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yi) 、君德與(yu) 治道*

——宋代《論語》經筵講義(yi) 研究

作者：王琦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孔子研究》2020年第6期

摘要：《論語》從(cong) 仁宗時便已成為(wei) 宋朝諸帝經筵必學的經典，尤其是在高宗、理宗朝被反複進講。《論語》中蘊含的為(wei) 學明道、正心修身、孝悌愛親(qin) 、仁政德治、節用愛人、學為(wei) 聖人等思想，是經筵官們(men) 借助經義(yi) 詮釋引導帝王以“學”明“道”成“德”致“治”的經典依據與(yu) 價(jia) 值源泉，為(wei) 君臣在為(wei) 政治國理念與(yu) 思想意識等方麵形成共識提供了契機，呈現了學術與(yu) 政治的互動。其經義(yi) 詮釋具有義(yi) 理發揮，出之己意，規諫君王；形式自由，議論說理，明白曉暢；引經據典，博采故事，關(guan) 切現實等特點，對宋代經學向義(yi) 理之學轉型，以及《論語》的官學化、社會(hui) 化與(yu) 普及化具有重要意義(yi) 。

關(guan) 鍵詞：《論語》 經筵講義(yi) 經義(yi) 君德 治道

作者：王琦，女，1976年生，湖南邵陽人，哲學博士，長沙理工大學教授，湖南汨羅屈子書(shu) 院執行院長。研究方向為(wei) 儒家哲學。長沙410114

宋代建國後，為(wei) 重建“治道”，全麵推行文治政策，“上之為(wei) 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為(wei) 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nei) 文士彬彬輩出焉。”[①]宋朝對文人士大夫的重用，極大激發了他們(men) “以天下為(wei) 己任”的政治主體(ti) 意識與(yu) 責任意識，積極參與(yu) 國家與(yu) 地方事務的治理。而人君躬親(qin) “典學”，又促進了經筵製度的完善與(yu) 帝學的興(xing) 盛，[②]一種與(yu) 帝王教育相適應的新經學體(ti) 例——經筵講義(yi) 應運而生並廣泛運用於(yu) 經筵講學之中，為(wei) 士大夫借助經史義(yi) 理的詮釋影響帝王與(yu) 政治提供了契機。[③]《論語》作為(wei) 記錄“聖人之格言，為(wei) 君之要道”的經典，[④]是經筵官們(men) 經筵講學、教化帝王最重要的思想資源之一，[⑤]其在宋代經筵進講情況如何？《論語》中哪些思想資源為(wei) 經筵官們(men) 所關(guan) 注？在經義(yi) 詮釋之中是否寄寓了某種思想觀念與(yu) 價(jia) 值理想？經筵講義(yi) 的特點是什麽(me) ？本文力圖通過對宋代《論語》經筵講義(yi) 進講過程的全麵梳理，探討經筵講學的內(nei) 容與(yu) 經義(yi) 詮釋的特點，進而探析經義(yi) 、君德與(yu) 治道之間的內(nei) 在聯係，展現學術與(yu) 政治之間的互動。

一、《論語》在經筵的進講

《論語》在漢文帝時便有博士傳(chuan) 授，漢昭帝、漢宣帝、漢明帝都曾學習(xi) 過《論語》，但總體(ti) 而言，從(cong) 漢至唐，《論語》並未成為(wei) 帝王教育的必備典籍，留下的史籍記錄也不多。[⑥]真正將《論語》作為(wei) 帝王教育教材並開展全麵學習(xi) 的是宋代。真宗早在做太子時便已多次學習(xi) 《論語》，他曾經回憶道：“朕在東(dong) 宮講《尚書(shu) 》凡七遍，《論語》《孝經》亦皆數四。”[⑦]邢昺曾“在東(dong) 宮及內(nei) 庭侍講，說《孝經》《禮記》者二，《論語》十”。[⑧]這表明，早在太宗時《論語》至少已成為(wei) 皇太子教育的重要教材。乾興(xing) 元年（1022），仁宗登基，開經筵，召馮(feng) 元、孫奭講《論語》。[⑨]天聖二年（1024），仁宗幸國子監，令馬龜符講《論語》。[⑩]天聖四年（1026），皇太後命經筵官錄《論語》等有利於(yu) “資孝養(yang) 、補政治”等要言以備“帝覽”。[11]慶曆七年（1047）從(cong) 三月至九月，楊安國等為(wei) 仁宗講《論語》多篇。[12]可見，在仁宗時《論語》已成為(wei) 經筵講讀的重要典籍。嘉祐八年（1063），英宗即位，始禦邇英閣，召呂公著講《論語》，並延續到至治平元年（1064）。[13]元豐(feng) 八年（1085）哲宗初即位，“禦邇英閣，講《論語》”，至“元祐二年（1087）九月十五日講《論語》終篇，賜宴東(dong) 宮，”[14]共用去了兩(liang) 年多的時間。其間程頤入侍經筵講《論語》，範純仁、傅堯俞、黃履、孫覺、範祖禹等也曾為(wei) 哲宗講《論語》。[15]楊時在宋徽宗、宋欽宗時，進講《論語》多章。[16]由此可知，從(cong) 仁宗之後，《論語》已成為(wei) 經筵必學經典，並為(wei) 曆代諸帝所遵守與(yu) 傳(chuan) 承。

