切中了社會(hui) 現實問題，少有虛渺玄遠的內(nei) 容，相較西周時期產(chan) 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體(ti) 現了戰國時期個(ge) 體(ti) 價(jia) 值的發現，是其時建立新的社會(hui) 與(yu) 政治倫(lun) 理關(guan) 係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guan) 鍵詞： 均觀念；社會(hui) 思想；諸子；社會(hui) 轉型期

作者：王坤鵬，男，1984 年生，河南沈丘人，吉林大學中國史係副教授，研究方向為(wei) 先秦史、曆史文獻學等。

關(guan) 於(yu) 先秦諸子“均”觀念的研究，學界已形成若幹研究成果，相關(guan) 論作或專(zhuan) 門考論《論語·季氏》“不患寡而患不均”相關(guan) 章節的內(nei) 涵[1]，或分別從(cong) 社會(hui) 、經濟及政治等角度論析先秦諸子的均平思想[2]，也有專(zhuan) 家從(cong) 整體(ti) 上探討中國古代均平文化的內(nei) 涵[3]。但既有成果多就思想觀念作靜態分析或邏輯推演，對孕育“均”觀念的社會(hui) 曆史背景有所忽略。本文擬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從(cong) 社會(hui) 轉型期思想變遷的角度對先秦諸子有關(guan) “均”觀念的論述作進一步研究，祈請專(zhuan) 家指正。

一、土田之均

先秦諸子關(guan) 於(yu) “均”觀念的思考雖或托之於(yu) 上古禮製，但實質上大都是針對春秋末年以迄戰國時期的社會(hui) 政治經濟之實際情勢而發。其時列國政治的關(guan) 注點無外乎疆域的贏縮、民人的多寡以及政事的治否等方麵，即孟子所說的“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 (《孟子·盡心下》) 。諸子有關(guan) “均”的論議亦大體(ti) 是圍繞這“三寶”而來。茲(zi) 先介紹有關(guan) 均地的論議。

土田之均隻有到了戰國時期才真正成為(wei) 人們(men) 所普遍關(guan) 注的問題。在此之前，土田一般為(wei) 各級氏族所占有。學者已指出，在從(cong) 遠古至春秋時期的多數時間裏，氏族一直都是先秦社會(hui) 的基本組織形式。直到春秋中期以前，社會(hui) 上還很少能找到流離於(yu) 氏族之外的人，人們(men) 在社會(hui) 上的活動與(yu) 影響通常是以氏族的麵貌表現出來[4]。作為(wei) 基本生產(chan) 資料的土地一般也屬氏族所有。各級貴族家族均掌握一定數量的土田作為(wei) 家族生息的根本，大致情形即如《禮記·禮運》篇中所說：“ 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製度。”各級貴族按等級占有一定數量的土地，在文獻中稱為(wei) “田”“采”或“邑”等。

西周、春秋時期的家族，其內(nei) 部雖然由多個(ge) “室”組成，但“室”並不單獨占有土地。例如《詩經》說：“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獲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詩經·周頌·良耜》)據詩篇所雲(yun) ，氏族的糧食獲得了豐(feng) 收，用來養(yang) 活族內(nei) 的百室。趙世超等學者認為(wei) 這種“室”隻是消費單位，尚未成為(wei) 獨立的生產(chan) 單位[5]。既然西周、春秋時期的家族按等級或貢獻占有土田，則個(ge) 體(ti) 小家庭之間無所謂均與(yu) 不均的問題。

春秋至戰國時期，鐵製農(nong) 具與(yu) 牛耕得到推廣應用，生產(chan) 水平大幅提高，原來從(cong) 屬於(yu) 大家族的“室”逐漸從(cong) 家族中獨立出來，占有一定的土田，獨力從(cong) 事生產(chan) 活動，土田不均的現象也就隨之大量出現。實際上，不僅(jin) 在土田的占有方麵，隨著社會(hui) 個(ge) 體(ti) 成員的日漸活躍，不均的現象在社會(hui) 生活的各個(ge) 方麵都開始顯現出來。日本學者渡邊信一郎即認為(wei) ：“ 在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真實存在的階級、分工、貴賤、長幼等各方麵的差等麵前，如何塑造出社會(hui) 的秩序來呢?這是戰國時期的政治課題之一，而答案之一便是均平。”[6]正是針對社會(hui) 中出現的大量的不均現象，先秦諸子開始從(cong) 不同角度論述有關(guan) 均平的學說。

