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有高低之分、優劣之別。儒佛道及自由主義四家都很高，各有優點，其中儒家又是最高最優秀的，其餘三家與儒家相比，各有不足和弊端。
    
    
    簡言之，自由主義及科學具有儒家外王學的局部功能，有助於齊家治國，但心性、道德屬性缺乏，知器而不知道，知人而不知天，知用而不知體；佛道兩家正好相反，具有儒家內聖學的部分功能，也能夠明心見性，但政治、社會屬性不足。
    
    
    易言之，自由主義可以在上對罪惡進行一定的製度限製，但不足以讓人成德成聖；佛道兩家可以導人向善，但作為出世法，在止人為惡方麵缺乏製度考慮和追求（佛教戒律限於個體層麵）。
    
    
    唯儒家既是道學又是“器學”（包括政治學、製度學及科學），心性、道德屬性與政治、社會屬性兼具，精神文明道德教化與政治文明製度建設並重。儒家可謂全體大用：所證悟的心性不夠圓滿，所發揮的作用最為廣大，“化成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此之謂也。泛而言之，儒家文化兼具倫理性、教育性、政治性、社會性、宗教性、科學性等等，概乎言之，內聖外王。
    
    
    格致誠正為內聖，修齊治平為外王，聖王不二。另外，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為之器，道器不二；天理為天人欲為人，良知心為天肉體身意識心為人，天人不二；致良知為體，致良知製與致良器為用，體用不二；“性與天道”為本體，宇宙萬物為現象，本體現象不二……
    
    
    因為體用不二，體全才能用大，用大才能體全。自由主義不知體，其用有局限，不足以“為萬世開太平”；佛道兩家不重用，其體欠圓滿，不足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因此它們都隻能作為儒家的輔助性係統。佛道兩家本來就是儒家的道德輔統，今不妨增自由主義為政治輔統。
    
    
    二
    
    
    儒家既“萬法歸一”（一指本體，萬法指現象），又“一歸萬法”，如熊十力所言“於一一物而皆見為乾元”。而佛教認證的“一”是“無為”、“無生”的，故隻能“萬法歸一”，不可能象儒家那樣講“一歸萬法”---這是佛教與儒家最大的區別。熊師在《摧惑顯宗記》裏指出：
    
    
    “乾元遍為萬物實體，即於一一物而皆見為乾元，是故於器而見道，於氣而顯理，於物而知神，於形下而識形上，於形色而睹天性，於相對而證入絕對，於小己而透悟大我，於肉體而悟為神帝。徹乎此者，不獨無生死海可厭離，實乃於人間世而顯天德。人生日新盛德，富有大業，一皆天德之行健不息也。範圍天地之化，裁成天地之道。曲成萬物，輔相萬物，極乎天地鹹位，萬物並育，一皆天德之行健不息也。人稟天德以成人能，即於人道實現天德，天人本不二，非可求天道於人道之外也。”（《十力語要初續》）
    
    
    熊師又說：“孟子‘形色天性也’一語，直含佛氏《大般若》無量甚深微妙義，有其長處而無其流弊。《般若》破相顯性，何如不破相而於相顯性？破之固以遮執，而亦易於耽空，且有性相不得融一之過，故孟子語更妙也。誠知形色即天性，即於世間直證為天性流行，豈複有世間相乎？於一一物象或器界直認為天性顯現，豈複有物象或器界相乎？於小己直證入天性，豈複有小已相乎？孟子即相顯性，則不待破相而相縛已無。”雲雲。
    
    
    這兩段話說明了儒佛兩家根本性的差別。道家亦同樣有重體遺用之弊（還有重道輕德乃至反德傾向），茲不詳論。
    
    
    三
    
    
    佛教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儒家說：我不援天下誰援天下？仁愛無局限而有差等。身為人類，救度眾生，當從人類開始。可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不可以割肉喂鷹以身飼虎。
    
    
    救度人類，文化道德的教化與政治製度的文明缺一不可。雙管齊下，效果才好。以道統統領政統學統，以政統學統來貫徹、落實道統，相得益彰。孟子“持誌、集義、養氣”，誌，包括政治在誌，義涵蓋社會正義，其浩然之氣，體現於社會政治的方方麵麵。
    
    
    佛道不關注政治社會等問題，或者隻從心性層麵去解決政治社會等問題，雖然強調六度萬行，說“挑水砍柴無非菩提”，但一碰到政治和製度就疏離了，不“菩提”了。（當然，這是佛道兩家對道體的認證所決定的，所謂道虛佛寂。這也是出世法的特點。）
    
    
    確實，道德是第一性的，相比而言政治和製度都是第二性輔助性的“東西”，如果“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人人都成聖賢佛菩薩了，政治和製度怎麽樣，原無所謂。問題在於人類習性深重，很容易敗壞腐爛，惡習很容易泛濫成災，在相當漫長的曆史時間段內，離不開好政治的引導和好製度的約束。
    
    
    道德必須落實到政治和製度中去，成為仁政德治、善製良法。同時，致良製的追求，也是致良知的重要法門和功夫。易言之，成聖離不開外王追求（能否成功是另一回事），外王離不開政治努力。這也是儒家不同於佛道兩家的“要害之處”。
    
    
    內聖為自治、自立、立命之學，外王為治人、立人、立製之學，內聖外王相輔相成，合則圓滿，離則兩傷。自由主義不能安身立命，“致用”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佛道經世致用不足，“安身”的程度就受到影響。唯我儒家外王為用，足以經世致用，內聖為體，可供安身立命。
    
    
    
    四
    
    
    安身立命，這四個字大有深意。人之良知，天之所命，安身立命，就是致良知，樹立良知，也就掌握了人生和命運的主動權，獲得了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大自由。
    
    
    這裏的“安身”，其實是“安心”。身有兩種，一為肉身，一為“法身”，即道體、性體和心體，即良知，即《了凡四訓》中所說的“義理之身”。古之學者為己，不是為了肉身的享受和榮耀，而是為了良知的偉大、“法身”的光明。
    
    
    很多人生活好，事業成功，社會地位高，肉身不能說不安定、不安全、不安樂，但其心不安，就是沒有找到安身立命之地。
    
    
    孟子說居仁由義，仁宅義路，安身立命就是住進了仁宅、走上了義路。這樣的人任何時候都是安定、安穩、安全、安樂的。顏之推曰：有學術者觸地而安。意謂得道之人無論什麽地方、什麽環境都能隨遇而安。這裏的學術，指的是孔孟之道的“道術”。孔子說仁者無憂，孟子說“不淫不移不屈”，根本原因就在這裏。朝聞道夕死可矣，了生脫死，超越生死，還有什麽值得憂慮和動搖的呢。
    
    
    “安心”了，就可以做到“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理，定其心應天下之變。”（唐-施肩吾）。明陳繼儒說：“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群行群止看識見。”這樣的人自然有擔當有襟度有涵養有識見，這才是大富貴人。
    
    
    富貴有兩種，一為“人爵”屬於，一為“天爵”。住進豪宅，享受的是外在的富貴，住進仁宅，則是享有內在的富貴。古人雲：“貧莫貧於不聞道，賤莫賤於不知恥。富莫富於蓄道德，貴莫貴於為聖賢，”道德蓄到高處，就成聖賢，聖賢就是仁宅的主人，大富大貴；不聞道者為小人，貧民也，不知恥者為惡人，賤人也。小人惡人，無論物質生活多好、社會地位多高，在儒家眼裏，都屬於無家可歸的流浪者。
    
    
    201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