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學術思想史略講

作者：郭齊勇（武漢大學國學院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首發

時間：西元2021年1月15日

我們(men) 大體(ti) 上以現代湖北的地域為(wei) 範圍，考察曆史上在這一塊土地上及其周邊地區發生過的學術思想史，特別是儒學史，這將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總的來說，傳(chuan) 統文化在今湖北地域的發展較為(wei) 複雜，必須重視地域文化與(yu) 多樣統一的中華文化的關(guan) 係，楚文化與(yu) 中原文化的關(guan) 係。夏禹征三苗以後，羋（米，三聲）姓，黃帝第八世孫季連之後，是春秋時期的楚國國君貴族的姓氏。楚國先民南遷，住丹、漢水間和漢水下遊以西。從(cong) 今天的考古發現來看，黃陂盤龍城是商早中期的城市遺址，這是當時商人移民在漢東(dong) 建立的據點。隨州葉家山考古表明漢水之陽（北）的六個(ge) 姬姓國（包括隨、曾、鄂等諸侯國）是西周的封國，表明西周時期，周天子移民荊楚，建漢陽諸姬。羋姓楚先與(yu) 江漢土著先民融合，形成獨具特色的楚民族，建立楚國，不斷擴大，發展。楚國超出荊楚範圍，一度擁有中國半壁江山。戰國後期，白起拔郢，楚國東(dong) 遷。秦人占領荊楚後設立郡縣製，後在統一的漢代文化中，本地文化又保留了自己的特色。宋代以後湖北地區的文化，已是融合了的以儒家為(wei) 主的宋明道學或理學的文化。因此，不宜太過簡單化地說我們(men) 隻有荊楚文化的傳(chuan) 統。當然，楚文化在兩(liang) 湖等地區積澱得厚一些，多一些。從(cong) 先秦至今，今湖北地區的文化處在多文化融合的長期過程之中，這個(ge) 地域的古今人物為(wei) 中華文化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一、春秋戰國時期隨、楚的儒學[i]

我們(men) 一定要改變一個(ge) 先入為(wei) 主的看法，人們(men) 一談到荊楚文化往往隻談道家文化，以為(wei) 荊楚文化中不包括儒家文化，或儒家文化在荊楚並不重要。其實，春秋戰國時期北方與(yu) 南方、中原諸國與(yu) 楚國、儒家與(yu) 道家在不斷融合的過程之中。

今天的隨州、十堰地區，春秋時代仍是周的封地，至少名義(yi) 上如此，文化上主要受禮樂(le) 文化的影響。周宣王時期當過內(nei) 史的尹吉甫是房陵（即房縣）人，參與(yu) 了北伐、南征，是大詩人。尹吉甫有重民敬德的思想，他在《大雅·蒸民》篇中詠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意思是說：上天生養(yang) 了萬(wan) 物，有一類事物就有這類事物的法則；而老百姓秉執的常道，是趨向於(yu) 美好的道德。這就肯定了人的善性。孔子讚揚這首詩是“知道”之詩。

季梁是春秋早期漢東(dong) 諸侯隨囯大夫，活動年代約公元前700年前後。隨侯是周的諸侯，姬姓。在強楚弱隨的形勢下，為(wei) 隨國的生存發展，季梁在政治、軍(jun) 事上提出了很好的建議，使隨國成為(wei) “漢東(dong) 大國”。季梁是中國早期民本思想的代表。他說：“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yu) 神。”（《左傳(chuan) ·桓公六年》）在儒學的前史上，他較早地提出了“道”、“忠”、“信”的概念，指出：“所謂道，忠於(yu) 民而信於(yu) 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同上）他肯定政治事務中，尊重老百姓的意誌是第一位的，甚至說民意重於(yu) 神意，神意也即民意。他強調君臣上下各級官吏要有完善的德行，三季農(nong) 事不擾民，修好五教（父義(yi) 、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qin) 睦親(qin) 族，“修政而親(qin) 兄弟之國”，敬祀神衹，神衹也會(hui) 賜福隨囯。隨侯一度聽從(cong) 了季梁的諫言，治理好國內(nei) 的政治，楚國也就不敢來侵犯了。

楚國君臣有傳(chuan) 習(xi) 《詩》《書(shu) 》《禮》《樂(le) 》《易》的傳(chuan) 統。楚莊王（公元前613--前591年在位）征伐陳國得美女夏氏，大臣申公巫臣引《周書(shu) ·康誥》勸阻莊王納夏氏為(wei) 妃。當潘黨(dang) 建議收取晉軍(jun) 屍首回去暴骨觀兵，炫耀武力時，莊王引用了《詩經》中武王的《頌》與(yu) 《武》篇，糾正潘黨(dang) 的戰爭(zheng) 觀，指出：武功，是用來禁止強暴、消弭戰爭(zheng) 、保持強大、鞏固功業(ye) 、安定百姓、和諧大眾(zhong) 、豐(feng) 富財物的。

申叔時是莊王時期的大夫。據《國語·楚語上》，楚莊王委派士亹教育太子箴（即後來繼位的楚恭王），士亹請教申叔時，問如何教育太子？申叔時回答說：教之《春秋》，通過曆史教育使太子懂得褒揚善而貶抑惡；教之《世》，用先王的世係教育太子，使知有德行的人名聲顯揚，昏庸的人要被廢黜，以鼓勵或約束他；教之《詩》，使之以先王的美德來勵誌；教之《禮》，使之知規矩法度；教之《樂(le) 》，使之脫離汙穢與(yu) 輕浮；教之《令》，使之懂得百官職事；教之《語》，使之明德，懂得先王以德待民；教之《故誌》，使之知曆史興(xing) 廢教訓，而有所戒懼；教之《訓典》，使之懂得族類的發展，必以道義(yi) 為(wei) 指南。由此可見當時楚國教育太子的教材，除楚國的曆史讀物外，還有來自中原的《春秋》《詩》《書(shu) 》《禮》《樂(le) 》等。他希望通過讀書(shu) ，通過太子師、賢良的批評指點與(yu) 輔佐，使太子明施舍以導之忠，明久長以導之信，明度量以導之義(yi) ，明等級以導之禮，明恭儉(jian) 以導之孝，明敬戒以導之事，明慈愛以導之仁，文武兼備，賞罰分明，嚴(yan) 謹處事。申叔時在這裏強調詩禮之教，重視仁德、孝順、忠誠、信義(yi) 的價(jia) 值指引，得到士亹與(yu) 楚莊王的肯定。總之，申叔時提倡善、德、忠、信、節、義(yi) 、禮、孝、仁、文、武、罰、賞，其核心內(nei) 容是“聳善而抑惡”，追求“心”之“善”。

開宗立派的楚人，當首推老子。道家的開創者老子的哲學智慧，體(ti) 大思精，包羅致廣，具有現代價(jia) 值與(yu) 世界意義(yi) 。莊子雖是宋人，但他的行綜多在楚境，他那汪洋恣肆的風格和奇妙無窮的思辨，與(yu) 楚國的文化傳(chuan) 統不是沒有關(guan) 係的。莊子也是世界級的哲學家。

儒學的創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周遊列國時，使子路問津（渡口）處，即在今武漢市的新州。孔子的一個(ge) 學生公孫子石是楚人。儒家八派之一仲良氏之儒的領袖人物----陳良是楚人。他曾到北方留學，是高才生，其學識超過了北方的學者，後來又回到楚國任教。孟子讚揚道：“陳良，楚產(chan) 也，悅周公、孔子之道，北學於(yu) 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孟子·滕文公上》）據郭沫若考證，陳良是屈原的老師。

觀射（yī）父是楚昭王（公元前515--前488年在位）時期的大夫。據《國語·楚語下》，他在回答楚昭王的提問時，詳細解釋了《周書(shu) 》記錄的上古社會(hui) 顓頊“絕地天通”的意義(yi) 。什麽(me) 叫“絕地天通”呢？根據觀射父的解釋，上古時民神不相混雜，有專(zhuan) 門的神職人員----男覡女巫，與(yu) 自然神靈或祖宗神靈相溝通，他們(men) 使得老百姓的祭祀活動有了秩序。後來就有了掌管天、地、民、神、物的官員，各司其職，不相雜亂(luan) 。百姓因此能講忠信，神靈因此有了明德，民和神的事不相混同，恭敬而不輕慢，所以神靈降福，五穀豐(feng) 登，災禍不來。但在少皞氏衰落之後，九黎族亂(luan) 政，民神混雜，祭祀沒有法度，百姓輕慢盟誓，沒有敬畏之心，災禍頻發。當時，民神雜糅，淫祀，沒有固定的神職人員，一方麵崇拜的對象是散亂(luan) 的，另一方麵現實的部落的首領們(men) 也是散亂(luan) 的，協調組織不夠。有鑒於(yu) 此，顓頊使用重，命他為(wei) 南正，“司天以屬神”，即負責整理天上諸神的秩序，使用黎，命他做火正，“司地以屬民”，即負責管理地上的百姓。這就斷絕了各部落、各氏族的成員任意地和諸神交流的徑路，把宗教事務完全統一起來。後來，三苗繼承了九黎的凶德，堯又重新培養(yang) 了重、黎的後代，讓他們(men) 不忘先人的事業(ye) ，再度主管天地。通過觀射父的解讀，我們(men) 知道，天人、民神之間，既分又合，不雜也不離，不離也不雜。統一對天上神靈的祭祀，實際上是為(wei) 了統一地上的部落、氏族，這是中華先民不斷整合、統一過程中的重要的階段與(yu) 步驟。觀射父的解釋，填補了曆史的空白，成為(wei) 中國宗教與(yu) 哲學思想史的重要史料。

文種（生年不詳，卒於(yu) 公元前472年），楚國郢（今湖北江陵）人，楚平王時曾為(wei) 楚國宛（今河南南陽）令，顯示了卓越的從(cong) 政才能。吳國越國，當時都是楚的屬國。晉國要戰勝楚國，拉攏吳國叛楚，側(ce) 擊楚國。楚國派人到越國去，助越攻吳。在這種形勢下，文種與(yu) 範蠡受楚國的重托，輔佐越王勾踐，可謂受任於(yu) 敗軍(jun) 之際，奉命於(yu) 危難之間，經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成為(wei) 卓越的戰略家，受到越國人民的尊重，也為(wei) 楚國贏得了榮譽。文種使用卑辭厚禮、忍辱求和的策略麻痹了吳國，利用並加深敵人的內(nei) 外部矛盾，慫甬吳國伐齊。由於(yu) 文種有高超的柔性政治家的智慧，深謀遠慮，授伐吳七術，策略得當，使得處於(yu) 劣勢的弱小越國經過近20年含垢忍辱、臥薪嚐膽，終而戰勝吳國。至此，勾踐的地位比肩齊桓、晉文、楚莊等霸主。文種有民本、愛民思想，重視培養(yang) 賢才。在他的思想中，不難看出他有普遍聯係、整體(ti) 與(yu) 發展的觀點。例如，他認為(wei) ，社會(hui) 經濟的發展，應處理好“夏資皮”與(yu) “冬資絺”、“旱資舟”與(yu) “水資車”、“本（農(nong) 業(ye) ）”與(yu) “末（商業(ye) ）”、“貴”與(yu) “賤”、“知鬥”與(yu) “修備”之間的關(guan) 係，既不孤立地看待此，也不孤立地看待彼，而是把社會(hui) 經濟現象作為(wei) 一個(ge) 相互聯係的整體(ti) 來加以把握。文種重視禍與(yu) 福、強與(yu) 弱、剛與(yu) 柔、張與(yu) 翕、退與(yu) 進、屈與(yu) 伸的辯證法，深得老子的真諦，強調因勢利導，創造條件，促進矛盾的轉化。

近幾十年來，以故郢都（今江陵）為(wei) 中心出土了大量的簡帛文書(shu) ，其中反映先秦諸子思想與(yu) 經子之學的，首推郭店楚簡，其次有上博楚簡。1993年發掘的荊門郭店楚簡（墓葬為(wei) 戰國中晚期，地理位置更靠近荊州城），有迄今最早的《老子》文本與(yu) 儒書(shu) 十四篇出士，成為(wei) 國際漢學界討論的熱門話題。上博楚簡很可能出自湖北，其中有經部的《周易》等。竹簡《老子》抄寫(xie) 於(yu) 戰國中期，是所見最早的本子，與(yu) 今傳(chuan) 本相比，沒有“絕仁棄義(yi) ”、“絕聖棄智”等與(yu) 儒家學說相抵牾的內(nei) 容。

儒學早就傳(chuan) 入荊楚，一直是荊楚文化重要的內(nei) 涵。郭店楚簡和上海博物館館藏楚竹書(shu) 中的《緇衣》（各一篇）、《性情論》（又名《性自命出》，各一篇）、《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窮達以時》、《六德》、《成之聞之》、《尊德義(yi) 》、《子羔》、《民之父母》、《武王踐作》等篇，估計是孔門七十子後學的作品，不同程度地展現出儒家思想的各個(ge) 方麵。這些文獻為(wei) 楚人所傳(chuan) 習(xi) 。可見，儒家思想早就成為(wei) 荊楚文化的重要內(nei) 容，荊楚學人對儒學有相當大的貢獻。

二、漢末的學術中心——荊襄及荊州學派

著名曆史學家、敝校前輩唐長孺先生曾發表專(zhuan) 文討論過這一問題，本節所說，悉據唐先生大文。[ii]劉表（公元142年—208年）任荊州刺史期間（公元196—208年，共十九年），黃河流域戰亂(luan) 連連，荊州（治所在襄陽）政局卻相對安定，經濟發達，中原巨族、學者與(yu) 老百姓紛紛南下。劉表本儒生，喜好經學，此期間避亂(luan) 的士人雲(yun) 集於(yu) 荊襄，學術中心遂由洛陽南移至此。