第一類均田之議從(cong) 民生的角度出發，以孟子所提出的均井地之議為(wei) 代表。孟子雲(yun) ：“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製祿，可坐而定也。” (《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所說的“經界”當按朱熹所釋:“ 謂治地分田，經劃其溝塗封植之界也。”[7]“井地”即個(ge) 體(ti) 農(nong) 民所占有並耕作的土地。所謂“井”實際是戰國時期存在的一種基層社會(hui) 組織，一井包括八戶。按孟子的設想，一井農(nong) 戶共占有九百畝(mu) 土田，除百畝(mu) 公田之外，剩下的八百畝(mu) 由八家農(nong) 戶分占，每家分占一百畝(mu) ，也就是孟子常說的由八口之家耕作的“百畝(mu) 之田” (《孟子·梁惠王上》) 。如果經界不正，井田就無法均等分配，吃虧(kui) 的一定是處於(yu) 弱勢地位的農(nong) 民。

孟子提出均井地的議論，其出發點有二：其一是“製民之產(chan) ” (《孟子·梁惠王上》) 。均井地可以使個(ge) 體(ti) 家庭擁有固定的產(chan) 業(ye) 基礎，農(nong) 民努力耕作，達致安定生活，所謂“有恒產(chan) 者有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其二是防止侵占。土地按井田製度來劃分，隻要井地的疆界劃分準確，權勢階層就無法侵漁農(nong) 民的勞動成果。由孟子的論述來看，戰國時期應已存在不少土田占有不均的現象。土田不均導致大量基層民眾(zhong) 不能保有基本的生產(chan) 生活資料，無法安心於(yu) 生產(chan) ，這是導致社會(hui) 不穩定的因素。孟子的井田之議正是基於(yu) 戰國時期正在發生的這一社會(hui) 弊病而發。

第二類均地之議是從(cong) 盡民力的角度加以發揮的。例如《管子》雲(yun) ：“ 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饑寒之至於(yu) 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wei) 而不倦，民不憚勞苦。......審其分，則民盡力矣。” (《管子·乘馬》) 其所述推行均地的出發點在於(yu) “分力”。所謂“父子兄弟”指的正是當時的個(ge) 體(ti) 家庭，其規模應略同於(yu) 孟子所說的八口之家。土地均分到這樣的個(ge) 體(ti) 家庭，實質上打破了氏族生產(chan) 組織之下“大鍋飯”的生產(chan) 方式，農(nong) 民的生產(chan) 積極性得到更加充分的調動，如此才能使民眾(zhong) 不憚勞苦，為(wei) 而不倦，使民力得到充分發揮。此議得以產(chan) 生的前提是戰國時期生產(chan) 力所獲得的飛躍發展。由於(yu) 冶鐵技術的發明與(yu) 改進，戰國中後期的農(nong) 業(ye) 與(yu) 手工業(ye) 生產(chan) 已普遍使用鐵製工具，兼之水利灌溉事業(ye) 的興(xing) 辦、牛耕的推廣、新的耕作技術與(yu) 施肥技術的進步與(yu) 推行，農(nong) 業(ye) 產(chan) 量有了顯著提高[8]。戰國文獻記載：“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 (《呂氏春秋·上農(nong) 》) ，一個(ge) 成年男丁的勞動成果可以養(yang) 活 10口人，這就使得 10 口以內(nei) 的小農(nong) 家庭得以成為(wei) 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基本單位。如此情勢下，類似《詩經·周頌·載芟》所記“千耦其耘”的生產(chan) 組織方式會(hui) 降低生產(chan) 效率。戰國時人已意識到這一點，文獻中稱：“ 今以眾(zhong) 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 (《呂氏春秋·審分》) 所謂“公作”指的是以大集體(ti) 為(wei) 單位進行勞作，而“分地”就是上引《管子·乘馬》中所說的“均地分力”。正是由於(yu) 生產(chan) 力的進步，使得均田分地的主張日益成為(wei) 當時社會(hui) 上有關(guan) 生產(chan) 勞作的主流生產(chan) 方式。

第三類均地之議則是從(cong) 土地管理與(yu) 賦稅征收等角度著眼，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尚書(shu) ·禹貢》中的說法。學界關(guan) 於(yu) 《禹貢》的成書(shu) 時間有多種觀點[9]。顧頡剛認為(wei) 《禹貢》中的地理區劃、九州說以及相關(guan) 物產(chan) 名類(例如鐵與(yu) 鏤)等均表明其成書(shu) 於(yu) 戰國時期[10]。近年新發現的戰國竹簡《容成氏》中記載有與(yu) 《禹貢》不同的“九州”說[11]，也說明“九州”一類的學說在戰國時期比較流行。《禹貢》的主要內(nei) 容之一即是將上古中國劃分為(wei) 九州，並根據各州的自然物產(chan) 及生產(chan) 情況製定貢賦。例如冀州“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尚書(shu) ·禹貢》) ，田地是九州中的第五等，田賦為(wei) 第一等而夾雜第二等。青州“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尚書(shu) ·禹貢》) ，其田地屬第三等，賦稅則是第四等。這種觀點本質上也是一種均地之議，隻是其側(ce) 重點在於(yu) 土田稅賦的征收。《山海經·海內(nei) 經》雲(yun) ：“ 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12]，所謂“均定九州”，正是指均定九州的土田稅賦。

