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廟稱名、“文廟學”與(yu) 釋奠禮——以曲阜“闕裏孔廟”為(wei) 基礎的考察

作者：劉續兵（孔子研究院禮樂(le) 文明中心）

來源：《山東(dong) 社會(hui) 科學》2021年第5期

摘    要：文廟稱名的發展變化，總體(ti) 上體(ti) 現出由孔子的弟子後裔祭師拜祖的“家廟”，向代表中國文化的“國廟”的轉變。不論從(cong) 道統傳(chuan) 承、精神內(nei) 涵，還是從(cong) 文化認知、學術表達等角度看，“文廟”的稱謂才是最恰當、最準確的。作為(wei) 孔子與(yu) 儒家思想的物化表征，文廟與(yu) 儒學發展史相始終，已經在事實上形成了一門學術意義(yi) 上的“文廟學”，並且成為(wei) 思想研究、曆史研究的“資源富集地帶”。當前最應集中力量研究的首推釋奠禮，以便對各地開展的祭祀活動給予及時必要的指導和規範。

關(guan) 鍵詞：孔子； 文廟； “文廟學”； 釋奠禮；

作者簡介： 劉續兵（1972—），男，孔子研究院研究員、副院長，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文廟祭祀製度、傳(chuan) 統政德思想

文廟，是中國文化道統的至高殿堂，也是政統與(yu) 道統學統交融碰撞、集中體(ti) 現傳(chuan) 統政德治化思想的重要場域，在中國曆史上曾起到了精神信仰、學術傳(chuan) 承、人文教化等重要作用，成為(wei) 中華文明特有的景觀。由此，文廟及其祭祀活動，當仁不讓地象征著孔子和儒家思想在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尊崇地位。然而，不論是在各地方約定俗成的稱謂中，還是研究者的學術表達裏，文廟的名稱客觀上處於(yu) 一種“散亂(luan) ”的狀態——“文廟”“孔廟”“孔子廟”“夫子廟”“至聖廟”“儒宮”“學宮”等等，不一而足。但是，我們(men) 認為(wei) 從(cong) 文化表達的意義(yi) 上來講，還是應該有一個(ge) 統一的、規範性的表述方式。特別是在曲阜，每年在“尼山孔廟”和“闕裏孔廟”分別舉(ju) 行春季、秋季兩(liang) 次祭祀活動，影響廣泛，意義(yi) 重大。然而，僅(jin) 就這春秋兩(liang) 祭的名稱來說——“公祭孔子大典”或者“祭孔大典”，其稱名本身有沒有問題?我們(men) 知道，從(cong) 文廟祭祀活動形成雛形，逐步演變，一直到進入國家祀典，兩(liang) 千多年來，文廟最高規格祭祀儀(yi) 式的名稱實為(wei) “釋奠禮”，“祭孔大典”這一說法其實是民國以後才開始有的。稱名問題，既是文廟與(yu) 釋奠禮研究的一個(ge) 重要內(nei) 容，同時也應該是一個(ge) 研究的起點，或者說是一個(ge) 切入點。

一、文廟“正名”

文廟的源起始於(yu) 孔子去世後第二年，魯國以曲阜闕裏的孔子“故所居堂”藏其生前“衣冠琴車書(shu) ”，“後世因廟”。【1】此時依宅所立之“廟”，顯然隻是一處追思紀念場所，但成為(wei) 後世龐大的“文廟”建築體(ti) 係的起源。據現存曲阜“闕裏孔廟”（漢魏碑刻陳列館）的東(dong) 漢《史晨碑》記載，當時魯國執政者組織官員士人等九百餘(yu) 人在孔子故居祭祀孔子：“國縣員冗，吏無大小，空府竭寺，鹹俾來觀。並畔宮文學先生執事諸弟子，合九百七人，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諧，蕩耶反正，奉爵稱壽，相樂(le) 終日。”【2】

也就是說，在文廟出現後的最初發展時期，有三種因素在共同起著作用：一是春秋末期魯國及其後的官方舉(ju) 措；二是孔子弟子、家人在其出生地、林墓和故居的紀念活動；三是魯國當地百姓自發的紀念活動【3】，以至於(yu) 在孔子墓旁聚居形成“孔裏”。官方舉(ju) 措、地方父老以及孔子弟子家人的這三種行為(wei) 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既符合祭祀禮樂(le) 傳(chuan) 統，又適應當時家、國、社會(hui) 的需要，是孔子人格魅力、思想影響的集中體(ti) 現。因此，文廟從(cong) 其雛形時期開始，舊宅之“廟”即蘊含有“家”與(yu) “國”兩(liang) 個(ge) 向度的內(nei) 涵，既具有“家廟”“私學”的性質，又逐步超出一家之私，發展成為(wei) 體(ti) 現“道統”“學統”意義(yi) 的文化建築、代表中國精神的崇高廟堂。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孔門弟子對於(yu) 老師的紀念活動開創了祭祀傳(chuan) 統的新格局，為(wei) 中國文化引入一個(ge) “尊師重道”的新向度，其影響之深遠超出當時人們(men) 的預見。我們(men) 知道，祭祀活動大體(ti) 上可分為(wei) 兩(liang) 種性質——血緣性祭祀與(yu) 非血緣性祭祀。血緣性祭祀是後世子孫親(qin) 情所係，而非血緣性祭祀則是由於(yu) 對先賢偉(wei) 人或天地神祇的共同敬重。孔門師生間因敬重和親(qin) 情而生成的不是血緣更似血緣甚至更勝血緣的這種情感，從(cong) 另一個(ge) 層麵來講更具有倫(lun) 理文化的意義(yi) 。

