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1年日本軍隊襲入香港，梁漱溟九死一生逃脫虎口抵達國統區以後，在給兒子的信中寫道：
    
    “前人雲：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與人生》等三本書要寫成，我乃可以死得，現在則不能死。又今後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曆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象底，萬不會有的事。”
    
    這話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內的許多的人譏評。梁漱溟回答說：“狂則有之，瘋則未也。”誠如梁漱溟自己所言有點狂了，他這麽說，略嫌“分量”不足，如果這話出自於孔孟之口，那就是實實在在的。當然，這點兒狂不影響我對他的尊重，不影響他為毛氏時代唯一的真儒。
    
    其實，這種特殊的自信，孔子是“始作俑者”。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集解馬融曰：“如予何猶言柰我何也。天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不能違天以害己。”
    
    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伐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子，桓魋其如予何？”（《史記》）集解包氏曰：“天生德者，謂授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
    
    德是得於道，文是道的文化和製度形態。“天生德於予”重在道德自信，“文不在茲乎”重在文化自信。《集釋》引《論語或問》曰：
    
    “聖賢之臨患難，有為不自必之辭者，有為自必之辭者。為不自必之辭，孔子之於公伯寮、孟子之於臧倉是也；其為自必之辭，則孔子之於桓魋、匡人是也。故彼曰其如命何？此曰其如予何？曰：聖人之自必如此，而又微服過宋何也？蓋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己，然避患亦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閑暇也。”
     
    
    二
    
    
     “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河南程氏粹言-論學篇》）聖賢就是這樣的人，自得乎道，實證良知，自然無憂無惑立場堅定，自然有一種強烈的文化、道德、天命的自信。
    
    正因為擁有這樣的自信，孔子麵對危難特別是生命危險也同樣處之泰然，並且相信桓魋、匡人等都不能加害於自己，隻要斯文不喪天下不亡，自己就不至於被害橫死。
    
    聖賢的命確實特別大，比一般正人君子、英雄豪傑乃至佛道兩家的大師大德都要大，比絕大多數盜賊魔頭亂臣賊子也要大。自古以來沒有死於非命死於亂臣賊子之手的聖人----“那是不可想象底，萬不會有的事。”堯舜禹文武周公孔孟及朱熹熊十力等聖人（升朱熹熊十力為聖，理由詳見東海《聖賢論》一文），無不壽終正寢且長壽過人。
    
    某些儒家賢者的非正常死亡，如文天祥、方孝孺、譚嗣同等等，都是積極自動地“自找”、“自求”的，死得偉大而光榮，肉體雖死，精神永存，良知永生。奇人不可殺，殺之成天民，況儒家賢人乎？（其中方孝孺之死，剛烈激切有餘而仁義中庸不足，已不夠“賢”了，詳見東海《關於叔孫通與方孝孺》一文）
    
    
    注意：聖賢不怕死，但是，不怕死的未必是聖賢---某些悲傷絕望者及恐怖主義者亦不怕死也。見危授命存道忘生，不等於缺智寡謀暴虎馮河。“可以死可以不死”的時候，聖人不會魯莽滅裂自蹈死地，“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己，然避患亦未嘗不深”也。
    
    《中庸》說“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天下國家可均，其人公正無私；爵祿可辭，其人淡泊清高；白刃可蹈，其人剛勇；各成其一德而已。而中庸之道眾德兼備，聖賢是全麵掌握並勇於實行中庸之道者，不僅僅剛勇而已，故孔子說：“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三
    
    
    殺生是大罪，殺人更是大罪，至於殺害聖佛，那是不可想象的。佛是法王，沒有人可以傷害其性命，極其量，“出佛身血”而已----在佛教，“惡心出佛身血”或“起惡意於如來所”是極惡大罪，屬於五逆罪之一。
    
    儒家聖人也一樣。生逢亂世，難免遭到亂臣賊子的忌恨仇視，被“起惡意”甚至被“出血”，象孔子那樣逢凶遇難，但終究會化吉成祥。我相信，即使孔子生在秦始皇乃至毛澤東時代，也不至於被坑掉或害死。梁漱溟都能大難不死，何況孔子？
    
    周敦頤有言：“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育於身而已矣。”（周敦頤《通書·師友上》）聖賢就是“道德育於身者”。上天有好生之德，萬物之中，於人類最為重視；人類之中，於聖賢尤為鍾愛。
    
    聖賢是道種、光明種，是天理的具象，良知的化身，道統的代表，中華的象征，是最有資格以身載道和“替天行道”者。“天”愛護他們，仿佛慈母愛護赤子。傷害他們，就是傷道害德，傷天害理。
    
