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之江南，何種儒學？

作者：陳來

來源：“人文日新陳來”微信公眾(zhong) 號

幾年以前成立了複旦大學上海儒學院，這幾年走下來，工作的範圍，從(cong) 開始到現在，大概可以概括為(wei) 三個(ge) 麵向。這三個(ge) 麵向從(cong) 近到遠，展現出了上海儒學院有什麽(me) 特點、要做什麽(me) 事情：第一個(ge) 是立足江南，第二個(ge) 是麵向東(dong) 亞(ya) ，第三個(ge) 是放眼世界。立足江南是何俊教授負責的工作，麵向東(dong) 亞(ya) 是吳震教授負責的工作，放眼世界是孫向晨教授關(guan) 注的工作。立足江南、麵向東(dong) 亞(ya) 、放眼世界應該是複旦大學上海儒學院工作中的三個(ge) 主要的麵向。

（陳來先生在上海儒學院成立儀(yi) 式上）

“江南儒學”項目去年開的會(hui) 議，我因為(wei) 有事未能來參加。這裏我就談談我對這個(ge) 問題的一些粗淺的看法。“江南儒學”有廣義(yi) 的和狹義(yi) 的理解，都有意義(yi) ，並覆蓋我們(men) 上海儒學院做的一些工作。譬如將江南儒學追溯到孔門弟子的時代，這些都是從(cong) 廣義(yi) 上來入手的。我這裏要講的則是狹義(yi) 的江南儒學，但是這並不是對廣義(yi) 的江南儒學的否定。

我把我的側(ce) 重點放在狹義(yi) 的江南儒學，主題我歸結為(wei) 兩(liang) 句話：誰之江南？何種儒學？

這兩(liang) 句話當然是套用了MacIntyre的書(shu) 的名字。他在寫(xie) 了After virtue以後，又寫(xie) 了一本Whose justice?Which rationality?中文都早已有翻譯。他的兩(liang) 本書(shu) 不見得大家都細讀過，可是他用的這個(ge) 書(shu) 名還頗流行，很多人都模仿他的書(shu) 名。大概在1998年，我也寫(xie) 過一篇文章在《讀書(shu) 》雜誌上發表的，題目就叫“誰之責任？何種倫(lun) 理？”。當時歐洲神學家孔漢思倡導責任倫(lun) 理宣言，他拿來文本讓我們(men) 討論、提意見。我的文章就是從(cong) 中國儒學的一種立場針對其初稿所提的意見。後來有位學者在《讀書(shu) 》上寫(xie) 一篇批評我的文章，說人家提了這麽(me) 重要的問題，我們(men) 怎麽(me) 能反對呢？我說不是我們(men) 反對，而是人家拿著這篇文稿讓我們(men) 提意見，我們(men) 當然不能拒絕表達我們(men) 的文化立場。

（陳來先生與(yu) 何俊教授）

“誰之江南？何種儒學？”是我對這個(ge) 問題思考的一個(ge) 切入點。

因為(wei) ，我們(men) 以前的問題意識，如果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的話，我們(men) 以往的討論都是集中於(yu) “何處是江南？”這本來是蘇東(dong) 坡的發問，最近幾年好像成了非常流行的一種語句。央視還開了一個(ge) 電視係列篇叫“何處是江南”。這個(ge) 電視片我還沒有來得及看，網上有介紹，一共有五六集。

我們(men) 在北京有一位朋友，即人大清史所的教授楊念群，他寫(xie) 的書(shu) 書(shu) 名也叫《何處是“江南”》，但是主要內(nei) 容是清代的政治和社會(hui) 。我舉(ju) 這些例子是想說明，以前我們(men) 有關(guan) 江南的思考的問題意識，大多是集中在“何處是江南”。以“何處是江南”為(wei) 一個(ge) 主導的提問方式，應該說在我們(men) 過去這些年中，是比較流行和占主導地位的。