孔子去世後，其後裔會(hui) 在家族中祭祀這位偉(wei) 大的先祖，這無疑是源於(yu) 血緣親(qin) 情的祭祀。然而，真正意義(yi) 上的“祭祀孔子”活動則首先出於(yu) 孔門弟子自發所為(wei) 。孔門弟子對孔子的“祭祀”活動，一方麵是模仿了祭祖活動，是對家族、宗族中祭祀本族祖先的祭祖儀(yi) 式的化用；另一方麵，因為(wei) 他們(men) 與(yu) 老師在長期的相處中結成了親(qin) 密的關(guan) 係，產(chan) 生了深厚的情感，這種關(guan) 係和情感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師生之情，甚至超越了家人、族人內(nei) 部擁有的心意相通而進入了倫(lun) 理的範疇，因此其儀(yi) 式的設計和氛圍明顯不同於(yu) 普通的家族祭祀。《論語·先進》記載孔子之言“回也視予猶父也”。視孔子為(wei) 父的當然不僅(jin) 僅(jin) 是顏回一人。孔子去世後，有弟子對於(yu) 應該如何為(wei) 孔子服喪(sang) 猶疑不定，無所適從(cong) ，因為(wei) 過去的喪(sang) 服之禮從(cong) 來沒有出現過“生”為(wei) “師”服喪(sang) 的禮製規定。這時子貢說：“昔夫子之喪(sang) 顏回也，若喪(sang) 其子而無服，喪(sang) 子路亦然。今請喪(sang) 夫子如喪(sang) 父而無服。”弟子們(men) 如同為(wei) 自己父親(qin) 辦喪(sang) 事一樣為(wei) 老師服喪(sang) ，“皆吊服而加麻”，而且“絰而出”，如同死去的是自己的尊長，外出時要身係麻帶【4】。曲阜孔林孔子墓前的“子貢廬墓處”，千百年來向前來祭拜的人們(men) 默默訴說著孔門師生間的深情。所以，孔門弟子無意中的舉(ju) 動，為(wei) 無前例可循的師生關(guan) 係創造了一個(ge) “前例”。為(wei) 什麽(me) 儒家最重“孝悌之道”?除了儒門理論契合了中國文化的深層基因之外，在儒學創立的那段關(guan) 鍵時期，孔子與(yu) 其弟子以及孔門弟子之間所產(chan) 生的不是父子勝似父子、不是兄弟勝似兄弟的情意應該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此後，文廟逐步褪去了“私學”的色彩，先後有了“宣尼廟”“先聖廟”“先師廟”“文宣王廟”等多種稱謂，開始納入國家管理體(ti) 係。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國學中稱“夫子堂”，地方學校稱“宣尼廟”。隋開皇元年（581年），隋文帝楊堅尊孔子為(wei) “先師尼父”，因此當時又多稱為(wei) “先師廟”。唐貞觀末年，“先聖廟”成為(wei) 官方認可的稱謂。此後，文廟又有“文宣王廟”“至聖廟”“至聖文宣王廟”“大成至聖文宣王廟”等稱謂。原因就是唐玄宗追封孔子為(wei) “文宣王”，宋真宗追諡孔子為(wei) “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加贈孔子為(wei) “大成至聖文宣王”，文廟稱名於(yu) 是隨之而變。到了明代，釋奠改製後稱“文廟”，地方學校稱“儒學”。

