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易河洛學的傳(chuan) 承脈絡：從(cong) 劉牧到程大昌

作者：白發紅（清華大學哲學係博士生）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中州學刊》2020年第10期

摘要：宋易河洛學圍繞著“聖人如何畫卦作《易》”的問題而建立，《河圖》與(yu) 《洛書(shu) 》的關(guan) 係也是它必須麵對的問題。宋易河洛學開始於(yu) 《易數鉤隱圖》，從(cong) 劉牧到程大昌，他們(men) 都認為(wei) “圖九書(shu) 十”。《易數鉤隱圖》可分為(wei) 三個(ge) 部分：第一部分以形而上下區分《河圖》《洛書(shu) 》，第二部分引入《洪範》以與(yu) 《洛書(shu) 》相配，第三部分認為(wei) 《河圖》就是“參伍”之數。《易數鉤隱圖》承認聖人則《河圖》《洛書(shu) 》而畫卦作《易》，但沒有詳細展開。程大昌認為(wei) ，《河圖》為(wei) 本、《洛書(shu) 》為(wei) 用，並以《說卦傳(chuan) 》“乾坤生六子卦”為(wei) 核心，統一了《易傳(chuan) 》中諸種聖人作《易》的說法，解決(jue) 了劉牧係河洛學“聖人如何畫卦《作易》”的根本問題。

關(guan) 鍵詞：《河圖》《洛書(shu) 》；劉牧學派；程大昌；作《易》；《洪範》

一、引言

宋易河洛之學成立的經典依據有三，均見於(yu) 《易傳(chuan) 》：一是《係辭上》：“河出圖，洛出書(shu) ，聖人則之。”二是《係辭下》：“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yu) 天，俯則觀法於(yu) 地，觀鳥獸(shou) 之文，與(yu)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yu)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wan) 物之情。”三是《係辭上》：“易有太極，是生兩(liang) 儀(yi) ，兩(liang) 儀(yi)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在宋人的視域中，第一條證明《河圖》《洛書(shu) 》源自聖經而具有權威性，第二條說明伏羲仰觀俯察而作八卦，第三條是伏羲畫卦的具體(ti) 過程。聖人之則《河圖》《洛書(shu) 》就是仰觀俯察，或者說《河圖》《洛書(shu) 》是仰觀俯察最為(wei) 重要的對象，聖人則《河圖》《洛書(shu) 》畫卦作《易》的具體(ti) 過程就是太極→兩(liang) 儀(yi) →四象→八卦。因此，宋易河洛之學的根源性問題意識就是，探究《周易》是如何被聖人創作出來的。換言之，在宋代易學家追尋《周易》創作的根源問題時，他們(men) 發現並凸顯了《河圖》《洛書(shu) 》的重要性。

對宋代圖書(shu) 易學源流的考證是團迷霧，朱震《漢上易傳(chuan) 》中的傳(chuan) 承譜係隻能視為(wei) 他的一家之言，而非宋易發展的史實。但是，朱震之說的價(jia) 值在於(yu) 把宋易圖書(shu) 之學分為(wei) 三類：劉牧的《河圖》《洛書(shu) 》，周敦頤的《太極圖》，邵雍的《先天圖》。[1]因此，拋開朱震破綻百出的傳(chuan) 承譜係不論，宋易河洛學的開端非劉牧及其學派莫屬。然而，劉牧易學的命運迥異於(yu) 周、邵兩(liang) 家，這主要歸因於(yu) 朱子易學在後世巨大的影響，朱子對周、邵兩(liang) 家易學多繼承吸收，而對劉牧則是批評之，並且采信蔡元定之說，顛倒劉牧之《河圖》《洛書(shu) 》，在《易學啟蒙》中塑造了一個(ge) “臆見”的劉牧。[2]

然而，朱子與(yu) 蔡元定的批評，並沒有對劉牧之學造成致命性的打擊。第一，劉牧之學在朱子之後的流衍，堪稱久遠；第二，朱、蔡的河洛學仍遵守劉牧的問題意識和致思理路。因此，不妨將宋易河洛學的傳(chuan) 承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脈絡，即劉牧至朱子和劉牧至程大昌。劉牧係河洛學和朱子係河洛學得以區分的關(guan) 鍵為(wei) 《河圖》《洛書(shu) 》與(yu) 九數圖、十數圖的匹配問題。前者認為(wei) 《河圖》為(wei) 九數圖、《洛書(shu) 》為(wei) 十數圖，持“圖九書(shu) 十”說；後者認為(wei) 《河圖》為(wei) 十數圖、《洛書(shu) 》為(wei) 九數圖，持“河十洛九”說。這種看似任意的區分，關(guan) 涉著河洛學的一個(ge) 核心問題：《河圖》與(yu) 《洛書(shu) 》的區別聯係是怎樣的？而其另一個(ge) 核心問題則是，聖人如何則《河圖》《洛書(shu) 》畫卦作《易》？

筆者曾就這兩(liang) 個(ge) 問題對朱子係河洛學做了一番考察，[3]本文則是對劉牧係的研究。由於(yu) 文獻不足征之故，本文的研究隻涉及劉牧、程大昌二人。就上述兩(liang) 個(ge) 核心問題而言，二人之河洛學可視為(wei) 宋易河洛學的邏輯展開。

