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shu) 》的意義(yi)

作者：郭齊勇

來源：“珞珈書(shu) 生郭齊勇”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八月廿二日己卯

          耶穌2021年9月28日

“四書(shu) ”“五經”是我國最重要的經典。中國人的文化價(jia) 值觀主要匯集於(yu) 或者來自於(yu) “四書(shu) ”“五經”。學好“四書(shu) ”是走進“五經”的門徑、階梯。

“四書(shu) ”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shu) ”或稱“四子”，是儒家重要的經典，也是中華文化的寶典。朱子的《四書(shu) 章句集注》無疑也是經典，它是宋代人注疏、詮釋“四子”的集大成者，影響了東(dong) 亞(ya) （今天中、日、韓、朝、越等國家或地區）七、八百年。

一、《四書(shu) 》的意義(yi)

“四書(shu) ”是中國人必讀的書(shu) 。“四書(shu) ”之於(yu) 中國，如同《吠陀經》或《奧義(yi) 書(shu) 》之於(yu) 印度，《古蘭(lan) 經》之於(yu) 阿拉伯，《新約》《舊約》之於(yu) 西方。“四書(shu) ”，特別是《論語》，就是中國人的聖經，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四書(shu) ”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對於(yu) 中國人來說，不讀“四書(shu) ”，就不知道做人的尊嚴(yan) ，人格的力量，人生的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宋代張載（橫渠）說：“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這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文化理想，也是他對儒學精義(yi) 的概括。按照梁啟超先生的說法，《論語》《孟子》是兩(liang) 千年國人思想的總源泉，支配著中國人的內(nei) 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聖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們(men) 全社會(hui) 形成共同意識，我們(men) 既做這社會(hui) 的一分子，總要徹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識產(chan) 生隔閡。

我以為(wei) ，“四書(shu) ”所講的，正是我們(men) 平凡的老百姓真正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是人之所以為(wei) 人的依據。

任何一個(ge) 社會(hui) ，一個(ge) 族群，作為(wei) 其文化土壤或社會(hui) 化文背景的有兩(liang) 個(ge) 東(dong) 西，一個(ge) 叫“倫(lun) 理共識”，一個(ge) 叫“文化認同”。所謂“文化認同”或者叫“民族文化的自我身份認同”，解決(jue) 的是“我是誰”“我來自哪裏”的問題，是個(ge) 體(ti) 人所歸屬的民族文化的基本身份的自我定位，是精神信仰的歸鄉(xiang) 與(yu) 故園。所謂“倫(lun) 理共識”，其實是在民眾(zhong) 中的一個(ge) 隱性的，然而又是具有約束力的價(jia) 值觀、生活態度、對待家庭與(yu) 社會(hui) 的方式以及終極信念的共同點。一個(ge) 社會(hui) ，一個(ge) 族群的生活如果沒有“倫(lun) 理共識”與(yu) “文化認同”，不免會(hui) 遭受到脫序的危險，當然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現代化，健康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的建設。

實際上，一個(ge) 健康的現代化，健康的法治社會(hui) 、工商社會(hui) 的建構，不能不依賴於(yu) “文化認同”與(yu) “倫(lun) 理共識”。而“四書(shu) ”，正是孕育中華民族的“倫(lun) 理共識”與(yu) “文化認同”的基本經典，其中所講的道理，例如“仁”“義(yi) ”“禮”“智”“信”五常，“孝悌忠信”“禮義(yi) 廉恥”四維八德等，就是中華民族的核心價(jia) 值觀念，一直到今天還活生生地紮根在老百姓之中，繼續為(wei) 中華民族的成長與(yu) 複興(xing) 起著積極的作用。人類文明的經典，可以調治現代的生活；中國經典如儒家的“四書(shu) ”“五經”，道家的《老子》、《莊子》，佛家的《六祖壇經》《心經》等，同樣有調治的作用。