到底當時有多少士人在荊襄呢？《後漢書(shu) 》本傳(chuan) 說，由關(guan) 西、充、豫來的學士數以千計，劉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唐長孺先生說，此時劉表為(wei) 振興(xing) 文化學術事業(ye) ，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在襄陽建立學校，設置學官。洛陽太學毀廢之後，劉表在此建立官學。入學學子有兩(liang) 類人，一是年幼的官吏子弟，二是低級官吏，包括武人。由儒林博士分經講授《詩》《書(shu) 》《禮》《易》《春秋》，由大學者宋忠（忠，亦作衷）任五經總教席，主持學校與(yu) 撰述之事。據王粲《荊州文學記官誌》所說，劉表此時在襄陽興(xing) 辦的教學機構，已有相當的規模。為(wei) 避太學之名，而稱之為(wei) “文學”。《三國誌·劉表傳(chuan) 》注引《英雄記》便逕稱劉表“開立學官”，而王粲寫(xie) 的是官誌。唐長孺先生說：“荊州學校的規模和製度遠遠逸出郡國學的範疇，不妨說是洛陽太學的南遷。”這是當時全國唯一的官學。

第二、改定《五經》章句。劉表領銜，由一批經學家刪去繁瑣的不切要的內(nei) 容，重新編了一部經學教材——《五經章句後定》，便於(yu) 學生在短時間內(nei) 通曉經義(yi) 。東(dong) 漢初年以來，雖有私家對某一經的注疏刪繁就簡，但像這樣五經並舉(ju) ，集合許多儒生共同改定章句卻是曆史上的第一次，為(wei) 唐初朝廷修纂《五經正義(yi) 》開了先河。據唐先生研究，由劉表署名的《周易章句》至梁代尚存十卷，所據為(wei) 古文《費氏易》。作為(wei) 官方教材，這是第一次用古文經，此為(wei) 古文《易》立於(yu) 學官之始。隋代還存有劉表署名的《新定禮》，即《儀(yi) 禮章句》的殘本。劉表以荊州牧身份主編，並由他抉擇所收單經的今古文底本，裁斷解釋的異同。據推斷，《五經章句後定》中，《詩》用古文《毛詩》，《春秋》則用今文《公羊傳(chuan) 》。所謂今文古文，是相對於(yu) 西漢初年的文字而言的，用漢初通行的文字抄寫(xie) 的經典即今文經，而用此前文字抄寫(xie) 的經典為(wei) 古文經。經學史上，用哪一種經立於(yu) 學官，涉及流派之爭(zheng) ，是很複雜的事情，這裏就不去說了。但可以肯定地說，劉表做的這件事，在古代是由朝廷做的大事。

第三、搜集圖書(shu) 。當時，洛陽所存官私藏書(shu) 毀於(yu) 董卓之亂(luan) 。而荊州安定，劉表搜集私藏及四方人士攜來的書(shu) 籍，還組織人複寫(xie) 。這些書(shu) 在劉表死、其子劉琮降曹操後，估計被運往鄴下。爾後，魏、晉的皇家圖書(shu) 館藏書(shu) ，恐怕不小一部分乃得自荊襄。

劉表的學術文化事業(ye) 所倚重的大學者有：

宋忠，字仲子，南陽章陵人，古文經學家，大概是編撰《五經章句後定》的具體(ti) 組織者。他個(ge) 人的專(zhuan) 長是《周易》與(yu) 揚雄的《太玄》。他與(yu) 同道傳(chuan) 賈逵、馬融之學，與(yu) 流行於(yu) 黃河流域的鄭玄之學不同。他的著作涉及經、子、史，有《周易注》十卷、《世本》四卷、《法言注》十三卷、《太玄經注》九卷等。宋忠的《易》學不重象數，而重視義(yi) 理。

司馬徽，即司馬德操，潁川人，古文經學家，流亡到荊襄，傳(chuan) 授古學，善於(yu) 識拔人才。蜀漢名臣向朗（宜城人）年輕時曾向他問學。

潁容，陳國長平人，是《左氏春秋》學的專(zhuan) 家，講學於(yu) 荊襄。

而荊襄地區本來就傳(chuan) 《左氏傳(chuan) 》，南陽籍大學者謝該曾傳(chuan) 此學。

劉表主政荊州時，尹默、李仁等來此遊學，從(cong) 學於(yu) 宋忠、司馬徽、潁容等，尹默、李仁及其子李譔把荊州所學，主要是賈逵、馬融係統的古文經學（古文《易》、《書(shu) 》、《毛詩》、《三禮》、《左傳(chuan) 》）以及《太玄指歸》與(yu) 史學，傳(chuan) 到益州（四川）。

宋忠等人的荊州學的影響較大，不僅(jin) 傳(chuan) 到益州，也傳(chuan) 到長江下遊的吳會(hui) 地區及中原的鄴下、洛京。宋忠注《太玄》，引起南北學者研究揚雄模擬《周易》的這一部書(shu) 。揚雄此書(shu) 二百年來被束之高閣，而此後廣為(wei) 流行。王肅曾從(cong) 宋忠讀《太玄》。以後王弼的《易》學，祖述王肅，盡掃象數，也可能是受到宋忠的影響，當然更是時代使然。

可惜好景不長，建安十三年劉表逝世，劉琮降曹操，荊州學人四散。以後學術中心轉到鄴下、洛陽。劉表之後，荊襄學術文化四百年間就一蹶不振了。

三、宋元明清時期的理學與(yu) 經學[iii]

唐末時，襄陽人皮日休（833—884）的思想頗為(wei) 豐(feng) 富。他發揮民本主義(yi) ，新釋孟子的“暴君放伐論”，投身農(nong) 民起義(yi) ，做了黃巢政權的翰林學士，起義(yi) 軍(jun) 敗亡後被殺。他有無神論思想，在美學方麵有獨見。他揭示虛偽(wei) 道德，但又肯定道德教化；他是思想異端，又推崇孟子、韓愈，講“窮理盡性”和“主靜”。著作有《皮子文藪》十卷。皮日休可謂同時開啟了幾道思想閘門。

宋元明清時期，全國一流的學者來到湖北，湖北籍的一流學者又走向各地，他們(men) 在我國學術界具有舉(ju) 足輕重的地位。現略說如下：

（一）宋代

北宋最著名的五位哲學家被稱為(wei) “五子”，其中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是親(qin) 兄弟，號稱“二程”。二程生於(yu) 且長於(yu) 湖北黃陂。宋仁宗時期，二程的祖父程遹被任命為(wei) 黃陂縣令，於(yu) 是舉(ju) 家從(cong) 河南遷至黃陂。程遹卒於(yu) 黃陂任上，後來二程之父程珦被任命為(wei) 黃陂縣尉。至今在黃陂流傳(chuan) 著許多有關(guan) 二程的出生、兒(er) 時的讀書(shu) 生活及其遊憩之地的民間傳(chuan) 說，如“雙鳳送子”、“二程曬書(shu) ”“雙鳳亭”、“夜月樓”、“望魯台”、“聰明池”、“理趣林”、“流矢湖”、“程鄉(xiang) 坊”、“程夫子橋”等。二程後來定居洛陽，其學被稱為(wei) “洛學”。大程子為(wei) 明道先生，小程子為(wei) 伊川先生。

湖湘學派的思想宗師胡宏（五峰，1105-1155，或1102--1161）的父親(qin) 胡安國（1074--1138）於(yu) 北宋哲宗紹聖四年（公元1097年）進士及第後，任荊南教授，又從(cong) 荊南入為(wei) 太學博士，後又提舉(ju) 湖北、湖南、成都學政。胡安國在湖北任官時，對身分、地位比他低的謝良佐（時任應城知縣，1050--1103）持後學之禮，人們(men) 頗感驚訝。胡安國與(yu) 程門高弟謝良佐、楊時、遊酢等“義(yi) 兼師友”，倡揚洛學。楊時曾任荊州教授，是安國子胡寅、胡宏兄弟的老師。謝良佐（上蔡先生）是把二程之學傳(chuan) 於(yu) 南方特別是荊楚的重要人物。謝氏學問的特點是以“知覺”、“生意”說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對發明本心之說頗有推進，朱熹說他“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謝氏的著名弟子有朱震、朱巽兄弟等人。朱震（1072-1138），湖北荊門人。朱震的主要著作為(wei) 《漢上易傳(chuan) 》，以象數為(wei) 宗，以義(yi) 理為(wei) 輔，闡發了他的理學思想。胡安國曾向朝廷推薦朱震，謝上蔡則對朱震稱譽胡安國為(wei) 大雪嚴(yan) 冬挺立之鬆柏。以上胡、謝、朱等與(yu) 荊楚地域的理學發展有密切關(guan) 係。

關(guan) 於(yu) 洛學、湖湘學、閩學與(yu) 湖北及其學者的聯係：湖湘學創始人胡安國與(yu) 程門中堅謝良佐等，正是在湖北交遊過程中碰撞出思想火花的；胡宏通過楊時、侯師聖、呂大臨(lin) 而與(yu) 洛學、關(guan) 學發生密切聯係，最終成為(wei) 湖湘學的一代宗師與(yu) “性本論”者；朱熹曾從(cong) 學於(yu) 胡憲，與(yu) 安國父子侄之學有關(guan) ，而湖湘學與(yu) 閩學因五峰朱子之間的文字因緣而相遇，又因張栻與(yu) 朱子之間的頻頻交往相互論道而日益密切起來。朱子之學不僅(jin) 與(yu) 洛學、湖湘學以及荊楚之地有著千絲(si) 萬(wan) 縷的聯係，而且正是朱子對洛學、湖湘學的繼承以及與(yu) 張栻等湖湘學者之間的討論、論辯與(yu) 問難，才造就了他那博大精深的理學體(ti) 係。

謝良佐從(cong) 學二程，然與(yu) 明道、伊川都有不同，如謝氏提出“與(yu) 天為(wei) 一”的前提是“循理”和“窮理”，有綜合二程的趨向。謝良佐認為(wei) 儒之異於(yu) 佛者，在於(yu) “下學而上達”的工夫論。謝氏認為(wei) 儒家識得天理，加以下學工夫，則可以與(yu) 天為(wei) 一，為(wei) 天之所為(wei) 。與(yu) 天為(wei) 一、為(wei) 天之所為(wei) ，即為(wei) 聖人。謝良佐的思路表達為(wei) ：1，識仁（或天理）（立住根本）→2，下學而上達（窮理致知）→3，與(yu) 天為(wei) 一（聖人）。謝上蔡、胡安國等，開創了長江中遊的理學世界。

荊門朱震易學的特征，一是以象數之學為(wei) 易學研究的基礎，二是綜采百家，融漢代象數易與(yu) 北宋先天河洛學為(wei) 一體(ti) 。朱震的“太極”觀，將漢唐元氣論與(yu) 北宋時的體(ti) 用論相結合，不僅(jin) 以“氣”解釋“太極”，而且將“太極”視為(wei) 《周易》象數和萬(wan) 物演變的根源，賦予它以本體(ti) 的涵義(yi) ，對南宋以後無論是象數派還是義(yi) 理派都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朱震以“體(ti) ”“用”解釋不用之“一”與(yu) “四十九數”的關(guan) 係，得出“太極”乃四十九數之和的結論。他繼承漢《易》和孔《疏》中的元氣說，又參照北宋氣學與(yu) 理學思想，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加以詮釋、改造。重視變易及其法則，是朱震易學的核心。他以卦變說統率易學中的相關(guan) 體(ti) 例，並將卦變說建立在氣論基礎上，以陰陽二氣運轉不息作為(wei) 闡發卦變的理論依據，進而將卦變說看成是體(ti) 現易道變動不居的一個(ge) 重要方麵。

長期居住湖北長陽的程頤再傳(chuan) 弟子郭雍（1103-1187）的核心觀點是：“《易》為(wei) 三才之書(shu) ，其言者三才之道”。他認為(wei) ，三才產(chan) 生的順序是先有天地，而後有萬(wan) 物，人居於(yu) 萬(wan) 物之中，天、地、人之間的關(guan) 係是並列平等的；在《周易》的起源上，郭雍堅持四聖同揆說，認為(wei) 四聖之旨一貫於(yu) 三才之道；在本體(ti) 論層麵，郭雍提出道兼統三才的觀點，將太極、大衍視為(wei) 與(yu) 道等同的概念。在卦與(yu) 三才的關(guan) 係方麵，郭雍作了多層麵的解析，就全《易》而言，乾盡天道，坤盡地道，餘(yu) 卦共為(wei) 人道；從(cong) 理及象的角度說，一卦皆備三才之象；從(cong) 卦爻象而言，卦具天地而爻具人位；從(cong) 爻之動而言，六爻也具備三才。在易學解釋學上，郭氏注重引用儒家諸經互證，用《中庸》《尚書(shu) 》等經典與(yu) 《易》相互發明。郭雍與(yu) 朱熹兩(liang) 人進行了往複辯論。這場辯論引起了曆史上很多學者關(guan) 注，對宋代以後的易學史產(chan) 生一定的影響。

心學大家陸九淵（1139--1193）晚年出知湖北荊門軍(jun) ，死在任上。陸九淵在荊門既勤政教民，注重事功，又有大疑懼，使知行合一的心學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初步踐行了心理合一、天人合一的政治理想，是王陽明哲學的先聲。陸九淵在荊門“道外無事，事外無道”，把儒家的政治思想落到實處，他有非凡的社會(hui) 活動才能和管理才能。

