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羅秉祥先生發表了長文《曲阜建教堂爭(zheng) 議與(yu) 儒者憂患意識》，綜覽全文，其中觀點與(yu) 《關(guan) 於(yu) 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見書(shu) 》（以下簡稱《意見書(shu) 》）有相同或近似的，也有不同或質疑的。本文僅(jin) 就其中不同或置疑之處加以回應，對其中某些問題加以申說，以期求同存異。其中所涉及的觀點和問題，可以說反映了當前國人對儒教以及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普遍情況，既涉及到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的問題，也涉及到評判標準的問題，隻是簡單回應是無法說清楚的，因此，本文的回應必然篇幅很長。本文是筆者個(ge) 人所做出的回應，所以，有些觀點和說法與(yu) 同道有不同之處，希望能夠得到理解。另外，筆者尚在學習(xi) 儒教經典的過程之中，某些地方理解不到位或理解錯誤的地方，歡迎批評指教。
    
    為(wei) 了避免引起誤解，筆者首先說明，該文中所說的“儒教”是這樣界定的：“儒教，是使人如何做人之教，亦即使人自別於(yu) 禽獸(shou) 之教。信仰儒教者，在家為(wei) 孝子，在朝為(wei) 忠臣，在社會(hui) 為(wei) 信友。信仰儒教者，不奉某個(ge) 人為(wei) 教主，而尊敬往聖前賢、見賢思齊、以仁為(wei) 己任。信仰儒教者，不以個(ge) 人利益、教派利益說話做事，而堅持道義(yi) ，以道事君、以誠待人，不援上，不媚下，反求諸己。信仰儒教者，祭祀祖先，敬鬼神而遠之，不語怪力亂(luan) 神。信仰儒教者，誌於(yu) 仁義(yi) ，見利思義(yi) ，而不殉於(yu) 名利。信仰儒教者，己所不欲而不施於(yu) 人，己欲立而立人，成人之美。信仰儒教者，不懼怕妖鬼魔怪，但逢災異而能自警而悔過。信仰儒教者，可以是君，可以是臣，可以是民，不論高低貴賤。信仰儒教者，不需要教堂、寺廟作為(wei) 專(zhuan) 門的傳(chuan) 道場所，但是，需要有文廟、宗廟、家廟、墳塋舉(ju) 行禮儀(yi) ，需要書(shu) 院、學校、私塾問學論道，同時，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憑藉自正而正人。信仰儒教者，不必是聖賢君子，但立誌於(yu) 遵奉聖賢君子並學習(xi) 聖賢君子。”（參見：https://www.backbird.com/dispbbs_37_374162_5.html）
    
     
    
    第一，“曲阜市人民同意”的說法站不住腳，隻能說“曲阜市部分人同意”，況且在曲阜“至聖廟”如此近距離建造高而且大的教堂，已經不僅(jin) 僅(jin) 是關(guan) 係到曲阜市的事情了。
    
    羅先生“同意曲阜市基督教聖三一堂的建築方案有些問題，譬如說該教堂的建築高度與(yu) 風格可以斟酌修改”，很高興(xing) ，我們(men) 能有此共同點。對於(yu) “選址地點”“是在曲阜古城之外，離孔廟有一段距離”的說法，我們(men) 的不同隻是在距離的遠近上。不過，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羅先生說“得到曲阜市人民的同意”，恐怕值得商榷。因為(wei) “曲阜市人民”同意，意味著對曲阜市的所有人進行過調查，而且至少超過半數以上同意，才能算“得到曲阜市人民的同意”，羅先生認為(wei) 此事是否經過調查了？沒有統計過同意與(yu) 否的比例吧？況且，在“反傳(chuan) 統”的餘(yu) 風仍然嚴(yan) 重、傳(chuan) 統信仰者嚴(yan) 重匱乏的當前情況下，即使是有調查統計，也難以樂(le) 觀。不過，隻要還有民族主體(ti) 文化和信仰意識的人，隻要確實說明了情況，那麽(me) ，大多數人都不會(hui) 完全同意那種做法，就像羅先生那樣，在“風格”、“高度”和“距離”三個(ge) 方麵中不同意兩(liang) 個(ge) ，隻同意了一個(ge) 。問題在於(yu) ，“曲阜市人民”究竟是否確知詳情呢？曲阜，因為(wei) 是孔子的故鄉(xiang) 所在地，素以“至聖廟”、“至聖府”、“至聖林”而著稱於(yu) 世，所以，曲阜對於(yu) 儒教而言，具有象征性的意義(yi) ，也正因此，曲阜與(yu) 其他城市有不同之處，就像首都北京和中國的其他城市不同一樣，羅先生不會(hui) 把北京和中國其他城市完全一樣看待吧？
    
     
    
    第二，即使“教會(hui) 可能有一些難言之隱”，也不能否定“不禮貌”的做法；《意見書(shu) 》既是給政府的意見，也是給基督教會(hui) 的意見。
    
    羅先生所說的“‘不禮貌’的指責”，應該是指《意見書(shu) 》中這一段話：“吾等認為(wei) ，文明之間的和而不同，首要的原則是不同文明之間彼此尊重，尤其是外來宗教文化要入鄉(xiang) 隨俗、客隨主便，而不能反客為(wei) 主、喧賓奪主——對本土宗教及其信眾(zhong) 而言，這是個(ge) 天然的情感問題；對外來宗教及其信眾(zhong) 而言，這是個(ge) 基本的禮貌問題！”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羅先生沒有否定那種做法“不禮貌”，因為(wei) 羅先生如果持否定態度的話，恐怕就不會(hui) 在文章開頭就說“該教堂的建築高度與(yu) 風格可以斟酌修改”了。羅先生說“教會(hui) 可能有一些難言之隱”，因為(wei) 在那個(ge) “建築規劃”中，“教會(hui) 隻是其中一個(ge) 參與(yu) 者與(yu) 決(jue) 定者”，而另外還有“政府的工作”。《意見書(shu) 》本來就是主要寫(xie) 給政府和耶穌教會(hui) 的意見，沒有隻針對教會(hui) ，但是，教會(hui) 也不能因此而逃避責任，因為(wei) 就像羅先生所說的，畢竟耶穌教會(hui) 是“一個(ge) 參與(yu) 者與(yu) 決(jue) 定者”，既然“參與(yu) ”並“決(jue) 定”了，就應該負起責來，其所謂的“難言之隱”不應該成為(wei) 教會(hui) 逃避責任的借口。
    
     
    
    第三，對《意見書(shu) 》，耶穌教會(hui) 的“沉默”和“不站出來響應”，或許“有欠風度”，但是，還要看耶穌教會(hui) 究竟怎麽(me) 對待這件事情。
    
    為(wei) 什麽(me) 說“或許”是“有欠風度”呢？《意見書(shu) 》隻是表達儒教信仰者和支持者的“意見”，而不是要與(yu) 耶穌教“辯論”，更不是“鬥爭(zheng) ”，如果耶穌教會(hui) 看了《意見書(shu) 》之後，認識到那種做法確實“不禮貌”、欠妥當，能“站出來”承認錯誤和不足，而確實地改變原來的做法，那可謂真有“風度”；如果教會(hui) 認識到了，並確實地改變原來的做法，即使不“站出來響應”，也算是不失“風度”；如果教會(hui) 根本不把《意見書(shu) 》當回事，依然我行我素，那就真可謂“有欠風度”；如果教會(hui) “站出來響應”時，卻巧言強辯乃至攻擊《意見書(shu) 》，那就大失“風度”了。我們(men) 真切期望的是耶穌教會(hui) “真有風度”和“不失風度”的做法。
    
     
    
    第四，關(guan) 於(yu) “一些言論與(yu) 事實不符之處”的“澄清”之再澄清。
    
    首先，關(guan) 於(yu) 曲阜重建教堂是不是尼山論壇結的果的問題，且不論其“種子”從(cong) 何時而來，“曲阜市政府在2008年已確定教堂重建的選址”，好比是“發芽”；“2010年7月27日已進行奠基典禮”，好比是“成長”；“2010年9月26-27日才舉(ju) 行”的“首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好比是“開花”，最後如果是建成了這個(ge) “大教堂”，那也就是“果”。值得思考的是，為(wei) 什麽(me) 這個(ge) 消息在“首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已經舉(ju) 行之後的2010年12月9日才公開宣傳(chuan) ？
    
    其次，所謂“死儒”與(yu) “活耶”，所指的不是具體(ti) 人，而是“儒”與(yu) “耶教”在中國人民以及學者的心目之中的情況，羅先生列出《意見書(shu) 》簽名中的郭齊勇、顏炳罡、林安梧三位先生，試圖說明“活儒”沒有“被邊緣化”，是把“活儒”當成了具體(ti) 人來看待了。本人所撰寫(xie) 的拙文《“死儒”與(yu) “活耶”的對話》，說得很清楚，此說法是網名天祿的朋友說的，我采用的時候所要表達的意思是指“儒學研究者與(yu) 耶教信仰者”，所論的是“尼山論壇”的問題，不是建教堂的問題。（參見：https://www.backbird.com/dispbbs_37_374186_1_next.html）“死儒”與(yu) “活耶”的最大不同，恐怕在於(yu) ：“死儒”對“聖人”並沒有“信仰”，所以，他們(men) 對聖人之言也或多或少地加以取舍、居高臨(lin) 下地進行評判，甚至敢於(yu) 懷疑；而“活耶”則對耶和華、耶穌奉為(wei) 絕對的“上帝”和至高無上的“聖人”，不敢也不想對《新舊約全書(shu) 》進行隨意取舍和評判，更不敢懷疑。如果兩(liang) 者在一起“交流”，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再次，《意見書(shu) 》中沒有把那個(ge) 在曲阜要建造的教堂稱為(wei) “全中國最大”，如果有某個(ge) 人這麽(me) 說，那也隻能算是“有誤”而已，改變不了這件事情的性質。如果為(wei) 了做學術研究，羅先生舉(ju) 出杭州崇一堂來證偽(wei) ，可謂治學嚴(yan) 謹。不過，《意見書(shu) 》以及對此而涉及的問題，最主要的不是學術問題，而是思想文化信仰問題。如果在西方建造一個(ge) “同時容納”一百萬(wan) 人的教堂，我們(men) 也絲(si) 毫沒有意見。但是，在“曲阜”建造“同時容納3000人”、高達“四十餘(yu) 米”的“大教堂”，究竟是否“故意挑戰孔門”，當事者自己心裏有數；退一萬(wan) 步說，即使不是“故意挑戰”，也難逃“故意挑戰”之嫌。
    
    另外，《意見書(shu) 》中，沒有說過“中國基督徒占人口十分之一”，這個(ge) 說法出自韓星先生回答《羊城晚報》記者問時的說法，原文是：“據香港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先生的統計，天主教在祖國大陸平均每三天建兩(liang) 間教堂，基督教在祖國大陸有一萬(wan) 五千間教堂、三萬(wan) 五千個(ge) 傳(chuan) 教點，洋教教徒已有一億(yi) 多人。……近十分之一的中國人信基督教對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hui) 不能不是一個(ge) 巨大的衝(chong) 擊，因為(wei) 中國人自古生命信仰主要是以儒家文化為(wei) 主，道佛為(wei) 輔的模式來解決(jue) ，而近代以來儒家文化式微，基督教乘虛而入填補了中國人很大的信仰空間，中國人自己傳(chuan) 統的信仰空間正在受到排擠而日愈縮小，這不能不引起我們(men) 整個(ge) 中國人的嚴(yan) 重關(guan) 切與(yu) 思考。可以想見，如果幾億(yi) 中國人的都信了天主、耶穌基督，不再講傳(chuan) 統禮儀(yi) ，不講人倫(lun) 道德，不講孝悌之道，我們(men) 還是中國人嗎？中國還會(hui) 是中國嗎？”（參見：https://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12312&replyID=&skin=1）前後聯係可知，湯恩佳先生說，中國大陸“洋教教徒已有一億(yi) 多人”，在韓星先生後麵的說法中，把“洋教教徒”直接寫(xie) 成了“基督教徒”。即使這個(ge) 說法多少有點誇大，也不是什麽(me) 大錯誤。因為(wei) 湯先生和韓先生所要表達的意思，一定是耶穌教在中國的發展需要引起我們(men) 政府和國人的注意。至於(yu) “當代中國發展得最快的是民間宗教，信徒人數最多是佛教”，假如由此而引導出“基督教在這兩(liang) 方麵都不如他們(men) ”就需要大力發展而欲與(yu) 佛教爭(zheng) 高低的意思，那就超出這裏所要說的話題了。不過，一家院子裏，如果正房矮小破陋，而廂房高大堂皇，羅先生恐怕也覺得不合適吧？
        最後，羅先生所引用的《中國宗教報告（2009）》，其說法很值得懷疑，羅先生的“儒教信徒實在不必如此恐慌”恐怕也對“儒教”有誤解。中國已經有長達百餘(yu) 年而且全麵的“反傳(chuan) 統”，羅先生不會(hui) 否定吧？羅先生不會(hui) 認為(wei) “反傳(chuan) 統”失敗了吧？如果羅先生不否認，那麽(me) ，就不能說“中國仍是一個(ge) 以儒家文化為(wei) 主導的社會(hui) ”。當然，“儒教文化”也沒有在中國斷根。“過重”的“危機意識”固然不好，因為(wei) “過猶不及”，但是，沒有“危機意識”，則可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們(men) 不相信耶穌教能夠“動搖”“中國社會(hui) 的根基”，但是，我們(men) 尊重每個(ge) 個(ge) 人的信仰選擇，卻不能不倡導一個(ge) 國家民族信仰的主體(ti) 選擇。真正的“儒教”以及信仰儒教者，不是要與(yu) 耶穌教以及其他信仰爭(zheng) 高低，而是出於(yu) 責任意思。借用《詩經》中的一句話來說，那就是：“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第五，對於(yu) 耶穌教的發展與(yu) 儒學“弱勢”的因果關(guan) 係，羅先生認為(wei) 與(yu) “儒教元氣大傷(shang) ”無關(guan) ，是看到了表麵淺象，如果再深入思考一下，說不定羅先生自己都會(hui) 否定自己的看法。
    