二、《易數鉤隱圖》中的《河圖》與(yu) 《洛書(shu) 》

《易數鉤隱圖》的作者是劉牧，而北宋有兩(liang) 劉牧，其一是彭城人，另一是三衢人。因此，誰是《易數鉤隱圖》的作者，早在南宋陳振孫就有疑惑。經過郭彧的考證，《易數鉤隱圖》的作者是彭城劉牧，而非三衢劉牧，王安石曾為(wei) 後者作墓誌銘。[4]但是，《易數鉤隱圖》文本比作者問題更為(wei) 複雜，在展開具體(ti) 的研究之前，有必要對文本進行細致分析。

（一）《易數鉤隱圖》文本分析

劉牧在《序》中對《易數鉤隱圖》的寫(xie) 作意圖以及自己的易學觀有著說明：

夫易者，陰陽氣交之謂也。若夫陰陽未交，則四象未立，八卦未分，則萬(wan) 物安從(cong) 而生哉？是故兩(liang) 儀(yi) 變易而生四象，四象變易而八卦，重卦六十四卦，於(yu) 是乎天下之能事畢矣。夫卦者，聖人設之，觀於(yu) 象也。象者，形上之應。原其本，則形由象生，象由數設，舍其數則無以見四象所由之宗矣。是故，仲尼之讚易也，必舉(ju) 天地之極數，以明成變化而行鬼神之道。則知《易》之為(wei) 書(shu) ，必極數以知其本也。……今采摭天地奇偶之數，自“太極生兩(liang) 儀(yi) ”而下至於(yu) 《複》卦，凡五十五位，點之成圖，於(yu) 逐圖下各釋其義(yi) ，庶覽之者易曉耳。[5]

綜觀《序》文，有幾點值得注意：第一，基於(yu) 《易傳(chuan) •係辭上》“易有太極”一章，劉牧對八卦及六十四卦的形成有所說明；第二，在象數關(guan) 係上，劉牧認為(wei) 數比象更為(wei) 根本，並且通過“極數”可以探究《周易》的本質；第三，《易數鉤隱圖》一書(shu) 以圖式的方式詮釋的是，“太極生兩(liang) 儀(yi) ”到《複》卦的內(nei) 容。郭彧通過第一點與(yu) 第三點斷定現存三卷本《易數鉤隱圖》，隻有《卷上》與(yu) 《卷中》是劉牧的作品，其中不涉及《河圖》《洛書(shu) 》，《卷上》與(yu) 《卷中》之所以出現《河圖》《洛書(shu) 》的字眼，是遭到後世增竄的結果。[6]

平心而論，《易數鉤隱圖》中《卷上》與(yu) 《卷中》的確可以認為(wei) 是劉牧本人的作品，並且《卷上》、《卷中》的思想內(nei) 容的確與(yu) 《卷下》有所區別，但《易數鉤隱圖》的增衍恐是一個(ge) 更為(wei) 複雜的問題。李覯在《刪定易圖序論》中說：

世有治《易》根於(yu) 劉牧者，其說日不同。因購牧所為(wei) 《易圖》五十五首，觀之則甚重複，假令其說之善，猶不出乎《河圖》、《洛書(shu) 》《八卦》三者之內(nei) ，彼五十二皆疣贅也。……別有一本，黃黎獻為(wei) 之序者，頗增多誕謾，自鄶以下，可無譏焉。[7]

郭彧認為(wei) 黃黎獻增衍《河圖》《洛書(shu) 》入《易數鉤隱圖》，依據就在李覯此文。[8]但是黃黎獻“增多誕謾”的隻是另一個(ge) 本子，李覯所購的本子中已然包含有《河圖》《洛書(shu) 》圖式。因此，《卷上》《卷中》的《河圖》《洛書(shu) 》為(wei) 增衍的說法，並不穩妥。

現存《易數鉤隱圖》文本可分為(wei) 四個(ge) 部分：《卷上》、《卷中》、《卷下》及所附的《易數鉤隱圖遺論九事》。《遺論九事》也題為(wei) 劉牧撰，但是其表達的內(nei) 容也與(yu) 前兩(liang) 卷不盡相合。在李覯的時代，劉牧一係的易學“其說日不同”，幾乎到了日新月異的地步。誰增誰衍，已不可考。或許，可以將《易數鉤隱圖》理解為(wei) 劉牧學派即劉牧及其弟子後學共同的作品，其中的抵牾之處可視為(wei) 劉牧一係易學發展變化的結果。因此，分辨出《卷上》、《卷中》、《卷下》、《遺論九事》之異同，不僅(jin) 可以考見劉牧自身的思想，還能更進一步了解劉牧一係河洛學的豐(feng) 富內(nei) 容。

（二）《河圖》與(yu) 《洛書(shu) 》的關(guan) 係

郭彧以《卷上》《卷中》為(wei) 劉牧《易數鉤隱圖》之原本，《卷上》確實極少《河圖》《洛書(shu) 》等字眼，隻各一見，分別在《兩(liang) 儀(yi) 生四象第九》：“夫五，上駕天一而下生地六，下駕地二而上生天七，右駕天三而左生地八，左駕地四而右生天九，此《河圖》四十有五之數耳，斯則兩(liang) 儀(yi) 所生之四象。”[9]《兩(liang) 儀(yi) 得十成變化第十一》：“此乃五行生成數，本屬《洛書(shu) 》，此畫之者，欲備天地五十五數也。”[10]前者確立《河圖》為(wei) 四十五數即九數圖，後者確立《洛書(shu) 》為(wei) 五十五數即十數圖。至於(yu) 《河圖》《洛書(shu) 》二者之間的具體(ti) 關(guan) 係，則沒有展開。