錢穆（賓四）先生說，中國文化史上有兩(liang) 位偉(wei) 人，地位越出其他人之上，前古是孔子，近古是朱子。錢先生的這個(ge) 說法是很有根據的。朱子是百科全書(shu) 式的學者，同時也是一位積極入世，關(guan) 懷百姓疾苦的有為(wei) 的政治家。其實真正的儒家，從(cong) 來都是“內(nei) 聖外王”一致的。“內(nei) 聖”指心性修養(yang) ，“外王”指建功立業(ye) 。沒有所謂一心隻研究“心性論”或隻修身養(yang) 性的儒家，或另一些則是一心參與(yu) 政治事務的“政治儒學”。這兩(liang) 者分化了就不是儒學或儒家了。儒家中人對內(nei) 聖與(yu) 外王或者因客觀條件限製而有所偏重，但絕不會(hui) 偏廢其中任何一方。現代人也是這樣，我們(men) 修養(yang) 身心，同時擔負著一定的公共事務，有一定的社會(hui) 職責，仍然是德業(ye) 的並進。

二、《四書(shu) 》的緣由

《論語》是孔子的不同弟子和再傳(chuan) 弟子對孔子言行之記載的匯集，不成於(yu) 一人一時。大約在春秋末期，弟子們(men) 把“接聞於(yu) 夫子之語”記載下來；通過口耳相傳(chuan) ，再傳(chuan) 弟子把孔子言行追記下來；後人編纂成不同的簡策（篇章）。大約在戰國早期就有了匯集本。傳(chuan) 至漢朝，至少有了魯、齊、古文三種匯編本。今傳(chuan) 本源於(yu) 西漢末年張禹融合的魯、齊《論語》本。《論語》記載了孔子與(yu) 弟子或當時的政治家、學者們(men) 的對話，平易親(qin) 切，恬淡中寓意深長。

《論語》不是一整套思想體(ti) 係或倫(lun) 理教條，多半是師生共同討論、體(ti) 驗天道、人事的真實記錄。《論語》是儒家經典之一，東(dong) 漢時列為(wei) 經部。《論語》在漢至唐代是婦女、學童的啟蒙讀本。《論語》是我國第一重要的書(shu) ，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立身行世的教科書(shu) 。

《大學》是《禮記》（小戴記）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作者已無可考，很有可能出於(yu) 孔門曾子（曾參）及其弟子。唐代韓愈《原道》引用了《大學》，李翱開始闡發《大學》的“格物致知”論。宋以前沒有單篇別行之本，宋仁宗於(yu) 天聖八年（1030年）曾將單行本賜新第進士王拱宸等。司馬光著《中庸大學廣義(yi) 》一卷，《學》《庸》並稱別出。程顥、程頤兄弟表章《學》《庸》《語》《孟》，合稱“四書(shu) ”，以此作為(wei) 上達六經的法門，又稱《大學》為(wei) “初學入德之門”。

據程朱的解釋，古代王公貴族至普通庶民的俊秀子弟，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小學學習(xi) 待人接物之禮，大學則學習(xi) 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學》之理兼通內(nei) 外，內(nei) 則詳說修身的步騾，外則講明做人的規模，是初學者的入門書(shu) 。先學《大學》，以明學習(xi) 的次序，其要點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修養(yang) 工夫。格物的重心在即物窮理，誠意的重心在毋自欺、慎其獨。《大學》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隻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才知人性之善。

《中庸》是《禮記》（小戴記）中的第三十一篇，但單篇別出，由來已久。《中庸》為(wei) 孔子之孫子思所作，其文句雖在漢代有人增刪，然其思想是子思的則毫無疑間。班固《漢書(shu) •藝文誌》載有《中庸說》兩(liang) 篇，以後受到曆代朝野的重視。唐代李翱的《複性書(shu) 》，最早發掘《中庸》的性命之學的價(jia) 值。宋儒周敦頤等進一步闡發了《中庸》的形上學與(yu) 心性論。邢昺向真宗陳述《中庸》大義(yi) ，為(wei) 真宗采納。仁宗以《中庸》賜進士，範仲淹授《中庸》於(yu) 張載，啟導張載入聖人之室。二程夫子表章《中庸》，與(yu) 《學》、《論》、《孟》並行。程頤認為(wei) 此篇乃孔門傳(chuan) 授心法，始言一理，中散為(wei) 萬(wan) 事，末複為(wei) 一理。