    首先，羅先生說：“炎黃子孫要在儒學外尋找精神家園，在中國曆史上已有多個(ge) 先例，而且都與(yu) 儒學‘元氣大傷(shang) ’無關(guan) 。”這個(ge) 說法是靠不住的。從(cong) “道教的興(xing) 起”來說，需要注意其中的“興(xing) 起”二字；從(cong) “佛教的成功在中國生根”來說，需要注意其中的“生根”二字。道教和佛教的“興(xing) 起”和“生根”都是在漢朝，為(wei) 何說佛教“生根”在唐朝呢？在“興(xing) 起”和“生根”之後，卻遇到了三國、兩(liang) 晉、南北朝這個(ge) 長期非常黑暗混亂(luan) 的時代，那正是“儒教元氣大傷(shang) ”的時代。耶穌教在明朝的時候已經開始傳(chuan) 入中國，但是，它得到大力發展卻是在“徹底反傳(chuan) 統”（蔣慶先生語）開始之後的近百年，乃至“思想及價(jia) 值觀念的裂變”（韓星先生語）非常嚴(yan) 重的近三十年，這不是正說明了耶穌教的“大發展”是在“儒教元氣大傷(shang) ”的時候嗎？一個(ge) 有真誠信仰的人，不會(hui) 改變他的信仰；一個(ge) 絕大多數人信奉儒教的民族，任何外來宗教都不會(hui) 得到大肆擴張。一個(ge) 外來宗教在中國大地上盛行，與(yu) 當時的國家政治和教化有關(guan) ，更與(yu) 當時國家民族的對其主體(ti) 信仰程度的大幅度降低有關(guan) 。
    
    其次，羅先生認為(wei) “在儒學外尋找精神家園”是因為(wei) “儒學不能完全滿足國人宗教需要”，由此而得出結論說“全力複興(xing) 中華文化，不一定能‘徹底解決(jue) 當代國人的精神危機問題，製止‘國人趨奉外來宗教’”，這種說法的產(chan) 生，是因為(wei) 對儒教的認識不足，更是因為(wei) 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不自信。在漢朝以前，沒有佛教、道教，中國人莫非“不能完全滿足國人宗教需要”？春秋時代，老子和孔子沒有分過“你是道家”、“我是儒家”，都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但是，春秋時代已經是“大道裂”的時代，戰國時期的“禮崩樂(le) 壞”程度更一步惡化，秦朝則直接重用法家的霸道學說，“不接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開出的尚德的‘王道文化’，而接受了法家尚力的‘霸道文化’，背離了‘聖人之教’的文化傳(chuan) 統。”（蔣慶先生語，參見：https://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us/jqxsdgyhwxjwhwtdtw.htm）漢武帝之後，雖然道教開始興(xing) 起，但隻是興(xing) 起而已，沒有大肆盛行，其後便是魏晉南北朝時代的黑暗與(yu) 混亂(luan) ，其君不正，教化不行，所以，道教和佛教這種與(yu) “政治”關(guan) 係不很密切、偏重個(ge) 人精神解脫的宗教才盛行起來。道教和佛教“挖走部分國人的心靈皈依”，主要不是儒教“不能完全滿足國人宗教需要”，而主要是國家政治和教化出了問題。至於(yu) 唐朝玄奘，他本身就是佛教僧人，他取經於(yu) 印度，不是因為(wei) 儒教“不能完全滿足國人宗教需要”，而是因為(wei) 他所學習(xi) 和信奉的本來就不是儒教，又感到中華大地上沒有佛教的“真經”，才不辭勞苦地“西天取經”。至於(yu) 伊斯蘭(lan) 教在中國的產(chan) 生和興(xing) 盛，主要是因為(wei) 本來信奉伊斯蘭(lan) 教的人移民到中國的很多，更不是因為(wei) 儒教“不能完全滿足國人宗教需要”。如今，耶穌教、佛教開始興(xing) 盛，原因何在？蔣慶先生說：“一百年來，熱愛中國文明的誌士仁人在西方列強的軍(jun) 事入侵、政治瓜分與(yu) 文化擴張下提出了‘保國保種保教’的強烈訴求，如今，國保了，種保了，但‘教’沒保住，中國成了‘無教之國’。”（參見：https://www.backbird.com/dispbbs_37_379605_4.html）因為(wei) 如今中國是一個(ge) “無教之國”，一百年來，國人不僅(jin) 極少接受儒教教化，反而使原來所殘存的那點儒教信仰以及賴以維持這種信仰的外在形式也倍受摧殘。國人連儒教是什麽(me) 都不清楚，連儒教經典都沒有幾個(ge) 人通讀過，又怎能得出儒教“不能完全滿足國人宗教需要”的“結論”呢？所以說，羅先生的說法是靠不住的。
    
    再次，羅先生“非常同意要全力複興(xing) 中華文化”，這是我們(men) 相同之處，但是，羅先生卻說，其目的不是“守護中華民族精神家園”，這一點就不敢完全苟同了。我們(men) 並非僅(jin) 僅(jin) 因為(wei) 儒教產(chan) 生於(yu) 中華民族，所以，我們(men) 才要“全力複興(xing) ”它，才去“守護”它。儒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wan) 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能夠“以通天下之誌，以定天下之業(ye) ，以斷天下之疑”，“冒天下之道”，（《周易·係辭傳(chuan) 》），所以，他貫通天道、地道、人道而為(wei) 一，上明形而上之道，下通形而下之器，是使人知道人如何區別於(yu) 禽獸(shou) 、人類社會(hui) 如何區別於(yu) 動物世界的“教”，他產(chan) 生於(yu) 中華民族，卻不僅(jin) 僅(jin) 適用於(yu) 中華民族。正因如此，作為(wei) 炎黃子孫，作為(wei) 中華民族的一員，我們(men) 有責任和義(yi) 務全力守護儒教、複興(xing) 儒教，這是上對得起往聖前賢，下對得起子孫後代，中對得起整個(ge) 人類的事業(ye) 。當今的世界，可謂“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西來之說近於(yu) 楊墨，眾(zhong) 人之議近於(yu) 申韓，世俗所仰多近佛氏，然世人惑而不自知，在此情況下，我們(men) 不能不守，不能不護，這不僅(jin) 是“為(wei) 往聖繼絕學”，而且是“鐵肩擔道義(yi) ”。僅(jin) 僅(jin) 從(cong) 最低來說，如果“中華民族精神家園”失去了，那麽(me) ，中華民族的人們(men) 豈不成了精神流浪漢、精神寄生蟲？
    
    最後，羅先生說，他“全力複興(xing) 中華文化”的目的，不是為(wei) 了“阻止外來宗教在華發展”。如果說是用“阻止”這個(ge) 詞，那麽(me) ，確實不應該，也確實“這個(ge) 目的不能達到”。《意見書(shu) 》中說得很清楚：“曲阜建造耶教堂的根本原因，不在於(yu) 時下耶教在中國的熾熱，而在於(yu) 中華文化主體(ti) 性的沉淪。”我們(men) 所主張的是“中華文化主體(ti) 性”，而不是“純粹唯一性”。我們(men) 知道“厚德載物”、“泛愛眾(zhong) 而親(qin) 人”、“有容乃大”的道理，但是，我們(men) 也知道“自強不息”、“反求諸己”的道理。所以根據儒教的“王道仁政”原則，我們(men) 不是要“阻止外來宗教在華發展”，若要“阻止”，則是以力而行，近於(yu) 霸道了。“我們(men) 不能主客不分，不能主次不辨。外國傳(chuan) 教士以善意來到傳(chuan) 教，我們(men) 會(hui) 以客人之禮而熱情相待，然而，任何外來教派以主人自居，或者意欲喧賓奪主、反客為(wei) 主，就不能忽視、縱容了。有子說：‘禮之用，和為(wei) 貴。先王之道，斯為(wei) 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參見：https://www.backbird.com/dispbbs_37_374152.html）
    
     
    
    第六，羅先生說“儒學在社會(hui) 影響力式微，始自清朝結束，兩(liang) 千年來的社會(hui) 結構發生激烈變化，儒學失去昔日的載體(ti) ，再加上五四運動等因素。因此，儒學式微留下的信仰真空，已經有一個(ge) 世紀，不是最近才發生”，這是事實，基本同意羅先生的說法。不過必須弄清楚“儒學在社會(hui) 影響力式微”的根本原因。
    
    這種“式微”，雖然“始自清朝結束”，但是，明朝後期李贄等人的“離經叛道”有關(guan) ，還與(yu) 清代掌權者表麵極力推崇儒教，卻要閹割了儒教的陽剛之道，而增加了太多的陰柔之氣，迫使學儒之人無法在當時成為(wei) “行者”而不得不走訓詁、考據之路有關(guan) ，更與(yu) 滿清後期完全失去民心、腐朽昏庸有極大關(guan) 係。這種情況，不是儒學（儒教）自身的問題，而是官方所大力推行的儒學（儒教）已經是嚴(yan) 重扭曲變形乃至變質的“偽(wei) 儒學（偽(wei) 儒教）”了，在清亡之後，人們(men) 豈能不批判這種“偽(wei) 儒學（偽(wei) 儒教）”？滿清朝廷的腐朽昏庸，加上西方列強如狼群一般的入侵，使中華民族麵臨(lin) 著“亡國滅種”的危險，在此情況下，愛國誌士未暇進行必然緩慢的儒教正本清源，於(yu) 是，紛紛把眼光投向西洋或東(dong) 洋。在他們(men) 一旦認可了洋人的那些東(dong) 西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的時候，為(wei) 了盡快使之成為(wei) “信仰”，便對他們(men) 認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道德”千方百計進行不遺餘(yu) 力的破壞。其破壞的方式方法是多種多樣的，正如杜維明先生所說的那樣：“他們(men) 不約而同地組織了一個(ge) 和儒家傳(chuan) 統徹底決(jue) 裂的聯合陣線，一而再再而三地痛擊孔家店，把儒家的價(jia) 值係統拆散，然後各個(ge) 擊破。他們(men) 的策略可以分為(wei) 正反兩(liang) 方麵。從(cong) 正麵，他們(men) 強調傳(chuan) 統文化中非儒家主流思想的積極因素：墨子的兼愛，墨經的邏輯，韓非子的法治，老莊的自由，道家的科技，乃至民俗學方麵的神話、格言、傳(chuan) 說、口頭文學等。從(cong) 反麵，他們(men) 減殺儒家在傳(chuan) 統文化中的影響：比如從(cong) 知識社會(hui) 學的觀點把先秦儒家界定為(wei) 百家爭(zheng) 鳴、百花齊放中的一鳴一放，或從(cong) 文化人類學的角度把宋明理學歸約為(wei) 官學，屬於(yu) 上層社會(hui) 控製係統中的意識形態，而和一般人民的信仰結構毫無關(guan) 涉。儒家被相對化和等級化之後即變成了一套專(zhuan) 製政體(ti) 為(wei) 了自身利益而強製執行的禮教。如何很批‘吃人的禮教’便成為(wei) 青年誌士當仁不讓的首要任務。”（《一陽來複》，上海文藝出版社，1907年，第62頁）這是第一次大攻擊。馬列主義(yi) 進入中國以後，又有第二次大攻擊。毛澤東(dong) 思想成為(wei) 最高指導思想以後，又有第三次大攻擊。文革的時候，又有病態地大攻擊。看看這個(ge) 過程，難道能說儒教不是受害者嗎？當然，羅先生說得對，“儒者該擺脫受害人/弱者意結”，而應該“不怨天，不尤人”、“盡人事，聽天命”。但是，需要說明的是，儒者不該有那樣的“意結”，但不等於(yu) 說儒教不是受害者。
    
     
    
    第七，羅先生說：“假如把儒學的受到摧殘歸咎於(yu) 文革，基督教、佛教與(yu) 其他宗教同樣在文革受到摧殘，所受到的傷(shang) 害，絕對不在儒學之下。”這種比較，把問題簡單化了。
    
