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燾洋務思想中的船山哲學影響

作者：陳焱（哲學博士，華東(dong) 師範大學哲學博士後）

來源：《船山學刊》，2020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六月初十日甲戌

          耶穌2020年7月30日

摘要

郭嵩燾是晚清洋務運動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是近代湖湘士大夫集團中研究與(yu) 宣傳(chuan) 船山思想的大將與(yu) 旗手。洋務運動作為(wei) 晚清士大夫麵對西方文明衝(chong) 擊所進行的自強求富之政治改革運動，曆來被認為(wei) 是近代中國思想引進與(yu) 對峙西學的重要一環。而郭嵩燾在推動洋務運動的時候，以船山實學思想作為(wei) 方法論依托與(yu) 理論參照來接續西學。在郭嵩燾的洋務思想中，體(ti) 現了船山對於(yu) 中國傳(chuan) 統哲學思想之變革的思考，作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哲學中最具啟蒙性的代表，船山的哲學方法論在郭嵩燾務實求變的洋務思想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影響，推動了近代中國的思想與(yu) 政治變革。

關(guan) 鍵詞：王船山；郭嵩燾；洋務運動；理勢外交；時幾原則

導言

同治四年，也就是公元1864年，在曾國藩指揮湘軍(jun) 攻克天京（南京）並基本掃平太平天國起義(yi) 軍(jun) 的次年，他支持其弟曾國荃於(yu) 金陵重刻刊印《王船山遺書(shu) 》三百二十卷，並為(wei) 之作序。在序言中他認為(wei) ：“船山先生注《正蒙》數萬(wan) 言，注《禮記》數十萬(wan) 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顯以綱維萬(wan) 事，弭世亂(luan) 於(yu) 未形。”[1]255-256“綱維萬(wan) 事”意味著，曾國藩將船山的思想當作了與(yu) 既往程朱理學不同的新的儒家意識形態與(yu) 價(jia) 值標準，而隨後我們(men) 在曆史上也看到了曾國藩與(yu) 整個(ge) 湖湘士大夫集團所推動的政治與(yu) 製度改革。具體(ti) 來說，就是在同光之際興(xing) 起的，由湖湘士大夫集團為(wei) 主導者之一的洋務運動。

郭嵩燾是那一代湖湘士大夫集團中鼓吹洋務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與(yu) 曾國藩也是兒(er) 女親(qin) 家，還是近代第一位出訪歐陸的清政府高級官員，近現代中國外交第一人。同時，他又是晚清船山哲學的倡導者與(yu) 鼓吹者當中的核心人物，在船山祠落成的祭文裏以王船山的私淑弟子自居。就此言，通過對於(yu) 郭嵩燾洋務思想的研究，可以試著觀照下述兩(liang) 個(ge) 問題：

一、在湖湘士大夫集團的洋務思想中船山哲學的影響幾何？

二、其影響具體(ti) 集中在哪些方麵？

從(cong) 近代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回答這兩(liang) 個(ge) 問題的學術價(jia) 值在於(yu) ：可以從(cong) 一個(ge) 案例典型的角度來反映傳(chuan) 統中國學術在晚清近代化與(yu) 西方化的思想思潮中所占有的地位與(yu) 影響，並以此管窺近代中西哲學交匯融合發展之一斑。

這構成了本文的問題意識。

一、郭嵩燾的洋務外交哲學中的船山“曆史理勢論”

從(cong) 船山學研究史上說，盡管近代船山學研究似可以曾氏兄弟的金陵開局作為(wei) 起點。但在其後對於(yu) 船山思想的發揚中，郭嵩燾卻是其中不能繞過的一個(ge) 人物。眾(zhong) 所周知，郭嵩燾對於(yu) 船山思想推崇備至，甚至認為(wei) ，“至於(yu) 析（船山）理之淵微，惟吾朱子庶幾仿佛，而固不逮其詳。”[2]675將船山與(yu) 朱子比肩而論。此外，其曾在罷官回鄉(xiang) 講學的時候為(wei) 王船山建立私祠（後來成為(wei) 船山學社），並在光緒二年正式上疏清廷，首開晚清船山從(cong) 祀的倡議，這也表明了他對於(yu) 船山哲學的重視程度。

