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各種主義（或教義、思想、理論、學說、文化等等）有高低、優劣、好壞和正邪之別。儒佛道自由主義法家馬家諸家的品質依次而分。儒家最佳，佛道次之，自由主義又次之，都屬於“好主義”；法家馬家都是“壞主義”，法家很壞，馬家最壞。 
    
     
    
    各種主義的品質由它們的哲學觀（本體論）和人性論決定。
    
     
    
    儒家以仁為本，仁，於宇宙為本體，於生命為本質。仁，即乾元（易經）、天命、天道、誠（中庸）、明德（大學）、天理（程朱）、良知（王陽明）等等；佛家以真如（即如來藏、佛性等，稱謂達一百多種）為本，道家以太極為本。三家皆以性善論為主流人性論，認為習性多惡而本性至善。
    
     
    
    個人主義基督教法家馬家都不識“本”。但個人主義雖不論本體和本性，能夠重視肉體生命，較好；基督教虛構上帝為本，較差；馬家以物質為第一性，相當於以物為本，大錯。基督教法家馬家三家人性觀很接近，或以人性為惡，或以為人性（人的本質）是“社會關係的總和”。
    
     
    
    哲學觀（本體論）和人性論決定著諸家的人生觀價值觀和對生命尊重的程度。儒佛道都很尊重生命，利己利人，個人主義利己不損人，法家馬家慣於損人，甚至草菅人命。通俗地說，好主義讓人變好，壞主義讓人變壞。
    
     
    
    損人其實利不了己，一味利己，實為自暴自棄，自誤自害。古人雲：鰥貪以餌死，士貪以祿死。法家馬家人物卑鄙齷齪者眾，為名為利為權而死者最多。
    
     
    
    二
    
    
    
    作惡及助惡都要受到良知譴責，付出必要代價。代價的付法千奇百怪，非人心所能逆料。惡貫滿盈者，如果不死於法律、死於惡疾、死於他殺、死於各種天災人禍意外事故，他自己都有可能親自動手把自己幹掉。
    
     
    
    這一切都是報應的方式，都是良知的譴責和懲罰，良知的作用。有一句形容惡人的成語叫喪心病狂，其實良知是不滅的，即使窮凶極惡者，其良知也不會喪，隻是受到遮蔽特別嚴重而已，就像太陽被烏雲遮住一樣。利欲熏心，良知被熏黑了厚厚一層。
    
     
    
    良知又像一家之主。主子權威，奴仆（習性）聽命，君子也；奴仆放肆，欺瞞主子，小人也；豪奴奪權，囚禁主子，惡人也。但主子終究是要起作用的，如果喪失主權，它就會轉為暗中搗亂，對人進行各種方式的譴責和懲罰，讓人行為顛倒思想錯亂命運變壞身心俱病，或者觸犯法律、遭遇各種人禍天災，如果還不能恢複主權（改邪歸正，就是主子奪回權力重新做主。）它就幹脆讓人死於非命。惡貫一旦滿盈，就不配再活在這個世界上。
    
     
    
    人們往往認為有權有錢就是幸福，其實是“局外人”的誤會。權大財雄是否幸福快樂，因人而異。人的心靈狀態是否正常健康快樂陽光，會從其行為、言論、容貌、氣色及目光中透露出來。大貪大惡是沒有幸福快樂可言的，表麵光而已。當今不少官員都不同程度的患有抑鬱症精神病，有的了無生趣，甚至自殺身亡。人們對此往往不解，其實一點不奇怪。
    
     
    
    在邦無道、逆淘汰的時代，富和貴並不值得羨慕，相反，那不僅可恥，而且往往是一種不幸。我說過，對於小人來說，遭災遇難固然可憐，一帆風順也非吉祥，僥幸暴得大名暴發大財暴握大權，尤大不祥----那隻能讓他們更加得意忘形，造更多的孽作更多的惡害更多的人，最後害了自己。唯有聖賢，吉是吉，凶也是吉，無論貧富貴賤境遇順逆，無所不可無往不吉。
    
     
    
    三
    
    
    
    儒家出君子，佛道出善人，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出小人，法家（商鞅韓非子李斯這一派的“正宗”法家）出惡人，馬家出大惡人。
    
     
    
