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真是儒學衰落期嗎？

作者：宋立林

來源：《中華瑰寶》2021年第10期

近百年來，作為(wei) 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學曾經飽受批判與(yu) 否定，失去了其“獨尊”地位。如今，儒學又有否極泰來之勢，其影響力較之於(yu) 梁漱溟、熊十力等建構現代新儒學之時要強之百倍，但人們(men) 又在感慨今天是一個(ge) 沒有大師的年代。究竟應如何評判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的儒學呢？

其實，不僅(jin) 因為(wei) 我們(men) “身在此山中”而對當下難以論斷，而且縱觀整個(ge) 儒學發展史，到底哪個(ge) 時期算是儒家的好時候，哪個(ge) 時期又算壞時候，實在難以遽斷。就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儒學而言，相當多的論著將之視為(wei) 儒學衰落期，但這樣的“共識”是否可靠呢？

北齊楊子華《校書(shu) 圖》局部

思想文化的高峰與(yu) 儒學的“低穀衰落”

中國文化向來崇尚“大一統”，所以國人所熱衷談論的往往是強漢與(yu) 盛唐，魏晉南北朝則是長達數百年的分裂時期，所以給人們(men) 的印象往往就是一個(ge) “亂(luan) ”字。確實，這一時期，北方少數民族所建立的十六國宛如走馬燈，令人眼花繚亂(luan) 。

然而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魏晉南北朝又堪稱“四大高峰”之一，被稱為(wei) “人的覺醒”與(yu) “文學自覺”的時代。從(cong) 中國學術史來看，先秦諸子學、兩(liang) 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各有千秋，皆有所長。從(cong) 文學藝術史來看，《文心雕龍》橫空出世，《昭明文選》影響千年，“二王”書(shu) 法登峰造極，佛窟雕塑震鑠古今。正如美學家宗白華先生所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luan) ，社會(hui) 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yu) 智慧、濃於(yu) 熱情的一個(ge) 時代。”尤其是魯迅先生總結出的“魏晉風度”，成為(wei) 人們(men) 對那個(ge) 時代最具風情的褒譽。

然而，一回到儒學史，人們(men) 的判斷就令人氣短。如梁啟超先生《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便將“我數千年學術思想界”劃分為(wei) 七時代，其中第四就是“老學時代，魏晉是也”。馮(feng) 友蘭(lan) 先生在《中國哲學簡史》中也將這一段哲學史概括為(wei) “新道家：崇尚理性的玄學”。勞思光先生在《新編中國哲學史》中說：“吾人可說，‘玄學’基本上代表承認道家旨趣而又有所誤解之思想，與(yu) 儒學則隻有表麵關(guan) 聯。”可以說，對於(yu) 這一段哲學史的基本判斷，就是以道家為(wei) 主，而對於(yu) 儒學，則大都以“低穀衰落”概括。

當然這樣的判斷並非始自後人。魏晉“竹林七賢”中的嵇康就公開聲稱“非湯武而薄周孔”，而《三國誌·魏誌·杜畿傳(chuan) 》中也記載時人“競以儒家為(wei) 迂闊不周世用”。其後唐代編撰的《晉書(shu) ·儒林傳(chuan) 》中記載：“有晉始自中朝，迄於(yu) 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裏之典經，習(xi) 正始之餘(yu) 論，指禮法為(wei) 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頹毀，五胡乘間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胥，運極道消，可為(wei) 長歎息者矣。”這當然來自於(yu) 唐人對於(yu) 這段曆史的一種觀感。而且這種觀感在魏晉南北朝的《世說新語》這樣的著作中也能得到印證。但是，這是否就意味著儒學的衰落？

思想創造性和社會(hui) 影響力能否“兩(liang) 全其美”

判斷儒學的興(xing) 衰與(yu) 否，需要有統一的標準。然而我們(men) 在評述一個(ge) 時代的思想興(xing) 衰時，往往會(hui) 出現兩(liang) 個(ge) 不同的尺度：一是思想本身的創造性，二是這種思想對當時的政治、社會(hui) 的影響。

在筆者看來，用不同的標尺衡量，得出的結論是不同的。如我們(men) 向來盛讚“先秦儒學”，這是從(cong) 思想史的角度而言的。雖然到了戰國時代，儒學與(yu) 墨學一道成為(wei) 了“世之顯學”，但是儒學對於(yu) 當時社會(hui) 的影響卻遠不如對後世的影響大。孟子不是感慨時人“不歸楊則歸墨”嗎？其後西漢司馬遷也一再強調孟子“迂遠而闊於(yu) 事情”而“所如者不合”，這與(yu) 上文所引魏晉時期的“競以儒家為(wei) 迂闊不周世用”，不是很相似嗎？我們(men) 之所以高度肯定“先秦儒學”，並不是因為(wei) 其對政治、社會(hui) 發揮了多大的影響力，而在於(yu) 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創造是後世儒學的源頭活水。

其後的兩(liang) 漢雖然經學獨尊，儒學對政治、社會(hui) 的影響也很大，但除了董仲舒和鄭康成等少數巨子，儒家思想創造力卻並沒有得到體(ti) 現。明清時期，儒學的影響更為(wei) 深入，但在專(zhuan) 製政治之下，儒學更是日漸僵化。

在兩(liang) 千多年的中國曆史中，儒學既有思想創造力，又有政治社會(hui) 影響力的時代，大概隻有趙宋王朝了吧。但即便是生活在宋代的朱熹，也喟歎曰：“千五百年之間，……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chuan) 之道，未嚐一日得行於(yu) 天地之間也。”

