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如何改變生活？”

作者：丁紀

來源：“欽明書(shu) 院”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六月初十日甲戌

          耶穌2020年7月30日

荷蓧丈人說孔子，曰：“四體(ti) 不勤，五穀不分，孰為(wei) 夫子！”（《論語》總章四六六）公孫醜(chou) 問孟子，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者，何也？”（《孟子》總章二〇八）從(cong) 一定意義(yi) 上可以說，這些向孔孟發出的質疑，都是在問：道理，或者學問，或者德性，究竟能不能改變人的生活？如果把生活的意義(yi) 劃定在勞作身體(ti) 、辨識五穀、耕而食之之範圍的話。如果生活的範圍隻得如此，那麽(me) ，雖有孔子之學問，不足以勤四體(ti) 、分五穀，恰好孔子自己也承認，這方麵，“吾不如老農(nong) 、老圃”（《論語》總章三〇五），當然，肯定也不至於(yu) 到“墮肢體(ti) ，黜聰明”的程度（《莊子•大宗師》），即從(cong) 正反兩(liang) 麵，學問都無以造成生活的改變，則學問與(yu) 生活竟可能是無關(guan) 的；至於(yu) 《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素餐君子以其唯有學問，簡直就可以說不配生活了！再像《中庸》所說：“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章一四）似乎大可以反著讀，行乎富貴而素富貴、行乎貧賤而素貧賤、行乎患難而素患難，君子所學所行，對貧賤、富貴、患難等等，可不真就是完全無能為(wei) 力的嗎？

子路是這樣評論荷蓧丈人的：“不仕無義(yi) 。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yi) 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luan) 大倫(lun)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yi) 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孟子答公孫醜(chou) ，亦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cong) 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yu) 是！”然後下章接言士尚誌、言居仁由義(yi) 。孔孟的學問，是道德仁義(yi) 的學問，是倫(lun) 理節概的學問；孔孟的生活，也是道德仁義(yi) 的生活，是倫(lun) 理節概的生活。一般的生活者，對於(yu) 道德仁義(yi) 、倫(lun) 理節概並沒有自覺意識，至少，沒有條貫和深入的意識，因而可以很容易地否認此等學問對於(yu) 生活的意義(yi) 。但是，剔除了這種學問的生活，其實算不得真正的生活，就如普通的耕稼活動是不會(hui) 有“欲潔其身”的意識一樣，失去“大倫(lun) ”的保證，自潔其身乃至長幼之節等等“小倫(lun) ”、“小節”之類，立刻就會(hui) 陷入動蕩與(yu) 可疑中，何暇去呼應保證生活意義(yi) 之要求！則雖有其君，不得安富尊榮，不知其為(wei) 君；雖有子弟，不得孝弟忠信，不知其為(wei) 子弟。不有君臣、父子、兄弟，何來真正的人的生活！所以，關(guan) 乎大倫(lun) 大節的學問，從(cong) 根本和全幅上對生活起著紐結、底定與(yu) 融通的作用，亦最大限度拓開生活的廣度、高度、厚度與(yu) 純度。哪怕對這種學問之人從(cong) 不肯“用之”、“從(cong) 之”，即不使這種學問向著生活積極地發生其意義(yi) ，而聽任“道之不行”的情形發生，聽任他們(men) 在生活的邊緣冷清地帶將一種“素貧賤”、“素患難”、人所不堪的生活一氣過到底，人們(men) 不也總能時或得一鑒照，以消極地證得生活之意義(yi) ，從(cong) 而亦間接表明學問與(yu) 生活之關(guan) 係嗎？所以到這裏，孟子用了他常常會(hui) 用的口氣說：像這樣的素餐君子、白食君子，隻恨其不多！

子路，尤其是孟子在這裏所說，首先特指一種士君子的學問與(yu) 生活。也就是說，一種學問的廣泛意義(yi) 的達成，是要寄托在一個(ge) 特定階級、階層的是否成立與(yu) 是否擔承上的。我曾經說的，“要在生活中保持讀書(shu) 人本色而不失”，也是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的，即要在當代生活中培育和保持一種士君子之人格意識。“士”不能對譯成“知識分子”，學者已多有論，我亦雲(yun) 然，所以“士君子之自覺”不等於(yu) “知識分子之自覺”，我也隻說“讀書(shu) 人”。士君子之意識是否便是“精英意識”，此在難言，如果從(cong) 道義(yi) 承當的角度上說，那麽(me) ，是的，士君子之意識是一種精英意識，是一種社會(hui) 領袖意識。士君子意識之自覺，是否必然要與(yu) 士階級之重建相與(yu) 為(wei) 條件，尚在可論。至於(yu) 說，士階級是否屬於(yu) “中產(chan) 階級”之類，則言不及義(yi) ，已屬不切題之論了。