    君子善人多情多義重道德，“有恥且格”；小人薄情寡義不重道德，“民免而無恥”，但一般不至於太壞；惡人無情無義無德，大惡人變本加厲反道德。在唯物論及性惡論雙重邪說的培養下，人們不相信仁義是本性，不相信善惡有報應，不知道道德的奧妙和重要，故一切底線都會被突破，什麽人間罪惡都可以創造出來。
    
     
    
    惡人在欺壓殘害善良的同時也一定會相互欺壓相互殘害。法家和馬家集團內部無不內訌內鬥、相互殘殺你死我活。他們的領袖人物死於自己人手上的比死於敵對陣營更多。這是由他們的文化背景及其生命觀世界觀決定的，是他們擺脫不了的宿命。
    
     
    
    韓非子死於李斯之手，李斯和秦二世（趙高的學生）死於趙高之手，吳起曾“殺妻求將”，商鞅曾利用老交情取得魏國公子昂的信任而襲殺公子昂……這些故事都說明了法家大腕們是多麽令人毛骨悚然，做他們的同道、朋友或老公，都有可能大禍臨頭。欺詐奸惡、刻薄冷酷和心腸毒辣這些性格特征，為曆史上“正宗”法家所共有。
    
     
    
    李斯在死前對兒子說：吾欲與若複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劉少奇“辭去國家主席，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的要求亦成妄想。何其相似乃爾。比較而言馬家黨內鬥爭的殘酷程度比法家更甚。斯大林王朝毛澤東王朝的血雨腥風，舉世矚目。
    
     
    
    想起《昨非庵日纂》中一個小故事：“有盜三人，發古塚獲金，二人設計令一人買飯，俟其回推於崖下，二人平分所得。而買飯之人更欲獨吞，預先投毒飯中，於是人皆死。”
    
     
    
    故事雖小，觸目驚心。盜墓團夥往往有血緣關係，無血緣就很難相互取信。馬家集團比盜墓團夥更絕，有血緣也靠不住，夫妻父子之間都有可能相鬥相殘。或許在“盜墓”準備期及“盜墓”過程中，它們也可能團結成步調一致的統一戰線，但那時暫時性、表麵性、利益性的苟合，持而不堅，堅而不久。
    
     
    
    馬家王朝的幫凶幫忙幫閑們也都沒有什麽好下場。“解放”以來，多少知名知識分子以及毛共的高官大吏忠臣良將，飽經苦難、飽受迫害乃至死於非命啊。
    
     
    
    他們都曾經為毛共取得政權、為毛氏登上神壇做出過巨大貢獻，最後以自己的悲慘命運為“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這句話作了最好的詮釋。這句話雖是俗話，堪稱真理。看到《紅歌瀏陽河作者的悲慘命運》一文，我又不由得想起這句話。
    
     
    
    吹捧毛澤東的《瀏陽河》是一首經典紅歌，最先的版本創作於1950年底---1950年底是毛共向地主開刀正殺得痛快的時候，在1951年“獻禮”於中南海。然而，《瀏陽河》詞與曲的作者後來全部當了右派，命運十分淒慘。
    
     
    
    據介紹，創作紅歌最多的紅朝藝術家李劫夫，下場也很悲慘。他因爲由林彪集團案的牽連而被審查，於1976年12月17日中午12時因心髒病發作，猝死逝於“學習班”中。這就是諂媚毛氏的下場。可想而知，毛氏對眾多幫閑幫忙幫凶及諂媚者是打心底裏輕蔑鄙視的，所以一個一個、一批一批不斷地利用不斷地拋棄甚至加以殘害。什麽叫報應，什麽叫自作自受，什麽叫自作孽不可活？這就是了。
    
     
    
    四
    
    
    
    在社會層麵，如果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製度不重要；君子善人占多數，製度也不是很重要；小人社會，製度就很重要。必要的時候，君子之間及小人之間都可以達成某種良好的契約關係，唯獨惡人社會，隻能產生惡製惡法。
    
     
    
    真正的儒家社會，道德原則在個體及政治、社會及層麵都得到較好的貫徹落實，製度自然因時製宜、與時俱進；一般儒化的國家，即使暫時性製度落後，轉型起來不會太難。（象明清兩朝，在尊儒的同時，對儒家又有所扭曲和偏離，隻能算一般儒化的國家。）馬家之國朝廷民間惡占上風，是最難改良和轉型的。
    