宋室南渡，政權稍稍穩定之際，高宗即於(yu) 建炎二年（1128）開經筵，召“侍講王賓講《論語》首篇”。[17]紹興(xing) 元年（1131），除程俱為(wei) 中書(shu) 舍人兼侍講，進講《論語》《孟子》。[18]紹興(xing) 五年（1135）召“孫近、唐懌仍講《論語》《孟子》。”[19]紹興(xing) 七年（1137），高宗召尹焞為(wei) 崇政殿說書(shu) ，“首解《論語》以進，繼解《孟子》”，可惜“甫及終篇而卒”。[20]紹興(xing) 九年（1139）七月，“講《論語》終篇。”[21]紹興(xing) 十三年（1143），高宗親(qin) 寫(xie) 《論語》之書(shu) ，“刊石於(yu) 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州學”，[22]體(ti) 現了對《論語》濃厚的興(xing) 趣。紹興(xing) 三十年（1160），王十鵬為(wei) 建王（孝宗）府小學教授，為(wei) 皇子皇孫講授《論語》。[23]可見，在高宗時《論語》不僅(jin) 在經筵被反複進講多次，而且成為(wei) 了全體(ti) 皇室成員的必讀典籍。孝宗淳熙七年（1180），陳龜年以“伴讀皇孫《孝經》《論語》終篇，遷秩。”[24]慶元元年（1195），袁說友權戶部尚書(shu) 兼侍講，[25]為(wei) 寧宗講《論語》。[26]理宗紹定四年（1231）三月，“以經筵進講《論語》終篇，召輔臣聽講”，並賜宴。[27]端平元年（1234），侍講徐僑(qiao) 奏請理宗：“《論語》一書(shu) ，先聖格言，乞以《魯經》為(wei) 名，升為(wei) 早講，”[28]被采納。淳祐四年（1244）“經筵進講《論語》終篇”，依例賜宴，“進講讀、侍立官一秩。”[29]此外，徐元傑、袁甫、劉克莊均曾為(wei) 理宗講《論語》。[30]可見理宗朝《論語》講習(xi) 之盛。鹹淳五年（1269），方逢辰任兼侍讀，為(wei) 度宗進讀《論語》。[31]終宋一朝，《論語》都是帝王必學經典，尤其以仁宗、高宗、理宗朝最為(wei) 典型。宋代諸帝研讀時間之長、次數之多大大超越了前代諸朝，無疑《論語》對宋代帝王的道德修養(yang) 、政治生活與(yu) 學術思想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

二、致君堯舜：《論語》經筵講義(yi) 詮釋的理想追求

雖然《論語》在經筵屢次被進講，但通過對《四庫全書(shu) 》《全宋文》等史籍的檢索與(yu) 整理，僅(jin) 有呂公著、楊時、程俱、王十鵬、袁甫、劉克莊、徐元傑、袁說友、方逢辰等留有《論語》經筵講義(yi) 之作，主要為(wei) 《學而》《為(wei) 政》《述而》《陽貨》《微子》《子張》《八佾》《雍也》《顏淵》《子罕》等篇章經文的義(yi) 理闡發，其中除呂公著、王十鵬的“學而時習(xi) 之”章，楊時、劉克莊的“巧言令色”章，袁說友、程俱、方逢辰“賢哉回也”章等所進講的篇章相同外，其餘(yu) 皆不同，經義(yi) 詮釋也各有偏重，但這並不妨礙經筵官們(men) 在其中寄寓某種相似或相同的思想理念與(yu) 價(jia) 值理想。由於(yu) 宋朝“國初人便已崇禮義(yi) ，尊經術，欲複二帝三代，已自勝如唐人”，[32]通過“創通”經義(yi) ，取法堯舜，回向三代之治已經成為(wei) 宋人的一種普遍意識。因此，士大夫們(men) 在君主集權製度下，認為(wei) 要實現“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的政治理想，[33]最有效的方式莫過於(yu) 從(cong) 權力的源頭出發，為(wei) 帝國培養(yang) 德位相稱並符合儒家理想的聖王。因而如何通過經筵講學與(yu) 經義(yi) 闡釋，引導帝王學為(wei) 堯舜，成就君德帝業(ye) 成為(wei) 了經筵官們(men) 的重大責任與(yu) 教育理想。因此，在經筵講學中，經筵官們(men) 均以致君堯舜為(wei) 旨歸，圍繞君主之“學”“德”“治”等主題展開經義(yi) 闡發與(yu) 詮釋。

（一）為(wei) 政必先為(wei) 學

範祖禹認為(wei) 帝王“今日之學與(yu) 不學，係天下他日之治亂(luan) 。”[34]帝王作為(wei) 國家最高權力的掌控者，其品德修養(yang) 、學識涵養(yang) 與(yu) 思想觀念決(jue) 定了天下之興(xing) 衰治亂(luan) 。帝王為(wei) 政治國當先明晰帝王之“學”與(yu) “政”的關(guan) 係及其特點。

1.帝王之“學”與(yu) “政”。鑒於(yu) 帝王特殊的身份，帝王之“學”自然有其不同的要求與(yu) 特點。呂公著在解《論語》首章“學而時習(xi) 之”時便特別強調：“然則人君之學，當觀自古聖賢之君，如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用心，以求治天下國家之要道。非若博士諸生治章句，解訓詁而已。”[35]與(yu) 書(shu) 生之學以分章析句為(wei) 重點不同，帝王之學當以堯舜為(wei) 法，力求治國平天下之要道。同時“學與(yu) 政非二物，顧所學者如何爾？學帝王仁義(yi) 之術，則為(wei) 徳政；學霸者刑名之術，則為(wei) 刑政。”[36]“學”與(yu) “政”關(guan) 係密切，是以仁義(yi) 德治之道引導帝王，還是以管商刑名之術教育人君，將直接決(jue) 定國家的政治走向與(yu) 治國方略，牽涉到王道與(yu) 霸道之別，故帝王之“學”不可不慎。此外，“古之學者為(wei) 己，非止乎為(wei) 己也。學既足乎己，行其所學，斯可以為(wei) 人。故先之以學，次之以為(wei) 政。”[37]帝王為(wei) 政必先為(wei) 學，學不僅(jin) 是為(wei) 提升其道德修養(yang) ，更應是心懷天下，學以行之，成己成人，惠澤百姓。

