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製禮作樂(le) 並非一蹴而就

作者：李凱（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六月初九日癸酉

          耶穌2020年7月29日

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hui) 巨變發端於(yu) 經濟領域的鐵器牛耕，其對上層建築帶來深刻影響，最終迎來了大一統的秦漢時代。這樣的變化並不是一蹴而就，它經曆了東(dong) 周數百年乃至更長時間的震蕩。如果說春秋戰國時期的變革是驚濤駭浪，那麽(me) 就應該存在構成驚濤駭浪的無數小浪花，李斯所謂“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即此。就此而言，夏商西周時期的社會(hui) 變化始終存在，但其規模程度與(yu) 春秋戰國時期相比，可謂小巫見大巫。

商周變革時間存疑

20世紀初，王國維撰寫(xie) 《殷周製度論》的一個(ge) 重要初衷，就是探討後世可見的中華文明可追溯到何時。他指出：“中國政治與(yu) 文化之變革，莫劇於(yu) 殷、周之際”，“欲觀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製度始矣。周人製度之大異於(yu) 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製，由是而生宗法及喪(sang) 服之製，並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製，君天子臣諸侯之製；二曰廟數之製；三曰同姓不婚之製。此數者，皆周之所以綱紀天下。其旨則在納上下於(yu) 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ti) 。”這篇名文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了學者們(men) 的廣泛討論。

商周之間有沒有變革、發生在怎樣的曆史背景下、表現在哪些方麵、是否是中國曆史上的巨變，諸多問題至今不絕於(yu) 耳。辯證法告訴我們(men) ，變與(yu) 常相輔相成。人類社會(hui) 時刻都在變化，隻不過變化的程度有大有小。商周的變革是存在的，但商周變革的關(guan) 鍵點發生在哪一具體(ti) 時期，是否如王國維所說發生在周初，則是一大疑問。

孔子眼中的周人製度

孔子對殷商文化製度諳熟於(yu) 心，對周代禮樂(le) 文明更是無比青睞，感慨“周監於(yu) 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論語·八佾》）。孔子盛讚周公，說明周公對周人的製度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論語·為(wei) 政》中，孔子曾與(yu) 子張討論過三代損益的話題。他強調夏商周三代之間的因循損益關(guan) 係：製度文化不可能是憑空捏造的，一定是在前代經驗的基礎上針對當時的社會(hui) 需要進行種種調整。這是曆史發展的規律，而商周之間的損益就是典型。從(cong) 中國曆史數千年的發展線索看，孔子的觀點是正確的，“雖百世，可知也”的自信不是虛言，其關(guan) 於(yu) 商周因循損益的說法自然更是卓見。《論語·衛靈公》中孔子向顏回講述為(wei) 邦之道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le) 則韶舞”，孔子以夏之曆法、殷之車輦、周之冠冕以及虞舜之韶樂(le) ，為(wei) 邦國政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說明他看到了前代不同曆史階段的特點，並能取我所需、遴選重組。上述內(nei) 容構成了孔子及其門人的政治理想世界，周人之冠冕在孔子眼中是至為(wei) 關(guan) 鍵的因素。

《論語·述而》中，孔子還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邢疏：“孔子歎其衰老，言我盛時嚐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今則久多時矣，吾更不複夢見周公，知是吾衰老甚矣。”夢見周公“行其道”成了孔子壯盛之時的特征，說明孔子把周公的政治實踐當作自己的精神家園。雖然孔子大量言論湮沒在曆史長河中，但今人能夠憑借有限的材料，想見孔子在親(qin) 朋弟子麵前一遍遍稱說周公的樣子。周人的製度文化獨樹一幟，周公是其中不可忽視的人物。我們(men) 不應忽視孔子的殷遺民身份，他固然說過“殷有三仁”（微子、箕子、比幹），但商代政治人物與(yu) 製度建設在孔子內(nei) 心世界中，其位置與(yu) 周代不可同日而語。這不僅(jin) 是因為(wei) 孔子心胸的博大（跳出了國族部落認同的範疇），以及孔子掌握的文獻信息量頗為(wei) 豐(feng) 富，更是因為(wei) 周人的製度文化歎為(wei) 觀止。

文獻與(yu) 考古資料分歧

如果《論語》等文獻信息不是空穴來風，那麽(me) 春秋戰國變革來臨(lin) 之前，商周製度文化有不少內(nei) 容沉澱下來。例如，儒家經典基本在周代已經寫(xie) 定，成為(wei) 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眾(zhong) 多典籍把製禮作樂(le) 的功績歸於(yu) 大規模“封建親(qin) 戚”的周公旦。而“封建親(qin) 戚”又是周人製度建設的關(guan) 鍵時期，周公為(wei) 代表的王朝最高統治者吸收了商朝敗亡與(yu) 三監之亂(luan) 的曆史教訓，試圖通過各個(ge) 部落都認可的規範建設一個(ge) 華夏文明共同體(ti) ，從(cong) 而打破血緣部落天生內(nei) 聚性的羈絆。如果說這時形成了“禮儀(yi) 三百”“威儀(yi) 三千”的體(ti) 製，當不為(wei) 過。但是，考古資料表明，西周早期大量沿襲商文化，周人自身的文化建設尚未形成氣候，這與(yu) 周公製禮作樂(le) 的記載並不匹配。

值得注意的是，考古資料中周人真正的文化氣象，並不是出現在周公與(yu) 成康時期，而是在西周中期。引人矚目的是，在西周中期以後，一係列現代考古學的量化標準出現了。墓葬習(xi) 俗反映了嚴(yan) 格的封建製度等級：各種銅器出土的數量與(yu) 組合遵循一定比例，同墓諸鼎的形製、紋飾及銘文相似，但規格尺寸逐次遞減，即出現列鼎製度；墓室大小、棺槨層數、兵器種類與(yu) 數量、車馬器種類與(yu) 車馬數量等因素日益規範，而西周早期的大中小型墓葬並不見森然有序的禮儀(yi) 差別。

