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原史”到“舊史”——《史微》與(yu) 《經學抉原》之比較研究

作者：曾海軍(jun)

來源：《哲學動態》2021年第4期

摘要：作為(wei) 經學“前史”的兩(liang) 部代表性著作，《史微》與(yu) 《經學抉原》在經史關(guan) 係、經子關(guan) 係、今古文傳(chuan) 統與(yu) 寫(xie) 作風格等方麵存在諸多差異。具體(ti) 而言，在經史關(guan) 係上，張爾田提出“原史”“六藝皆史”，主張經史一係；蒙文通則提出“舊史”，主張經史異途。在經子關(guan) 係上，張爾田將子學混入經學前史，視百家為(wei) “先王經世之術”；蒙文通則通過劃清經史關(guan) 係，讓子學平行於(yu) 經學，再用經學整合子學。在今古文經學傳(chuan) 統上，張爾田兼采古今，以今古文的傳(chuan) 統史學語境敘述經學；蒙文通則突破了今古文的學術視野，對經學展開現代研究。《史微》與(yu) 《經學抉原》彰顯出經學寫(xie) 作中傳(chuan) 統與(yu) 現代兩(liang) 種不同的學術形態，但經學的敘事價(jia) 值並不能簡單以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二分的標尺去衡量和區分，而是呈現出複雜微妙的局麵。

關(guan) 鍵詞：經學“前史”；經史關(guan) 係；經子關(guan) 係；經學敘事；今古文；

對經學產(chan) 生的曆史過程的敘述，無疑是經學史寫(xie) 作首先麵臨(lin) 的問題。經學既然有其曆史，當然也有其前史。然而，作為(wei) 經學史現代寫(xie) 作的開創者，皮錫瑞對孔子開辟經學的敘述卻有著某種反曆史的風格。在其經學敘事中，經學自產(chan) 生之後有著漫長的曆史過程，但經學產(chan) 生本身反無曆史可言，《經學曆史》正是在這種吊詭中展開的。與(yu) 之不同，張爾田尤為(wei) 關(guan) 注經學“前史”的部分，他以“原史”的名義(yi) 致力於(yu) 寫(xie) 作經學產(chan) 生的曆史，且有意延續了傳(chuan) 統經學的寫(xie) 作風格。因此，其《史微》呈現出對《經學曆史》的自覺的反動。蒙文通的《經學抉原》則以“舊史”為(wei) 名，運用現代學術的研究方法做“原經”工作。從(cong) “原史”到“舊史”，《史微》與(yu) 《經學抉原》對“前史”的研究風格迥異，彰顯出傳(chuan) 統敘述與(yu) 現代研究之間的巨大張力，富有比較研究的價(jia) 值。

一 兩(liang) 種不同的“前史”

對經學前史的研究，首先涉及史觀的問題。《史微》首篇名為(wei) “原史”，張爾田說：“中國文明開自黃帝，黃帝正名百物，始立百官，官各有史，史世其職，以貳於(yu) 太史。”【1】此話淵源有自，劉知幾主張“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cang) 頡、沮誦實居其職”，“史官之作，肇自黃帝”。【2】他將曆史上溯黃帝，並指出“案《周官》《禮記》，有太史、小史、內(nei) 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而“太史掌國之六典”。【3】章學誠進一步提出“六經皆史也”，“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張爾田沿襲了前人的理路，主張“太史者，天子之史也”，“六藝皆史也”，“是為(wei) 六藝，皆古帝王經世之大法，太史守之以垂訓後王”。1由此可見，張爾田“原史”的思想脈絡清晰可見，屬於(yu) 典型的傳(chuan) 統史觀。除“原史”之外，《史微》的各章目多以“原”字冠之，如“原藝”“原緯”，更有“原道”“原墨”“原法”“原名”等諸子之“原”。張爾田自稱《史微》是“為(wei) 考鏡六藝諸子學術流別而作”【4】，實際是“原”六藝諸子為(wei) “史”的工作。與(yu) 《史微》同屬“原”經之前史的著作，蒙文通的《經學抉原》稱“抉原”，更凸顯了究原之義(yi) 。此外，《經學抉原》也以“舊史”開篇，更顯示出兩(liang) 部著作的相似性。

不過，兩(liang) 者也存在諸多差異。就古史觀而言，張爾田秉持“中國文明開自黃帝”的唐虞三代敘述模式，代表了傳(chuan) 統的“一元”古史觀；而蒙文通的古史三係說則是多元古史觀的典型代表。在《舊史》章中，蒙文通指出：“是周季之學，類別有三：舊史為(wei) 一係，魯人六藝為(wei) 一係，諸子百家為(wei) 一係。”【5】他在《古史甄微》中又提出了江漢民族、河洛民族和海岱民族的三係說。另外，張爾田多據“三禮”、《尚書(shu) 》及《春秋》三傳(chuan) 等經書(shu) 作傳(chuan) 統史觀的敘說；蒙文通則遍采群書(shu) ，敘述列國之史，由三代圖史到齊人之史、楚人之史、三晉之史、魯人之史、杞宋之史等列國之史逐一落實，其學無疑代表了現代史學的勝場。