但從(cong) 曆史上看，郭嵩燾的這一奏疏並沒有得到主管從(cong) 祀一事的禮部的批準。其後，關(guan) 於(yu) 王船山從(cong) 祀一事更是成為(wei) 晚清湖湘士大夫與(yu) 清廷中央保守派所反複博弈的一個(ge) 政治議題。湖北學政孔祥霖、禦史趙啟霖又分別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上奏要求從(cong) 祀，但都沒有及時得到批準。一直到直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隨著清廷宣布預備立憲，才終於(yu) 批準從(cong) 祀。關(guan) 於(yu) 這段曆史事實，當代學者多有著述，此處恕不展開。

在這段公案中，一個(ge) 值得注意的細節是：在郭嵩燾遞交這一從(cong) 祀奏疏的時候，清廷執掌禮部的官員乃是徐桐，其正於(yu) 此年履新。此人作為(wei) 晚清著名的傳(chuan) 統理學守舊派，對於(yu) 洋務運動以及向任何西方學習(xi) 的主張皆持反對意見。《清史稿》上說他：“崇宋儒說，守舊，惡西學如仇。門人言新政者，屏不令入謁。”（《清史稿·列傳(chuan) ·二百五十二》）[3]12750

相反，做過首任清廷駐英、法兩(liang) 國大使的郭嵩燾正是晚清提倡洋務運動並立主向西方學習(xi) 的主要人物之一，因此郭氏以船山從(cong) 祀為(wei) 契機力圖推廣其學的這份奏疏，實際上可以看成是清廷中央守舊的清流保守派，與(yu) 以湖湘士大夫集團為(wei) 核心的洋務派之間的一次新舊政治與(yu) 思想意識形態交鋒。而郭嵩燾也很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一點。正是在奏請從(cong) 祀的同一年，他上疏清廷陳述了自己對於(yu) 洋務外交的看法，我們(men) 可以在其中看到了船山哲學的影子。其雲(yun) ：

竊謂辦理洋務，一言以蔽之，曰講求應付之方而已矣。應付之方，不越理勢二者。勢者，人與(yu) 我共之者也。有彼所必爭(zheng) 之勢，有我所必爭(zheng) 之勢。權其輕重，時其緩急，先使事理了然於(yu) 心。彼之所必爭(zheng) ，不能不應者也。彼所必爭(zheng) ，而亦我之所必爭(zheng) ，又所萬(wan) 不能應者也。宜應者，許之更無遲疑。不宜應者，拒之亦更無屈撓。斯之謂勢。理者，所以自處者也。自古中外交兵，先審曲直。勢足而理固，不能違，勢不足而別無可恃，尤恃理以折之。[4]799

在上述引文中，郭嵩燾根據自己在歐陸諸國的遊曆以及處理教案的經驗，總結出了晚清以來最早的具有近代意義(yi) 的外交哲學。依郭嵩燾看來，外交是非常現實的東(dong) 西，一切講求從(cong) 具體(ti) 實際出發，此即所謂“勢”。這個(ge) “勢”是當時雙方利益的強弱矛盾匯合之時空場域，它是一個(ge) 擁有具體(ti) 現實性與(yu) 時間性的概念。因此，必須根據當前所處之時勢中所蘊涵的各種利益糾葛之間的輕重緩急來加以明確。搞清楚對方所必須獲取的核心利益（彼之所必爭(zheng) ），以及我方所必須維護的核心利益（我之所必爭(zheng) ）；如果對對方的核心利益可以回應讓步，則必須果斷讓步；但如果對方的利益涉及我方的核心利益，則必須要拒絕到底。而“理”則是我方所堅持的上述是非對錯之根據的價(jia) 值觀。在郭嵩燾看來，如現實時勢有利於(yu) 我方的前提，則以“理”可固——我方的立場可以更好地得到貫徹（不能違），反之若“勢不足”則翻盤無望（別無可恃）——唯獨依靠“理”本身還可以作為(wei) 最後的依憑，來挽回一些“勢”上的損失，但“理”起不到決(jue) 定性的作用。

