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投票率波動與(yu) 民主轉型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香港《明報》2021年11月18日

香港新選製下的第二場選舉(ju) 即立法會(hui) 選舉(ju) 的提名期已經結束，選舉(ju) 管理委員會(hui) 接收到154份提名表格，在所有的三個(ge) 選舉(ju) 範疇即地區直選、功能團體(ti) 選舉(ju) 和選委會(hui) 界別選舉(ju) 均有差額競爭(zheng) 。新選製以“愛國者治港”為(wei) 根本原則，是香港民主生態的一次“大洗牌”，但又不是追求“清一色”，是兼顧選舉(ju) 安全和選賢與(yu) 能的全新製度嚐試。       

邏輯上，新選製所代表的“一國兩(liang) 製”的完整法理與(yu) 道理，和香港選民基礎之間存在一個(ge) 政治溝通與(yu) 確認的“時間差”，而投票率波動正好出現在這一“時間差”之中。不少人對“低投票率”產(chan) 生了迷思和焦慮，對新選製的民主合法性產(chan) 生種種疑問，而反對派和外部勢力也必然會(hui) 拿投票率說事，對新選製進行持續性攻擊。如何理解香港的投票率波動及民主轉型的複雜張力，需予慎思明辨。                  

謎團：投票率到底多少？

在民主選舉(ju) 中，投票率的影響因素是複雜的，也是難以簡單化解釋的。香港立法會(hui) 的此次投票率，存在不同的預測模型：有根據既往的泛民/建製在直選中的“六四比”預測為(wei) 四成左右的；有根據選舉(ju) 動員機製變化以及中間選民投票抵製激進力量意願下降而預測隻有三成甚至兩(liang) 成的；也有少數預測超過四成的。投票率似乎成了香港民眾(zhong) 對新選製的一次“民意公投”，而“不投票率”似乎要主導這一民意取向。                

神秘的投票率到底能有多少呢？劉兆佳教授近日接受傳(chuan) 媒采訪表示投票率可達三成，並認為(wei) 新選製的主要目的是扭轉香港亂(luan) 局，投票率偏低是必要代價(jia) 。言下之意，新選製從(cong) “大局”出發，但香港民眾(zhong) 不買(mai) 賬，未能充分理解領會(hui) 新製度的國家理性，而低投票率似乎說明了香港民意與(yu) 新選製之間的認知和認同的落差，並作為(wei) 一種“代價(jia) ”而合理存在。應該說，這是一種熟知新選製意圖和香港民意規律基礎上的理性判斷，也是對未來投票率波動的一種提前的心理建設。                           

但筆者有不同的解釋和預測，認為(wei) 投票率波動未必都是“下行”：其一，香港製度變革，包括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ju) 法的引入，已持續一兩(liang) 年時間，社會(hui) 消化吸收已有一定基礎，選民未必固守既往立場或界限，可能出現分化重組，但缺乏大型選舉(ju) 的測試機會(hui) ；其二，新BNO製度下，立場較為(wei) 固化的反對派及其選民群體(ti) 出現了“集中性移民”，客觀上削弱了反對派一極；其三，香港經濟轉型與(yu) 民生保障已成治理主題，融合發展大計與(yu) 北都都會(hui) 區規劃已經成形，選民在社會(hui) 動亂(luan) 與(yu) 疫情打擊下信心受挫，客觀上希望有能力的管治團隊出現以扭轉困局，不會(hui) 對自己的幸福生活與(yu) 未來願景無動於(yu) 衷；其四，中央希望新選製下更有競爭(zheng) ，建製派內(nei) 部競爭(zheng) 更為(wei) 激烈，中間派與(yu) 溫和反對派有一定的“轉移吸票”功能，相關(guan) 各方的動員機製和方式存在創新加碼空間，這些選舉(ju) 新元素可在一定程度上幫助選民走出“二元對立”的極化思維，以投票行動參與(yu) 塑造香港民主政治新格局；其五，新選製是“混合代表製”，與(yu) 地區直選的“形式代表製”相比，功能團體(ti) 選舉(ju) 和選委會(hui) 界別選舉(ju) 體(ti) 現了“功能代表製”，故投票率應有覆蓋所有選舉(ju) 範疇的加權新公式，僅(jin) 以地區直選的投票率加以直接衡量，並不能完整反映新選製的社會(hui) 認同度，也不公平。綜合以上因素，以及剩下的一個(ge) 月左右的實際競選和民意溝通情況，總和投票率存在超過四成的“上行”趨勢和空間。           

頗為(wei) 諷刺的是，投票率高的選舉(ju) 在香港曆史上並非都是正麵選舉(ju) ，而是政治極端化和社會(hui) 撕裂的結果，典型如2016年立法會(hui) 選舉(ju) （投票率為(wei) 58%，但極端本土派上台並引發人大宣誓釋法和議員DQ案）和2019年區議會(hui) 選舉(ju) （投票率71%，卻是修例風波的惡果呈現，產(chan) 生了所謂的“黑暴區議會(hui) ”）。因此，投票率高低不是選舉(ju) 質量和社會(hui) 認同度的直接指標，而隻是形式指標。香港民主質量需要結合選舉(ju) 的具體(ti) 製度環境、競爭(zheng) 規則、議題結構以及選舉(ju) 後果加以綜合評估。    