與(yu) 《禹貢》視角相似的均地之議在戰國時期的文獻中比較常見。《周禮》亦為(wei) 戰國學者纂集編修之書(shu) ，其中所記的製度雖然並不是曆史上實際實行的，但相關(guan) 內(nei) 容能夠反映其時學者有關(guan) 均地的思想，其載：“ 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製天下之地征” (《周禮·地官·大司徒》) ，大司徒的職責之一就是辨別各種地形與(yu) 土質等級，以之為(wei) 標準來製定賦稅，這就是“土均之法”。其又雲(yun) ：“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周禮·地官·小司徒》) 小司徒要協助大司徒合理配置土地，核查各家民眾(zhong) 的情況，從(cong) 而將土地與(yu) 民眾(zhong) 很好地結合起來，以盡地力與(yu) 民力。《遂人》職責中也有類似的說法，都強調將土地均衡、合理地分配給民眾(zhong) 。

《管子》中也提到一種“地均”之議，亦是從(cong) 土地管理及賦稅征收等角度出發，其雲(yun) ：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鐮纏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wei) 材，可以為(wei) 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wei) 棺，可以為(wei) 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wei) 棺，可以為(wei) 車，斤釜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管子·乘馬》)

《管子》所提到的“地均”，主要是針對無法用於(yu) 耕作的土地如何加以均衡分配這一問題所做的議論。其中提出的基本方法是將這類土地按比例折算成可耕地分配給民眾(zhong) ，從(cong) 而獲得稅收。從(cong) 其詳細程度來看，此議也應是針對當時的實際問題而發。

關(guan) 於(yu) 《禹貢》《周禮》及《管子》等文獻中的均地之議，其產(chan) 生的背景有二：其一，戰國時期生產(chan) 發展，人口蕃殖，華夏文化圈再次展現了明顯的統一趨勢。隻有在統一的趨勢及思想背景下，才會(hui) 產(chan) 生如此豐(feng) 富的將所有土地按等級均衡分配並征收賦稅的議論。顧頡剛評述《禹貢》時即指出《禹貢》中的分區標準因於(yu) 名山大川的自然界劃，“打破了原有大邦、小邦的疆界而用統一的眼光把當時可以走到的地方作成一個(ge) 總的分劃”[13]。其二，戰國時期官—民二元統治格局的形成，學者或稱之為(wei) 官社體(ti) 製[14]。在這種權力格局下，國家將土地按照一定的規則授予庶民階層。從(cong) 列國政權的角度來看，授田、均地不僅(jin) 能促進生產(chan) 進步、經濟發展和民眾(zhong) 生活的提高，更能增加國家的稅收，是富國強兵的基礎。戰國時期的思想家紛紛提出的均田之議正是順應時代需求之舉(ju) 。

二、政事之均

“政事”作為(wei) 統治者的“三寶”之一，是先秦學者論述的重點，其中一個(ge) 方麵即是有關(guan) 均政的議論。先秦諸子所論述的均政思想有其特定的內(nei) 涵與(yu) 時代背景，並且不同學者或文獻中所論述的對象與(yu) 主旨亦有一定差異。茲(zi) 分述之。

第一類均政之議側(ce) 重於(yu) 治官，要求統治者均平爵祿、舉(ju) 賢禁暴，使得上下各安其位，實質上是在呼喚新的官僚製度以及與(yu) 之相適應的政治倫(lun) 理。《禮記》中涉及“政均”的概念，其雲(yun) ：“禮義(yi) 立，則貴賤等矣。樂(le) 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ju) 賢，則政均矣。” (《禮記·樂(le) 記》) 認為(wei) 君臣上下之間既等級分明又和樂(le) 融融，暴虐之行得以禁止，優(you) 秀人才得到任用，這就是“政均”。所謂“刑禁暴，爵舉(ju) 賢”實即變改春秋晚期以前的世族世官製，而以才能作為(wei) 選官的標準，同時用法律來對社會(hui) 施以普遍的約束。