但是在《卷中》之《七日來複第四十六》之後的部分，有關(guan) 《河圖》《洛書(shu) 》之關(guan) 係的討論得到集中展開：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則地六而上謂之道，地六而下謂之器也。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止有四象，未著乎形體(ti) ，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也。天五運乎變化，上駕天一、下生地六，水之數也。……地十應五而居中，土之數也。此則以著乎形數，故曰“形而下者謂之器”。所謂象之與(yu) 形者，《易》雲(yun) ：“見乃謂之象”，《河圖》所以示其象也；“形乃謂之器”，《洛書(shu) 》所以陳其形也。“本乎天者親(qin) 上，本乎地者親(qin) 下”，故曰：“河以通乾出天，洛以流坤吐地。”《易》者韞道與(yu) 器，所以聖人兼之而作，《易經》雲(yun) “河出圖，洛出書(shu) ，聖人則之”，斯之謂矣。且夫《河圖》之數惟四十有五，蓋不顯土數也。不顯土數者，以《河圖》陳八卦之象。……《洛書(shu) 》則五十五數，所以成變化而著形器者也。故《河圖》陳四象而不言五行，《洛書(shu) 》演五行而不述四象。[11]

首先，《河圖》與(yu) 《洛書(shu) 》是象與(yu) 形的關(guan) 係，《河圖》為(wei) 象，《洛書(shu) 》為(wei) 形；其次，象、形之別同時也就意味著形而上、形而下之分，也即是道器的區分；第三，《易經》包道器之全，因此聖人作《易》要同時取法於(yu) 《河圖》《洛書(shu) 》，這意味著《河圖》《洛書(shu) 》出於(yu) 同一時代；第四，《河圖》之象為(wei) 四象，《洛書(shu) 》之形為(wei) 五行，因此《河圖》《洛書(shu) 》之別也是四象與(yu) 五行之別；第五，《河圖》為(wei) 四十五數，《洛書(shu) 》為(wei) 五十五數。要言之，《卷中》與(yu) 《卷上》都持“圖九書(shu) 十”說，在《卷中》看來，《河圖》《洛書(shu) 》是形而上、形而下的區別，也是象與(yu) 形的區分。

而在《卷下》，卷末附有《龍圖龜書(shu) 》上下二論，亦是一篇專(zhuan) 門談論《河圖》《洛書(shu) 》的文字：

《易•係辭》雲(yun) ：“河出圖，洛出書(shu) ，聖人則之。”此蓋仲尼以作《易》而雲(yun) 也。則知《河圖》、《洛書(shu) 》出於(yu) 犧皇之世矣。……“洛出書(shu) ”非出大禹時也。《書(shu) 》雲(yun) ：“天錫禹九疇”者，蓋是天生聖德於(yu) 禹，誠明洛書(shu) 之義(yi) ，因第而次之，垂範後世也。今《河圖》相傳(chuan) 於(yu) 前代，其數自一至九，包四象八卦之義(yi) 而兼五行之數，《洛書(shu) 》則惟五行生成之數也。[12]

《書(shu) 》之九疇惟五行，是包天地自然之數，餘(yu) 八法皆是禹參酌天時人事耳，則非龜所負之文也。……《河圖》，八卦垂其象也，故可以盡陳其位。《洛書(shu) 》，五行含其性也，必以文字分其類。伏犧之世，世質民淳，文字未作，故九疇莫得而傳(chuan) 也，但申其數耳。……（《龍圖》）雖兼五行而有中位而無土數，唯四十有五，是有其象而未著其形也，唯四象八卦之義(yi) 耳。《龜書(shu) 》乃具五行生成之數，五十有五矣。《易》者包象與(yu) 器，故聖人資《圖》《書(shu) 》而作之也。[13]

同《卷中》一樣，《卷下》也認為(wei) 《河圖》《洛書(shu) 》出於(yu) 同一時代，均為(wei) 伏犧畫卦作《易》所則。並且《卷下》還采信了劉歆的說法，劉歆之說見諸《漢書(shu) •五行誌》：“虙羲氏繼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shu) 》，法而陳之，《洪範》是也。”[14]這是《卷中》不曾有的，但對後世的河洛易學造成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引入劉歆之說後，《河圖》與(yu) 《洛書(shu) 》之間的關(guan) 係變得更為(wei) 複雜。第一，既認為(wei) 《河圖》《洛書(shu) 》同出於(yu) 伏犧之世，又認同《洛書(shu) 》與(yu) 《洪範》的關(guan) 聯，那麽(me) 《洛書(shu) 》是否再一次出現於(yu) 大禹之世？《卷中》顯然否定了此種看法。《卷中》認為(wei) ，《洛書(shu) 》隻與(yu) 《洪範》之五行疇直接關(guan) 聯，而其他八疇則是大禹通過“參酌天時人事”後的自我創作。第二，不同於(yu) 《卷中》《河圖》惟四象、《洛書(shu) 》惟五行的觀點，《卷下》認為(wei) 《河圖》兼具四象八卦與(yu) 五行，隻不過伏犧時尚未有文字，五行之義(yi) 不彰，直到大禹之時，才因之而推衍為(wei) 五行。如此，《河圖》可兼《洛書(shu) 》，《洛書(shu) 》既然隻是五行生成之數，那麽(me) 聖人作《易》何必則《洛書(shu) 》？這是《卷中》沒有回答的問題。第三，《卷下》也認同《卷中》《河圖》為(wei) 象、《洛書(shu) 》為(wei) 形的區分，也認為(wei) “《易》者包象與(yu) 器，故聖人資《圖》《書(shu) 》而作之也。”第四，《河圖》（或《龍圖》）為(wei) 四十五數，《洛書(shu) 》（或《龜書(shu) 》）為(wei) 五十五數，亦同於(yu) 《卷中》之說。由此可見，《卷下》是在《卷中》的基礎上，引入劉歆之說，使得《卷中》的河洛易學得到進一步的增衍。