《中庸》重在揭示人心、道心的區別，人心生於(yu) 形氣之私，道心源於(yu) 性命之正。該書(shu) 講天命、率性，即是講道心，所謂“擇善固執”的，即“惟精惟一”之道；所謂“君子時中”，即是執中的意思；所謂“率性”，隻是循天理而已。

《孟子》一書(shu) 主要是孟子自著，或者是其高弟記錄孟子言行，孟子晚年加以整理而成。《孟子》七篇有漢代趙岐的《孟子章句》。《漢書(shu) •藝文誌》雖將《孟子》放在諸子類，但在漢代人的心目中，卻把它看為(wei) 輔翼“經書(shu) ”的“傳(chuan) ”。漢文帝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各置博士，便叫“傳(chuan) 記博士”。趙岐尊孟子為(wei) 亞(ya) 聖，把《論》《孟》並列，王充也把《孟子》看為(wei) “傳(chuan) ”。中唐以後韓愈的《原道》提出儒家道統說。五代後蜀主孟昶將包括《孟子》在內(nei) 的十一經刻石，宋太宗又加以翻刻。自此《孟子》列入經書(shu) 。北宋第一流的學者與(yu) 政治家孫複、石介、歐陽修、王安石等，響應韓愈的道統說，尊崇孟子，重振儒學的工作遂為(wei) 士子所認同。到二程時，已將《論》《孟》並提，地位已淩駕於(yu) 六經之上。

《孟子》一書(shu) ，隻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yang) 性，收其放心。韓愈說：“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yu) 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chuan) 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說：“《孟子》有功於(yu) 聖門，不可勝言。仲尼隻說一個(ge) 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yi) 。仲尼隻說一個(ge) 誌，孟子便說許多養(yang) 氣出來。”（以上韓、程的話，俱見《孟子序說》，見朱熹：《四書(shu) 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3年版，第198-199頁。）

自宋代（特別是南宋）以來，“四書(shu) ”地位大大提高。元至清代，“四書(shu) ”成為(wei) 科舉(ju) 考試的內(nei) 容，成為(wei) 士子必讀的書(shu) 。

我們(men) 認為(wei) ，原來分別刊行的《論語》、《孟子》與(yu) 《禮記》中的《大學》、《中庸》之所以慢慢結集成為(wei) “四書(shu) ”，有文化的原因與(yu) 社會(hui) 的原因。

先說文化的原因：麵對佛學、道教的挑戰而重建中華文化的精神內(nei) 核，是“四書(shu) ”形成的文化原因。經過曆史上的外在的排佛和形式的模仿，至宋代，士人開始積極地內(nei) 在地吸收、消化、揚棄佛學，也吸收本土的道教，重建適合於(yu) 中國大群人生的精神係統，包括哲學的宇宙觀、形上學、心性論。宋代真正實現了儒釋道三教的融合，特別是以曆史實踐證明最適合中國社會(hui) 的儒家思想為(wei) 主體(ti) 的融合。宋元明清是“道學”或“理學”作為(wei) 精神世界的時期（清代亦不例外）。其興(xing) 起，正是中國知識人麵臨(lin) 政治、民族危機，特別是外來文化思想的嚴(yan) 重挑戰而產(chan) 生的一種“文化自覺”。

