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典】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的最佳機遇已經到來

欄目:文化雜談
發布時間:2020-12-18 00:06:50
標簽:中華文化影響力
王學典

作者簡介:王學典,男,西曆1956年生,山東(dong) 滕州人。現任山東(dong) 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兼《文史哲》雜誌主編、教授。2018年3月,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hui) 議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hui) 常務委員。著有《曆史主義(yi) 思潮的曆史命運》《20世紀中國曆史學》《二十世紀後半期中國史學主潮》《20世紀中國史學評論》《翦伯讚學術思想評傳(chuan) 》《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men) 》等。

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的最佳機遇已經到來

作者:王學典(山東(dong) 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文史哲》主編)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十一月初二日癸巳

          耶穌2020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十四五規劃建議稿提出了一個(ge) 非常重要的命題:“提升中華文化的影響力。”之所以認為(wei) 這是一個(ge) 重要命題,是考慮到以下幾重因素:1、“中華文化”的概念在十八大以來黨(dang) 的文獻中第一次出現。這裏沒使用“中國文化”,也沒使用在黨(dang) 的文獻中最流行的“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這一概念。為(wei) 什麽(me)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是一個(ge) 對內(nei) 的概念,顯示這個(ge) 文化內(nei) 部有精華和糟粕之分,而“中華文化”則主要是一個(ge) 強調整體(ti) 性的概念。2、我個(ge) 人認為(wei) ,中華文化包含的地域更廣,而且主要是一個(ge) 和西方文化相對應的概念。所謂提升影響力主要指的是和西方文化的比重問題、比例問題。這裏指的是中國文化如何走出去的問題,如何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問題。3、提升影響力的途徑多種多樣,比如提高綜合國力的問題,一般說來,中華文化的國際地位取決(jue) 於(yu) 中國綜合國力的國際地位,但現在的問題是,目前中華文化的國際地位與(yu) 中國綜合國力的國際地位並不匹配,譬如說,美式文化的國際地位是與(yu) 美國綜合國力的國際地位就是匹配的,所以,中國上層和民間各方都對此比較憂慮,這也可能是此次建議稿突出此一問題的主要考慮。4、如何改變這種不匹配的狀況?加大與(yu) 西方文化的對話力度是途徑之一,而西方文化的核心是自由主義(yi) ,當前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文化是自由主義(yi) 。對話當然需要時機,需要機會(hui) ,西方在繁榮時期可能不大情願對話,而新冠疫情給我們(men) 提供了一個(ge) 機會(hui) ,因為(wei) 西方疫情失控的本質是以個(ge) 人權利至上為(wei) 核心理念的自由主義(yi) 的一個(ge) 必然結果。

 

眼下,中國之外世界疫情的蔓延仍未出現拐點。不僅(jin) 沒出現拐點,反而在加速惡化,甚至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截至2020年12月13日晚,全球累計新冠肺炎確診病例72600000例,死亡1620000例,美國累計確診16700000例,死亡306000例。而與(yu) 此同時,中國已全麵複工、全麵開學,整個(ge) 社會(hui) 秩序已完全恢複。而且整個(ge) 東(dong) 亞(ya) 地區也均已控製住了疫情,不僅(jin) 如此,處在西方的華人的染病率均比較低。這就提出了一個(ge) 重大問題:文化在防疫中、在應對公共衛生危機中的作用問題。

 

本人認為(wei) ,這次新冠疫情極大地凸現了“文化”的作用,其中疫情對自由主義(yi) 提出的質疑可能最為(wei) 深刻。

 

1、個(ge) 人權利至上與(yu) 公共衛生危機的尖銳衝(chong) 突

 

自由主義(yi) 的許多原則在這次疫情中均受到了嚴(yan) 重挑戰,其中,最受挑戰的是個(ge) 人權利至上這一自由主義(yi) 的核心原則。這一原則可以說遭遇到了自它誕生以來最致命最嚴(yan) 峻的威脅、乃至毀滅性的威脅。

 

個(ge) 人權利至上在一般社會(hui) 治理上盡管也有問題,但並不致命,但在公共衛生危機特別是重大疫情、烈性傳(chuan) 染病發生時,尤其是在沒有特效藥物、防控仍是唯一有效手段背景下,問題就來了。在這樣的時刻,是個(ge) 人權利至上還是公共利益、群體(ti) 利益至上?本應該是不言而喻的。譬如:應不應戴口罩的問題?能不能隨意上街的問題?是否必須禁足在家的問題?要不要保持社交距離的問題?等等。在我們(men) 看來,這些都是勿須討論的問題。而在奉行個(ge) 人權利至上原則的人看來,我有不戴口罩的自由、隨意出門上街的自由、參加各種群體(ti) 聚會(hui) 的自由、周末去海邊放鬆的自由等等,其背後的邏輯是:我有得病的自由、有被感染的自由,乃至我有死的自由。是的,你可以有這些自由包括死的自由,但問題在於(yu) :當你選擇死而不連累別人的時候,這純粹是你的個(ge) 人權利,但現在麵對的是一傳(chuan) 十、十傳(chuan) 百的烈性傳(chuan) 染病,烈性瘟疫,有可能在你死之前你已成為(wei) 一個(ge) 傳(chuan) 染源了!所以,你死的自由也必須受到限製。個(ge) 人至上與(yu) 公共衛生危機的防控就這樣產(chan) 生了嚴(yan) 重衝(chong) 突。在個(ge) 人權利至上原則與(yu) 人類生存發生尖銳衝(chong) 突時,乃至二者必居其一時,究竟要放棄什麽(me) ,答案應該是不言而喻的。