2.學以明理去蔽。“自古聖主臨(lin) 政，願治身致太平未有一事不由於(yu) 學”[38]，然“學”當從(cong) 何而入？王十鵬曰：“昔孔子以天縱之聖，講道洙泗之間，群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蓋三千人。弟子記其善言善行，謂之《論語》，垂諸後世，與(yu) 六經並傳(chuan) ”，該書(shu) 乃“造道入徳之門戶，窮理盡性之本原”，凡欲修身、事親(qin) 、事君、治天下國家者，均“不可不知是書(shu) ”[39]。徐元傑說：“求道莫切於(yu) 求心，求心莫切於(yu) 求仁”，《論語》中蘊涵著“聖人心法之傳(chuan) ”以及“帝王相傳(chuan) 為(wei) 學切要處”，故程頤以《論語》經筵進講，力求“仿先儒之言，發明求心之旨，以助聖學端本行仁之萬(wan) 一，庶幾正心以正朝廷，使百官萬(wan) 民四方遠近，莫不一於(yu) 正，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不徒以言語視《論語》”[40]。《論語》對帝王修身立德理政具有重要的意義(yi) ，為(wei) 學為(wei) 政當從(cong) 《論語》而入。劉克莊解《論語》“六言六蔽”經義(yi) 曰：“夫曰仁、曰知、曰言、曰直、曰勇、曰剛皆美德，上而人君、下而士君子之所當好，然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學所以去其蔽也。”[41]無論是帝王還是普通士人，《論語》都具備學以明理去蔽的普適性意義(yi) ，在不同的社會(hui) 階層均可發揮其維係世道人心與(yu) 社會(hui) 秩序的作用。所以《四庫全書(shu) 總目》說：“故《論語》始於(yu) 言學，終於(yu) 堯舜禹湯武之政，尊美屏惡之訓”。[42]《論語》中深刻的思想內(nei) 涵與(yu) 價(jia) 值理念，是經筵官們(men) 引導帝王“學”以明“理”成“德”致“治”的經典依據與(yu) 價(jia) 值源泉，為(wei) 帝王學為(wei) 聖王提供了為(wei) 學路徑與(yu) 榜樣。

（二）君德成就之要

程頤曰：“天下治亂(luan) 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43]欲成就君德當始於(yu) 正心修身而推之家國天下。

1.正心修身。為(wei) 引導帝王修身立德，經筵官們(men) 十分重視《論語》中“心”“性”思想資源的挖掘。如王十鵬言學《論語》“當自正心誠意始”，“正其身而天下自歸”。[44]徐元傑說：“《魯論》言出心字隻有三處，然句句字字無往而非求心”，“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以求心為(wei) 帝王“為(wei) 學最切要處。”[45]並運用理、心、性等理學思想闡發“政者正也”的經義(yi) ，指出心為(wei) 身之北辰，當“正一心以為(wei) 萬(wan) 化之原”，“為(wei) 上者可不兢兢而存省之哉！”[46]以正心為(wei) 修身理政的根本。方逢辰曰：“才稟於(yu) 氣而性原於(yu) 理”，“夫為(wei) 學之道，內(nei) 明五常之理，外盡五倫(lun) 之事，變氣質於(yu) 有生之初，絕物欲於(yu) 有知之後，必資師友之講明，方冊(ce) 之誦習(xi) ，然後能開其心術”，認為(wei) 隻有洞悉“人倫(lun) 日用之道”，做“誠篤切實之功”，方可“明物察倫(lun) ，治心修身”，“消磨其物欲，變化其氣質，而為(wei) 聖賢君子之歸。”[47]指出帝王為(wei) 學重心在於(yu) 體(ti) 認倫(lun) 理綱常，擯棄物欲，篤實力行，變化氣質，學為(wei) 聖人君子。

2.孝悌愛親(qin) 。在以宗法血緣關(guan) 係為(wei) 中心的家國同構社會(hui) 中，孝悌被認為(wei) 是“百行之先”，對維護國家治理與(yu) 倫(lun) 常秩序意義(yi) 重大。王十鵬指出“事親(qin) 孝，故忠可移於(yu) 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yu) 長。擴而充之，至於(yu) 格上下，通神明，準四海，未有不本於(yu) 此者。”自古堯舜之“道”與(yu) “功”不過是“以孝弟擴而充之”的“理一而已”。反之，不孝悌者“在家則為(wei) 賊子，在國則為(wei) 亂(luan) 臣”，“亦理之必然也。”[48]孝悌是家族和睦、社會(hui) 和諧、國家穩定的基石。徐元傑進講《論語》經義(yi) 九則，就選用了“孟懿子問孝”“孟武伯問孝”“子遊問孝”“子夏問孝”四章，指出“欲求盡孝者，要必合四章而並觀，反吾身而密察聖人之所以告四子者，斯能備其道於(yu) 一身，否則或虧(kui) 其一，皆不得謂之孝矣。”[49]孝親(qin) 之道不僅(jin) 包括以禮事親(qin) 、敬以愛之、色愉容婉，還應為(wei) 親(qin) 自愛其身，才可謂真正的“盡孝”。楊時則通過講“慎終追遠”章勸誡人君當以舜為(wei) 法，終身慕父母，以誠敬養(yang) 生送死。[50]足見孝悌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3.仁愛天下。“仁”在《論語》中既是一種德目，又是眾(zhong) 德之總名，還是一種高尚的道德境界。培養(yang) 仁愛之君是經筵官們(men) 的理想追求。方逢辰、程俱、楊時、袁甫、徐元傑等十分注重在經義(yi) 講說中以“仁”引導君王。方逢辰曰：“人之本心，天理具足”，人人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的“聖賢之鎡基”，但卻“棄之如敝屣”而不知珍惜與(yu) 護持，從(cong) 而導致“見物不見道”，未能學而樂(le) 道至聖。[51]程俱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人君德業(ye) 未成的原因並非是“不能”，而是“不為(wei) ”。[52]而之所以會(hui) 產(chan) 生“事至於(yu) 不欲為(wei) ”的根源，袁說友認為(wei) 是由於(yu) “誌弗堅”，[53]缺乏堅強的意誌而導致的結果。又楊時以舜為(wei) 例，提出人君當誌於(yu) 道，像古之聖人一樣“以天下為(wei) 心”，其“食而飽，必思天下之有未飽者；居而安，必思天下之有未安者”，以蒼生為(wei) 念，仁愛天下萬(wan) 民[54]。袁甫“從(cong) 天地一體(ti) 的角度”對“克己複禮為(wei) 仁”章、“仲弓問仁”章進行了詮釋，指出“己與(yu) 天地萬(wan) 物本無隔也”，禮本“周流貫通乎天地萬(wan) 物之間”而“無不周徧”，但因“人惟認八尺之軀為(wei) 己”，故“與(yu) 天地萬(wan) 物始隔矣”，因而需要通過“克己複禮”，才能實現“洞然大公”。仁禮本是一源，“禮在是，仁即在是矣”，隻有去己、去私、去欲，“通人己為(wei) 一”，學會(hui) 換位思考，方可做到“人即己也，己即人也”，視民如己，則“天下歸仁焉”。[55]