其實，蒙文通所論“舊史”與(yu) 張爾田所說“原史”在源頭處差異並不大，但其研究結論與(yu) 傳(chuan) 統史觀相比，可謂極具顛覆性。蒙文通認為(wei) ，由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shu) ，經“三代迭興(xing) ，圖史不墜”，而後“列國又各有舊法世傳(chuan) 之史，至秦而夷滅盡矣”。【5】在他看來，三代圖史到列國之史自成一係，並終結於(yu) 秦始皇的焚書(shu) ，在流域上與(yu) 魯人六藝並無重疊，這就徹底否定了張爾田“六藝皆史”的“原史”工作。對比而言，張爾田的“原史”是將六藝溯源於(yu) 太史所掌“古帝王經世之大法”，主張太史所掌為(wei) 源，孔子所訂為(wei) 流，源流一脈，經史一係。蒙文通則指出，源自三皇五帝之書(shu) 經過列國史的流變，因終結於(yu) 秦而成為(wei) “舊史”，故與(yu) 孔子所定六藝別為(wei) 一係，經史異途，猶如“涇清渭濁之不可混”【6】。實際上，孔子所定之六藝與(yu) “舊史”不可能全無關(guan) 係，如何拿捏其中的幹係變得至關(guan) 重要。若以源流論，則很容易淪為(wei) 張爾田的“六藝皆史”；但若為(wei) 擺脫源流一脈的魔咒，如皮錫瑞以“截斷眾(zhong) 流”的方式敘說六經“斷自孔子”，卻又容易陷入主觀武斷的泥潭中。因此，在同一源流中如何截斷，這是一個(ge) 重要的問題。或許抽刀斷水水更流，比如康有為(wei) 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書(shu) 寫(xie) 《新學偽(wei) 經考》，剝離古文經學的史學傳(chuan) 統，這是對皮錫瑞“截斷眾(zhong) 流”邏輯的極端推演，終至疑古思潮將瓦解的矛頭指向自身。

與(yu) 皮錫瑞的截斷眾(zhong) 流、張爾田的源流一脈的處理方式截然不同，蒙文通最具特識之處是辨析孔子定六藝，讓六藝歸六藝、舊史歸舊史。他指出：“未定之六籍，亦猶齊楚舊法世傳(chuan) 之史耳，巫史優(you) 為(wei) 之；刪定之書(shu) ，則大義(yi) 微言，燦然明備，唯七十子之徒、鄒魯之士、擼紳先生能言之。”【7】他明確將“刪定之書(shu) ”區別於(yu) “未定之六籍”。其後蒙文通又主張“孔子固據魯以述文，亦變魯以協道”，將“變魯”之後與(yu) “魯之舊”分而為(wei) 二，不再采用據魯為(wei) 前、變魯為(wei) 後的一係模式。關(guan) 於(yu) “據魯以述文”，蒙文通指出，“古列國之史，國各不同”，然而孔子所據之魯並非隻是列國之一，而是周道“固不在周而在魯”。【7】在他看來，不僅(jin) 周道，夏、殷之禮也皆“不在杞、宋而在孔子”【7】，孔子無疑是集大成者。至於(yu) “變魯以協道”，蒙文通寫(xie) 道：“史遷書(shu) 嚐稱：‘十歲則誦古文'，‘不離古文者近是'，‘至秦撥去古文'，凡遷、固書(shu) 言古文，皆謂舊書(shu) 之意耳。若史遷又稱孔氏古文者，正以示別於(yu) 舊法世傳(chuan) 之史、九流百氏之說，而表見其孔氏一家之學也。”7康有為(wei) 曾列《史記》“古文八條”皆為(wei) 劉歆偽(wei) 竄之文【8】，蒙文通則指出這正是孔子變魯刪定之文，認為(wei) 它們(men) 作為(wei) 孔子協道之六藝古文，全然有別於(yu) “舊法世傳(chuan) 之史”。

章學誠稱“三代之隆，學出於(yu) 一”，屢言其時“官師合一”，至孔子時則“官師既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shu) 立說”，並確立了學術史“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zheng) 鳴”的敘說方式。【9】張爾田與(yu) 章學誠一脈相承，提出“自孔子以上，諸子未分以前，學術政教皆聚於(yu) 官守”，其後“周之東(dong) 遷，天子失官，百家始分，諸子之言紛然淆亂(luan) ”。【10】張爾田所言“官”即章學誠所謂與(yu) 師合一之“官”，其說既有《漢書(shu) ·藝文誌》中的“儒家者流，蓋出於(yu) 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yu) 史官”等王官論，又有劉知幾所論“史官之作，肇自黃帝……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11】相較於(yu) 以百家爭(zheng) 鳴表征學術繁榮的現代敘說，這一傳(chuan) 統史學的話語脈絡清晰，顯得更為(wei) 可靠。不過，傳(chuan) 統並不能依靠自身確保其正當性，傳(chuan) 統史學內(nei) 在的邏輯如果推演過當，就會(hui) 出現問題。章學誠的“官師合一”論就像個(ge) 臨(lin) 界點，此後學者論述史官文化走上自我膨脹的不歸路，仿佛後世華夏文明皆由其所塑造。

蒙文通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他明確主張“諸侯史記，國各不同，三代圖法，散存其間，則周世之實有前代文物，固足驗也。孟子稱：‘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此謂衰周之異端百家學也。又稱‘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邪說暴行又作，紂之身天下大亂(luan) '。此謂夏、商之異端百家也。又足見處士橫議之言，三代皆有，其書(shu) 後世猶或可尋，又不獨大史圖法之僅(jin) 存也”【7】。在蒙文通看來，“處士橫議”並非官師分離的結果，而是“三代皆有”的，若謂三代自有其正統之學則可，但若謂“學出於(yu) 一”而絕無百家之學則非。由是，“官師合一”論不攻自破，史官文化僅(jin) 為(wei) 其中一係且已是“舊史”，百家之學是獨立的另一係。