    首先，儒教與(yu) 其他所謂宗教，在中華民族文化上的地位不同。邵雍《皇極經世書(shu) 》中說，孔子所傳(chuan) 的大道“祖三皇，宗五帝，子三王，孫五伯”；《論語》中說，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孟子》說：“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中庸》中說，孔子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柳詒征《中國文化史》說，“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chuan) ，自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中國文化史》第231頁）因此，儒教所傳(chuan) 的是貫穿中華民族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那個(ge) “統”，（參見：https://www.backbird.com/dispbbs.asp?BoardID=37&ID=307672&replyID=&skin=1）這是其他任何宗教所無法比擬的。百年反傳(chuan) 統的重點，就是要反這個(ge) “統”，所以，《詩經》被論定為(wei) “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書(shu) 經》被論定為(wei) “現存最到的政治文獻匯編”，《禮經》因為(wei) 批判“吃人的禮教”而幾乎被徹底否定，《樂(le) 經》被認為(wei) 根本就不存在，《易經》被論定為(wei) 卜筮之書(shu) 、哲學之書(shu) 或筮者的實錄，《春秋》被論定為(wei) “中國第一部編年體(ti) 史書(shu) ”，總之，把“六經”完全從(cong) “經”的地位上拉下來。使“經史子集”沒有了“經”，何異於(yu) 對中華文化傳(chuan) 統的“斬首行動”？其他哪個(ge) 宗教遭受過如此的滅頂之災？
    
    其次，儒教對中國的影響之深度和廣度，是其他任何宗教所無法比擬的。固然，道教、佛教、耶穌教、伊斯蘭(lan) 教等各種宗教，在引人向善這個(ge) 方麵，是與(yu) 儒教相同的，但是，但其根本性的不同在於(yu) ，儒教關(guan) 係到個(ge) 人、人際、家庭、邦國、天下、天人以及鬼神，關(guan) 係到夫婦、父子、君臣、兄弟、朋友，關(guan) 係到道、德、禮、樂(le) 、政、刑，關(guan) 係到內(nei) 聖、外王，關(guan) 係到“教育、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方麵，可以說，儒教中的道義(yi) ，就是中華民族代代相傳(chuan) 的那個(ge) “統”，是中華民族賴以判定是非對錯的那個(ge) 標準，所以，儒教對於(yu) 中華民族來說，不僅(jin) 是精神家園的問題，而是與(yu) 中華民族的各個(ge) 方麵無不息息相關(guan) 。皮錫瑞《經學通論·自序》中說：“經學不明，則孔子不尊，孔子不得位，可惜自孔無功業(ye) 表見。晚定六經以教萬(wan) 世，尊之者以為(wei) 萬(wan) 世師表。自天子以至於(yu) 士庶，莫不讀孔子之書(shu) ，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無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賢於(yu) 堯舜，為(wei) 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刪定六經。”這是其他任何宗教所無法相比的。在那個(ge) “兩(liang) 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在“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時代，“反傳(chuan) 統”所采取的方式是“矯枉必過正”，是“工農(nong) 兵學商，東(dong) 西南北中”一齊上陣的“群眾(zhong) 運動”，其重點仍然是儒教，文革之中專(zhuan) 門的“運動”就有“批判‘黑修養(yang) ’”、“評法批儒”、“評《水滸》、批宋江”、“批林批孔”等等。
    
    再次，早在魯迅先生被奉為(wei) “旗手”的時期，他在《青年必讀書(shu) 目》中說：“我看中國書(shu) 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yu) 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shu) ——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yu) 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中國書(shu) 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le) 觀；外國書(shu) 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我以為(wei) 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shu) ，多看外國書(shu) 。”此後，大陸的學校教育內(nei) 容之中的“四書(shu) ”“五經”就逐漸消失，其中的“中國書(shu) ”也側(ce) 重於(yu) 宣傳(chuan) 外國思想學說，其中的“外國書(shu) ”更不用說。文革的時候，雖然也不許看馬列主義(yi) 之外的“外國書(shu) ”，但是，對“中國書(shu) ”之中的“四書(shu) ”“五經”的毀壞和批判更猛烈。儒教賴一“傳(chuan) 道”的場所不再傳(chuan) 儒教所傳(chuan) 的道，“文以載道”的“文”所載的不再是儒教之道，其實際的影響之大，同樣是其他宗教所無法比擬的。
    
    最後，在文革中，對儒教的摧殘，不僅(jin) 是對經典，不僅(jin) 是對聖賢，而且還是對社會(hui) 和生活中的禮儀(yi) 習(xi) 俗。天壇、地壇、社稷壇不再是舉(ju) 行祭祀的地方；曲阜以及各地文廟被嚴(yan) 重毀壞，更不會(hui) 再舉(ju) 行什麽(me) 祭祀；祠堂、家廟、家譜遭到極為(wei) 嚴(yan) 重的毀壞；祖先牌位被強迫燒毀；墳墓被強迫平掉。如此等等，其他哪個(ge) 宗教可以相比擬？可以說，當時，在中國大陸的其他宗教也受到了打擊，但是，並非毀滅性的打擊，畢竟還有道觀和道士，畢竟還有寺廟和僧侶(lv) ，而儒教則是受到了幾乎是毀滅性的打擊，況且，耶穌教的根不在中國，更談不到任何毀滅性打擊。
    
     
    
    第八，羅先生說“找基督教做靶子，是焦點錯置”，這個(ge) 說法本身就是嚴(yan) 重誤解，而且是“對立思維”的體(ti) 現。
    
     撰寫(xie) 和發布《意見書(shu) 》的原因，是因為(wei) 耶穌教在“曲阜孔廟附近正在建造一高達四十餘(yu) 米、容眾(zhong) 三千餘(yu) 人的哥特式耶教大教堂”，而不是針對耶穌教；《意見書(shu) 》所呼籲的是“有關(guan) 各方尊重中華文化聖地，立即停建該耶教教堂”，而不是任何其他耶教教堂。因此，說《意見書(shu) 》“找基督教做靶子”，本身就是嚴(yan) 重誤解。
    
    為(wei) 什麽(me) 說這是“對立思維”的體(ti) 現呢？儒教所教導我們(men) 的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禮之用，和為(wei) 貴。先王之道，斯為(wei) 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這不是“對立思維”，或許可以稱之為(wei) “和而不同”的思維吧？然而，多年來的教育和輿論，都是所謂“對立統一規律”，是“矛盾論”，已深置於(yu) 眾(zhong) 人之心而不自知。筆者曾經有一篇拙文《論矛盾》，曾經說過：“我們(men) 知道，矛是用於(yu) 進攻的武器，盾是用於(yu) 防守的武器。我們(men) 今天在說到“矛盾”一詞的時候，我們(men) 便不自覺地在潛意識中存在了‘矛盾’就是‘對立’的觀念，為(wei) 什麽(me) 呢？因為(wei) ‘矛’是‘進攻’的，‘盾’是‘防守’的，‘進攻’與(yu) ‘防守’當然是‘對立’的。可是，我們(men) 是否想到過，什麽(me) 時候的軍(jun) 事作戰隻‘進攻’而不‘防守’，或者隻‘防守’而不‘進攻’？哪個(ge) 士兵會(hui) 隻拿矛而不拿盾，或者隻拿盾而不拿矛？隻拿矛而不拿盾的人，是不要命的人；隻拿盾而不拿矛的人，就像縮頭烏(wu) 龜。”“當我們(men) 把‘矛盾’理解為(wei) ‘對立’關(guan) 係的時候，我們(men) 犯了一個(ge) 錯誤，那就是把來刺我們(men) 的別人的矛與(yu) 我們(men) 用來防護自己的盾放在一起來看待了，也就是說，是把‘他的矛’與(yu) ‘我的盾’放在一起來說了，而不是說‘我的矛’與(yu) ‘我的盾’之間的關(guan) 係。”“矛盾究竟是什麽(me) 關(guan) 係？我們(men) 說，不是對立統一關(guan) 係，而是和而不同的關(guan) 係。我們(men) 從(cong) 太極與(yu) 陰陽的關(guan) 係來加以解說。萬(wan) 物各有一太極，一個(ge) 人同時擁有矛和盾，也就符合太極的狀態；陰陽並不是對立的，而隻是不同的，這種不同又隻是‘太極’之‘氣’的轉化而已，因此，矛和盾是兩(liang) 種並列存在、不可或缺的不同東(dong) 西，在同一個(ge) 人那裏卻又是統一的。這是華夏文化的太極思惟、王道觀念的根本精神之所在；是修身、仁政的立論基礎。”（關(guan) 於(yu) 這個(ge) 問題的詳細論述，請參見：https://bbs.cqzg.cn/viewthread.php?tid=387437&fpage=1&highlight=）
    
     
    
    第九，羅先生說“在文革重創後，基督教、佛教等皆能恢複元氣。為(wei) 甚麽(me) 儒學不能恢複元氣去占領文革後的信仰真空，而讓基督教‘乘虛而入’？”關(guan) 於(yu) 這個(ge) 問題，不是三言兩(liang) 語所能說明的。
    
    首先，儒教和其他宗教達到“信仰”的過程和要求不同。耶穌教和佛教，一般說來，基本上是一個(ge) “信”的問題，亦即通俗所說的“信教”，它不要求信徒學通、理解了《新舊約》，隻要承認耶和華是能保佑他的萬(wan) 能的“上帝”、救苦救難的耶穌是“基督”，然後“讚美上帝”、“讚美基督”，就可以算是“信徒”。佛教也與(yu) 此相同。當然，其信徒之中有學通的、理解的，但那是極少數。儒教的信仰，不是僅(jin) 僅(jin) “承認”和“信仰”這個(ge) 簡單，更不是以祈求聖人“保佑自己”為(wei) 主，而是通過“學而時習(xi) 之”而後“承認”和“信仰”，否則便是“盲目的信”，亦即所謂“迷信”，這不是儒教所倡導的做法。可是，百年不讀經，文言文被稱為(wei) “古代漢語”，正體(ti) 字不被教育所普及，白話文運動取得了全麵勝利，所以，當今中國的絕大多數人要讀經已經很難讀懂，長期反傳(chuan) 統對經典的歪曲、懷疑、批判的餘(yu) 風還遠遠沒有肅清，所以，固然“這些年來全國高校都有國學熱，儒學熱，儒學出版物非常多，形勢大好”，但是，其中能夠真誠承認“經”和“聖人”是“經”和“聖人”、並通過學習(xi) 而達到信仰程度的人和書(shu) 卻非常罕見，其中作為(wei) 學術研究者眾(zhong) 多（當然，並非貶低和否定學術研究，但是，學術研究所要求學者的恰恰是“平等地”、“客觀地”乃至“居高臨(lin) 下”地對待經典和聖人之言，這是與(yu) 信仰背道而馳的）。也就是說，並非閱讀了儒教經典就算做儒教信徒，所以，儒教的信徒不能與(yu) 佛教、耶穌教的信徒同等看待；佛教、耶穌教的信徒可以很多，但儒教的信徒卻很少。關(guan) 於(yu) 對儒教徒、儒者的原則和要求的詳細論述可以參見《禮記·儒行》（https://nouslogy.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85&highlight=%E5%84%92%E8%A1%8C）
    
    其次，儒教和其他宗教要發揮的作用不同。其他宗教，一般說來，所重視的是“精神家園”、“個(ge) 人信仰”、“引人向善”，而不直接參與(yu) 今人所謂的“政治”。儒教所要發揮的作用卻絕不僅(jin) 止於(yu) 此。儒教的內(nei) 聖之學，所講的個(ge) 人修養(yang) 問題；儒教的外王之學，所講的是政道和治道的問題。儒教的經典，是用來指導、引導後世君主如何實行王道仁政的，也是用來糾正現實政治的錯誤、彌補現實政治的不足的。學習(xi) 儒教經典的人，要有“士君子”之誌，如曾子所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wei) 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如孟子所說：“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誌與(yu) 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如孔子所說：“誌於(yu) 學”、“誌於(yu) 仁”、“誌於(yu) 道”。不僅(jin) 要做到孝悌，還要做到忠信；不僅(jin) 要節情守禮，而且要堅持道義(yi) 。儒者可以是君，可以是臣，可以是民，但無論在什麽(me) 位置上，都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都是要“自正”而後“正人”。“政者，正也。”儒教是用來指導、引導儒教所謂的“政治”的，是直接參與(yu) 儒教所謂的“政治”的，是與(yu) 儒教所謂的“政治”一體(ti) 的，否則，便不是儒教所指的“政治”，而是今人所謂的“政治”而已（按“西化的漢語”標準的《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政治”是“政府、政黨(dang) 、社會(hui) 團體(ti) 和個(ge) 人在內(nei) 政及國際關(guan) 係方麵的活動。正式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它產(chan) 生於(yu) 一定的經濟基礎，並為(wei) 經濟基礎服務，同時極大地影響經濟的發展。”——商務印書(shu) 館，1996年版，第1609頁）。耶穌教自從(cong) 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後，基本上成了世俗化的“新教”，在表麵上，耶穌教國家的總統在就職宣誓的時候還手按他們(men) 的“聖經”，但其實質上，耶穌教也隻是“政府”用來“教化”百姓的一種方式，與(yu) “政治”保持著某種程度上的“分離”狀態。在中國大地上的耶穌教，更是與(yu) 今人所謂“政治”相分離的。其實，從(cong) 根本上來說，恐怕中國人中絕大多數選擇信奉耶穌教的人是沒有想過要學習(xi) 儒教經典的人，或者沒有學過儒教經典的人，或者是不承認儒教是“教”的人，或者是沒有讀通儒教經典的人，事實是不是這樣？
    