（三）治國理政之道

如果說在宋代士大夫的觀念中君德養(yang) 成是儒家王道理想實現的前提條件，那麽(me) ，王朝的施政理念與(yu) 措施則是重建“三代之治”的重要保障。因而需以仁愛之心行仁愛之政，以德治天下，德禮並用、君臣正位、親(qin) 賢遠佞、節用愛人。

1．為(wei) 政以德，德主刑輔。《論語》中“為(wei) 政以德”，“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等章節，是經筵官們(men) 經常選取用來闡發為(wei) 政理想，引導君王以德治國的重要思想資源。如王十鵬說“為(wei) 政以徳，是帝王仁義(yi) 之學也。非修徳於(yu) 為(wei) 政之時，行所學於(yu) 為(wei) 政之時耳。正其身，而天下自歸，故譬之北辰。北辰嚐居其所，而眾(zhong) 星鹹拱。人君以徳為(wei) 政，無為(wei) 而治，而天下共尊。古之人有行之者，堯、舜、禹、湯、文、武是也。”[56]以德治天下，不僅(jin) 勞少功多，成效顯著，而且是堯舜等聖王所遵循的治國方略。徐元傑將此視為(wei) “執要禦詳之機括也”，並引程頤之言曰：“為(wei) 政以徳，然後無為(wei) ”，人主常以“道心”駕馭“人心”，“自有以致天下心悅而誠服之。”[57]從(cong) 為(wei) 治為(wei) 政之大本與(yu) 功效的角度而言，政刑為(wei) 為(wei) 治之具，德禮為(wei) 為(wei) 治之本。“人主之治天下”，如以政刑“使民有懼心”，不若“使民有愧心”，“驅之而後從(cong) ，不若化之而不忍犯”，[58]以德禮化民從(cong) 善。袁甫以“良心善性，人人固有，導之以仁義(yi) ，齊之以禮樂(le) ，自可使之遷善遠罪，”認為(wei) 不可隨意以刑殺人，如“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等思想，[59]體(ti) 現了儒家以仁政德治為(wei) 核心的王道理想。

2.舉(ju) 賢授能，親(qin) 賢遠佞。《中庸》曰：“為(wei) 政在人”，“其人存，則其政舉(ju) ；其人亡，則其政息。”[60]人才之進退直接關(guan) 係到國家政權與(yu) 社會(hui) 治理體(ti) 係的正常運行，因而關(guan) 於(yu) 君子小人之辨、如何舉(ju) 賢用賢成為(wei) 經筵官們(men) 講學時最為(wei) 重要的話題。劉克莊經筵講《論語》共16章，就有12章涉及到小人“色厲內(nei) 荏”“鄉(xiang) 願”“巧言令色”等表現與(yu) 危害，以及微子、箕子、比幹、周公等賢才的進退出入，並將賢人隱逸視為(wei) “禮樂(le) 散亡”、國家衰弱的標誌。[61]呂公著解“有朋自遠方來”時，從(cong) 士人之朋引申至天子當以賢為(wei) 朋，不僅(jin) 應“致當世之賢者”以燕見勸講，而且應訪賢舉(ju) 才、廣搜遺佚，使得“懷道抱德之士，皆不遠千裏而至”。[62]楊時指出：“蓋君子小人之用舍，治亂(luan) 之所由分也”，人君欲安民當以“知人為(wei) 先”，[63]警戒“讒人之言常巧矣，故能變亂(luan) 是非之實，中傷(shang) 善類，以蔽惑人主之聽”。[64]袁說友提出人君當不拘於(yu) 一格選拔人才，其才“或小或大而皆適於(yu) 用,用之各得其地,則小用而小,大用而大,隨其分量以成就其功用。”因材施用，量才授官，這既是堯舜用人之準則，也是“人主用人之要道也。”並稱“堯、舜之知人，則以巧言令色為(wei) 必畏；夫子之論道，則以巧言令色為(wei) 不仁”，“惡直醜(chou) 正為(wei) 衰世之風，去佞嫉邪為(wei) 治世之事”，勸誡人君親(qin) 賢臣遠小人。[65]袁甫、徐元傑、程俱等均有類似的言論。