二 諸子學的不同定位

敘說經學前史就不能不論及百家之學，此為(wei) 《史微》與(yu) 《經學抉原》可資比較的另一個(ge) 角度。在現代學術研究中，與(yu) 經學的沒落相比，史學與(yu) 子學的地位飆升令人瞠目。論其緣由，借力西學固然已成常識，但傳(chuan) 統自身的邏輯亦不容小覷。張爾田的“原史”工作延續章學誠的“官師合一”論，導致史學彌漫在整個(ge) 華夏文明中揮之不去，其後才有蒙文通論說“舊史”的廓清之功。史學的發展與(yu) 子學的變化同時進行，而對子學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傳(chuan) 統史學內(nei) 在邏輯推演的失當之處。

張爾田一方麵上承《漢書(shu) ·藝文誌》“諸子出於(yu) 王官論”之說，詳列百家諸子之源於(yu) 不同王官；另一方麵又發揮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認為(wei) “自孔子以上，諸子未分以前，學術政教皆聚於(yu) 官守，一言以蔽之，曰史而已矣”。【12】粗略看來，張爾田隻是分頭敘述《漢書(shu) ·藝文誌》和章學誠的意思，但當兩(liang) 者合在一起時，卻分明多出一個(ge) 他自己的意思：“是故由前而觀，六藝皆王者之史，根據於(yu) 道家；由後而觀，六藝為(wei) 孔氏之經，折衷於(yu) 儒家。”【12】所謂“根據於(yu) 道家”從(cong) 何而來?在《漢書(shu) ·藝文誌》“諸子出於(yu) 王官論”中，原有道家出於(yu) 史官一說，但史官僅(jin) 為(wei) 王官之一。根據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六藝作為(wei) 先王經世之書(shu) ，自黃帝初立史官，後世分為(wei) 左、右二史，“降及周代，政教漸繁，史遂有五”【12】。張爾田將兩(liang) 者一結合，就變成“百家學術可一言以蔽之，曰原於(yu) 百官之史而已”【12】。實際上，《漢書(shu) ·藝文誌》中所說的王官並不止史官一種，但後世史家僅(jin) 發揮史官的建製，諸種王官皆得不到落實。這種由諸子出於(yu) 王官到百家原於(yu) 史官的轉變，並非偶然。劉知幾雲(yun) ：“太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困之誌，內(nei) 史掌書(shu) 王命，外史掌書(shu) 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13】經由他的敘說，六藝與(yu) 諸子的前史同為(wei) 百官之史，兩(liang) 者都是天子失官之後的產(chan) 物。不同的是，六藝經由孔子之手，故得以確立為(wei) 萬(wan) 世之教；諸子則不過是“王道既微，官失其守，流而為(wei) 百家，而後諸子之言始紛然淆亂(luan) 矣”【12】。在張爾田看來，道家原本出於(yu) 史官，兩(liang) 者的綰合必有一個(ge) 邏輯環節，即“史官之大宗獨降為(wei) 道家”，道家地位的上升就是邏輯的必然，“根據於(yu) 道家”即由此而來。12可見，張爾田所論經學前史實是一種歸本於(yu) 道家的前史。自章學誠的“官師合一”論之後，傳(chuan) 統史學走到這一步有著自身的邏輯理路，此風一開，其後各種道家與(yu) 史官之論甚囂塵上。

令人困惑的是，張爾田一麵延續章學誠所言諸子“紛然淆亂(luan) ”之說，一麵又聲稱“六藝者，先王經世之跡也；百家者，先王經世之術也”。【12】既然六藝是先王之跡，百家是先王之術，百家分明不輸六藝，又怎會(hui) 紛然淆亂(luan) 呢?細繹個(ge) 中緣由，張爾田接續“紛然淆亂(luan) ”說的同時，又特別表彰道家的特殊性，進而對百家諸子做整體(ti) 性的重新定位，由此導致其理論不自洽。具體(ti) 而言，張爾田將百家稱作“先王經世之術”，顯然來自《漢書(shu) ·藝文誌》論道家“此君人南麵之術也”。為(wei) 了將百家統一為(wei) “先王經世之術”，他稱“道家古太史之術，墨家古祝史之術……雜家者，宰相論道經邦之術”【12】，而“儒家者，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之術也”【12】，“道家君人南麵之內(nei) 術，而法家則君人南麵之外術也”【12】，等等。百家作為(wei) 先王經世之術是道家作為(wei) 君人南麵之術的拓展，可以說，百家地位的整體(ti) 性遷升實受惠於(yu) 道家。反過來，百家所代表的經世之術也襯托出道家的優(you) 越性。因為(wei) 道家以“昔者黃帝既執道以濟天下矣，知道為(wei) 君人之要術”【12】為(wei) 發端，從(cong) 一開始就占據著製高點。在張爾田看來，道家與(yu) 各家存在著根本差別：“蓋道家所明者君道也，百家皆出官守，所明者臣道也。君道者，天道也；臣道者，人道也。”【12】道家與(yu) 其他各家分別代表了君道與(yu) 臣道，還有什麽(me) 差別能大過君臣的呢?基於(yu) 此，張爾田進一步指出：“是故道家者，君人南麵之術，六藝之宗子、百家之祖而我孔子所師承也。”【12】按照其邏輯，道家順理成章獲得“百家之祖”的地位。不過，張爾田如此敘說百家諸子時，是否考慮過這與(yu) “紛然淆亂(luan) ”之間的不協調，就不得而知了。

