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庸》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或以為這種說法不符合實際；或以為孔子之言“特以論得位行道之先王先公，不可遂將此語解作如有大德必得祿位之條件與結果的關係。”雲雲。都不中肯。
    
    有兩種社會：一種是道德的，一種是不道德的。道德社會是正常、常態的，不道德社會是反常、變態的。在高道德社會，惡有惡報，善有善報，大德者大善，必有大善報，“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完全成立。
    
    而在不道德社會，這個觀點就不成了。在不道德的環境裏，善有惡報惡有善報，黃鍾毀棄瓦釜雷鳴，逆淘汰，大德之人，必不得其位，必不得其祿，有名也未必很好，孔孟都受盡汙蔑侮辱呢。孔子說過“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可見在邦無道的情況下，得其位祿，反而是無德的表現。
    
    朱熹認為，上古之時，德位相稱，“天地之氣，其極清者，生為聖人，君臨天下，安享富貴，又皆享上壽。”後世氣運漸乖，至孔子已有德無位，德位已經不能相稱。王恩洋居士以常經與變例來解釋善有善報的正常與善有惡報的不正常這兩種現象，也很有道理，可備一說。他說：
    
    “或謂若作善而必得善報，則夷齊不應餓死，顏淵不應早夭，孔子不應困厄也。作惡而必得惡報，則盜趾不應壽終，操莽不應帝王，秦檜不應宰相也。作惡反得福，做善而反得禍者，自古有之，於今為烈。故人相率而為貪汙，豈不以為善最難而無功，為惡甚易且有利耶？曰：天下事有常經，有變例。中庸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大德者必受命。此常經也。若夫聖而困，賢而夭。此變例也。作惡之報有常有變亦如此。譬之農事，耕耘播植始得收獲，是為常。然亦有水旱天災，雖耕耘播植而不得收獲者，則惰農宜較勤農少費勞苦，若徑盡作惰農而不務農作，則天下人餓死盡矣。故良農不因天災廢耕作，君子不為禍變改操行。”（《人生哲學與佛學》）
    
    “良農不因天災廢耕作，君子不為禍變改操行。”這句話值得儒者銘之座右。隻要盡心盡性盡其在我，自有天爵之富貴光榮可享，自有良知之永生不滅可望，世間位祿名壽如何，聽天由命、置之度外可也。對於儒者而言，逆境順境，無非成德成聖的助緣。位高祿重名大壽長，可以更好地利他濟世傳道授業；家貧位賤艱難困苦，可以更好地動心忍性煉我心誌。
    
    位祿名壽四美，唯有“壽”，對於各種外在條件特別社會政治狀況的依賴性比較少。縱置身於不道德社會，大德者仍有可能“得”。因為大德之人必有大智，必知養生之道，必有良好的心態。道德本身就有養身的“功能”，所謂以德養身，“德潤身”（《大學·六章》）。“位祿名”主要取決於政治社會環境，“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己做主。關於德與壽的關係，可參看東海《“仁者壽”說》一文。
     
    
    二
    
    
    兩種社會又可分而為四：道德社會分為一般道德社會和高道德社會，不道德社會分為一般不道德社會和極端不道德社會。儒家和自由主義社會都是道德的，其中，儒家憲政社會則是高道德社會，最好；自由社會是一般道德社會，次好。（在自由社會，大德得其位祿名壽的機會也比較高，但不能全“必”。）用孔子的話說，前者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後者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法家、馬家社會都是極其不道德的社會，善惡完全顛倒，孔孟和曆代聖賢受盡汙蔑侮辱，被打倒在地；秦始皇野蠻凶惡之極，毛氏奸邪反動透頂，卻被頌為聖人偉人。這種社會，不論經濟怎麽發展、物質怎麽豐富，都屬於據亂世。
    
    或曰：製度有高下，文化無優劣。其實文化也是有高下優劣的，法家和馬家就是劣質、惡性的反文化的文化，盛產奸徒小人、暴君惡棍和亂世魔王。因為這兩家學說最容易敗壞人性，會對人的德性智慧造成遮蔽，讓心靈物化。
    
    這兩家的信徒中，縱然有好人，好的程度也有限。兩家門下絕對出不了大德聖賢。也隻有這兩家學說，才能培養出大批喪心病狂禽獸不如的東西，才能指導出秦始皇式的暴君和蘇俄式的政黨，才能“建設”成蠻夷社會和叢林社會。
    