由此，筆者認為(wei) 判斷一個(ge) 時期儒學的興(xing) 衰，不能苛求思想的創造性和其對當時政治、社會(hui) 的影響“兩(liang) 全其美”，而且需要用一種辯證的眼光來看待，如此，魏晉南北朝儒學處於(yu) “低穀衰落”期之說便覺可疑。

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的成就

從(cong) 經學來看，學者們(men) 都盛讚“兩(liang) 漢經學”之盛況，但實際上，魏晉南北朝經學的成績與(yu) 兩(liang) 漢相比也不遑多讓，更遠盛於(yu) 隋唐。從(cong) 經學的質量來看，僅(jin) 就流傳(chuan) 至今的《十三經注疏》而言，七部漢人注，五部魏晉南北朝注，一部唐人注。從(cong) 經學大師來看，漢代的鄭玄固然是不世出的經學大師，晉代的王肅也可與(yu) 之相頡頏。根據《三國誌·魏書(shu) ·王肅傳(chuan) 》中的記載，“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hui) 同異，為(wei) 《尚書(shu) 》《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chuan) 》，皆列於(yu) 學官”，王肅的經學成就在當時及南朝得到了公認。另外陸德明的《經典詩文》、皇侃的《論語義(yi) 疏》也都可以視為(wei) 這一時期經學的代表作。劉勰的《文心雕龍》作為(wei) 我國文藝評論的經典之作，雖然有著佛、道等多種思想的因素，但是其“宗經”“征聖”的觀念非常突出，這反映了經學對於(yu) 其他各個(ge) 領域的指導作用。

從(cong) 思想史角度而言，魏晉玄學相對於(yu) 東(dong) 漢後期僵化的經學而言，應該說是一次思想史的飛躍。漢末那種繁瑣化、僵化的儒學，不管表麵上還有多麽(me) 大的影響，都不是興(xing) 盛的表征。經學獨尊地位被打破，不僅(jin) 不意味著儒學的衰落，反而可以說是儒學發展的契機。

況且，玄學本身到底稱之為(wei) “新道家”還是“新儒家”，其實都可以成立，因為(wei) 它本身就是糅合儒、道的產(chan) 物。魏晉時期玄學家王弼、何晏等人的援道入儒，將道家的思辨引入經學的義(yi) 理架構之中。南北朝時期，玄學衰微後佛教興(xing) 盛，儒家學者又開始援佛入儒，都是將新鮮的血液注入儒學的軀體(ti) 之中，在很大程度上豐(feng) 富了儒學義(yi) 理，也拓寬了儒家哲學的理路。

賀麟先生在《儒家思想的新開展》一文中曾這樣評價(jia) 五四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的最大貢獻在於(yu) 破壞和掃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軀殼的形式未節，及束縛個(ge) 性的傳(chuan) 統腐化部分。它並沒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學術，反而因其洗刷掃除的工夫，使得孔盂程朱的真麵目更是顯露出來。”其實，我們(men) 完全可以將這樣的看法，移植於(yu) 對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的認識。

如果不論數量而談思想家的質量，那麽(me) 年僅(jin) 24歲就早夭的王弼一人絕對可以作為(wei) 魏晉南北朝的代表，傲然屹立一流思想家之中，而他則是魏晉新儒家的典範。

從(cong) 政治與(yu) 社會(hui) 的角度來看，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家雖然失去了獨尊地位，但在政治上的正統地位及社會(hui) 生活的倫(lun) 理指導地位並未動搖。一方麵，這一時期的統治者幾乎都堅持將儒學作為(wei) 官方指導思想。很多皇帝、皇室成員和世家大族，都曾撰寫(xie) 了大量儒學注疏及義(yi) 理著作。比如以崇信佛教著稱的梁武帝蕭衍，就有《周易乾坤義(yi) 》一卷，《周易係辭義(yi) 疏》二卷，《毛詩序義(yi) 疏》三卷，《喪(sang) 服經傳(chuan) 義(yi) 》一卷，在曆代帝王中罕有其匹。

北朝的少數民族王朝也格外重視儒學，比如：前秦苻堅重用中原的儒士如王猛等人，大興(xing) 儒學；北魏孝文帝時期儒學興(xing) 盛，甚至被譽為(wei) “比隆周漢”。儒學在國家典章、禮樂(le) 文物、倫(lun) 理道德、教育選舉(ju) 和法律製度等方麵居於(yu) 主導地位。顏之推的《顏氏家訓》便可作為(wei) 儒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生活化的例證。

眾(zhong) 所周知，這一時期的士族大都是累世明經，尤其北朝基本上是舊族門戶，幾乎都是經學世家。即便是“竹林七賢”那樣的放誕不羈，“非湯武而薄周孔”，其內(nei) 心深處依然有著對儒家倫(lun) 理的深刻認同。如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yu) 藥及酒之關(guan) 係》中所分析的那樣，“魏晉時代，崇尚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麵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因為(wei) “他們(men) 生於(yu) 亂(luan) 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wei) ，並非他們(men) 的本態”，所以他得出結論說：“於(yu) 此可見魏晉的破壞禮教者，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魯迅真是獨具隻眼，能夠勘破現象背後的本質，發現魏晉風度背後的苦心及本心。如此說來，盡管這些名士表麵“放浪形骸”，但根底上卻在維護儒家的倫(lun) 理。誰能說這不是儒家的“不幸之幸”呢？

筆者無意說魏晉南北朝是儒學的盛世，隻是要表明魏晉南北朝儒學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創造了不可替代的思想與(yu) 學術成果，而且也在深刻地影響著那個(ge) 時代的政治與(yu) 社會(hui) 。視魏晉南北朝為(wei) “儒學衰落期”的看法，或許有失偏頗。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