我從(cong) 海軍(jun) 老師寫(xie) 給當屆畢業(ye) 研究生的文章中摘出一段：“我常常想象那種最適宜講道理的場合，其實是在勞作過程中變得皮糙肉厚，然後在閑時分享一下待人接物之道。所謂‘渴時一滴如甘霖’，勞作之餘(yu) 在暢談道德性命的滿足中酣睡，皮實與(yu) 心誠才符合內(nei) 外交相養(yang) 之道，身與(yu) 心同時保持著強大。”是對這段話所說真有感觸、確有認同。但是，第一，我知道，海軍(jun) 老師之所以這樣說，乃是有所為(wei) 而發，並非說一種通義(yi) ；第二，我自省自己所以有此心態，其實多少可以說，是帶著些人道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乃至民粹主義(yi) 意味的，這種心態之養(yang) 成，是因為(wei) 從(cong) 毛時代經曆過來，對底層人民總抱有更多一些親(qin) 近與(yu) 敬重，此種心態固也與(yu) 儒家仁民、民為(wei) 貴的立場相通，但對士君子本位，終究是發生些偏移的。“勞作之餘(yu) ”，誰來做那個(ge) “講道理”、講“待人接物之道”、“暢談道德性命”之人？不工不農(nong) 不商，惟士為(wei) 能。“士”這個(ge) 字，無論是從(cong) 從(cong) 一從(cong) 十的角度講，還是從(cong) 從(cong) 二從(cong) 〡的角度講，都有通乎上下、合眾(zhong) 為(wei) 一、同心同德而貴於(yu) 有恒的意思，所以孔子曰“推十合一為(wei) 士”，孟子亦曰“無恒產(chan) 而有恒心者，惟士為(wei) 能”。

但當我們(men) 思考“道理能否以及如何改變人的生活”這樣的問題的時候，它所要求的，可能不僅(jin) 僅(jin) 是一種對特定生活理想之表述，而更多是對學問與(yu) 生活一般可能關(guan) 係之通論。

當我們(men) 問：“道理或學問可能改變生活嗎？”這首先表示我們(men) 正在或者曾經預期、期待，也表示我們(men) 認為(wei) 作為(wei) 一種應當，道理或學問就是要具有一種改變、改良生活的能力；其次，這種預期或許發生過失落，或這種應當沒有相應地表現為(wei) 現實之效驗，因而，一種學問與(yu) 生活關(guan) 係的距離感、緊張感就發生出來，引起我們(men) 的困惑；甚至，道理、學問之無助於(yu) 生活，適為(wei) 生活之累贅，在有人看來，或已成生活中既有已驗之效，此種印象被深深植入問題的根基處，作為(wei) 潛台詞，絲(si) 縷不斷地在做著無聲的聲張。在生活中，當聽見一個(ge) 人問：“道理真有可能改變人的生活嗎？”或許不過表示他對自己曾經費心於(yu) 道理、學問等等虛誕無謂之事的某種不值與(yu) 追悔而已。這個(ge) 時候，急於(yu) 向他說明道理確實可以改變生活，是無濟於(yu) 事的。康德作為(wei) 一個(ge) 學問家，曾經對生活表達一種非常謙恭的態度，大意是說，學問並非敢於(yu) 教導生活亦即改變生活，隻是解釋生活而已。馬克思不同意他，而謂：過去的哲學家都隻是在解釋世界，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出於(yu) 改造世界的目的，“批判的武器”就要轉變成“武器的批判”。在這裏，批判代表學問，武器代表生活，當然隻是戰士的、戰鬥的生活，“武器的批判”之足以改變生活、改造世界自不待言，但它也直接造成了對學問的無視乃至取締，所以，這並不應該成為(wei) 解決(jue) 學問與(yu) 生活關(guan) 係問題的真正對應之方。泰勒斯為(wei) 了向人證明“無用的哲學”其實是有用的，在農(nong) 閑時節收購了全城的榨油機，然後在橄欖收獲季節高價(jia) 出租，大發其財，至少在做這件事的時候，他不是作為(wei) 一個(ge) 哲學家，而是一個(ge) 壟斷專(zhuan) 利、囤積居奇的投機者、奸商。為(wei) 了急於(yu) 向人證明哲學有用、學問或道理對生活具有改變之力，一個(ge) 哲學家竟可以墮落成一個(ge) 賤丈夫，這是我們(men) 可以引以自警的一個(ge) 反例。