（二）元代

元代是蒙古族入主中原的時代。元代的統治者知道，靠殺戮不能統一中國。元初，朝廷必須解決(jue) 中華民族文化的認同問題，以凝聚人心。這個(ge) 重大的問題，在一定意義(yi) 上是由湖北大學者趙複解決(jue) 的。趙複，生卒年不詳，字仁甫，宋末元初德安（今安陸）人，自號江漢，人稱“江漢先生”。安陸淪陷後，趙複被俘，被姚樞發現，勸降，趙拒降，自殺未遂，被接到燕京。趙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chuan) 注，抄錄給姚樞。趙複的名聲隨之在燕京傳(chuan) 揚。忽必烈召見趙複，讓趙複為(wei) 伐宋的前導。趙複回答：宋是我的父母國，怎能引他人去攻打自己的父母呢？忽必烈聞之受到感動，不再強迫他做蒙古的官（趙複在元朝終身不仕）。

以中書(shu) 令行宰相職權的楊惟中聽趙複講理學後，為(wei) 之折服，遂與(yu) 姚樞等籌建太極書(shu) 院與(yu) 周子（周敦頤）祠，“收集伊洛諸書(shu) ，載送燕都”，“選取遺書(shu) 八千餘(yu) 卷，請複講授其中”。楊惟中還選拔青年才俊接受趙複等儒師的教育。從(cong) 此，理學得以在北方推廣。《元史》本傳(chuan) 說：“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複始。”

趙複著《傳(chuan) 道圖》、《伊洛發揮》、《師友圖》、《希賢錄》等書(shu) ，弘揚程朱理學，闡發“太極”“天理”，講述《周易》。通過趙複的講學與(yu) 著述，元初的宰輔大臣與(yu) 翰林學士楊惟中、姚樞、許衡、竇默、劉因、郝經等接受了理學，並以其中的文化理念安邦治國，這對朝廷接受漢法、減少野蠻破壞，起了良性的作用。趙複是元代理學的開創者，他的學生許衡、劉因是“元之所以立國者”。元代理學的特色是“和會(hui) ”朱熹學與(yu) 陸九淵學，又有實用與(yu) 大眾(zhong) 化的趨向，在學術淵源上則強調返回六經，對明清學術產(chan) 生了重大影響。

（三）明代

明清時期湖北的思想界特別活躍，有陽明後學、陳白沙、湛若水心學與(yu) 程朱理學的激蕩，也有早期啟蒙思潮、活力四射的反正統思想與(yu) 正統思想的角力，有佛、道、耶、回諸教的參與(yu) ，也有經學的回歸。

明弘治年間有“嘉魚二李”，兄長承芳（生卒年不詳）、弟弟承箕（1452--1505）。李承箕強調從(cong) 近處著手，我心之“理與(yu) 氣相與(yu) 流通，無一息之間”，“不囿於(yu) 一氣之內(nei) ”，從(cong) 動靜之幾展開一條相當具有張力的從(cong) 我心到天地之境的路徑。李承箕是江門陳獻章（白沙）先生的得意弟子，一生與(yu) 陳獻章保持著亦師亦友的關(guan) 係。不同於(yu) 陳獻章之處在於(yu) ，李承箕並不強調從(cong) 虛靜一躍至於(yu) 聖人，這多少讓他看起來像是一個(ge) 沉溺於(yu) 山林的才子隱士。他和陳獻章所共同表現出來的詩人氣質以及非學術化的傾(qing) 向，實際使他們(men) 與(yu) 宋明理學的學術傳(chuan) 統若即若離。相較於(yu) 李承箕，李承芳基於(yu) 儒家傳(chuan) 統理想，對現實有更強烈的批判，其中尤其集中在教育製度。他反對科舉(ju) 製度，提出“文章、政事非兩(liang) 途”，並且試圖將“尊師”變成整個(ge) 政治結構的基石，以教育改善、引導政治，晚年歸隱講學於(yu) 嘉魚黃公山。

明嘉靖萬(wan) 曆年間在朝野活躍並相互糾結的有四位著名學者，都與(yu) 湖北有關(guan) 。他們(men) 是：何心隱（1517--1579）、耿定向（1524--1596）、張居正（1525--1583）、李贄（1527--1602）。何、李都曾客居湖北，有早期啟蒙精神，神解卓特，驚世駭俗，都是了不起的思想家與(yu) 哲學烈士。耿、張都是湖北人，都做朝官，思想相對保守。

何心隱，本名梁汝元，江西吉安人，放棄舉(ju) 業(ye) ，狎侮地方學官大佬，以《大學》之道辦“聚和堂”管理家族之政，反對地方官施政措施而被下獄，曾助朋友平定白蓮教，遭誣陷後為(wei) 避緝拿而飄泊天下。他曾到過孝感、黃安聚徒講學，傳(chuan) 播平民化的泰州學派之真精神。他的著作叫《爨桐集》，如李贄把自己的書(shu) 取名為(wei) 《焚書(shu) 》一樣。何心隱提出“寡欲說”，反對“無欲”，肯定人的欲望，並把欲望納入人性。他主張欲望“發而皆中節”就是寡欲，而不是欲望多而刻意減損為(wei) 寡欲。他認為(wei) 寡欲即盡性。他從(cong) 民眾(zhong) 的生活哲學的層麵發展了儒家的性命之說。他是被湖廣巡撫王之垣殺害的，因杖笞死於(yu) 武昌獄中。關(guan) 於(yu) 他的死是否與(yu) 張居正有關(guan) ，則是一大公案，曆史上眾(zhong) 說紛紜，學界至今聚訟不已。黃宗羲說：“泰州之後，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龍蛇，傳(chuan) 至顏山農(nong) 、何心隱一派，遂複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

耿定向，號楚侗，又號天台，麻城人，出身貧寒，嘉靖進士，官至戶部尚書(shu) ，為(wei) 官廉潔。與(yu) 其弟定理、定力，號稱“三耿”。定向篤信王陽明的良知之學，與(yu) 王門交遊，自稱是王艮的私淑弟子。他主張“以常知為(wei) 學”、“以不容已為(wei) 宗”。他早年厭煩理學的繁瑣，晚年有見於(yu) 心學泛濫，“崇虛躭無”，肆意發揮，又試圖提倡程朱理學來診治心學之流弊，用理學調和心學。他篤信通達百姓日用的“常知之學”，反對把聖賢的“費中隱”的道理故弄玄虛。晚年著《譯異編》一書(shu) ，主張以儒學融會(hui) 佛學，主張用儒家的思想和語言“轉佛書(shu) ”，譯其語言，使通中國。他認為(wei) 佛教有其價(jia) 值，但大可不必拋棄儒學的“大中至正之道”去遵從(cong) 佛教。

張居正，號太嶽，江陵人，當了十年內(nei) 閣首輔，是萬(wan) 曆前期實際執政者。他兼綜王霸，並用恩威，以商的整肅、強盛，秦的威猛為(wei) 致治理想，批評禮文過甚而導致的軟弱、頹廢，批評宋代的弊習(xi) 。他主張王道與(yu) 霸道、義(yi) 與(yu) 利的統一，肯定《尚書(shu) ·洪範》為(wei) 治國的大經大法，重視禮製，主持《大明集禮》的修訂。他尊重王陽明，與(yu) 王門後學交遊甚廣。他重視教育，特別是各級地方學校，但不喜聚眾(zhong) 空談，拉幫結派，後因種種原因導致萬(wan) 曆七年下令毀天下私設書(shu) 院。這是他一生最大的敗筆。反對乃至禁錮民間自由講學，堵塞了言路，阻礙了思想自由，為(wei) 當權者鎮壓知識人鋪平了道路。他對宋代的反思是片麵的，宋代不殺士人，士大夫與(yu) 皇帝共治天下，而他推崇明太祖朱元璋以降的專(zhuan) 製主義(yi) 。他與(yu) 何心隱、耿定向都有來往，其親(qin) 其疏就不用多講了。

李贄，字卓吾，福建泉州人，54歲辭官後從(cong) 事著述與(yu) 講學，曾居黃安，又遷居麻城龍潭湖芝佛院。湖北是他的第二故鄉(xiang) ，其主要著作《焚書(shu) 》、《藏書(shu) 》，是他客居麻城二十年間寫(xie) 成的，並在生前刋行於(yu) 世。他的學術堂廡寬廣，諸子百家與(yu) 五教（儒、釋、道、耶、回），無所不通，交遊甚廣，尤其因其先祖的關(guan) 係，受回教即伊斯蘭(lan) 教的影響較大。萬(wan) 曆三十年（1602年），朝廷以“敢倡亂(luan) 道，惑世誣民”的罪名逮捕了李贄，同年3月他在獄中自盡。李贄與(yu) 顏山農(nong) 、何心隱一樣，都是“思想犯”。李贄的思想振聾發聵，強調獨立思考，“不以孔子之是非為(wei) 是非”，批判“假道學”。晚年主張“童心說”，強調“童心”即“真心”，批評專(zhuan) 製主義(yi) 的倫(lun) 理說教。又主張“唯情論”，把“情”抬到本體(ti) 的地位。他主張衝(chong) 破禮教的束縛，追求愛情與(yu) 幸福。他的婚戀觀與(yu) 婦女觀，突破了當時的主流社會(hui) 倫(lun) 理。他主張“人皆有私”，提出了“正誼即為(wei) 謀利”的義(yi) 利觀，又尊崇個(ge) 性，反對奴性，追求平等自由。他的思想影響了明中葉直至近現代的諸多思想家、文學家與(yu) 藝術家。

嘉萬(wan) 年間湖北還有一位大經學家，應城人陳士元（1516--1596），字心叔。進士及第後，官灤州知州，頗有佳績，因才見忌，辭官不仕，閉門著書(shu) 四十餘(yu) 年。在易學研究方麵，陳士元主張由“象數而通辭、由辭而通道”的研易理路，對《易》中之象進行了細致分梳和歸類，肯揚《易》的卜筮功用，注重發明《易》中“陰陽消長、治亂(luan) 存亡之幾”和“中道”思想，其解《易》具有“比類明義(yi) ，象理互通”、“以經注經，以史證經”的特點。他對五經在流布過程中所產(chan) 生的異文進行了蒐集和考訂，對《論語》一書(shu) 中的名物製度作了詳細考釋，對《孟子》一書(shu) 所關(guan) 涉的史實和所援引的諸經之文作了稽查和核準，研討了《孟子》一書(shu) 中具有爭(zheng) 議的文辭，並征引諸種傳(chuan) 世文獻對《孟子》的逸文作了搜集和整理。陳士元的思想，早期深受湛甘泉之學的影響；但中年被罷官之後，其思想的重心逐漸由儒家之學而轉向釋道兩(liang) 家；至晚年，則較為(wei) 明確地流露出會(hui) 通三教的思想傾(qing) 向。

此期間還有黃梅人瞿九思，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進士，著《孔廟禮樂(le) 考》、《樂(le) 經以俟錄》等，對孔廟禮樂(le) 的曆史沿革、孔廟的建築規製、樂(le) 舞的程式、配祀儒者的名單等進行了詳盡的考釋，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獨得之見，是關(guan) 於(yu) 孔廟祭祀禮樂(le) 的詳備史書(shu) 。

晚明的大經學家郝敬（1558-1639），京山人。郝敬仕途坎坷，在浙江做過知縣，在禮、戶部做過給事中。47歲掛冠而去，築園著書(shu) ，不通賓客。他解經既不停留在對於(yu) 經書(shu) 自身的字句訓詁考證上，也不是一味地發揮義(yi) 理，而是基於(yu) 對他所處時代思想界空談道理、性命的深切憂慮，表現出強烈的批判性。與(yu) 晚明時期其他學者相比，郝敬已開始積極主動地從(cong) 經典中重新尋找宋明理學中所討論的問題，如理氣、心性、知行等問題的理解，並要求回到以重實踐、重實事的原始的孔孟思想精神中去。如果用一句話概括他的這種思想，可謂是虛即實、上即下、體(ti) 即用的一元論思想。這種思想在理氣論中體(ti) 現為(wei) 理氣無二、理在氣中、理不遺事；在心性論中呈現為(wei) 言心性不離才、情、形、色、習(xi) 、端，不離人事日用；在知行論中表現為(wei) 言知不離行，不離百姓日用。基於(yu) 此，與(yu) 其說郝敬是一位經學家，勿寧說是一位思想家，在事實上成為(wei) 其後清初學術思想中的先導式人物。

（四）清代

清初學者胡承諾（1607-1681年），號石莊，竟陵（今天門）人，崇禎舉(ju) 人，入清隱居不仕，著作多種未能傳(chuan) 世，現存《繹誌》一書(shu) 。胡氏提倡實學，要旨為(wei) “崇實”、“複禮”，與(yu) 郝敬思想相呼應。他的“複性”之學，反對“蹈虛”、“捉空”，主強即事即物之“窮理”，主張回到周公、孔子。他肯定“切己”之學，強調“正”與(yu) “定見”。其“求道以實”之“實”，是身實、四端實、理實、動靜實、五物實、萬(wan) 物實、萬(wan) 事實；道即吾身之全體(ti) ，道又常存天地之間；故“求道者不可不從(cong) 實”。他主張君子要下存理去欲之實功。他所謂“實學”，一是“事所當為(wei) ”的價(jia) 值理性與(yu) 修身工夫之學，二是經世致用之學。

熊伯龍（1617--1669），漢陽人，曾做過順天學政、國子監祭酒、內(nei) 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乃清初政學界大人物。他精通字母反切之學，知西洋天文算法，又能譯佛經。他的代表作是《無何集》。在此書(shu) 中，他批判了“天人感應論”，批判仙升、輪回等釋、道思想，也批判鬼神與(yu) 方伎中的世俗迷信，主張“舍虛取實”。他是我國十七世紀著名的無神論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開啟了重實證、專(zhuan) 科學的思潮。