    其實為秦始皇歌功頌德的，主要是李斯等一小撮，法家的洗腦能力有限，在煽動暴力崇拜盜賊崇拜方麵，遠遠比不上馬家。隻有經過唯物主義洗禮並且閉關鎖國的社會，才能全民瘋狂，把惡賊當成聖人，把惡魔抬上神壇。
    
    而毛氏要登上神壇，就非把中華文化徹底掃蕩不可，因為，隻要略具儒佛道修養略有正知正見正義感者，都不可能崇拜他，都不能不厭惡他那些違反常識、悖逆常道的做法，不能不鄙棄他那些反文明、反道德、反中華的邪說。
    
    
    三
    
    
    《中庸》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我給加上兩句：
    
    大德必有其言，必有其態，必有其容。關於大德必有其言，東海已有《大德者必有言，大智者必能言》一文論之，這裏隻談儀容外貌。
    
     德性滲透於人的全部身心，德性充實於內，光輝必發於外，不僅發於行為舉止語言文字，也會發於神態姿色容顏眼睛等。《國語-晉語五》曰：“夫貌，情之華也”，以容貌為內在情懷的表現形式；朱熹說：“容貌辭氣，乃德之符也。”王夫之說：“存文者正以其有君子之心，而生君子之儀。”、“以誠居心，而誠必形外”（《四書訓議》）
    
    聖賢自有聖賢的氣象。《論語-述而篇》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子張篇》曰：“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堯曰篇》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孟子說：“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麵，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又說：“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聖賢大儒德貌雙全，是有醫學依據的。現代醫學證明，情緒會影響容貌，長期的憂慮煩惱憤怒，貪念妄念惡念太多，會讓人變醜。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聖賢不憂不惑不懼，“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同時充滿浩然之氣和正義感，容貌想不好都難。
    
    
    大德必有大美，道高德充者，“中和之氣見之於容貌之間”，“動容周旋中禮。”（《孟子-盡心下》）即使容貌先天不良，也自有其氣象和魅力，醜也醜得美好、醜得耐看----其實是奇人奇相，異人異相，非醜也。
    
    古人以為不凡人物就有不凡相貌。王充在《論衡》裏說：“黃帝龍顏，顓頊戴午，帝嚳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僂，皋陶馬口，孔子反羽。”各有特點。
    
    孔子的相貌也頗奇特。《史記》上記載說他“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雲。”何謂圩頂？據司馬貞《索引》釋，是“頂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旁高也。”《孔叢子》說他“河目隆顙”，眼長長顴骨高高的。
    
    《史記》又載：“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這個鄭人的描述應該是最符合孔子容貌之實際的。傳說中堯身子瘦長、“河目隆顙”，而“皋陶之狀，色如削瓜”，禹的身高據史載是九尺二寸。說孔子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不知什麽意思，或是說孔子腰長腿短吧。
    
    
    四
    
    
    俗話說：人的容貌，三十歲之前，由父母負責，三十歲之後，由自己負責。小人和惡人，即使本來容貌不錯，也會逐漸猥瑣化醜陋化猙獰化。心，是影響身體和容貌的重要因素，比營養、環境、地位、知識等等因素更重要。某些人青少年時長得挺好，中年以後迅速惡化慘不忍睹，原因或很多，但“心壞了”肯定是重要原因。
    
    有人把民國時清華北大知名教授與現在清華北大知名教授的照片作了一個對照，道德文章的高下一目了然。從容貌上看，民國的教授們多少有些文化人風範，現在的教授大部分都下裏巴人化甚至“叫獸”化了。教授猶如此，人何以堪啊。現代中國人品德越來越惡劣，故容貌也普遍越來越醜陋---即使帥哥美女，也庸俗輕薄不堪，可謂帥得醜陋、美得醜陋。
    
    《呻吟語》說：“容貌要沉雅自然，隻有一些浮淺之色，作為之狀，便是屋漏少工夫”。豈止是“屋漏少工夫”而已？絕大多數中國人根本就毫無文化修養道德力量，也根本不懂得怎麽做“功夫”，內心一片荒蕪和黑暗。
    
    
    聖賢與盜賊、大人與小人、智者與愚民、英雄與市儈、雅人與俗子、熱情者與冷酷者、真誠者與虛偽者、忠厚者與刻薄者等等，各有其不同的儀容和氣象，做作不得，勉強不來。一般人士以貌取人固然容易失誤，智者誤判的概率就很低。用不著察其言觀其行，很多人的輕浮淺薄或卑劣下流或陰險惡毒，就在他們臉上明明白白地寫著呢。
    
    
    2011-6-19東海儒者餘樟法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