以為(wei) 道理、學問對改變生活無能為(wei) 力，或對此隻抱一種將信將疑之心，這不表明道理、學問如何，隻表明這個(ge) 說道理、學道理的人，其對道理毫無理會(hui) 把握，或隻在半生不熟、青黃不接之間而已。“苟為(wei) 不熟，不如荑稗”（《孟子》總章一五九），可不是累贅是什麽(me) ！不熟，則學問與(yu) 生活之間互生嫌隙，學問自零落不成片段，至於(yu) 生活，欲其滋味悠長而有以盡其意義(yi) 、真不枉過一世者，豈可得乎！

然以為(wei) 道理或學問與(yu) 生活無關(guan) ，相當於(yu) 說，人可以過一種“沒有道理”的生活，不知天地間到何處可以討得這樣的生活！以為(wei) 道理、學問可以改變得了他人，獨獨改變不了我，則相當於(yu) 說，我出離於(yu) 他人外，畸零而別在。與(yu) 此類似的，比如，無從(cong) 分享他人的經驗教訓，不能從(cong) 他人的經曆中真正學習(xi) 到什麽(me) ；對於(yu) 不得不然的事情，既已知其應對之法，卻沉湎反複、兜兜轉轉而無以決(jue) 斷。諸如此類。此等，有根本麻木不仁者，有曆坎遇挫而灰心者，但也有負重吃力之征象，為(wei) 上進之所必然者，不可一概論。《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程伊川說讀《論語》者，曰：“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liang) 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遺書(shu) 》卷一九，條七八）不出於(yu) 嚴(yan) 格的解釋，但可兩(liang) 相比而讀之，做四種學問境界、亦作四種生活層次理解：

日用不知、讀了後全無事，此種也“單純”，更不知學問為(wei) 何事，亦不受學問之累，亦不受學問、生活關(guan) 係等等問題困擾，但其實，因無學問之意識，遂並無生活之意識，無生活之自覺，學問當此，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理固屬內(nei) 在本具，然道理學問最多隻得為(wei) 此生活提供一種規範與(yu) 保障，從(cong) 而改變其外在生活而已。繼善成性、手舞足蹈，此種真實、自然、飽滿已極，言學問，則身即道，全是一派“生命的學問”，言生活，則道即身，將生活活成一片純然道理，此亦不必言改變，亦不存在改變之餘(yu) 地，其所謂“改”者、“變”者，惟在其本身全體(ti) 日新又新、生機流轉之中刻刻呈現。日用不知者無可改變，繼善成性者無須改變，這恰也是“惟上智下愚不移”的意思；惟“昔之惑人乘其迷暗，今之入人因其高明”，下愚可以一似高明，“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上智可以一似下愚，上智、下愚都不是表麵上或自詡的那樣而已。

“道理能否以及如何改變生活”之得以成立為(wei) 一問題，或者說，學問與(yu) 生活何以會(hui) 發生一種緊張感，以至有分裂、背馳之虞，特在中間兩(liang) 層以論之：一種智者見智、得一兩(liang) 句而喜，一種仁者見仁、讀後知好之。兩(liang) 種總之皆屬“日月至焉”者，前者月一至，後者日一至，至之有疏密、有果確與(yu) 遲滯之不同，因而成一種高下；至如“三月不違”者，則入繼善成性、手舞足蹈層次去。這兩(liang) 種層次，前一種，生活其實仍然是一個(ge) 混沌的整體(ti) ，與(yu) 日用不知、讀了後全無事者相去未遠，隻是生活偶露罅隙，遇此則循世道間之習(xi) 尚，於(yu) 流傳(chuan) 之學問中取其一二道理以為(wei) 附會(hui) 、點綴，此其所謂“智”者非真智，隻是作此點綴，外麵看來是個(ge) “聰明人”，故對其餘(yu) 生活者而言謂之“智”；後一種，學問已不再僅(jin) 僅(jin) “服務於(yu) 生活”，學問自身漸漸具輪廓、現脈絡、成體(ti) 統，其綽約風姿較之目前生活種種之事，有足令人不忍忽、牽心魂、起神往者，於(yu) 是生活與(yu) 學問兩(liang) 邊，這邊地位漸輕，那邊地位漸重，然亦頗有羈係，不能作某種“斷舍離”。此二種，前者改變也難，後者改變也易，但都固有改變之必要，而亦實富改變之力、現改變之機。