熊賜履（1635--1709），字敬修，孝感人，康熙年間的理學名臣，曾任刑部、禮部、吏部尚書(shu) ，東(dong) 閣大學士。研程朱之學，尊朱子，辟陽明，對康熙帝提倡朱子學有重大影響。熊賜履強調道統正學，辟異端曲說，著作有《學統》、《閑道錄》、《經義(yi) 齋集》等。《學統》把曆代學術史之人物，分為(wei) 五層次：正統、翼統、附統、雜統、異統，崇孔、孟、程、朱，抑陸、王、釋、道，在他的立場上辨正邪是非。他也批評訓詁家危害聖道。他主張以“善”為(wei) 本體(ti) ，以“敬”為(wei) 工夫，主敬明善，居敬窮理，下學上達。熊賜履對於(yu) 滿族政權走向穩定，重建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為(wei) 在清代複興(xing) 理學，起了重要的作用。

晚清有萬(wan) 斛泉（1808--1904）、黃嗣東(dong) （1846--1910）二人。萬(wan) 氏乃武昌府興(xing) 國人（興(xing) 國在武昌東(dong) 南，領大冶、通山），大儒，性理學家，一生鄙棄科舉(ju) ，授徒為(wei) 生。龍啟瑞督湖北學政，專(zhuan) 門建漢陽崇正書(shu) 院，聘萬(wan) 斛泉主講，以後主黃州河東(dong) 書(shu) 院、武昌勺庭書(shu) 院等。尊程朱，踐履篤實，一生在書(shu) 院講學，以理學造士，名聲很大，名學生甚多（如吳縣吳大澂等），朝鮮名儒徐相默曾率徒專(zhuan) 程拜訪。黃嗣東(dong) ，漢陽人，曾在陝西為(wei) 官，設書(shu) 院授徒。他編了一部大型的《道學淵源錄》，凡一百卷，傳(chuan) 主達千名。

晚近還有王葆心（1868--1944），羅田人，兩(liang) 湖書(shu) 院修業(ye) ，學冠諸生，蜚聲江漢。相繼被鍾祥博通、潛江傳(chuan) 經、羅田義(yi) 川、漢陽晴川等書(shu) 院聘為(wei) 院長，後任北京圖書(shu) 館總纂、湖北國學館館長、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及武漢大學教授、湖北省通誌館館長。在經學方麵，他從(cong) 小學考訂入手，不著重繁瑣的章句，而以貫通群經大義(yi) 的主旨為(wei) 主。著有《經學變遷史》一書(shu) ，書(shu) 中對曆代經學源流條分縷析，極為(wei) 淵愜。在史學、詩學、文學、方誌學方麵，著書(shu) 多種。

張之洞曾任湖北學政、湖廣總督，興(xing) 辦新學，其學術思想在新舊之間。關(guan) 於(yu) 張之洞，論者夥(huo) 矣，茲(zi) 不贅。

綜觀北宋初至清代末的湖北儒學，深知湖北學人與(yu) 來湖北的學人具有一定的開放性、對話性與(yu) 務實性。宋代湖北是理學交匯之地，以二程洛學、湖湘學、朱子學的碰撞為(wei) 主，第一流學者紛紛來此會(hui) 講論學，砥礪品行。元代以趙複一人使理學始複興(xing) 於(yu) 北中國。明代湖北儒學更為(wei) 複雜，王陽明及其後學（特別是泰州學派）、陳白沙與(yu) 湛甘泉學俱興(xing) ，會(hui) 通三教成為(wei) 趨勢。其間，早期啟蒙思潮成為(wei) 一大亮點。明後期與(yu) 有清一代，學者們(men) 重視程朱，重視經學詮釋，主張重新“回到孔孟”，強調踐行，注重心性實學與(yu) 修養(yang) 功夫，是其時代與(yu) 地域特性使然。由宋至清，湖北學者重視講學與(yu) 事功，其總的趨向是由虛而返實。

湖北儒學史與(yu) 周邊地區及全國的儒學史相互聯係，與(yu) 佛、道、耶、回諸家諸教彼此激蕩，相互影響，是整體(ti) 學術思想史的一個(ge) 部分。在一定時間限斷內(nei) ，湖北的儒學並不比別的地區更精彩，例如明清時期的一些時段與(yu) 江西、安徽、江浙、湖南相比，相形見絀。但湖北的儒學也有自己的特點。考察這些特點，還需要做社會(hui) 學、曆史學的研究，還要與(yu) 社會(hui) 經濟、教育、書(shu) 院史等相聯係。這都不是在一篇文章中能解決(jue) 的問題，我們(men) 還隻處在摸清家底的階段。當然，我們(men) 也不要輕視湖北儒學史上的人物，例如郝敬、胡石莊，就為(wei) 我們(men) 的東(dong) 鄰----日本的一些大學者所推崇。當然我們(men) 不需要“挾洋自重”，但我想說的是，應當下功夫把本地區文化史、學術史、思想史上的人物、共同體(ti) 、思潮、事件的基礎的原始的資料、年表及資料長編整理出來，這是基本功。在這些資料中，尤其要重視思想家著作的刋刻與(yu) 流傳(chuan) 的情況，思想家當世及後世的影響力。在此基礎上，才談得上作進一步的研究。

參考文獻及注釋：
 
[i]本節參考郭齊勇：《諸子百家大半出於楚》，武漢大學校刋編：《大學生作品選》，1981年第2期。
 
[ii]唐長孺：《漢末學術中心的南移與荊州學派》，《唐長孺文集》之《山居存稿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4月，第157—170頁。
 
[iii]本節參考書：蕭萐父、許蘇民著：《明清啟蒙學術流變》，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張學智著：《中國儒學史·明代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龔書鐸主編：《清代理學史》（上卷史革新著，中卷李帆著，下卷張昭軍著），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年；郭齊勇主編：《宋明時期湖北的儒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本書的作者有：郭齊勇、文碧方、陳喬見、唐琳、孫勁鬆、張傑（歐陽禎人）、孫奕、劉體勝、梁林軍、董玲、張鵬偉（按書中內容的次序排名）等。

湖北學術思想史講稿（上）

上一篇略講了從(cong) 先秦到近代的湖北學術思想史概況，下篇我們(men) 大致談談近現代的情況。說到近現代的湖北學術思想，鄂東(dong) 是值得濃墨重彩之地，本篇我們(men) 擬著重講講現代鄂東(dong) 的學術名家及文化現象。

巍巍大別山和奔騰長江水之間夾著鄂東(dong) 黃岡(gang) 地區（舊黃州府）。它北抵河南，南靠江西，東(dong) 與(yu) 安徽接壤，西與(yu) 九省通衢的武漢毗鄰。山川瑰麗(li) ，英氣凝聚，人文薈萃，雲(yun) 蒸霞蔚。

“大江東(dong) 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一代詞宗、豪放派首領蘇軾的代表作《念奴嬌》就是被貶於(yu) 黃州時寫(xie) 下的。鄂東(dong) 的風流人物，史不絕書(shu) 。遠的如世界著名的藥物學家李時珍就曾生於(yu) 斯，長於(yu) 斯。明清兩(liang) 代，這裏出的進士，幾占鄂省之一半。

近現代史上，此地更是人傑輩出。近現代鄂東(dong) 的名流學者很多，僅(jin) 蘄春縣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就以教授縣聞名全國。近現代影響很大的鄂東(dong) 學者有王葆心、黃侃、李四光、熊十力、聞一多、湯用彤、王亞(ya) 南、馮(feng) 文炳、胡風、徐複觀、胡秋原、葉君健、殷海光等。

這裏要說明的是，楊守敬不是鄂東(dong) 而是鄂西的學者，他對湖北乃至全國的影響很大。

我們(men) 將這十四位學術名家分為(wei) 四個(ge) 類別：國學大師、學者、文學家、思想家，略為(wei) 討論他們(men) 的思想行誼，並談談其出身地的文化傳(chuan) 統與(yu) 氛圍，以期了解他們(men) 的人與(yu) 思想之所從(cong) 出。當然，這個(ge) 分類是粗略的，有一點勉強，因為(wei) 他們(men) 之中有人既是學者，又是文學家或者思想家。

一、近代湖北學術名家略講

1.國學大師：楊守敬、王葆心、黃侃

楊守敬（1839-1915），譜名開科，榜名愷，宜都人，曆史地理學家、金石文字學家、目錄版本學家、書(shu) 法藝術家、泉幣學家、藏書(shu) 家。1899年，被湖廣總督張之洞聘為(wei) 兩(liang) 湖書(shu) 院教習(xi) 。1910年，被聘為(wei) 湖北通誌局纂修。1914年被聘為(wei) 清史館纂修。他一生勤奮治學，博聞強記，以長於(yu) 考證著名於(yu) 世，是一位集輿地、金石、書(shu) 法、泉幣、藏書(shu) 以及碑版目錄學之大成於(yu) 一身的大學者。楊守敬一生尤以輿地學的成就最為(wei) 突出，代表作是與(yu) 門人熊會(hui) 貞曆時數十年寫(xie) 成的《水經注疏》40卷，使中國沿革地理學達到了高峰。

王葆心（1867-1944），字季薌，號晦堂，羅田人，國學大師。自幼勤奮好學，成年入黃州經心書(shu) 院讀書(shu) ，府考以經學第一名錄取秀才，後入兩(liang) 湖書(shu) 院深造。民國時期曆任北京圖書(shu) 館總纂、湖北革命實錄館總纂、武昌高等師範（武漢大學前身）教授、武漢大學教授；其間兼任湖北國學館館長、湖北通誌館籌備處主任、《湖北通誌》總纂。

清季，目擊政府腐敗，外侮淩逼，發憤撰《宋季淮西六寨紀事》和《圻黃四十八寨紀事》(後增訂為(wei) 《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紀事》)，搜遺輯鐵，將宋明末季楚東(dong) 人民不畏強暴和抗拒侵略的壯烈故事，整理成為(wei) 條理清晰和情節生動的史著，用以補正史缺失、宣揚民族氣節、鼓舞人民抵禦外侮。

1932年就任湖北通誌館籌備主任兼總纂。廣搜博覽全國誌書(shu) 達1400餘(yu) 卷，把將所載內(nei) 容同有關(guan) 曆史地理資料查對考證，辨抄襲和證謬誤、審體(ti) 例、尋因革，找出其中融會(hui) 貫通的脈絡和體(ti) 例變革的原因和切實可行的經驗，撰寫(xie) 為(wei) 《方誌學發微》一書(shu) 。成書(shu) 前，先撰寫(xie) 《重修湖北通誌條本》一卷問世，為(wei) 當時修湖北誌方案。抗戰前，因為(wei) 日本侵略軍(jun) 進逼華北，平津危急、為(wei) 搶修湖北通誌所需材料，曾多次北上。第三次在北平選抄材料時，“七七事變”發生，北平淪陷，先生攜帶手抄稿，備曆艱辛、間道返漢。是年退居羅田故裏，任縣誌館館長。

季薌先生治學嚴(yan) 謹，主張義(yi) 理、考據、詞章三者並重。對經學、史學、文學、教育學均有研究。晚年於(yu) 方誌一門致力尤勤，遺著達170餘(yu) 種，是著名的方誌學家。董必武多次指示搜集、保存、整理和出版其遺著，並親(qin) 筆題寫(xie) “楚國以為(wei) 寶，今人失所師”，以表墓門。

黃侃（1886-1935），字季剛，蘄春人，國學大師，著名語言文字學家，在經學、文學、哲學，特別是音韻學與(yu) 訓詁學方麵造詣甚深。曆任北京大學、武昌高等師範、中華大學、東(dong) 北大學、南京中央大學教授，創立了我國古文字音韻學的理論體(ti) 係與(yu) 學派，即“章黃學派”。“章”即章太炎，黃侃曾拜章太炎、劉師培為(wei) 師。程千帆先生說：“季剛老師的學問是既博且專(zhuan) 的。無論你用經、史、子、集、儒、玄、文、史，或義(yi) 理、考據、詞章來分類，老師都不僅(jin) 有異常豐(feng) 富的知識，而且有非常精辟的發明。他在文字、音韻、訓詁諸方麵的成就是空前的。”

黃侃學識淵博，治學嚴(yan) 謹，不肯輕易寫(xie) 書(shu) ，生前說：“惟以觀天下書(shu) 未遍，不得妄下雌黃”，“五十歲以前不著書(shu) ”，結果他死於(yu) 五十歲。他的《三禮通論》、《聲類目》等已寫(xie) 定，其它書(shu) 稿淩亂(luan) 。他讀書(shu) 破萬(wan) 卷，在書(shu) 籍的天頭地腳寫(xie) 有大量的批注。現有影印《黃侃手批白文十三經》與(yu) 後人整理出來的著作《文心雕龍雜記》、《黃侃論學雜著》等書(shu) 。他一生瞧不上一些人讀書(shu) 浮光掠影，不能堅持把一部部書(shu) 從(cong) 頭到尾讀完，譏諷為(wei) “煞書(shu) 頭”。他臨(lin) 終前因胃潰瘍大吐血，但仍堅持把正在讀的一部書(shu) 圈點完畢，才撒手歸西。

他曾與(yu) 宋教仁等一道參加反清革命，在同盟會(hui) 機關(guan) 報《民報》上發表係列文章。1911年為(wei) 《大江報》寫(xie) 社論《大亂(luan) 者，救中國之妙藥也》，直言造反，鼓蕩民氣，風傳(chuan) 三鎮，致使當局惱羞成怒，查封報館，逮捕正副主編，釀成“大江報案”，成為(wei) 武昌起義(yi) 的序曲。民國四年，劉師培等籌安會(hui) 擁立袁世凱稱帝，拉攏知識分子，黃侃堅不參加，影響了很多知識人。與(yu) 劉師培相比，黃侃一生大事不糊塗，作為(wei) 獨立的知識分子，潔身自好。晚年黃侃對日本帝國主義(yi) 的步步入侵，非常憤慨，深憂國難。

