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抗疫破防：兩(liang) 製鴻溝與(yu) 融合之難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香港橙新聞，2022年2月8日

虎年春節，香港人沒過好：新冠肆虐，通關(guan) 無望，管治低效，民生多艱。2月7日，香港Omicron病例確診單日超過600，這還是不完全檢測和追蹤的結果，而以香港目前的防控機製和能力，日增過千將是常態。通關(guan) 與(yu) 否既是民生正確，也是國家政治的正確，要測試特區政府是不是真的“愛國者治港”，是不是真心為(wei) 民眾(zhong) 謀福利並與(yu) 國家融合。        

遺憾的是，香港的“AO黨(dang) 們(men) ”（政務官）並未真心實意按照“動態清零”的原則和機製嚴(yan) 格執行，而是敷衍了事，無心無力，最終破防。他們(men) 的破防有著強大的西方參照係，那是一個(ge) “與(yu) 病毒共存”的參照係，是所謂西方民主世界的防疫模式和標準。而香港的“AO黨(dang) 們(men) ”習(xi) 慣於(yu) 並信以為(wei) 真地確信，西方防疫模式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當人民日報發文力挺“動態清零”才是香港科學選擇的時候，香港的“AO黨(dang) 們(men) ”是不可能以為(wei) 然的。因為(wei) 既然特首都說她不是“動態清零”的“始作俑者”（暗含貶義(yi) ），其他政務官就更不可能是了。他們(men) 仍然抱著隻是“打一份工”的舊式港英公務員心態，對於(yu) “動態清零”隻是照葫蘆畫瓢而已，口是心非，被動執行，其結果隻靠運氣，不行就拉到，“躺平”了反而可以盡快與(yu) 西方“通關(guan) ”，反正基本價(jia) 值觀、生活方式和家庭利益與(yu) 西方更緊密。                           

香港抗疫破防，實在不是簡單的責任心和技術路線的問題，而是製度基礎與(yu) 價(jia) 值觀的問題，凸顯了“兩(liang) 製”鴻溝與(yu) 融合之難。“一國兩(liang) 製”盡管經曆了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ju) 法的頂層改製以及“愛國者治港”的全域性治理覆蓋，但自上而下的價(jia) 值和製度穿透力畢竟有限和滯後，特別是在社會(hui) 人心和公務員心智中很難講已經紮根。各種社會(hui) 性與(yu) 程序性的“軟抵抗”是存在的，輕則敷衍了事，重則有意為(wei) 之。要真正鍛造一支切合“一國兩(liang) 製”的愛國者管治隊伍，凸顯“堅定愛國者”的賢能本質和領導力，製度改革隻是第一步，其後續改造過程錯綜複雜，包括中央在內(nei) 的各方需有清醒認識和心理準備。   

新冠疫情肆虐兩(liang) 載，通關(guan) 曙光時明時暗，根本原因在於(yu) 香港在中西抗疫模式之間的左右搖擺和左右為(wei) 難。如今之抗疫態勢已逐步呈現一種“中西對立”的格局：中國堅持“動態清零”，以全體(ti) 人的健康安全為(wei) 根本價(jia) 值，“清零”與(yu) “疫苗”雙管齊下，是共同體(ti) 主義(yi) 的抗疫哲學；西方“群體(ti) 免疫”優(you) 先，與(yu) 病毒共存，依賴疫苗和自然感染建立防疫終極屏障，但需付出淘汰“部分人”（弱者，不限於(yu) 老年人）的社會(hui) 代價(jia) ，這是一種個(ge) 人主義(yi) 和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的抗疫哲學。比較而言，“動態清零”是真正的全體(ti) 人整體(ti) 生存策略，是真正的人道主義(yi) ，一個(ge) 都不放棄，但陳義(yi) 甚高，一般的民主政體(ti) 無此能力，偏重個(ge) 人主義(yi) 的社會(hui) 也無此自覺，故西方即便模仿中國的“動態清零”也不可能成功。