從(cong) 哲學上看，郭嵩燾的上述觀點，有著非常鮮明的“具體(ti) 先於(yu) 一般、器先於(yu) 道”的認識論邏輯。換言之，在郭嵩燾那裏，辦理洋務外交的基本原則並不存在先定之法，要根據具體(ti) 個(ge) 別的外交事件（場域）去判斷當時彼我之間的態勢如何，然後再做出決(jue) 策應對。盡管具有先驗性與(yu) 原則性之“理”的確立能有助於(yu) 我方更好地從(cong) “勢”中維護和爭(zheng) 取自身的利益，但其不能改變其時現實態勢本身的強弱。

就此言，郭嵩燾的外交思想是非常現實的，或者說是根據具體(ti) 情況來進行變化的，而這與(yu) 理學傳(chuan) 統中“天理”等一般性形上原則優(you) 先的價(jia) 值觀大相徑庭。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當時郭嵩燾所倡導的對歐陸諸國的外交思想，完全不同於(yu) 儒家傳(chuan) 統中的中央政府對於(yu) 周邊少數民族所采取的居高臨(lin) 下式樣的“羈縻之策”。相反更類似於(yu) 歐洲近世由威斯特伐利亞(ya) 體(ti) 係確立起來的現代外交原則，也即以具體(ti) 實際的情況與(yu) 國家利益作為(wei) 外交的第一原則，這顯然是具有進步意義(yi) 的。

但在筆者看來，實際上，郭嵩燾所倡導的“以理佐勢”的“理勢論”之洋務外交原則及其“勢強於(yu) 理”的認識論核心和“人我共其勢”的判斷前提，進而以對彼我核心利益進行確實把握並作為(wei) 決(jue) 策依據的說法，這一整套思想邏輯的內(nei) 涵就來自船山的史論。船山雲(yun) ：

夫所謂理勢者，豈有定理，而形跡相若，其勢均哉。度之己，度之彼，智者不能違，勇者不能競，唯其時而已。[5]140

同郭嵩燾一樣，船山的這段話講的也是外交中的理勢，他在此評論的是：西夏景宗李元昊駕崩以後西夏毅宗李諒祚登基，其時年僅(jin) 一歲。針對這一局麵，宋廷議論是否可以趁著主少國疑之際，攻滅西夏。而宋臣程琳以為(wei) 不可，理由是：“春秋重伐喪(sang) 之貶”。但船山認為(wei) 程琳這一觀點立論不妥，是書(shu) 生迂腐之見。當時西夏之不可伐，主要應從(cong) 當時宋夏之間的理勢角度考慮。在西夏一方，因其時已立國、有宗廟社稷、並以漢人為(wei) 相、使用中國製度、開科舉(ju) ，若受攻擊，西夏雖弱則其國君臣上下必定死戰來維護既得利益。而反之，在宋一方，太宗、真宗朝在開國名將仍在、軍(jun) 力未衰的情況下依然奈何不了西夏，隻得任其立國；到了仁宗朝，開國夙將都已過世，能打的狄青等將又受製於(yu) 言官議論，所以就此彼我理勢而言，開戰並無勝算。[5]140-141

而郭嵩燾對於(yu) 其時清廷上下不明中西之間的理勢，對西方列強盲目自大的批評也與(yu) 船山的這段史論類似。更讓他痛心疾首的是，這種自大不僅(jin) 僅(jin) 是其時頑固派老臣的典型心理狀態，而且其時外派出使的年輕官僚也是如此心態。其雲(yun) ：“然每見出使一二隨員信劄，仍意氣自負，多懷貶斥之心。中土儒生虛驕之氣，無可言者，然盡如此存心，以求裨益國家，固不可得矣。”[6]799這顯然是不明理勢的一種表現，由此可見船山曆史哲學對於(yu) 郭嵩燾洋務思想的影響。、

二、郭嵩燾洋務思想背後的船山“知時審勢”方法論原則

借用船山的理勢方法論，郭嵩燾認為(wei) ，在討論對於(yu) 歐陸諸國的戰和問題上，首先必須要明了的就是清朝與(yu) 西方之間目前所處之時勢狀況，知時審勢再做決(jue) 定，如果這一問題不明，其餘(yu) 所有相關(guan) 言論都隻能是空談而不解決(jue) 實際問題，這是自南宋以來中原王朝一直存在的積弊。所以郭氏雲(yun) ：