關(guan) 於(yu) “文廟”的稱名問題，曆朝曆代並沒有通過國家法令的形式給予明確而統一的規定，因此，其稱謂還有個(ge) 約定俗成的問題。例如，我們(men) 不把“曲阜孔廟”稱作“曲阜文廟”，也不把“南京夫子廟”稱為(wei) “南京孔子廟”，因為(wei) 父老鄉(xiang) 親(qin) 長年口耳相傳(chuan) ，早已經習(xi) 慣了。但是有一點不可否認，那就是“文廟”的這些不同稱謂，與(yu) 曆代統治者給予孔子的封號有著密切關(guan) 係。漢平帝追諡孔子為(wei) “褒成宣尼公”，開帝王追諡孔子之先河，開啟了後世對孔子持續進行加封的序幕。相應地，“文廟”的稱謂就是對這種變化中的封號不斷調適的結果。例如，北宋初年，江陰文廟始創，景祐年間，範仲淹在《重建文宣王廟記》中將江陰文廟稱為(wei) “文宣王廟”，原因就在於(yu) 此前宋真宗追諡孔子為(wei) “至聖文宣王”；明嘉靖九年（1529年），明世宗重新厘定祀典，此次改革在文廟釋奠製度史上極其重要，當時改稱孔子為(wei) “至聖先師”，江陰文廟於(yu) 是又奉詔改為(wei) “先師廟”。

可見，“文廟”稱謂的發展變化，總體(ti) 上體(ti) 現出由孔子的弟子後裔祭師拜祖的“家廟”，向代表中國文化的“國廟”的轉變。其“擬血緣性”轉移到民間“生”祭“師”中，“文廟釋奠”則擴大成為(wei) “非血緣性”祭祀活動的一種，即魯國賢人柳下惠所說的對於(yu) “前哲令德之人”之紀念。隨著親(qin) 情、血緣性質消解，而文化、政治意義(yi) 凸顯，一直以來處於(yu) 自發、散亂(luan) 狀態的各種名稱逐步向“文廟”的稱謂過渡。究其原因：一方麵，是因為(wei) 從(cong) 唐玄宗追諡孔子為(wei) “文宣王”開始，後世對孔子封號中大都含有一個(ge) “文”字，這準確表達了孔子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巨大貢獻和深遠影響；另一方麵，則是因為(wei) “文廟”屬於(yu) 國家行為(wei) 的禮製建構，代表民族精神，彰顯家國情懷，乃正統之象征。對此，明洪武年間一位叫程徐的官員說：“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yu) 經，儀(yi) 範百王，師表萬(wan) 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5】

文廟的主祭對象當然是孔子本人，創設文廟的目的就是紀念孔子。但更為(wei) 重要的是，文廟釋奠並非僅(jin) 是“祀其人”，更是“祀其教”“祀其道”。“祭孔”實則象征著中國曆代社會(hui) 對於(yu) 儒家文化的肯定和認同，體(ti) 現出中國人對自身文化價(jia) 值觀念的傳(chuan) 承堅守和不懈追求。

我們(men) 換一個(ge) 角度，如果從(cong) 從(cong) 祀製度來考察就可以發現，文廟一方麵以孔子為(wei) 主祭對象，但另一方麵配享以“四配”，配祀以“十二哲”，從(cong) 祀以曆代“先賢”“先儒”，附祭以“鄉(xiang) 賢”“名宦”“孝義(yi) ”。也就是說，“孔廟”裏不僅(jin) 僅(jin) 有“孔”（孔子），而且還有曆代文化先賢，因此確切地說“文廟”裏有“文”。比如，曲阜最著名的文化遺產(chan) “孔廟”不僅(jin) 有“孔”，更有“文”，應稱之為(wei) “‘文’廟”。

我們(men) 再從(cong) 最能體(ti) 現文廟性質和作用的“釋奠禮”的角度來做進一步考察。文廟釋奠禮的“模版”是起源於(yu) 先秦時期的“釋奠古禮”。梳理“釋奠古禮”從(cong) 起源、形成到發展的曆程可以發現，其總體(ti) 上呈現出三個(ge) 特點：從(cong) “武事”到“文事”、從(cong) “非時”到“常時”、從(cong) “廟”到“學”。

初期的釋奠禮主要與(yu) 戰爭(zheng) 、田獵、外交等行為(wei) 相關(guan) 。出征禦敵，保衛家邦，是承受先祖之命，“受命於(yu) 祖”，所以出征前需要“造乎禰”，祭祀於(yu) 祖廟父廟，接受出征的使命。而能夠取得戰爭(zheng) 的勝利，是由於(yu) 學習(xi) 了先人傳(chuan) 授下來的軍(jun) 事上的學問，“受成於(yu) 學”，所以戰後班師要“反，釋奠於(yu) 學”【6】，也就是要到附屬於(yu) “廟”的“學”中感謝“先師”之謀，這反映了軍(jun) 事之學在“國”和“家”中的代代傳(chuan) 承。後來在學校初立時“必釋奠於(yu) 先聖、先師”——這裏所指的“學”已經不再是“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yu) 學”之“學”，而是國家始立時固有之學，專(zhuan) 指天子所立之學，以及諸侯受封時“天子命之教，於(yu) 是立學”之學【7】。釋奠禮的演變方向明確呈現出由“武事”向“文事”的轉化。