此外，青銅器風格在西周中期以後為(wei) 之一變：酒器基本被食器取代，西周早期青銅器常見的殷人族徽、日幹名、饕餮紋、雲(yun) 雷紋等，到西周中期基本退出曆史，周人的竊曲紋、環帶紋、重環紋、瓦紋等因素在青銅器上日益顯現。更值得思考的是，西周中晚期以後周人文化圈的擴大，超越了西周政治力量所及的範圍；一些個(ge) 案表明，西周早期非周族還保留了自己的墓葬製度與(yu) 等級關(guan) 係，但到西周中晚期這些差異已消失，“異族”物質特征與(yu) 周人主流喪(sang) 葬製度融為(wei) 一體(ti) 。

這樣的變化比周公時代晚了百餘(yu) 年。西方學者往往對這些考古資料的重視程度遠大於(yu) 文獻記載，他們(men) 就此認為(wei) ，周公製禮作樂(le) 是孔子以及其他東(dong) 周學者針對當時禮崩樂(le) 壞現象而提出的理想國，他們(men) 把西周中晚期的現象提前百餘(yu) 年；因現實需要而改造甚至建構古史，又是東(dong) 周典籍司空見慣的做法。美國學者羅泰在《宗子維城——從(cong) 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國社會(hui)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中主張，“周禮”是一個(ge) 不斷變化的動態概念，孔子時代熟悉的“周禮”並非完全源自周公，而是源自公元前8世紀以來的周代禮製演進。“周禮”似乎不像《大同書(shu) 》式的理想構畫，更像英格蘭(lan) 普通法，它是處於(yu) 不斷演進、豐(feng) 富和修正狀態中的古老習(xi) 慣法的匯編。當然，這樣的分歧與(yu) 周代曆史文獻不足密切相關(guan) ，但也反映出中西學者在知識結構、治學方法和曆史觀方麵的差異。

解決(jue) 分歧的思考

不可否認，儒家典籍有理想化、藍圖化的層麵，尤其是禮書(shu) 對周公製禮作樂(le) 行為(wei) 存在美化。但古代製度文化創製的歸屬並不明確，人們(men) 往往把某宗師抬出來作為(wei) 某事業(ye) 的創始人，此人物與(yu) 該事業(ye) 會(hui) 存在一定的聯係。這從(cong) 一個(ge) 角度也能說明，周公的製度建設實踐是存在的，“禮文備物”“史官有法”的魯國以及講究“無征不信”的儒者抬出全然子虛烏(wu) 有的現象，可能性不大。

紛亂(luan) 複雜的事件在中國曆史長河中轉瞬即逝，帶有偶然性，未必留下太多的痕跡，屬於(yu) 法國年鑒學派所說的“個(ge) 體(ti) 時間”。而考古學研究的現象一定是物化的，它們(men) 往往是人們(men) 的風俗、製度、信仰造就的，在偶然性之外更多體(ti) 現的是必然性，屬於(yu) 年鑒學派所說的“社會(hui) 時間”。從(cong) “個(ge) 體(ti) 時間”過渡到“社會(hui) 時間”自然需要一個(ge) 發展過程。按照《尚書(shu) 大傳(chuan) 》的說法，周公攝政七年，製禮作樂(le) 隻有一年。這樣短促的時間，說尋求法理、草創法條是有可能的（一定意義(yi) 上也顯倉(cang) 促，畢竟從(cong) 李悝的《法經》到蕭何的《九章律》經曆了二百年），把禮法的精神貫徹到成周、宗周與(yu) 諸侯國等廣大區域的貴族生活中，顯然超乎人力所及。

今天的青銅器銘文中關(guan) 於(yu) 周公的內(nei) 容隻是很小一部分，並且都是與(yu) 作器者相關(guan) ，不能反映周公政治生活的全貌；製禮作樂(le) 是否能夠對當時貴族全然公開，也值得思考。周初最重要的任務是戡亂(luan) ，更大的可能是，周公在製禮作樂(le) 時隻是把“德”“禮”一類的法理概念予以闡述，對分封諸侯等亟待解決(jue) 的問題進行方向性的指引並提出草案。而另外的工作，則由後世帝王依據時代需要逐步進行；他們(men) 祖述周公之德，不把這些實踐歸到自己名下，所以典籍中僅(jin) 有穆王改製、厲王革典等後人零星的記載。更重要的是，周公強調敬德保民，這與(yu) 《史記·高祖本紀讚》等文獻所說周人尚“文”（依靠人的製度文化）之風是一致的，也與(yu) 西周中晚期考古資料反映的製度規範在精神上一脈相承。

一係列考古學現象似能說明，西周中葉，周王室進行著有力的製度建設，才使得殷商時期的非周族的文化殘餘(yu) 漸漸消融，周人規範的文化氣象逐漸凸顯。如果沒有統治者的強力推行，在資源匱乏的上古時期，這是不可能實現的。這就呈現出一個(ge) 有趣的現象：共懿孝夷幾代周王，在文獻中已顯示出衰勢，但這恰是西周製度建設進行的關(guan) 鍵時期。《史記·周本紀》等文獻對這一時期的史事記載甚少，也可解讀為(wei) 此時製度已經發揮作用，無太多禍亂(luan) 發生。許倬雲(yun) 《西周史》謂共懿孝夷四世“恩命頗繁，官職猥多，國力在消費中漸漸消耗，都是周政將敗的征象”，或近事實，但“敗”遠不是這一曆史時期之事。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