竊見辦理洋務三十年，中外諸臣，一襲南宋以後之議論，以和為(wei) 辱，以戰為(wei) 高。積成數百年習(xi) 氣。其自北宋以前，上推至漢唐，綏邊應敵，深謀遠略，載在史冊(ce) ，未嚐省覽。洋人情勢，尤所茫然，無能推測其底蘊，而窺知其究竟。[6]793

顯然，郭嵩燾在上述引文中有其未盡之言。那就是晚清實際已與(yu) 南宋一般，處於(yu) 外有強敵而內(nei) 蘊積弱的時勢之中。因此，若再以傳(chuan) 統的中華-夷狄的世界觀作為(wei) 不可易之天理來簡單地處理外交問題，顯然是徹底的教條主義(yi) ，隻能對其時的局麵造成反作用，宋亡在前、史鑒不遠。所以，根據其時之理勢，當前的首要任務要想辦法了解洋人情勢、知其底蘊究竟為(wei) 何，才最為(wei) 關(guan) 鍵。

即學習(xi) 西方、了解西方，才有可能更好地掌握與(yu) 西方進行交往的主動權。而這一主張背後的理論邏輯乃是：因為(wei) 昔日中華-夷狄的時勢已易，因此過去中華-夷狄的世界觀（理）也應該發生改變，所謂“以理合勢”，正在於(yu) 此。有趣的是，郭嵩燾的這一想法顯然也能在船山史論中找到理論依據。譬如，船山雲(yun) ：

今之時非昔之時，而勢可知已。勢不相若，而安危存亡之理，亦昭然其不昧矣。……知時以審勢，因勢而求合於(yu) 理，豈可以概論哉！[5]142

上述船山所謂的“知時審勢”、“因勢求理”也就意味著抽象之理必須隨著具體(ti) 的時勢而變化，這是其史論中常見的說法，而這基本也道出了以郭嵩燾為(wei) 代表士大夫推動洋務的核心思想動機，或者說洋務運動在中國傳(chuan) 統思想文化中所具有的哲學合法性。

作為(wei) 洋務派，以郭嵩燾為(wei) 代表近代湖湘士大夫對於(yu) 船山之學的借鑒不僅(jin) 是具體(ti) 史論方法層麵的，同時還涉及到抽象的世界觀與(yu) 價(jia) 值觀層麵。站在船山肩膀上的他們(men) ，除了力圖學習(xi) 西方的技藝器具外，同樣要求一種觀念的變革。當然上承曾國藩所定下的船山研究的基調，其觀念變革根本目的還是為(wei) 了維護名教傳(chuan) 統。

所以，這也從(cong) 另一個(ge) 角度表明，一般曆史學界認為(wei) 洋務運動主要著眼於(yu) 引進西方物質文明（器物）的觀點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洋務運動的根本理念依然是為(wei) 了存續名教傳(chuan) 統。從(cong) 上文中郭嵩燾對於(yu) 晚清理學保守派的批評來看，盡管後世經常將洋務派與(yu) 改良派的宗旨概括為(wei) “中體(ti) 西用”，但從(cong) 具體(ti) 上說，這個(ge) 中學之體(ti) 本身也並非完全是傳(chuan) 統程朱理學意義(yi) 上的倫(lun) 常名教之體(ti) ，我們(men) 可以說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乃是船山之體(ti) 而非當時作為(wei) 正統的程朱之體(ti) 。

可以這樣說，洋務派的“中體(ti) ”是經過篩選的、在他們(men) 看來能夠適應當時時代（理勢）需要（既維護倫(lun) 常名教又應對西方思想衝(chong) 擊）的儒學傳(chuan) 統思想資源，而船山哲學在晚清所引起的思想風潮就是洋務運動在當時觀念變革方麵的典型表現之一。就此言，洋務運動同樣意味著一場儒學或者說中國哲學在近代的思想革命，洋務派政治改革措施的背後所蘊含的是儒學，或者說傳(chuan) 統中國學術不斷揚棄自身以適應全新時代的努力，並且這種努力盡管是由外在刺激而產(chan) 生的，但其部分思想資源（船山哲學）本身卻是內(nei) 生的，有其內(nei) 在於(yu) 傳(chuan) 統的思想與(yu) 曆史邏輯。譬如郭嵩燾雲(yun) ：