     
    
    儒家社會道德掛帥，兼重法律，選賢與能，有德者必有其位；自由社會法律掛帥，以能力衡人，有能者必有其位（包括政治、社會、文化等地位）；法家社會，君主至上，法律為君主服務但不乏一定的嚴肅性，有術懂勢能欺詐者必有其位；馬家社會，暴力第一特權崇拜利益至上，完全逆淘汰。
    
     
    
    佛道得真理的大部，大體無誤；個人主義得真理的一半，半對半錯；法家真理性很低，小對大錯，馬家真理性最低，大體錯誤。所以對於儒家，佛道容易尊重，
    
    個人主義也能尊重，法家一定反對，馬家絕對反對，原教旨馬家對儒家及各種正知正見正義正教，必然敵視仇恨，滅之而後快。
    
     
    
    馬家與儒家的思想衝突是哲學觀、人性觀、生命觀和價值觀的衝突，這種衝突是源頭上的，格格不入，無法調和。不反對儒家的馬家，儒化的馬家，定非真正馬家，定為修正主義。儒家越是“原教旨”越好，馬家則修正主義好一點。注意，是“好一點”而已。馬家修正主義之後，有可能偶爾利用儒家，但不可能真正尊重，利用也是歪曲性、最惡劣的利用。
    
     
    
    儒佛道之間則不同，縱有衝突不是根本性的，縱有衝突也會很平和。注意，宋儒辟佛，有其特定的曆史之機和現實需要。宋朝內憂外患頻仍，佛教作為出世法卻極其興旺，把大量人才吸引過去，宋儒不得不奮起辟之（其實辟得很文明）。程子曰：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辟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程子當時這麽說，有其道理。此言放到現在就不對機了。盡管有出世入世之異，儒佛道三家文化品質相近，心性論異中有同。宋朝以後，三家經過一定磨合，相互交匯融合的程度逐步提高。佛教早已儒家輔統和中華文化的三大統之一。現在，佛教及楊墨皆已無害，馬家才是為害最甚的。
    
     
    
    五
    
    
    
    基督教對人性的認識類似法家，所以基督教社會與法家社會有得一比，西方中世紀也象我們秦始皇時代一樣黑暗。政教分離之後，基督教雖然存在，已經不能主導政治和社會，其教義中的不良思想得到有效抑製，危害性被降到最低，某些良性教誨則有機會發揚起來。
    
     
    
    一種主義或教義擁有言論自由與具有指導思想地位，是兩回事。儒家作為指導思想最好，自由主義次之。法家馬家及基督教則不適宜作指導思想。但在儒家社會或自由社會，它們的言論自由應該得到保障。
    
     
    
    在自由社會，隻要沒有“重大而即時性的危險”，即使是錯誤的“主義、反動的理論乃至邪惡的思想，也有言論自由。例如，在自由社會，可以自由宣傳馬克思主義，甚至可以組成以馬克思主義為意識形態的政黨，但是，它的政黨必須在民主自由的原則下活動，即使競選成功，也不能把馬克思主義寫進憲法，不能用它來“指導”國家。
    
     
    
    言論自由雖然“縱容”了各種歪理邪說，同時也保障了正知正見的自由傳播，加上有良製良法的製約，歪理邪說危害性可以控製在一定範圍內。在維護言論、信仰自由方麵，未來的儒家政權應該比西方自由社會做的更好。
    
     
    
    自由社會沒有言論罪思想罪煽動罪，懲治邪教，不是因為其教義，而是根據其犯罪事實。德國法律禁止納粹思想的宣傳，僅是特例，不影響其它國家納粹宣傳的自由。法律不外乎人情民意，納粹給德國帶來的“麻煩”太大，給世界製造的罪惡太深，德國政府為了表示對民意的尊重，對各國的歉意，故出台此特別法條。
    
     
    
    法家馬家及基督教在上（擁有憲位或類憲法地位），其它學說特別是儒家要遭受摧殘打壓；儒家或自由主義當道，則可以保障各種邪說的自由。這是“壞主義”與“好主義”的根本性區別之一。
    
    
    2011-7-18東海儒者餘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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