但是在這種討論裏麵，我們(men) 會(hui) 發現其實是很複雜的，因為(wei) “江南”的含義(yi) 很多，而且在曆史上變化也大。其中最明顯的就是秦漢時代的“江南”，主要是湖南湖北，然後帶上江西，這是我們(men) 早期從(cong) 秦朝以來的“江南”。雖然是在長江之南，但是我看那個(ge) 時候的關(guan) 注點可能是以大湖為(wei) 中心的，包括了洞庭湖和鄱陽湖，是以兩(liang) 個(ge) 大湖為(wei) 中心的江南的區域。到了隋唐以後就不一樣，到了唐代杭州就比較突出了。白居易的詩就有“江南憶，最憶是杭州”，這其中當然有他個(ge) 人的經曆的那種感覺，但這句詩也反映了杭州在那個(ge) 時候確實很重要。到了明清，蘇州的地位就比較突出了。所以“江南”的區域，在概念上是不斷變化的。到了近代以來，我們(men) 發現它常常用於(yu) 一個(ge) 比較狹義(yi) 的區域，這個(ge) 地區就是太湖平原和杭嘉湖平原，語言上講是集中在吳語區。這是我們(men) 追問何處是江南的時候，我們(men) 看到的曆史不斷變化的方麵。

（“江南儒學”國際學術會(hui) 議合影）

那麽(me) 我們(men) 現在要提出的問題是，江南的“中心”在中國曆史上是不是有一個(ge) 移動的過程？它能不能反映江南某種曆史上的演變的趨向？在我看來，漢代以來江南的中心有一個(ge) 沿江東(dong) 移的過程，如果漢代江南的中心是兩(liang) 湖，那麽(me) 六朝的時候江南的中心是金陵，再往下到隋代，揚州成為(wei) 了中心。那再往下，就是宋代的杭州，再往下就是蘇州。

那麽(me) 江南的中心在哪？它是不是可以說有一個(ge) 由西東(dong) 移的過程？我以為(wei) ，東(dong) 移的過程內(nei) 在地包含一種指向，我們(men) 可以說這個(ge) 指向的目的就是上海。所以我們(men) 如果用黑格爾的語言來講，目的論的一個(ge) 描述就是，江南的中心移動，它內(nei) 在地指向今天的上海，上海就是它的目的。或者說明清的以蘇州為(wei) 中心的江南在曆史上已經準備了現代上海的崛起和興(xing) 起的條件。這是上海之所以成為(wei) 上海的一個(ge) 內(nei) 在的條件。

五口通商後，這麽(me) 多城市的開放通商，為(wei) 什麽(me) 隻有上海變成一個(ge) 中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中心？這是跟曆史上為(wei) 它準備的內(nei) 在條件是分不開的。五個(ge) 通商口岸，近有廈門，南有廣州，稍後又北有天津，都在那個(ge) 時候通商。隻有上海成為(wei) 中國近代以來的經濟中心。所以外在的條件雖然很重要，這其中就包括西方文化的引進。內(nei) 在的條件是，可以說中國的江南發展的曆史，內(nei) 在地對上海的出現作了準備。因為(wei) 江南的重心不斷的東(dong) 移，我們(men) 可以用黑格爾的話這樣說：上海就是它的目的。

因此，我們(men) 在上海儒學院推動的江南儒學研究，不是要追溯“江南”的曆史變化這樣具體(ti) 過程，更不要陷入“何處是江南”的爭(zheng) 論，我們(men) 所關(guan) 注的江南，應該是一個(ge) 以上海為(wei) 中心的建構性的“江南”。這是我的看法。剛才何俊教授和向晨教授都提到了，江南文化是上海市最近提出來的文化發展的一個(ge) 企劃，重視發展江南文化的研究。所以我想，既然從(cong) 上海的角度上提出來的構想，我們(men) 就不是要在廣義(yi) 上作曆史溯源的描述，一定是突出上海為(wei) 中心的建構性的江南文化研究。這是我們(men) 上海儒學院開展江南研究的基本方向。

我們(men) 說“江南儒學”是以上海為(wei) 中心的建構性的研究，也意味著應該有其所關(guan) 注的一個(ge) 主要區域，這個(ge) 區域它的邊界當然是有彈性的，可是它的重點應該突出。何俊教授的文章，指明是環太湖區域。我再把它稍微強調一下，就是以太湖的西岸作一個(ge) 切線，這個(ge) 切線畫下來向東(dong) ，你發現它有兩(liang) 條線，一個(ge) 是常州、無錫、蘇州、昆山、太倉(cang) ，這是太湖以東(dong) 、北麵的一條線。另一條線就是，湖州、嘉興(xing) 、嘉善、鬆江，這個(ge) 就是太湖以東(dong) 、南麵的一條線。同時這個(ge) 區域，跟它南部的區域有著密切的聯係，就是寧紹平原，特別到了近代以來，上海的興(xing) 起和這個(ge) 區域連接越來越緊密。