最後，在《遺論九事》中，亦有關(guan) 於(yu) 《河圖》的論述，但是卻沒有涉及《洛書(shu) 》：

昔虙犧氏之有天下，感龍馬之瑞，負天地之數出於(yu) 河，是謂《龍圖》者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與(yu) 四為(wei) 肩，六與(yu) 八為(wei) 足，五為(wei) 腹心。縱橫數之皆十五，蓋《易係》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者也。太皥乃則而象之……[15]

聖人觀象畫卦，蓋案《龍圖》錯綜之數也。[16]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河圖》（即《龍圖》）與(yu) “參伍以變”一節的聯係，《遺論九事》認為(wei) 《河圖》就是參伍之數。參伍之數是包括劉牧在內(nei) 的這一係河洛易學家極其重要的一個(ge) 概念，是伏犧氏畫卦作《易》之具體(ti) 過程中的重要一環。

（三）《河圖》《洛書(shu) 》與(yu) 聖人作《易》

《易數鉤隱圖》之《卷上》，概括言之由三部分組成，一是對“易有太極”的解釋，二是對大衍之數的解釋，三是對八經卦的解釋。[17]在《卷上》看來，“易有太極”一章所述就是聖人畫卦作《易》的具體(ti) 過程。但《卷上》對《河圖》《洛書(shu) 》的描述語焉不詳，我們(men) 無法得知聖人則《河圖》《洛書(shu) 》畫卦作《易》的具體(ti) 過程，是否即是“易有太極”一章的內(nei) 容。《卷中》論《河圖》《洛書(shu) 》異同不可謂不詳，但對聖人則《河圖》《洛書(shu) 》畫卦作《易》的具體(ti) 過程缺少說明。而《卷下》由於(yu) 引入劉歆之說，大部分篇幅都用來解釋《洛書(shu) 》與(yu) 《洪範》相匹配的問題，我們(men) 也同樣無法得知聖人如何則《河圖》《洛書(shu) 》畫卦作《易》。反而在《遺論九事》中，有對則《河圖》畫卦作《易》具體(ti) 過程的說明：

太皥則（《河圖》）而象之，遂因四正定五行之數，以陽氣肇於(yu) 建子為(wei) 發生之源，陰氣萌於(yu) 建午為(wei) 肅殺之基。二氣交通，然後變化，所以生萬(wan) 物焉，殺萬(wan) 物焉。且天一起坎，地二生離，天三處震，地四居兌(dui) ，天五由中，此五行之生數也。且孤陰不生，獨陽不發，故子配地六，午配天七，卯配地八，酉配天九，中配地十。即極五行之成數，遂定八卦之象。因而重之，以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18]

聖人觀象畫卦，蓋案《龍圖》錯綜之數也。……原夫八卦之宗，起於(yu) 四象。四象者，五行之成數也。水數六，除三畫為(wei) 坎，餘(yu) 三畫布於(yu) 亥上成乾。金數九，除三畫為(wei) 兌(dui) ，餘(yu) 六畫布於(yu) 申上成坤。火數七，除三畫為(wei) 離，餘(yu) 四畫布於(yu) 巳上成巽。木數八，除三畫為(wei) 震，餘(yu) 五畫布於(yu) 寅上成艮。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19]

第一段引文似以“陽氣”“陰氣”為(wei) 兩(liang) 儀(yi) ，四象則與(yu) 五行密切相關(guan)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都是五行生數，或孤陰或獨陽，必須要與(yu) 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相配而成為(wei) 五行成數，如此方可生成八卦。第二段引文可視為(wei) 對第一段引文之四象、八卦進一步的解釋，四象即是水金火木（土）五行，五行之水生成坎、乾二卦，金生成兌(dui) 、坤，火生成離、巽，木生成震、艮，此就是“四象生八卦”。而這與(yu) 《卷中》中區別四象與(yu) 五行的觀點不合。

比之《卷上》《卷中》、《卷下》，《遺論九事》對聖人如何“觀象畫卦”略作了說明，但是仍然沒有形成了一個(ge) 由太極而兩(liang) 儀(yi) 而四象而八卦而六十四卦的完整理路。並且第二段引文在說明四象生八卦時，把陰爻處理為(wei) 兩(liang) 畫也是極為(wei) 不恰當的，對此李覯就有所批評。[20]另外，在第二段引文中，“聖人觀象畫卦”並非僅(jin) 僅(jin) 依據《河圖》之數，仰觀俯察、近取遠類也同樣重要。後者對畫卦的重要貢獻是確立卦由六畫構成，而且寓含有三才之道。