2.學者：李四光、王亞(ya) 南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原名仲揆，黃岡(gang) 人，我國著名地質學家，首創地質力學，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家貧，自幼就讀於(yu) 其父李卓侯執教的私塾，14歲來武昌讀高等小學堂，年青時留學日本，是同盟會(hui) 最小的會(hui) 員。辛亥革命後，被委任為(wei) 湖北軍(jun) 政府理財部參議，後又當選為(wei) 實業(ye) 部部長。袁世凱上台後，革命黨(dang) 人受到排擠，李四光再次離開祖國，留學英國伯明翰大學，獲得碩士學位。1918年回國效力，任教於(yu) 北京大學。1928年到南京擔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後當選為(wei) 中國地質學會(hui) 會(hui) 長。

1928年7月國民政府決(jue) 定組建國立武漢大學，國民政府大學院（教育部）院長（部長）蔡元培任命李四光為(wei) 武漢大學建設籌備委員會(hui) 委員長，並選定了武漢大學的珞珈山校址。1950年後，曆任地質部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全國科協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為(wei) 中國的地質、石油勘探和建設事業(ye) 做出了巨大貢獻。

他在地質學方麵的主要貢獻有：古生物蜒科的鑒定方法、中國第四紀冰川的發現和地質力學的創立。他根據數十年來地質力學的研究，從(cong) 新華夏構造體(ti) 係的觀點出發，向毛澤東(dong) 、周恩來分析了中國地質條件，認為(wei) 在中國遼闊的領域內(nei) ，天然石油資源的蘊藏量應當是豐(feng) 富的。他指出，鬆遼平原、包括渤海灣在內(nei) 的華北平原、江漢平原和北部灣，黃海、東(dong) 海和南海都蘊藏著豐(feng) 富的石油資源。

在1966年邢台大地震後，李四光指出要注意河北河間、滄州、渤海、雲(yun) 南通海、四川爐霍、雲(yun) 南的彝良大關(guan) 、鬆潘、唐山……，都被李四光言中。當時很多科學家認為(wei) 地震是無法預報的，李四光斬釘截鐵地說，地震是可以預報的。

早年，辛亥革命勝利後，當年臘月，為(wei) 慶祝光複，黃岡(gang) 四傑——吳崑、劉子通、李四光與(yu) 熊十力聚會(hui) 於(yu) 武昌雄楚樓。為(wei) 抒發心誌，共出一紙，順次揮毫。吳崑書(shu) 李白《山中問答》詩：“問餘(yu) 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遝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劉子通發揮老子思想：“生而不有，為(wei) 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若有心若無心，漂漂然飛過數十寒暑。”李四光書(shu) ：“雄視三楚。”熊十力書(shu) ：“天上地下，唯我獨尊。”

王亞(ya) 南（1901-1969），黃岡(gang) 人，馬克思主義(yi) 經濟學家。曆任中山大學、廈門大學、清華大學教授。王亞(ya) 南父母早逝，在兄長支持下，他在黃州讀完小學，畢業(ye) 後考入武昌第一中學，又考入武昌中華大學教育係。大革命中，他投筆從(cong) 戎，在長沙參加了北伐軍(jun) ，曾在軍(jun) 中任政治教員。大革命失敗後，他輾轉來到杭州，因生活所迫寄居在大佛寺。在這裏，他結識了他事業(ye) 上的重要夥(huo) 伴——上海大夏大學哲學係畢業(ye) 後同樣流寓大佛寺的郭大力。兩(liang) 個(ge) 年輕人意氣相投，一見如故，暢談人生理想，很快結為(wei) 至交。在此期間，王亞(ya) 南開始鑽研馬克思主義(yi) 政治經濟學，尋找變革社會(hui) 的救國之道。郭大力見他對經濟學產(chan) 生了濃厚的興(xing) 趣，就建議兩(liang) 人一起從(cong) 事《資本論》的翻譯工作，從(cong) 此，他和郭大力開始了近四十年的友誼與(yu) 事業(ye) 的合作。《資本論》也成了王亞(ya) 南終身學習(xi) 和研究的經典。

1933年王亞(ya) 南因參與(yu) “福建事變”被通緝而亡命歐洲。在馬克思的故鄉(xiang) 德國，在《資本論》的誕生地英國，他廣泛收集西方經濟學資料，注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動向，同時翻譯了一些西方經濟學著作。1935年他回到上海，和郭大力著手正式翻譯《資本論》。1938年在經濟生活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在迫切需要馬克思主義(yi) 理論滋潤的中國這塊幹涸的土地上，王亞(ya) 南和郭大力十餘(yu) 年的艱苦奮鬥終於(yu) 有了結果：馬克思主義(yi) 的基石《資本論》三卷中文譯本終於(yu) 出版了！這不僅(jin) 是中國經濟科學研究中的一個(ge) 新鮮事物，更是馬克思主義(yi) 在中國傳(chuan) 播中的一件大事，對中國的共產(chan) 主義(yi) 運動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首次全譯《資本論》三大卷。王亞(ya) 南和郭大力用10年心血，克服重重困難，是馬克思經濟學說在中國係統傳(chuan) 播的裏程碑。

王亞(ya) 南是中國馬克思主義(yi) 經濟史學的開拓者之一。從(cong) 30年代起，他就從(cong) 中國經濟史入手，探索舊中國的社會(hui) 經濟問題，取得了豐(feng) 碩的成果。王亞(ya) 南一生中最為(wei) 傑出的貢獻，是對中國地經濟形態的理論研究，發表了一係列很有影響的專(zhuan) 著：《中國經濟原論》、《中國地主經濟封建製度論綱》、《中國官僚政治研究》等。

王亞(ya) 南在經濟研究方法論上的一個(ge) 重要貢獻，就是他極力倡導“應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來研究經濟”。他認為(wei) 經濟科學是一門實踐的科學，應該麵對中國的實際，使政治經濟學中國化，建立“中國經濟學”。

王亞(ya) 南是現代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和教育家、解放後廈門大學第一任校長。他在大學執教三十多年，積累了豐(feng) 富的教學經驗和辦學經驗，對教育有深刻的理解。尤其對教育的本質和功能，對如何辦好綜合性大學、如何培養(yang) 和使用人才以及如何治學，有許多精辟的見解。

王亞(ya) 南畢生從(cong) 事教育與(yu) 社會(hui) 科學研究事業(ye) ，四十年如一日。他一生著譯四十一部，文章三百餘(yu) 篇，春風化雨，哺育了無數英才。晚年在“文革”的酷烈考驗中更是歲寒知鬆柏，彰顯了一個(ge) 知識分子的氣節操守。

3.文學家：聞一多、馮(feng) 文炳、胡風、葉君健

聞一多（1899-1946），原名聞家驊，出身於(yu) 浠水縣一書(shu) 香家庭，13歲考上留美預備清華學校，22歲(1922年)去美，到美國芝加哥美術學院學畫三年，卻找到了他的詩人之筆。他曆任中央大學、武漢大學（任文學院首任院長並設計校徽）、山東(dong) 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北京大學教授，是我國著名詩人，學者，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

聞先生1923年出版了第一部詩集《紅燭》，把反帝愛國的主題和唯美主義(yi) 的形式典範地結合在一起。1928年出版第二部詩集《死水》，在頹廢中表現出深沉的愛國主義(yi) 激情。此後致力於(yu) 國學經典的整理與(yu) 研究，對《周易》《詩經》《莊子》《楚辭》下了很大功夫，其成果匯集成為(wei) 《古典新義(yi) 》，被郭沫若稱為(wei)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1937年抗戰開始，他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抗戰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發誓不取得抗戰的勝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戰到底的決(jue) 心。1943年後，因目睹國民政府的腐敗，於(yu) 是奮然而起，積極參加反對獨裁，爭(zheng) 取民主的鬥爭(zheng) 。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樸先生大會(hui) 上，聞一多忍受著連日饑餓帶來的折磨，發表了著名的《最後一次的演講》，當天下午即被國民黨(dang) 特務殺害。

聞一多的詩具有極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氣質。愛國主義(yi) 精神貫穿於(yu) 他的全部詩作，成為(wei) 他詩歌創作的基調。聞一多的詩篇發展了屈原、杜甫創作中愛國主義(yi) 傳(chuan) 統，具有鮮明的時代感以及社會(hui) 批判的性質。在西南聯大校友會(hui) 召開的聞一多先生追悼會(hui) 上，朱自清先生評介了聞一多在學術上的巨大貢獻：聞一多是中國抗戰前“唯一的愛國新詩人”，“也是創造詩的新格律的人”，“他創造自己的詩的語言，並且創造自己的散文的語言”。朱先生又詳盡地介紹聞一多對神話、對《楚辭》《周易》《詩經》《莊子》等各方麵研究的成就。遺著由朱自清編成《聞一多全集》四卷。

民間傳(chuan) 說，聞一多新婚那天，親(qin) 友紛紛前來賀喜。好久了，還不見新郎，大家以為(wei) 他更衣打扮去了。當迎親(qin) 花轎快到家時，人們(men) 才在書(shu) 房找到他，原來他仍然穿著舊長袍在看書(shu) 。家裏人說他一看書(shu) 就“醉”。

馮(feng) 文炳（1901-1967），筆名廢名，黃梅人。著名文學團體(ti) 語絲(si) 社成員，周作人的大弟子，現代小說家。

在我國現代文壇上，馮(feng) 文炳是有獨立精神人格的作家和學者。馮(feng) 文炳可謂是楚地的一個(ge) 奇才。1907年6歲時始入私塾讀書(shu) ，1911年入縣八角亭第一高等小學讀書(shu) ，1916年到武昌入啟黃中學就讀，開始接觸新文學。

1917年進入湖北省第一師範學校，其間深受“五四”青年愛國運動和新文化思潮的影響。1920年省一師畢業(ye) 後，任教於(yu) 武昌完全小學，業(ye) 餘(yu) 時間學寫(xie) 白話詩文，開始與(yu) 周作人通信。1922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班，常在胡適主編的《努力周報》上發表文學作品。1924年正式升入北大英國文學係，積極參與(yu) 新文化運動。1925年10月馮(feng) 文炳先生開始用“廢名”的筆名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竹林的故事》。以後陸續出版的有《桃園》、《棗》、《莫須有先生傳(chuan) 》等。其作品多寫(xie) 故鄉(xiang) 普通勞動者，有濃鬱的鄉(xiang) 土氣息和獨創的藝術風格。

1937年抗日戰爭(zheng) 爆發後，他返回故鄉(xiang) 黃梅任中小學教員，其間他精研佛學，在馮(feng) 氏祠堂裏寫(xie) 成了《阿賴耶識論》一書(shu) 。抗戰勝利後，馮(feng) 文炳於(yu) 1946年重返北京大學中文係任副教授、教授，講授《外國文學名著》、《現代文學》等課程，同時創作反映黃梅避難生活的自傳(chuan) 體(ti) 長篇小說《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

1952年全國高校院係調整，馮(feng) 文炳調到東(dong) 北人民大學（吉林大學前身）中文係任教授。在吉林省工作期間，馮(feng) 文炳主要從(cong) 事文學教學和文學研究，先後講授《寫(xie) 作實習(xi) 》、《杜詩研究》、《魯迅的小說研究》、《新民歌》、《美學》等課程。

馮(feng) 文炳為(wei) 京派小說家，其作品以田園牧歌的風味和詩化的意境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獨樹一幟，而被人們(men) 稱為(wei) 田園小說和詩化小說。在表現手法上，他受到古代詩詞的影響。朱光潛說：“《橋》裏充滿的是詩境，是畫境，是禪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離開前後所寫(xie) 境界而獨立。”

關(guan) 於(yu) 馮(feng) 文炳與(yu) 熊十力先生的交遊，學界曾傳(chuan) 為(wei) 美談。廢名與(yu) 俞平伯、冰心等都是知堂先生周作人的得意門生。廢名十分尊重他這位大同鄉(xiang) 前輩熊十力先生，但在學問上則常與(yu) 之辯難。每有爭(zheng) 執，雙方都麵紅脖子粗，廢名拂袖而去。第二天廢名再來，他們(men) 又和好如初，談笑風生。這在北大傳(chuan) 為(wei) 笑談。足見他們(men) 二人都如孩童赤子，一任感情自然流露。1936年，廢名的兒(er) 子滿周歲，熊先生還去拜訪，送六塊銀元祝賀。1947年，熊先生在北大與(yu) 廢名同住。彼此見麵，少不了唇槍舌劍。

胡風（1902-1985），原名張光人，蘄春人，著名文藝理論家、評論家、翻譯家、詩人。現代文學史上“七月詩派”的代表人物。1920年起就讀於(yu) 武昌和南京的中學，其間開始接觸“五四”新文學作品。1925年進北京大學預科，一年後改入清華大學英文係。不久輟學，回鄉(xiang) 參加革命活動，後一度任職於(yu) 國民黨(dang) 的宣傳(chuan) 、文化部門。1927年加入共青團。1929年到日本留學，參加日本共產(chan) 黨(dang) 。1933年因在留日學生中組織抗日文化團體(ti) 被驅逐出境。回到上海，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宣傳(chuan) 部長、行政書(shu) 記，與(yu) 魯迅常有來往。

1935年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zheng) 的大眾(zhong) 文學”的口號，引發“兩(liang) 個(ge) 口號”的論爭(zheng) 。抗日戰爭(zheng) 爆發後，主編《七月》雜誌，編輯出版《七月詩叢(cong) 》和《七月文叢(cong) 》，並悉心扶植文學新人，對現代文學史上“七月”派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曾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hui) 常委、研究股主任，輾轉於(yu) 漢口、重慶、香港、桂林等地從(cong) 事抗戰文藝活動。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七月》被迫停刊，他另編文學雜誌《希望》。創刊號上發表舒蕪的《論主觀》和他自己的《置身在為(wei) 民主的鬥爭(zheng) 裏麵》兩(liang) 文，由此引起關(guan) 於(yu) “主觀”問題的論爭(zheng) 和對於(yu) 他的文藝思想的批判。1949年7月在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hui) 上，胡風當選文聯委員、作協常委，並任《人民文學》編輯委員。他以抒情長詩《時間開始了！》歡呼新中國的建立，