《禮記》囿於(yu) 體(ti) 例所說的隻是大體(ti) ，《說苑·指武》篇記載了一個(ge) 更為(wei) 形象的例子：楚王任用吳起為(wei) 令尹，吳起對楚人屈宜臼述說其施政方略稱：“ 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yu) 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zheng) 於(yu) 天下” (《說苑·指武》) ，要在楚國推行均爵平祿的工作，實即改變世族世官的用人製度。屈宜臼考慮到楚國的保守勢力十分強大，認為(wei) 吳起變故易常將難以治理好國家，兵爭(zheng) 好戰亦將引起更大的禍端。雖然如此，屈宜臼仍然認同吳起的改革措施，故建議吳起：“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於(yu) 舉(ju) 賢。” (《說苑·指武》) 屈宜臼已經看到楚國政治中存在的主要問題，認為(wei) 在當時的情況下隻有任用賢能才是最好的舉(ju) 措。

先秦學者的均政之議還涉及官僚製之下的政治統禦與(yu) 協調的問題。《大戴禮記》雲(yun) ：“是故善禦者，正身同轡，均馬力，齊馬心，惟其所引而之，以取長道；......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均五政，齊五法，以禦四者，故亦惟其所引而之。” (《大戴禮記·盛德》) 文中以禦馬為(wei) 喻，認為(wei) 君主統治國家就像馭手駕禦馬車，需要將各類官員與(yu) 政事加以統籌與(yu) 匹配。所謂“均五政”就像“均馬力”一樣，君主須協調好各類政事的進度，把握推進的方向，這樣才能行穩致遠，實現政治目標。這實質上是指包括君主在內(nei) 的各級統治者之間的配合與(yu) 協調的問題。荀子也有類似的論述，他認為(wei) 君主之統禦應“均遍而不偏” (《荀子·君道》) ，需要協調均衡，統籌全局，而不能偏於(yu) 一隅。

這類均政之議的產(chan) 生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春秋、戰國期間，庶民階層的壯大、官—民二元統治結構的形成以及列國推行的變法運動，使得舊有的貴族統治難以維持，中央集權官僚體(ti) 製不斷完善。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建立新的政治倫(lun) 理就成了其時學者所著意思考的問題。上引《說苑·指武》篇中的小故事也能反映均爵平祿已是大勢所趨，因此即便屈宜臼已預見到吳起的方略會(hui) 引起多重禍端，卻仍認為(wei) 有推行的必要。

第二類均政之議側(ce) 重於(yu) 治民。這類議論認為(wei) 統治者須知悉民情、體(ti) 恤民力並平均政事。《大戴禮記》雲(yun) ：“ 故君子蒞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習(xi) ，然後民特從(cong) 命也。故世舉(ju) 則民親(qin) 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蒞民，不臨(lin) 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子張問入官》)，此處所說的“政均”其內(nei) 涵即統治者需熟知民情，不要設置對民眾(zhong) 來講過於(yu) 高遠而不切實際的目標，在民力許可的範圍內(nei) 均衡地使用民力。

諸子文獻中多有與(yu) 上述內(nei) 容相似的均政之議，說明類似觀點已成為(wei) 時人之共識。荀子雲(yun) ：“使民夏不宛暍，冬不凍寒，急不傷(shang) 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qin) 之歡如父母，為(wei) 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 (《荀子·富國》)王念孫認為(wei) “均辨”之“辨”可讀為(wei) “平”，平、辨古字可通用，與(yu) “均”同義(yi) [15]。“均辨”同義(yi) 複指，在此意為(wei) 均衡地使用民力，不過分壓榨民眾(zhong) ，即所謂“急不傷(shang) 力，緩不後時”。荀子所論是針對戰國時期列國普遍施行的急政與(yu) 苛政而發的。急政或可一時獲取成功，苛政更能短時間內(nei) 增加政府收入，但卻違背了均平的原則，最終隻會(hui) 歸於(yu) 無功。反之，政府行均平之治，則足以達到上下俱富的效果。

在先秦學者的論議中，均民力是達成德治的重要措施。《大戴禮記》雲(yun) ：“ 善禦民者，正其德法，飭其官，而均民力，和民心，敬聽言不出於(yu) 口，刑不用而民治，是以民德美之。” (《大戴禮記·盛德》)“均民力”是指不過分地榨取民眾(zhong) 的潛力，具體(ti) 地講即是征收賦稅、征發力役應在民眾(zhong) 可承受的範圍內(nei) 。《周禮·地官·均人》雲(yun) ：“ 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鄭玄注:“ 政”讀為(wei) “征”[16] 。均人的職責在於(yu) 使地稅、山林川澤之稅以及各種力役征調合理，《周禮》“均人”職所論的正是“均民力”的具體(ti) 內(nei) 容。