三、程大昌的河洛易學

《四庫總目提要》在講圖書(shu) 易學源流時，曾為(wei) 劉牧易學之傳(chuan) 承構造了一個(ge) 譜係：“其學盛行於(yu) 仁宗時，黃黎獻作《略例》《隱訣》，吳秘作《通神》，程大昌作《易原》，皆發明牧說。”時至今日，黃黎獻、吳秘等人之書(shu) 早已佚失，惟有程大昌《易原》一書(shu) 保留了下來，得以見劉牧易學在宋代的進一步演變。程大昌《易原》一書(shu) 體(ti) 大思精，內(nei) 容十分豐(feng) 富，[21]本文隻涉及其中的河洛學部分。

（一）《河圖》與(yu) 《洛書(shu) 》的關(guan) 係

首先，程大昌對《河圖》《洛書(shu) 》之關(guan) 係的看法，與(yu) 他對《河圖》《洛書(shu) 》之實質的判斷有關(guan) ，他認為(wei) 《河圖》《洛書(shu) 》是對天道的模擬，其實質為(wei) 五行：

《圖》《書(shu) 》之寫(xie) 造化，固皆天地五行之數矣。而其並數立象有不同者，疊八於(yu) 四，而生成相襲者，《書(shu) 》也。《書(shu) 》之五德，則即東(dong) 南中西北之五位，而以序相生也。析四為(wei) 八而羅立以宗一五者，《圖》也。《圖》之五德則又循北西南東(dong) 中五位者，以序相克也。均之為(wei) 其模肖五行焉，相生者順天而自左旋右，則四時迭進之序也；相克者逆天而自右轉左，則五德交濟之原也。何為(wei) 順？木火土金水次此而為(wei) 春夏秋冬者，是其左行而右旋者，正與(yu) 天合也。何為(wei) 逆？處土於(yu) 中而水北木東(dong) 固其位矣，金南火西乃與(yu) 生之位相反，則皆自右而向左，其行正與(yu) 天反也。[22]

可見，就五行的角度來說，《河圖》《洛書(shu) 》有生克之別。《河圖》為(wei) 五行生序，《河圖》五行左旋而順天，行而為(wei) 春夏秋冬之四時，其位是木東(dong) 火南土中金西水北。《洛書(shu) 》五行右轉而逆天，其位是土中水北木東(dong) 金南火西。顯然，《洛書(shu) 》模擬的是天道運行之自然，而《河圖》則是在《洛書(shu) 》的基礎上，互易金火二行的方位形成的。《河圖》《洛書(shu) 》對天道的模擬，具體(ti) 說來，就是對“日”和“鬥”的模擬：

日之南也，右行而左旋；鬥之南也，左行而右旋。或左或右，或死或生，神靈各謀，天地乃並天神而地靈。然而逆順合並也者，正其生克之能相資者歟。故《書(shu) 》數率同鬥運，而《圖》數則略如日行也。是《圖》《書(shu) 》也者，正造化秘蘊而天地寓之象數，以發悟聖人者也。[23]

以“日”“鬥”運行的天象知識，來說明《河圖》《洛書(shu) 》五行相生相克的特點，意味著為(wei) 《河圖》《洛書(shu) 》找到了堅實的知識基礎。

其次，程大昌認為(wei) ，《河圖》《洛書(shu) 》是一種體(ti) 用關(guan) 係：

（《河圖》）處土於(yu) 中而水北木東(dong) 固其位矣，金南火西乃與(yu) 生之位相反，則皆自右而向左，其行正與(yu) 天反也。革天行之序而致其矯，夫是以命之為(wei) 逆也。[24]

《洪範》之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即《書(shu) 》序也。六府之水火金木土，即《圖》也。方其紀數，則用本然之序，故初一五行自水至土，顓顓五行耳，無所預乎人力也。及其致用，則相克之理實效乎人。其曰：“六府孔修。”又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致用之謂也。[25]

用數也者，倚本數而致功用也，《河圖》倒易水火以明克製，則本數之為(wei) 用數，此其發端也。[26]

《洛書(shu) 》之自一至九，自水生以至金成，皆以本數居本位，以其未入於(yu) 用故也。至《圖》數則異矣，變西金而位之於(yu) 南，變南火而置之於(yu) 西，以著其相克之序者，是其用也。[27]

第一段引文上文已略言之，《洛書(shu) 》實比《河圖》更為(wei) 根本。第二段引文以“本然”“人力”“致用”等詞匯來分判《河圖》《洛書(shu) 》，並認為(wei) 從(cong) 《洛書(shu) 》五行之序到《河圖》五行之序，是由本而至用的過程。第三、四兩(liang) 段引文從(cong) “本數”“用數”[28]的角度來區分《河圖》《洛書(shu) 》，以《洛書(shu) 》之數為(wei) “本數”，《河圖》之數為(wei) “用數”，《河圖》與(yu) 《洛書(shu) 》之間的“本”“用”關(guan) 係更為(wei) 顯明。而這種“本”“用”關(guan) 係可以表述為(wei) 體(ti) 用關(guan) 係。《洛書(shu) 》以其“無所預乎人力”、“未入於(yu) 用”而為(wei) 體(ti) ，《河圖》則以“致用”、“效乎人”而為(wei) 用。僅(jin) 就這一點來看，程大昌之說與(yu) 劉牧學派有很大不同。劉牧學派以象為(wei) 《河圖》、以形為(wei) 《洛書(shu) 》，將《河圖》與(yu) 《洛書(shu) 》區分為(wei) “形而上”與(yu) “形而上”；以體(ti) 用範疇表述之，則是《河圖》為(wei) 體(ti) 、《洛書(shu) 》為(wei) 用。而對程大昌來說，則恰恰是《洛書(shu) 》為(wei) 體(ti) 、《河圖》為(wei) 用。之所以出現這種迥異的理解，是由於(yu) 對《河圖》的規定不同，劉牧認為(wei) 《河圖》隻是四象，由象而形，才可言《洛書(shu) 》、五行；程大昌則認為(wei) 《河圖》是相克之序的五行，是以《洛書(shu) 》相生之五行為(wei) 基礎而得來的。換言之，劉牧認為(wei) 《河圖》更為(wei) 根本，而程大昌認為(wei) 《洛書(shu) 》更為(wei) 根本。