在張爾田的敘述中，受道家地位影響的不隻百家，還有六經。他將六經稱作“先王經世之跡”，顯然來自《莊子·天運篇》中“六經，先王之陳跡也”之說。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解釋道：“謂之跡者，蓋六經皆先王經世之粲然者，而道家則六經之意也。自天子失官，史與(yu) 道分，孔子問於(yu) 老聃而刪述焉，六經折入儒家而先王之意隱矣，道家所言，蓋歎之也，豈可以此謂道家出於(yu) 六經之外，而與(yu) 吾儒異原邪?”【14】張爾田以六藝為(wei) “先王經世之跡”的觀點，粗看與(yu) 章學誠“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15】之說相似，但他有意援引《莊子》書(shu) 中的老子言，實則已包含“道家則六經之意”的主張，這與(yu) 章學誠的主張相去甚遠。細推而言，張爾田認為(wei) 六經是先王之跡，若“道家則六經之意”，那儒家算什麽(me) 呢?他提出“六經折入儒家而先王之意隱”，豈不是意味著六經與(yu) 道家更為(wei) 契合?孔子刪定六經，豈不是得承道家之意?確實如此，張爾田主張孔子不僅(jin) 師承道家，還得兼道家，且孔子由司徒之官上升為(wei) 史官之統，傳(chuan) 儒家而兼道家。他指出：“雖然，儒家者，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之術也；孔子之道，君人南麵之術也。儒家雖傳(chuan) 於(yu) 孔子，而不足以盡孔子，蓋孔子自端門受命，已由司徒世官上躋史氏之統，而以儒家嗣緒傳(chuan) 諸弟子矣，故人知孔子為(wei) 儒家，而不知孔子實兼道家也。知孔子兼道家，而不知孔子弟子皆儒家也。”【14】不難看出，張爾田對諸子的論說極不融洽，尤其是孔子兼道家之說。如何理解這一觀點呢?在孔子、儒家和道家三者之間，張爾田有意表彰道家，無意貶抑孔子，但隨著道家的地位上升，儒家的地位必然下降，他為(wei) 了確保孔子的地位，才得出孔子兼道家這種奇怪的結論。儒家若“不足以盡孔子”，豈非儒家的失敗?這樣的儒家如何能確保孔子的地位?張爾田對經學的敘說，不僅(jin) 主張經源於(yu) 史，又因道家與(yu) 史官的關(guan) 係，認為(wei) 經學的源頭又與(yu) 道家有著莫大的幹係。可見，在經與(yu) 史、經與(yu) 子之間，張爾田都未能厘清這些關(guan) 係。其溯源不僅(jin) 無助於(yu) 理解經學，反而使得經學變得更複雜了，因此，敘事的傳(chuan) 統性並不足以確保其理論的正當性。

與(yu) 張爾田的傳(chuan) 統敘事不同，蒙文通對百家之學的論說更加現代，他對現代史學的各類文獻無所不采，並無傳(chuan) 統經學家僅(jin) 看重經書(shu) 的意識。在蒙文通看來，上古的多元曆史資料可能更多地隱藏在各類子書(shu) 當中。受其師廖平的影響，蒙文通也從(cong) 數量龐大而參差不齊的子類群書(shu) 中發現蛛絲(si) 馬跡，並根據其需要重構理論係統。一般認為(wei) ，廖平以子學的方式研究經學，而蒙文通以經學的方式融合子學。與(yu) 其涇渭分明地劃分經史關(guan) 係相比，蒙文通對經子關(guan) 係的處理顯得模糊不清。他在《經學導言》中采取莊子“道術將為(wei) 天下裂”的視角，並根據司馬遷的“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主張“道家黃帝的學術範圍包羅得很廣”，後來的諸子百家“一齊都從(cong) 這裏發生出來，但是他們(men) 都歸本於(yu) 黃帝”，由此提出“足見中國古代的學術，隻是古史和道家罷了”。【16】可見，張爾田所論道家與(yu) 古史的特殊關(guan) 係，在蒙文通這裏得到延續。在百家均淵源於(yu) 道家這一點上，兩(liang) 者並無分歧。隻不過張爾田認為(wei) 道家與(yu) 古史都統一於(yu) 道家，經源於(yu) 史，道家彰顯六經之意，蒙文通則將道家與(yu) 古史並列。但蒙文通並沒有堅持諸子源於(yu) 道家的主張，他在《經學抉原》中去掉了《經學導言》專(zhuan) 門論“諸子”一節，主張諸子的內(nei) 容除了地域上的分別，僅(jin) 與(yu) 西漢的傳(chuan) 記之學有所關(guan) 聯，即隻在支流上討論諸子。由此可見，在經學前史的問題上，蒙文通克服了時人的影響，沒有攪渾經學的源頭。