從(cong) 舉(ju) 行的時間來看，有“常時”之釋奠與(yu) “非時”之釋奠。春夏秋冬四季“常時”祭祀是固定舉(ju) 行的，即所謂“四時之教常事耳”【8】，所以其禮較輕，隻祭祀處於(yu) 陪祀地位的“先師”，並不祭祀最重要的主祭對象“先聖”。至於(yu) 在宗廟舉(ju) 行的“非時而祭”，以及各地諸侯朝見天子返回封地後在宗廟舉(ju) 行的釋奠禮，其實是反映“出告反麵”精神的“告廟”之禮，由於(yu) 這種突然發生的事情不可能提前預知時間，隻能是“非時”而祭。不過，因為(wei) “非時之祭”通常都是隨重大事件而來，而且舉(ju) 辦次數較少，所以更為(wei) 隆重，包括“始立學”和“天子視學”等“非時”之祭，都屬於(yu) 重要性極強或者主持和參與(yu) 者身份極高貴的祭祀活動，所以規格最高，都是“先聖”“先師”同祭。當然，此時的“常時”之祭也好，“非時”之祭也罷，還沒有真正形成“依時”“依製”致祭的規範儀(yi) 程和儀(yi) 注，包括祭器、祭品等主要祭祀要素都是臨(lin) 祭而備，祭罷則除。

釋奠禮真正意義(yi) 上的“常時而祭”和“依製”致祭，是在孔子成為(wei) 主祭對象，文廟建築和配享、從(cong) 祀製度確立之後，此時孔子明定了“先聖”的極尊地位，陪祭者也從(cong) 顏子等少數“先師”，發展到“四配”“十二哲”“先賢”“先儒”以及其他“附祭”者在內(nei) 的宏大係統。也就是說，從(cong) 天子之“廟”到天子和諸侯之“學”再到孔子之“廟”，釋奠禮經曆了從(cong) “武事”為(wei) 主到“文事”為(wei) 主，從(cong) “非時”之祭到“似常時”之祭，最終確立為(wei) “常時之祭”的發展曆程。

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我們(men) 說“祭孔大典”這個(ge) 名稱是不規範的。道理很簡單，不僅(jin) 僅(jin) 因為(wei) 從(cong) 文化傳(chuan) 承上講，“釋奠禮”這一祀典名稱已傳(chuan) 承數千年，而“祭孔大典”的說法隻有百年左右的曆史。更因為(wei) 這個(ge) “大典”祭祀的不僅(jin) 僅(jin) 是“孔”（孔子），而是釋幣奠帛，紀念以孔子為(wei) 核心和主體(ti) 但又包含曆代聖、哲、賢、儒在內(nei) 的中華文化的創造者、傳(chuan) 承者、發展者。祭祀黃帝可以稱為(wei) “祭黃”，因為(wei) 祭祀的僅(jin) 是黃帝一人，祭祀炎帝、祭祀大禹、祭祀孟子等等也都是如此，而文廟中祭祀的本質上是一整套文化體(ti) 係和文化道統，也就是說舉(ju) 凡能進入文廟配享、配祀、從(cong) 祀乃至附祭於(yu) 孔子的，無不是在曆史上為(wei) 中華民族做出重大貢獻的典範人物。因此，“文廟”實際上已經成為(wei) 廣大知識分子守望向往的心靈家園，芸芸大眾(zhong) 慕聖希賢的精神高地，事實上成為(wei) “中國文化名人堂”和“曆代先賢祠”。所以，雖然廣義(yi) 上說文廟包含了國廟、學廟、家廟、紀念性孔子廟等諸多類型，但作為(wei) 國家推崇思想文化的象征，不論從(cong) 道統傳(chuan) 承、精神內(nei) 涵，還是文化認知、學術表達等角度，“文廟”的稱謂才是最恰當、最準確的。當然，這裏強調的是學術表達和基於(yu) 其曆史傳(chuan) 承所理解的文化認知，與(yu) 各地約定俗成的稱謂是兩(liang) 個(ge) 概念。但如此重要的文化現象，從(cong) 研究的角度看，總是需要一個(ge) 統一的、規範的稱名。正視這一問題，有助於(yu) 我們(men) 對文廟作更深層次的理解。

二、“文廟學”及其功能

曆史上研究傳(chuan) 承傳(chuan) 統文化有三個(ge) 重要的載體(ti) ：一是學術意義(yi) 上的經典，二是教育體(ti) 係裏的學校，三是生活環境中的文廟、書(shu) 院和祠堂。今天我們(men) 弘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也要充分發揮這三個(ge) 載體(ti) 的重要作用，而文廟之重要性、神聖性更遠大於(yu) 書(shu) 院和祠堂。