意圖：新選製所求為(wei) 何？

從(cong) 提名情況來看，反對派基本力量決(jue) 定性出局，愛國建製派占據全部提名的絕大多數，中間派與(yu) 溫和的獨立反對派獲得較小比例的提名。以許智峰為(wei) 代表的“港獨”國際路線號召香港人抵製選舉(ju) ，妄圖製造史上“最低投票率”或白票/廢票率最高的選舉(ju) 。香港本地的反對派總體(ti) 上采取了一種軟性的“選舉(ju) 攬炒主義(yi) ”，以不參選的方式表達抗議和不認同。比較而言，愛國建製派參選熱情較高，甚至可能出現有些論者預測的激烈競爭(zheng) 的“魷魚遊戲”。而有些建製派私下開始抱怨“選舉(ju) 內(nei) 卷”，害怕暴露能力短板。治理能力的實質性競爭(zheng) 成為(wei) 新選舉(ju) 文化的主導性指標。                   

新選製絕不僅(jin) 僅(jin) 滿足於(yu) “忠誠”，更是著眼於(yu) “賢能”，以塑造積極有為(wei) 的治港隊伍，承擔“一國兩(liang) 製”下半場的轉型發展重任。投票率波動是新選製與(yu) 香港社會(hui) 磨合過程的正常現象，是一種暫時的形式化指標，而香港的良政善治才是民主質量以及最終的民心攸歸的關(guan) 鍵所在。新選製從(cong) 國家立法的高度準確判斷和阻止了帶有“顏色革命”性質的香港“選舉(ju) 奪權”，阻止了戴耀廷式的“真攬炒十步”。試想一下，如果今年不引入新選舉(ju) 製度，任憑修例風波煽動起來的極端分裂和相互仇視的社會(hui) 群體(ti) 參與(yu) 毫無製度保護性的選舉(ju) ，且外部幹預勢力繼續發揮操縱破壞選舉(ju) 的作用，欠缺國家認同的青年人（尤其是首投族）繼續擁抱“光複香港，時代革命”的激進路線“踴躍”參與(yu) 投票，那麽(me) 投票率固然可以高達八成，香港的法治秩序和繁榮穩定則可能成為(wei) 直接代價(jia) 和犧牲品。與(yu) 這種不可逆的極端代價(jia) 相比，劉兆佳教授所言的“低投票率”的暫時性代價(jia) ，或許隻是“兩(liang) 害相權”的理性結果。      

新選製在香港的真正“社會(hui) 適應化”，需要多種形式的製度學習(xi) 與(yu) 實踐，也需要香港社會(hui) 切切實實理解和認同“一國兩(liang) 製”的完整法理和道理，需要對“修例風波—香港國安法—新選舉(ju) 法”的製度鬥爭(zheng) 及其辯證邏輯有真正的理性認知，對“一國兩(liang) 製”的製度巨變有較為(wei) 深刻的把握。但社會(hui) 的政治怨氣和泄憤心理顯然一時難以消除，否則就不會(hui) 出現今年七一的“刺警案”及港大學生會(hui) 評議會(hui) 的“感激決(jue) 議”，也不會(hui) 出現反對派的選舉(ju) 攬炒和可能的低投票率。    

民主：香港善治所往何方？

“愛國”和“民主”，本是緊密結合的現代法權要素，但在香港被奇特怪異地長期割裂開來，似乎越“愛國”就越不“民主”，而越“民主”就越不能“愛國”。既往許多年的選戰文化與(yu) 鬥爭(zheng) 文化並不健康，在建製一端衍生“投機文化”，在泛民一端衍生“造反文化”，而“一國兩(liang) 製”所需要並嚴(yan) 格依賴的愛國民主文化卻遲遲未能生成。如今，新選製降臨(lin) ，其根本意圖即在於(yu) 為(wei) 香港“一國兩(liang) 製”奠定堅實的愛國民主文化根基，如此才可根除政治顛覆疑慮，永保繁榮穩定基礎，實現可持續的中央管治與(yu) 高度自治的有機結合。新選製因而具有“一國兩(liang) 製”的價(jia) 值再啟蒙與(yu) 製度再建構的重大意義(yi) ，而香港社會(hui) 本身也必然需要一定的時間和代價(jia) 來承接這一再啟蒙的洗禮。由國家充當香港民主文化的再啟蒙角色，這是“一國兩(liang) 製”觀念史和製度史上重要的突破和進步。                                    

在完整和清晰的“一國兩(liang) 製”法理指引和限定下，香港民主的結構和方向正在轉型之中，不可能再“策略性”承載“完全自治”甚至本土自決(jue) 的任何目標及其變體(ti) ，以“民主”為(wei) 名的任何行為(wei) 與(yu) 活動也並非均屬合法。香港民主是“一國兩(liang) 製”的一個(ge) 部分，必須依據並服務於(yu) 這一憲製前提和框架。新選製就是將香港民主的“愛國”前提條件予以製度上的清晰化，是對香港民主文化與(yu) 民主社會(hui) 基礎的重構。香港民主的評判指標也不再唯西方馬首是瞻，而是回歸“一國兩(liang) 製”的製度框架，而投票率隻是評價(jia) 香港民主質量的一個(ge) 指標，將其過分凸顯恰恰反映了香港民主文化仍然高度依賴西方民主固有標準。            

香港民主在新製度下追求的是真正的良政善治，香港民主也將在新製度與(yu) 本地實踐的複雜互動中展現一種“疊加優(you) 勢”：既有西方民主的程序要件，也有中國民主的實質倫(lun) 理。香港民主應當具有更高的製度理性和社會(hui) 認同度，以更好承接香港“一國兩(liang) 製”在管治改良、民生正義(yi) 、融合發展與(yu) 再全球化新周期裏的新挑戰和新使命。而一時的外國勢力抹黑、反對派冷場攬炒以及選民基礎的猶豫不定，固然對投票率波動存在直接影響，但無損於(yu) 香港“一國兩(liang) 製”與(yu) 民主善治秩序的長期進程和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