須指出的是，蒙文通的思想前後多有變化，這集中體(ti) 現在其對諸子的論說上。比如前期他多以地域論諸子學，分為(wei) 齊、魯、晉三派，每一家皆統合於(yu) 相應的地域；後期則依循“儒分為(wei) 八”的思路，主張各家學說均與(yu) 此八派相關(guan) 。就諸子學而言，蒙文通在很多方麵不乏洞見。他所論自三代皆有處士橫議，百家之學異於(yu) 舊史而別為(wei) 一係，皆發前人之所未發。他對魯學、儒家和孔子的定位，亦多見其心得。蒙文通說：“魯學是六經的正宗，孔子的嫡派，是醇正謹守的。”【16】對於(yu) 儒家，他強調說：“道家隻顧神秘的生活，不免遺掉了形而下的一層；墨家是隻顧現實的生活，不免遺掉了形而上的一層；孔家不是調和於(yu) 兩(liang) 家之間，也不是取他們(men) 一家半頭來湊合起成一塊，隻是他的學說不溺於(yu) 物，不淪於(yu) 虛，是他認定性靈隻是氣質的性靈，他是認形而下便是形而上，是打成一片的，是靈肉一致的。這種說法便自立於(yu) 二者之間了，又是很正確而且恰是人類的本性的。我想，這便是孔學至中至正的地方，也就是孔學能夠得到多數人同意的地方。”【17】另外，他重申了孟子對孔子的推崇：“孔子固據魯以述文，亦變魯以協道，此孟子之所以讚孔子為(wei) 賢於(yu) 堯、舜，生民以來未有者也。”【17】蒙文通所言實出於(yu) 現代史家的心得與(yu) 特識，而非因循傳(chuan) 統的結果，故而顯得難能可貴。

自蒙文通之後，傳(chuan) 統的經史子集研究一方麵因現代學科的分化變得更加疏離，另一方麵又因實證科學方法的滲透而愈加消解了文獻間的界限。按照傳(chuan) 統分類，經史子集四類文獻之間界限分明，尤其是在確定的經書(shu) 基礎上形成的經學，從(cong) 六經到十三經，經書(shu) 的數量與(yu) 內(nei) 容均清清楚楚。而傳(chuan) 統與(yu) 現代學術的一個(ge) 基本分野，即是否在學術研究上堅守這種文獻的界限。蒙文通對於(yu) 各類文獻無所不采，他從(cong) 現代史學的立場出發，認為(wei) 在上古史的研究中，子學有著比經史更為(wei) 重要的文獻價(jia) 值。他明確主張：“古史奇聞，諸子為(wei) 詳，故訓讖緯，駁文時見。比輯驗之，則此百家雜說，自成統係，若或鄰於(yu) 事情。而六藝所陳，動多違忤，反不免於(yu) 迂隔。”【18】在他看來，史學與(yu) 子學的文獻早已不分彼此，而經學與(yu) 子學的界限也就沒那麽(me) 分明了。蒙文通進一步指出：“蓋六經傳(chuan) 記，既互取以為(wei) 書(shu) ，而孔氏徒人，又或出入於(yu) 九流之學，故又漸取之諸子以入記。……是孔子弟子散於(yu) 九流，故傳(chuan) 記又往往取諸子以為(wei) 書(shu) 。”【17】由此可見，在蒙文通那裏，諸子之學匯合於(yu) 漢初的傳(chuan) 記之學，後因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主張而使諸子之學廢止。不同於(yu) 張爾田將子學混入經學前史的敘述中的做法，蒙文通讓子學平行於(yu) 經學，再以經學整合子學，這是其在劃清經史之外，對經與(yu) 子的關(guan) 係作出的定位。

三 突破今古學視野

蒙文通以現代古史學的研究方式寫(xie) 作經學和張爾田在今古學的傳(chuan) 統史學語境中敘述經學，這兩(liang) 者的區別甚巨，需要作進一步的比較。具體(ti) 言之，張爾田的《史微》有著很清晰的今古文傳(chuan) 統，受到以章學誠為(wei) 代表的浙東(dong) 史學和龔自珍為(wei) 代表的常州學派的影響，其學兼采古今，雖不拘於(yu) 今古卻依舊在今古學的傳(chuan) 統學術形態之中。蒙文通的《經學抉原》寫(xie) 作於(yu) 現代古史學方興(xing) 未艾之時，雖然有別於(yu) 當時諸多的古史立場，卻屬於(yu) 典型的現代古史研究範圍。由於(yu) 今古學屬於(yu) 傳(chuan) 統學術形態，古史學屬於(yu) 現代學術形態，《史微》與(yu) 《經學抉原》正好代表了傳(chuan) 統與(yu) 現代兩(liang) 種不同的學術形態。蒙文通與(yu) 張爾田之間的差別在很大程度上也與(yu) 他們(men) 出入今古學密切相關(guan) 。其實雖然與(yu) 始終在今古學路上的張爾田的學術路徑不同，但蒙文通並非與(yu) 今古文傳(chuan) 統毫無關(guan) 係。恰恰相反，蒙文通的學說有著鮮明的今文經學色彩，他師從(cong) 今文經學大師廖平，經史之別的學問理路顯然更接近廖平、康有為(wei) 今文一係；加上蒙文通本人從(cong) “少好公羊”到其學三變之後，以西漢今文學為(wei) 禮製理想，因此其學與(yu) 今文學一脈相承。不過，蒙文通的學問終究脫離了今古學的傳(chuan) 統形態，若按照其子蒙默所說“蓋自今古之學出，繞一螺旋式圓圈而複歸於(yu) 今古學”【19】，這一“螺旋式圓圈”未免繞得太大。筆者認為(wei) ，蒙文通的“複歸”也隻能是以現代史家的身份複歸。王汎森撰文將蒙文通的學術研究定位為(wei) 從(cong) 經學向史學過渡的例子，雖有學者表示質疑，但這僅(jin) 表明，在當時從(cong) 經學到史學這一學術轉變進程中，蒙文通這一例子顯得更複雜而已。王汎森具體(ti) 論述了蒙文通學術轉變的五個(ge) 環節，其中就包括“丟(diu) 掉今、古文之爭(zheng) 的老問題，代以古代史的問題”，此處“丟(diu) 掉”之義(yi) 可以與(yu) “自今古之學出”相通；另外，蒙文通“接受19世紀西方史學的影響，尤其是種族、地理兩(liang) 種因素”而開展古史研究的事實不容有疑。【20】