事實上，在疫情發展過程中存在諸多不確定性，西方也有國家或城市嚐試過嚴(yan) 格管控的“動態清零”政策，奈何民眾(zhong) 分化，政府無力，最終隻能放棄。堅持是最難的，放棄是簡單的，但西方政客的邏輯是，隻要民眾(zhong) 理解和接受了所謂的“部分人淘汰”的代價(jia) ，似乎無損於(yu) 民主政體(ti) 的合法性及其政治權力的保有。“動態清零”對西方而言，非不願也，實不能也。但西方政府和媒體(ti) 卻可以濫用其宣傳(chuan) 和軟實力，將一種“失敗”渲染為(wei) “成功”，將“部分人淘汰”的人權與(yu) 共同體(ti) 悲劇粉飾為(wei) 個(ge) 人自由與(yu) 科學主義(yi) 的讚歌。需知，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也曾自我標榜為(wei) 真正的“科學”。這到底是西方的勝利，還是悲歌？非常遺憾的是，香港許多人相信了西方的抗疫模式及其話語敘事，拖著走不動，躺平遂心願。                      

“與(yu) 病毒共存”，其道德本質是自然主義(yi) 的，是優(you) 勝劣汰的，是殘酷無比的：麵對病毒，強者不願意與(yu) 弱者共存，不願意為(wei) 了與(yu) 弱者共同組成的共同體(ti) 而放棄部分的經濟利益和自由，而是任由病毒對弱者進行淘汰。與(yu) 病毒共存實際上是與(yu) 病毒為(wei) 伍的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是對老年人、底層人和邊緣群體(ti) 的再歧視和再壓迫。這種歧視和壓迫可以有“個(ge) 人自由”及“自然選擇”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卻進一步暴露了西方自由民主價(jia) 值觀背後的“叢(cong) 林生存”邏輯。“動態清零”則屬於(yu) 嚴(yan) 格的共同體(ti) 主義(yi) 價(jia) 值觀和防疫策略，是個(ge) 人對全體(ti) 人負責與(yu) 全體(ti) 人對個(ge) 人負責的有機結合，需要政府承擔超出常規治理要求的應急保護責任，需要個(ge) 人讓渡出相稱的利益和自由以支持全體(ti) 人共同戰勝病毒威脅。遺憾的是，現代性的本質是個(ge) 體(ti) 主義(yi) 的，是反共同體(ti) 的，是以自由之名放縱自私和弱肉強食的，而共同體(ti) 模式與(yu) 倫(lun) 理則在西方社會(hui) 的現代化進程中不斷削弱、解體(ti) 和碎片化。滕尼斯的《共同體(ti) 與(yu) 社會(hui) 》揭示了這一古今社會(hui) 結構與(yu) 倫(lun) 理之變。所以，身處“個(ge) 人主義(yi) ”的現代社會(hui) ，政府是小政府，資本是大資本，個(ge) 人是主權者，自由是交往明碼，共同體(ti) 倫(lun) 理與(yu) 美德義(yi) 務已被粉碎、遺忘和拋棄，而你身為(wei) 弱者無論是被市場淘汰還是被自然病毒淘汰，是自然正當的。這顯然與(yu) 中國追求的民族命運共同體(ti) 及人類命運共同體(ti) 處於(yu) 規範性對立之中。而香港雖在主權秩序上係於(yu) 中國，並以“愛國者治港”的根本原則承諾尊重和信任國家，卻根本沒有完成社會(hui) 性和管治性的“心智改造”，其按照“動態清零”路線的抗疫措施隻能靠運氣，不能靠理性和責任心。這一次，Omicron可能會(hui) 耗盡香港的運氣。                 

麵對抗疫失敗，僅(jin) 僅(jin) 歸責港府也不盡公平，社會(hui) 和民眾(zhong) 均有責任，而根本原因在於(yu) 香港的製度和價(jia) 值觀的“西方基因”，這是“一國兩(liang) 製”的依靠，也是其短板，端看在何種議題和場景中表現出來。麵對香港形式上執行的“動態清零”和實質上信奉的“與(yu) 病毒共存”的抗疫“兩(liang) 麵性”，我們(men) 要客觀理解和負責任應對，僅(jin) 僅(jin) 批評是不夠的，“動態清零”確有港府與(yu) 香港社會(hui) 短期內(nei) 無法具備的製度瓶頸和社會(hui) 認同瓶頸。下指導棋和說風涼話易，設身處地和擔責實踐難。