元朝武宗即位時下詔書(shu) 說：“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9】這份詔書(shu) 刻碑後立於(yu) 文廟，廣為(wei) 人知，就是因為(wei) 其對孔子的評價(jia) 既高度推崇又精煉得當，得到了朝野社會(hui) 各界的充分認可。孔子集古聖先賢之“大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開創了中華文明的新時代。孔子之後，儒家學說漸由“顯學”而發展為(wei) “定於(yu) 一尊”的主流意識形態，影響中國社會(hui) 既深且遠。後世儒生宗師仲尼，傳(chuan) 承弘揚孔子學說，使孔子學說在中國曆史上持續發揮著治國理政的思想遵循和教化萬(wan) 民的統治思想的重要作用。

作為(wei) 孔子與(yu) 儒家思想的物化表征，文廟與(yu) 儒學史相始終。兩(liang) 千多年來，圍繞對孔子及曆代聖、哲、賢、儒的釋奠，“新其廟貌而尊崇之”， “冀其道之存焉爾”【10】，祭祀日隆，正是“崇儒重道”的體(ti) 現。誠如唐代大儒韓愈所謂：“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遍天下者，惟社稷與(yu) 孔子為(wei) 然。” 【11】由此產(chan) 生並日益豐(feng) 富完善的學術風向、典章製度、文物建築、樂(le) 歌舞禮、教化功能等等，已經在事實上形成了一門體(ti) 係龐大的學術意義(yi) 上的“文廟學”，並且成為(wei) 思想研究、曆史研究的“資源富集地帶”【12】。由此也就決(jue) 定了“文廟學”應該是以文廟為(wei) 基本研究載體(ti) ，以曆史、儒學為(wei) 主要研究對象，以建築、製度、禮儀(yi) 、文物、民俗、教育、政治、宗教等學科為(wei) 重點研究內(nei) 容的傳(chuan) 統文化綜合性學術研究體(ti) 係。構建和推動當代“文廟學”研究，對於(yu) 傳(chuan) 統文化的正本清源作用重大，對於(yu) 強化“文化自信”意義(yi) 深遠，是新時代弘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一個(ge) 很好的“抓手”和視角。