所以我們(men) 講，江南這個(ge) 概念可以很大，包括很廣，但是上海儒學院所要關(guan) 注的江南及其研究，應該在空間上大大壓縮。我剛才講我不是反對廣義(yi) 的定義(yi) ，我是說重點應該在這個(ge) 地方，這是我們(men) 對江南儒學的空間界定。

如果從(cong) 時間上談江南儒學，何俊教授文章，講江南曆史有三個(ge) 時期，先秦、唐宋和近代三個(ge) 時段。我的意思，時間也要大大的壓縮。我個(ge) 人意見是重點研究近三百年江南儒學史，或是江南儒學文化史。這是時間上麵的限定。我們(men) 如果看錢賓四先生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其中很大部分都是與(yu) 我們(men) 所說的江南相關(guan) 的。當然，“近三百年”是二十世紀前期使用的史學概念，特指明清之際以來。今天算起來，已經又加了一百年，但我們(men) 還是習(xi) 慣於(yu) 學術史的這個(ge) “近三百年”說法，強調要特別重視明清之際以來年江南的儒學思想文化史，它的發展脈絡，以及和上海的關(guan) 係。

所以我們(men) 使用的江南儒學的概念，要在時間和空間上大大的壓縮。不能夠采取無限的擴展，要承認邊界有彈性，但是重點要突出。

“誰之江南？”我的回答是什麽(me) 呢？我前一段看到葛劍雄教授的文章，他意思是強調“上海是江南的上海”，主要講的是上海和江南之間的密切關(guan) 係，他的講法沒有錯。但我們(men) 想把這個(ge) 話反過來說，作為(wei) 補充：“江南是上海的江南”。所以，我對“誰之江南？”的回答是“上海之江南”。這不是反曆史，是突出我們(men) 的研究的立場。我們(men) 建構性的立場和研究的重點是放在這樣一個(ge) 江南，意思就是要突出上海的視角。若全麵地說，首先，上海是江南的上海；但我們(men) 要加上一句話，江南是上海的江南。以此來表明我們(men) 做江南儒學研究的一個(ge) 立場。無疑，江南儒學的研究是開放的，其他各方麵可以做各種各樣的江南研究。但是上海儒學院要突出的一個(ge) 立場，是不是可以放在這個(ge) 方麵。

第二，上海儒學院做江南儒學研究應該不是一個(ge) 純粹曆史的考慮，當然大家應該關(guan) 注曆史，但也應該包含對上海城市和上海現代化的文化根源的一種探索。因此，近三百年江南儒學的研究應該包含有現代化文化根源的部分。我想起羅伯特﹒貝拉50年代的成名作《德川宗教：現代日本的文化淵源》，說的是德川時代日本文化的淵源如何有助於(yu) 日本的現代化，它的一個(ge) 重要的問題就在於(yu) ：日本現代化的文化根源在德川時代表現有哪些方麵？如與(yu) 西方宗教倫(lun) 理相當的日本儒教倫(lun) 理等。而德川時代正是日本明治維新前的“近三百年”。

作為(wei) 現代上海的江南儒學研究，不可能不具有上海現代化的文化視野。上海的江南儒學研究也必須內(nei) 在地具有這種現代化的問題意識。這種研究不僅(jin) 要關(guan) 注文化取向特別是宗教倫(lun) 理，還要關(guan) 注文化的“精神氣質”。韋伯所作的正是這樣。美國學者墨子刻《擺脫困境》對近代中國思想的研究也是圍繞“精神氣質”為(wei) 中心的。精神氣質也是精神取向和文化心態，40多年前我在北大念研究生的時候，住在我隔壁房間的是幾位學數理邏輯的老兄，其中有一同學是上海人，後來在華中工學院工作。他當時跟我說過一句話，他說上海的精神就是資本主義(yi) 精神。我聽了以後很感震驚。後來看了韋伯的書(shu) ，我就想起他所講的“上海的精神”。我認為(wei) 他說的這個(ge) “資本主義(yi) ”是中性的，主要是指西方最先發展的現代化形態。一般外地的人對上海隻有一些粗淺的感知，而上海人對於(yu) 本地的文化可以有先天的直覺。我們(men) 知道韋伯講的新教與(yu) 資本主義(yi) 的起源，主要是要探討社會(hui) 文化的精神氣質，認為(wei) 精神氣質才是資本主義(yi) 產(chan) 生、擴大的主要動力。上海文化、上海人的精神氣質是什麽(me) ，這是我們(men) 研究裏麵應該包含的內(nei) 容。