最後，程大昌承繼“圖九書(shu) 十”之說，認為(wei) 《洛書(shu) 》是天地五十五數，而《河圖》則是“參伍”之數：

《易》雖不言何者為(wei) 《圖》，何者為(wei) 《書(shu) 》，而意指所及可究考也。其於(yu) 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則歸諸十全數；而成變化、行鬼神，又歸五十五數也。夫此十全數者，五十五數也，皆《洛書(shu) 》也。又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此“參伍”即十五也，通參伍而三之，則四十有五者，《河圖》也。[29]

以“參伍”為(wei) 《河圖》，雖然《遺論九事》發之於(yu) 前，但是沒有具體(ti) 的展開。而程大昌則認為(wei) ，“參伍”之數就是十五，十五再三之就是四十五數，四十五數就是《河圖》。《遺論九事》、程大昌以《易傳(chuan) 》“參伍”之數為(wei) 四十五數，使得《河圖》得到《易傳(chuan) 》文本的支撐。如此，《河圖》《洛書(shu) 》都與(yu) 《周易》有著密切的關(guan) 係。

但是，程大昌還采信了劉歆的說法，認為(wei) 《洛書(shu) 》與(yu) 《洪範》有著積極的關(guan) 聯。[30]程氏認為(wei) ：

然則河有《圖》而洛又有《書(shu) 》者，蓋天地以此互寫(xie) 生克而啟悟聖人，不厭其詳也。《洪範》之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即《書(shu) 》序也。六府之水火金木土，即《圖》也。[31]

可見，《洪範》不僅(jin) 與(yu) 《洛書(shu) 》有關(guan) ，還跟《河圖》有關(guan) 。《洪範》五行之序，就是《洛書(shu) 》五行之序；而《大禹謨》“六府”中的五行之序，則是《河圖》五行之序。因此，《河圖》《洛書(shu) 》不僅(jin) 都與(yu) 《周易》有關(guan) ，而且還都與(yu) 《洪範》有關(guan) 。並且，程大昌認可劉歆“《河圖》《洛書(shu) 》相為(wei) 經緯，八卦九章相為(wei) 表裏”的說法，進一步提出《河圖》《洛書(shu) 》“本為(wei) 一理”的觀點：

故其（《河圖》《洛書(shu) 》）布列命方不容不異焉耳，而無害其為(wei) 同也。若夫《圖》以入衍，衍以成卦，則四正之位，仍是《書(shu) 》序，未嚐紊亂(luan) 。與(yu) 夫陰陽分明之理，則皆協和無間也。……是以知《圖》《書(shu) 》本為(wei) 一理，而聖人設數以追寫(xie) 其妙……[32]

故凡天地之數在《書(shu) 》而全，入衍、入《圖》而減，及其會(hui) 輯為(wei) 一，乃遂彼此無二。此非天地至理出乎自然，而複乎本然者與(yu) ！故卦象至此而《易》遂以成也。[33]

《河圖》雖是對《洛書(shu) 》的變革，但是“四正之位”仍然同於(yu) 《洛書(shu) 》之序，從(cong) 這一點來說，《圖》《書(shu) 》本為(wei) 一理。就數的角度來說，《洛書(shu) 》數為(wei) 五十五，大衍之數為(wei) 五十，《河圖》數為(wei) 四十五，但是此三者在實質上均為(wei) 一，都是天地至理、自然、本然。朱子也認為(wei) 《河圖》《洛書(shu) 》本為(wei) 一理，但他是站在“理”的角度上，認為(wei) 《河圖》《洛書(shu) 》之異不過是唯一之理的不同分殊罷了。

（二）《河圖》《洛書(shu) 》為(wei) “《易》原”

程大昌不僅(jin) 提出“《易》於(yu) 《圖》《書(shu) 》固所兼法也”、“《圖》也、《書(shu) 》也，皆《易》原也”的觀點，而且還闡明了由《圖》《書(shu) 》而《易》的具體(ti) 過程。程大昌首先解決(jue) 了《河圖》《洛書(shu) 》與(yu) “仰觀俯察”的關(guan) 係問題，他說：“作《易》之初，雖曰仰觀俯察、近取遠取，莫不由得。而其機要出於(yu) 《河》《洛》兩(liang) 圖，特居其總也。”[34]認為(wei) 在聖人“仰觀俯察、近取遠取”諸事中，《河圖》《洛書(shu) 》占據有“機要”“總”的位置，凸顯出了《圖》《書(shu) 》對於(yu) 作《易》的重要地位。

而在作《易》的過程中，《洛書(shu) 》的作用僅(jin) 僅(jin) 是為(wei) 《河圖》奠定基礎，其自身不參與(yu) 到具體(ti) 的作《易》過程之中。《河圖》作為(wei) “參伍”之數，三變而成卦：