    其三，儒教與(yu) 其他宗教發揮作用的方式不同。甲，儒教沒有入教的形式，沒有信教的標簽，因此，儒教的信徒有多少是無法統計的，也不必統計的，無法也不必與(yu) 其他宗教的信徒人數做比較。乙，儒教經典中沒有主張有意組成儒教的教派和團體(ti) 的言行。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都是憑借個(ge) 人的修養(yang) 和德行而發揮其作用，而不是有意組成黨(dang) 派、得到權勢、構成團體(ti) 。儒者出仕，也是憑借個(ge) 人德行才學。奉行儒教的朝廷，以學校作為(wei) 儒教教化、培養(yang) 君子的場所。科舉(ju) 製度符合儒教要求時，以科舉(ju) 作為(wei) 選拔賢德君子而“選賢任能”。書(shu) 院是儒者切磋交流的場所。文廟是尊聖祭祀的聖地。丙，儒教通過王道仁政而使民“養(yang) 生喪(sang) 死無憾”、“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ang) ”，由此而使百姓安居樂(le) 業(ye) ，以“修文德”而使“近者悅，遠者來”，這樣也就減少了違法犯罪、焦慮不安，這樣的人也就無須其他宗教形式那樣的“解脫”方式。丁，當然，儒教有最高和中級經典，有與(yu) 經典有對應的緯書(shu) ，也有啟蒙讀物。最高經典為(wei) 六經，中級經典是“四書(shu) ”、《孝經》之類，緯書(shu) 是“四部”之中的“子史集”之類，初級的啟蒙讀物則有朱子《小學》、《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弟子規》之類。這樣，各個(ge) 層次的人都有學習(xi) 儒教的可能性。戊，儒教也有提供給任何一個(ge) 個(ge) 人作為(wei) “精神家園”、“精神解脫”、“精神歸宿”的內(nei) 容和形式，比如“父慈子孝”的家庭教育、“格致誠正”的修身之道、“明德率性”的修道之途、“天地君親(qin) 師”的信仰、“敬鬼神而遠之”的各種祭祀禮儀(yi) 形式，如此等等。以上這些儒教發揮作用的方式，在百餘(yu) 年來遭到了極為(wei) 嚴(yan) 重的毀壞，如今豈能一蹴而就？
    
    其四，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儒教遭受摧殘，豈止是區區百年？豈止是皮肉之傷(shang) ？甚至不僅(jin) 是“傷(shang) 筋動骨”，而是“元氣大傷(shang) ”。因此，儒教複興(xing) ，不僅(jin) 需要療傷(shang) 治病的時間，還要有固本培元、正本清源的時間，然後才能說到複興(xing) 。孔子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前段時間所謂的“國學熱”，“熱”在如何對待國學、傳(chuan) 統的討論方麵，“熱”在究竟是儒學還是儒教的討論方麵，“熱”在是否需要讀經的討論方麵，“熱”在儒教是否“亦將有以利吾國乎”以及如何“利吾國”的討論方麵，這樣的“熱”，固然有作用，但是，這是“虛熱”，甚至有些像是西醫所說的“發炎”。如今，想讀經、願讀經、能讀經的人尚且是少數，要真正產(chan) 生“入門”、“升堂”、“入室”的賢哲還差得遠，但是，畢竟已經有一部分人打開了或踏入了儒教的大門，這就是儒教複興(xing) 的希望所在。孔子說：“欲速則不達。”《周易》中說：“與(yu) 時偕行”。孟子說：“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wei) 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儒教複興(xing) 的春季剛剛到來，正是耕田播種的時候，即使是冒著嚴(yan) 寒而早播種生長起來的，也隻是到了秀穗的時候，在這個(ge) 時候就想要收獲，實在是太心急了吧？
    
    其五，儒教對君子的要求很高，隻是在行教化的時候固然以期望和關(guan) 懷之心對待，而不做作為(wei) 要求。孔子說：“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luan) 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孟子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儒者絕不“枉道而從(cong) 彼”，“又惡不由其道”。朱子《四書(shu) 章句集注》中說：“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wei) 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因此，儒教複興(xing) ，應該以正致正、以善致善，絕不枉尺直尋，也不枉尋直尺。以利欲而誘惑，以力害而威脅，是儒教之所不取，“儒學信仰”也就不會(hui) 以“戰爭(zheng) 心態和方式”去“攻下”“高校這個(ge) 橋頭堡”。
    
     
    
    第十，羅先生說：“全國儒學組織不止一個(ge) ，每年都開年會(hui) ，人強馬壯，哪裏是“弱者”，哪裏有甚麽(me) 生態不平衡？為(wei) 甚麽(me) 聲勢浩大、猛將如雲(yun) 的儒學沒有重占國人信仰真空？有些儒者說：這些高校的儒學學者很多都是“死儒”，“活儒”隻是少數。既是這樣，儒學信仰不能普及，是儒學群體(ti) 內(nei) 部的問題，而不是外在因素了。為(wei) 甚麽(me) 有如此多終身研究儒學的人卻不信仰儒學、不實踐儒學、不傳(chuan) 播儒學呢？”這就是“學術之儒”與(yu) “儒者之儒”的不同所導致的結果。
    
    關(guan) 於(yu) 這個(ge) 問題，陳複先生曾經說過：“在台灣推廣心學，麵臨(lin) 最大的困難，在於(yu) ‘心靈’與(yu) ‘文化’的脫鉤，關(guan) 注文化議題的人，不關(guan) 注心靈議題，覺得討論這種議題感覺‘很軟弱’，關(guan) 注心靈議題的人，不關(guan) 注文化議題，覺得討論這種議題‘很嚴(yan) 肅’。這使得心靈人士歸於(yu) 心靈人士，文化人士歸於(yu) 文化人士，彼此的屬性渭涇分明，相互不關(guan) 注。”齊魯風先生也說：“這個(ge) 問題在大陸更甚，畢竟傳(chuan) 統的脈絡在台灣還有延續，而在大陸經過文革的掃蕩後所剩無幾。脫離心靈的文化隻是知識，沒有文化的心靈便無法發揮作用。”（參見：https://www.backbird.com/dispbbs.asp?BoardID=37&ID=363673&replyID=&skin=1）其實，“關(guan) 注心靈議題”的人，也就是傾(qing) 向於(yu) 信仰性的人；“關(guan) 注文化議題”的人，他們(men) 並非從(cong)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去理解和把握“文化”，其中缺乏“道德禮義(yi) 教化”方麵的內(nei) 涵和作用，因此，他們(men) 所認為(wei) 的“文化”內(nei) 涵，不再“以文自化”和“以文化人”，而隻是從(cong) 知識、學術的角度去研究、評論、挖掘曆史、器物、現象、形式之中被不同的“文”而“化”出來的東(dong) 西，這樣做的學者如果不改變其做法，那就永遠成不了“知行合一”的儒教信仰者。
    
    誠然，“全國儒學組織不止一個(ge) ”，而且也確實是“每年都開年會(hui) ”，這些組織之中肯定會(hui) 有信仰儒教的會(hui) 員，但是，更多的是儒學的支持者或“客觀的”研究者，他們(men) 認為(wei) 儒學應該研究，但其中既有精華，也有糟粕，因而主張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方式來為(wei) 我們(men) 的時代服務，這是根本談不到“信仰”的，這樣的出發點也永遠不可能達到“信仰”的程度，除非某一部分學者、會(hui) 員在學習(xi) 和研究的過程中改變了這個(ge) 出發點；這些組織及其年會(hui) 也確實為(wei) “國學熱”、“儒學熱”起到了一些積極的作用，但是，恐怕他們(men) 中的絕大多數人不承認“儒教”，甚至反對把“儒學”當作“儒教”，因此也談不到“儒教信仰”；這些組織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定名為(wei) “研究會(hui) ”，既然是“研究”，就要遵從(cong) “科學”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避免任何主觀情感的參與(yu) ，這樣的“研究”更不會(hui) 成為(wei) 信仰。研究佛教、耶穌教的學者要站在佛教、耶穌教之外、之上去評判、分析、研究佛教和耶穌教，甚至可以懷疑、批判佛教、耶穌教的“經典”和“聖人”，否則便不被認為(wei) 是合格的“學者”，而是“傳(chuan) 教士”；同樣，研究儒學、儒教的學者，如果本來就是一個(ge) 信仰者，那麽(me) ，他就首先要“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這樣，他也就會(hui) 被認為(wei) 在“研究”中攙雜的主觀情感，而不是“客觀”地研究了，他的“研究成果”也會(hui) 被懷疑是否公正、可信，更為(wei) 重要的是，“信仰者”不會(hui) 去有意搞“獨創性”、“創新性”，可是，當今的學術研究所格外重視的恰恰是“獨創性”和“創新性”。所以，這樣的組織是無助於(yu) 儒教信仰的。必須指出的是，這些組織之中的民間組織，往往所重視的不是“學術研究”，這些組織是迫不得已而將組織命名為(wei) “研究會(hui) ”，其實卻是在不同程度上偏重學習(xi) 和普及的，這樣的組織可能稍微多幾個(ge) 信仰者，但能達到“信仰”程度的比例還是微乎其微的。
    
    這些“研究會(hui) ”和“學者”為(wei) 什麽(me) 不能成為(wei) 信仰者呢？為(wei) 什麽(me) “不信仰儒學、不實踐儒學、不傳(chuan) 播儒學呢？”這是研究儒學的組織和學者自己比較難以決(jue) 定的，更不是學者的自願選擇，恰恰相反，他們(men) 往往是被“學術研究”規範所決(jue) 定的。所謂“學術研究”，是可以和“信仰”是相脫離的。比如在學術研究方向上確定為(wei) 道教全真教的趙衛東(dong) 先生，不是信仰全真教，所傳(chuan) 播的卻是儒教義(yi) 理，身在佛教研究會(hui) 的高士濤先生，所信仰的也不是佛教，卻在傳(chuan) 播儒教義(yi) 理。從(cong) “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研究儒教，研究佛教、道教、耶穌教，與(yu) 研究古董、木乃伊一樣，被要求必須置身於(yu) 研究對象之外，因此，研究古董的人不會(hui) 信仰古董，研究木乃伊的人不會(hui) 信仰木乃伊，研究儒教當然也不會(hui) 信仰儒教。
    
    再進一步來說，這種被要求有“獨創性”和“創新性”的“學術研究”，不僅(jin) 無助於(yu) 儒教的信仰，而且不利於(yu) 產(chan) 生信仰。因為(wei) 這樣的學術研究，被要求的是嚴(yan) 守學術規範，亦即要走高、精、尖、新的路線，而不能是普及、宣傳(chuan) 性的路線，所以，“學道傳(chuan) 道”不是“學術研究”，“學術研究”也不能是“學道傳(chuan) 道”。正因如此，儒學、儒教的“學術研究”成果的讀者，往往也是相關(guan) 的學者，其目的本來也不是為(wei) 了讓普通百姓去看，實際上很多普通百姓也看不懂，這樣的做法，怎麽(me) 會(hui) “傳(chuan) 播儒學”呢？再從(cong) “研究”二字的含義(yi) 上來說，“研”是把一個(ge) 東(dong) 西弄碎，也就意味著需要條分縷析，這是與(yu) “一以貫之”、“為(wei) 道日損”恰好是背道而馳的；“究”是深入地挖洞，挖得越深越長就越好，而挖洞的過程中，其前、左、右都被洞壁擋住了，後麵的又看不到，因此也就意味著但見自身的存在而不見天地人。所以，隻要是“學術研究”，也就不可能“學道傳(chuan) 道”，也不可能“信道”。耐人尋味的是，羅先生用的詞語是“儒學群體(ti) ”，而不是“儒教群體(ti) ”，時而說“儒學”，時而說“儒教”，羅先生的“潛意識”中究竟是否承認“儒教”這個(ge) “教”呢？
    
     
    
    十一，羅先生說：“學界有不少人還是認為(wei) 儒學是哲學，不是宗教，而且地位比宗教更高。”羅先生的這個(ge) 說法，涉及到了一個(ge) 非常重要的問題，也就是中西文化的名相、分類和標準的問題。羅先生在這裏使用“哲學”、“宗教”這兩(liang) 個(ge) 詞語的時候，恐怕根本沒有想過，一百年前的中國人是否會(hui) 用這兩(liang) 個(ge) 詞語呢？一百年前的中國人見到這四個(ge) 字的時候會(hui) 想到羅先生在這裏所要表達的含義(yi) 嗎？總之，一句話，當今的中國人已經在有意無意之中在思維方式、表達方式、評判標準上“全盤西化”了。
    