 

與(yu) 個(ge) 人權利至上的原則相反,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是一種“克己”的文化、“自律”的文化、“慎獨”的文化、“自我管控”的文化,不要說在非常時期,即使在平時,中國文化環境中的個(ge) 人,占主流地位的價(jia) 值觀也是奉行他人優(you) 先、共同體(ti) 第一,無論這個(ge) 共同體(ti) 是家庭、家族、集體(ti) 、社會(hui) 、國家,還是所謂的“天下”。這種占主流地位的“先集體(ti) 後個(ge) 人”的文化,固然也有很多深刻的弊端與(yu) 缺陷,譬如公權力泛濫而得不到有效製約等等,但它在防控公共衛生危機時,卻有不容抹煞的巨大積極意義(yi) 。

 

2、老年人的生存權利與(yu) 中青年人的生存權利的衝(chong) 突與(yu) 平衡問題

 

本次疫情還在西方蔓延之初,有些國家就提出了所謂“群體(ti) 免疫”的主張,而從(cong) 結果上看,“群體(ti) 免疫”的實質是放棄防控,是讓人們(men) 自生自滅,鑒於(yu) 這次疫情的特點,特別是鑒於(yu) 本次抗疫對人自身免疫力的依賴,這一主張實際上是讓老人們(men) 先死,而事實上也確實如此!請看美國9月16日的數據:死亡:18.3萬(wan) ;65-74歲:39129;74-84歲:48136;85歲及以上:56525;總計65歲以上死亡:143790。所以,“群體(ti) 免疫”的直接後果,就是對老年人、殘疾人、病人乃至兒(er) 童等弱勢群體(ti) 的無情拋棄。

 

與(yu) 西方相反,中國是一種重老文化、敬老文化,在重大災難重大危機來臨(lin) 時,讓中國人放棄老人自己逃生,這是無法接受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是中國人最重要的處世哲學。

 

群體(ti) 免疫主張可以說最深刻的暴露了自由主義(yi) 的本質。自由主義(yi) 是以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為(wei) 哲學基礎的,優(you) 勝劣汰,適者生存,是它的信條。這是一種強者哲學,叢(cong) 林法則。中國人奉行的是弱者哲學,弱者優(you) 先。在中國人看來,所有的生命都是等價(jia) 的,如果說不等價(jia) 的話,也是兒(er) 童的生命和老人的生命是同等重要的,而成年人的生命則認為(wei) 相對較輕。所以,中國人的戰疫主張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這兩(liang) 個(ge) 至上背後的預設是,所有人的生命都是等價(jia) 的。兩(liang) 相比較,哪一種更人道?更值得提倡?更能成為(wei) 普遍價(jia) 值?難道還應該再討論嗎?

 

3、“看不見的手”的自發調節與(yu) 國家民族的重大需求的矛盾。當重大公共衛生危機發生時,國家意誌當然要貫徹,甚至連計劃經濟的手段也有可能被使用

 

水往低處流,利往高處走,資本的邏輯則是逃離危機,逃離疫區,逃離災難,資本絕對不鍾情於(yu) 危機,鍾情於(yu) 災難,鍾情於(yu) 疫區。這說明用看不見的手來抗疫也是有較大問題的。頻繁出現的重大公共衛生危機正在呼喚有為(wei) 政府的出現。

 

這次中國很快控製住了疫情,實際上為(wei) 有為(wei) 政府提供了範例。而中國這個(ge) 有為(wei) 政府的背後,凸顯的也同樣是文化的作用:中國國民政治文化中曆來存在的“信任中央政府”的心理。據2020年7月25日電,美國知名公關(guan) 公司愛德曼發布信任度調查顯示,中國民眾(zhong) 對本國政府信任度達95%,而且,多年來,國內(nei) 外有關(guan) 機構的相關(guan) 調查,中國民眾(zhong) 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從(cong) 來沒有低於(yu) 90%。這樣一種心理,是中國政府強大的危機處置動員能力的文化心理基礎。

 

中國這次對疫情的迅速成功的處置,更是極大地擴大了“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集中力量辦大事”這一命題的內(nei) 涵。人們(men) 一般對“集中力量辦大事”,是從(cong) 積極的意義(yi) 上去理解的,比如取得某項建設成就、完成某種特殊重大工程等等。事實上,大的危機也同樣是“大事”,處理這種“大事”的能力也從(cong) 另一個(ge) 角度凸顯了中國治理體(ti) 係的優(you) 勢,在某種意義(yi) 上,處理這種“大事”即大危機的能力比積極的建設能力來得還要重要。這種能力的文化基礎是“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的觀念,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觀念,在“多方有難”的情況下,這種觀念就會(hui) 轉化為(wei) 全民“共克時艱”的呼聲,此次武漢抗疫保衛戰就是如此!

 

總之,就像新冠疫情暴露了西方文化的局限和短處一樣,新冠疫情也使中華文化、中國製度的長項和優(you) 勢顯露無遺,我們(men) 應該緊緊抓住這一機遇,深度開展中華文化與(yu) 西方文化的深度對話,在整個(ge) 世界上彰顯中華文化和中國價(jia) 值的巨大優(you) 勢和意義(yi) ,從(cong) 而為(wei)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構建貢獻中國方案和中國範式!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