自唐韓愈開始，至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直到南宋朱子，可以說是數代知識人重塑中國人的終極信念與(yu) 價(jia) 值係統，從(cong) 高的層次與(yu) 水平上回歸中國人的精神源頭，即回歸“六經”、《語》《孟》、周公、孔子的過程。朱子與(yu) 同時代的學者（呂祖謙、陸氏兄弟、陳葉功利派等）間的辯論，朱子之後的陽明學及明代的心學、氣學諸論，乃至明末清初大儒的反省等，盡管異彩紛呈，創見疊出，派係繁複，爭(zheng) 論不休，然合而觀之，其所同大於(yu) 所異，深論細節千差萬(wan) 別，而總體(ti) 上或先立乎其大者，卻莫不仍舊環繞著一個(ge) 中心而展開的，這個(ge) 中心就是對佛道二教作內(nei) 在性的批評、揚棄、消化，重建中國人自己的宇宙論與(yu) 本體(ti) 論，解決(jue) 中國人的精神歸宿問題（信念、信仰、終極性等等）及超越追求與(yu) 現實關(guan) 懷的關(guan) 係問題。宋明理學（道學）重建了宇宙論、本體(ti) 論和心性修養(yang) 論，重建了道德形上學的體(ti) 係。這一時期的哲學在中國哲學史上的最大貢獻是抽象程度很高，不僅(jin) 討論宇宙自然的發生與(yu) 發展，而且進一步討論天地萬(wan) 物的根據、本原和普遍規律等形而上的問題，包括人的終極關(guan) 懷的問題。

再說社會(hui) 的原因：唐代以後中國社會(hui) 的轉型，是“四書(shu) ”形成的社會(hui) 原因。宋代與(yu) 唐代及以前時代的區別，在於(yu) 宋代開始了平民化的過程，傳(chuan) 統社會(hui) 貴族與(yu) 庶民的二元對立的結構開始解體(ti) 。宋代的經濟水平、城市規模與(yu) 文化繁榮的程度，都是當時在地球其它地域生存的民族所無法企及的。那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觀！二元對立的社會(hui) 結構解體(ti) 之後的平民化的社會(hui) ，需要凝聚中華各民族，特別是平民所能接受的精神性的、蘊含社會(hui) 理想、做人之道與(yu) 終極信仰的文本或經典。於(yu) 是，唐代及此前上層社會(hui) 人士誦習(xi) 的“五經”，逐步讓位於(yu) 平民誦習(xi) 的“四書(shu) ”。這個(ge) 過程比較漫長。“四書(shu) ”當然不可能取代“五經”，宋代以後，士子有關(guan) “五經”乃至“十三經”的研究仍然代不乏人，頗多創構，然而從(cong) 整個(ge) 社會(hui) 文化來看，“四書(shu) ”成為(wei) 家傳(chuan) 戶誦之學，成為(wei) 朝野、城鄉(xiang) 文化的主流。

“四書(shu) ”與(yu) “四書(shu) 學”是因社會(hui) 民間的需要應運而生的，是文化下移的產(chan) 物。孔子是中國知識人第一次文化下移工作的代表，把王官之學下移民間，開創私學，刪修“六經”，在士子中開啟經典整理與(yu) 詮釋的傳(chuan) 統。朱子是中國知識人第二次文化下移工作的代表，講學民間，注釋“四書(shu) ”，在社會(hui) 大群中開啟“四書(shu) ”的新傳(chuan) 統。假借今天的話來說，點擊率高的關(guan) 鍵詞，宋以前是“周孔”（或“孔顏”）與(yu) “五經”，宋以後則是“孔孟”與(yu) “四書(shu) ”。這也是錢賓四先生說過的。北宋確有擴大經學範圍和重新注釋經書(shu) 的文化運動，於(yu) 是有了“四書(shu) ”的形成與(yu) 流行。

三、朱子的詮釋

朱子窮其一生為(wei) 《大學》《中庸》作章句，為(wei) 《論語》、《孟子》作集注，用功甚勤，修改不輟，四十餘(yu) 年間，“改猶未了”，直到臨(lin) 終前三日還在修改《大學·誠意章》，真是做到了“畢力鑽研，死而後已”。

