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遍搜廣讀嚴複著述，舉凡《天演論》、《原富》、《群學肆言》、《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法意》、《穆勒名學》、《名學淺說》等，均一一翻檢，歎其譯筆暢遂，文采富逸，前人所謂瑰辭達奧旨雲雲，誠千古不易之篤論。而其態度之嚴謹認真，亦頗有宗教家之獻身精神，自稱“一名之立，旬日踟躕”，“字字由戥子稱出”，的確並非虛語。雖為譯事，亦不朽宏業。至於詩文、書信、按語（翻譯按語及古書評語）、日記等，中華書局已於1986年將其匯輯為五大冊出版，頗方便學人。餘自去夏以來，亦輾轉托人訪得，乃循序頌覽，晨昏不輟，有如晤麵對談，大有生不同時，相見恨晚之歎。蓋其傷時憂世，無時無處不為中國謀長遠前途；慮深愛切，隨時隨地皆為民族求永遠福祉！集中書信往返；數量之多，竟達一冊，交往者多為師友名流，亦收錄不少家書，皆直抒心跡，發自肺腑，讀來尤感親切有情味，愛而不能釋手。其中與熊純如書信最多，凡一百零九通，可謂數十年間音訊不斷，終生皆有交誼，感情既篤且深。
    
    純如何人耶？乃嚴氏得意門生熊元鍔（字季廉）之從弟，曾任江西省教育廳長，雖為晚輩，嚴氏信中語氣仍很謙退客氣，與其說視之為弟子，不如說待之如朋友。而純如勤學好問，執禮甚恭，故嚴複答書最多，論學之語亦最夥。餘依序一一細覽，頗覺其一生心誌情懷皆躍然紙上，恍然有同處一時代之感。至第七十二通，忽得其所撰《心遠校歌》一首，低首徘徊，反複詠唱，殊感其辭明快暢達，深得國家民族精神微意，乃錄之於此，與諸同道共勉焉。歌辭曰：
    
    中華何有？四千年教化。舟車未大通，指此 為諸夏。五千年來交五洲，西通安息非美歐。天心欲啟大同世，國以民德分劣優。我曹愛國起求學，德體智育須交修。守勤樸，曆肅毅，涵養性情奮誌氣。此時共惜好時光，他日為人增樂康。廬山九疊雲錦張，彭蠡章貢源流長，世傳校風良。
    
    歌辭作於1918年，時嚴複已66歲，因長期患氣喘劇咳，欲避北方嚴寒，遂由北京轉福建老家調養。病中有致熊純如書雲:“囑撰祝辭，數番臨紙，不能用思，無以報命，愧悚之至！憶羲之有雲：‘吾老不堪事，即作此書，便大頓。’真不佞今日情形也。欲似數年前精力，何可複得耶？”又說：“槁木死灰，惟不死而已，長此視息人間，亦何用乎！以此，卻是心誌恬然，委心任化。”可見自《心遠校歌》撰成之後，他便精力日衰，備受病痛折磨，不再喜歡談論時事。惟學校之建設，仍時有掛念，嚐有言雲“心遠中校，得大力為之展拓，或另建校舍，為立不拔之基，皆極為好事。”惜《心遠校歌》撰成三年後，他便病逝於家鄉，臨終前留有遺囑：（一）國必不亡。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二）新知無盡，真理無窮。人生一世，宜勵業益知；（三）兩害相權，己輕群重。（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辛酉條）可見《心遠校歌》實為晚年少數重要作品之一，與遺囑一樣，都表達了嚴氏一生渴望重建國家民族、再造華夏文明之心願，體現了對後來者之無盡關愛和深厚情義。
    
    歌中提到之安息，即今伊朗高原之古國名；而所謂非美歐者，則概指非洲、歐洲、美洲等五大洲。五千年中國教化之文明，實以天下一家為根本，未嚐拘拘於一隅之地，以此疆彼界自限。嚴氏嚐引英國護士迦維辛（Miss Cawell）之言雲：“愛國道德為不足稱，何則？以其發源於私，而不以天地之心為心故也。”蓋其時迦維辛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上，目睹好戰者多假借愛國之名義，將最不道德之手段美化為最崇高之目的所必要，所謂三百年歐洲文明之進化，不過“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字而已，遂一吐心中憤懣，留下此醒世之言，且長期為後人所重。可見嚴氏並非不主張愛國，而是反對盲目之愛國、本能主義之愛國，提倡反思的愛國、理性主義的愛國。狹隘或極端化之民族主義，反而極有可能引發原教旨式之狂暴行為。因此，尚有必要認真正視高於愛國主義的神聖存在，隻能強化而非削弱人們的價值感——善惡、是非、對錯、好壞的判斷能力——彰顯人類最可寶貴的良知美德和正義力量。愛國必本於純正之動機，以“天心”為己心，符合宇宙自然創化發展之本質，既立足於本民族又超越於本民族，並在實踐中為自己之行為後果負責，維護自己的自由必須以尊重他人的自由為前提，贏得自身的尊嚴也應該以尊重別人的尊嚴為基礎，決然不允許假道德之名行邪惡之事，最終之鵠的則為趨向理想境界之“大同”。
    