1952年開始被批判。1954年，針對文藝問題提出30萬(wan) 言意見書(shu) ，結果變成震撼全國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從(cong) 此陷於(yu) 寃獄。

1980年9月，中央作出審查結論，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是一件錯案。平反後，胡風擔任第五屆、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hui) 委員、中國作家協會(hui) 顧問、中國藝術研究院顧問。1988年6月18日，中央辦公廳發出《關(guan) 於(yu) 為(wei) 胡風同誌進一步平反的補充通知》，進一步澄清了這一曆史。

葉君健（1914-1999），湖北黃安（今紅安）人，筆名馬耳，作家，翻譯家，兒(er) 童文學家。1936年畢業(ye) 於(yu) 武漢大學外文係。抗日戰爭(zheng) 爆發後，葉君健停下了自己的小說創作，投身到抗戰的宣傳(chuan) 工作之中。1938年在武漢國民政府軍(jun) 事委員政治部第三廳從(cong) 事國際宣傳(chuan) 工作，同年參加發起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hui) 。他輾轉於(yu) 武漢、香港、重慶等地，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外語，作了大量的宣傳(chuan) 工作。在香港主編英文刊物《中國作家》，又任重慶大學、中央大學、複旦大學教師。他在這一時期所翻譯的中國抗戰文學作品，後來被收為(wei) 英語和世界語兩(liang) 個(ge) 集子出版。

1944年，葉君健應英國戰時宣傳(chuan) 部邀請，任中國抗戰情況宣講員，到英國各地演講，宣傳(chuan) 中國的抗日戰爭(zheng) ，並重新開始一度中斷了的小說創作。抗戰勝利後，葉君健在英國劍橋大學英王學院進修，做歐洲文學研究員，用英語創作了短篇小說集《無知的和被遺忘的》、《藍藍的低山區》，長篇小說《山村》、《他們(men) 飛向前方》等。這些作品都是出於(yu) 向國外讀者“解釋中國”的目的而創作的。

1949年葉君健回到祖國，又投身於(yu) 宣傳(chuan) 家的事業(ye) ，曆任輔仁大學教授，文化部外聯局編譯處處長，《中國文學》副主編，長期主編英文刊物《中國文學》。曾任中國作家協會(hui) 書(shu) 記處書(shu) 記、中外文學交流委員會(hui) 主任，是民盟中央委員，全國第三屆人大代表，全國第五、六、七屆政協委員。

他著有長篇小說《土地三部曲》(《火花》、《自由》、《曙光》)、《寂靜的群山三部曲》(《山村》、《曠野》、《遠程》)，散文集《兩(liang) 京散記》，短篇小說集《葉君健小說選》、《葉君健童話故事集》等。另外譯著《安徒生童話全集》等。

作為(wei) 世界知名的小說家和翻譯家，葉君健對我國兒(er) 童文學事業(ye) 的發展也予以極大的關(guan) 注，並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葉君健的文學創作的主要特征是：高度的現實主義(yi) 精神，詩的意境與(yu) 韻味，以及簡潔樸素的語言風格。

4.思想家：湯用彤、熊十力、徐複觀、胡秋原、殷海光

“五四”之後，學術界出現了文化守成主義(yi) 思潮，其中有學衡派、現代新儒家等。正如我們(men) 多次講過的，文化保守並非政治保守，恰好相反，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在政治層麵都是革新派。這一思潮是從(cong) 中國文化自身的大傳(chuan) 統中生長出來的，是麵對強勢的西方文化的挑戰應運而生的，在20世紀中國是最具有根源性的思想文化的流派。這一思潮在現代中國反思與(yu) 批判片麵的現代性（包括全盤西化或全盤俄化）的思想流派，也是在現代中國積極吸納西學、與(yu) 西學對話，又重建傳(chuan) 統並與(yu) 傳(chuan) 統對話的最有建設性與(yu) 前瞻性的思想流派。這一思潮是非官方、非主流的。其代表人物都是在野的公共知識份子，故深具批判性與(yu) 反思性，又是專(zhuan) 家、學者兼教師，在哲學、史學與(yu) 教育界等領域有著卓爾不群的建樹。

在學衡派中有黃梅湯用彤先生。湯先生曾經主持《學衡》雜誌的編務工作，與(yu) 吳宓等人被稱為(wei) “學衡派”，學衡派明確提出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主張，對激進文化主義(yi) 的斷裂論式的主張持反對態度。湯用彤認為(wei) 文化的發展，隻能是走漸進的道路，“夫曆史變遷，常具連續性。文化學術雖異代不同，然其因革推移，悉由漸進。”湯先生反對激進派之徹底拋棄舊文化的觀點，認為(wei) 不能割斷曆史，強調古今中外的文化交匯。他主張熔鑄今古、會(hui) 通中西。

現當代新儒學的背景是價(jia) 值係統的崩潰、意義(yi) 結構的解體(ti) 和自我意識的喪(sang) 失。近現代中國的思想危機是“意義(yi) 的危機”，即人們(men) 對於(yu) 人生、宇宙的基本意義(yi) 的看法與(yu) 信仰的危機。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外來思潮衝(chong) 擊下所出現的“精神的迷失”格外地顯著。

湖北是現代文化守成主義(yi) 思潮及其中堅——現當代新儒家的淵藪。在現代新儒學思潮中，有三位鄂東(dong) 學者。他們(men) 是：黃岡(gang) 熊十力，是第一代中心開啟式的人物；浠水徐複觀，是第二代港台新儒家的中堅；黃陂胡秋原，也是第二代，屬於(yu) 廣義(yi) 的現代新儒家中的一員。

在現代中國，與(yu) 文化守成主義(yi) 、現代新儒學思潮相輔相成的，有自由主義(yi) 思潮，我們(men) 鄂東(dong) 也出了一位自由主義(yi) 思潮的代表人物——黃岡(gang) 殷海光。殷海光與(yu) 熊十力、徐複觀有很多交集。

湯用彤（1893-1964），字錫予，祖籍黃梅縣，生於(yu) 甘肅省渭源縣。湯家於(yu) 清乾嘉時從(cong) 江西遷至湖北黃梅，以教書(shu) 為(wei) 生。其父湯霖，清光緒十六年進士，曾任過幾任知縣，後在京曾赴各省任考官。湯用彤先生三歲前不會(hui) 說話，三歲的那一年，有一天突然一字不差地用黃梅話背出了《哀江南》，其父非常驚異。由此他很早就在父親(qin) 的教館中接受教育，即幼承庭訓，以後在北京順天學堂開始接受新式教育。

湯先生1912年考人清華學校，1917年畢業(ye) ，考取官費留美。後因治砂眼而未成行，留在清華教國文。1918年與(yu) 吳宓一起赴美，先在明尼蘇達州漢姆林大學哲學係，主要選修哲學、心理學，1919年人哈佛大學研究院，與(yu) 陳寅恪同時學習(xi) 梵文、巴利文及佛學，仍進修西方哲學。後經吳宓、梅光迪引見白壁德（Babbit）教授。白氏是美國當時著名的新人文主義(yi) 者，認為(wei) 中西文化傳(chuan) 統在人文方麵互為(wei) 表裏，對孔子尤為(wei) 稱讚，並希望中國學人能擷采中西文化之精華，以求救亡圖存，而不蹈西方之覆轍。湯用彤後來的文化觀和治學態度，很多與(yu) 白氏契合。哈佛期間，他與(yu) 吳宓、梅光迪被譽為(wei) “哈佛三傑”。湯用彤先生受美國學者白璧德新人文主義(yi) 的影響，該派學說對現代性有著強烈的反思意識，對近代西方功利主義(yi) 和浪漫主義(yi) 所帶來的負麵效應持憂患態度。新人文主義(yi) 認為(wei) 現代社會(hui) 的進步，並不必然以破壞傳(chuan) 統文化為(wei) 代價(jia) 。

1922年在哈佛獲得哲學碩士學位回國，湯先生曆任東(dong) 南大學、南開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教授。1947年湯用彤休假赴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講中國佛教史一年，次年婉拒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講學之邀，決(jue) 定回國。1949年1月北京解放，湯用彤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hui) 主席，1951年後任北大副校長。1953年中國科學院成立，兼任曆史考古委員會(hui) 委員。1956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hui) 科學學部成立，任學部委員。湯先生是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三屆常委，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是中國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著名學者，現代中國學術史上會(hui) 通中西、接通華梵、熔鑄古今的國學大師之一。他能同時上中西印三門課：印度佛學、魏晉玄學、歐洲唯理論與(yu) 經驗論哲學。代表作有：《漢魏兩(liang) 晉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學史略》、《魏晉玄學論稿》等。

湯用彤與(yu) 熊十力、錢穆、蒙文通諸先生的交遊頗有趣味。熊十力是哲學家，黃岡(gang) 人。錢穆(賓四)先生是國學大師，無錫人。蒙文通先生是廖平和歐陽竟無的弟子，博通經、史、佛學，巴蜀人。蒙先生每與(yu) 熊先生聚首，必打嘴巴官司，從(cong) 佛學到宋明理學，二人往往爭(zheng) 得不可開交。敦厚的湯用彤先生在旁觀戰，獨默不語，隻有錢先生從(cong) 中緩衝(chong) 。錢穆先生在《師友雜憶》中曾回顧了他們(men) 交遊的一些細節。有一次，他們(men) 四先生“同宿西郊清華大學一農(nong) 場中。此處以多白楊名，全園數百株。餘(yu) 等四人夜坐其大廳上，廳內(nei) 無燈光，廳外即白楊，葉聲蕭蕭，淒涼動人，決(jue) 非日間來遊可嚐此情味。餘(yu) 等坐至深夜始散……至今追憶，誠不失為(wei) 生平難得之夜。”這是何等的境界啊！

季羨林先生說：“在湯用彤先生身上，鎔鑄今古、會(hui) 通中西的特點是非常明顯的……湯先生的人品也是他的弟子們(men) 學習(xi) 的榜樣。他淳直，樸素，不為(wei) 物累；待人寬厚、處事公正。藹然仁者，即之也溫。他是一個(ge) 真正的人，他是一個(ge) 真正的學者，他是一個(ge) 真正的大師。”

熊十力（1885-1968），湖北黃岡(gang) 人。和這一思潮中的梁漱溟、馬一浮、錢穆先生是朋友，也與(yu) 這一思潮中的張君勱、方東(dong) 美、馮(feng) 友蘭(lan) 、賀麟相過從(cong) 。他參加過辛亥革命，是一位傳(chuan) 奇式的人物，沒有受過任何舊式教育和新式教育，可謂自學成才。他家裏非常貧窮，在我們(men) 湖北東(dong) 部的窮鄉(xiang) 僻壤誕生的，隻讀過半年的私塾，幼年放牛，16-17歲的時候遊學於(yu) 鄉(xiang) 間，後來與(yu) 同縣何自新、浠水王漢到武漢來，受到維新派的影響，讀孟子、顧炎武的書(shu) ，萌發了革命誌向，並邀請四方豪傑共圖天下大事。為(wei) “運動軍(jun) 隊”，他投到武昌的新軍(jun) 第31標當兵，發起組織黃岡(gang) 軍(jun) 學界講習(xi) 社，然後圖謀起義(yi) ，奔走呼號，被清廷鄂軍(jun) 首領張彪所通緝。1917年-1918年，他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護法運動，後來他看到辛亥革命以後，世風日下，國民黨(dang) 人競權爭(zheng) 利，革命終無善果，憤然棄政向學，研讀佛學和儒學來探究人生的本質、真諦，增進國民的道德。

熊十力曾執教南開學校，後來到南京內(nei) 學院，在歐陽竟無大師門下打下了堅實的佛學基礎，接受了嚴(yan) 格的哲學訓練。1922年由梁先生介紹，也由於(yu) 蔡元培先生識才，這個(ge) 時候熊十力先生開始在北京大學擔任特約講師，講授佛教的唯識學。在北大的環境中，熊先生得以獨立思考，而且和學術界的精英開始討論學問，這才是他成為(wei) 一個(ge) 哲學家的真正的開始。1923年熊十力進一步背棄了他老師的學說，背棄了歐陽大師的唯識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觀念，後來經過十年的苦學精思，他構建了自己的哲學體(ti) 係《新唯識論》。這本書(shu) 出版以後，得到了蔡元培、馬一浮先生的高度讚揚。他創立了融匯儒佛的所謂新唯識論的哲學體(ti) 係，是回到中土的立場，中國儒家《周易》的立場。

抗戰時期熊十力顛沛流離，生活非常困難，他以對國家、民族、人民，對傳(chuan) 統文化的執著的愛戴，自甘寂寞，樂(le) 以忘憂，勉力著述。他的哲學體(ti) 係在當時有一定影響，抗戰末期出版的《新唯識論》（語體(ti) 本）、《讀經示要》這是他思想成熟的一個(ge) 標誌。這時，他被聘為(wei) 北大哲學係教授。1950年以後，他的生活與(yu) 著述得到他的老友董必武以及周恩來、陳毅、郭沫若等人的關(guan) 照。1954年以後定居滬上。他是全囯政協委員，北京大學一級教授，世界級的哲學家。

熊先生一生帶有鄂東(dong) 的鄉(xiang) 土氣息，斯文中略顯樸拙、狂放、隨性。抗戰時期在後方，一次聽到誤傳(chuan) 的消息，說是他的兄弟子侄遭日本飛機轟炸遇難，他頓時嚎啕大哭起來！1944年春節，大年初四，弟子們(men) 專(zhuan) 程來到他的住地為(wei) 他祝60壽，他突起悲心，情不能已，大哭不止，壽慶活動不得不打住。情感豐(feng) 富的熊先生同時又是理性思維一流的哲學家，當然他的理性活動中並不排斥感性直覺與(yu) 智性直觀。