2003年上半年我在日本關(guan) 西大學訪學。5月27日，我與(yu) 內(nei) 子曾到大阪市立美術館參觀流失海外的中國書(shu) 法展覽，乃美國、日本收藏的書(shu) 法精品，有一些是我在北一京、台北兩(liang) 故宮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館都未曾見到的珍品，如王右軍(jun) 的行穰帖等。有一件珍品尤其使我流連忘返，那就是京都國立博物館藏朱子行書(shu) 《論語集注》殘稿，是一位日本人1914年在北京文物市場上購買(mai) 到的。展出的是《顏淵篇》部分，寫(xie) 於(yu) 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我與(yu) 內(nei) 子在這一珍貴文物前佇(zhu) 立良久。全部展覽看完後，我們(men) 又回過頭來再次行注目禮。此次展出的朱子的墨寶，還有東(dong) 京國家博物館藏的朱子草書(shu) 尺牘（3件合）等。

朱子《四書(shu) 章句集注》的特點是，以洗煉的文字，逐句解釋“四書(shu) ”之難點、要點，先注音，再釋典故、人物，包括難字難句，再解釋其義(yi) 理。應該說，朱子仍是以訓詁為(wei) 主，以疏通文字為(wei) 主。《四書(shu) 章句集注》有關(guan) 義(yi) 理的解釋也不全然是宋代理學家的看法，他首先還是講通行的看法，就先秦儒學的基本知識與(yu) 道德義(yi) 理加以闡發，特別疑難處，遇到一些範疇與(yu) 關(guan) 鍵詞，遇到一些與(yu) 漢至唐代儒家不同的看法，遇到特別方便發揮宋儒的觀點處，他或引用二程及其學生或他人的看法，或自己直截加以解釋。在引用了前人或當時人的看法後，如不需再說則不說，如需要加以抉擇判斷處，則加“愚按”、“愚謂”予以判定，或者留有餘(yu) 地。在章節之末，以“此一節”、“此章言”、“此言”雲(yun) 雲(yun) ，加以總結。需提醒讀者注意上下文相互關(guan) 聯處，也特別加以說明。除哲學名詞和特別便於(yu) 發揮處的義(yi) 理是宋人的或朱子個(ge) 人的理解外，一般說來，全書(shu) 注釋大體(ti) 上是公共性的知識，故這是非常精要、深刻的，難以替代的“四書(shu) ”教材。朱子的學生李性傳(chuan) 說本書(shu) “訓釋最精”，是非常確當的。當然，清代、近世有了其它的訓釋“四書(shu) ”的著作，如焦循的《孟子正義(yi) 》、劉寶楠、劉恭冕父子的《論語正義(yi) 》、程樹德的《論語集釋》、楊樹達的《論語疏證》等，在訓詁上更加完備、準確，但仍然無法代替朱子的這部著作。讀者不妨參讀。朱子的這部著作無疑是宋代人“四書(shu) ”學的集大成者，朱子把“四書(shu) ”體(ti) 係化了。

四、如何讀《四書(shu) 》

儒學、“四書(shu) 學”都越出了我國的疆域，是整個(ge) 東(dong) 亞(ya) 的精神文明。朱子的本書(shu) 在元仁宗元祐時期欽定為(wei) 科舉(ju) 考試的主要教材之後，在朝野有了更為(wei) 廣泛的流傳(chuan) ，影響更大。當然，一旦被欽定為(wei) 官方哲學，成為(wei) 士子登庸利祿的工具，越到後期傳(chuan) 統社會(hui) ，則越來越被僵化，削弱了原本活潑、清新、創進、健康的精神資源的價(jia) 值。