莫變匪時，莫貞匪時。驚時之變，而不據以為(wei) 貞，而變亦不足以立。時者，日新而不失其素者也。貞者，天之幹；時者，天之恒也。……天之化，富有而不吝於(yu) 施，日新而不用其故，容光而不窮於(yu) 所受。命者，命此焉耳。性者，性此焉耳。是以命日受，性日生也。……寒暑之際，風以候之。治亂(luan) 之際，詩以占之。迎之也必以幾，報之也必以反。知幾知反，可與(yu) 觀化也。[7]528

我們(men) 可以看到，郭嵩燾在上文中表達了一種時代與(yu) 曆史在進步與(yu) 進化的世界觀，並且他指出唯有這種變異與(yu) 變化才是永恒不變並時刻發生著的。他認為(wei) ，這就是自然（天之化）的根本所在。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儒學傳(chuan) 統上的性與(yu) 命都應該是隨著時代的發展日新更替而非永恒不變的。而這一曆史哲學的立場顯然也是以郭嵩燾為(wei) 代表洋務派的思想意識形態的核心所在。

並且，洋務派的這一具有近代意義(yi) 的理論驅動力中所蘊含的此種曆史哲學特質實是發端於(yu) 船山對於(yu) 道學傳(chuan) 統的批判而非西方思想影響的結果。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王船山就是以郭嵩燾為(wei) 代表的近代洋務派的精神與(yu) 理論導師之一，我們(men) 一般說的船山思想在中國近代哲學史上的進步意義(yi) [8]201也應由此而始。因為(wei) 郭嵩燾上述說法中的每一句話幾乎都能在船山著作中找到與(yu) 之對應的思想淵藪。如上文“時貞”之語，船山雲(yun) ：

莫變匪時，莫貞匪時。非時以為(wei) 貞，則天下亦安足紀哉？[5]447

如上文郭氏對“時者，天之恒也。”的定義(yi) ，船山的說法是：

時者，莫能違者也。[9]375

而上文關(guan) 於(yu) 其“天化日新而不用其故”之說，船山雲(yun) ：

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10]375

當然上述引文中最為(wei) 核心的“命日受，性日生”之語，也正是船山最著名的思想觀點之一，船山雲(yun) ：

命日降，性日受。性者，生之理，未死以前皆生也，皆降命受性之日也。[10]413

而關(guan) 於(yu) 郭氏最後的“知幾”之說，船山雲(yun) ：

存神以知幾，德滋而熟，所用皆神，化物而不為(wei) 物化，此作聖希天之實學也。[10]89

值得注意的是最後這條引文，因為(wei) “知幾”代表著船山所理解的實學方法論，在筆者看來，這實是船山哲學的核心要義(yi) 之一。《係辭》上講“聖人存神知化”，“化”在中國哲學傳(chuan) 統上乃是世間萬(wan) 物運轉變化的規律，它是一個(ge) 宇宙論概念。而“神”表明這一“化”的莫測性，因此唯有聖人知“微妙之幾”以存“不測之化”。所以郭嵩燾在上述引文中也正是依此來講“知幾知反，可與(yu) 觀化也”。根據錢鍾書(shu) 的定義(yi) ，“知幾存神”的內(nei) 涵意味著：“‘知幾’非無巴鼻之猜度，乃有朕兆而推斷，特其朕兆尚微而未著，常情遂忽而不睹；能察事象象之微，識尋常所忽，斯所以為(wei) ‘神’。”[11]76若對照錢氏的定義(yi) ，我們(men) 可以發現，同樣提倡實學並承接著經世致用湖湘學脈傳(chuan) 統的郭嵩燾，也正是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理解上承於(yu) 《易》的“知幾”之法的。郭嵩燾雲(yun) ：

幾者，動之微，體(ti) 用之交，妙而通焉者也。聖人研幾以成天下之務；豪傑審幾以赴事幾之會(hui)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知天下之勢者，可與(yu) 審幾矣。知天下之幾者，乃以銷天下之險阻，而勢之輕重，斟酌焉而得其平。聖人之大用，不能違勢而意行，存乎研幾之精而已矣。[7]448