要而言之，當前“文廟學”研究的領域和功能至少應涵括以下幾個(ge) 方麵：一是孔子和儒學研究。這既是“文廟學”研究的基礎、核心和立足之本，也是新時代站在前人肩上探究孔子之道和儒家思想的新視角、新平台。孔子思想博大精深，而文廟本身就是依據儒學的內(nei) 在要求規劃設計和發展演變的，思想研究與(yu) 載體(ti) 研究相互配合更能相得益彰。二是中國文化中的信仰研究。中國之所以為(wei) 中國，中國人之所以為(wei) 中國人，最深層的基因在於(yu) 中國文化。孔子之道、儒家之學為(wei) 中華傳(chuan) 統文化鋪染了底色，鑄就了骨架，孕育了魂魄。梳理、挖掘、總結、提煉“文廟”所蘊含的傳(chuan) 統信仰觀念，是從(cong) 政治、文化、倫(lun) 理、心理、社會(hui) 等諸多層麵解讀、傳(chuan) 承“誌道據德”思想理念的重要途徑，更是傳(chuan) 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源頭活水。三是文廟建築研究。從(cong) “塋不過百畝(mu) 、封不過三版、祠宇不過三間”【13】，發展為(wei) 規製宏偉(wei) 的世界文化遺產(chan) 、中國三大古建築群之一，影響遍布海內(nei) 外；從(cong) 孔門弟子的自發性、門派性紀念行為(wei) 演變為(wei) 對文化道統的國家認可；從(cong) 對孔子一人的思慕仰瞻，完善為(wei) 包含崇德、報本、教化功能的建築體(ti) 係，實為(wei) 人類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觀。作為(wei) 當代中國現存最重要的禮製建築，文廟的數量雖然已從(cong) 曆史上極盛時期的兩(liang) 千餘(yu) 所，減少到今天保存較完好的僅(jin) 餘(yu) 300餘(yu) 所，但從(cong) 全國範圍來看，曆史傳(chuan) 承仍在，文化影響不減，而且近年來呈現出日漸複興(xing) 的態勢。然而，當前很多地方在保護、修複和新建文廟的過程中，出現一些不合禮製、規製，甚至違背孔子思想和儒學精神的行為(wei) ，亟須開展相應的研究和指導。四是文廟遺存研究。千百年來，文廟作為(wei) 儒學的至高殿堂，積澱了浩如煙海的文獻典籍、文物實物、孔府檔案、前朝服飾等，曆代碑刻更是一部寫(xie) 在石頭上的“官修儒學史”。然而，以往的文廟遺存研究基本上屬於(yu) 專(zhuan) 題性研究，如單一的建築研究、檔案研究、碑刻研究、禮儀(yi) 研究等等。這些單項研究雖然取得了豐(feng) 富的學術成果，但在運用各自成果對文廟進行綜合考察方麵顯得嚴(yan) 重不足。今天，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統籌整體(ti) 文廟遺存研究，深入挖掘內(nei) 在關(guan) 聯，從(cong) 個(ge) 體(ti) 到係統，由細微成宏富，已經具備了條件，理應盡快提上日程。五是文廟與(yu) 城市規劃研究。千百年來，各地文廟均選址在民眾(zhong) 聚居區，建設在城市裏，文廟與(yu) 城市、人群、社會(hui) 的緊密關(guan) 係也就不言而喻了。今天，在城市發展和規劃中必須同時考慮一個(ge) 城市和生活在其中的市民如何固守文脈、培育靈魂的重大問題。在這方麵，應高度重視文廟發揮的文化傳(chuan) 承和人心凝聚的作用。以孔子的家鄉(xiang) 曲阜為(wei) 例。兩(liang) 千多年來，曲阜的規劃、建設和發展一直是以“闕裏孔廟”為(wei) 中心的。明朝中期，為(wei) 保護聖人林廟，甚至不惜“移城衛廟”，遷移當時位於(yu) “舊縣”（以壽丘為(wei) 中心，今曲阜明故城東(dong) 四裏處）的曲阜縣城，圍繞“闕裏孔廟”新建了曲阜城（即明故城）。毫無疑問，“闕裏孔廟”就是曲阜這座城市的中心和靈魂。但是令人痛心的是，1978—1979年，護衛“闕裏孔廟”數百年的明故城城牆被拆除；隨後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建設大潮中，曲阜的城市規劃向“新區”概念靠攏，在客觀上逐步擺脫了與(yu) “闕裏孔廟”的內(nei) 在關(guan) 聯，“城”與(yu) “廟”不再是一個(ge) 整體(ti) 。古老的“闕裏孔廟”對曲阜的今天究竟意味著什麽(me) ?應該如何存續進而凸顯“城”與(yu) “廟”之間的曆史文脈呢?這是關(guan) 係到像曲阜這樣的許多曆史文化名城發展規劃和未來走向的一個(ge) 關(guan) 鍵性問題。六是祭祀禮儀(yi) 研究。文廟基本功能集中體(ti) 現於(yu) 以釋奠禮為(wei) 核心的祭祀儀(yi) 式。“國之大事，在祀與(yu) 戎”（《左傳(chuan) ·成公十三年》）。古人強調“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周禮·地官司徒第二》），培養(yang) 敬畏觀念，推動文化傳(chuan) 承，以“慎終追遠”為(wei) 根本訴求。特別是作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象征的文廟及其釋奠禮，是對中國文化及其創造者表達敬意的最崇高殿堂和最重要祀典，已傳(chuan) 承數千年並成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的一部分。今天，這些傳(chuan) 統禮儀(yi) 活動的傳(chuan) 承、創新和推廣、應用，對於(yu) 國家治理和社會(hui) 管理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感召作用和現實價(jia) 值。七是文廟功能研究。作為(wei) “文化遺產(chan) ”的文廟是推行社會(hui) 教化、弘揚文化傳(chuan) 統、凝聚民族精神的關(guan) 鍵場域之一，起著引領風尚、服務社會(hui) 、推動發展的重要作用。近年來，曲阜“闕裏孔廟”在有關(guan) 研究機構支持下，通過挖掘文廟所承載的傳(chuan) 統文化信息，研發了黨(dang) 政幹部“政德教育”現場教學等教程，舉(ju) 行青少年“成人禮”和“開筆禮”等儀(yi) 程，組織文物和古建築技能培訓、比賽、宣講等活動，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效，在充分發揮文廟功能方麵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八是文廟國際（地區）比較與(yu) 交流研究。文廟起初僅(jin) 限於(yu) 曲阜一地，到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始有“京師立廟”，開啟了外地化的序幕。尤其是隨著“廟學製”的形成，以文廟為(wei) 依托推行人文教化，包含了以文廟為(wei) 中心的祭祀、紀念空間和以講堂、學校為(wei) 中心的教育、教學空間，形成廟中有學、學中設廟、廟學依附、廟學合一的形製，至清末時仍有1700多所文廟遍布全國，影響遠及海外。通過研究文廟外地化乃至國際化的過程，可以厘清文廟傳(chuan) 播演變和在當地社會(hui) 的融入情況，有助於(yu) 推進文化交流、增進民眾(zhong) 了解，講述中國故事、傳(chuan) 播中國聲音。

三、加強釋奠禮研究的學術和現實意義(yi)