張爾田的學問形態無疑是傳(chuan) 統的，卻並不意味著他缺乏現代意識。在那樣一個(ge) 傳(chuan) 統與(yu) 現代思想碰撞交融的年代，基本不可能有學者完全隔離於(yu) 現代意識。因而，張爾田的“傳(chuan) 統”必定有對抗“現代”的自覺在內(nei) ，這集中表現在他對“新史學”的批判上。然而，經學家們(men) 的對抗往往難以從(cong) 容不迫，最突出的例子是廖平以經學對抗哲學，他迫切地調動所有用得上的古典文獻，作各種各樣的糅合，然而他在守護傳(chuan) 統的過程中又十分吊詭地摻雜著極現代的元素，比如西方的進化論。另外，皮錫瑞的《經學曆史》以十分明快的風格聲稱，“經學開辟時代，斷自孔子刪定‘六經'為(wei) 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經”，並逐一論說《易》《詩》《書(shu) 》《禮》《春秋》“皆經孔子手定而後列於(yu) 經也”。【21】皮錫瑞這種簡明的立論風格有其時代背景，表達出他力證經學為(wei) “簡明有用之學”的用心，表達“專(zhuan) 治一經，固屬易事；兼通各經，亦非甚難”的意思。【21】但經學自開端而後流傳(chuan) 兩(liang) 千餘(yu) 年，紛繁複雜亦在所難免，一味力求簡明恐怕失之過多。皮錫瑞以過於(yu) 明快和簡易的方式敘述經學曆史，未嚐不是帶著某種迫切的用心在對抗現代學術。同樣的明快之風也彌漫在《史微》中，張爾田由黃帝以下的古史係統敘述經學，主張六藝是上古帝王經世之大法，而後流入民間成為(wei) 百家之學，並將六藝諸子皆統於(yu) 史；又以根據於(yu) 史官的道家統歸於(yu) 孔子，以史為(wei) 三代之政，以經為(wei) 萬(wan) 世之教；又以孔子說經為(wei) 今文、采經為(wei) 古文，等等。其整個(ge) 經學係統顯得整齊明快，毫不拖泥帶水，仿佛經學史上的各種紛爭(zheng) 乃至今古文的對立，都一一冰釋消融了。張爾田的這種明快風格無疑帶有鮮明的現代特征，此外，其“六藝皆史也，百家道術，六藝之支與(yu) 流裔也”的著名論斷，未必不是跨越經史子集的界限而調動各類思想資源的表現，這也是極具現代意味的行為(wei) 。

相較而言，蒙文通的現代史家身份使其迫切的對抗感大大得到緩解，他不需要反對現代觀念，反而可以更為(wei) 從(cong) 容、專(zhuan) 注地研究傳(chuan) 統。他在研究方法更新之同時伴隨著研究問題的迭代，種族、地理的研究視域帶來上古史的新論域，並成功將今古文之爭(zheng) 變成老問題。但這些隻是外緣的助力，蒙文通的學問有其自身的邏輯。他在《經學導言》的結語中寫(xie) 道：“經學到了近代，廖季平先生從(cong) 禮製著手講今、古兩(liang) 學，以後康、章兩(liang) 先生隻是把他的說法大大的申論一番，也可說兩(liang) 派的旗幟愈見分明，但不能說是向前進展了。石城江慎中把齊學、魯學的問題，要拿來替代今、古的壁壘……接著劉申叔先生也提出齊、魯學的問題，認定古文都是魯學；陳漢章、章太炎也約略說了一些討論齊、魯學的話。……前麵有人講了許久的今、古學，後來又有許多人提出齊、魯學，這自然是令我們(men) 滿意的了，我們(men) 是要認為(wei) 進步的了，究竟近代經學是不是進步超過前代，我們(men) 對近代儒者是不是滿意的很，這卻是個(ge) 問題。”【22】按蒙文通的說法，自其師廖平著手講今、古學，康有為(wei) 、章太炎隻是進一步闡釋，算不上進步。同時，早在江慎就有以齊、魯之學代替今、古的意思，其後劉師培、陳漢章、章太炎也都有涉及齊、魯之學的討論，這相比今、古學的講法自有其進步，但這種進步依然有限。言下之意，需要有人推動更大的進步。其後蒙文通在《經學抉原》“序言”中有更細致的說法，他指出廖平和劉師培“兩(liang) 先生言齊、魯學雖不同，其舍今、古而進談齊、魯又一也。廖師又曰：‘今學統乎王，古學帥乎霸。'此皆足導餘(yu) 以先路而啟其造說之端。……推本禮數，佐以史文，乃確信今文為(wei) 齊、魯之學，而古文乃梁、趙之學也。古文固與(yu) 今文不同，齊學亦與(yu) 魯學差異。……上溯博士今文之義(yi) ，開以為(wei) 齊學、魯學，下推梁、趙古文之義(yi) ，開以為(wei) 南學、北學。推本鄒、魯，考之燕、齊，校之晉，究之楚，豈敢妄謂於(yu) 學有所發。……苟徒執齊、魯、晉、楚以言學，蓋猶粗疏滅裂之尤，固未足以當識者之一哂也”【23】。蒙文通執齊、魯、晉、楚以言學，講明了以此取代今古學的內(nei) 在理路，並表示此乃師承廖平、劉師培兩(liang) 先生舍今、古而談齊、魯而來。