這意味著，上海的現代化中心地位並不是通商、租界就能夠直接帶來的，是跟上海的江南周邊往這個(ge) 地方集聚所形成的這種條件是相聯係的，是和江南為(wei) 他準備的文化、精神、倫(lun) 理條件是聯係在一起的。如果換一個(ge) 同樣也是開放發展的一個(ge) 內(nei) 陸地區，舉(ju) 個(ge) 極端的例子比如說蒙自，就很難想象能發展為(wei) 上海。不同的土壤在開放的過程中，形成的文化是不同的，這是文化的根源的作用，也是精神氣質的形成要素。

接下來我講講“何種儒學”的問題。我們(men) 所主張的江南儒學，其中的“儒學”應該是一個(ge) 綜合的思想文化形態，而不是僅(jin) 僅(jin) 是哲學的義(yi) 理。我們(men) 哲學係的學人最關(guan) 心的就是義(yi) 理。但江南儒學它應該是包含多種形態，比如說，如果就學術化的形態來講，它應該既包括理學，又包括經學、子學、國學。理學、經學、子學、國學的視角都是我們(men) 江南儒學研究需要采用的。

不僅(jin) 包括以上所說的儒家和儒學學術化的形式，也包括它儒學社會(hui) 化的形式。因此在某種意義(yi) 上，江南儒學的研究需要用一些多學科的方法和社會(hui) 文化的視角。比如說書(shu) 院，其研究屬於(yu) 教育史，但也應當關(guan) 注。另外，我以前看社會(hui) 史研究者梁其姿教授的著作，她的研究領域就是明清江南的慈善。如前麵所說，從(cong) 太湖由上線往東(dong) 走，那條線上常州、無錫、蘇州一下來到上海，就是清代的慈善事業(ye) 最重要的地區。而推動慈善事業(ye) 的發展後麵的觀念肯定是儒學的觀念。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我們(men) 的研究需要跨學科，我們(men) 要關(guan) 注文化史和社會(hui) 史的研究，包括宗族和風俗文化的研究。我覺得這應該都屬於(yu) 江南儒學的研究範圍。儒家哲學是我們(men) 的拿手戲，但是對於(yu) 江南儒學的研究，我想它應有更多的一些麵向，包括我以前講的世俗儒家倫(lun) 理的形態，要使儒家思想文化在這個(ge) 地區的方方麵麵有一個(ge) 基本的展現。

（唐文治先生）

關(guan) 於(yu) 理學，我在這裏還要強調，上海儒學院必須要研究理學。如上麵說的近三百年是從(cong) 明清之際開始。近三百年中，朱子學最重要的學者是在今天的上海地區。明末以來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朱子學家，就是二陸：陸世儀(yi) 、陸隴其。陸世儀(yi) 是太倉(cang) 人，太倉(cang) 下來就是嘉定，陸隴其就在嘉定做官。所以明末清初最重要的朱子學是在太倉(cang) 、嘉定。與(yu) 陸世儀(yi) 同時的顧炎武，在昆山，他的學術性格近於(yu) 朱子而疏於(yu) 陽明。所以上海儒學院應該重視理學研究，特別是朱子學的研究。

我們(men) 今天大家看朱熹的《四書(shu) 集注》，中華書(shu) 局的排印本，它是清代中期吳郡吳氏的本子，中華書(shu) 局在宋代以來的各種本子中，選的是清代吳郡吳氏的，這雖然是從(cong) 版本學文獻學來講的，但也是江南儒學的一部分。至於(yu) 近代無錫國專(zhuan) 的唐文治先生，唐先生的學術也是和朱子學有關(guan) 係，寫(xie) 有《紫陽學術發微》，《性理學大義(yi) 》，所以無錫國專(zhuan) 是有淵源的，理學是不能避開的，需要好好研究理學。我說過“遠有二陸，近有唐王”。唐就是唐文治，王就是王遽常。王長於(yu) 諸子學，所以江南儒學不僅(jin) 重視理學，也必然不能忽視諸子學。至於(yu) 寧紹平原，近代的名家蜂起，各具特色，更需要多方麵加以研究。所以我想對“何種儒學”的回答，應該是多重文化形態的儒學研究，而不是單一的儒家哲學研究。

2019/9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