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清還是抗清：作為(wei) “貳臣”的錢謙益

作者：秦行國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二月十三日壬申

          耶穌2021年3月25日

錢謙益在曆史上是個(ge) 頗具爭(zheng) 議的人物，近人錢基博說錢謙益“以明代文章钜公，而冠遜清貳臣傳(chuan) 之首，人品自是可議”；而陳寅恪卻視之為(wei) 複國英雄，對於(yu) 錢氏“應恕其前此失節之愆，而嘉其後來贖罪之意，始可稱為(wei) 平心之論”。那麽(me) ，錢謙益是何時被帶上“貳臣”的麵具的？其內(nei) 心深處是否真的降清了？我們(men) 從(cong) 其若幹文字中或許可以窺得其隱秘的心思。

錢謙益

乾隆的注意

錢氏文名頗盛，在清初文壇乃煊赫一時的人物。身在明、清鼎革之際，其經曆與(yu) 其他文人並無不同，不過，因清高宗乾隆的注意，錢謙益身後又卷起了一陣不小的風浪。乾隆二十六年（1761），沈德潛將其編著的《國朝詩別裁集》呈請乾隆作序，不料，卻遭到了乾隆的嚴(yan) 厲斥責。沈氏在集子中將錢謙益列為(wei) 國朝之首，這引起了高宗的極度反感。他在序中言：

夫居本朝而妄思前明者，亂(luan) 民也，有國法存，至身為(wei) 明朝達官，而甘心複事本朝者，雖一時權宜，草昧締構所不廢，要知其人，則非人類也。其詩自在，聽之可也，選以冠本朝諸人則不可，在德潛則尤不可。且詩者何？忠孝而已耳。離忠孝而言詩，吾不知其為(wei) 詩也。

高宗完全從(cong) 道德的角度，批評錢謙益為(wei) “非人類”，他將“忠孝”作為(wei) 評詩的一種標準。乾隆於(yu) 三十四年（1769）翻檢了錢謙益的《牧齋初學集》，這次卻不隻是批評那麽(me) 簡單了，隨即下詔禁毀錢謙益的所有著作，非但如此，在任何他人之著作中，但凡涉及或者引用錢氏文字，皆要一律銷毀。

乾隆四十一年（1775），高宗下令國史館編纂《貳臣傳(chuan) 》，次年對該傳(chuan) 的具體(ti) 編排又作出了新的指示，他要求將列入《貳臣傳(chuan) 》的傳(chuan) 主，按照其行誼細分為(wei) 甲、乙兩(liang) 編。進入甲編的，要能“頗樹勞伐”，“屢立戰功，勳績並為(wei) 昭著”，這些人“雖不克終於(yu) 勝國，實能效忠於(yu) 本朝”，而進入乙編的，這一類則是“行素不端”“進退無據”，“先授偽(wei) 職，旋更投順本朝，並為(wei) 清流所不齒”。在乾隆看來，這兩(liang) 類人雖然皆是大節有虧(kui) ，但程度不一，甲編之類，雖未能踐行“有死無二之義(yi) ”，然“申國士之報，後之人無不諒其心而稱其義(yi) ”，乙編之類，“非複人類”“覥顏持祿”，“毫無事跡足稱”。乾隆四十八年（1783），高宗又下令編纂《逆臣傳(chuan) 》，此專(zhuan) 門為(wei) 降清之後又反叛之人而設的。在以上這些標準中，錢謙益被安排進了《貳臣傳(chuan) 》乙編。乾隆對錢謙益等人作如此處理，無非就是想表明，道德上的忠要壓倒一切，而忠的對象當然最終要落腳到本朝，違背這個(ge) 準則，其他皆無從(cong) 談起。

在《貳臣傳(chuan) 》的記載中，錢謙益可謂“劣跡斑斑”。傳(chuan) 記中細致捋出他的行蹤，參與(yu) 明末黨(dang) 爭(zheng) 、與(yu) 宦官為(wei) 伍，經常受到彈劾、貶職，不僅(jin) 如此，在清兵南下時，錢氏先是迎降，獲得新朝之位後，又托病南歸，在江南策劃反清活動。傳(chuan) 後還特別羅列了清高宗分別在乾隆三十四年、四十一年、四十三年貶斥錢謙益的三道諭旨，嚴(yan) 斥錢謙益“反側(ce) 貪鄙”，“大節有虧(kui) ，實不足齒於(yu) 人類”，著作則“荒誕悖謬”，“詆毀本朝之處，不一而足”，理應在《貳臣傳(chuan) 》，“俾斧鉞凜然，合於(yu) 《春秋》之義(yi) ”。錢謙益作為(wei) “貳臣”的形象由此確立下來。