蒙文通以地域論學，雖前有所本，但就其學說的係統性而言，無疑具有開創性和建設性。他以地域論學，無疑突破了傳(chuan) 統今古學的視野，既使傳(chuan) 統學問呈現出新的麵貌，又不失其一貫的價(jia) 值立場。據其子所言：“後更進而以今文、古文之分亦未可信，而以廖氏已萌蘖之齊、魯、古(燕趙)學處之，且更易‘燕趙'為(wei) ‘梁趙'(或晉)。……今、古皆秦後之說，而齊、魯、晉方為(wei) 秦前之學，當為(wei) 六國本來麵目”；“又雲(yun) ：‘言今、言古，終秦漢以後事，皆無當於(yu) 晚周之旨也。'是先生之論經學當棄今、古而上溯先秦之意甚明。”【24】其實，蒙文通突破今古學視野並非僅(jin) 此一途，還有其對焚書(shu) 問題的論說。從(cong) 文獻角度上說，今文、古文經形成的決(jue) 定性事件是秦始皇焚書(shu) 。通常的說法是，除《周易》因卜筮之書(shu) 的性質而幸免於(yu) 難外，其他經書(shu) 皆毀損嚴(yan) 重。西漢廢除挾書(shu) 令之後，各種經書(shu) 才得以逐漸重現，由此也出現今文、古文經之別。秦始皇焚書(shu) 自然不假，蒙文通卻力辯焚書(shu) 並未導致經書(shu) 的損毀，同時也沒有中斷經學的傳(chuan) 承。他認為(wei) ，秦始皇所焚之書(shu) 為(wei) “私學之書(shu) ”，所坑之儒為(wei) “犯禁之儒”，故而焚書(shu) “必非謂魯之六經”，而坑儒則並不針對未犯禁之儒，若謂“焚孔子之書(shu) 而坑孔子之徒，是必不然”。蒙文通以諸子書(shu) 與(yu) 《詩》《書(shu) 》同為(wei) 秦人所禁為(wei) 由，指出既然諸子書(shu) 不因焚書(shu) 而亡，則“六經不亡，固足驗也”。【23】不過，蒙文通並不能否認秦始皇所焚天下之書(shu) 包括魯之六經，隻是博士官所職不焚。他乃是依據博士之職的延續性，論證六國之前的文獻至漢武帝獨尊儒術之時，傳(chuan) 承不絕且未有中斷。他明確說道：“至於(yu) 六國，不廢其守，博士之職猶存，則秦前文獻不墜可征也……自焚書(shu) 至陳涉之起，博士之官自未廢，則文獻自未亡。……自秦亡迄孝武表章六經，博士之傳(chuan) 不絕，則博士之經不殘又可知也。”【23】由此，他得出結論：“孔子之術，誠不因坑焚而隱晦，亦不待除挾書(shu) 之律而顯明。”【23】在蒙文通的《經學抉原》中，特別增設“焚書(shu) 第二”，表明這個(ge) 問題對突破今古學視野有很重要的地位。誠如蒙文通所論，今古學之別既失去了文獻上的依據，今古學之爭(zheng) 就完全變成一個(ge) 假問題。這種釜底抽薪的方式初聽起來比較震撼，實則很難奏效，因而他的這一論斷並不如其在思想上的創獲有影響力。不過，這一問題對蒙文通的學問體(ti) 係具有決(jue) 定性的影響，這表明他已徹底走出傳(chuan) 統學問的形態，自覺以現代史家的身份研究傳(chuan) 統，因而他對經學敘事也呈現出新的麵貌。

餘(yu) 論：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敘事

綜上所述，本文試圖說明，道理無分傳(chuan) 統與(yu) 現代，道理的可靠才具有最終的決(jue) 定性。自道理而言，《史微》源經、子於(yu) 史，實則既混同經史，又混同經子。而《經學抉原》區分經史，並以經統子，保持了經學自身的獨立性，在道理上顯得更為(wei) 可靠。不過，隨著現代研究方法迅速迭代更新，蒙文通的諸多研究成果甚至早已過時，《史微》反而不會(hui) 有這方麵的擔憂，其學術價(jia) 值也不是《經學抉原》所能取代的。本文力圖突破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簡單二分的模式，在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張力中探究更具價(jia) 值性的東(dong) 西。

傳(chuan) 統與(yu) 現代本是一個(ge) 複雜的互動過程，傳(chuan) 統總是不斷地疊加現代而成，現代又總是不斷地掙脫傳(chuan) 統而生。同時，並非所有現代都能理所當然地進入傳(chuan) 統，也並非所有傳(chuan) 統都能必然地塑造現代。相比於(yu) 迷茫的現代，傳(chuan) 統顯得更可靠；相比於(yu) 保守的傳(chuan) 統，現代顯得更激進。每個(ge) 時代中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在場方式各不相同，對於(yu) 有的時代，所謂現代可能隻是傳(chuan) 統的延伸；對於(yu) 有的時代，所謂傳(chuan) 統可能隻是現代的斷裂。在傳(chuan) 統與(yu) 現代這種世世代代的交替之中，有一個(ge) 叫“現代性”的觀念顯得格外突出，其與(yu) “古典性”構成另一對既不同又關(guan) 聯的範疇。中國經過上百年的反傳(chuan) 統之後，再來反思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關(guan) 係，問題早已變得不是重新接續傳(chuan) 統那麽(me) 簡單，因為(wei) 古代也有“現代性”，現代也有“古典性”。有人依舊停留在反傳(chuan) 統的意識形態中，有人卻已經進入反現代的意識形態。問題變得實在太複雜，筆者以張爾田與(yu) 蒙文通的經學著作為(wei) 個(ge) 案，也隻是試圖提供一點反思的線索。