    蔣慶先生早就說過：“近代以來，中國文化不是局部出了問題，而是根源處出了問題，根源處出的問題需要從(cong) 根源處著手才能解決(jue) 。……那麽(me) 這一根源處的問題又是什麽(me) 呢？這一根源處的問題就是這一百多年來在對中國文化的研究中‘以西方解釋中國’，中國喪(sang) 失了‘以中國解釋中國’的能力，中國文化淪為(wei) 被西方任意解釋（肢解、曲解、醜(chou) 化）的對象，中國漸漸成了‘西方的中國’，中國文化成了‘西方文化視野下的中國文化’，進而‘中國的中國’不存在，中國文化意義(yi) 上的中國文化亦不複存在了！”（《以善致善——蔣慶與(yu) 盛洪對話》，三聯書(shu) 店，2004年版，第1頁）這個(ge) 說法，恐怕是當今的中國學者，包括儒學、儒教的學者、信奉者都比較難以接受的說法，但是，很不幸，這個(ge) 說法卻是事實。這個(ge) 事實的形成，歸功（或歸罪）於(yu) 近一百年。
    
        由於(yu) 我們(men) 大力引進西方的概念、判斷與(yu) 推理，從(cong) 而，西方的形式邏輯逐漸成了我們(men) 的思維方式，中國的太極思維和兩(liang) 儀(yi) 思維方式也就被趕出了舞台，於(yu) 是，我們(men) 的教科書(shu) 都采用了以西方邏輯思維為(wei) 主的編排和表述方式，中國原有的道學、經學、理學以及“經史子集”四庫的框架被逐漸拋棄了。現在，我們(men) 快要無法理解《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的思維方式了，快要無法理解《周易》的表述方式了，快要無法理解“六經”的結構方式了。
    
        由於(yu) 我們(men) 大力引進民主與(yu) 自由精神，從(cong) 而，西方的政治觀念、法律觀念逐漸成了我們(men) 的主流意識追求，中國建立在“民本”基礎之上的“內(nei) 聖外王”政治體(ti) 係成了“落後”的，甚至被認為(wei) 是“專(zhuan) 製的怪物”，中國的“道德政刑”、“詩書(shu) 禮樂(le) ”被逼到了象牙塔之中，甚至成了僵屍古董。我們(men) 把“民主”當成了最高的“普世價(jia) 值追求”，而忘記了中國的“王道”精神、“大同”理想；我們(men) 大力宣揚著“民主”與(yu) “法製”，卻批判著“道德”與(yu) “禮法”；我們(men) 可以客觀對待耶穌教教、佛教的存在，卻自覺不自覺地否定中國的“神道設教”；我們(men) 隻知道西方有“博愛”，卻不知道中國的“仁政”與(yu) “和諧”觀念了。
    
    由於(yu) 我們(men) 大力引進科學精神，從(cong) 而，西方的條分縷析、條塊分割逐漸成了我們(men) 看待一切的方法和衡量一切的標準，中國的天人合一的整體(ti) 綜合觀在我們(men) 的心中逐漸失去了應有的地位，中國文化的大廈，為(wei) 了適應科學的分類而被拆成磚瓦而用來建造洋房（今人稱為(wei) “解構—重構”）。比如，為(wei) 了符合西方的“哲學”要求，像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之類的學術著作就把六經、諸子學說整體(ti) 打碎，然後從(cong) 中尋找符合西方哲學的材料，似乎中國沒有“哲學”就是我們(men) 祖先的恥辱，結果造出了不中不西、不倫(lun) 不類的所謂“中國哲學”。再比如，為(wei) 了建構符合西方框架的“中國的曆史學”，我們(men) 雖然還是保留著“二十五史”、《資治通鑒》，但是，我們(men) 卻按照“進化論”而構造出了“原始社會(hui) ——奴隸社會(hui) ——封建社會(hui) ”這個(ge) 框架，並且不顧中國原有的史學原則而編成了各種曆史教科書(shu) ，中國史學中的“求正”精神被西方史學的“求真”精神所代替了，中國史學中的“鑒古正今”原則被西方史學的“學術研究”所代替了。（對此問題的詳細論述，請參見幾年前寫(xie) 出而未出版的拙作《道德學方法論》：https://bbs.cqzg.cn/thread-430856-1-1.html）
    
    當我們(men) 從(cong) 小所學的都是西方文化的時候，我們(men) 的思想之根也就成了西方的，我們(men) 的思維方式是西方的，我們(men) 的思維內(nei) 容是西方的。這樣，當我們(men) 要看看我們(men) 祖先留給我們(men) 的東(dong) 西的時候，我們(men) 發現，我們(men) 已經對祖先留給我們(men) 的豐(feng) 富遺產(chan) 非常陌生了，我們(men) 不自覺地開始用西方的標準來衡量我們(men) 自己的東(dong) 西了，結果發現似乎祖先的東(dong) 西都與(yu) 西方不同，好象都不符合我們(men) 的需要了。我們(men) 用進化論來看待一切，不知道我們(men) 的太極理論了；我們(men) 用形式邏輯來思考問題，不知道我們(men) 的祖先怎麽(me) 會(hui) 創造出《周易》、《春秋》那麽(me) 奇怪的東(dong) 西了；我們(men) 用西方的文學觀念來衡量我們(men) 的文學，我們(men) 發現我們(men) 兩(liang) 千多年來對《詩經》的注解幾乎全都錯了，發現先秦時代基本沒有文學了；我們(men) 用辯證唯物主義(yi) 來看待一切，我們(men) 發現我們(men) 祖先的思想不是唯心的，就是機械唯物主義(yi) 的或者樸素唯物主義(yi) 的，反正都不如辯證唯物主義(yi) ！總而言之，我們(men) 的一切都不如西方的，於(yu) 是，我們(men) 沒有了自尊，而隻有自卑！我們(men) 沒有了自信，而隻有崇洋媚外！如此情況，華夏文化怎麽(me) 會(hui) 有複興(xing) ？怎麽(me) 還會(hui) 有儒教複興(xing) ？所以說，到了重視“以中國解釋中國”的時候了。（參見：https://bbs.cqzg.cn/thread-300953-1-1.html）
    
     
    
    十二，羅先生說：“儒學要成為(wei) 受國人信仰的宗教，不能老是要求政府馬上改變宗教政策，把儒教與(yu) 五大宗教並列。任何宗教都要靠本身力量先發展起來了，人數眾(zhong) 多，有廣泛影響力，然後才要求政府承認；否則是本末倒置。”筆者對此，表示基本認同。
    
    首先，不讀儒教經典，無法謂之學儒。讀經之人，自己對聖人之言無敬畏之心，隻去予取予需，隨我取舍，謀我之名利，是淩駕於(yu) 聖人之上。學儒的人，自己沒有樹立儒教的信仰，儒教無法成為(wei) 信仰。因此，在聞知建教堂事件之後，心蘭(lan) 先生首先重視其事，倡議發出儒教界的聲音。當時，筆者請教於(yu) 馬培路先生、炎平先生，遵馬先生之意，起草《呼籲重視中國傳(chuan) 統信仰的主導地位》一文（參見：https://bbs.rujiao.net/read.php?tid=36986），提出：“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信仰的振興(xing) ，需要我們(men) 反求諸己，自正正人，從(cong) 我做起。”
    
    其次，建教堂事件引起了儒教界人士的廣泛重視，因此而有《意見書(shu) 》的發布。需要說明的是，《意見書(shu) 》的意見，總起來說是“鑒於(yu) 在中華文化聖地修建耶教大教堂問題的敏感性、複雜性以及可能由此引發的激烈爭(zheng) 議”，才“謹向曲阜市政府、濟寧市政府、山東(dong) 省政府、中央政府以及熱愛並尊重中華文化的耶教徒提出以下意見。”畢竟“在中華文化聖地修建耶教大教堂問題”的最終解決(jue) 在於(yu) 政府，但這不是“要求政府”，更不是依賴政府。意見之中的第四點中的說法是“政府宜盡快儒教的合法地位”，而不是“要求政府”如何。就筆者的理解來說，之所以提出“儒教的合法地位問題”，是因為(wei) 當前的政府以及眾(zhong) 多學者、國人，鑒於(yu) “宗教”一詞已經西化而且所接受的就是已經西化的“宗教”，根本不知“宗教”一詞的“中國解釋”，又加上多年來“宗教是精神鴉片”的廣泛宣傳(chuan) ，所以，罕見有認可“儒教”一詞的，更不承認“儒教”的存在，《憲法》中沒有體(ti) 現“儒教的合法地位”。
    
    再次，《意見書(shu) 》非個(ge) 人之事，筆者個(ge) 人對其中第四點所說的“賦予儒教與(yu) 佛道回耶等宗教平等的身份”，持保留意見。儒教應該有“合法地位”，但是，筆者個(ge) 人認為(wei) ，不能把儒教作為(wei) “與(yu) 佛道回耶等宗教平等”的教，這就好比是一個(ge) 院子中的主房不應與(yu) 廂房齊平，更不應低陋於(yu) 廂房；好比是一座房屋不能讓棟梁和檁子、椽子一樣粗細，更不應使棟梁反而比檁子、椽子更細；好比是對自己的祖先和對別人的祖先完全一樣對待。孔子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孟子說：“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yi) 也。仁義(yi) 充塞，則率獸(shou) 食人，人將相食。吾為(wei) 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yu) 其心，害於(yu) 其事；作於(yu) 其事，害於(yu) 其政。”程子說：“墨氏兼愛疑於(yu) 仁”。若將儒教“與(yu) 佛道回耶等宗教平等”對待，則類似於(yu) 墨氏之說。當然，如果《意見書(shu) 》中所表達的不是筆者所說的意思，那就是筆者的誤解了。
    
     
    
    十三，羅先生說：“發展儒學信仰，責任不在政府，而在當代儒學信仰者。任何一個(ge) 宗教要得到政府承認，都需要一個(ge) 過程；在這過程中，民間力量才是最重要。”對此，筆者表示不完全讚同。
    
    首先，儒教複興(xing) ，當然首在“當代儒學信仰者”，但是，卻不能說“責任不在政府。”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有仁心而後必能有仁聲仁行，此是個(ge) 人修行；“善政”與(yu) “善教”，則不能不說是政府的責任。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le) 不興(xing) ；禮樂(le) 不興(xing) ，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大學》中說：“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cong) 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cong) 之。”又說：“上老老，而民興(xing) 孝；上長長，而民興(xing) 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如果政府不倡導“以義(yi) 為(wei) 利”，卻倡導“以利為(wei) 利”，其結果有識之士已知已見；如果政府不倡導儒教，卻像文革一樣反儒教，其結果則是眾(zhong) 人已知已見。因此，不能說“責任不在政府”，隻是作為(wei) “儒學信仰者”應當“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wei) 可知也。”同時，還必須說明，儒教的複興(xing) ，不能依賴政府，但是，當政府不給予儒教合法地位的時候，要複興(xing) 儒教是不可能的。在文革時期，別說複興(xing) 儒教，就算是在公開場合稱讚孔子一句，能被允許而不被批判嗎？
    
    其次，羅先生說“民間力量才是最重要”，這是筆者所讚同的。“天下有道”，則孔子“不與(yu) 易”。孔子為(wei) 什麽(me) 以私人身份講學？大概首先是因為(wei) 官方所設的講學場所所講的不合於(yu) 道，乃至有悖於(yu) 道吧？其目的一定是為(wei) 了使“天下有道”吧？儒生無論是“危言危行”還是“危行言孫”，都有一個(ge) “危行”在其中，而且在“邦無道”的時候更把“危行”放在第一位。所謂“民間”，不應隻是指“庶民”，而應是無論在官還是在野，都能“義(yi) 之與(yu) 比”、“惟義(yi) 所在”的人；應是所有能“素位而行”、“弘毅任仁”的人；應是所有“反求諸己”、“德弘道篤”的人。筆者也很高興(xing) 地看到，當今已經有這樣的“民間力量”在朝著這個(ge) 方向努力，並且已經在做這方麵的具體(ti) 事情。
    
     
    
    十四，儒教當然不是“拜孔教”，但是，對本民族聖人的敬意卻是一個(ge) 民族文化精神的體(ti) 現。一個(ge) 民族不信仰自己民族的經，對自己民族的聖人沒有敬意，這會(hui) 是一個(ge) 什麽(me) 樣的民族呢？
    
    在耶穌教為(wei) 主體(ti) 的國家和民族中，信仰耶穌教的人，在進入教堂之後，聽到耶和華、耶穌的名號之後，當然不會(hui) 沒有敬意，而且，在那裏即使是不信仰耶穌教的人，進了教堂也不敢指手畫腳，對耶和華、耶穌也不敢說三道四，為(wei) 什麽(me) ？因為(wei) 這個(ge) 國家和民族的主體(ti) 信仰得到了比較普遍的承認，其中體(ti) 現出來的，是這個(ge) 國家民族的主體(ti) 文化精神受到了重視。
    