3.君臣正位，以禮相待。為(wei) 維護國家政治生態與(yu) 社會(hui) 秩序的穩定，孔子特別強調“正名”，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正其位，各盡其職。[66]對此，方逢辰進一步引申道：“彝倫(lun) 者，人道之大綱，政事之根本也。第彝倫(lun) 之在人，內(nei) 而至尊者無出乎父子，外而至大者無出乎君臣。苟在家，父焉而能盡父之慈，子焉而能盡子之孝，則必有以正倫(lun) 理，篤恩義(yi) ，小大鹹得其宜，而家道齊矣。在國君焉而能盡君之道，臣焉而能盡臣之忠，則必有以正朝廷，平庶務，上下鹹得其所，而國體(ti) 治矣。然則為(wei) 政之本，又豈有出於(yu) 君臣父子之外者哉？”[67]將君臣之分與(yu) 為(wei) 君為(wei) 臣之道上升到人道大綱與(yu) 為(wei) 政根本的高度。程俱借“賢哉回也”經義(yi) 的闡發，指出其心目中理想的君臣相處之道是：臣以“道”事君而非“有自衒自鬻圖利於(yu) 其君之心”，君待臣以“禮”而“不可以爵祿寵利”拘之。[68]呂公著指出如果人君不見知於(yu) 下者，“則反身修德，而不以蘊怒加之”，[69]換位思考，將心比心，令人信服。從(cong) 中可見，儒家之忠君並非無條件地愚忠愚孝，而是強調彼此對等，相互尊重，以禮相待。

4.施政本“理”，節用愛人。在現實的政治運行中，應該遵循什麽(me) 樣的為(wei) 政原則呢？袁說友曰：“古之聖人，所以上而臨(lin) 人，內(nei) 以修已，外以應物，以理為(wei) 本，以本為(wei) 用，不敢輕用以悖理，不敢忘理以廢本。”[70]無論是治理國家，還是應事接物都要“循理而行”，凡“不合於(yu) 道者”，皆是“不由於(yu) 正理”的原因造成的。[71]那麽(me) ，又如何衡量施政是否合“理”順“道”呢？程俱給出了答案，那就是“施之當而已”。如“孔子與(yu) 公西赤之粟寡而不為(wei) 吝，與(yu) 原憲之粟多而不為(wei) 汰。”[72]濟貧不繼富，損有餘(yu) 而補不足。楊時認為(wei) 治國無論是“欽事而信為(wei) 先”，還是“愛人必先節用”，亦或是“理財”，均需一本於(yu) “製度”：“其取之有道，用之有節，而各當於(yu) 義(yi) ”，“歲終製國用，則量入而為(wei) 出”，“春析夏因，秋夷冬隩，各以其時”，這才是真正的“愛人之道”。[73]所謂人君之為(wei) 人謀，應該是“為(wei) 之正經界而授之田，製裏廬而與(yu) 之居，植桑麻於(yu) 牆下，畜雞彘於(yu) 其間，使之衣帛食肉、養(yang) 生送死而無憾”。反之，“若夫征求無藝，擅天下之利而有之，以為(wei) 己私，坐視民之流亡凍餒而莫之恤，非為(wei) 人謀而忠也”。[74]從(cong) 中可見，儒家士大夫對國計民謨的關(guan) 切，以及對君王的殷切期望。

三、《論語》經筵講義(yi) 的詮釋特點

相對漢唐章句訓詁之學，宋代經筵講官們(men) 不再拘泥經文之“原意”與(yu) 字詞句的注釋，而是更注重經典中修己治人之道的“義(yi) 理”闡發，力圖借助經典詮釋的“主導權”與(yu) 經義(yi) 的創造性詮釋，闡發自己對時代社會(hui) 問題的思索與(yu) 政治理想追求，以此致君堯舜，道濟天下。[75]所以南宋衛涇說：“自昔帝王莫不以學為(wei) 本。然學有小大，分章析句，牽製文義(yi) ，此書(shu) 生之學也；究聖賢之用心，明古今之大致，識安危治亂(luan) 之體(ti) ，察善惡消長之機，斯為(wei) 帝王之大學。”[76]帝王之學的這種“究聖賢之用心”以明古今治亂(luan) 的要求，使得經筵講學具有發揮義(yi) 理，出之己意，規諫君王；形式自由，議論說理，明白曉暢；引經據典，博采故事，關(guan) 切現實等特點。

1.發揮義(yi) 理，出之己意，規諫君王。每位經筵官因學術旨趣、性格特征、人生際遇等不同，其解經時所選取的經文不盡相同，即使是同樣的經文，其詮釋也是各具特色，帶有濃鬱的個(ge) 人主觀色彩，融匯了生平學術思想與(yu) 社會(hui) 政治觀念，具有有為(wei) 而發，義(yi) 理闡釋，出之己意，規諫君王的特點。如同樣是對“賢哉回也”章的闡釋，袁說友通過顏回之樂(le) 在“道”與(yu) 常人之樂(le) 在“欲”不同，引申至“則堯舜所憂所樂(le) 者，蓋在於(yu) 誅亂(luan) 以求賢，得賢以致治”，[77]勸諫在上位者不當以位為(wei) 憂樂(le) ，而應以得賢為(wei) 憂樂(le) 。程俱重在闡發人君觀賢舉(ju) 才待臣之道，指出像顏回這種“以道自任”，不為(wei) 貧賤富貴所移的聖賢君子，方可“任天下之重”，人君對其可以“禮致”而不可以富貴利祿誘之並有驕士之心。[78]方逢辰重在闡發孔子、顏回、堯舜之所以聖的根本原因就在於(yu) 其“處人情所大不能堪處”，仍能擴充天理所賦於(yu) 人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見道而不見物”，不像大多數眾(zhong) 人“見物而不見道”，以富貴聲色為(wei) 樂(le) ，從(cong) 而引導人君以兢兢護持“聖賢之鎡基”為(wei) 樂(le) ，學為(wei) 聖人。[79]