相對於(yu) 現代革新的毫不留情，傳(chuan) 統本身往往自帶一種溫情。誰也不知道前方意味著什麽(me) ，但過去總有值得珍惜之處。比如，針對王國維熱衷於(yu) 現代考古之法，張爾田開啟了傳(chuan) 統的溫情模式，表達了深切的擔憂：“凡一國文化，入其中者如飲食然，日用而不知方能凝固而持久。以其為(wei) 古也而考之，則已離乎文化圍範，其考之也愈精，則其離之也愈遠。久之信任古人之心亦愈薄。”25其實，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也不是非此即彼地分布在不同人身上：與(yu) 同時代的人相比，王國維其實有極傳(chuan) 統和保守的一麵；蒙文通與(yu) 王國維有類似之處，他作為(wei) 現代史家也有相當保守的一麵。在過去上百年的反傳(chuan) 統進程中，中國學者們(men) 一個(ge) 比一個(ge) 激進，他們(men) 相對傳(chuan) 統和保守的人往往顯得更加“先進”。

然而，就學術而言，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敘事方式並不具有決(jue) 定性的作用。整體(ti) 上更傳(chuan) 統的《史微》很難說比更現代的《經學抉原》更具學問的正當性，傳(chuan) 統的敘事並不能成為(wei) 張爾田的優(you) 勢；同樣，現代式的研究也沒有成為(wei) 蒙文通的劣勢。若無現代的研究範式或傳(chuan) 統的滋養(yang) 與(yu) 關(guan) 懷，蒙文通恐怕很難達到如此高的學術成就。張爾田對經學進行的傳(chuan) 統敘事，蒙文通對經學展開的現代研究，兩(liang) 種不同的學術形態很難讓我們(men) 不帶著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相分的眼光去打量，但其間的得失又很難用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二分的標尺去衡量。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並非供人選擇的非此即彼的兩(liang) 樣東(dong) 西，通過對張爾田的《史微》與(yu) 蒙文通的《經學抉原》兩(liang) 種經學寫(xie) 作的比較分析，筆者想表明：傳(chuan) 統抑或現代的敘事，本身既非優(you) 勢亦非劣勢，或者既是優(you) 勢也是劣勢。問題的存在往往離不開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二分，但解決(jue) 的辦法則不在於(yu) 選擇傳(chuan) 統還是現代。今天的學術寫(xie) 作境遇，已然身在現代的研究狀態之中，但我們(men) 既不必刻意地恢複傳(chuan) 統的敘事方式，亦不必忌憚傳(chuan) 統的書(shu) 寫(xie) 體(ti) 例。

注釋
 
1張爾田：《史微》，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1頁；第1頁。
 
2劉知幾：《史通新校注》，趙呂甫校注，重慶出版社，1990，第633頁。
 
3劉知幾：《史通新校注》，第633頁。章學誠提出“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禦史之史，有異義乎?”(章學誠：《文史通義校注(全二冊)》，葉瑛校注，中華書局，1985，第230頁)
 
4張爾田：《史微》，“凡例”第1頁。
 
5蒙文通：《經學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56頁；第56頁。
 
6蒙文通：《古史甄微》，載劉夢溪主編《廖平蒙文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337頁。
 
7蒙文通：《經學抉原》，第59頁；第58頁；第58頁；第59頁；第57頁。
 
8參見《康有為全集》第1集，薑義華、張榮華編校，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370—371頁。
 
9參見章學誠：《文史通義校注(全二冊)》，第150、93、60頁。
 
10張爾田：《史微》，第1—2頁。
 
11劉知幾：《史通新校注》，第633—634頁。
 
12(11)(12)(13)(14)張爾田：《史微》，第1頁；第2頁；第7頁；第10頁；第8頁；第2頁；第8頁；第27頁；第42頁；第30頁；第18頁；第20頁；第19頁。
 
13劉知幾：《史通新校注》，第633頁。
 
14張爾田：《史微》，第21頁；第42頁。
 
15章學誠：《文史通義校注》，第1頁。
 
16蒙文通：《經學抉原》，第35頁；第26頁。
 
17蒙文通：《經學抉原》，第36—37頁；第59頁；第66頁。
 
18蒙文通：《古史甄微》，第337頁。
 
19蒙默：《重編前言》，載蒙文通《經學抉原》，第6頁。
 
20參見王汎森：《從經學向史學的過渡——廖平與蒙文通的例子》，《曆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65頁。
 
21皮錫瑞：《經學曆史》，中華書局，2004，第1頁；第250頁。
 
22蒙文通：《經學抉原》，第39頁。
 
23蒙文通：《經學抉原》，第54—56頁；第59頁；第60頁；第61頁。
 
24蒙默：《重編前言》，第1—2頁。
 
25張爾田：《致王國維》，載馬奔騰輯注《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第2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