依上文來看，從(cong) 認識方法說，郭嵩燾實際上是將船山的“知幾之法”把握認作是掌控具體(ti) 曆史理勢、解決(jue) 具體(ti) 的現實問題的核心關(guan) 鍵。船山講的“化物而不為(wei) 物化”被其理解為(wei) “識其重而亟反之”的聖人之功，而這裏的前提條件，根據船山的理解就是要“識得常人不識之幾，方可為(wei) 之反”。船山雲(yun) “輕重之勢，若不可返，返之幾正在是也，而人弗能知也。”[12]334結合上述引文來看，郭嵩燾顯然把握到了這一思想。

曆史地說，郭嵩燾所處之時勢正是起於(yu) 清廷剛鎮壓下太平天國，舉(ju) 國保守派士大夫認為(wei) 太平無事，看似有中興(xing) 之望的鹹同之際。對此郭嵩燾也有清醒的認識：“金陵之功甫成，士大夫謂自是可以長享無事，而議論囂然。”[13]199但其與(yu) 曾國藩為(wei) 代表的洋務派顯然已經認識到，在這個(ge) 看似“長享無事”的現象背後，在不測之神化中，大清王朝與(yu) 傳(chuan) 統儒家意識形態之現實理勢已經蘊含著為(wei) 時人所忽視的危殆之幾。因此，用船山的理論來說，洋務運動就是他們(men) 這些“知天下之幾”者根據，並順應天下之大勢的變化“銷天下之險阻”使得勢之輕重複歸其平的努力。

因為(wei) 秉持“知幾務實”的原則，所以郭嵩燾對於(yu) 其時造成大清王朝及其名教傳(chuan) 統之理勢輕重失衡最大的那個(ge) 砝碼——西洋文明，投入了巨大的熱情與(yu) 關(guan) 注。並且，他指出，西洋諸國行事崇尚的正是“審勢、明機、務實”之學。郭嵩燾雲(yun) ：

竊以為(wei) 中國與(yu) 洋人交涉，當先究知其國政、軍(jun) 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後可以師其用兵製器之方，以求漸積之功。如今個(ge) 口岸設立機器局及遣中國子弟赴西洋學習(xi) ，其法度程式，皆漸積之功，收效數十年後者。其行之之本，則在乎審輕重之勢，明曲直之機，求通變之才，務真實之用。西洋之法，通國士民一出於(yu) 學。律法、軍(jun) 政、船政、下及工藝，皆由學升進而專(zhuan) 習(xi) 之，而惟任將及出使各國，必國人公推，以重其選。竊觀漢詔求使絕域，與(yu) 將相並重，西洋猶存此意，是二者皆據理勢之要，持安危之機，所宜慎選而專(zhuan) 用之者也。能通知洋人之情，而後可以應變；能博考洋人之法，而後可以審機。[2]738

從(cong) 上述引文來看，郭嵩燾非常清楚，“用兵製器”之方隻是整個(ge) 西方國家體(ti) 製與(yu) 意識形態、思想文化之架構所造成的最終結果，就此言，要真正學習(xi) 西方的用兵製器之方就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所以要求漸積之功），其前提必須從(cong) 學習(xi) 西方的“法度程式”開始。但此間其核心的理論要素在於(yu) ，他認為(wei) ，即便是西方的“法度程式”，相對於(yu) 中國的思想係統來說也並非是什麽(me) 全新的東(dong) 西。也就是所謂“審輕重之勢，明曲直之機，求通變之才，務真實之用”這些論斷及其應對之法，在他看來，這些東(dong) 西本身皆可以在船山思想或者說傳(chuan) 統中國哲學思想中找到思想依據與(yu) 理論資源，如“漢詔求使絕域”之類。

就此而言，我們(men) 可以發現，在以郭嵩燾為(wei) 代表的洋務派那裏，盡管他們(men) 已經體(ti) 會(hui) 到了西方文明與(yu) 製度之強盛並力主學習(xi) ，但其在同時對於(yu) 華夏文明本身依然有足夠的文化自信。不過，雖然終極目標同樣是扶植名教，但他的這種文化自信又與(yu) 當時保守派的盲目文化自大有所不同——郭嵩燾十分認真地在浩如煙海的中國文化傳(chuan) 統中尋找著可以包容、涵懾、詮釋西方文明與(yu) 體(ti) 製的傳(chuan) 統思想資源，最後他發現了船山哲學在這方麵的價(jia) 值，並以其方法論匡正當時因西方文明洶湧而來而失衡的曆史輕重之理勢，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和標準上說，船山之學在晚清確實具有某種思想啟蒙的先進性。