值得專(zhuan) 門提出的一點是，諸子學者還闡發了以稅收等手段均貧富的思想。韓非子雲(yun) ：“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 (《韓非子·六反》) ，主張為(wei) 政治國首先應做到不擾民時，以使物阜財豐(feng) ，並通過征收稅賦的方式調節貧富差距。《晏子春秋》中講到所謂“古之盛君”的做法：“ 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yang) 嗜欲” (《晏子春秋·問上》) ，其所主張的核心也是通過征收賦稅的方式來調節民眾(zhong) 間的貧富差距。

第三類均政之議側(ce) 重於(yu) 平治“天下”，實即為(wei) 統一提供一種思路。戰國學者基於(yu) 列國之間長年征戰搏殺的現實，提議打破列國之畛域，建立某種均衡、和諧的秩序，實現華夏區域的一統。荀子的說法最為(wei) 典型，其雲(yun) ：“ 傳(chuan) 曰:‘ 農(nong) 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已。’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 (《荀子·王霸》) 荀子認為(wei) 士、農(nong) 、商、工各職業(ye) 做好自身，諸侯國君盡守土之責，三公總攬國政，天子垂拱而治，各行業(ye) 井井有條，如此整個(ge) 天下就處於(yu) “平均”與(yu) “治辨”的狀態了。這裏的“天下莫不平均”不僅(jin) 是指當時的列國政治秩序，也是指當時的整個(ge) 社會(hui) 秩序。李振宏先生認為(wei) 這裏所說的“平均”指的是達到一種和諧的社會(hui) 狀態[17]。

對於(yu) 如何達到平均天下的狀態，戰國時期學者的認識其實還是比較模糊的。流傳(chuan) 最廣的說法就是《禮記·大學》中所論，將“平天下”細化為(wei) 個(ge) 人的格物致知、誠意正身等，實則稍顯迂曲，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平天下”的真正內(nei) 涵。《說苑》中記載的一個(ge) 曆史故事則提供了一些與(yu) 此不同的思考。其雲(yun) ：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 將奈其士眾(zhong) 何?”太公對曰:“ 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wu) 。憎其人者，惡其餘(yu) 胥，鹹劉厥敵，使靡有餘(yu) ，何如?”王曰：“ 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 為(wei) 之奈何?”邵公對曰：“ 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 為(wei) 之奈何?”周公曰：“ 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qin)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 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說苑·貴德》)

這則故事雖具有殷周易代之際的史影，其所述的內(nei) 容也與(yu) 《尚書(shu) ·多士》等文獻所記述的周人對待殷遺民的政策相符合，但顯係戰國學者的擬作，實際上反映的是戰國時期學者關(guan) 於(yu) 如何一統“天下”的認識。戰勝敵國之後，既不是像太公建議的那樣將對方全部消滅，也不是像召公所說的那樣隻是將有罪者殺掉、無罪者活之，而是像周公所說的那樣，一切既往不咎，仍然保留殷遺民的田宅，使其成為(wei) 周王治下的臣民。不采用殺戮的手段，將原屬於(yu) 敵對陣營的民眾(zhong) 改造成為(wei) 自己的臣民，使其在新國家裏占據一定的位置，這種營造統一國家的過程，實即戰國學者所擘劃的平均“天下”的理想藍圖。這種平均“天下”的思想，顯然與(yu) 戰國時期日益明晰的統一趨勢以及列國民眾(zhong) 期盼和平的強烈願望有著直接的關(guan) 係。

三、由“均”之思看社會(hui) 轉型期的思想變化

春秋、戰國時期的學者有關(guan) “均”觀念的思考雖稱不上體(ti) 大用宏，某些主張甚至頗為(wei) 細碎，但卻反映了在由貴族社會(hui) 進至庶民社會(hui) 的社會(hui) 轉型過程中，主流文化思潮開始更多地對普通庶眾(zhong) 施以關(guan) 照。窺豹一斑,由諸子關(guan) 於(yu) “均”的相關(guan) 論議，足可審視春秋、戰國社會(hui) 在思想觀念方麵所發生的根本轉變。