二者之病，要之皆以學問、生活相外而為(wei) 二，然後站在生活立場上看待、評判、取舍學問；於(yu) 學問又總是不熟，不但於(yu) 學問不熟，生活亦嚼不破，隻在皮相上、外殼上得些滋味。因為(wei) 有意要裝點生活，所以不誠，學問總在口耳之間，不能蘊積為(wei) 德行，故遇事無力量；因為(wei) 淺嚐學問，假借得別人一段見識，所以總有一種口給之佞，略不為(wei) 難，樣樣都容易遮掩得過。因為(wei) 戀棧舊窠臼，所以不勇，往往表現為(wei) 過分自惜自愛；亦非不可謂頗見得些學問好處，卻覺得學問之好處竟有若傷(shang) 我者，處處要修剪我羽毛、消除我故態，於(yu) 是百般周護，乃至對道理所以為(wei) 道理、學問所以為(wei) 學問者竟起忿忿之意。海軍(jun) 老師一語極警辟：“儒家道理從(cong) 來講究變化氣質，但生活經驗中能成功變化的不多，氣質恰恰更容易吸納助己而非克己的道理。”這讓我不禁躬自省之，有多少道理被我拿來助長了自身氣質的偏蔽？

這兩(liang) 種層次之人，慣常還會(hui) 有一種表現，就是喜歡“拆機器”。海軍(jun) 老師文中舉(ju) 拆電視機多了幾個(ge) 零件裝不回去的例子，而曰：“儒家最反對這種搞法……儒家文明從(cong) 根本上不是這個(ge) 路子。”有一點，作為(wei) 與(yu) 學問對提的生活，特別是中國人的生活，哪怕是現如今已經如此不中國的當代生活，其中許多成分，仍然無可諱言是儒家聖賢塑造的，或儒家聖賢肯定過、曾為(wei) 之辯護的。比如，東(dong) 西方生活皆有家庭、婚姻之存在，如何對待家庭、婚姻如今也皆成為(wei) 生活之一大問題源，但是，中國人之家庭、婚姻較之西方有一種絕大之不同，就是我們(men) 有聖賢在前，將家庭、婚姻置於(yu) 全部人倫(lun) 最為(wei) 核心的生成與(yu) 保全之地，因而，我們(men) 之於(yu) 家庭、婚姻，當取最為(wei) 保守之態度，而我們(men) 對於(yu) 家庭、婚姻作為(wei) 問題之應對，亦當有最為(wei) 健全之信念。一個(ge) 學習(xi) 儒家之人當此，隻以其為(wei) 生活中泛泛之因素而輕易對待之，不識此竟是聖賢心血留存於(yu) 當今生活之“遺跡”，真可謂是“大水衝(chong) 了龍王廟”、“有眼不識泰山”，先不說其他，至少也是識之不明的表現，或對儒家學問的熱愛僅(jin) 止於(yu) 葉公好龍一般。我覺得，這是海軍(jun) 老師“拆機器”的例子中非常隱微的一種含義(yi) ，也是他給我帶來的一個(ge) 很大的啟發點。海軍(jun) 老師說，一個(ge) 自信的老師，才敢於(yu) 對學生家庭、婚姻問題說道一番。高老師過去是要說的，高老師退休以後，近兩(liang) 年來，海軍(jun) 老師也是要說的。這個(ge) 問題，唯獨我，極少說，乃至從(cong) 未說過。但我確實以為(wei) ，從(cong) 來不會(hui) 有一種“不能在家”、“家裏呆不住”的儒者。如果我們(men) 一邊學習(xi) 儒家的學問、道理，一邊對家庭、婚姻起許多冷淡隔膜、離心離德，那一定在某處出了嚴(yan) 重問題。