三、船山哲學在郭嵩燾洋務思想中所麵臨(lin) 理論問題與(yu) 內(nei) 在矛盾

盡管郭嵩燾成功地運用了船山哲學來支撐其洋務思想，但他對船山哲學特別是對船山之史論的詮釋與(yu) 利用實際上同時又受到兩(liang) 方麵的思想反動。一方麵，船山哲學本身相對於(yu) 當時傳(chuan) 統學術主流的程朱理學來說乃是非主流的，這就意味著其本身就需要與(yu) 程朱理學來爭(zheng) 奪正統之位，這一點從(cong) 前文船山從(cong) 祀的爭(zheng) 議中可見一斑。另一方麵，郭氏實際力圖將船山的思想方法論作為(wei) 武器，在他所理解的中國傳(chuan) 統中找出一套應對西方思想文明衝(chong) 擊的現實方針與(yu) 思想方案，這就意味著他所給出的船山之學必須對西方的衝(chong) 擊給出合適的理論回應。

而從(cong) 今人的角度來看，就船山思想本身論之，郭嵩燾所麵臨(lin) 的這兩(liang) 方麵反動背後還牽扯到一對內(nei) 在的思想矛盾。首先從(cong) 爭(zheng) 奪正統的角度來說，就理論上看，船山的思想資源當中最大的正統性之一是“反清排滿”，因為(wei) 整個(ge) 船山思想的核心起於(yu) 甲申之變後宋明道學內(nei) 部的自我反思，而這一點是以曾國藩與(yu) 郭嵩燾為(wei) 代表的忠於(yu) 清廷的洋務派士大夫所必須回避的。

盡管船山遺書(shu) 的付梓本身就意味著某種民族主義(yi) 宣誓，但洋務派對於(yu) 清廷的忠誠從(cong) 今天來看乃是確實的。從(cong) 洋務派的角度來說，扶植名教的政治目標本身顯然是以大清朝的存在為(wei) 前提的，因為(wei) 名教本身就已經規定了湖湘士大夫集團與(yu) 滿清皇帝之間的君臣關(guan) 係。所以，在缺了這一塊之後，使得船山學的道學批判隻剩下方法論層麵的內(nei) 涵，而無法進入更高層次的價(jia) 值與(yu) 理論批判領域。因此，這實際削弱了其原本所具有的，對於(yu) 作為(wei) 晚清官方正統意識形態的程朱理學的批評力度。

其次，從(cong) 對接西學的角度上說，由於(yu) 他們(men) 希望將船山的思想預設為(wei) 中學正統（因此力主從(cong) 祀）來作為(wei) 對接西學的理論尺度，這使得郭嵩燾在討論西方學術、文化、體(ti) 製的時候，總是想用一種以船山學格義(yi) 西學的方法，通過船山哲學的中介，將西方文明納入到中國文化學術自身的軌道內(nei) 來討論。盡管這是魏晉以來中西文化交通融合的故技，但這種做法其實有牽強附會(hui) 的問題。而且最為(wei) 關(guan) 鍵的是，對接與(yu) 儒家異質的思想傳(chuan) 統，並非船山之著述本身的學術目標。從(cong) 船山思想本身來看，其恰恰非常排斥任何非儒家的意識形態，這其中也包括在明末已經傳(chuan) 入中國的部分西方思想。

綜上所述，這些矛盾在郭嵩燾這裏之所以鬥而不破、能有其內(nei) 在的學術與(yu) 思想張力，並進而使得船山哲學成為(wei) 了其洋務運動的理論與(yu) 思想意識形態依據之一。其中的核心關(guan) 鍵就在於(yu) ：船山思想作為(wei) 自宋明以來的中國哲學史傳(chuan) 統的總結者與(yu) 批判者（馮(feng) 契語），冥合於(yu) 西方思想在當時對於(yu) 理學傳(chuan) 統的衝(chong) 擊。從(cong) 批判的角度來說，可以兼容西學的影響；而從(cong) 保教的角度來說，又能對峙於(yu) 西學的衝(chong) 擊，這兩(liang) 者皆順應了晚清的時代與(yu) 思想需求。