他學問的軌跡大概是這樣的：早年批評六經，認為(wei) 六經是擁護專(zhuan) 製政體(ti) 的書(shu) ，中年學佛學，從(cong) 大乘有宗入手，後來又揚棄了有宗，深研空宗，然後又揚棄了空宗，最後反求諸己，通過自己的人生體(ti) 驗，回到儒家《周易》的立場。他的哲學觀點是體(ti) 與(yu) 用的不二，就是有其體(ti) 就有其用，體(ti) 和用是貫通在一起的，有此體(ti) 就有此用。心和物不二，心是精神的力量，物是物質的層麵，他認為(wei) 精神的東(dong) 西和物質的東(dong) 西是融合在一起的，能量和質量是融合在一起的，天和人也是可以打通的。他所謂本體(ti) 論的本體(ti) ，講的是一個(ge) 道德心性的本體(ti) ，《中庸》裏麵講的性，《孟子》裏麵講的心，他認為(wei) 這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體(ti) ，是宇宙萬(wan) 物最重要的根源處。在一定意義(yi) 上，他講的是人生生命的意義(yi) ，人生的價(jia) 值是最重要的。在物欲橫流的世界裏麵，我們(men) 如何去尋找人生的真諦、本質與(yu) 宇宙的本體(ti) ？他常常講：我們(men) 人和天地萬(wan) 物是相互關(guan) 聯的，其中有一種最高本體(ti) 的東(dong) 西，乾元性體(ti) ，本心，也就是心性本體(ti) ，這裏麵有乾陽清剛之氣，有很大的創造力。他反對西方的二元分離的方式，天人分割的方式，反對西方的鴻溝，天和人之間的鴻溝，或者有一個(ge) 什麽(me) 造物主。他認為(wei) ，《周易》乃至五經，我們(men) 的文化傳(chuan) 統中沒有這樣一種天人、主客、心物之間的隔閡。他說，仁心本體(ti) 是宇宙萬(wan) 象和人類社會(hui) 最重要的一個(ge) 根源處，他把這個(ge) 東(dong) 西叫做本體(ti) ，由此開發出人類的社會(hui) 文化和自然世界。

他終其一生營造他的本體(ti) 哲學，從(cong) 儒家哲學的思想資源裏發掘並重建了“大本大源”。他認為(wei) ，哲學的根本任務即是“明示本體(ti) ”，哲學“以本體(ti) 論為(wei) 其領域”。他所說的“本體(ti) ”是什麽(me) 呢?“仁者本心也，即吾人與(yu) 天地萬(wan) 物所同具之本體(ti) 也。”“蓋自孔孟以迄宋明諸師，無不直指本心之仁，以為(wei) 萬(wan) 化之源、萬(wan) 有之基。即此仁體(ti) ，無可以知解向外求索也。”如同“仁”“本心”“良知”，熊先生之“本體(ti) ”，不是“自然本體(ti) ”，而是生生不已的、剛健運動的“生命本體(ti) ”。

熊先生大談本體(ti) 論問題，尤其是把儒家哲學的內(nei) 核——內(nei) 聖之學中所探討的心性關(guan) 係問題、道德哲學的問題、人的安身立命的基礎和終極寄托的問題（用現在的話來說，是關(guan) 於(yu) 人的存在的問題），把從(cong) 先秦到宋明儒關(guan) 於(yu) 這些問題的回答，加以係統化、體(ti) 係化，同時又投注了自己的生活體(ti) 驗，投注了自己的感情和全部生命，從(cong) 而在中國儒學史上第—次公開地以“本體(ti) 論”的名目標誌他的儒家哲學體(ti) 係。熊先生說“體(ti) 用不二”之論是“自家體(ti) 認出來的”。

熊十力弘揚的是中國文化中特別強調的道德的智慧和道德的本體(ti) 與(yu) 主體(ti) ，他開辟了現當代新儒學的精神方向，並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影響了他的學生——第二代現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胡秋原先生等。在一定意義(yi) 上，看老師如何，要看他是否培養(yang) 出了優(you) 秀的、有創造性的、傑出的弟子。熊十力後來的地位這麽(me) 高，與(yu) 唐、牟、徐等不無關(guan) 係。

徐複觀（1903-1982），湖北浠水人。是思想家與(yu) 思想史家。他是勇者型的人物，出身貧寒，早年在軍(jun) 政界供職，曾是蔣中正侍從(cong) 室的秘書(shu) ，少將軍(jun) 銜，50歲以後才專(zhuan) 力治學，曾任台中東(dong) 海大學等校教授。當然他有很好的國學基礎，早年在武昌學習(xi) 國學，得到黃季剛先生的賞識與(yu) 王季薌先生的栽培。徐先生是平民思想家，他和浠水苦難的百姓總是連在一起，他生前念念不忘的是家鄉(xiang) ，他的母親(qin) ，他的貧苦家庭，有著很深的鄉(xiang) 情。

徐先生當年聽到熊先生的盛名，非常仰慕，抗戰時在重慶他曾經拜訪過熊先生，他是穿著筆挺的軍(jun) 服去的，到了以後在熊先生麵前高談闊論，被熊先生劈頭蓋臉地罵了一頓。熊先生說你讀了什麽(me) 書(shu) 啊？他在熊先生麵前講：“我讀了王船山的著作。”熊先生問王夫之有什麽(me) 書(shu) ？他說王夫之有《宋論》、《讀通鑒論》、《老子衍》、《莊子通》等等。熊先生說那你說一說王夫之的《宋論》，徐先生就把王夫之等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的書(shu) 大膽地批評了一頓。熊先生立即予以當頭棒喝，說你這個(ge) 小子，你根本沒有讀懂，你根本沒有資格講王船山，你回去給我老老實實把王船山的書(shu) 重讀一遍，讀完了以後你再來跟我談話。徐先生後來回憶說，熊先生的“罵”是起死回生的一“罵”，他說熊先生教會(hui) 了他如何讀書(shu) ，他說他過去讀書(shu) 非常傲慢，讀到古人的話無不批評，現在看來，確實沒有讀懂，而熊先生則告訴了他怎麽(me) 讀、怎麽(me) 做學問，他說他從(cong) 那以後就抱著一種誠心去讀書(shu) ，認認真真的去體(ti) 會(hui) ，去分析，認真分析古人的得失。

這次見麵對徐複觀後半生的影響甚巨，從(cong) 此他決(jue) 心步入學術之門。其後徐氏受到熊十力的不斷錘煉，他才從(cong) 個(ge) 人的浮淺中掙紮上來，不再被浮淺的風氣淹沒下去，從(cong) 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方向，將滿腔真情傾(qing) 注於(yu) 中華文化的存亡絕續上，誓言“要為(wei) 中國文化當披麻戴孝的最後的孝子”。

徐氏與(yu) 唐、牟為(wei) 同道，共同弘揚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精神。與(yu) 唐、牟不同的是，他是思想史家而不是哲學家；對傳(chuan) 統與(yu) 現實的負麵，特別是專(zhuan) 製主義(yi) 政治有很多批判；有庶民情結，是集學者與(yu) 社會(hui) 批評家於(yu) 一身的人物。徐先生是“以人、人民為(wei) 根本去掌握事物的儒家”，而熊十力與(yu) 唐、牟則是“從(cong) 超越的、先驗的方麵去掌握事物”，徐先生是“激進的儒家”，熊與(yu) 唐、牟是“超越的儒家”。（參見陳昭瑛《一個(ge) 時代的開端》）這一對比頗能道出徐與(yu) 唐、牟的差異。唐、牟致力於(yu) 建構道德形上學的體(ti) 係，徐複觀則有反形上學的傾(qing) 向。徐先生反對以西方哲學思辨作為(wei) 唯一標準衡量中國哲學思想，反對“知識的遊戲”，忽視了活生生的具體(ti) 的人及人的生存體(ti) 驗。徐先生從(cong) 具體(ti) 生命、生活上去接近孔子等思想大家，肯定儒家思想是從(cong) 人類現實生活的正麵來對人類負責的思想。

作為(wei) 思想史大家，徐複觀治學嚴(yan) 謹紮實，有考據的功夫，把考據、義(yi) 理與(yu) 辭章三者結合得很好。他對先秦人性論史、兩(liang) 漢思想史、中國藝術精神與(yu) 藝術史有深入的研究與(yu) 獨到的見解，其中指導性的乃是一道德史觀或心性史觀，認為(wei) 中國文化是由上向下落，由外向內(nei) 收的“心的文化”，人心是價(jia) 值之源與(yu) 生命的導向。“憂患意識”一說即來自徐氏，指表現在西周初年周公等人“敬”“敬德”“明德”觀念中人的精神集中、對事的謹慎、認真的心理狀態，由信神而轉為(wei) 人的自覺，乃殷周之際從(cong) 原始宗教掙脫出來的中國人文精神之躍動。由此凸顯的是主體(ti) 的積極性與(yu) 理性，自覺反省，對自己行為(wei) 負責。這種人文精神自始即帶有道德的性格。徐氏認為(wei) 孟子性善論是一偉(wei) 大的發現，每一個(ge) 人即在他的性、心的自覺中，得到無待於(yu) 外、圓滿自足的安頓。性善證實了人格的尊嚴(yan) ，同時即是建立了人與(yu) 人的相互信賴的基礎，也提供了人類向前向上的發展以無窮希望的根據。孟子的王政，即是以人民為(wei) 主的政治。

徐先生比較重視經學與(yu) 經學史，創造性地詮釋禮樂(le) 文明。他通過對周秦漢，特別是漢代社會(hui) 政治結構的探討，深刻地揭露、鞭笞了專(zhuan) 製政治。他特別重視知識分子問題，不僅(jin) 考察了“史”的原始職務，與(yu) 祝、卜、巫的關(guan) 係，尤其論述了史職由宗教向人文的演進，宗教精神與(yu) 人文精神的交融。他對漢代優(you) 秀知識分子以理想指導、批判現實政治的研究，多所弘揚。徐先生特重發掘中國曆代知識份子對於(yu) 治道與(yu) 民生的關(guan) 切、介入，以天下為(wei) 己任和以德抗位、道尊於(yu) 勢的傳(chuan) 統，肯定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入世關(guan) 懷、政治參與(yu) 和不絕如縷的犧牲精神。

徐氏身上即體(ti) 現了知識分子，特別是人文知識分子，以價(jia) 值理念批評、指導、提升社會(hui) 政治的品格。他一生在學術與(yu) 政治之間，“以傳(chuan) 統主義(yi) 衛道，以自由主義(yi) 論政”。他是風骨嶙峋的勇者型的人物，時常批評政治，在政治上主張民主自由人權，有道德勇氣。他的政論雜文十分豐(feng) 富，在中國現當代思想史上的影響甚巨，可以說，他文化保守主義(yi) 陣營中最具有現實批判精神、最易於(yu) 與(yu) 自由主義(yi) 思潮相頡頏又相呼應、相融洽的代表人物。

徐複觀是“大地的兒(er) 子”，臨(lin) 終前呼喚著他的母親(qin) ，他的故鄉(xiang) 。在膾炙人口的《誰賦豳風七月篇——農(nong) 村的回憶》一文中，他把土生土長的農(nong) 村看成是中國人生命的源泉。他又說，他的生命永遠是和浠水故地的“我那破落的壪子”連在一起的。他的骨灰最後回到了家鄉(xiang) 湖北浠水，葬在了浠水老家。

胡秋原（1910-2004），黃陂人，是當代著名思想家、曆史學家。胡先生是一名立身於(yu) 道統的公共知識分子，他懷抱道德理想，積極參與(yu) 、批評、指導現實政治，他曾考入武昌大學（武漢大學前身）就讀，又負笈東(dong) 洋，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胡先生放棄學業(ye) 和官費，滯留上海，以筆為(wei) 生。他參加過文學論爭(zheng) 與(yu) 社會(hui) 史論戰，又遊曆過歐洲。

胡先生的學術貢獻：首先，表現在“理論曆史學”的理論建構上。理論曆史學是對中西曆史哲學思想的批判、繼承和發展。胡先生既有曆史哲學的方法論的自覺，重視對曆史認識的可能性及其條件的考察；又強調對曆史作價(jia) 值判斷的重要性，因此他批判了實證主義(yi) 思潮、科學主義(yi) 思潮對價(jia) 值問題的拒斥。其次，體(ti) 現在胡先生從(cong) 理論與(yu) 曆史的角度，對知識分子問題所作的係統研究。胡先生看重知識分子的曆史作用，認為(wei) 曆史上儒家知識分子以其道義(yi) 擔當抗議威權，著力於(yu) 消解君主的政治主體(ti) 性，從(cong) 而緩和了專(zhuan) 製的程度，形成開明專(zhuan) 製，護持住中國的曆史進程和文化慧命於(yu) 不絕。胡先生的代表作《古代中國文化與(yu) 中國知識分子》，著眼於(yu) 對傳(chuan) 統政治結構中道統與(yu) 政統相互關(guan) 係的分析，所強調的是承載道統的士人知識分子對現實政治權力的批導與(yu) 限製。第三，他對民族主義(yi) 思想有較大的貢獻，是20世紀中國民族主義(yi) 思想的重鎮。第四，在文化上，胡先生主張超越傳(chuan) 統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最後，胡先生認同儒家的核心價(jia) 值。在胡先生看來，儒家的核心價(jia) 值並不構成工業(ye) 化、現代化的障礙，恰恰相反，儒家人文精神可以救治現代性危機，彌補宗教科技的偏弊，與(yu) 自然和諧，因而求得人文與(yu) 宗教、科技、自然調適上遂地健康發展。