2.形式自由，議論說理，明白曉暢。關(guan) 於(yu) 經筵講學方式，徐鹿卿曰：“人主之學與(yu) 經生學士異，執經入侍者，必有發明正理，開啟上心”。[80]宋高宗曰：“儒臣講讀，若其說不明，則如夢中語耳，何以啟迪朕意？”[81]這就意味著經筵講學必須采取靈活多樣的形式與(yu) 通俗易懂的語言，將經典中的義(yi) 理清晰地闡發出來，以達到啟迪君心，成就君德聖治的目的。因此經筵講義(yi) 的體(ti) 例不拘一格，形式自由。或先列經文原文，再以“臣以謂”“臣觀”“臣聞”等按語闡發經義(yi) ，如程俱、袁說友等；或先列經文原文，不下按語，直接另起一段，闡發義(yi) 理，如王十鵬、袁甫、方逢辰；或采取“巧言令色章”等形式概括經文，再進行義(yi) 理闡發，如呂公著、楊時；或融經文與(yu) 詮釋為(wei) 一體(ti) 直接進行闡發，如徐元傑。經義(yi) 闡發篇幅長短不一，完全服務於(yu) 論說主旨的需要，並以議論說理等方式層層推進，明白曉暢。如楊時在闡發“吾日三省吾身章”時，先闡明常人“三省”之表現，再聯係人君修身治國之實際，闡發人君之“三省”在於(yu) 使百姓安居樂(le) 業(ye) ，親(qin) 親(qin) 友賢，尊德進賢。[82]可謂由遠及近，邏輯清晰，說理透徹。又如袁甫闡發“君子以文會(hui) 友，以友輔仁”經義(yi) 時，先對什麽(me) 是“文”進行了解釋，接著話鋒一轉：“既曰文，而又曰仁，同乎？異乎？”對“文”與(yu) “仁”的關(guan) 係進行了追問與(yu) 解答，指出“文者其所著見，而仁者其根本，名異而實同也。會(hui) 之以文，蓋所以輔吾之仁也。”而“為(wei) 仁專(zhuan) 在乎反己”，隻有“用力在已而又得良輔，則切磋琢磨之益日增”，不應“雕蟲篆刻、破碎經旨”以為(wei) “文”，進而指出“君不仁而在高位”所帶來的危害，警醒人主當以“修明師友講習(xi) 之學”為(wei) 急務。[83]可謂循循善誘，步步推進，邏輯謹嚴(yan) ，語言流暢，通俗易懂。

3.引經據典，博采故事，關(guan) 切現實。為(wei) 避免空洞的理論說教，增強經筵講學的生動性與(yu) 趣味性，經筵官們(men) 還會(hui) 采取引經據典、穿插故事等方式，闡發經義(yi) ，關(guan) 切時政，啟發君主。縱觀宋代《論語》經筵講義(yi) ，其所引之經典涉及了《尚書(shu) 》《詩經》《禮記》《周官》《周易》《左傳(chuan) 》《孝經》《大學》《中庸》《孟子》《論語》等“四書(shu) 五經”，且其經義(yi) 闡發引用“四書(shu) ”逐漸增多：如楊時、劉克莊、程俱、徐元傑引用《中庸》，方逢辰引《大學》；楊時、王十鵬、袁說友、袁甫、程俱引《孟子》；楊時、袁說友、袁甫、程俱、徐元傑、方逢辰引《論語》等，既有以它經證《論語》經義(yi) ，也有引《論語》自證，呈現出融會(hui) 貫通“四書(shu) ”經旨義(yi) 理的傾(qing) 向，透露了宋代理學的興(xing) 起與(yu) 新經典體(ti) 係逐漸形成的學術動向。同時，在經義(yi) 詮釋中，經筵官們(men) 往往借曆史人物或故事為(wei) 人君提供行為(wei) 規範與(yu) 治國借鑒。如劉克莊釋“六言六蔽”時，運用曆史故事分別從(cong) “君”與(yu) “士”兩(liang) 個(ge) 對比角度闡發“不學以明其理”而造成的各種弊病：“臣謂‘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以士言之，宰我所問入井求仁之類是也；以君言之，徐偃王以仁失國是也。‘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以士言之，惠施、公孫龍之徒是也；以君言之，周穆王知足以知車衛馬足之所至而不足以知《祈招》之詩是也”等等[84]。袁說友為(wei) 說明“小人儒”的危害，列舉(ju) 了“小則如漢張禹、孔光之徒，大則為(wei) 唐許敬宗、柳璨之輩”等故事，以警醒“君天下者，其於(yu) 用人之際，庸可忽諸？”[85]用人當明辨君子與(yu) 小人，等等。無論是引經據典，還是博采故事，亦或是議論說理，詮釋的落腳點仍然是現實社會(hui) 生活與(yu) 人君修身治國的實際，所以在講義(yi) 中，勸誡君王的拳拳之言比比皆是。如“人君所宜取法者，舍舜何以哉？”[86]“此自古聖人之所深戒者也”[87]；“今欲於(yu) 期月之間，一天下、返舊都、致太平、興(xing) 禮樂(le) ，是則力不足矣，是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今欲勤聽斷、明政刑、節財用、慎舉(ju) 措、修軍(jun) 政、紓民力、進賢能，以馴致中興(xing) 之功，此則可為(wei) 之事也，苟不為(wei) 焉，是則畫也，是為(wei) 長者折枝，而自以為(wei) 不能之類也。”[88]無不立足於(yu) 君王之實際，以治道重建與(yu) 君德養(yang) 成為(wei) 目標，具有強烈的現實關(guan) 照性。