所以，在前述引文中，當郭嵩燾接著船山在講“聖人之大用，不能違勢而意行，存乎研幾之精而已矣”時，現實中西方思想文明衝(chong) 擊中國傳(chuan) 統之勢已經是當時郭嵩燾所麵臨(lin) 的不可違逆的時代問題。同時在這個(ge) 中國與(yu) 西方所共有的曆史之理勢的初顯之中（馬克思謂之“世界曆史的誕生”），作為(wei) 洋務派士大夫的曾國藩與(yu) 郭嵩燾等人的自覺思想定位乃是“扶植名教”。就此言，洋務運動就是他們(men) 在當時研幾審勢的結果，借助船山哲學，他們(men) 希望通過對於(yu) 名教傳(chuan) 統內(nei) 在的變革來保衛名教。顯然，船山變易日新的實學方法論與(yu) 曆史觀方麵對於(yu) 洋務派的改革思想影響很大，以至於(yu) 開始通過洋務運動開始大膽提出對於(yu) 名教傳(chuan) 統的變革了。如前文所言，郭嵩燾的近代洋務外交思想實際上從(cong) 方法論上多以船山的理勢原則為(wei) 旨歸，不問華夷正統、先究理勢強弱，而這一方法論革命的背後實際上是對於(yu) 曆史上華夷原則不可動搖之天理的否定，貫徹的是船山的進步主義(yi) 曆史觀。

同時，道學批判與(yu) 堅持道學正統本身在洋務派對於(yu) 船山哲學的利用中顯現出了一種思想矛盾與(yu) 緊張。因此，如上所述，郭嵩燾對於(yu) 船山哲學的詮釋也是不徹底的、片麵的與(yu) 扭曲的，僅(jin) 取其在當時思想與(yu) 政治條件下所需要的方法論部分，而並未接受船山民族主義(yi) 的政治立場。

而這種明顯的思想扭曲與(yu) 不徹底可以用馮(feng) 契對於(yu) 中國近代哲學史的革命性之定義(yi) 來概括，他說：“一般的情況是這樣：在革命的時代，政治思想鬥爭(zheng) 對哲學的影響更顯著一些；而在社會(hui) 穩定發展的時代，科學的進步與(yu) 哲學的關(guan) 係就顯得更重要一些。中國近代是一個(ge) 革命的時代，所以，我們(men) 要著重考察中國近代的社會(hui) 矛盾如何通過政治思想領域的鬥爭(zheng) 而製約著哲學的發展。”[8]3從(cong) 這句話中，我們(men) 也可以窺見以曾國藩、郭嵩燾為(wei) 代表的晚清湖湘士大夫對於(yu) 船山思想之推崇背後深層次的精神動機，以及船山哲學詮釋在晚清思想變革中，因為(wei) 特殊的政治影響所表現出來的時代張力與(yu) 片麵性。

參考文獻
 
[1]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八）.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14.
 
[2]郭嵩燾.郭嵩燾全集（卷十五）.長沙：湖湘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嶽麓書社，2012.
 
[3]趙爾巽等.清史稿（第42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4]郭嵩燾.郭嵩燾全集（卷四）.長沙：湖湘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嶽麓書社，2012.
 
[5]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一冊）.長沙：嶽麓書社，2011.
 
[6]郭嵩燾.郭嵩燾全集（卷四）.長沙：湖湘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嶽麓書社，2012.
 
[7]郭嵩燾.郭嵩燾全集（卷八）.長沙：湖湘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嶽麓書社，2012.
 
[8]馮契.馮契文集（卷六）.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9]王夫之.船山全書（第一冊）.長沙：嶽麓書社，2011.
 
[10]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二冊）.長沙：嶽麓書社，2011.
 
[11]錢鍾書.管錐編（一）.北京：三聯書店，2007.
 
[12]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冊）.長沙：嶽麓書社，2011.
 
[13]郭嵩燾.郭嵩燾全集（卷十三）.長沙：湖湘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嶽麓書社，2012.

責任編輯：近複