胡先生熱愛祖國，熱愛湖北，熱愛黃陂。1988年4月，為(wei) 進一步推動祖國兩(liang) 岸的和平統一，他在台灣發起成立了“中國統一聯盟”，並被推舉(ju) 為(wei) 名譽主席。自此，他一直站在反分裂、反“台獨”的第一線。1988年9月12日，胡秋原先生偕夫人並與(yu) 長女一道，無視台灣當局的“三不”政策，以祖國統一為(wei) 己任，從(cong) 美國舊金山直飛北京，回到了闊別四十載的故土大地，成為(wei) “兩(liang) 岸破冰第一人”。在北京，胡秋原與(yu) 老朋友、中共領導人李先念、鄧穎超等親(qin) 切會(hui) 麵，共商國是。借此機緣，他回到母校，回到他日夜思念的家鄉(xiang) 黃陂。當時，他的鄉(xiang) 音未改，然鬢毛已衰。

殷海光（1919-1969），原名殷福生，黃岡(gang) 人。中國著名邏輯學家、哲學家。曾從(cong) 師於(yu) 著名邏輯學家、哲學家金嶽霖先生。西南聯大畢業(ye) 後，進入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並曾在金陵大學(原中央大學)任教。抗日戰爭(zheng) 爆發後，加入青年軍(jun) 。1946年至1949年在國民黨(dang) 中央宣傳(chuan) 部工作，任《中央日報》主筆。1949年到台灣，因所寫(xie) 社論觸怒了蔣介石，受到國民黨(dang) 的圍攻、批判，被迫離開《中央日報》。自此，殷海光脫離國民黨(dang) 陣營，並轉變成自由主義(yi) 者。同年8月，他進入台灣大學哲學係任教。同年11月，他與(yu) 胡適、雷震等人在台北創辦影響巨大的綜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國》，任編委兼主筆。這個(ge) 雜誌的發行人雖為(wei) 胡適、雷震，因胡適當時不在台灣，雷震以負責行政事務為(wei) 主，真正的靈魂人物卻是殷海光。他用言論、思想給《自由中國》雜誌導航，使該雜誌發行量扶搖直上，熱銷海內(nei) 外。

殷海光先生是本世紀中國不可多得的自由主義(yi) 鬥士，風骨嶙峋的知識分子，一位充滿著道德熱情和道德勇氣的理想主義(yi) 者。他不畏強權，不避橫逆，為(wei) 弘揚五四精神和在中國實現自由、民主奮鬥了一生，終因上世紀六十年代台灣國民黨(dang) 政府的政治迫害，抑鬱患癌，過早謝世。其代表作有：《邏輯新引》、《思想與(yu) 方法》、《中國文化的展望》等。

殷先生說他自己是“五四後期人物”，沒有機緣享受五四人物的聲華，卻遭受著寂寞、淒涼和困厄。他一生沿著五四啟蒙主義(yi) 的道路，對中國傳(chuan) 統積弊與(yu) 現實負麵作無情的鞭笞和批判，晚年尤能以今是而昨非的精神，勇敢地否定自己，修正與(yu) 檢討自己對傳(chuan) 統文化的片麵理解，轉而認同民族文化的優(you) 長與(yu) 價(jia) 值，批評西方現代化的弊病。晚年他與(yu) 湖北老鄉(xiang) 徐複觀先生多次交談。他在臨(lin) 終前說：“我的思想剛剛成熟，就在跑道的起跑點上倒下來，對於(yu) 青年，我的責任未了，對於(yu) 苦難的中國，我沒有交待！”“我現在才發現，我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希望能再活十五年，為(wei) 中國文化盡力。”可惜天不假年，齎誌而沒。

他的學生、美籍華裔學者林毓生教授在紀念殷海光的文章中說：“於(yu) 孔孟思想中‘仁’先於(yu) ‘禮’之道德主義(yi) 性的觀念，雖然與(yu) 西洋近代自由思想的道德基礎——康德的道德自主性觀念——並不完全一樣，但兩(liang) 者在理論上是可以交融的。因此，要實現自由與(yu) 民主，今後中國有識之士，不應再食那五四時期對中國傳(chuan) 統全麵否定的牙慧，這種把自己連根拔起，向西洋一麵倒的辦法，從(cong) 五四以來的中國思想史上看來，不但不易使自由思想在中國泥土上生長，反而使自己成為(wei) 一個(ge) 文化失落者。因此，中國自由主義(yi) 者的現代課題，不是對傳(chuan) 統的全麵否定，而是對傳(chuan) 統創造地改進。”（林毓生：《殷海光先生一生奮鬥的永恒意義(yi) 》）

二、試談“鄂東(dong) 文化現象”

現代鄂東(dong) 的文化名人遠不隻這些，限於(yu) 篇幅，我們(men) 隻講了這十多位。還有一些這裏就不說了。例如幾位大政治家也是極有文化底蘊的人物，辛亥革命元勳居正（廣濟，今武穴，1876—1951），中共元老董必武（黃安，今紅安，1886—1975）等。居正、董必武與(yu) 我前麵提到的有的先生（如熊十力等）時相過從(cong) ，特別關(guan) 心、培植、提攜鄂東(dong) 文人。

宋元以降，特別是明清以來，鄂東(dong) 地區人才勃興(xing) ，蔚為(wei) 壯觀，有人謂為(wei) “鄂東(dong) 文化現象”。為(wei) 什麽(me) 會(hui) 出現如此獨樹一幟的人文景觀呢？從(cong) 地域性考察，這與(yu) 鄂東(dong) 地區的曆史傳(chuan) 統、社會(hui) 風尚和地理環境有關(guan) 。從(cong) 時代性考察，這與(yu) 近現代新文化在卾東(dong) 的傳(chuan) 播有關(guan) 。

首先，鄂東(dong) 乃鄂皖贛三省交會(hui) 之地，處於(yu) 吳頭楚尾，乃吳楚文化交流碰撞的地段，曆史上儒、釋、道文化衍生雜糅，特別是禪宗祖庭聖地在此。正是在多種文化思想的滋養(yang) 下，鄂東(dong) 曆代人才輩出。

其次，鄂東(dong) 地區自古就有儒家重教興(xing) 學的深厚傳(chuan) 統。“明清時期，湖北地方官學空前發展，學校設置的普及程度較高。社學之製的推行，為(wei) 在鄉(xiang) 村進行基礎教育提供了條件，一方麵使地方官學製度更為(wei) 係統，另一方麵也提高了農(nong) 村基層的人文水平。當然，更為(wei) 基礎的還有為(wei) 數眾(zhong) 多的各種類型的私塾，承擔著啟蒙教育、培養(yang) 童生的主要職能。”這一時期的書(shu) 院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特別是清雍正至道光年間發展較快。“湖北書(shu) 院在地域分布上是不平衡的，以黃州、武昌二府為(wei) 多。明代新建七十餘(yu) 所書(shu) 院中，黃州一府即占了1/3以上，加上武昌府屬所占20%強，兩(liang) 府書(shu) 院共占全省書(shu) 院總數的54%左右。清代黃州新修書(shu) 院亦在二十所以上，其中僅(jin) 黃岡(gang) 一縣就多達十三所。”從(cong) 科舉(ju) 的情況看：“有明一代，湖北各府州縣科舉(ju) 進士總計達1119人。全省八個(ge) 府中，以黃州府中進士人數最多，達321人；其次為(wei) 武昌府，為(wei) 232人。分州縣統計，則麻城縣為(wei) 最多，達100人；其次為(wei) 黃岡(gang) 縣87人。”“鄂東(dong) 地區的進士人數不僅(jin) 遠遠超過鄂西，而且超過鄂中江漢平原區。武昌、黃州二府的進士人數合計達553人，占全部進士人數的49．5%……即使按州縣數平均，這兩(liang) 府所屬各州縣也是較多的，即平均每州縣有進士29人以上。在全省15個(ge) 進士人數達30人以上的州縣中，武昌、黃州二府就有七個(ge) 。”“清代湖北的進士人數較明代為(wei) 多，到道光朝的約二百年間，全省共中進士960人，鹹豐(feng) 以後的六十年間則有302人。但是，地域分布雖不無變化，卻仍未改變明代以鄂東(dong) 為(wei) 重心的基本格局。全省有15個(ge) 州縣的進士人數達30以上，其中武昌府3州縣，黃州府4州縣……其中以黃岡(gang) 縣人數最多，為(wei) 122人……蘄水（今浠水）54人……麻城42人，黃安39人，進士大縣絕大多數仍在鄂東(dong) 。若以黃州、武昌二府及相關(guan) 之黃陂等縣計之，鄂東(dong) 的進士人數仍佔全省進士的50%以上。”（均見張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今按，明代的黃州府有九州縣：黃岡(gang) 、蘄水、蘄州、廣濟、黃梅、羅田、麻城、黃安、黃陂。清代的黃州府有除黃陂外的八州縣，黃陂被劃到漢陽府。明清時期武昌府有十州縣：江夏、武昌（今卾州）、蒲圻、崇陽、通山、通城、嘉魚、大冶、興(xing) 國、鹹寧。廣義(yi) 的卾東(dong) 指黃州、武昌二府加上黃陂縣等，狹義(yi) 的鄂東(dong) 即指黃州府。

以黃梅湯用彤家為(wei) 例，數代詩書(shu) 傳(chuan) 家，湯用彤的曾祖父培養(yang) 了三位進士，其中包括湯用彤的父親(qin) 湯霖。湯家家教極嚴(yan) ，家訓中有“事不避難，義(yi) 不逃責，素位而行，隨適而安”等語。這些風尚不僅(jin) 在富有的家庭中傳(chuan) 揚，平民家庭也以耕讀傳(chuan) 家為(wei) 榮。熊十力、徐複觀家中很貧寒，他們(men) 的父輩都是最下層的書(shu) 生，教過蒙館等。

再次，張之洞督鄂期間重視文教、開放教育的影響。張之洞自1889年由廣州任兩(liang) 廣總督調任武昌任湖廣總督，直至1907年調任北京，在武昌一共待了18年。張之洞主政期間，不僅(jin) 創辦了漢陽鐵廠、湖北槍炮廠等我國早期工業(ye) ，而且特重教育，興(xing) 辦書(shu) 院。他創辦的經心書(shu) 院、兩(liang) 湖書(shu) 院等極縣影響。王葆心就出自兩(liang) 湖書(shu) 院，徐複觀又是王葆心湖北國學館的學生。這就是張文襄公的流風餘(yu) 韻。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張之洞在鄂興(xing) 辦了新式學堂，如自強學堂，即今武漢大學前身。他還陸續創辦了湖北武備學堂、湖北農(nong) 務學堂、湖北工藝學堂、算學學堂、礦務學堂、湖北師範學堂等很多新式學堂，涵蓋了軍(jun) 事教育、普通教育、實業(ye) 教育、師範教育等多個(ge) 層麵，至辛亥革命前，武漢各類新式學堂已發展到100餘(yu) 所，學生人數超過1萬(wan) 人。除了中高等教育，1903年在武昌閱馬場還誕生了中國第一所幼稚園，開創了我國近代幼兒(er) 教育的先河。張之洞新政初步完善了湖北的教育係統，建立了新學，使得湖北新式教育從(cong) 學前到初等學堂，從(cong) 初等到高等學堂形成完整的教育體(ti) 係。與(yu) 之相聯係，有了新式的圖書(shu) 館、報刊等文化事業(ye) 。他以“請進來”的方式聘請了不少外國教員為(wei) 學生上課，直接教授從(cong) 西方傳(chuan) 來的各類知識。在他的精神感召下，近現代湖北的文化教育發展較好，既有老傳(chuan) 統，又有新文化。

最後，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清末士紳、學者、商人走南闖北，帶來很多新的訊息。鄂東(dong) 與(yu) 九江、武漢等中西文化交會(hui) 之地相鄰，新思想傳(chuan) 入相當快捷。這一地區在特殊的時代呈現出古今中外思想文化碰撞交流的狀態，這就促使當地一些有思想的文化人批判、離異傳(chuan) 統，而後又從(cong) 高層次回歸傳(chuan) 統。

現代多數鄂東(dong) 學人有一個(ge) 特點，既開放，又有根柢，多數人最終融會(hui) 中西文化，強調中國文化的根源性，創造性地弘揚、發展中國文化的優(you) 長，經世致用。

考察現代鄂東(dong) 思想家、學者、文化名人的成長史，我們(men) 不難得出三條結論：

1、老傳(chuan) 統的根基。他們(men) 之中不論出身貧寒者，還是富裕者，都通過家教、私塾等方式受到鄉(xiang) 邦文化風教的深刻影響，打下了很好的做人與(yu) 求學的基礎，尤其是在發憤立誌的進取心與(yu) 道德心性的修養(yang) 方麵。

2、文化的開放性。鄂東(dong) 文化生態較好，有開放性，因此這些人物除有一定古學的底子外，尤其是在鄉(xiang) 邦就感受到了新思想、新文化的衝(chong) 擊力。

3、走出鄂東(dong) ，走出湖北，才成就了這些湖北佬。我們(men) 不能不看到，他們(men) 大多數人的軌跡：少年時代離開鄂東(dong) 來到武漢，青年時代在武漢讀書(shu) ，進而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求學，或到歐美、日本留學，然後又回歸祖國，仍在大城市從(cong) 事文教事業(ye) 。上世紀50至70年代在台灣打筆仗的活躍學者中，有的就是鄂東(dong) 學者，如徐複觀、胡秋原、殷海光等，他們(men) 的人生軌跡大體(ti) 如此。所以，我們(men) 還是要有清醒的頭腦，不要因為(wei) 強調地域文化，而孤芳自賞，固步自封。這些人物如果不走出鄂東(dong) 仍至湖北，也絕不會(hui) 成為(wei) “人物”。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