朱子的《四書(shu) 章句集注》不僅(jin) 是影響我國的最深遠的著作，也是影響東(dong) 亞(ya) 的最深遠的著作。本書(shu) 傳(chuan) 到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和越南之後，當地的儒學專(zhuan) 家有了多少不同於(yu) 中國內(nei) 地的發展，賦予了富有本土意味的創新意義(yi) ，在學界有很多深入的探討，在民間也有廣泛的影響。東(dong) 亞(ya) 儒學的四書(shu) 詮釋有非常複雜多樣的、生動豐(feng) 富的傳(chuan) 統。

現在對古代經典的詮釋，有一些低俗化的傾(qing) 向，對於(yu) 民間文化來說，淺一點是正常的，但一定要提升受眾(zhong) 的水平，努力把“戲說”、“俗講”引導為(wei) “正講”。

“四書(shu) 學”在今天仍有勃興(xing) 之勢。從(cong) 近二三十年來我與(yu) 同仁在學校、社團、企業(ye) 、媒體(ti) 、地方圖書(shu) 館等處講授“四書(shu) ”的情況來看，深感民眾(zhong) 迫切需要，又特別歡迎，他們(men) 對“四書(shu) ”有一種親(qin) 合力，而且能從(cong) 生命的體(ti) 驗中，從(cong) 生活的實踐中加以理解。我相信，“四書(shu) ”仍是現代中國人最好的精神糧食！

最後，關(guan) 於(yu) “四書(shu) ”的讀法，朱熹說：“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朱子語類》卷第十四）有人說，為(wei) 什麽(me) 一定要按朱子的步驟呢？我們(men) 當然可以各行其是，不過，朱子的讀法符合循序漸進、由淺入深的原則。

我們(men) 學習(xi) “四書(shu) ”，首先要疏通文句，讀懂弄通每一字、詞、句、段的本來意思。這還是要從(cong) 文字、音韻、訓詁入手，借助於(yu) 相對準確的注疏、解釋，把握原文、原意。

我們(men) 學習(xi) “四書(shu) ”，根本上是學習(xi) 如何做人做事，一定要聯係實際，知行合一，修身養(yang) 性，完善自我。如程子說：“今人不會(hui) 讀書(shu) 。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隻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見朱熹：《四書(shu) 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3年版，第44頁。）我們(men) 不是為(wei) 讀書(shu) 而讀書(shu) ，為(wei) 讀經典而讀經典，讀經典一定要與(yu) 自己的身心修養(yang) ，與(yu) 我們(men) 的生活實踐聯係、貫通起來，變化氣質，改過遷善，嚴(yan) 於(yu) 律己，誠心為(wei) 民。程子說，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的發問當做自己的提問，把聖人的回答，視作今日耳聞，自然會(hui) 有所得。假如孔孟複生，不過以此教人。如若我們(men) 能把“四書(shu) ”中的話，深切求索，反複體(ti) 會(hui) ，再三玩味，定能涵養(yang) 自我，提升境界，做好本職工作，服務大眾(zhong) 。這樣，就能做一個(ge) 有尊嚴(yan) 的人，做一個(ge) 君子，改變自己，改變世界。

所以，“四書(shu) ”要用心去讀，以生命對生命，以真誠對真誠。古代聖賢指點人，不是權威說教，而是啟發學生或讀者自己去領會(hui) 。儒學是生命的學問，要體(ti) 驗、實踐，身心合一。學習(xi) 這些典籍要身體(ti) 力行，學以致用，不能所學與(yu) 所行脫節。《四書(shu) 章句集注》這部書(shu) ，我不知讀過多少遍，教過多少遍了，反複誦讀，每一次都有新的體(ti) 驗與(yu) 收獲。

總之，“四書(shu) ”是中國人的基本信念、信仰，是中國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家傳(chuan) 戶誦之學，哪怕是鄉(xiang) 間不識字的勞動者，也是自覺實踐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愛”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格言，一直到今天，不僅(jin) 是中國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類文明中光輝、寶貴的精神財富。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