錢謙益文字中的隱秘心曲

錢氏是否真是如乾隆所判定的“貳臣”呢？我們(men) 從(cong) 他著作中的一些看法來看，似乎並非完全如此，他的諸多論斷皆表達了“尊周攘夷”之論，實則隱微地表明尊明反清，亦即是說，投順清朝是其表，而遵奉明朝乃其裏，錢氏在政治認同上，在明而非清。

錢謙益不獨文學，對經學亦有一套自己的見解，且時常對“虜”“戎”“夷”“狄”問題加以討論，潛藏著隱秘的心曲。錢氏多次指出，通經乃為(wei) 了謀王體(ti) 而斷國論，“誠欲使天下學者通經學故，謀王體(ti) 而斷國論，以董子、胡氏為(wei) 儀(yi) 也”。亦說《春秋》有折大獄，斷國論之用：

昔者漢世治《春秋》，用以折大獄，斷國論。董仲舒作《春秋決(jue) 事》，比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法。

他指出，經學與(yu) 國政之關(guan) 係緊密：“是故經學與(yu) 國政，鹹出於(yu) 一，而天下大治。及其衰也，人異學，國異政。公卿大夫，競出其聰明才智以變亂(luan) 舊章。”“經學之不明，國論之不一，其關(guan) 於(yu) 存亡治亂(luan) 之故，猶病之著於(yu) 肌表，診視者可舉(ju) 目而得之，不待醫和及緩而後知其不可為(wei) 也。是可視為(wei) 細故哉？”錢氏將經學不明、國論不一，歸結於(yu) 存亡治亂(luan) 的因由，他甚至常常將明末的內(nei) 憂外患的國勢與(yu) 經學式微聯係起來理解，他在給複社領袖張溥之母六十壽辰所作的序文中說：

天如以命世大儒，在承明著作之庭，講道論德，離經辨誌，昌明《伐木》、《菁莪》之誼於(yu) 斯世……數十年以來，持國論者，以鉤黨(dang) 禁學為(wei) 能事，馴至於(yu) 虜寇交訌，國勢削蹙，朝廷之上，惟無通人碩儒，通經學古，修先王《小雅》之政教，是以若此。善哉天如之壽其親(qin) 也，吾有望矣。

入清之後，他亦認為(wei) 明亡的陸沉板蕩之禍與(yu) 經學荒蕪相關(guan) ：

宋、元以來，學者窮經讀書(shu) ，確有師承，幼而學，壯而成，老而傳(chuan) 端序。經緯精詳，次第具在。宋學士之誌曾魯者，如金科玉條，不可更易。世降道衰，教學偏背，煩蕪之章句，熟爛之時文，剽賊傭(yong) 賃之俗學，耳食目論，浸淫熏習(xi) ，而先民辨誌敬業(ye) 之遺法，不可以複考矣。迨其末也，世益下，學益駁，謏聞曲見，橫鶩側(ce) 出，聾瞽狂易，人自為(wei) 師。世所號為(wei) 魁士碩儒，敢於(yu) 嗤點謨誥，鐫夷經傳(chuan) 大書(shu) 濃抹，以典訓為(wei) 戲劇。馴至於(yu) 黃頭邪師，彌戾魔屬，充塞抗行，交相梟亂(luan) ，而斯世遂有陸沉板蕩之禍。

錢氏在不停地反思，明季麵臨(lin) “虜寇交訌，國勢削蹙”的局麵，最終導致滅於(yu) 異族之手的關(guan) 鍵在於(yu) 經學。若細究下來，在錢氏看來，不講《春秋》大義(yi) ，即是造成神州陸沉之禍的直接原因。