麵對Omicron的社區爆發，香港社會(hui) 更加噤若寒蟬，港府威信持續下降，社會(hui) 恐慌情緒上升，在“動態清零”與(yu) “病毒共存”兩(liang) 極之間的搖擺和為(wei) 難情緒不斷攀升。香港已有官方和民間輿論給“病毒共存”吹風和呼籲，但“動態清零”作為(wei) 政治正確的抗疫路線一時不可能改變。因為(wei) ，如果終止“動態清零”，香港無論付出何種代價(jia) ，最終隻能與(yu) “西方”通關(guan) ，而不可能與(yu) “內(nei) 地”通關(guan) 。“通關(guan) ”之痛，是香港製度與(yu) 內(nei) 地的遠距離寒光，是“愛國者治港”無法穿透的價(jia) 值迷障。盡管這種結果似乎“遂了”香港OA們(men) 以及“黃絲(si) ”的心願，實現了占中和修例風波都無法實現的與(yu) “內(nei) 地”的長期隔離心願（本土攬炒主義(yi) 目標），但卻對粵港澳大灣區、北部都會(hui) 區和“一國兩(liang) 製”的融合發展帶來了嚴(yan) 重的意義(yi) 挫折和政治打擊，證明了香港在製度上和能力上無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治理體(ti) 係。“躺平”一時舒適，其代價(jia) 卻遠不止“部分人淘汰”。

香港在中西之間，在“歲月靜好”時坐收平台紅利，甚至以平台取代能力而歧視內(nei) 地人群和國家體(ti) 製，但在社會(hui) 動亂(luan) 或自然病毒流行期間又高度依賴國家保護和支持。這種身心衝(chong) 突與(yu) 身份認同的“兩(liang) 麵性”，是利弊共生的。所謂“與(yu) 病毒共存”不是什麽(me) 先進經驗和標準，暴露的隻是西方政府的能力缺陷和西方社會(hui) 的自私本質。這種無論做得怎樣均“自帶光環”的西方抗疫模式，不過是沾染與(yu) 分享了西方中心主義(yi) 的曆史資產(chan) 和話語霸權而已。然而，“一國兩(liang) 製”在延續香港與(yu) 西方的“無縫對接”關(guan) 係的條件下，注定要經受香港在中西之間的左右搖擺和艱難轉型。

看到港府在兩(liang) 種抗疫模式之間莫衷一是，手口難調；看到香港民眾(zhong) 惶惶不安，通關(guan) 無望，民生多艱；看到香港精英論述顛三倒四，不負責任；看到香港在抗疫和融合發展上出現一定程度的“掉隊”風險——這些都讓人倍感心痛。但“一國兩(liang) 製”決(jue) 定了中央不可能直接接管或直接指令，而隻能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持。然而，就像西方抗疫失敗不是因為(wei) 人力、物力資源匱乏一樣，中央對香港的資源性支持難以改變香港抗疫的基本製度和價(jia) 值觀，難以彌合“兩(liang) 製”凸顯的鴻溝。在香港問題上持續寫(xie) 作的“兔主席”2月8日公號發文，呼籲基於(yu) 能力現狀和製度差異而給香港另一個(ge) 選擇，並冷靜分析了新選擇的社會(hui) 代價(jia) 甚至“試點意義(yi) ”。然而，香港能夠承受“群體(ti) 免疫”的長期而反複的代價(jia) 嗎？香港能夠承受在抗疫上與(yu) 內(nei) 地長期封關(guan) 而隻與(yu) 西方通關(guan) 的長遠代價(jia) 嗎？香港能夠承受在粵港澳大灣區與(yu) 民族複興(xing) 進程中近乎“掉隊”的戰略代價(jia) 嗎？抗疫路線重置的代價(jia) 絕不僅(jin) 僅(jin) 是“部分人淘汰”的直觀部分，還包括香港製度與(yu) 社會(hui) 轉型及融入停滯的長遠部分。           

總之，香港抗疫是大政治，考驗的是香港真正的自治能力和承擔“一國兩(liang) 製”戰略轉型重任的能力，也是對香港製度與(yu) 國家製度互動性及其融合前景的重大測試。香港在抗疫中是更自信，還是更挫敗，是更融入國家，還是更遠離國家，仍充滿不確定性。香港之難，超出各式表麵的觀察和評斷，需要的不僅(jin) 僅(jin) 是批評和鞭策，而是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