首先是思想主題上的變化。西周時期，有關(guan) 社會(hui) 與(yu) 政治的思想主題主要是受命與(yu) 敬德。周人所論述的受命思想在西周文獻諸如《尚書(shu) 》周初諸誥、《詩經》部分篇章以及西周青銅器銘文中屢有表述，例如：“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zi) 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尚書(shu) ·召誥》) 等，其基本內(nei) 涵即認為(wei) 上帝或上天將擴張並征服商王朝的權力授予周人，並將天下四方的土地與(yu) 人民交予周人來進行治理。周人接受天命的前提則是敬德。所謂“德”亦與(yu) 天帝有密切關(guan) 係，例如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銘文雲(yun) ：“ 丕顯文、武，皇天引厭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18]，上天對周文王、武王所具有的“德”比較滿意，是以將天命授予周人，命其輔助上天來治理民眾(zhong) 。不管是天命抑或是敬德等主題實際上均部分源自上古巫教的思想傳(chuan) 統，並不全是由社會(hui) 現實問題所催發而生的，呈現出非常明顯的虛玄飄渺的色彩。晁福林先生在討論先秦德觀念的演變問題時認為(wei) 包括周文王在內(nei) 的周初統治者，雖然關(guan) 注了民眾(zhong) ，但其主要的注意力仍然是在天上而不在人間[19]。這種看法是比較恰當的。

春秋、戰國時期學者有關(guan) “均”的思與(yu) 述則大多集中於(yu) 地均與(yu) 政均諸方麵：關(guan) 於(yu) 地均的論議包括保民生、盡民力、土地管理及賦稅征收等不同的角度;關(guan) 於(yu) 政均的論議或側(ce) 重於(yu) 均爵祿，或側(ce) 重於(yu) 均民力，或側(ce) 重於(yu) 當時整個(ge) “天下”的治平與(yu) 統一。其內(nei) 容大致可概括為(wei) 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方麵是針對社會(hui) 中的基層，即通常所說的“民”，主要涉及如何製民之產(chan) ，將庶眾(zhong) 與(yu) 土地更加有效且合理地結合起來；另一方麵則是針對統治階層，即通常所說的“官”，主要涉及如何設官分職，將士大夫與(yu) 官秩爵祿更加有效且合理地結合起來。總體(ti) 上來看，其時學者的關(guan) 注點均無外於(yu) 我們(men) 上文所提及的孟子所說的“三寶”：土地、人民與(yu) 政事。與(yu) 此相應，有關(guan) “均”的思考與(yu) 論議，其主題也大都切中當時社會(hui) 中亟需解決(jue) 的現實問題，少有虛渺玄遠的內(nei) 容。雖然有關(guan) 天命的思考在春秋、戰國時期仍不絕如縷，但顯然已不占據至上的地位[20]。現實的社會(hui) 與(yu) 政治問題成為(wei) 思想家重點關(guan) 注的主題，有關(guan) 地均或政均等主題的論議即是其中的典型。

其次是不同時期的思想論議所針對的主體(ti) 亦有較大差異。從(cong) 西周直至春秋中期，一般思想論議所針對的主體(ti) 多是包括王室在內(nei) 的貴族家族群體(ti) ，在西周前中期涉及比較多的是周人族群的發展壯大、周王朝的開拓進取以及周王世係的傳(chuan) 承等，而自西周末年至春秋時期雖有一些變化，但其論議的重點亦往往是諸侯或卿大夫等貴族群體(ti) ，仍然很少涉及包括底層庶眾(zhong) 在內(nei) 的個(ge) 體(ti) 人[21]。例如西周時期的天命觀念，其受命者原則上就是整個(ge) 周人族群，周文王、武王作為(wei) 受命者隻是周人族群的優(you) 秀代表而已，文獻所見還有整個(ge) 周邦受命的說法[22]。一直到春秋時期，宗族的繁衍存續仍是時人最為(wei) 關(guan) 心的問題。陳來先生曾論及春秋時期有關(guan) “死而不朽”的觀念，即指出當時貴族普遍認為(wei) 死在自己的國家或家族中，死後可以得到享祀的待遇，精神魂魄可以與(yu) 宗族祖先的精神魂魄在一起，即是不朽[23]。《左傳(chuan) 》記載晉國貴族範匄與(yu) 魯國叔孫豹之間討論“死且不朽”的對話，範匄曰：“ 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wei) 陶唐氏，在夏為(wei) 禦龍氏，在商為(wei) 豕韋氏，在周為(wei) 唐杜氏，晉主夏盟為(wei) 範氏，其是之謂乎!” (《左傳(chuan) ·襄公二十四年》) 時已至春秋後期，範匄仍然認為(wei) 族群繁衍、祭祀不絕即是不朽。叔孫豹雖提出立德、立功與(yu) 立言方為(wei) “不朽”，但這明顯是後起的說法，並非當時通行的認識。