《春秋》是一部最講夷夏之辨、內(nei) 外之別的書(shu) ，錢謙益特別著意這一點。他十分推重宋人胡安國的《春秋傳(chuan) 》，強調尊周攘夷，嚴(yan) 夷夏之防。這絕非偶然的，錢氏既然指出通經致用，他持有此論則是有的放矢。實際上，錢氏早年對《胡傳(chuan) 》並沒有較高的評價(jia) ，明萬(wan) 曆三十九年（1611），他在《春秋胡傳(chuan) 翼序》指出，胡安國對《春秋》的解釋有過度之處，並不是其所謂的“史外傳(chuan) 心之要典”：

康侯氏於(yu) 經術擯棄之餘(yu) ，潛心闡釋，會(hui) 宣尼之微言，捃三傳(chuan) 之緒言，折衷康成、元凱、伊川諸家之渺說，匯輯成傳(chuan) 。其議論比勘，即不無太過，總之褒貶予奪，不離筆削宗旨，所謂史外傳(chuan) 心者非耶？國家以經術取士，奉康侯如功令，句櫛字梳，幾無逗漏。第是經旨微而約，緒博而該。經生家童習(xi) 白紛，涉其涯異，甚有不如《大全》為(wei) 何種書(shu) 者。

崇禎六年（1633）六月，他在給鄒德溥的《春秋匡解序》中說：

有宋之立國，不減於(yu) 漢。自王氏之新學與(yu) 新法並行，首絀《春秋》。以伸其三不足畏之說，遂馴致戎狄亂(luan) 華之禍，沒世而不複振……國家用胡氏《春秋》設科，垂三百年。而鄒氏之書(shu) 傳(chuan) 諸其祖父，至今百餘(yu) 年，舉(ju) 子傳(chuan) 習(xi) 之不變。雖漢世儒者仞其師說，未有以過也。班固不雲(yun) 乎？士食舊德之名氏，工用高曾之規矩。國家重熙累洽，考文稽古之盛，觀於(yu) 胡氏、鄒氏之學，可謂信而有征矣。

崇禎十一年（1638）七月，他在給劉永年的《左匯序》中接著說：

自荊舒之新學行，以《春秋》為(wei) 腐爛朝報，橫肆其三不足之說，而神州陸沉之禍，有甚於(yu) 典午。流禍浸淫，迄於(yu) 今未艾。居今之世，明《春秋》之大義(yi) ，闡定、哀之微詞，上醫醫國，此亦對症之良劑。

錢氏的兩(liang) 段文字都在指斥王安石行新學，貶斥《春秋》，倡“三不足”之說，以至於(yu) “戎狄亂(luan) 華之禍”“神州陸沉之禍”，世道衰遲，將宋亡於(yu) 異族歸咎於(yu) 此。錢氏對王安石屢存譏議，卻對胡安國頗加稱賞，以為(wei) 其“信而有征”。他在給吳希哲的《麟旨明微序》中繼續說：

胡文定生當南渡之時，懲荊舒之新學，閔靖康之遺禍，敷陳進禦，拳拳以君臣、夷夏之大義(yi) ，摩切人主。祖、宗驅斥胡元，複函夏之舊。《春秋》傳(chuan) 解，斷以文定為(wei) 準。蓋三百年持世之書(shu) ，非尋行數墨，以解詁為(wei) 能事而已也……有如文定，搘柱新說，掃蕩和議，卓然以其言持世者乎？

胡安國的《春秋傳(chuan) 》在元代立為(wei) 官學，明朝繼續懸為(wei) 功令，成為(wei) 《春秋》科考的經目。錢氏認為(wei) ，胡安國生逢南渡之時，對王安石新學有所矯正，其申發君臣、夷夏大義(yi) ，乃“三百年持世之書(shu) ”，不能以解詁的方式來理解，對於(yu) “搘柱新說，掃蕩和議”皆有意義(yi) 。順治十三年（1656），錢謙益在《與(yu) 嚴(yan) 開正書(shu) 》中說：

仆家世授《春秋》，兒(er) 時習(xi) 《胡傳(chuan) 》，粗通句讀則已，多所擬議，而未敢明言，長而深究源委，知其為(wei) 經筵進講，箴砭國論之書(shu) 。國初與(yu) 張洽傳(chuan) 並行，已而獨行胡氏者，則以其尊周攘夷，發抒華夏之氣，用以斡持世運，鋪張金、元以來驅除掃犁之局，而非以為(wei) 經義(yi) 當如是也。