    當今的中國、中華民族是什麽(me) 情況呢？天壇、地壇、社稷壇，長期沒有國家的祭祀禮儀(yi) 了，總算有人要舉(ju) 行“祭祀”了，卻是“表演”，而且身穿清代服裝，而不用“華夏衣冠”。各地文廟雖然紛紛得到修複，但是，總體(ti) 來說，多是借旅遊以牟利的景點，或者為(wei) 今人所謂的“經濟”而“搭台”；尚可幸的是，近幾年來，有了官方的祭祀，隻是級別不夠，或許這要等待時機成熟吧？當初，滕文公欲以正禮舉(ju) 喪(sang) ，遵孟子之教，而親(qin) 人、官員不讚同，而文公獨自親(qin) 身而行，並未等待時機成熟。更可喜的是，近幾年來，民間儒者、孔氏宗親(qin) 在文廟的祭祀，越來越多而且越來越正規，據筆者所熟知者，如山東(dong) 曲阜有段炎平先生，河北正定有高士濤先生，至於(yu) 筆者有所聞而未熟知者尚多。不幸的是，當今的中國人，大多平時就不承認儒教經典就是中華民族的經，頂多認為(wei) 它是一家一派的經，嚴(yan) 重缺乏敬意；大多平時就不承認孔子是聖人，頂多認他為(wei) 是“偉(wei) 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同樣嚴(yan) 重缺乏敬意；即使是到了文廟，在孔子塑像前、墓碑前，也是許許多多的人指手畫腳、說三道四，反而不如進入佛寺、耶穌教教堂。這究竟說明了什麽(me) ？說明我們(men) 國家民族出問題了，更重要的是我們(men) 國家民族的文化信仰出了大問題了。這個(ge) 問題誰來解決(jue) ？儒者責無旁貸，政府也責無旁貸。
    
     
    
    十五，羅先生說：“遍布全國各城各鄉(xiang) ，大大小小的祠堂，這些都是曆來儒教的宗教場所。儒教要發展，不是沒有宗教場所；能夠靈活生存下去的宗教信仰，才是經得起考驗的宗教信仰。……祭祖與(yu) 地方宗祠活動目前在民間非常活躍，‘有愈演愈烈之勢’，儒教人士無需妄自菲薄。”這段話中，至少有三個(ge) 方麵需要說明，第一是“宗教場所”問題，第二是“靈活生存”問題，第三是“妄自菲薄”問題。
    
    首先，關(guan) 於(yu) “宗教場所”問題。祠堂的恢複或重建，宗祠活動的舉(ju) 行，是最近幾年的事。《論語》中載：“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所以，不管其動機是什麽(me) ，都可以肯定。不過，也不能不清楚，這些祠堂未必就是儒教的“宗教場所”，這些活動未必就是儒教的禮儀(yi) 形式。因為(wei) 儒教初興(xing) ，如春季伊始，未可苛求完美完善。祠堂能夠恢複或重建，宗祠活動能夠舉(ju) 行，固然與(yu) 近些年來儒教信仰者、儒學研究者的倡導有關(guan) ，也與(yu) 政府“弘揚中國優(you) 秀的傳(chuan) 統文化”的政策導向有關(guan) ，但是，其中有些並非是因為(wei) 學習(xi) 儒學、信奉了儒教而出現的，一定有一些人因為(wei) 人人內(nei) 心本來就有的本心、本性而做這樣的事。所以，我們(men) 不應因此而樂(le) 觀，也不應因此而悲觀。
    
    其次，關(guan) 於(yu) “靈活生存”問題。儒教有“經權說”，蔣慶先生說：“經權說是主張既守經誌道，又根據具體(ti) 情況變通行權的學說。”（《公羊學引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頁）如果羅先生所說的“靈活”是指以“守經誌道”為(wei) 前提的“變通行權”，那麽(me) ，沒有什麽(me) 問題；如果沒有“守經誌道”作為(wei) 前提，而隻是根據現實的情況和現實的需要而取舍、改變，那就不能讚同了。《禮記·曲禮上》中說：“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易經·蒙》中說：“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因此，儒教複興(xing) ，不應該是為(wei) 了迎合現實和眾(zhong) 人的喜好和利益而降低標準、改變做法，更不能去媚俗。孔子說：“歲寒，然後知鬆柏之後彫也。”是世人尚未信仰儒教的時候而能獨信儒教，在世人尚未以是為(wei) 是的時候而能獨是其是，在儒教遭受普遍而徹底的打擊的時候而能獨守而不變，才是儒教永久斷以及儒教複興(xing) 的真正希望。子不會(hui) “枉尺而直尋”，也不會(hui) “微尋而直尺”，因為(wei) “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高雅之士，不會(hui) 因為(wei) 陽春白雪的曲高和寡而改唱下裏巴人。《大學》中說：“國不以利為(wei) 利，以義(yi) 為(wei) 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wei) 善之，小人之使為(wei) 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小人在小人之位而“以利為(wei) 利”，尚可；小人而在君子之位而“以利為(wei) 利”，即使並無惡意，亦危。《周易·係辭上傳(chuan) 》說：“《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
    
    再次，關(guan) 於(yu) “妄自菲薄”的問題。在《論語》中，有位晨門，認為(wei) 孔子是“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者”。《四書(shu) 章句集注》引胡氏的話說：“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wei) ，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wei) 之時也。”孔子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知乎此，則儒生不會(hui) 妄自菲薄。況且，僅(jin) 就筆者所比較了解的來說，蔣慶先生、康曉光先生、王財貴先生、陳明先生、顏炳罡先生、韓星先生、任重先生、袁彥先生、孔祥東(dong) 先生、耿硎先生、王瑞昌先生、王達三先生、鞠曦先生、段誌剛先生、吳飛先生、劉懷崗先生、洪秀平先生、柳紅軍(jun) 先生、馬培路先生、陳複先生、餘(yu) 樟法先生、傅路江先生、趙衛東(dong) 先生、高士濤先生、吳孟恩先生、範必萱女士、方哲萱女士、吳暉瑩女士……等等，都在為(wei) 儒教複興(xing) 盡心盡力，筆者所不甚了解、不了解、一直在默默為(wei) 儒教複興(xing) 做事的同道更多，還有雖然不承認儒教之名卻在做著為(wei) 儒教啟蒙或在用儒教經典行教化的人就不計其數了，有誰在“妄自菲薄”呢？
    
     
    
    十六，羅先生說：“曆史上外來宗教（佛教、伊斯蘭(lan) 教、基督教）剛到中國時，都分別受到巨大排斥。”這個(ge) 說法不屬實，至少是不完全屬實。《意見書(shu) 》更不是要“排斥”耶穌教以及其他宗教。
    
    伊斯蘭(lan) 教“剛到中國時”，是否受到“巨大排斥”，筆者不知。但是，佛教和耶穌教“剛到中國時”，卻絕非如此。
    
    據柳詒征先生《中國文化史》，“佛教之入中國，蓋在西漢之末，東(dong) 漢之初。《魏書(shu) ·釋老誌》：‘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中國大百科全書(shu) 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頁）其中隻說“未信了”，當是“未信未明”之意，而絕非“排斥”之意。稍後，中國東(dong) 漢之時不僅(jin) 未排斥佛教，反而“既受優(you) 遇”，“故月氏、安息之高僧，接踵而來”，“翻譯佛典，凡數百部”。（第354-355頁）又據中國佛教學會(hui) 編《中國佛教》第一輯，“後漢末期漢地對於(yu) 佛教的信奉，首先是宮廷的奉佛。由於(yu) 黃老之學和神仙方技已受到皇室崇奉，佛教初傳(chuan) 入漢土，適逢其會(hui) ，一方麵它的教理被認為(wei) ‘清虛無為(wei) ’，可和黃老之學並論；一方麵‘佛’被認為(wei) 不過是一種大神。而且中土初傳(chuan) 佛教的齋懺等儀(yi) 式，效法祠祀，也為(wei) 漢代帝王所好尚。”（東(dong) 方出版中心，1980年版，第8頁）再據錢穆先生《國史大綱》，“佛教入中國，遠在東(dong) 漢初年，或尚在其前。惟佛法之流布，則直到漢末三國時代而盛。其時則多為(wei) 小乘佛法之傳(chuan) 譯，高僧多屬外籍。東(dong) 晉南渡，佛學乃影響及中國之上層學術界，其時則僧人與(yu) 名士以清談玄言相傾(qing) 倒。直道南朝，梁武帝信佛，而佛法遂盛極一時。”（商務印書(shu) 館，1996年版，第360-361頁）由此可證，佛教“剛到中國時”，根本沒有“排斥”，更談不到“巨大排斥”。
    
    再說耶穌教“剛到中國時”。柳詒征先生從(cong) 廣義(yi) 的“西教”說起：“西教之入中國也久矣。在唐為(wei) 景教（屬天主教——筆者注，下同），在宋為(wei) 一賜樂(le) 業(ye) 教（屬猶太教），在元為(wei) 也裏可溫教，是皆在中國書(shu) 籍碑版，信而可征者。外史載元代耶教人之入中國者尤多，然其教在中國無大關(guan) 係，僅(jin) 如摩尼教、襖教等，得一部分之信從(cong) 耳。景教經文傳(chuan) 入中國，雖有譯本，亦未傳(chuan) 播。一賜樂(le) 業(ye) 教經僅(jin) 藏於(yu) 寺，其教更不迨景教之多，教外之人初不受其影響。其存者，惟可供考古者研索耳。中國耶教之盛（即耶穌教，或稱新教），實由於(yu) 歐洲之改革宗教，由印度滿剌加而漸及於(yu) 中國。自利瑪竇等來華，而文士信從(cong) 者眾(zhong) 。至明之季年，奉教者達數千人。”（第650-660頁）由此可知，無論是天主教、猶太教還是耶穌教，“剛到中國時”隻是信從(cong) 者少，而沒有遭到“巨大排斥”。
    
    所謂耶穌教遭到“排斥”是從(cong) 何時開始的呢？是什麽(me) 原因造成的呢？據韓星先生著《儒教問題——爭(zheng) 鳴與(yu) 反思》（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明清之際以耶穌教會(hui) 為(wei) 主的西方宗教傳(chuan) 入中國，……利瑪竇為(wei) 代表的耶穌教會(hui) 士，既終於(yu) 他們(men) 心目中的上帝，由具有足夠的智慧、學識和度量，采取了獨特的傳(chuan) 教策略：——獻奇器：打通關(guan) 場關(guan) 節，取得官方支持。——在文化上，采‘習(xi) 華言，易華服，讀儒書(shu) ，從(cong) 儒教，以博中國人之信用。’‘其傳(chuan) 道之際，多取經於(yu) 教義(yi) 和儒學的溝通’。——通過介紹西方自然科學、哲學、邏輯學和藝術等知識和文化，吸引中國官員和士人，客觀上起到了傳(chuan) 播西方近代科技文化的作用。”“利瑪竇的傳(chuan) 教策略得到了當時來華的天主教傳(chuan) 教士的積極響應，早期來華的麥安東(dong) 、孟三德、金尼閣、艾儒略、畢方濟等人，無不以利瑪竇的方式接近中國社會(hui) 。”他們(men) 不反對中國信奉西教的教徒祭祀祖先和聖人孔子，“獲得了中國人的認可”。（第1-5頁）其實，這種策略，在佛教剛入中國的時候也有相似之處：為(wei) 了使自己的教得到中國人的接受，他們(men) 依附中國本有的學說，尊重中國既有的習(xi) 俗和禮儀(yi) ，可以說是為(wei) 了在中國“立足”“生根”而采取的暫時性計謀。但是，等到西教在中國已經“立足”“生根”之後，策略就會(hui) 改變。甚至可以推測，即使利瑪竇沒有逝世之前，假如耶穌教在中國已經盛行了，也必然會(hui) 改變策略，而力圖使中國的耶穌教徒和西方的耶穌教徒遵循同樣的規矩、戒律，力圖使中國耶穌教徒接受“純正”的耶穌教教義(yi) 。當今中國的耶穌教徒被要求不許尊祭祀祖先，不許崇奉孔子，是耶穌教站穩腳跟之後的必然做法。
    