諸子有關(guan) “均”的論議所針對的主體(ti) 已發生轉變，主要為(wei) 士人、庶眾(zhong) 等階層。不管是均平土地並合理地使用民力，還是均平爵祿以達致上下關(guan) 係的和諧，都體(ti) 現了當時社會(hui) 對個(ge) 體(ti) 價(jia) 值的重視。學者認為(wei) ，自春秋至戰國時期，宗法製度對個(ge) 體(ti) 小家庭的約束力越來越鬆散，嚴(yan) 謹的等級社會(hui) 結構鬆動，存在於(yu) 氏族或宗族之外的人日益增多[24]。與(yu) 此同時，社會(hui) 上對個(ge) 人價(jia) 值的認識也越來越深刻，學者論稱：“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hui) ，五行之秀氣也” (《禮記·禮運》) ，認為(wei) 人足以與(yu) 天、地並列，是連接天地、陰陽、鬼神的關(guan) 鍵環節。孔子也講：“ 有教無類” (《論語·衛靈公》) ，主張對廣大民眾(zhong) 不加區別地加以教育，實際上也是基於(yu) 春秋晚期以來對普通個(ge) 人之價(jia) 值的發現。

再者，諸子有關(guan) “均”的論議實際上也是建立新的社會(hui) 與(yu) 政治倫(lun) 理秩序的一個(ge) 重要組成部分。以春秋末年為(wei) 分界，在此之前，“禮”是社會(hui) 與(yu) 政治生活中主要的倫(lun) 理原則；在此之後，“均”一類的觀念以及相應的製度設計則成為(wei) 調節社會(hui) 與(yu) 政治等各方麵關(guan) 係的一條重要原則。“禮”與(yu) “均”作為(wei) 節製社會(hui) 的兩(liang) 種原則頗有相似之處，二者都強調“分”，實質上俱是參與(yu) 調節社會(hui) 上的人群分際與(yu) 資源分配的某種原則。隻是二者的適用範圍有所不同，所謂“禮不下庶人” (《禮記·曲禮上》) ，“禮”的觀念與(yu) 原則一般隻適用於(yu) 貴族階層，強調不同等級各處其位；“均”觀念的施用範圍則更為(wei) 廣泛，社會(hui) 各階層都可采用，在維護社會(hui) 安定和諧的同時亦強調了效率與(yu) 產(chan) 出。

西周以至春秋前中期，在土田分配方麵基本上實行大小貴族層層分封的製度，人們(men) 普遍生活於(yu) 宗族之中，宗法禮儀(yi) 彌漫於(yu) 社會(hui) 政治生活的方方麵麵。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禮記·禮器》) ，社會(hui) 生活的所有方麵都受到禮法的約束。這種局麵在春秋末年漸至敗落，個(ge) 體(ti) 人以及個(ge) 體(ti) 小家庭從(cong) 宗族中分離出來，雖然原來的禮儀(yi) 仍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卻日漸式微。這一點從(cong) 荀子等學者的“隆禮”之議即可看出，正是由於(yu) 禮崩樂(le) 壞，才有隆禮的疾呼。戰國社會(hui) 逐漸分化成為(wei) 官—民相對的二元結構，如何協調民眾(zhong) 之間、官員之間以及官、民之間的關(guan) 係，成為(wei) 當時社會(hui) 與(yu) 政治上亟需解決(jue) 的突出問題。先秦諸子關(guan) 於(yu) 地均、政均等方麵的思考實際上就是為(wei) 了解決(jue) 這些問題，在更廣泛的範圍內(nei) 建立一種新穎且有效的社會(hui) 與(yu) 政治倫(lun) 理原則。

為(wei) 了凸現“均”觀念的廣泛性與(yu) 普適性，先秦諸子將“均”觀念與(yu) 一些普遍存在的自然現象加以比附。例如《莊子》雲(yun) ：“ 天地之大，其化均也” (《莊子·天地》) ，天地雖然很大，對待天下眾(zhong) 物萬(wan) 民卻是均等的，其潛台詞即“均”是天、地所具有的基本屬性。《管子》亦雲(yun) ：“ 中央曰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生皮肌膚，其德和平用均，中正無私，實輔四時”(《管子·四時》)，同樣講到均平為(wei) 大地之屬性，輔助萬(wan) 物生長，體(ti) 現了中正無私的性格。