    在嚴複看來，依據民德與民智建構之秩序才是合理、穩定、可靠、長久之秩序，否則便難免浮泛、表麵、虛假和短暫。尤其民德更是構成秩序的內在資源基礎，它與外在的社會生存、生活、生產活動構成了人之存在不可或缺之兩大方麵。靈魂粗鄙、道德麻木與貧窮落後、封閉固陋一樣，都為真正優秀之民族和國家所不容許。同樣重要的是，無論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都決然不能成為狹隘心智施行罪惡的庇護所。猶如天使可能墮落為魔鬼一樣，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也有可能走到自己之反麵。故民德之高低良窳，實乃判斷一國文明優劣之標準。即使接受西方之理性主義啟蒙精神，也並不意味著可以作出民族自我道德性之否定。數千年華夏文明所形成之教化體係，仍不可輕易毀之一旦。一旦失去道德原則之依憑，赤裸裸之武力便會橫行天下。而教化體係之建構既不能脫離傳統，必須具有曆史之經驗基礎，又有賴於“道”之指引，需要一定的價值及相應之符號以作範導或規約，同時尚有必要妥當處理心誌倫理與責任倫理之關係，促使其形成合理之張力結構，避免一切與價值理想相反之可能性結果之出現。至於經“啟蒙”而逐漸升溫之個人主義與物質主義，老人也明顯地對其作出了反思和質疑。
    
    嚴複是戊戌時期提倡變法自強之理論家和宣傳家，亦是提倡科學與民主之早期啟蒙者，但晚年未必就如某些人所稱隻是一“頑固老人”，退墮到傳統中討一己之生活。這一看法或許恰恰是現代性之偏見和誤讀，讓我們難以理解嚴複晚年老成謀國之思想性言說。作為“中國西學第一人”（康有為語）之嚴複，盡管晚年又回歸自己所生活於其中之傳統，但仍然是思想日趨成熟之必然邏輯歸宿，實乃自由主義與儒者道德倫理長期碰撞磨合，最終出現之切身性轉化之自然結果，不能簡單地以進步或落後作二元論之簡單切割與劃分。東方與西方通過詮釋或解讀最終仍應走向會通，所謂衝突其實多源於自己認知上之膚淺與隔閡。錢鍾書後來撰寫其力作《管錐篇》，便作了大量東西方文化會通發明之示範性比較工作。可見嚴複之所作所為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實大有再思再認重新詮釋之必要。他長期在“西學”與“中學”兩個世界中穿行徘徊，對兩邊都有激烈之批判和溫情之欣賞，吾人不能武斷論地將中國文化當成一切“西化”行為之對立物，也不能以為非此即彼之化約論作法才是正確之價值抉擇。無論西方標準或現代標準，都不能將其絕對化為天然合理之判斷標準。而主觀任意地揚人抑己或卑己屈人，嚴格說都有失曆史之公道。
    
    當然，“嚴複現象”之複雜正好說明文化交流之複雜，激進與保守往往同時集於人之一身。激進乃是希望社會醞釀催生出更多既好且快之改革，保守則為對人類某些美好價值與義理之固守。而華夏民族幾千年曆史文化實踐所積累起來之綿延不斷之智慧，本身就是援引吸納西方文化資源為我所用不可或缺之觸媒母體。保守未必就意味著退步，激進也不一定就是進步。當然，即使依據學界長期習見之進步與落後二分法進行分析，我們透過《心遠校歌》也不難看出，貫串嚴複一生乃至生死不渝者，依然是發自內心之愛國精神和文化主體意識。盡管理想與現實總是存在差距，他內心深處也充滿矛盾與痛苦，但憑借同時兼通西學與中學之長所形成之敏銳觀察眼光，他仍希望中國富強而不喪失自己之文化特性，認為現代化必須同時兼顧物質性與精神性，民德與民智都有必要隨著時代之進步而逐漸提高，不能不是社會和國家長久存在必不可少的維係衡量尺度，最終目的則是以涵蓋東西方文化經驗且同時擁有二者優長之方式，再造一個更高形態之既古老又嶄新具有更高形態之華夏文明。
    
    追求長久、永恒、合理、健康、富裕、道德、高尚之文明新秩序，或許才是嚴複一生孜孜以求不斷思考、不斷超越之核心主題。生存與生活及其發展之真理告訴他，民德與民智都為合理健康之文明秩序所必須。無論多麽嶄新偉大輝煌之時代，都不能不有相應之民德與民智以作秩序基礎；發展並非就是西方現代世俗價值之發展，進步也不是西方現代世俗價值之進步。這恰好是反思和質疑我們而非別人之的立論正當性前提：致思之出發點提問之方向是否存在著偏失——不是嗎？
     
             二〇一一年元月八日於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勵道樓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