    “利瑪竇逝世後，既定的傳(chuan) 教策略受到後來者的懷疑。龍華民繼任耶穌教會(hui) 中國會(hui) 長後，批評利瑪竇的做法迎合儒家，他本來就反對會(hui) 士們(men) 容忍中國教徒祀孔祭祖，更反對用《尚書(shu) 》中的‘上帝’和‘天’對譯Deus（拉丁文‘神’的意思）。龍華民、龐迪我等人認為(wei) ，中國人祭祀祖先、孔子的典禮是崇拜偶像，是祭祀之禮，應該加以禁絕。他們(men) 的態度在耶穌教會(hui) 內(nei) 部引起爭(zheng) 議，即為(wei) ‘禮儀(yi) 之爭(zheng) ’之起。到了17世紀30年代，‘禮儀(yi) 之爭(zheng) ’擴大到了天主教內(nei) 部，爆發了耶穌教會(hui) 與(yu) 多明我會(hui) 和方濟會(hui) 的爭(zheng) 論，內(nei) 容還主要是對‘天’和‘上帝’的稱呼，對中國信徒的祭祖祭孔是否屬偶像崇拜，是否是迷信的分歧。”（第6頁）這樣的爭(zheng) 論其實是必然發生的，隻不過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這些爭(zheng) 論傳(chuan) 到羅馬教廷，迫使其做出裁決(jue) 。1645年，羅馬教廷下諭禁止中國信徒祭祖祭孔。對此，耶穌教會(hui) 士堅持利瑪竇策略和思想的教士不能接受，便派衛匡國回歐洲辯解。1654年6月，衛匡國來到教廷。”“據耶穌會(hui) 史料，康熙本人至晚在1700年11月30日正式介入了‘禮儀(yi) 之爭(zheng) ’。當天在京神父閔明我、安多、徐日升、張誠起草的滿文請願書(shu) 送到了皇帝手中，內(nei) 中認為(wei) 祭孔是‘敬其為(wei) 人師範，並非求福、祈聰明爵祿而拜也。祭祀祖先出於(yu) 愛親(qin) 注意，依儒禮亦無求佑之說，惟盡孝思而已。’收到請願書(shu) 的當天，康熙就加以朱批：‘這所寫(xie) 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親(qin) 敬師長者，係天下通義(yi) 。欽此。’”（第6頁）“1720年，教皇特使嘉樂(le) 抵京，向康熙說利瑪竇不合教義(yi) 之處。康熙解釋說：‘供牌位原不起自孔子，此皆後人尊敬之意，並無異端之，呼天為(wei) 上帝，即如稱朕為(wei) 萬(wan) 歲，稱呼雖異，敬君之心則一。又諭西洋人：中國供神主，乃是人子思念父母養(yang) 育，誓如幼雛物類，其母若殞，亦寒痹呼號數日者，思其親(qin) 也。’關(guan) 於(yu) 敬孔，他說：‘敬孔子乎，聖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倫(lun) ，垂教萬(wan) 世，使人親(qin) 上死長之大道，此至聖先師之所應尊應敬也。’”（第7頁）如果事情到此就結束了，那麽(me) ，中國仍然不會(hui) 對耶穌教有任何“排斥”；如果當今在中國傳(chuan) 耶穌教的人仍然如此，那麽(me) ，我們(men) 也不會(hui) “排斥”，而且，我們(men) 現在已經退讓到他們(men) 不允許中國的耶穌教徒祭祖祭孔而仍然允許他們(men) 在中國傳(chuan) 教的地步！
    
    然而，就在此時，康熙“看到1704年羅馬教會(hui) 明令禁止祭祖祭孔的上諭，大為(wei) 惱火，便朱批禁止洋人在中國傳(chuan) 教”，“1722年雍正登基，舉(ju) 行全麵禁教政策”。（第7頁）說到這裏，我們(men) 可以平心靜氣地思考一下，中國對耶穌教的“排斥”乃至“巨大排斥”是由誰引起的？不許中國耶穌教徒“祭祖祭孔”究竟是否應該“排斥”？明乎此，也就可以理解，為(wei) 什麽(me) 《意見書(shu) 》中會(hui) 說“大量曆史上和現實中的案例卻表明，不同宗教的道場在狹小區域內(nei) 對峙並存，常會(hui) 引發宗教對抗和文明衝(chong) 突。”我們(men) 已經退讓到了如此地步，考慮的不是儒教與(yu) 耶穌教的衝(chong) 突，而是耶穌教與(yu) 其他宗教的衝(chong) 突，筆者寫(xie) 到這裏都感到非常羞愧，難道還能說我們(men) “排斥”耶穌教嗎？ 
    
     
    
    十七，羅先生先後列決(jue) 了英國的愛德華·吉本的“強大的羅馬帝國之所以走上衰亡的道路，是因為(wei) 把基督教立為(wei) 國教”的說法，和美國威爾•杜蘭(lan) 的“道德低落，促成帝國的瓦解，……基督教的成長，與(yu) 其說是羅馬帝國衰頹的原因，勿寧說是羅馬帝國衰頹所造成的結果，……而基督教對羅馬帝國倫(lun) 理道德的重整，頗有裨益，就因為(wei) 羅馬帝國之日漸萎縮，才使基督教快速地發展。”前者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如威爾·杜蘭(lan) 所說的是“倒果為(wei) 因”，但不全是；而後者憑借國家的患難而求得耶穌教的發展有點像“發國難財”。因此，羅先生因此而比附儒教的複興(xing) ，頗有值得商榷之處。
    
    儒教與(yu) 耶穌教有很大的不同之處。耶穌教的“神”與(yu) 儒教的“神”有根本的不同。甲，耶穌教的“神”是“三位一體(ti) ”的，即他們(men) 所謂的“聖父”、“聖子”、“聖靈”雖然顯現為(wei) 三個(ge) ，但是他們(men) 的每一個(ge) 都是“完全的上帝”，其中任何一個(ge) 的旨意都體(ti) 現著“上帝”的旨意。而其中的耶和華與(yu) 耶穌都是有形有象的“神”，所以有人稱之為(wei) “人格化的神”，稱耶穌教為(wei) “一神教”。但是，儒教所說的“神”是什麽(me) ？“陰陽不測之謂神”，“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乙，耶穌教的“神”中，耶和華是造物主，是人類的主宰；耶穌則在人間體(ti) 現耶和華的旨意，是救世主。隻有絕對尊信耶和華、耶穌的人才能得救，如果不尊不信就不能得救，不論善惡。儒教所謂的神，既不是造物主，也不是救世主，更不去主宰人類和世界萬(wan) 物；而且無私無為(wei) 無意地“福善禍淫”，而不有意地去獎懲。丙，耶穌教的神是人的創造者，人本身沒有神性，隻有耶穌可以通神、體(ti) 現並執行神的旨意，任何人隻能信神而求得神的保佑，卻永遠不能通神，更不能成神，隻能祈求、感謝神的賜恩，所以，信神是最關(guan) 鍵的。儒教之中，人人都有神性，德高者、得道者，生可以通神，死可以成神，人之敬神、祭神的目的主要不是求得神的保佑，所以，個(ge) 人心性和道德的修養(yang) 是最關(guan) 鍵的。總之，在耶穌教來說，信神者得救而不信神者則不得救，由此而利誘並威脅著人去信神，而且把神高在了人類外在的、高不可攀的位置上；在儒教來說，神不要求人們(men) 遵之信之，信不信由己，不利誘也不威脅，這樣就使得人們(men) 重視自得自行，而不“願乎其外”。丁，耶穌教中，無論是耶和華還是耶穌，都憑借其“奇異”的“神跡”而使人信從(cong) 。儒教不以“神跡”使人信從(cong) ，而以德行化人。戊，耶穌教中，把人認定為(wei) 有原罪和本罪的，生來就是罪人，所有的善都是來自外在。儒教則認為(wei) “人性本善”，所有的善都是由本心本性而發。己，無論是《舊約》還是《新約》，都是人與(yu) “上帝”所訂立的“契約”，具有“交易”的性質，猶如買(mai) 賣。儒教是建立在人作為(wei) 人的自身責任上，比如，子女是否孝敬父母，不是因為(wei) 父母是否慈愛子女而決(jue) 定的，而是作為(wei) 子女本來就應該這麽(me) 做；同樣，父母是否慈愛子女，不是因為(wei) 子女是否孝敬父母而決(jue) 定的，而是作為(wei) 父母本來就應該如此。如此等等，不同之處必然還有很多，所以，與(yu) 其注重參考耶穌教的做法，不如注重借鑒往聖前賢的做法；與(yu) 其多橫向地向外看，不如多縱向地向儒教的曆史去看。當然，不是不看耶穌教，也不是不向外看。
    
    羅馬帝國立耶穌教為(wei) 國教，意味著在現實的君主之中另立一個(ge) 最高而且最霸道的神，這個(ge) 神和現實的君主同時利誘和威脅著人們(men) 必須尊之信之，當現實君主把自己當成神的化身的時候，也就是“日漸萎縮”而至於(yu) 滅亡的時候，從(cong) 這個(ge) 角度上來說，未嚐不可說“羅馬帝國之所以走上衰亡的道路，是因為(wei) 把基督教立為(wei) 國教”。換一個(ge) 角度來說，“首批基督徒”有“嚴(yan) 厲的道德觀”的時候，他們(men) 的“宗教自律”使他們(men) 發揮作用，能夠“博得人民的尊崇”，從(cong) 而使耶穌教快速發展了起來了，然而，這些“神職人員”沒有“選薦賢人以從(cong) 政”的體(ti) 製作為(wei) 保障，因而獨立於(yu) 政府之外，這樣一來，君臣越是昏庸邪惡而不尊信神權，民眾(zhong) 對這些耶穌教徒的尊崇就越就越高，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說，也未嚐不可說是“基督教的成長，是羅馬帝國衰頹所造成的結果”。如果把儒教立為(wei) 國教，以神道統君，任賢以為(wei) 臣，以禮而教民，民修以成賢，所重視的都是修身，即《大學》所說的“自天子以至於(yu) 庶民，壹是皆以修身為(wei) 本”，這就於(yu) 耶穌教大不相同了。再者，儒教的選賢為(wei) 臣和“不仕無義(yi) ”，以及效法天地“無私覆載”之道、“歸功德於(yu) 君主”，可以避免與(yu) 君主爭(zheng) 功德、奪民心，除非君主背棄道義(yi) 、斥賢害賢、任佞用奸，而導致賢者或死或離，那就是君主自取滅亡了。
    
    《舊約》和《新約》合在一起，都被耶穌教稱為(wei) “聖經”，信奉耶穌教的信徒不會(hui) 多去注意兩(liang) 者之間的不同，但其不同卻是確實存在的，而且是差別很大的。在非耶穌教徒看來，《舊約》之中至高無上的、創造天地以及人類的耶和華充滿暴力、血腥，其殺戮人類之事或恩賜人類之事，都不是根據人的善惡而確定的，簡直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體(ti) 現，在很大程度上類似於(yu) 儒教所所的“霸道”，這與(yu) 儒教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視同仁”的王道仁政是截然相反的。有的時候，簡直可以說是“惟恐天下不亂(luan) ”，比如因為(wei) “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怕人類“所要作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所以，他“變亂(luan) 他們(men) 的口音，使他們(men) 的言語彼此不通”，“使眾(zhong) 人分散在全地上”。
    
    到了《舊約》當中，從(cong) “聖靈”而來的亞(ya) 伯拉罕的第五十二代孫耶穌，出生時神奇，出生後受盡磨難，也同樣充滿神奇，這是與(yu) 耶和華不同的；更為(wei) 重要的是，耶穌自己在行善，而且在教人行善，但總起來說，與(yu) 其說其言行近似於(yu) 孔子，不如說近似於(yu) 墨子。與(yu) 墨子有所不同的是，墨子雖有“尚鬼”之說，卻從(cong) 來沒有說過自己是“神的兒(er) 子”，從(cong) 來不通過“神跡”顯現什麽(me) 。這樣的耶穌教，在沒有儒教的外國，可以發揮較大的正麵作用，所以，我們(men) 不應對國外的耶穌教說什麽(me) 不好的話。但是，在中國，有諸子之中的墨家，更有以載大道的、作為(wei) 諸子之源的“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為(wei) “經”之儒教；在中國，雖有霸道，但是，更有講求王道的儒教。孟子說：“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wei) 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shou) 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設若當時不是“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而聖王之道占主體(ti) 地位，楊墨之言不至於(yu) “紫之奪朱”，大概孟子不會(hui) “不得已”而去“距楊墨”吧？如今，西來學說近於(yu) 楊朱，西來耶穌教近於(yu) 墨翟，聖王之道不占主體(ti) 地位，所以，不應不節之、拒之。孟子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yi)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yi) 者也。”仿照此說法，我們(men) 可以建議國家政府和國人說：“耶穌教，我所欲也；儒教，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耶穌教而取儒教者也。霸道，我所欲也；王道，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霸道而取王道者也。”
    
    羅先生期望儒教能夠發展起來，這當然是善意。不過，就筆者的理解來說，為(wei) 了在國家“日漸萎縮”的情況下追求儒教的“快速發展”，是非常不妥的。甲，孔子、孟子周遊列國、傳(chuan) 授弟子、編著經典，並非想要趁著國家混亂(luan) 而“發展壯大儒教”，而是為(wei) 了使天下有道、國泰民安，因此，隻要能使天下有道、國泰民安，儒教之名可以不用計較。乙，儒教之所以名之為(wei) 儒，從(cong) 字的結構來說，儒就是人區別於(yu) 禽獸(shou) 之所必需，是人類社會(hui) 區別於(yu) 動物世界之所必需；“儒教”是“名”，“人區別於(yu) 禽獸(shou) ”和“人類社會(hui) 區別於(yu) 動物世界”是“實”，如果“名副其實”當然最好，如果“二者不可得兼”，那麽(me) ，儒生應該首先致力於(yu) 其“實”。丙，如果把“儒教”看成是一個(ge) 由眾(zhong) 多的儒者所形成的“教派”，假如在國家“日漸萎縮”的情況下追求儒教的“快速發展”，那麽(me) ，儒教“快速發展”起來而國家“日漸萎縮”了，恐怕對儒教來說是事與(yu) 願違的做法，甚至可以說是違背儒教原則的做法。
    
     
    
        十八，羅先生說：“透過這個(ge) 曆史視野，我們(men) 不禁要問，基督教在今天中國有所發展，是否也有這個(ge) 道德因素？”如果耶穌教真的是因為(wei) 中國的“道德因素”而“在今天中國有所發展”，正說明了是“趁虛而入”，更需要我們(men) 重視儒教的“主體(ti) 地位”問題。
    