參伍之入《易》也，大率三變也。以四象而遇天五，是其初也。夫其四象析數則既十矣。益以天五，則十五也，是參伍之初入乎用者也。取一、三、五者而參之，以成其為(wei) 九，九出而乾見矣；取二與(yu) 四而兩(liang) 之，以成其為(wei) 六，六出而坤見矣。以九合六，又十五也，是參伍而再用者然也。九貫生七，震、坎、艮出焉；六貫生八，巽、離、兌(dui) 出焉；則參伍而三用者然也。總而言之，一變……二變而九六有象，乾坤以成，則《易》之蘊於(yu) 是乎具矣。三變而七八對峙，六子以生，則八卦具而可伸之以為(wei) 六十四矣。六十四者具，而《易》成矣。[35]

《河圖》有九數，程大昌認為(wei) 它們(men) 依其奇偶性質，而具有天地之數的屬性。程氏認為(wei) 一二三四就是四象，四象再加天五，其和為(wei) 十五，就是所謂“參伍”一變之數。在這五個(ge) 數之中，一三五為(wei) 天數，和為(wei) 九，即是乾卦；二四為(wei) 地數，和為(wei) 六，即是坤卦。而六九之和也恰為(wei) 十五，這就是“參伍”之二變。乾坤為(wei) 父母卦，可生陽卦震、坎、艮，陰卦巽、離、兌(dui) 六子卦。陽卦之數為(wei) 七，陰卦之數為(wei) 八，其和也是十五，為(wei) “參伍”之第三變。概括言之，這個(ge) 作《易》的過程為(wei) ：四象→乾坤→六子卦（八卦）→六十四卦。很明顯，這實質上是以乾坤生六子卦為(wei) 核心，隻不過用數的方式進行了表達。

實際上，乾坤生六子卦是程大昌“作《易》”思想的實質，《易傳(chuan) 》“易有太極”一章的內(nei) 容也由之而得到解釋：

若夫一氣判而為(wei) 兩(liang) 儀(yi) ，則陰陽既已對立為(wei) 二矣，其力可以施生而為(wei) 遽名為(wei) 天地也，其象當為(wei) 乾坤而未遽畫為(wei) 乾坤也。[36]

兩(liang) 儀(yi) ，天地也。天以一生水、三生木，地以二生火、四以金，水火木金有其似而無其體(ti) ，是之謂象。本其象之所出而言，故曰兩(liang) 儀(yi) 生四象也。[37]

這兩(liang) 段引文分別是對“易有太極”章之“太極生兩(liang) 儀(yi) ”、“兩(liang) 儀(yi) 生四象”的解釋，不難發現，程大昌以太極為(wei) 氣，兩(liang) 儀(yi) 為(wei) 天地，天一、天三、地二、地四為(wei) 四象。需要注意，兩(liang) 儀(yi) 之時已點出乾坤，但至“四象生八卦”的階段乾坤才能呈現出來。在對“四象生八卦”進行解釋時，程大昌引入“參天兩(liang) 地”之說，並認為(wei) 這是“卦始”，[38]他說：

參天雲(yun) 者，並天之一三五[39]而成其為(wei) 九也。……故聖人畫奇以象乎天，而名其爻為(wei) 九，命其卦為(wei) 乾也。兩(liang) 地雲(yun) 者，並地之二四而成其為(wei) 六也。……故聖人畫偶以象乎地，而名其爻為(wei) 六，命其卦為(wei) 坤也。……及其九六既具，而六子也者，又從(cong) 九六而得七八焉。則奇偶相參，八純卦者立，而六十四卦由之以成矣。[40]

可見，所謂“四象生八卦”，也就是四象先生出乾坤二卦，再由乾坤二卦生出八卦。六十四卦的生成，則“又取八純卦者疊而八之”。[41]

乾坤生六子的說法，源自《說卦傳(chuan) 》“乾，天也，故稱父；坤，地也，故稱母”一章。《說卦傳(chuan) 》此章的內(nei) 容以人倫(lun) 關(guan) 係比擬乾坤與(yu) 其它六經卦之間的關(guan) 係，實際上不涉及聖人如何畫卦作《易》的問題。但是程大昌以此為(wei) 核心，將《易傳(chuan) 》涉及作《易》內(nei) 容的所有章節都貫通起來，做到了一以貫之，盡管有著結構鬆散、邏輯不嚴(yan) 謹的毛病，但也是極其不易的解釋創造。在河洛易學史上，除了程大昌，朱子也做到了這一點，隻不過那完全是另外一種理路。

四、結語

宋易河洛學所要解決(jue) 的第一個(ge) 問題，就是伏羲如何作《易》的問題。但困難之處在於(yu) ，《易傳(chuan) 》對於(yu) 伏羲作《易》有數種不同的說法，如何對這些彼此差異性極大的說法做出一個(ge) 統一的解釋。如果說以往的易學主要圍繞著《周易》經傳(chuan) 的注釋而展開，那麽(me) 宋易河洛學則要解決(jue) 的是《周易》文本如何產(chan) 生的問題。由此他們(men) 找到了《河圖》《洛書(shu) 》，並努力在《河圖》《洛書(shu) 》中詮釋出伏羲作《易》的具體(ti) 過程來，以與(yu) 《易傳(chuan) 》其他作《易》之說相一致。在這個(ge) 詮釋工作中，唯有劉牧一係的程大昌和朱子一係的朱子，成功做到了數種作《易》之說的統一。前者實質上是以“乾坤生六子卦”為(wei) 根本內(nei) 容，來統合“聖人則《河圖》《洛書(shu) 》”和“易有太極”等諸種說法；後者則把“易有太極”章理解為(wei) “一每生二”[42]的理生氣模式，來規定《河圖》《洛書(shu) 》的實質內(nei) 容。