“文廟學”研究領域涵蓋曆史、政治、思想、建築、藝術、倫(lun) 理等諸多學科，具有重要的學術理論和現實價(jia) 值，當前尤其要集中力量深入研究釋奠禮。

首先，釋奠禮承載著傳(chuan) 統文化重大價(jia) 值意義(yi) 。從(cong) 局限於(yu) 孔門弟子對老師的“祭祀”活動，發展到具有普遍意義(yi) 的“學生”祭祀“老師”，再擴大到儒門後人祭祀曆代聖賢的“國家大典”，而孔氏宗族在闕裏孔廟和衢州孔廟的“家祭”，在孔子去世後就一直保持和留傳(chuan) ，文廟釋奠因此具有了“血緣性”與(yu) “非血緣性”並行的特征，文化傳(chuan) 承與(yu) 血脈傳(chuan) 承因此而相得益彰。更具意義(yi) 的是，中國人最重視教育、重視師道尊嚴(yan) ，作為(wei) 一個(ge) 標誌性的祀典，文廟釋奠禮“成為(wei) 具有流傳(chuan) 與(yu) 傳(chuan) 承意義(yi) 的文化大事，成為(wei) 師生關(guan) 係中的神聖性象征” 【14】——也就是中華民族“尊師重道”傳(chuan) 統的神聖性象征。而儒家學術的風向激蕩、發展變化直接體(ti) 現於(yu) 釋奠禮的曆次變革之中，成為(wei) 儒學自身演變的“風向標”。同時，文廟祭祀集中展現了傳(chuan) 統中國的信仰意蘊，是曆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因此，釋奠禮絕不僅(jin) 僅(jin) 是孔氏族人祭祀祖先的“家事”，更是中國人在文化上慎終追遠的“國事”。

其次，釋奠禮是文廟的靈魂。“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yu) 先聖先師”（《禮記·文王世子》）。最初的釋奠禮當然與(yu) 文廟、與(yu) 孔子都無關(guan) 聯，但很明確，其與(yu) “學”“教”活動關(guan) 係密切，這是日後釋奠禮與(yu) 文廟祭祀合流的禮製和文化的基礎。從(cong) 漢至唐，釋奠禮也並未明確為(wei) 祭祀孔子所“專(zhuan) 用”，而是周公、孔子“並稱”，且周公位在孔子之前為(wei) “先聖”，孔子位在周公之後為(wei) “先師”。如鄭玄注《禮記》曰：“先聖，周公若孔子。”但“漢魏以來，取舍各異，顏回、孔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為(wei) 先聖” 【15】，“第或聖或師，升降不一，迄於(yu) 唐初尚無定論”【16】。 唐貞觀二年（628年），孔子重新取得了“先聖”的地位，“正孔子為(wei) 先聖，加眾(zhong) 儒為(wei) 先師”【17】，而以周公配享武王。唐高宗永徽年間雖又有短時“反複”，但很快恢複貞觀舊製，此後孔子的地位再未動搖。從(cong) “並稱”到“專(zhuan) 用”的發展過程以及其中的“反複”，反映了曆史上人們(men) 對孔子和儒學地位和作用的認識是經過爭(zheng) 論之後的義(yi) 無反顧的“明確”選擇，人們(men) 最終形成共識——創設文廟意在禮敬文化傳(chuan) 統，弘揚民族精神，其核心內(nei) 容和主要形式即以釋奠禮為(wei) 代表的文廟祭祀活動。另外，曆史上各地依附文廟設立名宦祠、鄉(xiang) 賢祠、節孝祠、孝義(yi) 祠等建築以表彰賢達、推行教化的做法，更是在維護核心價(jia) 值理念前提下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創舉(ju) ”，對於(yu) 我們(men) 今天的文化建設和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弘揚仍然具有直接的、重要的啟發意義(yi) 。

再次，文廟建築、禮製等都是為(wei) 祭祀服務的。建築形製的升格、建築規模的擴大、文物文獻的加隆，都是與(yu) 孔子地位和影響的不斷提高緊密聯係在一起的，而曆代“衍聖公”最主要的職責也是主持文廟祭祀活動。所以從(cong) 釋奠禮研究入手，可以展開、聯係並深入研究文廟曆史沿革、建築規製、禮製演變、樂(le) 歌佾舞、文物文獻等相關(guan) 範疇，可以說，牽“釋奠禮”一發，動“文廟學”全身。

最後，對當前各地開展的祭祀活動進行及時必要的指導和規範。在孔子故裏曲阜，“祭孔大典”目前已成為(wei) 國家有關(guan) 部委、山東(dong) 省人民政府等共同主辦的重要祀典，並已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chan) 名錄，同時各地及境外相關(guan) 活動也日益增多。但是，在實際操作層麵還存在較多問題和薄弱環節，尤其是儀(yi) 程、服飾、音樂(le) 、佾舞、祝文甚至祭祀名稱等方麵至今仍沒有深入研究、形成共識。自1986年恢複的“仿古祭孔樂(le) 舞”，一直到2004年曲阜市政府推出官方“公祭”，曲阜“闕裏孔廟”的“祭孔大典”采用的都是“清製”。2005年，主辦單位升格之後，形製上改成了“明製”。不論是采用“清製”還是“明製”，組織者在通知有關(guan) 人員參加“祭孔大典”時都會(hui) 要求出席者“著正裝”。可問題在於(yu) “正裝”究竟應該是什麽(me) ?由於(yu) 理解差異，所以參加祀典時，有的著“西裝”，有的著“中山裝”，也有的人著“唐裝”。但早有學者指出，現在所謂的“唐裝”，其實就是以前大戶人家的仆人所穿的工作服而已。總之，與(yu) 祭者著裝呈現出明顯的“混亂(luan) ”狀態——台上執事、樂(le) 舞等人員穿著清代或明代的禮樂(le) 服飾，台下觀禮及與(yu) 祭人員則穿著五花八門的“現代”服裝，給人一種“時空穿越”的感覺。從(cong) 曆史上看，曆朝曆代的祭祀大典從(cong) 未出現過佾舞生和執事人員穿著一朝服飾，與(yu) 祭人員卻穿著另一朝服飾的現象。