四、結語

關(guan) 於(yu) 宋學精神，錢穆認為(wei) “厥有兩(liang) 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創通經義(yi) 。”[89]麵對著唐末五代十國末年的政治動亂(luan) 、世道淪喪(sang) ，宋代士大夫們(men) 力圖回到原始儒典，通過對儒家思想資源的重新挖掘與(yu) 詮釋，建構“明體(ti) 達用”之學，以重振倫(lun) 理綱常與(yu) 社會(hui) 政治秩序。尤其是範仲淹與(yu) 王安石“得君行道”而發動的慶曆新政與(yu) 熙寧變法，讓眾(zhong) 多的知識分子們(men) 看到了“經術正所以經世務”的重大作用，[90]將“得以學術進說於(yu) 人主之前，言信則誌行”，[91]使天下蒙其利視為(wei) 儒者的“非常之遇”。而經筵製度的成熟與(yu) 完善，經筵官講學時的“從(cong) 容敷繹，以伸論議”，君臣間叩問治亂(luan) 本原的“反複問難”與(yu) “開沃啟導”等，[92]為(wei) 士大夫以經義(yi) 影響帝王，陶冶君德，參政議政提供了重要渠道。如果說在哲宗之前，經筵教育更偏重於(yu) 國家興(xing) 衰治亂(luan) 的經驗借鑒與(yu) 總結，那麽(me) 程頤入侍經筵所提出的“君德成就責經筵”則是對王安石過於(yu) 注重以富國強兵之“術”影響神宗而導致與(yu) 民爭(zheng) 利、變法失敗的反思，標誌著經筵教育重心向“內(nei) 聖”的轉向，將君德視為(wei) “外王”功業(ye) 成就的前提保證。經筵成為(wei) 士大夫引導帝王以“學”明“道”成“德”致“治”的重要平台，促進了“學術”與(yu) “政治”的互動，“創通經義(yi) ”與(yu) “革新政令”的貫通，從(cong) 而造就了宋代獨特的国际1946伟德風貌與(yu) 士大夫政治。

《論語》作為(wei) 承載著儒家修己治人之道的經典，從(cong) 仁宗時便已成為(wei) 經筵講學的必讀典籍，終宋一朝，曆代諸帝無不研習(xi) 《論語》，尤其在高宗、理宗朝，《論語》多次被進講，其間所蘊含的為(wei) 學明道、正心修身、孝悌愛親(qin) 、仁政德治、節用愛人、學為(wei) 聖人等思想，成為(wei) 經筵官們(men) 用以教導帝王，成就君德，寄寓理想，建構治道的經典依據與(yu) 價(jia) 值來源。而經筵講學的“帝學”性質，又促使經筵官解經時多注重義(yi) 理闡發，從(cong) 而形成了以己意釋經，規諫君王，形式自由，議論說理，明白曉暢，引經據典，博采故事，關(guan) 切現實等特點。通過經筵講學，不僅(jin) 增強了君主對儒家思想價(jia) 值的認同與(yu) 理解，為(wei) 君臣在為(wei) 政理念與(yu) 思想意識上達成共識提供了契機，奠定了君臣共治格局的思想基礎，而且促進了儒學向最高層的滲透及官學化；此外，經筵官大多為(wei) 當世名臣碩儒與(yu) 學界政界代表人物，為(wei) 天下人所矚目，《論語》在經筵的進講與(yu) “義(yi) 理”解經方式，促進了《論語》的社會(hui) 化、普及化，推動了北宋經學由章句之學向義(yi) 理之學的轉型，[93]呈現了帝王之“學”“德”“治”之間的互動與(yu) 貫通。

注釋：
 
*本文為作者所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規劃項目“宋代《四書》經筵講義研究”（項目編號：16BZX056）階段性研究成果。
 
[①]《宋史》卷四百三十九《文苑傳•序》，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2997頁。
 
[②]王琦，朱漢民：《論宋代儒家新帝學的興起》，載《鵝湖月刊》第45卷第6期。
 
[③]王琦：《宋代經筵講義的興起》，載《中國哲學史》2018年第2期。
 
[④]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9872頁。
 
[⑤]宋代經筵官主要包括翰林侍講學士、翰林侍讀學士、侍講、侍讀、崇政殿說書、天章閣侍講等。
 
[⑥]王琦：《朱熹帝學思想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0年，第34-36頁。
 
[⑦]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1635頁。
 
[⑧]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1675頁。
 
[⑨]範祖禹：《帝學校釋》，陳曄校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15年，第89頁。
 
[⑩]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2366頁。
 
[11]範祖禹：《帝學校釋》，第90-91頁。
 
[12]範祖禹：《帝學校釋》，第105-112頁。
 
[13]範祖禹：《帝學校釋》，第133-135頁。
 
[14]王應麟：《帝學》，見《玉海》卷二十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5]吳國武：《程頤入侍經筵考——兼談朱熹的講讀活動及程朱係譜的形成》，載《人文與價值：朱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朱熹誕辰800周年紀念論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98-112頁。
 
[16]徽宗時楊時曾為邇英殿說書；欽宗時除楊時為諫議大夫兼侍講。今《楊時集》《全宋文》存其《論語》經筵講義九章。其生平事跡可參看《宋史》卷四百二十八《楊時傳》，第12738-12743頁。
 
[17]畢沅：《續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第2662頁。
 
[18]程俱生平事跡可見《宋史》卷四百四十五《程俱傳》，第13136-13138頁。其《北山集•進講》中存有《孟子》《論語》經筵講義。
 
[19]劉時舉：《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81頁。
 
[20]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1]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887頁。
 