但說到“拆機器”本身，我的理解是，一拆了之，至於(yu) 重新組裝回去的事情，連考慮都不考慮；再有，拆了，也裝回去了，從(cong) 此以後，就覺得有資格要求普天之下講授電視機原理和生產(chan) 電視機的，都必須按照他的認知和工作流程去講解、生產(chan) 電視機，否則，就不承認別人那算是電視機：似此等，固都絕在不能允許之列。但是，我自己的經曆是，從(cong) 小玩兒(er) 到大的夥(huo) 伴中，喜歡拆機器、拆玩具的人，漸漸養(yang) 成一種凡事打開來看裏麵的習(xi) 慣，後來不是成為(wei) 工程家、機械師，就是成為(wei) 冒險家，多少帶些桀驁崢嶸之氣；我自己，是從(cong) 來沒有拆過機器、拆過玩具的，一是因為(wei) 玩具少，所以“過分自惜自愛”，舍不得拆，再就是不自信，不信自己拆了還能裝得回去、裝回去還有不壞的，因此養(yang) 成一種凡事物內(nei) 部都隻能靠想象、靠推測的習(xi) 慣，推測而不求驗證，想象不夠，就用詩意或神秘補之，性情方麵，也養(yang) 得服帖規矩如斯，以至於(yu) 一看有人要打開一個(ge) 物件看它裏麵，心中就不免凜凜的。這種經曆告訴我，“拆機器”也尚須兩(liang) 分論之。生活並非鐵板一塊，更非總是理所當然，學問一到，生活為(wei) 開，不拆自拆，生活馬腳已露，我偏故意不去捅破它，恐怕也是不爽性。

學問的養(yang) 成過程，最容易做到的就是“見智”，養(yang) 成一種鋒利而單薄的知見之力。“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一劍在手，滿眼看出去，到處都是不平事了，遂躍躍欲試，向生活開刀，來一場“武器的批判”，本來身在其中的生活，此刻成了對麵的一台“異化”的、壓迫人的機器，本來囫圇一團的生活，現在已目無全牛。這些說到底，也確是學問漸進、道理意識漸醒的一種征候與(yu) 表現，卻不是學問有成、道理大熟的表現。知及仁守，道理各門，可以說，知是最具“武器屬性”的一類，也最容易見效，所以“十年磨一劍”，十年說久不久，也確實有所可成，但此時仁與(yu) 義(yi) 與(yu) 禮等都須更假時日，卻迫不及待，等到霜刃一試，生活渙散一地了，卻發現自己原來尚未習(xi) 得重裝的技藝，而自家後路已斷、根據之地已失，一種脆弱感無自而生。海軍(jun) 老師是怎麽(me) 說的？“所謂脆弱，就是拆解之後再也放不回去的那種心慌，或者自以為(wei) 放回去了，卻一有事就驚、一出事就慌。破壞了文明係統原有的牢固性，脆弱就是必然的。”脆弱是無所倚恃的茫然感、虛脫感，但脆弱也確實已出離了麻木、擺脫了蠢然不靈的狀態，隻是在向柔韌剛強而進的過程中尚有許多前路而已。

道理或學問究竟能不能改變人的生活？在人肯不肯自求真有以改變。改變的遲速久暫之效究竟如何？在需要改變的問題難易大小之不同，亦尤取決(jue) 於(yu) 自求改變者之自我磨礪蕩滌的工夫淺深為(wei) 如何。道理始終為(wei) 一，用之如何乃在於(yu) 人。不必感歎變化氣質之不易，從(cong) 來沒有人應許過此是容易之事；不必感歎“江山易改，稟性難移”，江山幾度改易過？真肯改易其稟性者，較江山之改易者尤稀少。孔子屢曰“吾未見”，確實，吾未見那樣一種人，為(wei) 了變化氣質，而必矯枉過之正，粗暴的細膩一番，浮泛的深沉一番，敏感的大度一番，憂戚的坦蕩一番，總之，肯這麽(me) 別扭一下自己、在一個(ge) 反方向上救濟一下自己，吾未見那樣一種人，見的最多是憐惜一下自己、容讓一下自己、驕縱一下自己之人，都隻在如何讓自己方便、便宜的地方做人，那還去論變化氣質之難易幹什麽(me) ！“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可不是“我與(yu) 我周旋久”的那種熟，即不是對一切既有的因循墨守之熟，而是義(yi) 精仁熟之熟。這種熟，須當每進一步、每別開一種生麵，在日新又新的意境中重新識別和認肯下來自己本來麵目，而生活每進一步、變化一著，其方向、前景，都為(wei) 道理學問所昭示。生活果然為(wei) 變，也不是說因為(wei) 講講道理、理會(hui) 理會(hui) 學問，本來貧賤的富貴了，本來患難的安逸了，一切生活為(wei) 難之處都迎刃而解、一了百了。而是說，改變之前，貧賤、患難如天大事，天大的事，幾人消受得？變化之後，也貧賤，則“行乎貧賤”，也患難，則“行乎患難”，貧賤、患難於(yu) 我如浮雲(yun) 鴻毛，誰又消受不得？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