從(cong) 2002年開始，曲阜“祭孔大典”的組織者設計了用“魯錦”（山東(dong) 曲阜當地所產(chan) 的一種布）來製作的“儒巾”（也有人稱之為(wei) “綬帶”），一端繡著祭孔大典的標識，一端繡上孔子像——既然服裝不統一、不整齊，那就都戴上黃色的“儒巾”，力圖從(cong) 整體(ti) 的視覺效果上有一種整齊、莊重的感覺。佩戴“儒巾”不是簡單地“掛”在脖子上即可，而是要求孔子像一側(ce) 貼於(yu) 左胸靠近心髒的部位，借此表達對夫子的敬意，以此暗示與(yu) 祭人員轉換一種情境，調整心態，更快地進入祭祀的氛圍。後來，其他很多地方在祭祀活動中也紛紛采用了這樣的形式，但是服裝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jue)

“製禮作樂(le) ”本來就是由國家主導實施的重大文化戰略、文化工程，因此我們(men) 應該在更高意義(yi) 上深刻認識文廟及釋奠禮的重大價(jia) 值。筆者建議政府部門與(yu) 研究機構進一步整合力量，形成研究層麵和推廣層麵有效結合的機製，避免理論研究與(yu) 實踐操作的脫節，在此基礎上，盡快製定推出既符合傳(chuan) 統禮儀(yi) 又具有時代精神和社會(hui) 融入性的當代祀典。

注釋
 
1[西漢]司馬遷：《史記》卷47《孔子世家》，中華書局1959 年版，第1945頁。
 
2劉續兵輯錄：《建寧二年史晨前後碑》，載楊朝明主編：《曲阜儒家碑刻文獻輯錄》（第1輯），齊魯書社2015年版，第33頁。
 
3《史晨碑》記載：“史君念孔瀆（孔子出生的山洞）、顏母井（孔子母親生活之處）去市遼遠，百姓酤買，不能得香酒美肉，於昌平亭下立會市，因彼左右，鹹所願樂”。可見當地百姓早有購買“香酒美肉”到孔子出生處紀念夫子的舉動。參見劉續兵輯錄：《建寧二年史晨前後碑》，載楊朝明主編：《曲阜儒家碑刻文獻輯錄》（第1輯），齊魯書社2015年版，第33頁。
 
4楊朝明、宋立林主編：《孔子家語通解》，齊魯書社2013年版，第465頁。
 
5《明史》卷139《錢唐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3981-3982頁。
 
6[元]陳澔：《禮記集說》，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46頁。
 
7[元]陳澔：《禮記集說》，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36頁。
 
8[元]陳澔：《禮記集說》，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36頁。
 
9宋振中輯錄《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製詔碑》，載楊朝明主編：《曲阜儒家碑刻文獻輯錄》（第1輯），齊魯書社2015年版，第129頁。
 
10劉文劍輯錄：《成化四年禦製重修孔子廟碑》，載楊朝明主編：《曲阜儒家碑刻文獻輯錄》（第1輯），齊魯書社2015年版，第225-232頁。
 
11[唐]韓愈：《處州孔子廟碑》，載《全唐文》卷561，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515頁。
 
12劉振佳在《濟寧學院學報》2010年8月號發表《孔廟學芻議》，周洪宇、趙國權在《江漢論壇》2016年第5期發表《文廟學：一門值得探究的新興“學問”》，分別從儒廟曆史文化研究和教育學研究角度提出相關概念，本文立論角度與其不同。
 
13[清]孔繼汾：《闕裏文獻考》卷11，山東友誼出版社1989年版，第522頁。
 
14李紀祥：《代代相傳：祭祖與祭孔的血緣性與非血緣性傳統》，《長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
 
15[宋]王溥：《唐會要》卷 35，中華書局1955年版，第636頁。
 
16[清]孔繼汾：《闕裏文獻考》卷14，山東友誼出版社1989年版，第580頁。
 
17[宋]王溥：《唐會要》卷35，中華書局1955年版，第6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