[22]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第2747頁。
 
[23]《宋史》卷一百六十二《職官二》，第3825頁。王十鵬等生平事跡可參看《宋史》卷三百八十七《王十鵬傳》，第11882-11887頁。其《梅溪後集》今存《小學講論語》三則。
 
[24]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第2734頁。
 
[25]賈超：《南宋詩人袁說友行年考》，載《新國學》2017年第2期。
 
[26]袁說友《東塘集》卷十一《講義》即是其為宋寧宗經筵講《論語》的講稿。
 
[27]畢沅：《續資治通鑒》，第4499頁。
 
[28]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9]畢沅：《續資治通鑒》，第4653頁。
 
[30]徐元傑於淳祐元年(1241)，拜左郎官兼崇政殿說書，其《楳埜集》存有《（論語）經筵講義》與《進講日記》。袁甫在理宗親政後，曾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其《蒙齋集》存有《（論語）經筵講義》六章。劉克莊曾任崇政殿說書，於淳祐十一年（1251）為理宗講《論語》，今存《後村先生大全集》與《全宋文》中。
 
[31]鍾信昌：《宋代<論語>經筵講義研究》：台北，台北市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第136-140頁。
 
[32]黎靖德：《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085頁。
 
[33]程顥：《上神宗論君道之大在稽古正學》，見趙汝愚編：《宋朝諸臣奏議》卷五，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校點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5-46頁。
 
[34]範祖禹：《上哲宗論學本於正心》，見《宋朝諸臣奏議》卷五，第47頁。
 
[35]呂公著：《論語講義》，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50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65頁。
 
[36]王十鵬：《小學講論語》，見《梅溪後集》卷二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7]王十鵬：《小學講論語》，見《梅溪後集》卷二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8]袁說友：《講義》，見《東塘集》卷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9]王十鵬：《小學講論語》，見《梅溪後集》卷二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0]徐元傑：《經筵講義》，見《全宋文》第336冊，第291-292頁。
 
[41]劉克莊：《論語講義》，見《全宋文》卷330冊，第125-126頁。
 
[42]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475頁。
 
[43]程顥、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540頁。
 
[44]王十鵬：《小學講論語》，見《梅溪後集》卷二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5]徐元傑：《經筵講義》，見《全宋文》第336冊，第291-292頁。
 
[46]徐元傑：《經筵講義》，見《全宋文》第336冊，第293頁。
 
[47]方逢辰：《講義》，見《蛟峰文集》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8]王十鵬：《小學講論語》，見《梅溪後集》卷二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9]徐元傑：《經筵講義》，見《全宋文》第336冊，第295-296頁。
 
[50]楊時：《論語經筵講義》，見《全宋文》第124冊，第282頁。
 
[51]方逢辰：《講義》，見《蛟峰文集》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2]程俱：《進講》，見《北山集》卷二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3]袁說友：《講義》，見《東塘集》卷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4]楊時：《論語經筵講義》，見《全宋文》第124冊，第283頁。
 
[55]袁甫：《經筵講義》，見《蒙齋集》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6]王十鵬：《小學講論語》，見《梅溪後集》卷二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7]徐元傑：《經筵講義》，見《全宋文》第336冊，第292-293頁。
 
[58]徐元傑：《經筵講義》，見《全宋文》第336冊，第293-294頁。
 
[59]袁甫：《經筵講義》，見《蒙齋集》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0]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9頁。
 
[61]劉克莊：《論語講義》，見《全宋文》第330冊，第126-132頁。
 
[62]呂公著：《論語講義》，見《全宋文》第50冊，第265-266頁。
 
[63]楊時：《論語經筵講義》，見《全宋文》第124冊，第284-285頁。
 
[64]楊時：《論語經筵講義》，見《全宋文》第124冊，第279頁。
 
[65]袁說友：《講義》，見《東塘集》卷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6]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29頁。
 
[67]方逢辰：《講義》，見《蛟峰文集》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8]程俱：《進講》，見《北山集》卷二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9]呂公著：《論語講義》，見《全宋文》第50冊，第266頁。
 
[70]袁說友：《講義》，見《東塘集》卷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1]袁說友：《講義》，見《東塘集》卷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2]程俱：《進講》，見《北山集》卷二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3]楊時：《論語經筵講義》，見《全宋文》第124冊，第280-281頁。
 
[74]楊時：《論語經筵講義》，見《全宋文》第124冊，第280頁。
 
[75]王琦,朱漢民：《以道學建構帝學——朱熹詮釋<大學>的另一種理路》，載《社會科學》2018年第4期。
 
[76]衛涇：《論聖學劄子》，《後樂集》卷十一，文淵閣四庫本。
 
[77]袁說友：《講義》，見《東塘集》卷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8]程俱：《進講》，見《北山集》卷二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9]方逢辰：《講義》，見《蛟峰文集》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0]徐鹿卿：《辛酉進講》，見《清正存稿》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1]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第2885頁。
 
[82]楊時：《論語經筵講義》，見《全宋文》第124冊，第279-280頁。
 
[83]袁甫：《經筵講義》，見《蒙齋集》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4]劉克莊：《論語講義》，見《全宋文》第330冊，第125-126頁
 
[85]袁說友：《講義》，見《東塘集》卷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6]楊時：《論語經筵講義》，見《全宋文》第124冊，第282頁。
 
[87]袁說友：《講義》，見《東塘集》卷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8]程俱：《進講》，見《北山集》卷二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9]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6頁。
 
[90]《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傳》，第10544頁。
 
[91]程顥、程頤：《二程集》，第540頁。
 
[92]袁說友：《講義》，見《東塘集》卷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93]王琦：《從章句之學到義理之學——以朱熹<大學章句>與<經筵講義>為例》，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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