宋易河洛學需要解決(jue) 的第二個(ge) 問題則是，《河圖》《洛書(shu) 》的關(guan) 係問題。對於(yu) 這個(ge) 問題，劉牧一係內(nei) 部眾(zhong) 說紛紜。如劉牧學派認為(wei) 《河圖》為(wei) 形而上、《洛書(shu) 》為(wei) 形而下，而程大昌則認為(wei) 《洛書(shu) 》為(wei) 本、《河圖》為(wei) 用。《河圖》《洛書(shu) 》的關(guan) 係問題，還牽涉到《周易》與(yu) 《洪範》這兩(liang) 部經典，這一方麵的理論成果主要體(ti) 現在朱子一係的河洛學。《洛書(shu) 》圖式與(yu) 《洪範》的匹配，對於(yu) 《洪範》九疇的體(ti) 係化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yi) 。朱子與(yu) 蔡沈的《洪範》詮釋以“皇極疇”為(wei) 核心疇統合其它八疇，與(yu) 《洪範》對應在《洛書(shu) 》中恰好處於(yu) 中五的位置有著極為(wei) 緊密的關(guan) 係。另外，《洛書(shu) 》與(yu) 《洪範》的匹配還有一項成果，就是蔡沈範數之學的建構，盡管以現代學術的眼光來看，範數學的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恐怕要打上問號，但是它對之後的傳(chuan) 統學術有著不小的影響。

注釋：
 
[1]朱震：《漢上易傳表》，載《漢上易傳》，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頁。
 
[2]朱熹：《易學啟蒙》，載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1頁。
 
[3]白發紅：《宋易河洛史略：從劉牧到朱子》，《中華易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4]郭彧：《導讀》，劉牧撰、郭彧導讀：《＜易數鉤隱圖＞導讀》，北京：華齡出版社，2019年，第1-9頁。
 
[5]劉牧撰、郭彧導讀：《＜易數鉤隱圖＞導讀》，北京：華齡出版社，2019年，第30頁。
 
[6]郭彧：《導讀》，劉牧撰、郭彧導讀：《＜易數鉤隱圖＞導讀》，北京：華齡出版社，2019年，第10-11頁。
 
[7]李覯：《李覯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54頁。
 
[8]郭彧：《導讀》，劉牧撰、郭彧導讀：《＜易數鉤隱圖＞導讀》，北京：華齡出版社，2019年，第23頁。
 
[9]劉牧撰、郭彧導讀：《＜易數鉤隱圖＞導讀》，北京：華齡出版社，2019年，第41頁。
 
[10]劉牧撰、郭彧導讀：《＜易數鉤隱圖＞導讀》，北京：華齡出版社，2019年，第43頁。
 
[11]劉牧撰、郭彧導讀：《＜易數鉤隱圖＞導讀》，北京：華齡出版社，2019年，第88-89頁。
 
[12]劉牧撰、郭彧導讀：《＜易數鉤隱圖＞導讀》，北京：華齡出版社，2019年，第103頁。
 
[13]劉牧撰、郭彧導讀：《＜易數鉤隱圖＞導讀》，北京：華齡出版社，2019年，第104-105頁。
 
[14]班固：《漢書（上冊）》,嶽麓書社,2008年，第546頁。
 
[15]劉牧撰、郭彧導讀：《＜易數鉤隱圖＞導讀》，北京：華齡出版社，2019年，第107-108頁。
 
[16]劉牧撰、郭彧導讀：《＜易數鉤隱圖＞導讀》，北京：華齡出版社，2019年，第109頁。
 
[17]朱伯崑對《易數鉤隱圖》作了全麵的研究，本文隻研究其中的《河圖》《洛書》及相關內容。參見氏著：《易學哲學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年，第25-45頁。
 
[18]劉牧撰、郭彧導讀：《＜易數鉤隱圖＞導讀》，北京：華齡出版社，2019年，第108頁。
 
[19]劉牧撰、郭彧導讀：《＜易數鉤隱圖＞導讀》，北京：華齡出版社，2019年，第109-110頁。
 
[20]李覯：《李覯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54頁。
 
[21]對此，吳曉欣作了紮實、細致而全麵的研究。參見氏著：《程大昌＜易原＞思想研究》，武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22]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509頁。
 
[23]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518頁。
 
[24]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509頁。
 
[25]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511頁。
 
[26]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530頁。
 
[27]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531頁。
 
[28]“本數”“用數”是程大昌易學之數論的重要概念，本文不做細致處理，可參看吳曉欣：《程大昌＜易原＞思想研究》，武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29]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514頁。
 
[30]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507-508頁。
 
[31]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511頁。
 
[32]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518頁。
 
[33]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537頁。
 
[34]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514-515頁。
 
[35]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516頁。
 
[36]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553頁。
 
[37]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558頁。
 
[38]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562頁。
 
[39]程大昌以一二三四為四象，但在解釋“參天兩地”時，卻把天五也算進來。對此程大昌給出了詳細的解釋，此不贅述，可參考吳曉欣：《程大昌＜易原＞思想研究》，武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40]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562頁。
 
[41]程大昌：《易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515頁。
 
[42]朱熹：《周易本義》，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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