入清後，他依然推重胡安國《春秋傳(chuan) 》所表達的“尊周攘夷，發抒華夏之氣”之義(yi) ，可以“用以斡持世運”，而不可以經義(yi) 觀之。

反滿與(yu) 抗清

胡安國乃完全站在理學家的立場，將《春秋》作為(wei) “傳(chuan) 心之要典”，申發尊王攘夷大義(yi) ，錢氏早年即持批評的態度，而後來卻得到他的屢次稱賞，這是何故？他對《胡傳(chuan) 》中“攘夷”的態度，前後有如此大的轉變，我們(men) 將他寫(xie) 這三篇文章的時期作一番分析，便清楚其中的原委了。

《春秋胡傳(chuan) 翼序》《春秋匡解序》《麟旨明微序》分別寫(xie) 於(yu) 萬(wan) 曆三十九年（1611）、崇禎六年（1633）、崇禎十四（1641）年略早之前。萬(wan) 曆二十九年（1611），清人的威脅並沒有降臨(lin) ，故《胡傳(chuan) 》對錢謙益而言，其中的“攘夷”主張並沒有什麽(me) 特別的吸引力。而等到崇禎六年（1633）之後，錢謙益稱賞胡安國《春秋傳(chuan) 》，表達夷夏之防，尊周攘夷的觀念，與(yu) 清兵屢屢南犯、明朝國勢日蹙這一時政背景有關(guan) 。崇禎初年，清兵屢次來犯，明朝國勢愈發嚴(yan) 峻。崇禎二年（1629），皇太極率後金十萬(wan) 精兵，繞道蒙古，由喜峰口攻陷遵化，直逼明朝京師，兵臨(lin) 北京城下，京師戒嚴(yan) 。崇禎四年（1631），後金兵圍大淩河城，明軍(jun) 慘敗。崇禎九年（1636），皇太極稱帝，改國號為(wei) 大清，隨即派兵自喜峰口入關(guan) ，進犯京師。崇禎十一年（1638），清軍(jun) 再次入侵，直逼京師，京師戒嚴(yan) 。崇禎十二年（1639），清兵進犯濟南，隨即與(yu) 明軍(jun) 在鬆錦展開激戰。他在序中所言的“戎狄亂(luan) 華之禍”“神州陸沉之禍”，即是清人在崇禎時期的南犯之事。

《與(yu) 嚴(yan) 開正書(shu) 》寫(xie) 於(yu) 順治十三年（1656），彼時，滿人已入主中原多年，他在信中再次提及胡安國《春秋》的尊周攘夷、華夏之氣，亦隱含著對清人這一異族的抵觸情緒，猶然以夷狄視之，與(yu) 其參與(yu) 反清、抗清之事若合符節。明朝亡後，他雖一度降清，但後來又曾多次參與(yu) 反清、抗清活動。順治四年（1647），他因參與(yu) 山東(dong) 起兵之事，遭到清廷逮捕，在柳如是的斡旋之下，乃得獲釋。順治五年（1648），黃毓祺海上起兵失敗被捕，錢氏曾留宿其家，並許資助招兵，亦遭逮捕。順治六年（1649），錢謙益以“楸秤三局”為(wei) 比，寄書(shu) 瞿式耜，支持其反清之舉(ju) 。順治七年（1650）至順治十三年（1656），錢謙益曾三次勸說馬進寶反清，皆未果。順治十六年（1659），鄭成功發起第三次進攻長江的軍(jun) 事行動，遭到失敗，錢氏仿杜甫《秋興(xing) 八首》作《後秋興(xing) 八首》，以詩來表達對鄭氏的聲援。

無論是親(qin) 自參與(yu) ，還是詩文中隱秘地參與(yu) ，錢氏一係列的抗清、反清的政治行動都與(yu) 其持守的“夷夏之防”觀念緊密相關(guan) 的。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曾指出：“在解釋文本時，最富有成果的方法不是專(zhuan) 注於(yu) 作者確認了什麽(me) 信念，而是把作者看作是在介入不斷進行的社會(hui) 辯論之中。”錢謙益屢言的“尊周攘夷”不是空穴來風，亦好似處在“社會(hui) 辯論”之中，隻不過其辯論的對象不是某個(ge) 特定的人，而是整個(ge) 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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