    儒家的“天”，一般指的都是道體之天，於宇宙而言為本體，於生命而言為本性，於人身而言為本心，即王陽明的良知。天命之謂性，良知乃天之所命，人之本性。
    
    原始經典中的“昊天上帝”，就是對形上道體的人格化和形象化的描述。
    
    替天行道，就是努力把良知原則落實到人世間事事物物之中去。說真話、做真人、弘真理、揚正氣、批異端、破邪說、斥苛政、懲罪惡，推動良法良製良風良俗的建設，推動正確的人生觀道德觀是非觀的重建等等，都是弘道、行道題中應有之義。這都是聖賢的責任和義務，也是儒者“明明德”和“親民”的法門。
    
    聖賢的對麵是盜賊，即亂臣賊子----背逆仁義原則為亂臣，反對儒家文化為賊子。
    
    他們是黑暗的化身，莽夷的象征，惡習的代表。人既有本性又有習性，而且各種習性往往根深蒂固。在相當漫長的曆史時間裏，世人的本性普遍為習性乃至惡習所遮蔽，儒家遭受各種誤會、反對和迫害並不奇怪。老宣說得好：
    
    “蘇秦張儀，走遍六國到處受歡迎。孔丘孟軻，行遍天下到處碰釘子。因為蘇張所談的，是合於一時的人欲。孔孟所談的，是萬古不磨的天理。娼妓小人的甜言蜜語易惑人心，節婦義士的冰言冷語難入人耳。”（《瘋話》）
    
    在這個比孔孟時代更加學絕道喪的“據亂世”，中華文化剛剛遭受了一輪空前嚴酷的摧毀，異端邪說當道，亂臣賊子縱橫，良知的遮蔽特別嚴重，很多人終其一生也沒有去遮除蔽的可能，儒家的處境會特別艱難。從積極的意義上講，這正是鍛煉、考驗儒者的時候，也是最容易出聖賢的時代。
     
    
    四
    
    
    聖賢是人世間第一等人，至尊至貴，天爵第一。人生隻有入了聖賢境界，才是致得良知修成正果。（嚴格地講，聖與賢略有差異，賢境仍一間未達、有所不足，唯聖地才是高度圓滿，才能真正超越貧富貴賤乃至生死，從心所欲，一切無礙。茲不詳論。）
    
    學聖賢則是人生第一等事。《荀子-勸學》〉說：“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 儒家為學的目的、宗旨是追求人格的圓滿，即成德成聖。
    
    12歲的王陽明曾問塾師：“什麽是人生第一等事？”塾師答道：“隻是讀書舉進士而已！”守仁聽後不以為然，道：“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少年王陽明就有此見識，後來成德成聖成為德功言三不朽的人物，有其必然性。
    
    學聖賢，就必須發“替天行道”之大願、作興學弘儒之努力。處此禮義廉恥蕩然無存社會，當此道德良知全麵淪喪的局麵，真正的儒者，能不憂天憂道憂患深重乎，能不主動肩起文化責任、社會責任、曆史責任乎，能不以聖賢自期自任乎？朱熹就曾經教育學生說：“凡人須以聖人為己任”。這不是狂妄而是一種承擔、奉獻和犧牲。
    
    個人處境命運前程如何，不妨置之度外，一切聽天由命。最重要的是自己做的怎麽樣，是否嚴格遵循仁義、中庸、誠信諸原則，是否見義勇為當仁不讓問心無愧，是否隨時隨地以儒家經典和聖賢標準衡量、對照自己的行為，嚴格要求自己了，是否對得起孔子，對得起儒家，對得起自己的良知。
    
    對於儒者來說，貧富貴賤皆無不好。貧賤，可以更好地鍛煉、營養、成就自己；富貴，可以更好地利益、救助他人。《孟子盡心》章說：“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無論是飛黃騰達還是陋巷窮居，本性並無損益。酸甜苦辣鹹都是人生好滋味，為了弘道而受難受罪，更是一種光榮、功德和幸福。
    
    甚至生死也無不可。生，人身難得，天命我性，生的光榮；死，“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存吾順事，歿吾寧也”（張載《正蒙·西銘》），死而無憾，可以好好休息了（或者那是另一期更加美好的生命的開始呢）。
    
    艱難困苦玉成我，亂臣賊子如予何？任何排斥打壓迫害，都無法給真正的儒者造成內在傷害，而隻會成為他致良知、明明德的“外助”，讓他的生命之光更加輝煌而永恒。特以一聯自勉並與儒友們共勉：
    
    
    百雪千霜更養氣，氣養成浩然，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任憑世間騰笑；
    千磨百折好修心，心修到高處，見鬼殺鬼，見神殺神，見佛殺佛，直到天下歸仁。
    
    2011-6-7東海儒者餘樟法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