    顧亭林《日知錄》中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yu) 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yi) 充塞，而至於(yu) 率獸(shou) 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yu) 有責焉耳矣。”羅先生所說的“當前中國道德嚴(yan) 重滑坡”，豈不就是走向“仁義(yi) 充塞，而至於(yu) 率獸(shou) 食人，人將相食”的“亡天下”境地嗎？在此情況下，為(wei) 了挽救“道德嚴(yan) 重滑坡”也就是挽救“天下”，“匹夫之賤與(yu) 有責焉”。蔣慶先生說得更深入：“中華民族是最重文化的民族，中國人不怕亡國，亡國可以複國；中國人不怕亡天下，亡天下可以複天下；中國人最怕亡文化，亡文化即意味著亡道德亡教化，人淪為(wei) 禽獸(shou) 夷狄之行，無複人道天理，人亦不成其為(wei) 人。”（《生命信仰與(yu) 王道政治·讀經與(yu) 中國文化的複興(xing) 》）在此情況下，如果在中國傳(chuan) 耶穌教的人，其動機和目的純粹是為(wei) 了挽救“道德嚴(yan) 重滑坡”的問題，則不應非議；如果其動機和目的是趁此之機而欲求耶穌教“在今天中國有所發展”，往輕了說是“動機不正”，往重了說是“趁虛而入”進行“宗教侵略”——當然，絕不是所有來傳(chuan) 耶穌教的國外耶穌教徒都是如此。如果說“當前中國社會(hui) 道德嚴(yan) 重滑坡，其實對儒學也是一個(ge) 黃金機會(hui) ”，那麽(me) ，儒者寧願不要這個(ge) “機會(hui) ”，更不要所謂的“黃金機會(hui) ”，因為(wei) 儒者應存之心在於(yu) 憂國憂民憂天下，而不應存有“趁機發展壯大儒教”之心。
    
    從(cong) 中國的耶穌教信奉者的角度來，任何一個(ge) 個(ge) 體(ti) 的人，選擇信仰儒教、道教還是別的什麽(me) 教，我們(men) 不想幹涉、不能幹涉；但是，作為(wei) 一個(ge) 中國人、中華民族的後代子孫，我們(men) 有呼籲恢複中華民族“主體(ti) 信仰”之必要，有擔當恢複中華民族“主體(ti) 信仰”責任之義(yi) 務。換一個(ge) 角度和說法來說，如果中國有形的領土、領海、領空有受到外來侵略的威脅，也許絕大多數中國人都能意識到這種侵略，可是，中華民族文化信仰的“主體(ti) 地位”受到外來侵略的威脅，那意味著對無形的“思想文化、精神家園”的侵略，這往往是很多人沒有想過、沒有想到的問題。這個(ge) 問題很嚴(yan) 重，但是，對沒有想過、沒有想到其嚴(yan) 重性的信奉外來宗教、傳(chuan) 布外來宗教的人餓，沒有想過、沒有想到中華民族文化信仰的“主體(ti) 地位”之重要性的人，當然不能怪罪，我們(men) 卻期望他們(men) 能夠早一點想、早一點想到。“挽狂瀾於(yu) 既倒”，不如“亡羊補牢”；“亡羊補牢”，不如“防微杜漸”；“防微杜漸”，不如“不治已病治未病”。當前，大概應該不屬於(yu) “防微”時候，卻屬於(yu) “杜漸”的時候吧？
    
    羅先生“也希望儒學可以複興(xing) ”，並說“儒教也可以透過民辦書(shu) 院，身體(ti) 力行，把儒學價(jia) 值觀實現於(yu) ‘人倫(lun) 日用’之中，建立口碑”。雖然前麵用“儒學”這個(ge) 稱呼，後麵用“儒教”這個(ge) 稱呼，卻已經顯示出承認“儒教”的趨向。大概羅先生的問題也恰好出在有了這個(ge) 趨向卻還沒有確定這個(ge) 問題上，所以才會(hui) 說“全國小學中學都可以選讀《論語》、《孟子》”。這個(ge) 說法的問題出在何處呢？筆者認為(wei) ，首先，出在“選讀”二字上。為(wei) 什麽(me) 不說“必讀”？為(wei) 什麽(me) 不說“全讀”？其次出在“《論語》、《孟子》”上。為(wei) 什麽(me) 不說“四書(shu) ”？為(wei) 什麽(me) 不說“五經”或“六經”？不知羅先生是否認同筆者這樣的說法：這兩(liang) 個(ge) 問題發反映出來的恰好是當前中國有識之士對儒教的認識現狀，是一種從(cong) “學儒”向“信儒”過渡階段的必然，這種必然之中含有儒教複興(xing) 的希望。
    
     
    
    十九，《南風窗》的報導：“最近幾年，年輕一代對基督教比以前寬容多了。”這種“寬容”究竟意味著什麽(me) 呢？值得深思。
    
    一個(ge) 不幸落水的人，隻要能得到任何一個(ge) 有可能救助他的東(dong) 西，他都不會(hui) 放過；在岸上的人，看到落水者得到了他當時能偶然得到的有可能救助他的東(dong) 西，就在落水者手下就有真正可以救助他的東(dong) 西，落水者和岸上的人沒有看到或者不相信那個(ge) 東(dong) 西真正能夠救助他，怪不得落水者，也怪不得岸上的人。羅先生的引文之中所說的“年輕一代”就類似於(yu) 岸上的人，那些信奉了儒教以外宗教的中國人類似於(yu) 得到了他當時能偶然得到的有可能救助他的東(dong) 西的落水者。再進一步來說，這裏所說的“年輕一代”，在中國的現實之中絕不僅(jin) 僅(jin) 隻是“年輕一代”，而是非常普遍地存在著的大多數人，而且這些人自己也是落水者。
    
    蔣慶先生說過：“在傳(chuan) 統的中國社會(hui) ，有時也會(hui) 出現道德滑坡與(yu) 精神空虛的情況，但那是有規則而做不到這些規則所致，現在我們(men) 連規則都沒有了，更談不上怎樣去做了。這究竟是什麽(me) 原因呢？一句話：是中國文化崩潰，具體(ti) 說，是儒家文化崩潰。中國文化按梁漱溟先生的說法，是‘禮樂(le) 的文化’，是體(ti) 現聖賢之學與(yu) 聖賢之道的文化，中國文化中蘊含著人倫(lun) 日用的普遍道德與(yu) 超越神聖的精神價(jia) 值，在傳(chuan) 統的中國社會(hui) 中國文化的這種道德功能與(yu) 精神價(jia) 值維係著中國人的日常人倫(lun) 生活與(yu) 個(ge) 人道德行為(wei) ，安頓著中國人的精神生命與(yu) 超越心靈，使中國人能夠過上一種有道德有規則有超越神聖價(jia) 值的能夠安身立命的生活。但是現在，中國文化崩潰了，出現了‘禮崩樂(le) 壞，學絕道喪(sang) ’的情況，用梁漱溟先生的話來說，出現了‘舊文化崩潰，新文化未建立，中國處在文化真空的狀況’。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已經沒有文化來維係中國人的日常人倫(lun) 生活與(yu) 個(ge) 人道德行為(wei) ，來安頓中國人的精神生命與(yu) 超越心靈，因而不能使中國人過上一種有道德有規則有超越神聖價(jia) 值的能夠安身立命的生活。在中國傳(chuan) 統中，文化就是‘教’，‘教’的功能就是“人文化成”，使人過一種有道德有教養(yang) 而合乎禮樂(le) 的生活。現在中國文化崩潰了，中國的儒教崩潰了，中國沒有文化和‘教’了，因而中國沒有了人倫(lun) 日用的普遍道德與(yu) 超越神聖的精神價(jia) 值。在這種情況下，怎麽(me) 會(hui) 不出現‘九百萬(wan) 平方公裏無規則，十三億(yi) 心靈在漂蕩’的情形呢？由此可見，文化是解決(jue) 道德滑坡與(yu) 精神空虛的法寶，要解決(jue) 當今中國的道德滑坡與(yu) 精神空虛，就必須複興(xing) 中國文化，即複興(xing) 體(ti) 現‘禮樂(le) ’精神與(yu) 聖人之道的儒家文化。否則，我們(men) 根本無法解決(jue) 當今中國的道德滑坡與(yu) 精神空虛問題，因為(wei) 這一問題的產(chan) 生正是由於(yu) 中國近百年來儒家文化的崩潰。”（《生命信仰與(yu) 王道政治·儒家的生命之道與(yu) 政教傳(chuan) 統》）在此情況下，“年輕一代”對耶穌教的“寬容”豈不非常容易理解嗎？但是，這種“寬容”又未嚐不令人無奈地喟然長歎。喟然長歎解決(jue) 不了任何問題，隻有起而擔責、身體(ti) 力行地複興(xing) 儒教，才能解決(jue) 問題。
    
     
    
    二十，羅先生說：“儒學與(yu) 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可以攜手合作，挽救中國社會(hui) 道德嚴(yan) 重滑坡，而不是互不理睬，互相排斥。讓我們(men) 致力共建中國和諧社會(hui) ！”這個(ge) 說法，恐怕在很多人看來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仔細而深入地思考一下，恐怕其問題也很嚴(yan) 重。
    
    早在1968年，杜維明先生就說過，“自然，我們(men) 都急於(yu) 發生一點‘實際’的效用，為(wei) 中國找出一條通向富強的捷徑，但是今天在中國知識分子之中最缺乏的莫過於(yu) ‘隔離的智慧’了。沒有這種智慧，我們(men) 免不了又變成另一批激情主義(yi) 的犧牲者。”（《一陽來複》，第85、87頁）是啊，我們(men) 很多“知識分子”都“急於(yu) 發生一點‘實際’效用”，卻往往因為(wei) 沒有“隔離的智慧”（筆者私自把它解釋為(wei) 不苟同於(yu) 所處的時代和地域，而高出所處時代和地域的學問），卻憑借一己之私智，或隨波逐流於(yu) 一時之崇奉，而難免有好心而做出壞事。我們(men) 都急於(yu) “為(wei) 中國找出一條通向富強的捷徑”，卻往往因為(wei) 沒有“隔離的智慧”，而不知“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離騷》）假如借用“隔離的智慧”來說，那麽(me) ，最高最大的“隔離的智慧”就在我們(men) 民族早已有之、貫通三才之道、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四書(shu) ”、“六經”之中。
    
    “我們(men) 雖然生為(wei) 中國人但對中國自己的東(dong) 西，不論古往今來，都了解得太有限了。學文學的不懂莎士比亞(ya) 是恥辱，但沒有摸過杜工部是可原諒的；學哲學的不能不知道康德，但可以完全忽視朱熹；學曆史的沒讀過《羅馬衰亡史》是遺憾，但沒摸過《史記》卻很平常。”（《一陽來複》，第87頁）如今，我們(men) 動輒說“學貫中西”，其結果隻能是被西所貫；動輒說“中西合璧”，其結果隻能是僅(jin) 剩下西璧；動輒說“中西合作”，其結果隻能是協助西人而作；動輒說“中西交流”，其結果隻能是被西流淹沒。為(wei) 什麽(me) “隻能”是這樣的“結果”？原因就在於(yu) ，我們(men) 連中華民族自己的聖和經都不清楚、不了解、不知道，乃至隨意取舍，隨時取舍，懷疑批判，還要侈談“學貫中西”之類的話，其結果怎能不是邯鄲學步？古人說“敝帚自珍”，“敝帚”尚且要“自珍”，何況儒教不是“敝帚”？古人恨“數典忘祖”，“數典”而“忘祖”尚且可恨，何況我們(men) 根本不“數典”而又“忘祖”、“忘經”、“忘聖”？所以，筆者呼籲：中國人先少談外國，先來認真學習(xi) 中華民族的經典；中國人先別急於(yu) 稱道外國之“聖人”，先來祭祀和敬畏中華民族的聖人；中國人先別大談外國宗教信仰，先重視中華民族自己的儒教。 
    
     
    
    說明
    
    本文撰寫(xie) 的目的，當然與(yu) 羅先生的文章直接相關(guan) ，但主要是為(wei) 了闡明筆者當前對羅先生文章之中涉及到的某些問題的當前的思考結果，因此，其中有些內(nei) 容並非僅(jin) 僅(jin) 對羅先生而說的。因為(wei) 筆者自己尚在學習(xi) 儒教經典的過程之中，某些地方可能會(hui) 有理解不到位或理解錯誤的地方，敬請批評指正。同時，筆者不是信仰耶穌教，也不信仰佛教，對耶穌教和佛教的認識可能有更多的不足和錯誤，在信仰者看來，在下的說法有些恐怕很難接受，但筆者無惡意，因此，敬請理解和諒解。筆者對信仰外來宗教的中國人士可以理解，但是，筆著倡導中國人先信仰中國文化和聖人，尤其是倡導信仰儒教。《意見書(shu) 》是集體(ti) 的意見，此文是筆者的個(ge) 人看法；在《意見書(shu) 》已經發布之後，筆者對個(ge) 人的不同看法持保留態度，但在表達個(ge) 人看法的時候，不求與(yu) 《意見書(shu) 》保持“高度一致”。
    
    最後，感謝羅先生的文章對筆者的啟迪，敬佩羅先生對儒教以及儒教複興(xing) 的關(guan) 注和思考，若有不敬之處，還請羅先生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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