基於(yu) 上述有關(guan) “均”觀念的認識，可以重新理解《論語·季氏》所記孔子所言之“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學界關(guan) 於(yu) “寡”“均”“貧”“安”等字詞內(nei) 涵的解釋雖還存有一些歧異，不過總體(ti) 來看，“寡”與(yu) “貧”所涉及的當是田土、人口或財產(chan) ，“均”與(yu) “安”則指的是政治、社會(hui) 的安定與(yu) 和諧。如果將孔子該段言論置於(yu) 上述社會(hui) 思想轉變的大背景之下，則其亦反映了孔子思想相較於(yu) 舊時之禮樂(le) 傳(chuan) 統已增加了新的內(nei) 涵。孔子是周代禮樂(le) 文化傳(chuan) 統的極力維護者，因此思想史上一般亦將之視為(wei) 保守的一派。麵對列國之間侵伐不斷的現實情況，孔子似亦體(ti) 認到禮樂(le) 文化的局限性，“均”觀念則為(wei) 其批判現實提供了新的思想資源。這裏的“寡”“均”“貧”“安”等概念很顯然針對的是一個(ge) 國家最廣泛的民眾(zhong) ，而不再限於(yu) 社會(hui) 的上層。餘(yu) 英時曾論及中國古代軸心期的突破與(yu) 超越，認為(wei) 孔子與(yu) 儒家的突破在於(yu) 對當時的禮樂(le) 實踐作出了哲學上的重新闡釋[25]。從(cong) 上述有關(guan) “均”的論議來看，孔子的突破不僅(jin) 是對禮樂(le) 傳(chuan) 統做出新的闡釋，同時亦有利用新的思想概念來解釋社會(hui) 現實的情況。這是我們(men) 以後在研究早期儒家思想時亟需關(guan) 注的一個(ge) 層麵。

注釋：
 
[1] 較具代表性有唐澤玉：《“不患寡而患不均”辨》，《齊魯學刊》1984年第1期；李衡眉：《“不患貧而患不均”說商兌——兼論孔子的經濟思想》，《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4期；施家珍：《“不患寡而患不均”辨》，《孔子研究》1993年第4期；楊逢彬、陳建棟：《〈論語〉“不患寡而患不均”解》，《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
 
[2] 參見趙世超：《周代的均齊思想和救濟製度》，《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1期；何蓉：《中國曆史上的“均”與社會正義觀》，《社會學研究》2014年第5期；張自慧：《真相與啟示：先秦儒家“均平”思想探微》，《孔子研究》2014年第4期；韓濤：《孔子均平分配思想的中道理念》，《孔子研究》2016年第 4期；張甲子：《“均平”的學說形成與製度設計》，《天中學刊》2017年第4期。
 
[3] 陳明光：《“調均貧富”與“斟酌貧富”——從孔子的“患不均”到唐代的“均平”思想》，《曆史研究》1999年第2期；李振宏：《中國古代均平文化論綱》，《學術月刊》2006 年第2期。
 
[4] 晁福林：《論中國古史的氏族時代——應用長時段理論的一個考察》，《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107-108頁。
 
[5] 趙世超、李曦：《西周不存在井田製》，《人文雜誌》1989年第5 期，第83頁。
 
[6]［日］渡邊信一郎：《傳統中國的均平秩序——以經濟秩序為中心》，周東平、朱騰主編：《法律史譯評》第六卷，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第11頁。
 
[7]（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56頁。
 
[8] 詳見楊寬:《戰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 60-89頁。
 
[9] 相關觀點參見顧頡剛、劉起釪:《 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 832-838頁。
 
[10] 顧頡剛:《 尚書禹貢注釋》，《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卷九，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 107-113頁。
 
[11]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 269-272頁。
 
[12] 郝懿行：《山海經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 320頁。
 
[13] 顧頡剛：《尚書禹貢注釋》，《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卷九，第107頁。
 
[14] 張金光：《戰國秦社會經濟形態新探》，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 493-494 頁。
 
[15] 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第 190 頁。
 
[16]（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十四，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第 1573 頁
 
[17] 李振宏：《儒家“平天下”思想研究》，《中國史研究》2006 年第 2 期，第 49 頁。
 
[1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 2841號。
 
[19] 晁福林：《先秦時期“德”觀念的起源及其發展》，《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4期，第 197頁。
 
[20] 羅新慧：《春秋時期天命觀念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2020 年第12期，第 118頁。
 
[21] 王坤鵬：《社會政治變動與西周晚期的曆史表述》，《史學月刊》2020 年第4期，第28-31頁。
 
[22] 王坤鵬：《兩周受命說的初型與衍變》，《蘇州大學學報》2014 年第1期，第186-187頁。
 
[23] 陳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時代的宗教、倫理與社會思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124頁
 
[24] 晁福林：《認識“人”的曆史——先秦時期“人”觀念的萌生及其發展》，《學術月刊》2008年第5期，第119頁。
 
[25] 餘英時：《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的起源試探》，陳弱水主編：《中國史新論（思想史分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14-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